生命在电波中永存

1941年6月，新华社山东分社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分社电台在山东军区的支援下，因陋就简地建立起来，呼号为CSR8。叶丰川调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电台台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新华社山东分社始终与大众日报社驻在一起，分社就是报社的通讯部，分社的新闻电台也是报社的新闻电台，分社和报社对内是一家，对外是两块牌子。

担任了新华社电台台长的叶丰川，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对同志们更加关心备至。这年8月1日下午，115师师部在驻地举行隆重的“庆祝八一晚会”，有精彩的戏曲节目。分社、报社不值班的同志都赶去参加晚会。以往有什么热闹的活动，叶丰川总是让同志们去参加，自己留下值班。这次大家都知道他喜欢看戏曲，同志们都主动替他值班，要求他去晚会看看。在大家的热情支持下，他来到了晚会现场。但节目刚开始一会儿，叶丰川就坐不住了，他怕值班人手不足，怕换班时无人替班，于是他毅然离开了晚会现场，冒着闷热的天气，穿过青纱帐，穿过树林，急行15里返回驻地。冒着酷暑赶回来的叶丰川，浑身是汗，身上到处被蚊虫叮咬，他顾不上休息，便上机工作，按时准确地抄收了新华社延安总社播发的《朱彭罗陆诸首长致电慰勉115师，努力建军加强学习锻炼成一支铁的党军》电讯稿，《大众日报》及时作了刊登。叶丰川对工作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使他数年来没误过一次班，自动加班加点的事，真是多不胜数。工作中如此，生活上也是严于律己。发放生活用品，他从不争先，从不求任何物质享受，更不因物资困难而影响情绪，他带来的一条夹被，缝缝补补用了3年，依然还用。他无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总是以一名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影响着大家。

1941年10月下旬，新华社山东分社和大众日报社布置反“扫荡”，埋藏物资，疏散人员，只留精干人员组成3个战时新闻小组，分别负责出《大众日报》和《大众电讯》。新华社山东分社的编辑、记者和报务人员被编入战时第二新闻小组，由分社采编主任兼大众日报通讯部部长的郁永言率领，叶丰川携带无线电收发报机和报务人员随郁永言行动，负责与新华社延安总社和新华社华北分社的联络，抄收电讯稿供战时第二新闻小组出版《大众电讯》，同时向新华总社及时播发山东军民抗战和反“扫荡”的情况和成果，大约每天播发3000字到5000字的新闻。战时新闻小组随八路军115师师部和山东分局机关行动。

11月2日，日伪军以5万人的兵力，对我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长达70余天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在反“扫荡”的日子里，叶丰川跟随战时新闻小组一起行军、转移，每到目的地，叶丰川等报务人员来不及休息，第一件事就是安装收发报机，架设天线，与延安新华总社联络，及时抄收延安播发的电讯稿。同时把新闻小组采写的消息和通讯等及时转发总社。而每次转移，他们又总是要等抄收完新华总社最后一批电讯稿，才能撤退。无论情况怎样危急，环境怎样险恶，叶丰川他们总是认真负责地完成通讯任务。工作虽然繁重又艰苦，但让他们更担心的是电台和机器的安全。电台的目标很大，到了目的地，两根竿子一竖，很容易暴露目标，万一被敌探侦破，就有可能受到敌人的袭击。为此他们严密保护电台，并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常常化险为夷。

除环境险恶外，机器设备也很落后，当时延安总社和叶丰川他们使用的收发报机，功率小，收报声音低，加之沂蒙与延安相距遥远，电波再受山区影响，讯号就极其微弱，如遇敌机轰炸，或大风雪天气，讯号就更听不清，甚至听不到。在收报最困难的时候，叶丰川就找种种原因劝别的报务员下机，自己来收抄。11月的沂蒙山区，已下了几场大雪，十分寒冷，可大家还没有棉衣穿，住的是没有生火的草屋，石头砌的墙四面透风，叶丰川披着薄薄的棉被，坚守在机器旁，用冻僵的手转动着刻度盘，聚精会神地捕捉着电波讯号，闭气静听延安的声音，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常常是收完电讯稿后，他被冻得双腿发麻，两脚动弹不得。可他抄收的电报和电讯稿，依旧是没有漏码、错码，干净整齐，译电员和编辑总是对他投以敬佩和满意的目光。

敌人的“扫荡”是残酷的，11月29日傍晚，叶丰川所在的新闻小组随山东分局领导机关一起向蒙山西南转移。30日拂晓，队伍来到盆泉村一带，正准备住下休息。这时就听东、南、北三面枪声大作，队伍迅速集合向西南方向转移，可刚到大青山的柳树沟村，敌人已三面包围过来，我指挥机关警卫连奋勇向西南冲杀，以掩护队伍突围出去。但是在数倍敌人的包围中，除少数同志冲出包围外，大部分人员被冲散。郁永言领导的战时新闻小组的同志们，迅速销毁文件，砸毁电台机器，分散寻找机会突围。

日伪军从30日凌晨一直打到中午，枪声才渐渐稀落，未突围的同志，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刺身亡，有的被俘，有的躲进山洞幸免于难，我伤亡惨重。就是这样，敌人还不放过，紧接着开始了满山遍野的大搜捕。一直寻机突围的叶丰川，见敌人如此残酷地杀害、搜捕，意识到自己突围的可能性较小，便钻进村旁老乡的秫秸簇暂避，并做好牺牲的准备，他将随身携带的唯一的一颗手榴弹盖揭开，把导火绳套在手指上，从秫秸缝中仔细观察外面的动静。这时，敌人押着一批被俘的同志走过来，一伙汉奸和鬼子走到叶丰川隐藏的秫秸簇旁喊叫道:“八路出来，缴枪不杀。”见无动静，便用刺刀乱捅秫秸簇，一边捅一边叫嚷:“再不出来，就开枪啦!”日本鬼子也狂叫:“八路的，死了死了的!”躲在秫秸簇中的叶丰川见自己已难脱离险境，便将手榴弹藏在腰间，赫然钻出秫秸簇，面对惊恐的敌人，迎着刺骨的寒风，高呼道: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八路军和高呼声，惊得发呆。霎时，他们发现叶丰川身无武器，便冲上前来抓捕他。就在这一瞬间，叶丰川拉响了手榴弹，“轰隆”一声巨响，数名敌人倒地，叶丰川也在这声巨响中壮烈殉国。

沂蒙山的好儿子，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叶丰川，用自己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抗战之歌。

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新华社山东分社伤亡惨重，与叶丰川同时牺牲的还有:郁永言、陈虹、方曙、雷根、姜德奎、孙友功等同志，新闻台的收发报机全部被毁。

1942年1月，被冲散的人从四面八方回来了，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率领的鲁南巡视团返回了沂南山东分局驻地，同志们用从鲁南带回的小型收发报机，开始了与新华社延安总社的联络。而后在山东分局和军区的大力支持下，新华社山东分社的电台设备得到扩充，人员又作了补充，抗战的新闻电波声，又回响在山东—延安，延安—山东之间。

新华社电台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可台长叶丰川却永远地离开了大家。在一次悼念牺牲同志的座谈会上，新闻电台的同志们流着眼泪谈论着:“叶丰川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他热爱祖国、保卫家乡的献身精神;他不畏困难，坚持完成任务的拼搏精神;以及他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优良品德，都值得大家学习。”

1942年7月，大众日报社电务室主任、电台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电信局局长的刘承塾同志撰写了《回忆叶丰川同志》的文章，刊登在7月23日出版的“抗战五周年纪念特辑”上。新中国成立后，报务员韩伟在1950年11月出版的《山东文艺》上发表了《忆叶丰川同志》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高度赞扬了叶丰川同志优秀的革命品德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追忆了叶丰川高风亮节的英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