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上的优秀经济人才

1938年，黄君珏与爱人王默磬一起奉命到山东工作。第二年，组织上又安排他们来到华北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战地文化工作，她文化程度高，担任了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负责编写抗日的革命书籍。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很快与《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合并，黄君珏担任了经理部秘书主任兼总会计师，协助负责报社经营工作。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成立，她又兼任书店的审计室主任。

太行区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是边区政府下辖的四个行政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华北《新华日报》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报纸，1939年1月1日在沁县后沟村创刊，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当时的华北《新华日报》规模很大，包括了很多机构，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与报社合一，人员的工作为“一身二任”，报社除负责抄收和转发延安总社播发的电讯稿件外，对外发稿时采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电头。

敌后新闻工作的条件异常艰苦，处于敌人军事、经济的包围、封锁之中，为了安全，社址变换频繁。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处于高度紧张和极端艰辛的状况。但报社全体人员以抗日救国的崇高思想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智慧、血汗把抗日的新闻传向四面八方。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黄君珏和她的战友们战斗在革命的最前沿，他们既要做好报社的日常工作，担负起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重任，又要随时紧握钢枪，准备与敌人做殊死搏斗。出身官宦之家的黄君珏，来到敌后革命根据地后，很快就和当地同志打成一片，她穿起军装，腰挎手枪，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女新闻战士。

黄君珏在大学里学习的专业是经济学，在经济理论方面颇有造诣，她曾亲自起草制订了华北新华书店政务管理制度和经济核算办法，还常挤出时间给同志们讲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并为华北《新华日报》撰写稿件。由于她工作有方，使报社的经营管理建立了一整套较为规范的制度，她也因此深得边区政府领导和同志们的信赖。她还担任了报社管委会秘书兼总审计师，协助管委会领导负责报社的行政及经营管理活动。她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报社一切经济开支都要经过她这里审核后才能投付使用。她每天的工作都相当繁忙，然而大家却听不到她有任何怨言，她总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着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1940年8月7日的华北《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黄君珏所写的一篇《关于抗日货币政策的实施问题》一文，她在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抗日敌后根据地金融货币政策的实施中的问题:

一、要使抗日货币政策成为有力的武器，首先得注意其实施。

二、旧货币的整理与新币的发行。

三、活跃金融与贸易政策，对抗日货币政策的帮助。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

抗日货币政策有着不少的要点:第一，抗日货币代表着职业的要求，它是我们战胜日寇的武器之一。第二，执行货币政策的是抗日民主政权，不是少数人或某一阶段的独裁政府，它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不同于敌寇侵略性的货币政策，和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货币政策也有别。三年来抗日根据地已经表现出不少的成绩，而我们绝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我们更应当在光荣的成绩上更发挥它，巩固它，使它成为我们最灵活和锐利的经济武器。

在这篇3000多字的经济学论文中黄君珏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和货币政策进行了独到的研究，眼界开阔，分析透彻，在当时敌后根据地是非常难得的。她已成为党的一名优秀的经济人才。

黄君珏的爱人王默磬自幼丧父，在师友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曾以教书为生。1932年他在上海与黄君珏相识，并在她的引导之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曾经一起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一起经历了国民党监狱的严峻考验，后又共赴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战地文化政治工作，当时王默磬是华北《新华日报》电务科的负责人。结婚以后，他们两人感情笃深，被评为边区的“模范夫妻”。在丈夫的眼里，黄君珏是个处事明达，待人柔和的好妻子，两人又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相处最是融洽。在他们唯一的儿子刚刚出生后仅3天，为了不影响工作，黄君珏毅然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儿子。在敌人对晋东南长治潞城的一次战役中，黄君珏夫妇随军撤退，一日奔行百余里，产后不久的黄君珏身心都受到很大损伤，她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和复原，就又投入了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