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佐平先生遗著印好了，同志们又把王蓉清先生的《海滨集》付印，这是先生手写定本，几经删订，不像佐平的断简残篇。所以看了佐平遗著，决不能说就可以窥见祝佐平的学问；而看了《海滨集》，就同亲聆王先生谈论一样，他所学所行，本末灿然具在，原用不着吾们替他吹……或宣传。无奈当不起申甫先生三番五次，亲来督促，只得胡乱写些废话：

先生死前一月，在图书馆和我讨论《禹贡》、碣石，我说碣石早已沦没在汪洋大海中，许多经生，不晓地学原则，和山东半岛积渐陆沉的事实，以致聚讼纷纷，各逞!说，所谓“可怜无益费精神”耳!先生瞿然问故，我把地盘升降的学理，当代地学家考定的断案，源源本本告诉他，他恍然说道：我曾做过一篇辨碣石地望的文，自信折衷诸家，差可算作定论，听你所说，觉得翳障一空，更信考古也不可不知科学，我的《海滨集》，不日可以写定，要烦你仔细看过，倘有类似于此的错误，请勿客气，老实指出，我不惮改订。那时正值盛夏，彼此在休假期间，原是聚首论学的绝好机会。不料没有几天，我给人家邀往上海，尤不料去了不到旬日，蓦地得着先生死耗!归后即在图书馆搜出稿本，知就在吾们别后的旬日间，先生已手录完毕，翻开一看，那篇碣石辨赫然在目!追想他老人家当时蔼然虚己之度，犹在昨日，而又如隔世!万不料仓猝小别，竟成永诀，真使我感怆不已!

先生和我论学，始于宣统庚戌，那年秋间，吾从苏州带了一部《楞严经》归里，先生急急前来借去，看后，极端赞叹佛法精微广大，从此他开始博览佛典(他六十自述纪此事在民元，微误)。他深嗜竺好，而勤奋诵习的功夫，远过于我，我才耸然惊异!后来和先生渐熟晓得他生平于学问，一向如此；至于终身，未常不如此。——这是我对他最先所得到的印象。

论人本同画小照或拍相一般，“贵得其真”，可是谈何容易!我觉得茫茫天壤，要几个好朋友，尚还不难，若要得个真知己，可就旷世难逢!——“好朋友”和“真知己”怎的竟然不同，人家不免笑吾讲疯话，奈这个玄妙，说来话长，碍于体裁，限于篇幅，恕吾不赘，——即就对于王先生的批评而论，归纳起来，不外两种说法：(一)说他不但是国民党人，而且属……党；(二)说他是一位桐城派古文家。这两种极端的观察，好像把王先生放在交易所里拍价，不独早晚市价，相去太远，而且连货色也不会弄清楚!——吾们还用不着辩……党的是非邪正——不是我小觑王先生，以他的才性，决不会有做……党的野心，尤决没有做……党的魄力。至于古文家呢，说者也许是好意推崇，我却要替他叫屈，——如果王先生于四五十岁时候死了，别人上了他这一个尊号，我仅可相对的承认，还不免口是而心非地暗暗说道：“怕还够不上一点罢!”——王先生做起文章来，固不免现出一副像煞古文的面目，到老未变，然而未必自以为成家。至学问方面，思想方面，他于五十岁以后，早已离开所谓桐城派，越走越远，何啻“千万里而遥”。唉!“凤皇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夫泽薮”!古今同慨!何足怪呢!

然而一般社会，说他什么党什么家，却“也事出有因”，且不能说(查无实据)，正惟其说“似是而非”，所以要把它细细分析解剖，再下判决，倍觉困难。吾们妄想用尼采“重新估价”的眼光，求得到先生之(真)，就不能免于(词费)。

如果推崇先生太过，怕引起一种反响，吾们为迎合社会心理计，不如宣布先生的罪状，倒可以博许多先生们的掌声。只可惜我和先生，二十年来毫无人事的关系，惟不时邂逅，论学谈艺，只觉其人不过是一位好学不厌的书生，和厚坦白的长者而已。后来听说他一变而为党人，与一般“少不更事”的青年为伍，这在先生，是生平最奋斗活跃的时期，而吾们路绝万里，不相闻问，使吾不能得他的罪证，罗织成狱，也算一种遗憾。只约略听说：他以老辈而思想左倾，讲学授徒，大有“妖言惑众”之嫌，门下疏附既多，鱼龙曼衍，激进色彩浓重的分子，不免“青出于蓝”，造成“相惊伯有”的恐怖。于是众口铄金，指目先生为作俑之第一人，持平论调的一流，还不过说先生教育的结果，恰如古人所说“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至痛恨先生的，便老实不客气说：他是崇明的洪太尉了!倘然替他辩诬，连我也要蒙“党逆”……之嫌!不道吾归国后，重挹他的言论丰采，觉得他依然是书生本色，长者面貌，或者因吾是肉眼凡夫，看不出他的狐狸尾巴，只好向读此序文诸公道歉罢了!

吾的话似乎离题太远，却因此引出一个很大疑问——照先生出世的时代，和崇明的环境，这位八股出身的老秀才，怎的成为摇身一变的孙行者，一变再变……七十二变，变到似乎……一类人物呢？试看同他老人家年辈相后先的士流，不少八股专家，策论好手，决不会像他这样不安本分？间有一二聪明醸踔的优秀分子，于时文之外，稍知有所谓“旧学”，简直是凤毛麟角了。至于旧学之外，还有什么叫做新学，那何消说得，必是“异端”而已，殊不值大人先生们的一盼。但是他们才气科名，远出先生之上，如今把来相提并论，免不了亵渎他们的罪过。再回头来看学校大兴以后，先生到老不过一个中小学教师，而经手造成的专门人才，大学毕业，出洋留学生，转眼已满坑满谷，新学正统，已自有传人。像他这种半路出家的老新学家，更不值戴方帽子穿洋装司的克克罗克先生们的一盼，所以吾们替先生捧场，而于新旧双方都说不响嘴!何况一般先生们，于科举帖括学校教科，和新旧学有何分别？原不求甚解，勉强解释，怕同(秀才碰着兵)一样，为避麻烦计、只可说先生所学，虽不算高明，却和士子预备考取功名的敲门砖，或学生在学校骗取文凭的课程，略有不同。以受过八股洗礼的老秀才，何以不受时代和环境的束缚，而想知道些翰林进士举人或洋翰林……洋举人所不必学的东西，这就是他特殊的个性，最值得注意。也许即是他晚年受疑谤的主因。他若是才调纵横，气概不可一世，倒也不足为奇，然而他却是很平庸碌碌无所短长的人物。

他比众不同的地方，只在“求知欲”较为强烈，而能绝(意必固我)，既得的知识，不以为已足，而常自视欿然，不自以为是，执着不化，而不恤舍己从人，日知其所亡。见一新书，得一新学说，如同得一件新宝贝、也许有人说：此不过好奇喜新之癖性而已。实则他非经一番研究考虑，得了真知灼见，决不贸然胡乱盲从，不论新旧学问，若有疑窦，不耻下问于后生小子，常恨“吾生有涯而知无涯”!终身孜孜不倦，探索真理，这种“不知老之将至”的海精神，“朝问道夕死可矣”的态度，我所见老辈中，只有他一人。滨文因为他“人老心不老”，才能和青年们沆瀣一气，老辈眼中自然看集不惯，觉得他“非我族类……”了!不幸而王先生成这一点性格，竟可说就是他的“坏处”。他思想越进，离社会越远，平日言论越易惊世骇俗，一传十，十传百，大可为捕风捉影的资料，于是书生的王蓉清，一变而为白衣秀士王伦了。然而他的见解，大概具于《海滨集》内，在极端的新派人物看来，必定觉其平淡无奇，说句“不过如此”而已。

古人云“文如其人”看了先生作的文写的字，真就可以推知他的“人”，当听得藐视他的说，他为文有骨无肉，味同嚼蜡，一般心目中自然以为不及八股策论专家，崇重他的，说它简洁有法度，一字不苟，得桐城薪传，两说都非无见，然所谓桐城派，于旧学内本已无位置，何况现代，难道先生要靠几篇“俯仰于桐城道左”的文章以传么？先生死于一九二十九年，活了六十九岁，以前四十年，恰为十九世纪人物，正他沉酣于古文及旧学之时期。此后已是另外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思想学识，与年俱进，若只知斤斤计较他古文的工拙，委实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把他在时代上的价值，降至零度，那还成二十世纪的王先生么。

够了!如果要我赞颂王先生，我只能如此说法，如果要我骂他，也只能如此骂。否则过与不及，都会失真。先生最讲究纪述文字，亦最严格，平日吾们谈论，常常说：名家作传，以瑕瑜互见，毫无讳饰的，为最上乘。隐恶扬善，已为曲笔。但如确有善可扬，才好着笔。现在文人“谀墓”，愈趋愈下，真正斯文扫地!所谓哀启、行述，恶滥达于极点，真要令人作三日呕!明明嫫母、无盐，而必要形容他的先人，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西施再世，王嫱重生，这不是和尊亲开玩笑!替自己留笑柄么？奉劝世间孝子，这种不足为荣，徒自玷辱的无聊行为，何必多此一举？——先生生前主张如是，我难道还可效颦流俗，使他地下之灵，痛骂我么？我固然没有传神阿堵的本领，却极愿替先生忠实地描一帧“精神”的小照，虽不敢说惟妙惟肖或者不至如罗两峰为袁简斋画像，吃他一顿冷嘲热讽，惜乎先生之不能见也!

陈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