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之人生观

天地何为而生人乎？人何为应时而生乎？虽古之圣人今之哲者皆莫能言也。耶教曰：“上帝始造天地，继乃造人。”是说也，近世皆知其非。儒者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夫五行何以能化万物？亦未明言其故，则亦等于废语耳。佛言：“一切众生无始以来，轮回六道皆由业识。”斯则非亲证无生，法忍者不能知则亦未能喻之于众也。科学家之言曰：太空始有星气星云，继有恒星行星，行星(如大地)由气质而流质而定质，由是有陆海山河而动植物生，而人类生。人之生也，其孕之形成由单细胞而复细胞，而微虫，而鱼类，两栖类，兽类，猿类，然后有人类。夫大地何以有动植物？动物何以递衍递进而有人类？谓其有他力使之乎？未必也。即有他力，而他力之为何复不可知，则亦等于无而已。谓其由自力乎，则彼动物之递衍递进实不自觉，亦未预期也。果孰使之然乎？或曰：是有定律焉。然孰定之，则曰定于物之本质与物之环境。故星气星云之成恒星行星有定律也。行星之有动植诸物以至人类，有定律也。是犹电子之若何，排列成若何，元子诸元子之若何，杂糅若何，排列成若何，动植矿物有定律也，然则佛氏所谓业识，殆指此欤。

惟生生之故自其迹而言之，皆原于种。盖种虽甚微，然自原始以迄今，兹其层累之衍进未尝不一一各具是则，律寓于种，而种因于律，特物各肖其所生，而代趋于微异(严译《天演论》句)，积而久之，微异者乃成大异，于是类分部别各不相同。夫吾人之生亦原于种，特不知我藉种以生乎？抑种即为我乎？藉种以生我，何以适藉是种？种即为我，是种与我非二，恐亦未可，是果偶然乎？抑非偶然乎？佛之言曰：“是由业识。”盖种有美恶，业有净染。净与美相应，恶与染相应。故业之投种，如磁引针，截然不爽。然同一相应，何以不先不后，适生于此，则又佛所谓“缘生”也。经曰：三界有为法，一切惟心造。又曰：由诸业习气，二取习气，俱前异熟既尽，复生余异熟，洵乎亦偶然，亦非偶然已。

然则人也者，心其主而身其仆耳!盖心有善恶，身无善恶，故世之论人也，亦但论其心不论其身。惟心寓于身，不能不为身累。倘心为形役，斯失其所以为人矣。若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则全其为人矣。或乃谓身心本一歧之者，非故身死而心亦失，无所谓轮回，无所谓魂魄。而吾不谓然者，以身乃刹那变易岁月尽更，而心则百年自若也。且世间动植矿三物，其质性迥乎不同，矿物质性不分，质即是性，故质灭而性亦灭。植物则有生机，其体质之吸收组织视生机而异，故质虽略异，性乃万殊。生机即亡，体质犹在。动物则生机之中又寓觉性，每有知觉尽失生机未息，性灵一逝耳目空存。况人为动物之首，而可与矿植等视乎？又视听言动皆以心为主，心如不在则视听失而言动皆非。而修行功深者并能六根互用，且可前知，试问块然之身其能之乎？佛言心包六合，又言阿赖耶识为根身器界之本，诚非虚语也。

独是人既适然而生矣，则将昧昧以生乎，抑思有以善其生也。如任其昧昧以生，则我可无言矣。以古今凡民率皆昧昧以生者也，如思有以善其生则必有一至当之途以使人共由。或谓人性万殊，境亦千别，惟各视其力之所能与志之所向，安能趋于一轨，是果然。然人之行为，要先审理衡情，而后得当，不则焉能无误。由是以推则，所以善其生者，苟一一审理衡情，未尝无共通之术也，如不以我言为非，则请毕陈吾说，以备采择可乎？

或谓人之生也，养育于家，故当于家致力，此固人人知之，且人人能之，无俟我之赘述。抑知家为至小之社会，而我毕生尽力于是，不复知有其他，则其量已隘而识亦卑矣。又以家为承先启后之地，然此非难能之事，苟一旦先已承而后已启，则其责固已卸矣。即先未能承后无以启，亦不能为是人咎，盖亦有命焉。又以家有天伦之乐，且为生事所聚，然父子兄弟夫妇之相聚，亦属适然。如家皆孝友之人，固有天伦之乐，不然尽有不胜其苦者，往往告之不从，激之生变，直以家为累矣。至于生事，亦非家为必不可少者，盖古之豪杰，今之僧侣，尤不乏弃其家，以求遂其志者，如徒尽力于家，恐未当也。

又谓人民为国所维护，故人当报国。特平情论之，人未必赖国以生，而国实依民以立，则谓人有报国之义务者，亦未确也。且今之国民孰不纳赋税供徭役者，是于国固已报矣。以外则量我之力行我之志，委身国事可也，潜踪高隐可也。即不得已而出奔他国，亦可也。若为人迫胁并非己愿，或怀恋利禄不能自退，竟勉强以殉其身者，则亦莐矣。如谓国之安危关系个人之安危，义当人人尽力，是亦不然。国固足保护人民，亦未尝不草芥人民，盖国与政府截然两物，我而为国宣力可也，仅为政府效力，则当辨也。如藉民之力徒以巩固政府而于国无丝毫之益，则方斥逐之不暇，尚忍为之用乎。且今之奔走国事者，非不博爱国之名，究之爵禄其实，但不败坏国事已为万幸，又何必假报国之名以营其私利耶!

若夫入山访道，固亦人生高尚之事。然惟利根上智之士为能行此，未可概期之人人也。吾又不敢轻量天下之士，以为学佛求仙必非今之人所能，特以此道玄微，非具过人之质且有宿根者未易语此。又今之世，先导大师何从访得，恐未睹其人而彷徨中道，甚或为人所绐也。故惟甘心遗世，志切修行，并不计道之得否者，或能从事耳。若夫研究玄学，沉潜内典，则此为个人之志愿，固在所赞许。至欲广事宣传，则梁君漱溟有言“问题既尚不切时局，又未能安，恐徒抱虚愿，终鲜实效”。何则今之为时尚早也。

然则人生当如何？吾不敢放言高论，惟曰：人既托身家国，则有事于家国，亦固其宜。但当以家为寄，不必尽瘁于斯，尤不当以家之故而遗祸于国及社会。至于家之生事，富贵可也，贫贱可也，或不得已而弃之亦可也。若夫于国要当为国宣力，不当藉国营私，政可秉而权不可滥，功可建而利不可图，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如是而已。至于职业，则为人人所应有，不乃为社会之蠹，何以厕身家国。吾谓最宜莫如半工半学(工学皆以广义言)，盖作工则不为分利之人，而好学可期日益。又择业不妨稍卑，庶可易就，且其工与其学相联，自为最佳。即不能亦无妨各别，惟万不可为不正当之职业，以遗祸社会。若是则于人生已立其基础矣。

吾深悯夫人之沉溺于物欲也。夫生事之所需，固以衣食为重。然苟不至于饥寒，斯亦可矣。即求其稍足，亦非不可，乃未足则求其足，既足又求其多且美，复不惜专精，竭力以求之，且剥削千百人之身家以得之，而于衣食之外若宫室若土田若金银若珍宝，又一一求其各足，甚至拥赀数百千万仍未饱其欲壑，卒之心劳神瘁，怨家丛集，旋亦命毕于斯，其所贻留徒以供子孙之游荡，或遇凶荒，又为盗贼所劫夺，亦何为者？夫豪家日食万钱，犹难下箸，则何如贫者园蔬之味可逾珍羞锦绣，徒以炫人。初何加海滨于温暖，华屋不过容膝，未必因之长年，且人之生世，衣食之外大文有事在。今乃一切不顾，日以斫丧其聪明材力于兹，岂不可哀集者。他如嗜酒、吸烟、好赌，则其事尤卑，流毒亦巨，吾不屑言矣。

乃观男女之事竟亦复然。夫男女之殊形为孕育耳，即其牝牡交合，亦甚庸无奇。乃沉溺于是者，不惜以身心性命殉之，或广罗姬妾，或狎昵娼妓，且又或以利诱或以威胁，其纵欲戕身，固已可嗤。其不以人道待女性，亦甚可鄙也。又有两情相悦者，各思谐其伉俪，不则愤郁以死。夫既曰相悦，则与为友朋可也，结为兄弟可也，何必伉俪。既伉俪矣，每有始合而终离，事过而情迁者，则所谓相悦亦大都悦其色，非悦其德；悦其情，非悦其性，又何苦固结而不解乎？尤可恨者，既以女子供其大欲矣，又不第玩之于生前，更锢之于身后，倡为贞烈节义之说，以迷惑全国女子，使各甘心于我之戕贼，而无所怨怼，甚至上无翁姑下无子女，焭焭青年亦复令其守寡，即其兄弟亲戚亦不闻劝其改适，天下惨毒之事孰有过是者乎？风俗既成，更张非易，是尤深可痛惜者也。

然如上数者以外，又有一大欲焉，则权势是已。溯权势之起，由智而强者之压迫，愚而弱者之服从，久而贵之于贱，富之于贫，男之于女，亦遂视为当然。盖一有权势，则指挥如意，不特衣食男女，可操券而致，可不求而得，且能以权势制人而不为人制。夫制人与制于人，其得失相悬殊甚，故不惜捐廉耻以求之，出死力以争之，又以权势无限，故未得者求得，既得者求增。三千年来，凡称王称帝争城争地，及一切爵禄名位之营谋奔竞，患得患失，以致纷纭繁扰，使国中无有宁岁者，皆权势为之毒也。政治之所以不良，或竟称之为万恶者，亦以权势为之缘也。而官吏之残虐，雄豪之攘夺，生民之所以流离失所，死亡枕藉者，无非权势阶之厉也。夫权势之用既可以祸人，亦未尝不可福人。然惟出于争者，率祸人而不能福人，卒之祸人者，还以祸己。此古今来亡国败家者所以相随属也，呜呼酷已!

由是古之圣哲睹人类之争夺相残纷纷未有已也，乃本其悲悯之念制为一切，或创政治或托宗教或著学说政治以束人身。宗教以启人心，学说以开人智，皆所以谋人类之安宁者。历年既久，复事兴革。政治以之修明，宗教以之玄妙，学说以之繁滋，溯其成效，洵足致治于一时，绥靖于一国。然而人类之争夺相残终不尽免，且有时以政治之故俾操权势者益横，虽有宗教学说之劝勉，而衣食财产之贪多务得依然如旧，是岂争夺相残之祸终无术可以解免乎，抑今之政治宗教学说犹未尽善乎？兹姑综三者之始末先约略言之：

首言政治。在昔太古之世，巢居穴处渔猎为生，本不知有父子夫妇。迨由渔猎而畜牧，于是需人相助，遂有掠妇之行，因而有父子兄弟之伦，积而久之，家族之制以成。然当畜牧之初，人类已苦鲜食之不给，至畜牧而益形有余不足，于是争夺斯起，而向之与物类争者，今且人类相争矣。当其争夺之始，不过个人，继而举其家族以争，又继而合数家族以争，而部落乃由是成。部落既成，则对内须有所令，对外须有所拒，于是政治萌焉。然一部落既成，则他部落不得不成，于是部落之间势又相争，乃随有集合此部落者，而古代之国家由是成矣。国家既成，政治乃益扩张，由是而定法律，由是而订制度，以赋税供国用，以兵役巩国防，以爵赏励贤才，以刑罚惩顽梗，务使上下秩然，庶民不争。积而久之，政事乃日益完备。然溯政治之得以施行，率由于躬秉国权之人，则孰不以巩固其权为事者。一有所私政乃不公，一人超乎政法之外，独揽大权，国土为其私产，人民皆其仆隶，此自古迄今之政治，所以终未能善行之久而莫不驯致乱亡也。

何以言之？吾国古来之得天下者多矣，当其拥有徒众起而称兵也，未尝不以正大之名义号召天下之人，声讨彼方之罪，即乘时受禅之雄，亦每自暴功德，慨然有康济人伦之志，及一旦得位，则稍除前代之秕政，而惟事保固其帝业，外则称仁诵义，内则驭智弄权，如夏禹之以启贤传子，已以天下自私矣。启又传子而家天下之局遂成。成汤革之，甚合正理，乃不鉴世袭之祸，不以位禅让于伊尹，是伐桀其名而取天下其实也。周有天下，益定传子之制，且知天子之位诸侯能左右之，故大封亲贤以为屏藩，而初不虞犬戎之猝发，周遂东迁。周室既卑，诸侯横行，乃兴霸业，第霸之为事，名虽尊周，实在雄长，故势亦不长，陵夷至于战国，固其所也。秦既统一，惩封建之弊，更制郡县，未为失策，惟专尚刑法，且欲万世为君，故刘项起而踣之。汉高鉴秦孤立，始封功臣，继封同姓，乃未几反者数起。迨孝景削弱诸侯，惟令食税衣租，不与国事，数传以后，孝成委政外戚，王莽遂以代汉。东汉惩戒外戚，帝者尝信任宦寺以诛灭之，迨党锢祸作，宦寺终以亡国。魏惩汉失，女主不得干政，又猜忌骨肉，而国乃移于权臣。晋矫其弊，大封同姓，迨八王构衅，五胡遂扰中原。唐有天下，沿边设置节度使，迨中叶而遂兆藩镇之祸。又以信任宦寺，唐室竟以不祀。宋既受周禅，惩藩镇之弊，集权中央，崇文偃武，卒以内重外轻，不能御寇。明制，外建三司，内设六部，权分而内外势均，斯亦善策，惟惩宋世之议和，耻与满洲通好，迨流寇肆扰，清人遂入燕京。清据中土，猜忌汉人，事事防制。及欧美通商，而汉人遂倡言革命。由是观之，我国自古以来之政治，岂不以保固其帝业为重而于民事则轻乎？

又有当言者。春秋以前，内则世卿执政，外则诸国纷立，天王名虽统治，实仅羁縻。苟内外相安，即称已治。战国之时，贵族日衰，人才日出，乃竞以养士称雄。苏轼有言“智勇辩力皆天民之秀杰者，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将役人以自养，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然可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两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至其他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此所以少安也”。斯言信然。然即此以观，我国数千年来之政治，其未尝及于平民，从可知矣。是以士为贵而工农为贱，官吏尊而氓庶为卑，至于民数之多寡，民心之向背，以为无关于国之安危，徒令其输税纳租供我役使，乃一旦有事，复欲告以忠君爱国，勉其出力，民有不哑然失笑，賃然思逞乎？

又古昔之言治者，其说亦至不一矣。或曰：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或曰：治道，去其泰甚。又或曰：小国寡民，易以为治。或曰：王者无外，不宜自域。又或曰：君为司牧，自宜教养万民。或曰：人君执法不挠，乃可整齐群众。又其他或言：专制或主放任，是果何道之从乎？要之为此说者，非不各有所见，固亦为治之一端。苟当乎其时，洵亦足以致治。不则仅得小效耳，甚且不免于弊。譬治病然，补泻收散诸方，自当咸备，惟在因病施治，不能拘泥核实言之。如上诸说，或仅发之言论，并未见之实行，或仅一二人主张，尚未决之于公众，又曷怪千百年来无一定之政策，而惟随秉政者之好恶，以为从违乎？若夫与政治相辅者，尤有礼法。盖礼所以办上下、明等差，故为政者，喜行之。礼制一定，不特相见时之拜跪，丧祭时之仪品，皆有程式，下至宫室车服亦有等数。上以是表其尊，下以是明其等。故孔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乃传之既久，制礼益严，即如君臣之间，愈后而尊卑愈判。盖古者朝觐之礼，天子南面立于堂上，诸侯北面再拜堂下。及秦汉而为坐受矣。唐宋而后，皇帝端坐，群臣四拜。至清而三跪九叩矣。又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天子在车为下。及宋而坐论之礼遂废，迄明清而奏对悉为跪叩矣。夫事贵得中若此，岂不过甚。因之民间于父子兄弟长幼主仆之间，亦复大有分别。甚至贫富不同等，男女不同科，亦何为乎。至于法则更甚，盖臣民溺职，帝者得以罪之，而帝者溺职，臣民不遑颂祷，臣民叛国死有余辜，而帝者叛国臣民不得诛之也。其于父子夫妻长幼之间，亦率如是。然则法也者，仅所以钳束其民，而于世主固无与也，尚得谓之法乎？

政治如是，礼法如是。于是人民观感服习之余，形成一种风俗。尊上贱下，畏官奉法，重男轻女，欺贫谀富，趋势附权，风俗既成，则一切言论动作胥受范于此数事，而莫能逾越。偶逾越之，即为社会所轻视。惟豪杰之士始不为风俗所转移，尝欲转移风俗，然若而人者，盖亦仅见矣。以是官民相争则官胜而民败，贫富相讦则富直而贫曲。在社会虽视为当然，而愤郁之气已伏于隐微矣。又有为政治所不及礼教所不详者，则因各地之寒暑燥湿而异其习尚，而各方之杰出者又时有以倡导之，此民俗之刚柔，文野所由万殊，而千百年间未尝有所转移也。

次言宗教。盖缘于太古之人不悉当前物理，一睹电之触物，疾之伤身，以为冥冥中必有使之者，于是智者乃藉以警觉愚顽，谓空中有神，常祸福斯民。又本其贪生畏死之心，以为人之生死，惟神实操其柄。惟崇奉祈求，改恶为善，乃可以邀神之佑，而长享安宁。则蚩蚩者孰敢不奉行维谨。此拜物、拜火诸教所由兴，而我国日月山川社稷奥灶所以列于祀典也。世运既久，民智渐开，古昔之宗教渐不足以范围斯人，于是贤哲之士益复殚精竭虑，宣扬新义，于是由多神教而一神教，于是有基督、天方、印度等教。千百年来耶、回二教传布极广，教徒几遍五洲，学术亦见兴盛。近三百年，耶又远胜于回，洵足以福利斯民，深人观感。惟奉教之徒不能无门户之见，乃各是己非人，排斥他教，此十字军之兴，所以流毒百年也。即一教之中，或有新旧派别，亦且各不相容，不惜任意残杀，则与教祖设教之旨，迥乎远矣。且二教盛行之国，即为战争最多之国，斯亦有可议者。至于印度诸教，佛总称之为外道，种类綦多。昔与佛教争胜，近与回教相仇，寂处一方，无关时局。若我民族者，其于宗教思想素甚淡漠，至北魏时乃有道教，故其影响于国仅与外来之耶、回二教相等。近且陵夷衰微，不闻振起。惟其左道旁门，假其名以扰乱于国中者，时或有之。若汉之黄巾、明之白莲、清之川楚教徒，皆其类也。

尝考耶教之要旨，原本犹太旧教而加以修明。其崇信上帝，犹是神道设教之意。其祈祷赎罪，实亦训勉为善之方。其主张一夫一妇，深知男女之平等。其爱人如己，可谓博爱人类。其不顾生死，见义勇为，尤见不挠不惑。惟其言“上帝创造世界人物”，则涉于诞妄。盖自科学縨兴，一切皆凭实证，故是教之信仰，不免因之衰退。又自中古之时，教势炽盛，专制一切，遂为黑暗时代。厥后门户纷歧，旨趣各异，往往不免于弊。若夫回教其敬奉上帝，诵经忏罪，殆与耶教无殊。其保持清洁，亦是其专长。惟其主张多妻，则仅欲繁殖其种类。加以排斥异教，恃兵力以宣传，恐非仁者所宜尔，殆不如耶教远矣。至印度，则崇奉大梵天神，严重祭祀，讽诵诗歌，固亦宗教之常仪。惟其区分人种，阶级森严，又派别纷繁，高如数论胜论诸师，下若牛狗，戒外道多至九十余种，亦太杂矣。我国道教萌芽于燕齐之方士，老庄之谈玄，迄魏晋而乃究长生之术。迨佛教东来，附会玄理，乃有教义。自唐及宋，藉帝者之信仰，其势乃昌。然而天书符，荒诞堪嗤，仅以迷惑下愚而已。总之宗教者，其始借出世之修行，以绥靖人群。迨流传既久，惟极盼超脱尘世而忘却现前之人生，是亦一失也。

若夫佛法，则非宗教非哲学，亦宗教亦哲学。盖其仪式颇似宗教，而并不信奉一神以诎抑己性。其说理幽眇圆融，超乎言思拟议之外，而不同哲学家之执著。其慈悲救护，直将普及四生，况乎人类。其阐明真谛，所谓非空非色，即空即色，非心非物，即心即物，而不同近世惟心惟物，一元二元多元之偏执。其言三千大千世界，则与今日天文家之实测恒星无量，行星亦无量之说悉合。即其他所说，以近日科学家言证之，亦未尝不合。惜其精深微妙之处，尚非今之科学所能证实耳。日后科学益进，则佛法之昌明必当较今倍蓰此。如惟识一宗，古昔所不能喻之常人者，今得欧西哲学家之探究而知其不谬，故蒙尝谓他日即无宗教，佛法亦自有不磨之处，而况其未必也，特以治今日之世，则犹似太早耳，彼辟佛者亦可以休矣。

更言学说。则古时莫盛于春秋战国及希腊。兹举其要者言之。道家尚自然，言道德，去私欲，俾无为以治。儒家重伦理，崇仁义，行教化，以德礼为治。墨家事节俭，明兼爱，尚平等，而称天以治。法家凭权势，明法律，尚干涉，而以法为治。是皆各有其精深独到之处，非特足以诏示后人，实亦足以致治。然道家之尚自然，其末流将不免于放任，而无术以促进世运。儒家之重伦理，只言纲常，未尝有裁抑君父之预防，即其礼治亦易流于机械。墨家之刻己爱人，非乐节用，其道亦将使人大觳而乏生人之乐，且人与己亦必不能一致。法家之专明法术，弊在不顾一切，惟视人民为工具极其效，不过免而无耻，是亦各有所短也。至希腊之梭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伦理道德，差与我儒者之说相近，而大远于他家，若斯多噶派之刻苦绝欲，伊壁鸠鲁派之乐天自足，则又各处于偏而不可为经矣。

如上诸子，虽立说各殊，亦有一共同之点，则弭战是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墨子知楚将攻宋，乃疾行至楚，说而罢之。盖战之为事，戕生灵，竭财用，逞凶残，无一而可，甚至一日之内杀人十万，天下残虐之事更未有甚于战者也。而当国者每乐用之，盖将凭其权势遂其大欲，故不惜牺牲群众以冀得之，而不计所得者，每不偿其所失，且有时并无所得也。或又谓禁暴诛乱，非兵不可，且自草昧以来，工艺之繁兴，人郡之集合，政事之修订，皆基于战，盖以战为死生存亡之所系，故莫不竭其智虑以为一切之备，此所以有今日之文明。是战者罪之魁，亦功之首也。且世未至于极治，则战事必不可免，是固然，然战既非极治之世所有，则战事之为不祥可知，而倡弭兵以期减少兵祸者，亦不为无识也。

至于宋明理学，无论其为直接孔孟，或兼采佛道，抑无论其为程朱之学、陆王之学，其精思力践，穷理尽性，洵足以垂范后学，而为古昔所未有。惟其专研义理，罕详名物，且重性命而薄事功，亦不免贤者之过。至其侈语三纲，使天下之为君、父、夫者，纵恣而无所顾忌，彼为子、臣、妇者，郁抑而冤无所伸，则直流毒十世矣。吾尝谓有明一代之暴君，皆理学家酿成之，闯献之祸，所以莫之能御者。虽曰：文八股使然(当时有“文八股谨送大明江山一座”谑语)，理学家亦不得辞其责，盖助长文八股者，理学家亦与焉。

迨至清初，颜李辈出，痛诋理学之空疏，主张实习，洵为救时之论。然其传不远，其后诸儒于经史诸子之正伪名物，象数训诂，形声之笺注，一一辨之，确当而不为宋学之武断，可谓善读书者矣。然一循汉学之轨迹，果足以治百事乎？是则楚固失而齐亦未为得也。吾尝谓有清一代，乾嘉以前考订之学，可谓总结前代之学。道咸以后欧美通商，乃事译述，可谓输入世界之学。犹之秦代一以结三代之封建，一以开后世之郡县，同一继往开来也。近百年来欧洲学术繁兴，人标一义，于是有功利之说，乐利之说，人权之说，进化之说，超人之说，互助之说，皆于人群不无影响，惟功利之说造成今日之时局，进化之说、超人之说酿成欧洲之大战，此则纯驳之分不可不辨者也。

外如美术，若词章、诗赋、文字、图画、雕刻、刺绣之属，足以涵养性灵增进美感，固亦人生应习之事。第不能尽人为之要，各视其性之所近与志之所向，择其一二而后从事，随意为之可也，专力为之可也。惟当知与治平无关，而此外尚有事在。孔子曰“志于道，游于艺”，尚其游焉，可也。

吾由是概吾古昔圣哲，其于宗教不甚措意，故无利害可言。其于政治学说亦尝殚精竭虑，各有发明。然惜其仅言大体，未详条目，仅喻之于一二人，未布之于公众。又往往为帝王家所利用，而失其本旨。尤可概者，其所计画但及士大夫而不及庶人，如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者，试问庶人能行之乎？夫一国之人士大夫只百之三四，而此百之九十六七皆庶人也。夫聚此大多数之人，而不施以教，不范以礼，一任其自生自灭，国其能久安长治乎？一旦有事，或遇天灾，桀黠者起而称戈，谨愿者供其鱼肉，国乃大乱，而莫之能止。故自秦以来，每二三百年必有兵祸致生民死亡枕藉者，皆此不及庶人之故也。即幸而承平无事，盗贼犹不能绝迹，盖伏处而时思窃发者未有已也。而古昔圣哲终无有永绝乱萌之政策，不谋教育之普及，不图生计之各足，天下一定遂不懔前车之鉴，一若此后可不复有祸乱者不太疏忽乎。又自矜其文化之隆，相与歌功颂德，其自欺亦甚矣。

吾又思我国自秦以来亘二千年，而于政治学术毫未进步，不若欧洲诸国，虽为后起而反绝足奔驰，此何以故？则统一与列国之殊也。盖列国之世竞智争雄，惟恐稍不如人，行且失败，故日起有功。而统一之世但期保持固有，不复更求进益，故一切因循，又以政治统一之故，遂欲并学术而趋于一致，深恶他说之纷歧，于是民智益窒。吾国自秦以来统一之日多，分据之日绝少，且分据之时，惟事兵争，不遑他务，而统一之时事事定于一尊，无敢立异，故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世卒末有易之者，此所以二千年无进步也。而西欧自罗马覆亡以来，诸国分峙且及千年，惟其分峙，故宗教遂以分裂而文艺亦以复兴，学术因之日进，于是互相仿效，互相争胜，而文化乃有今日，此东西不同之故也。吾国政教向为统一之世之政教，今乃侪于列国之世，于是磗格而不相入，国势乃日以贫弱，昔之诩诩自足者，今知远不如人矣。昔之不屑仿效者，今且学之恐后矣。循是以往数十百年之后，或可齐驱并驾乎。至或谓西方文明在物质，东方文明在精神，调和融洽，正在此时。是说也，余亦韪之，然终疑之。

自欧西工业縨兴，变手工而为机器，于是出品繁多，获利千倍，因之资本家与劳工遂有天渊之判。一者资积百万，享用极奢，一者贫无立锥，不敷事畜，有识者伤之，乃倡社会主义，甚者且有集产、共产之说。欧风东渐，吾国社会恐将受其影响，而说者谓欧美劳资相悬过甚，故起不平，若吾国则劳资不甚悬殊，此种主义输入无效，是固然，然吾国贫富之差虽不如欧美，第吾国之农工以较欧美之农工，其贫苦犹逾十倍，而官吏绅富凡为社会所推重者，其居处服食过于农工甚远，则扶助农工亦一今之要政。平心论之，农工生利者也，竟使之极其困阨且贱视之。官吏绅富分利者也，乃无不席丰履厚且尊视之。事理之不平，既已如此，其因饥寒失业而流为盗贼，积成大乱，亦其所也。故尝谓一国之治平先在家给人足，而欲使家给人足，惟在四民平等，一有歧视，隐患即伏于无形，至于宗教政治学说，犹非政治之本，而吾国未尝注意及此，所以不能长治久安也。

考吾国贫富之所由，虽原因非一，而工价多寡之迥殊，实为贫富之基。如吾乡雇农在昔工食并计每日所得不及百文，今因物价昂贵稍稍增加，然所得只银二角，或且不逮。若木工、衣工等，每日工食亦不逮四角，小学教员岁率百金左右，鲜有及二百金者。而官吏月俸小者数十元，大者数百元暨千元，俸给之外，尚有陋规浮费，往往数十倍于月俸，而受贿吞款尚不在此数，以较农工殆天渊矣。至于商贾，虽各视其资本之多寡而殊其赢利，然其收入与享用总视农工为优。又农工之作工，终日无片刻之闲，更不暇计及他事。而官吏但高坐画诺，其他缮写有人，会计有人，奔走有人，但须一举手之劳，即有千百金之入，其劳逸又极悬矣。商贾纵安逸不如官吏，而劳苦远逊农工，则夫官吏之富、农工之贫，亦自然之势也。夫劳心劳力纵有等差，亦当饩禀称事，今个人之用其心力未必有数十百倍之差，而其值竟有数十百倍之殊，岂非过优官吏而过薄农工乎？

且贫者之不如富者，犹不仅生事而已。今世物质文明可谓已盛，然惟富者能利用之，贫者固不及也。此无论宫室、车服、器用、玩好，贫者固万不如富者也。即如汽船、汽车之利于行，贫者亦无分也。电灯、电话之便于用，贫者亦无分也。方今医药进步，凡从前难治之证，今亦有术以治之，然其费甚贵，贫者患此，惟束手待毙耳。又今之科学日有发明，贫者非无杰出之姿，而以不学之故，竟致埋没其个性，岂不大可惜者。是以今世之一切艺术，仅以供富者之享受，而贫者虽负杰出之才，亦不能有所建树，此则何说也。况国家之官吏，惟知联络富者，国家之法律，但以保护富者，幸今之贫者大率愚鲁无识，不然有不攘臂而起者乎。

又有当声辨者，则男女问题是已。夫男女之殊，在生育耳，其他固无异也。然正以其有妊娠之苦，乳哺之劳，于是一切操作不得不稍稍让之男子，夫此有所让，则彼有所擅，于是本平等者遂不视为平等矣。于是男有权而女无权，男为主而女为仆。命令出于男，财产握于男，生杀予夺操于男，加以创宗教，立政治，订礼教，著学说，皆男也。而数千年之女子遂永处于暗无天日之域矣。又非特男可多娶，妇当守节已也。并使柔其身，美其貌以供男子之赏玩，不使之知书，不使之处事，俾既愚且弱，专以仰赖于一人，彼为男子者得矣，而为女子者不已失其为人之道乎。或谓男女之性迥殊，未能等视，不知今之女性已受数千年之压迫，久失其真，殊未可执。今以例后，且一国之人男女各半，如其半为愚而无识之人，则其半纵甚明强亦已偏枯矣。如智识平等，学术平等，则相助相勉，偕行偕止，吾知家庭之乐，必有远胜于今日者，惜乎今之人尚未悟也。

是故治平之道，首在使全国人民生事各足。必俟其各足，始可计及其他。不然纵有设施，亦鲜效果。试观古来之言，治者或矜法制，或言礼教，究于其治有若何之影响，即曰：井田限田。曰：重农抑商。然当时既未实行，遑论成效。夫生事胡能各足？其道难二。一在扩大农工，一在褒多益寡。扩大农工，若何？凡一国之人，除老弱废疾不能事事外，一律使有职业，禁绝闲游，又复广造机器以增出品。褒多益寡，若何？凡一国之土地财产悉为公有，不容有大地主、大资本家再生，盖不如是，纵物产极饶必尽为地主、资本家所垄断，而生事终难各足。惟欲实行此二者，先须人人遍喻，次须行政有力，盖欲行非常之改革，须先具非常之权力，倘或鲁莽操切，瓜未熟而强使蒂落，势必纷争不息，国事亦受损也。

生事既各足，然后遍施教育。各授以智识技能，俾个性均得以发展。于是订平民之政治，行哲学之宗教，然后治平有基。乃广设高等学院，集合聪明特出之士，以研究伦理、道德、医药、艺术及一切精深之科学，俾时有发明，时加厘正以措之全国，然后开诚布公，与诸国共进于大同之世，则黄金世界可期，而人类得长治久安矣。

若夫个人之修养，则亦有可言者。吾尝言：道德、智识、技能、职业，皆人生之工具，而所以为人之道，则不在是。为人之道，奈何？一在应付环境，一在培养个性。应付环境，若何在家，则善处其一家，在国则循职于一国，在社会则致力于社会，在职业则注意于职业。浸假而为，时势所迫，则死之可也，弃之可也，袖手而坐视之亦可也，权利不屑贪，名位不必计，惟量我智力之若何而审处之。至于营私肥己以贻祸于家国社会，则极端禁拒其亦可矣。若夫培养个性，则心常存于正直、勤勉、仁爱、强毅，而不为衣食、男女、禄利所牵累，尤不为古昔流传之政治、宗教、礼法、学术所束缚。务必独伸己见，若者崇信，若者怀疑，其尤进者，本其性之所立，或有所建树，或有所发明，以裨益社会，且知我人在世，他无事业，惟有济世利人。所谓宇宙内事皆吾性分内事，是则于吾人之人生观，庶得其正轨乎。

又有潜修一室，薄生事，外形骸，勤思讨，以期明心见性者，固亦有志者所应为。然从事之始，自当遗弃世事，专精学习，稍有成就即当不忘斯世，出以示人，不则一自利汉耳。佛之为教，悲智双修，故言“欲发菩提心，大悲为根本”，即此意也。至修行功深，则量周世界不遗一物，且知我身尚非我有，更何有于其他，然此尚非可语于今之人也。

吾尝言人之生世，其谋生之事日多，则致死之途亦日多，是故为衣食而死于衣食者比比也，为男女而死于男女者比比也，为权利而死于权利者比比也，为名位而死于名位者比比也，即为职业而死于职业者亦比比也。是非特谋而不得反以劳精疲神而死也，即已得之且久有之，而其人之殉身于是者亦比比也。或务得贪多，或沉溺不返，或享受太过，因而戕其生者亦比比也。夫生死本无甚奇，苟死得其所亦自重于泰山，乃是人者不知生死之当不苟，仅以欲厚其生而遂速其死，是则生之机，非即死之机乎？抑谋生之道，又有所未善乎？有智者必能辨之矣。

又以为人之一生，悉受制于环境。故畜牧之部则事畜牧，稼穑之国则力稼穑，工商之代则营工商。若其群而崇宗教，则奉宗教，其俗而尚哲学，则究哲学，至于语言文字礼俗政教，则又評若画一，毫不能以自异。凡群众以为是者，个人不敢稍违，迨习之久而亦若当然，即欲违而不敢。群众以为非者，个人不敢谓可，其始虽有所疑，其后奉行维谨。吾国两汉之重经术，六朝之尚词章，有宋之谈理学，胥是类也。若夫博览众流，心超万众，洞见世俗之症结，灼知天人之根本，有以发其声而振其瞆，补其弊而救其偏，则数千年间一二人已耳。而此一二人者，虽复迥超流俗，犹不能不稍因风习，故释迦不生于洙泗，仲尼不产于恒河，则所谓出类拔萃者，尚未能脱尽恒蹊也。由是而随俗好尚，与时推移者，无怪滔滔皆是矣。此特立独行之士所以可贵，而不为俗所憎者甚寡欤!

又谓吾国教育，除春秋战国外，殆无可言。盖教育之大本在修己治世，有教无类。而成周之学，仅属贵胄。周官所言，殊非事实。惟孔墨挺生，乃各以己之所得传之弟子，其所传者无平民、贵族之分，而所学者皆修己治世之事，又复相承勿替，故其徒几遍天下。他如老庄、申韩、白圭、许行之流，亦复各揭主义，号召徒众，故当时虽战乱频仍，而学术之修明超乎百代。两汉六朝名儒，非不辈出门下，籍者数亦盈千，然其所授受，不外经义。夫经义，果足以修己治世乎？至于京师太学，生徒虽多然以一国之大仅有此学，其陋可知。而其所授亦率经义，则其教育可知。自隋及清，以科第取士，则不务培植，徒为求取，名虽分科，率重词章。上以是求，下以是应，而所谓修己治世者已，概乎未有闻矣。宋明以后，时诏州县设学，然其所学不外经义词章，有何教育可言？夫既不以修己治世为教，即此经义词章又仅以教彼士类，而亿兆之农工商贾一任其不识之无，不明大义，犹得谓文化之国乎？此所以二千年一无进步也。

至此外，尚有自昔相传之迷信亟须破除者，姑略述之。一曰风水，以为地面上下四五尺间有气流行，名之曰风，而地面之低者皆名之水，高者皆名之龙。风也，水也，龙也，皆能利人害人，且不第利害生者，更者利害死者以及其子孙，故建家宅、筑坟墓皆当审风水之顺逆，而定其方向。方向何本？本于易之圆图，图有六十四卦，乃有六十四向，又谓卦有耦有数(如乾与夬耦，大有与大壮耦等，又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等生成之数)，故凡气之来必有其向，而所建筑之家宅坟墓亦必有向(又名之山)。如两向之卦而或为耦或相生，成则吉且利，否则无所利。如两向而有一向介两卦之间(名骑经)，两宫之间(名骑宫，八卦有八宫)，两仪之间(名两仪夹杂实即正子午向)，则大不利，且有死绝之祸，此风水之属于方向者也。至于地形，则以龙与水之环抱或湾曲为吉且利，以反弓直衢斜飞为凶且害，此姑无论易图为平面而地则球体，磁针略有所偏非正指南极北极，其所据之理根本已不成立，即此易图，亦仅人为，并非天造，既可六十四向，不三十二致。一六二七生成之数，尤为无谓。然此犹是三元家之说，若三合家则用二十四向以十二支八干(舍去戊己)乾坤艮巽四卦(舍去坎离震兑)配之，此则割裂牵附，更不成话矣。至于大气磅礴周流无时间歇，何方向之可分，利害之可定，且生人之行止无定，非同木石，何从冲克？而死者仅存白骨，更何能祸福子孙？至其书更鄙俚隐晦，非有指授不能了解，乃千余年来奉若金科玉律，又如神圣之不可侵犯，致令蒙其毒者，耗赀财，弃田地，伤伦理，启争讼，迄于今而未已，大可叹也。二曰星命，夫甲乙丙丁，古以记数，今以五行配之。年月日时出生之偶，植而以为一生之命运系之，岂非大谬乎？且星宿丽乎天，于人何与？所谓福德、丧门，本无是星，更焉能为人祸福？至论五行之生克制化，尤属不伦。乃男女之合婚，人生之夭寿荣枯，以为悉由乎是，亦无识之甚矣。一曰选日，凡一切婚丧祭葬，以及建造、迁移等事，必选日时。夫风和日暖，即吉日也，若烈风甚雨，何谓良时？今不此之务徒肆空谈，卒之效者，十不及一，而不效者十之七八，亦何取焉？至其他相面、求签、拜忏等，皆在迷信之列，皆当除之务净者也。夫人生问题，当世达人时有言之者矣，如我之鄙，尤何敢道？惟管见所及，明知无所裨益而应时之鸣，或亦为听者所许乎？爰书此以质之同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