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哲学

客观存在的先驱者

不论我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世人，总会发现那些千差万别的个人都心怀这样一个使命，即做对人类生存发展有益的事。然而，这种使命感仅仅来自人们身上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冷漠而又不可征服的行为的本能，而不是出自对人类的博爱。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用一种短浅的目光将周围的人严格地进行区分，考虑他们对自己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是善的，还是恶的。不过，在对整个群体进行一个估计和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们便会开始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最终，他们只好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且，从保存本质的角度来看，最有害的人也许往往也是最有益的人，因为他不仅将自身的本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还用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效应，保存了他人的本能。如果人类失去了本能的欲望，那么大概早已衰亡和毁灭了。

虽然人们将仇恨、奸邪、掠夺、统治欲等看做恶的东西，但是它们都是体现本质的行为，当然，这些行为代价高昂、靡费，甚至还可以说是愚不可及，可在使人类得以保存至今的诸多因素中，它们也是屡试不爽、非常重要的。你是否正处于违背本性的生活当中，我亲爱的朋友？这种生活是“非理性的”、“悲惨的”。几千年来，那些损害人类本性的东西，或许早已消失不见，现在即使上帝恐怕也找不到它们了。请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行事吧，至善或者至恶的欲望，甚至是自我毁灭！无论哪种情况，你都能够在人类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那些赞美你或者讽刺你的人也会被挽留下来！但是，你或许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能够在你像苍蝇或者是青蛙一样可怜时，让你的心绪变好而在你最得意之际却能够嘲笑你的人！就像人们通常会笑真理一样，我们常常也会嘲笑自己。然而，说到笑，就连那些伟大的人物对真理的认识都尚显不足；而天资最为聪颖的人也同样可能缺乏笑的天赋。难道笑是未来的事情吗？倘若在人性之中纳入了“个人与本性相比不算什么，后者才是最重要的”的箴言，人人都能够做到时刻用欢笑放松心情，缓解压力，那么，这笑或许可以与智慧联系起来了，并且也就有了所谓的“快乐的知识”。

不过，在有些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现存的喜剧认识观念尚未被人们普遍“意识到”之时，悲剧时代、道德时代以及宗教时代就悄然而至了。然而对于一些所谓的道德发明者与宗教创立者以及为道德评价而斗争的人、鼓吹良心谴责、煽动宗教战争的导师层出不穷的情况，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而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们所代表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所有的英雄都大同小异，其他偶然性的可见的东西仅仅只是一种为英雄所做的铺垫，它们在一场表演中担任的角色，也许是道具、布景，也许是一些小角色——英雄的密友、贴身仆役等。(诗人就可以说是某些道德观念的贴身仆役。)虽然，这些悲剧人物自己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利益，并将自己当做是上帝的使者，但是，这些行为的实质还是出自本性利益，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生活中，他们对人们的生活信念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群体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活着是值得的”，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叫嚷道：“你们一定要重视，许多事物都隐藏在生活本身、生活的背后以及生活下面！”不论是最高贵者，还是最卑贱者，都同样具有一种会不时地作为理性和激情爆发出来并且会给人制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的保存本性的欲望，而非要人们将这种欲望忘却掉的做法是极其愚蠢和毫无道理的，虽然这往往是出于一种本能和直觉。我们都应该对生活充满热爱！不仅现在这样，将来也应该这样，因为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才能促进自我及其邻人！伦理学导师为了使这成为今后人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及理性的、最终的信念而勇敢地登上了舞台。他要论述的就是存在之意义。他在自己的观点中杜撰出了第二个存在，同时，他还通过新机械从古老的、一般的日耳曼人身上将旧的普遍存在取走。

在他看来，我们对存在和自身的取笑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同时也不允许取笑他；他认为个人永远只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可以做天底下最厉害的大人物，也有可能沦为一个微不足道、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无论是怎样的人，都是作恶多端的；他还认为人不存在本性。他对于自然规律和条件的肆意曲解是多么愚昧和狂热啊！如果他们强迫人类就范的话，那么一切怀有可怕的伦理学的愚蠢与反自然倾向的伦理学家都足以使人类陷入灭亡的境地。

每一个“英雄”登上历史的舞台，都必将会带来一些新鲜的事物和让人诧异的笑料，同时也会给人们带来心灵的震撼，他们会这样想：“我活着是值得的！”于是，无论是生活还是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突然之间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毋庸置疑的是，在这场战斗中，笑、理性和自然已经成为了胜利者，而那些主张存在意义说的伟大导师只能落得惨淡收场，并且一场存在悲剧最终演变成为了存在喜剧，借用埃席洛斯的一句话：“无尽的笑之浪潮”——将最终淹没这些伟大的悲剧角色。人性大体上是在“矫正性”的笑声里随着那些阐释存在之意义的导师的不断出现而改变的。现在，人性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多了一种希望这类导师和存在“意义”的理论出笼的需要。长此以往，人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富于想象的动物，和其他动物比起来，在生存方面还多了一项新的条件，即必须坚信自己能够知道为何而存在。人类如果失去了对生活的周期性的信赖及对理性的信仰，那么就不可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繁盛的状态。人类曾一度宣称：“那些不可取笑的东西的确是存在的。”博爱主义者再加上一句：“除了笑和欢乐的智慧之外，非理性的悲剧性事物也同样具有保存本性的作用，它也是一种手段，并且具有必要性！”

因此，我的弟兄，你们是否了解我的意思，明白这个盛衰规律吗？我们也将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啊！

思想界的起义

我们欧洲人正处在一片混沌的荒原世界中，这里虽然有些事物还是高高矗立的，但多数都已经是坍塌倒下的，进而腐烂，形貌可怖。这景致就像图画一样，到哪儿去寻找比这还要美的废墟，四处野草杂生的废墟呢？

教会就像一座破败的城池。我们亲眼看见了基督教的根基已经动摇了，上帝的形象也在人们的心中轰然倒塌，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理想的信奉正日薄西山、气若游丝。是的，像基督教这样一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构筑精心的大厦，这最后的罗马建筑，百年垒之，非一朝能毁去的。然而，地震的震撼、各种思想的啃啮、挖掘、凿击、湿润必然让它的坍塌加速。最令人惊异的还是，曾经竭尽全力维护和支撑这座大厦的人恰恰成了竭尽全力地摧毁它的人，这就是德国人啊！看来，德国人似乎对教会的本质没有搞清楚，难道是他们智商不够高吗？或者是信仰太脆弱？南欧人的自由和自由思想是教会大厦的奠基，还有南欧人对大自然、人和灵魂的怀疑，就是说，是与北欧人迥异的人生体验和认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从整体来看，就是“单纯”对“复杂”的义愤，说得严谨一点儿，这改革不过是一场误解而已，是值得原谅的、粗鄙却又诚实的误解——人们并不理解一个有着诸多成绩的教会的特征，仅仅是只看见了它腐朽的那一面；每一种胜利的、自信的强权所许可的怀疑被人们误解了，误解了它的宽容雅量……今天，人们总是很友善，不会和马丁·路德在一些诸如强权的主要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灾难性的短视、肤浅和轻率作斤斤计较，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他来自民众，因为民众和统治阶级离得太远，缺乏夺取政权的本能欲望。

于是，马丁·路德的工作就是重建罗马教会的愿望仅仅变成了一项破坏性的工作，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也是丝毫未有察觉的。他怀着老实人的满腔仇恨，用力撕着那只老蜘蛛费尽心思、花了很长时间编织的网。他将教会的神圣典籍发给每个人，这些书落入了那些语言学家的手里，而他们是要消灭一切建立在书本之上的信仰。他破坏“教会”的概念，以抛弃神灵抚慰这一信念的方式，他很清楚，只要那些创立教会的所谓神谕或神灵启示思想，继续在教会中存在并在大厦的建设中起到作用，那么，“教会”就能维持其力量。马丁·路德还把和女人性交的权利交还给牧师。

民众，尤其是民间女性对牧师所持的崇敬态度大多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性上面特殊的人在别的方面也特殊，于是，民众对在人群里存在超人、神奇和拯救人的上帝深信不疑，而且这信念觅得了最高雅和最难于应付的律师的辩护。马丁·路德在给牧师送去女人之后，又剥夺牧师聆听教徒忏悔的权利，在心理学方面看这是正确的，但也同时就取消了牧师本身，因为牧师存在的最大作用就是作神的耳朵，那耳朵是一口沉默不语的井，一座帮教徒隐瞒忏悔秘密的坟墓。路德提出的“人人都是自己的牧师”的口号，这具有着农民的狡黠的格言的后面隐藏的是他对“上等人”和他们统治的一种铭肌铭骨的仇恨。他粉碎了一个自己知道无法实现的理想，同时憎恶它蜕变的形式，并和它做最坚决的斗争。实际情况是，这个永不可能成为僧侣的人对教会统治是持排拒态度的，他在教会组织的内部做事情，做的恰恰是他在国家组织中万死不辞地通过斗争而实现的“农民起义”。

对于路德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大体上是可以作出判断和评价的；可是，又有谁能幼稚地据此而对他作一个简单的评价呢？对于这一切，他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不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不容怀疑的是，欧洲的尤其是北欧的粗浅鄙陋的思想以及这思想的“善意化”——假使人们还乐意听这样一个道德字眼的话——因为路德的宗教改革而前进了一大步。同时，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思想界的动荡，对独立的渴求和对自由权的信仰，使思想“和自然统一”。当人们承认宗教改革毕竟为我们现在所尊崇的“现代的科学”做了准备并推进这一价值的时候，也应补充说明一点，即宗教改革和现代学者的态度是起到了负面作用的。对于宗教他们缺乏崇敬、廉耻和深度，对于整个知识界却是天真烂漫的忠诚和老实，简单地说来，思想界的平民主义也是他们影响的恶果。平民主义是近来两个世纪的特点，直到现在，悲观主义也没能使我们逃离平民主义的桎梏。

“现代的理念”也是这次北欧的农民起义的重要内容，这次起义反抗冷漠、暧昧、怀疑的南欧思想——将自己那硕大无朋的纪念碑建造在基督教会内的南欧思想。最后，我们还不应忘记，比之“国家的政权”，教会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统治机构，他保障统治阶级和上层建筑，它信任思想的力量，认为没必要动用暴力手段。因而，教会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要比国家政权显得高尚。

大家认为替道德辩护的最危险、最狡诈的律师在什么地方呢？这儿有一位缺乏教育的人，这个人才华有限，体会不到思考的乐趣，但他毕竟受过一定的教育，所以他是知道这种乐趣的；他百无聊赖、疲惫懒散、妄自菲薄。由于继承了一点儿财产，所以骗到的最后一个自我安慰是“劳动的赐予”，在所谓的“每天的工作”中忘却了自我。他对自己的存在是感到羞耻的，或许也隐瞒一些小的陋习。他只得读一些他理解不了的书，参加一些他无法领悟的思想界的交流，以此来博得虚荣，放纵自己。他全身中毒，因为对他来说，思想、教育、财富、寂寞统统都是毒剂，以至于他定然会滋生习惯性的复仇心态和意志……

大家请猜想一下，他必须得拥有什么东西才能使自己有着超过精英们的虚无的优越感呢？才能为自己、至少是为自己的想象产生了报复之后的欢愉呢？他需要拥有的是道德，除此无他——我敢打赌！他需要道德的词汇，需要像咚咚作响的鼓声奢侈地谈论正义，需要智慧、神圣和美德，需要奉行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把人们没有的东西隐藏得多么巧妙啊！……)，需要高明的伪装的是缄默、友善、温柔敦厚，这些都是人们称为理想主义者的伪装，不可救药的妄自菲薄者及其虚荣心便在这伪装下大行其道。

但愿人们能朝着正确的方向理解我的话吧：从这类思想的对立面中产生了一批怪人，他们被民众认为是圣者、智者并大加推崇；滋生了那些嘈杂不已地在创造历史的道德猛兽，圣奥古斯汀即是属于这一类。对思想有恐惧的心理，对思想报复——啊，这些作为驱动力的恶习就往往成了道德的发端甚至道德本身！即使那种在地球上某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的要求，即哲学家对智慧的要求(最蠢笨、最骄矜的一种要求)难道至今在印度和希腊不也主要是一种掩饰吗？有的时候，这要求许多谎言要假借着教育而神圣化，好像是为了要精心地照顾到年轻人似的，年轻人必须通过崇拜某些人物(通过被误导)才能约束自己并得以保护……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哲学家的掩饰是为了自我救赎，把自己从疲惫、年迈、冷漠无情中拉出来，这是一种垂死的情感，也是动物濒临死亡时的本能智慧——它们会孑然独处，无声无息，甘守寂寞，爬进洞穴，变得智慧起来……什么？难道智慧就是哲学家对思想的一种掩饰吗？

知识和逻辑的起源

在漫长的岁月中，悟性除了给人带来错误之外，别无其他。当然，这些错误中也有被证明是有益的、对保存人的本性有帮助的。当遇到这些错误或者承袭错误的人，人们便心怀更大的幸福感为自己和后代努力奋斗着。这些错误的信念被一代代沿袭下来，最终演变成为人性的基本组成要素。例如存在以下一些错误信条：世界上有恒久不变的和相同的事物存在；还存在着物体、实体和肉体；一个事物看起来本身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我们的意志永远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那些对我有益的东西，其本身就是有益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只是怀疑和否定这些信条的人在很晚以后才出现，真理也才露出头来，也不过仅仅是一种无力的认知形式而已。似乎人们不希望与真理生活在一起，我们的肌体组织就是为了与真理形成对立而设置的，肌体的一些高级功能、感知以及每种情感都与那些自古就被接受了的基本的错误合作，甚至那些信条在知识领域竟然演变成了人们判断“真”与“假”的标准了，一直到纯粹逻辑的最冷僻的范围，大概都是如此。这意味着知识的力量与真实的程度无关，而与知识的古老和被人接受的程度以及它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密切相关。

在所有生活同知识发生矛盾的地方，严肃的斗争决然不会出现，一切的否认和怀疑都被视为是愚蠢的。尽管如此，像古希腊的埃里亚学派那些不同凡响的哲学家，就曾提出了与那些错误相对立的观点，并一直恪守至今。在他们看来，这些相对立的观点是可以长久存在的。他们眼中的哲人是坚定、冷静、客观、视野开阔的，既是个人又是全体，具备一种处理反向知识的特殊能力；他们相信，哲人的知识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哲人为了保持这一切，必须要对自己的现状产生某种错觉，同时还必须坚定地虚构出自己的冷静客观和恒久不变，对于认知者的本性给以深刻的误解，对认知中本能欲望的力量予以强烈的否定，将理性看做是完全自由的、自发的活动。在反对普遍事物的斗争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准则，或者这种准则的实现也会在要求获得安宁、占有和统治的时刻，他们在面对所有这些时，都要用手捂住双眼，视而不见。诚然，诚实与怀疑的高度发展，最终难以造就出这样的奇才；他们的生活与判断完全依赖于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和一切能够感知的基本错误。只要是出现两种对立原则，则都能够适用于生活的地方。于是就会产生诚实与怀疑，因为这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能容忍那些根本性的错误，从而也就会出现争辩，争辩某种功利的大小。

诚实和怀疑常常也会在那些地方出现：在那里，对于生存而言，新的定则虽然无益，但至少也是无害的，它是一种智性的游戏本能的体现，如同一切游戏一样，它们是无害的，同时又能给人带来快乐。在人的脑海中，慢慢充盈着这种评判与信念，于是，在混乱的思绪中便逐渐产生出了一种极度亢奋的情绪、斗争与对权力的渴望。在为“真理”而战的过程当中，包括功利和欲望在内，几乎每一种本能都各有偏袒；智斗变成了工作、刺激、职业、义务与荣耀，知识与求真最终作为一种需要，被归到其他需要之中，于是，不仅是信念，还包括审察、否认、怀疑和矛盾，这一切都成为了一种力量，一切“邪恶的”本能统统从属于知识，它们都是为知识服务的，而且获得许可、尊崇和有益的荣光，最终便成了“善”的眼睛，永远清白无辜。

于是，知识变成了生命本身的一部分，又进一步变成一种逐渐增强的力量，最终，知识同那些永恒的根本性错误相互纠结，相互冲突，二者都是生命，也都是力量，二者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这样，此时的思想家变成了这样的人：在求真的本能被证明是一种保存生命的力量之后，他内心求真的本能便同那些保存生命的错误展开了第一次的战斗。其他的一切同这个战斗相比都无关紧要的。此时，提出了关于生存条件的最后一个问题，也进行了第一次的尝试，并通过试验验证了这个问题。真理容忍那些被接受的错误的程度有多大呢？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试验。

逻辑如何于大脑中产生呢？一定是从非逻辑中产生的，而这个非逻辑领域一定是非常宽广的。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过去的很多人所作的推论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例如，谁如果不是经常依据谋生之道和敌视他的人去发现“同类”，谁如果对事物归纳概括得太过迟缓和谨慎，那么，谁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就比能从一切相似中立即找到同类的那一个人小很多。

但是，将相似与相同同等对待，这种倾向虽然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却是非逻辑的倾向，因为相同的东西本来是不存在的，然而这种倾向却奠定了逻辑的基础，正因如此，事物的变化必然遭受长期的忽视，以便产生一种对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概念，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能够与这概念相符。

与那些在“变化流动”中观察一切的人相比，观察不甚仔细的人更占优势。因为在推论中过分谨慎，或者怀疑成癖，对生命本身就会构成极大的危害。倘若不努力培养出相反的癖好，任何人就都不能自保。这里所说的相反的癖好是指：宁愿肯定而不作出任何判断；宁愿出错、虚构而不愿等待；宁愿认同而不作出否定；宁愿评估判断而不要合乎道理。

现在，我们脑海里的逻辑思维和推论的过程同自身非逻辑、非正当的本能欲望的过程和斗争是相一致的，我们一般只是经历斗争的结果而已。现在，这个古老的机制正在我们的内心发动起来，如此迅疾和隐秘。

我们称做“诠释”的实则为“描述”，而从这描述中，又可以看出我们比古老文明阶段的认识和科学都要出色。我们擅长描述，但说到诠释，我们做的也并不比前人多多少。

我们发现许多连续发生的事物，然而在古老的文明时代，单纯的人们与那些探索者所看到的仅仅只有两点——“因”与“果”。我们无法超越变化又圆满这一概念，也无法深入其的背后进行探究。在每件事的一系列“原因”呈现于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开始作出推断：这个是最先发生的，而另一个是紧接着发生的，可是最终却无所领悟。例如，每一次的化学变化过程和继续运动都称得上是奇迹，可没有人对引起继续运动的撞击作过任何“诠释”。我们又如何来诠释呢！我们仅仅使用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和使用线、面、体、原子和可分割的时空；当我们最先将所有的一切都转变为概念——我们的概念时，又将如何来诠释呢？

将科学看做事物的人性化其实就够了；我们对事物及其先后顺序的描述，从而能够对自己进行更仔细的描述。因与果，估计不会再有这二元论了。我们面前有的实际上只是一种连续，但我们却将有些东西与这种连续孤立起来，就像是一种运动，我们感觉它是孤立存在的，而这种感觉还不是通过观察得出，而是通过推断。

我们的许多错误都是由许多的“果”所导致的，我们只是会感觉到很突然，而无数的过程却在这个突然的瞬间与我们擦身而过了。

将因果看做连续，而不要按照我们的本性将它们看做随意肢解的片段；将所发生的事情看作一种“流”。如果一种智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便可以将因果概念抛弃，否定一切条件。

即使不存在新的追求知识的热情，科学依然会得到促进而发展壮大。现在，无论相信科学还是迷信科学，都很少表现出对科学的热情。对于科学而言，也没有被当做求知的热情，而只是现状和“风俗”。人们往往只会对知识感到好奇，对这一“风俗”已经习惯，这样就足够了。有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名誉和荣耀，而有的人是因为不知怎样打发多余的闲暇而去读书，去收集、整理、观察，从而向别人转述。事实上，这些人的“科学欲”仅仅显现了他们的百无聊赖。

有一次，罗马教皇里奥十世居然对科学唱起了赞歌，说科学是我们生活中最美的、最值得骄傲的、幸与不幸中的高尚事务。最后，他说：“如果不存在科学，那么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将失去支撑；即使在如今科学尚存，我们的行动还大有改进的余地的情况下，人们依然时常会对事物产生没把握的感觉！”然而，这个平庸却多疑的教皇，将对科学至关重要的评价隐瞒起来，这种做法同教会中所有对科学的赞颂如出一辙。从他的话里，人们听出他讲科学置于艺术之上了。这对于他这个艺术爱好者来说，岂不是非常怪异的事情！原来，他这次对艺术高于科学的论调闭口不谈，仅仅是出于客气与礼貌而已。在他看来，尚未被挑明的东西才算得上“被揭示的真理”、“灵魂的永恒福祉”，也才称得上是生活的饰物与骄傲、支撑与稳定呢！

“科学并非不是非常重要，只是二等事务，不是绝对的必需品，更不是追寻的目标。”这原本就是基督教对科学的评价，它深深地留在了里奥十世的心里！

科学在古代很难获得尊崇与褒奖，即便那些热心于科学的学者也会将对于道德的追求放在首位；将知识当作是道德可以利用的最佳工具加以赞美，这已经算是对知识的最高评价了。知识不愿只当工具，在历史上这还是很少见的。

“认识”的起源

我在民间听到这样一种街谈巷议，民众中有人说“他认识我”，于是我就再思考这个问题：民众究竟是如何理解“认识”的呢？当民众需要“认识”时，他们究竟是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的只不过是将某些陌生的东西还原为某些熟悉的东西而已。

那我们的哲学家们对于“认识”的理解是否会更深刻一点儿呢？熟悉的意思就是我们对某种东西已经习惯，再不会对它感到惊奇，就像我们的平常生活，当我们身处它的自身规律之中，我们就对每件事情都非常内行。什么？我们寻求知识的需要和追求熟悉事物的需要不就是同一需要吗？不就是那种在一切怪异、不寻常、值得疑问的事情中发现使我们不再为之焦虑不安的东西的某种意愿吗？难道不是恐惧的直觉促使我们去认识吗？难道重新获得安全感不正是认知者的快乐吗？……哲学家们将世界还原成“认识”，然后就说世界“已经是被认识的了”。噢，难道这不是因为他对这“理念”太了解、太司空见惯了吗？难道不是因为他对这“理念”很少感到不安和恐惧吗？噢，这便是求知者的不思进取呀！看看他们的原则和对世界之谜所作的解答吧！每次似乎他们都能透过事物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只可惜那些都是我们屡见不鲜的，比如我们的基础知识，或者我们的逻辑、愿望、贪欲等，他们是如此高兴！因为“不陌生的事物就是已经被认识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相同的，胆小的那些人认为，熟悉的肯定要比陌生的要好认识，那么如何着手认识呢？从“心灵的内部世界”和“意识中的事实”出发，因为它们是我们熟悉的呀！真是荒谬之至！熟悉的就是习以为常的，而习以为常的却是最难被“认识”的。把习以为常的当做对象，当做陌生的、遥远的、“我们自身之外”之物来认识，真是相当不容易啊……

相比较心理学和意识要素的评论(所谓的非自然科学)而言，自然科学为什么可靠呢？就是它把陌生之物当做研究对象，并且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矛盾和荒唐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从不是熟悉的事物……

时下几乎所有的欧洲人的职业都是生活的关怀硬塞和强派的，尽管在过渡时期，很多事物已经不再搞强派了。虽然有少数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仍然有大多数人的职业是被别人强加在身上的。

但结果却让人有点出乎意外的：绝大部分的欧洲人在年华老去时对自己在人生舞台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很困惑，他们感觉角色和自己根本不相符，成了自己“技艺纯熟的表演”的牺牲品；当初左右他们择业的偶然因素、不稳定的情绪和独断专行，他们已然统统不记得了。他们原本可以尝试扮演别的角色，可现在已是来不及了！如果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则可看出，其实他们的个性是从角色中即人为的特性中转化过来的。在某些时期，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要从事这个职业直到终老，却不愿意承认这其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偶然因素。就是这样的信念使得阶级、职业、世袭的行业特权建立以中世纪为特点的社会高塔，塔的牢固经久耐用颇为值得称道。(经久耐用性在世上具有头等价值哩！)

但是，也有和这不一样的时代，就是真正的民主时代，人们逐渐地忘记上面的信念，而另一种大胆的信念、相反的观点在前台浮出水面，比如一开始在培里克利斯时代，雅典人的信念相当令人神往，又比如当代美国人的信念现在越来越让欧洲人崇尚和效仿了。在这样一些时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好的，没有什么做不好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地作着各种尝试、即兴表演、全新的试验，而且带着非常好的情绪。自然的东西都停止了，变成人为的……

希腊人具备了这种艺术家的角色信念，然后就像人们后来了解的那样，他们一步一步地经历了奇异的、并不是每个方面都值得效法的变化：他们真的成了演员；来迷惑和征服普通民众，甚至最后成了“征服世界者”。然而我忧虑的是，而今人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的是：假如人们心血来潮紧跟在希腊人的后面，那么我们现代人就全部走在一起了。如一个人，他感到已经是在演戏并且能知道演到什么程度，那他就已经是个演员了……

于是，在比较稳固、有许多限制的时代无法产生的新群体涌现了出来(在那些时代，这些人要么被置于“底层”，要么被紧缚双手或被怀疑为厚颜无耻)，因为这个而屡次出现最有趣、也是最愚蠢的历史时代，那些奇形怪状的“演员”们主宰了这些时代；与此同时，这就让另一类人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尤其是“建筑巨匠”更是如此。现今，建设力量业已瘫痪，作远景计划的勇气屡次遭受挫折，组织方面的人才极度缺乏。又有谁会大着胆子做几千年才会实现的事？个体要对未来作远景规划，并为此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他的价值和意义只是作为一座宏伟建筑物上的一块砖——这样的基本信念已经是绝少了！他为什么首先必须笃定地成为一块砖，而不做“演员”呢？简单说来，从现在开始，社会不但是不会被建设、而且也不可能再被建设了，因为建筑材料过于稀缺，我们已不再是社会的材料了。

这就是现今的现实！然而，社会主义者们，这些目光最短浅或许最老实但同时也最麻木的人却相信、希冀和梦想着相反的现实，并积案盈箱地撰文大肆宣传，我觉得这也无关紧要。他们用触目皆是的“自由的社会”这样的词语来描写未来。自由的社会吗？噢，这样的社会美是美啊，可诸位仁兄知晓吗，这样的社会用什么来建设呢？用“材质是木的铁”来建设吗？用著名的“材质是木的铁”甚至还不是“材质是木的铁”吗？……

偏见的“科学”

依据划分等级的原则，中等智力的学者根本不可能看见原本重要的问题和疑问，因为他们的眼力和勇气都达不到那样的水平，更加主要的原因是，不管他们作研究背后的动机和计划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愿望和探索也都是不求甚解，小富即安。

比如说，促使学究气十足的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热衷于虚构编造他那自以为是的“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调和的动机是那么地让人讨厌。假如人类抱着斯宾塞的观点，并且是更改不了的观点，那我们肯定会感到，这样的人类何止是让人鄙薄，简直是该被灭绝的了！斯宾塞所认定的最高愿望对别人则是一种讨厌的可能性。这原本就是他预见不了的问号啊！……

现在有很多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所坚持并所确信的那种看法也是这样的，他们对这种看法感到非常满意，就是坚信在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具有相同标准的世界，相信依靠我们那微乎其微的理性便可应付得了的“拥有真理的世界”。什么？难道我们真要把存在降低成账房先生那极为简单的算术练习和数学家的主观臆断吗？难道不应该首先剥掉存在那模模糊糊的特性吗？先生们，这正是良好愿望即对在你们视野之外的一切东西表示崇敬的良好愿望所追求的呀！

对于世界的解释你们以为只有一种是正确的，你们也是以这种解释为标准来指导科学研究的，但这解释不过是依靠计数、计算、称重、观察和触摸啊，这种方式就是不被认为是思想病态和愚笨，那也是太笨拙和天真了。那么，与此相反的方法能不能行得通呢？首先需要理解存在的最表层和最外面的东西，即它的表象、皮肤、能被感知的肌体，或者仅仅领会理解这些东西？这样看来，大家所理解的所谓“科学地”解释世界简直是愚不可及、荒谬绝伦。我们讲这些话给那些机械论者听，这些人现在非常愿意与哲人为伍，而且错误地认为机械论是关于一切规律的学问，一切存在都是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的。然而，有着机械本质的世界也必然是有着荒谬本质的世界！

假设人们对于音乐价值的估价，是根据从它那儿算出的数字是多少，有多少能用公式来套，那么，对音乐进行这样“科学”的评价是何等荒诞不经啊！那样做到底领悟、理解和认识了音乐的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有的人写文章，不单单是希望别人看懂，并且也是希望别人看不懂。当某人感到某本书不好理解，那么，这绝对不是对这本书的指摘和埋怨，这也许恰恰正是作者的意图哩，他就是不想让“某人”读懂。

任何高尚的思想或旨趣要推销和介绍自己，必定是要选择知音。既然是有选择，当然也就会用屏障来摒弃拒绝“他人”了。大凡写作风格的所有准则都是在这儿发源的：站得非常远，保持一定距离，不准“进入”，也就是不让别人懂得；但是另一方面又觅寻知音，让那些与我们听觉相像的人仔细地听他的心曲。

我的朋友们，在这里我私下谈论自己的状况的原因，是我不想让自己的愚昧无知和活跃的性情使你们对我的了解有所妨碍。我不希望我的活跃妨碍了大家，即便是它能迫使我快速地应付某事。我在对深奥的问题进行处理时，就像在洗冷水澡时一样，飞快地进入，然后又飞快地出来。有的人说，在水里不能浸得太深，其实这是怕水的迷信的缘故，是没有亲身体验的理论。噢！冰凉的水让你的动作迅速！但顺便问一句：对事物只作浮光掠影式的接触和闪电般的观察，是不是就肯定不能理解和认识它呢？是不是一定要像母鸡孵蛋一样整天对这事物追根溯源不可呢？是不是一定要和牛顿在谈论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做一个危险的人工孵化器呢？但至少还有着很多特别让人犯难、感到棘手的真理，它们都是在一刹那被人领悟到的，这实在是令人惊喜……

我风格的简明还有另外一个价值。我必须把一些让我很是费心思考过的问题中的许多东西说得简明些，让人听起来是言简意赅、要言不烦。我作为非道德者必须言语谨慎，不能玷污了别人的清白无辜，我说的是两性之中的笨伯和老处女，他们从人生中获得的除了清白无辜便一无所得。还有就是，我的文章还应该勉励和提升他们，激发他们去追求美德的兴趣。我不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比看到欢呼雀跃的老笨伯、被美德的甜蜜感弄得激情难以抑制的老处女更让我开心的了。“我看见了这个东西”，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委实有点违背了简明的初衷。糟糕的是，我对自己都没有办法再掩饰我的愚昧了，有时，我真为此感到羞惭，当然有时也为这羞惭而羞惭。

或许，今天我们的哲学家在面对知识时没有一个不是非常尴尬的：科学在不断地发展，侪辈中学富五车者甚至也发觉自己所知未足多；既然这样，那么假如是另外一种情形——如果是我们所知过多，又将如何呢？或许是更要糟糕呢！我们的要务一直是这样：切勿搞错自己的角色，尽管我们也必须博闻强识，但和学者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有着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成长，就是连消化也不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得更多，有的时候又需要得更少。一位天才营养的需要，这是没有一定的准则的，假如他的兴趣是独立、改变、冒险、来去匆匆——这些只有那些动作迅速敏捷者才能胜任——那么，他还是宁愿生活得自由些，食谱内容单调些为好，以便摒弃羁勒和阻碍。一个优秀的舞蹈家在营养中索取的不是脂肪，而是最大的柔韧性和力量。我不知道，哲学家的思想所亟盼的东西与优秀舞蹈家的有什么不同。对于哲学家来说，舞蹈就是他们思想的典范、技艺，也是他们唯一的虔敬，“对上帝的膜拜”……

理智的良知

我经常重复着同样的经验，而且还要作出一番努力去抵制它，事实尽管如此，但我却真的不愿相信：大多数的人均缺乏理智的良知。

我常常能够感觉到，如若用这样的良知来衡量，那么一个人身处人满为患的大都市就像是在荒漠中一样。每个人都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你，并且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一切，他会觉得这个好、那个坏；而当你说这种衡量标准并不准确时，没有人会觉得羞愧，同时也不会有人表示愤怒，他们只会对你的怀疑付之一笑。

其实，大多数人事先并不知道赞成这个或反对那个的最有把握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只是一味地相信，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当然也不会去花费心思去研究这个理由，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鄙俗和不齿，即使是最有天赋的男人和最高贵的妇人也常在“大多数人”之列。

但是，对我来说，善良、机智和天才又算得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信仰和评价中坚持马虎的态度，如果“对每件事都应有确切的把握”对他来说既不是内心最深切的要求和最诚挚的愿望，也不是用以区分人的高低的尺度，那么，这至少暴露出某些虔诚的人们对理性的憎恶和良知的泯灭！可是，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身陷这种重复一致的论调、莫名其妙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的存在里面，而不去追问，更没有追问的欲望和兴趣，甚至他们还往往通过嘲笑发问者的呆滞来表达自己的憎恶之情。这便是我所认为的鄙俗和不齿，也是我要在每个人身上首先寻找的一种情境。

某种愚昧的思想一再说服我，让我接受只要是人都有这种情感的观念。我想这恐怕就是我的不当之处了。

一切高尚、慷慨的情感对卑贱的人来说都显得毫无意义，因而也是不可信的。当他们听到有关这种情感的讨论时，只会眨眨眼睛，似乎想说：“也许这些东西是有一些好处的，可无论如何我是看不到的，谁能够透过墙看到那边的东西呢？”他们对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高尚的人，就好像高尚的人正在隐秘的小道里找寻什么好处似的。一旦他们确信高尚的人并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就会立刻换上一副得意的表情，蔑视和嘲笑高尚的人的快乐，把他们当傻瓜来看。“一个人怎么能在处境不利时还高兴得起来呢！怎么会眼睁睁地甘于身处不利境地呢！那一定是受了所谓的高贵的人的影响，失去了理性，出现了一种病态反应。”他们这样想着，随即又投去轻蔑的一瞥。他们是多么鄙视那些疯癫的人从坚定的思想中滋生的欢乐啊！

大家都知道，卑贱的人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益，他们一心都只想着怎样得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并且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而非常强烈了，甚至已经超越了本能的限制。他的智慧与情感就是绝不让本能误导自己去做无利可图的事情。高尚的人和卑贱的人比起来似乎更不理智，由于高尚、慷慨和自我牺牲的人往往会屈从于本能，当他处于巅峰状态时，便会失去理智。一只动物，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冒死保护自己的幼崽，或者在发情期追随异性而毫不顾及危险与死亡将至。它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它将所有的喜悦全部贯注在幼崽和异性身上，同时又担心这种喜悦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可能，于是理性被暂时中止了，它的身心已经完全被喜悦和担心控制了，这时的它一定会比平时愚蠢许多，就像那些高尚和慷慨的人一样。

如果高尚的人的这种喜悦或者痛苦的情感趋于强烈，那么理智在它们面前，往往不是保持缄默，就是屈尊为它们服务。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激情”，情感一旦爆发，心就跑到脑子里去了。(当然，有时也会出现所谓的“激情倒错”的反面情况。比方说有一次，一个人把手放在丰塔纳的心口上，丰塔纳问他：“您感觉到什么了吗？我最宝贵的还是我的大脑啊。”)这种激情是非理性的。在卑贱的人看来，高尚的人所谓的激情是向着客体而发的，而客体的价值是虚无缥缈的。他们总是受食欲的支配，因此感到十分恼怒，可是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可以理解那促使人变为暴君的饥饿的刺激，但却不能理解为何有人能够为了追求知识领域的某种激情而置自己的健康与名誉于不顾呢？

高等一点儿的人致力于尝试一些特殊的事物以及一般受人冷落、似乎并不美好的事物。他们的价值标准和一般人不同。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又认为自己的价值标准与常人无异，还将他们的价值和非价值当成普遍适用的价值和非价值，这样，他们的内心便在理解困难与不切实际中挣扎。他们深信自己具有潜藏在所有人心中的激情，并且对此极为热衷，还大加辩护。

如果这些特殊的人并不了解自身的特殊性，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去了解卑贱的人，并且正确地评估世情常规呢！这也是他们认为世人愚昧、不当和空想的地方，他们对世界的混乱状态惊讶不已，为何世间有“亟待做”的事情呢？——这恰恰就是高尚的人的不当之处。

平庸之中藏有真理

平庸藏真理，即使平庸的头脑也有最熟知的真理。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些真理太平庸了。这种人仅仅对占有刺激和诱惑力的真理的平庸精神感兴趣。就像现在，人们会遇到这样一个给人带来不快的论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平庸的英国人便更加尊重这种精神了——在这里，我所指的是达尔文、穆勒和斯宾塞——它突兀而起于欧洲审美的中间地带，并且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实，谁愿意对其中的功利性产生怀疑呢？这种精神早晚会成为人们的主宰。人们认为这些高贵而会飞的精神是那么的伶俐，然后为此搜集大量卑微的事实，急于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这大概没有一点儿意义——他们，作为一种例外，刚开始就认为这种“规则”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最终，与其说这些人的学识渊博，倒不如说是他们做得多。也就是说，是某些新意，阐明了一些新的价值！

知与能之间形成的那道沟壑或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为，能者，是伟大风范的创造者。与之相对的必然是无知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达尔文式的科学发现而论，人们可以将一定程度的褊狭、贫瘠和辛勤，处理得很好。最终，人们却不能忘记，他们凭借其深刻的平庸已经使欧洲精神出现了总体上的萧条。因为人们将它称之为“现代观念”，或者是“18世纪观念”，或“法兰西观念”的东西，使德意志精神“深沉”的厌恶掀起了浪潮，这些都源于英国。毫无疑问，法国人在这里仅仅充当了这些观念的猢狲或演员，同时一些人也扮演了英国的优秀士兵。同理，遗憾的是，法国人也充当了他们第一批以及最彻底的牺牲品，因为最后，由于“现代观念”的盎格鲁的可恶味道，使法兰西的灵魂变得非常稀薄，致使今天，在非信仰的影响下几乎又回想起了它的16、17世纪以及它往日深沉的激情力量和高贵的发明。可是，人们必须闭紧嘴巴恪守住历史的公正原则，并且对眼前片刻的假象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欧洲的贵族们，他们还是情感的贵族、审美的贵族、风俗的贵族。总而言之，所有崇高意义上的词汇，虽然都是法兰西的作品和发明，并且代表了欧洲现代观念的卑鄙和庶民主义，却也都归属为英国的。

法国，即使到了现在，也仍然是最具精神性和最雅致的欧洲文化驻足的地方以及具有审美性的高等学府。可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懂得如何寻找这个“具有审美性的法兰西”。一切属于这个国度的人，都具有良好的隐蔽性——无论是活着的，还是仅仅是一个特殊的小数目人群。这里面甚至还包括无法靠大腿的力量站立的人，一部分宿命论者、奄奄一息的人、病人以及一部分娇里娇气、矫揉造作的人。这样的人具有一种将自身隐藏的虚荣感。对广大人民来说，某些事情则是卑鄙的。因为，这种人从不理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发出的愚蠢怒骂和震耳欲聋的胡说，甚至对此不闻不问。

事实上在今天，站在前台的这个愚化了、粗俗化了的法兰西——新近，它在安葬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时候，举办了一场真正的非审美、自我欣赏的豪饮之宴。对于他们而言，或许还有一些相类似的东西，即一种抗拒精神、日耳曼化的善良意志——更显得它的无能！或许，叔本华现在已经莅临了这个具有精神性的法国，这样一来，他也成了法兰西悲观主义的一员。在这里，叔本华比在德意志那里更享受到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更加亲切。对于亨利希·海涅就更不用说了。他早已将巴黎的更为雅致、更为苛求的抒情诗与人们的血肉相连。或者，我们也不必再说黑格尔了。今天他以泰纳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可以称做是第一位活着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发出了一种几乎暴虐的影响力。但是，当我们说到里查·瓦格纳，法国的音乐往往按照现代灵魂的实际需要来塑谴自身，而它越是这样，就越体现了“瓦格纳化”。对于这一点，人们可以预告——它真的已经干得够意思了！但是，今天的法国人，凭借自豪的情感所提供出来的当作他们的遗产和财产的东西，当作一种欧洲古老文化优势的、仍然存在的、类似纪念碑式的东西，仅仅是三分老铜板。虽然其中体现着一切自愿及非自愿的审美的日耳曼化和庸众化。因为，技艺高超的激情能力——一种为“形式”作出牺牲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形式才创作出了那句“为艺术而艺术”的话。这种东西在法国，三百年来都仍然在耳边回响，而且常常老调重弹。幸好“少数的敬畏之情，使这一类文学成为可能”。

法国人对欧洲的优势建立的第二条，就是它那悠久的道德文化历史，这种道德文化使人们平均起来，甚至在报纸上随意刊登的微不足道的小说家的作品和有时出现的巴黎野鸡那里，也出现了心理学上所说的刺激性和好奇心。对此，人们在德国是找不到什么概念的，更不用说找出任何事情了。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为此已经减少上百年的道德工作。

但是在法国，这一点却是省不下来的；所有将德意志人称为“幼稚人”的人，会因为匮乏而为他们准备好一种赞誉。这与德意志在心理学的愉快艺术的对立面没有一点儿关系，但却与德意志交往的无聊性，有着较亲近的关系。一个对法国式真正好奇的发明天才，已经为这个体弱多病的寒噤大国作出了最成功的表达。亨利·贝尔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令人感到奇怪、奋然先行的人，他选择了拿破仑的速度跑遍了整个欧洲，而且途经欧洲灵魂的许多世纪，成为一个灵魂的探寻者和发现者——这一点需要用男女两性的问题解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便于赶上他，并且事后可以猜出谜中的几个令他感到痛苦、兴奋的谜底。亨利·贝尔是一位奇妙的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者，也是一个满身问号的人，他是法国最后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对第三个优势还有一个要求：在法国人的本质中，曾经出现过十分成功的北南综合，这种做法令他们明白了很多事物，而且做了一件令英国人出乎意料、无法理解的事。

他们禀性的周期性中，不时涌动普罗旺斯和利古里亚的血液，这种禀性使他们远离了北方远古那种令人战栗的朦胧和黑暗的矛盾以及贫血的侵害——我们称其为德意志的审美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人们以过分张扬的巨大铁血决心，我想说的是，为自己安排的“伟大的政治”——在一种危险的疗法下，我等了很久，可是最终也没有聆听到希望的教诲。即使是现在的法国，也仍然有对那些为数不多的自满自足的人提出的先见之明予以盛情欢迎的，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根本不值得为哪个之说产生丝毫的满足感，而且这样的人善于在北国热恋着南国，而在南国又热恋着北国——正是由于这种先天的中央国度、“善良的欧洲人”；正是为了他们，比才这位最后的音乐天才创作了音乐，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美丽诱惑——南国一部分音乐都是属于他的。

哲学与天才

在真理方面，现在的哲学已经发展得五花八门了，不禁令人生疑，所有的果实最终是否都能成熟。科学的范围和层次已变成了巨无霸，从而出现了这种可能，即身为学者的哲学家会变得身心疲惫，或者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地方，使自己“专门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自己不再登高，不再仰视、环视、俯视；或者，因为他不再拥有最佳的时机和力量，导致他登临太迟；或者，因为他受到伤害、变得粗糙、蜕化变质，甚至他的眼力，他的整个价值都不再有意义。正由于他智力良心的雅致，使他中途退缩；因为他害怕自己不小心成为门外汉的一员，或者误入千条大河和上万个感觉触角之中。对此他太清楚不过了，一个对自己都已经丧失敬畏之情的人，在作为认识者的同时，也不会再发号施令了，并且失去了领导能力：因为他一心想当一位伟大的演员，成为哲学的卡格里奥斯特罗和精神的老鼠夹子，换句话说就是，成为诱惑别人的人。归根结底，这属于审美问题：如果它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提出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了再一次成倍加重哲学家的困难，他不会要求自己对科学，而是对生命和生命的价值作出判断，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他不愿意学习、信仰对这种判断具有的权利或义务，而仅仅是从最广泛的——或许是最具干扰性、损坏性的——经验出发，而且必须偶尔停下脚步、深思熟虑、少言寡语，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那种权利和信仰的道路。事实上，众人长期混淆、忽略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不论将他同科学家和理想学者相混淆，还是升华为与宗教的、没有感性的、“超凡脱俗的”上帝的拥护者和醉汉们相等同；如果今天有人甚至听到对他的夸奖，那么这大概就不再是“聪明和超脱”了。明智：在庸人眼中似乎就是果实、手段和艺术品，借助它使自己脱离糟糕的游戏；但是，正经的哲学家——在你们看来就是我的朋友，是吗？——让你们“非哲学”、“非明智地”继续生存吧！“非明智地”感受责任和义务，经过千百次尝试和诱惑生命吧——他自己要坚持不懈地冒险，他要去玩那糟糕的游戏……

同一个天才相比，也就是说同一个既不生、也不育的人相比。“生”和“育”这两个词也被纳入其最高级的范围之中。学究、迂腐的科学者，经常到老处女那里捞取一些东西：因为，他们不具备立刻掌握人的上述这两项事务的能力。事实上，人们已经承认了学究和老处女的威严，好像出于一种补偿——人们喜欢在这种场合强调威望——由于这种承认的强制性而拥有了同样烦恼的同位语。我们更需要清楚地关注：科学者是什么？首先，他只是一个并不高贵的人类类型之一，之所以说他不高贵，主要因为他并不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是不自主、不自足的一种；也因为他的勤奋，在序列中富有忍耐性的编排，在能力和需要方面表现出来的平和和有分寸，他具有与他同等的人所必需的本能。譬如，那一小块独立性、绿色的田野，假如没有这么一小块，也就失去了劳作的安宁，失去了那种对荣誉和认可的要求。这里最最主要的就是认可，它是前提。那美妙文字的阳光，他的价值和备用性获得的连续胜利，从而引起了内在的怀疑，所有依附之人以及群畜动物内心的基础，都必须加以克服。这是多么的惬意啊，从而学究们也患上了这种不高贵类型的病症，并且胡作非为：因为，他的心中被无端的妒忌占满了，并且总是用一只猞猁眼来看一些令他无法企及的低劣天性。因为过于悲伤，他倒很像一个只能行走却没有活力的人；但是他恰恰站在伟大涌流之人的前面，无比寒冷和萧瑟——此时，他的眼睛如同一面光滑而勉强的湖面，这里再也不会有激动和同感的波纹。一位学究所能做的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事情，对他来说，完全出自于其类型的平庸的本能。因为，出自平庸的耶稣会教义，它的工作内容就是本能地消灭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将那张如满月的弓折断，或者——宁愿如此——试图收弓。松弦，当然也体现了顾盼之情，用留情的手、用过分悲伤的同情做事：这就是耶稣会教义最本质的艺术，也是通晓使人进入同情宗教之门的艺术。

对于“伟大”的诠释

我仍然坚信，人们最终都没有将哲学工作者同所有科学研究者和哲学家混淆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人们必须严格地“各得其所”，不要分配不均，一部分人给予的太多，一部分人又得到的太少。希望给现实上一课的哲学家，他自身也要站在所有等级上，甚至是他的仆人、哲学家工作者之上，而且他必须始终站在这个等级上；同时，他必须是批判家、怀疑论者、独断论者、历史学家，并且还要是诗人、收藏家、旅行家、猜谜者、道德家、预言家；同时还要成为观察家和“自由精神”，甚至一切的一切，从而可以围着人的价值和价值感的圆圈大饱眼福，带着各种眼睛和良心登高远望，从低到高，由角落至辽阔细细地观察。

可是，这一切仅仅是对下述的使命的准备：这种使命本身却想着另一样东西——它希望创造价值。哲学工作者以康德和黑格尔的高贵作为样板，必须对伟大事件作出伟大的估价——这被称为是从前的价值设定。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东西了，而且它还被人们看做是当时的“真理”——被强行套入公式，无论在逻辑、政治、道德，还是在艺术家的领域中都有所体现。这些研究者的责任就是，将此前的所有事件以及被估量的事物弄成一目了然，可以想象、理解、把握的东西。的确，所有长度和“时间”本身都要缩减并且压倒全部既往。这是因为它是一种庞大而神奇微妙的使命，为它奋斗；我敢说，任何一个雅致的傲慢，坚韧的意志，都会心满意足。可是，那些原来的哲学家仍然是发号施令者和立法者。因为他们说：“就应该如此！”他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人的行动方向，是吗？为什么要确定这个？就为了人，所有哲学工作者、一切以往的征服者的准备工作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他们能够用创造的手捕捉未来，所有存在的东西，不论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在这里，都成为了他们的手段、工具。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而这种创造就是立法，也就是他们所要的真理的意志——权力意志，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这样的哲学家？过去有过这样的哲学家吗？难道必须有这样的哲学家吗？

依我看，事情的发展趋势正是如此，作为明天和以后所需要的哲学家，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时代，都一定是矛盾着的，而且必定是这种情况。因为，他的敌人大多都是不断变化的。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人的特殊倡导者，都将他们称之为哲学家，可是他们自己却很少能感觉到智慧之友的存在，更多的则是感觉自己是一个不被人喜欢的傻瓜以及遇到很多危险的问号。

但是，他们所肩负的艰苦、非情愿、无法证明的使命，却使他们在这个恶良时代，在很久之后才发现它的伟大。既然他们通过这种活体解剖的方式，将尖刀逼进了时代美德的胸膛，那么他们就将自己过去的秘密全部透露出来了；为了明白一种崭新人类的伟大，为了走上这条人类伟大的道路。在同一时代道德最受人们尊敬的类型中，他们总要将隐藏着的虚伪、懒散、怠慢以及任性堕落、谎言，残留下的美德都揭示出来；每次他们都会这样说：“我们一定要深入到它们今天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当我们面对一个“现代观念”的世界时，任何人都想把它赶进某个角落，或者是“专门性”的观念里面。

当然，或许会有一位哲学家——如果说某一天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哲学家——被迫将人的“伟大”植入到他的广泛性和众多的全体性之中；因为，也许这位哲学家真的会按照一个人所能拖载和容纳的，将他的责任绷紧到某种程度来确定他的价值和社会等级。今天，那种人为的义务时代的审美和读报意志正在削弱，而且是趋于暗淡，因为任何东西都没有意志那样衰弱得合时宜；换句话说也就是，纳入“伟大”概念之列的是哲学家理想中具有的意志的强大、坚硬和进行长久决断的能力；通过一种似乎荒唐、放弃、沮丧、失去自我的颠倒学说和理想那样美妙的权利，我们可以测出一个颠倒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与16世纪一样，遭受了意志的能量和自私自利的洪水式的苦难。苏格拉底时代，身处疲惫的、嘈杂的、保守的老雅典人群中——他们或许是闲散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为了享受快乐，他们这样做着。就是在这里，他们总是满口眩人耳目的言词，但是他们的生活早已剥夺了他们讲这种话的权利。或许灵魂伟大、苏格拉底式的老医师和庸人的险恶的安全离不开讽刺，无情的老医师狠狠地切入自己的肉，就像切入了富贵的肉、显贵的心一样。只是看了一眼，医师就清楚地说：“不要挡道！在这里——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今天，情况则完全相反。在欧洲，群畜独受尊重而且分享光荣。

“权利平等”或许会成为非权利中的平等。在这里我想说，一切罕见的人、陌生的人、特权的人、更高级的人以及更高级的灵魂、更全面的义务、更伟大的责任、创造权力的充盈都和统治进行着战斗——今天，“伟大”概念已经有了新的诠释，即高贵的存在、为己而存在、能另外存在、独处和依靠自己的脑与手生活；但是，哲学家却会违背自己理想中的某些东西，如果哲学家提出：“伟大应该指最伟大的那个人，也可以是最孤独的人、最隐匿的人、最会走僻径的人、超越善与恶的人、美德的主人、意志充沛的人，这才算得上是‘伟大’。因为，多倍，可以代表全体；广阔，则表示充沛。”顺便问一声：伟大——在今天可能实现吗？

伟大的健康

我们是新人，寂寂无名之辈，难以被理解的人，属于那还没有被验明正身的未来的早产儿。为了达到新的目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手段，即新的健康，它比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健康更健硕、更有韧性、更加精明、更要大胆、更为快乐。

谁的心灵冀求经历那延续到现在的一切价值，经历一切值得期盼的事情，拿定主意决定乘船周游理想的“地中海”沿岸；谁想在自己的冒险经历中体会一下那些实现理想者的勇气，比如说艺术家、立法者、圣者、学者、智者、虔诚者、预言家、老式的非凡者等，那么，谁就必须要有伟大的健康。因为这类人无法回避地一再牺牲健康，所以还必须一再重新获得健康！

我们，追寻理想的阿尔戈船员，在漫漫旅途中也许是勇猛有余，谋略不足，尝尽了沉船的苦难，但是我们现在更健康了；并且是一再地恢复了健康。我们为此获得的报偿是：发现了一望无际的新大陆，理想的彼岸，一个充斥着华美、奇异、可疑、恐惧和不同一般的世界，以致我们没有办法来掌控好自己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噢，能使我们满足的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我们怀着对知识的热情冀盼，并且视野开阔、见识增加了之后，又怎么能够以当代人为满足呢？我们毫无疑问地带着反感、严肃的心态去看待当代人的种种目的和企图，或许还会等闲视之呢。这当然是不够厚道的，但却无法避免的呀！

另一种怪诞、迷惑、危险的理想又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不会劝说任何人去追寻它的，因为我们不会把追求它的权利赋予给任何人，这理想只是属于这些人，他们纯真地和至今为止一切被称为圣洁、善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沆瀣一气，他们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民众想当然地也以此为价值标准——实则是危险、式微和卑琐的，至少是懈怠、盲目、暂时迷失自我的。这看起来是一种符合人性甚至是超越人性的、善意的理想，可是它又常常显示是有违人性的，比如，它比之世间的真情，比之一切严肃凝重的表情、言语、眼神、道德和使命，就显露出它的有违人之常情。然而，或许也是正因为有这种理想的存在，世间才会出现伟大的真情，人们才会有问题的提出，心灵的命运才会出现转机，时针才转动，悲剧才会产生……

在以前，哲学家都害怕感官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将这害怕抛到九霄云外了呢？如今，我们这些哲学界的当代人和未来者全部已经变成感觉主义者了，这倒不是依照理论，而是依照实践才得出的这个结果……

以前的哲学家认为，感官会诱导他们走出那个萧瑟冰冷的“理念”王国，进入某个南方岛屿；他们不无担忧，恰恰是在那个南方岛屿会让他们的哲学家美德在令人目眩的阳光下消融。“将耳朵塞紧”，这在当时几乎是对哲理追根问底的人必须做到的，他们已经不再聆听生活的乐章，非但不听，还要否定这乐章呢。他们相信一个古老的迷信，就是认为一切音乐均为茜琳娜的妙音。

现在，我们乐意作出相反的判断(说不定也是错误的)：理念比之感官，是更具危险性的毒害，它有缺少血液而冷静的外表，但又靠哲学家的“鲜血”来生存，将哲学家的感觉器官甚至“心房”完全消耗干净(如果大家相信我们的话)，这些先贤便成了没有心肝之人了。哲学的研究成了吸血鬼的吸血行为了。对于斯宾诺莎这些人的形象，难道大家不感到恐惧吗？难道大家没看见这儿上演的戏剧越来越苍白了吗？诠释理念越来越唯心了吗？难道大家没有想到身后长期隐蔽着一个吸血鬼，它先是吞食感觉器官，最后只是留下了叮当作响的白骨一堆吗？——我指的是哲学范畴、公式和表述的言语(因为——请原谅我这么说——斯宾诺莎剩下的哲理爱神不过是嘎嘎作响的噪音罢了，已经被吮吸得滴血不剩时还谈什么爱、什么神呢？……)。总而言之，一切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到现在为止都成了一种疾病，它不像柏拉图那样谨小慎微地注意健康，没有惧怕极强的感觉器官，也没有一个聪明得像苏格拉底那样的门徒的智慧。

也许是我们现代人不够健康的缘故，所以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必要？而我们不惧怕感官的原因，是因为……

欢乐的含义

最近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上帝不再值得相信。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欧洲大陆，不管怎么样，至少对那些用疑惑的目光审视这场戏的人而言，太阳仿佛陨落了一般，一种古老而神秘的信任变成了谎言，这一切注定我们的世界走向黑暗，走向衰弱。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情过于重大，几乎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因此他们从未触及过这些，也就不会明白由此带来的后果以及随着这一信仰哪些东西将会消失，例如，整个欧洲的道德观念，原本都是依附于这一信仰的。

破败、沉沦、毁灭，这一系列即将出现的后果，又有谁能够对眼前的状况作出充分的预测，才不愧于成为宣布这种可怕的逻辑的导师呢？才不愧于宣布这种从未发生过的日蚀和阴暗的预言家呢？

人类是天生的释谜者，立于高山之巅期盼着未来，身处于今天和未来这两者的矛盾之中，就好像下一个世纪的第一胎婴儿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很快就会笼罩在欧洲大陆之上的阴影了，但是，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们对这些阴暗没有一丝同情？而且丝毫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慰，反而期盼着这场阴暗的到来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深受近期这些事件的影响吧！可能这些影响与人们估计的偏偏相反，不是悲伤和沉沦，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新的明亮、幸福、欢愉和勇气……

是的，只要哲学家与“自由自在的天才”听到“上帝已死”这个消息，就会立刻觉得整个身体沉浸在新鲜的朝霞之下，我们的心就会流露着感激之情与期待的洪流。最终，我们的视野越过障碍。尽管这时的视野并不非常明亮，但是我们的航船已经再度起航，做好了一切准备去面对重重危险；我们再度为了伟大的知识开始了冒险的旅程；我们的海洋再度敞开前所未见的胸怀。

人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在科学的领域，信念并没有公民权。除非当自己将信念贬低为某种谦虚的假设、短暂的尝试、可以变换的幻想时，它们才会得到批准进入科学的领域，或者得到某种价值的认可，但是，这一切必须加上一项限制——它们必须在所谓的警察的监视之下进行。

说得更准确一些，这是否就意味着当一种信念不再被重视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科学的领域呢？是否对科学的约束就意味着人们不应该轻易地产生信念呢？也许就是这样吧！但是我们必须质问一句：如果约束生效，是否必须具备专横的强制、绝对的信念，以此让其他信念成为它的牺牲品呢？

大家都知道，科学必须以某种信念为基础，“没有假设”的科学是绝对不存在的。我们是否需要真理？面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地回答道“是”；其次，让所有原则和信念这样表达道：“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所有事物与真理相比都是次要的。”那么，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是什么呢？是不被欺骗和不欺骗吗？

追求真理的意愿可以理解为“没有欺骗”的意志，首要条件就是“不欺骗”，这个法则也包括“不自欺”。但是，人为什么不愿意欺骗他人，也不愿意受骗呢？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欺骗”和“不被欺骗”二者之间完全不在同一个范围之内。不愿意被人欺骗，这是因为受骗不但会给自己或者周边的人带来伤害，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损害。因此，人们对科学提出正当的责问是一种历久不衰的智慧，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功利。那么，单方面不愿意被欺骗真的可以减少伤害吗？对于生活的了解，难道决定了最大的益处取决于信还是不信吗？如果二者需要兼备的话，那么科学应该如何得到它赖以生存的绝对信仰——比一切都重要的东西——真理呢？如果真理与非真理都在证明自己的功利性，那么也就不会产生信念了。事实就是如此。

因此，对于科学的信仰而言，它是毫无争议地存在的。信仰并不是依据这种功利得出的，而是依据追求真理的意志产生的。当我们将所有信仰都扼杀在科学之上时，我们就可以了解不惜一切代价的含义了！因此，追求真理的意志并不代表“不欺骗”和“不被欺骗”，而是代表“不愿意骗人，更不愿意自欺”。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于是，道德就出现了。人们总是一个劲儿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愿意欺骗别人呢？”尤其是在生活出现虚伪的时候(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的)，我所说的虚伪是指——欺骗、错觉和诱惑；但是，它又总会表现出一种真诚的模样，也许这就叫做企图，也可能叫做堂·吉诃德式的荒唐，也可能被称做某种可恶的东西，例如，敌视生命或者毁灭性的原则。因此，“追求真理的意志”也许就变成了追求死亡的意志。

为什么要将科学的问题引入道德的问题上来呢？假如生活、历史、天然都是不道德的，那么道德也就毫无用处了。所以，对于一个寻求真理、相信科学的人来说，世界是与生活、历史、自然相联系的。但是，在哪种程度之上他才会相信这一另外的世界呢？是否他会因此而否定这一另外的世界的对立面，即现实的世界呢？

据说，人们很早就领悟到，对于科学而言，始终还是依赖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我也这么认为)。即使是如今的求知者、无神论者、反形而上学者，也是依赖于那个古老的信仰——基督徒和柏拉图所点燃的火堆中取火的，在他们眼中上帝就是真理……但是，当这种信仰再也不值得相信，或者没有任何东西去证明自己的神圣，或者上帝也承认自己就是谎言的时候，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亲历的哲学

让我觉得幸运的是，导致肯定和否定之路的原因，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迷惘与混乱之后，终于又被重新找到了。

我教导说，要对一切使人软弱、衰竭的东西以否定。

我教导说，要对一切使人强壮、积蓄力量、为力感辩护的东西以肯定。

到目前为止，其他人还从未教导过什么，这是因为存在道德、无私和同情，其他人教导过连生命都要否定。这一切体现的乃是衰竭者的价值。

我对衰竭现象生理学的长期思考之后，被迫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衰竭者的判断深入价值世界的程度究竟如何。

即使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对某些陌生领域相当在行的人来说，我所得出的结果都是如此令人惊叹。因为，我发现了所有最高价值的、主宰人类，至少使人变得驯服的价值判断，都能够归结为衰竭者的判断。

我用最神圣的名义得出了一个毁灭性的倾向；有人将虚弱之物、教诲虚弱的人和传布虚弱的人称为上帝……我发现，“善良的人”即颓废现象的自我肯定形式。

叔本华也曾教诲过的那种道德说道，它可以说是最高的、唯一的道德，同时也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这是因为在我看来，那种所谓的同情和任何恶习相比，都要危险很多。在类中的选择仅仅在原则上被取消了；从衰败中净化，这就是说，迄今为止的道德是真正的道德……

要尊敬灾祸——就是对弱者喝道“灭亡吧”的那个灾祸……

有人将反对灾祸——将使人退化、腐败的行为称为上帝……人们不应该无缘由地借用上帝的名义……

种族腐败了——然而却不是因为其本身的恶习，而是由于它的不学无术，它不认为衰竭就是衰竭。生理学上的混淆是一切灾祸的根源……我们最大的误解就是道德。

问题：衰竭者是如何达到为道德立法的目的呢？也就是说：末人是如何取得权力的呢？……具有动物本能的人为什么竟然头足倒置了呢？……

悲剧是什么？——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伟大误解。因为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两种欲望——恐惧与同情，即是悲剧的欲望。如果他说的是真理，那么悲剧就可以看做是一门有生命危险的艺术了。这是因为人们想有必要告诫他人要像提防某些危害公众和声名狼藉的事物一样小心悲剧。换句话说，艺术，生命的兴奋剂、陶醉感和意志，在这里就是为颓废运动而效力的，如同悲观主义的婢女一样，是对健康有损害的。习惯上，那些能够激起恐惧和同情感的东西也同时起着瓦解、削弱和贬抑的作用。——在叔本华看来，人们应该从悲剧中得知天命，如果这个论点正确，那么就意味着真的构想出否认自身的艺术了。那么，悲剧也就变成了消融的过程。因为艺术的本能将生命的本能毁灭了。一些如基督教、虚无主义、悲剧艺术、生理学般的颓废现象全都携起手来了，而且在同一时间取得了优势，互相驱使，向前——向后……悲剧在这里简直就成了衰败的象征。

人们可以无情地将这样的理论驳倒，换句话说，人们可以借助动力计测量出悲剧情绪的效果，从而还可以得出最终只会否认分类家的绝对欺骗性的结果。——也就是将悲剧当做是一种滋补药品。如果叔本华从来没有想过要了解这个问题，如果他坚决地认为整个沮丧情绪就是悲剧的状态，如果他试图使希腊人明白，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站在世界观的高度，那么，这乃是偏见、体系的逻辑、分类学者的伪造。因为这属于那种拙劣伪造中的一种，它逐渐地将叔本华的整个心理学摧毁了。

我达到了“肯定”的新路。——到目前为止，所有我认识和亲历的哲学，都是志愿寻找生命的、令人厌恶和声名狼藉那一面的尝试。我从长期跋涉的经验中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迄今为止的一切有关哲学的论述——即哲学的秘史，我从中也明白了被冠以哲学大名的心理学。“一位思想家所能承担的真理会是多少，而敢于说出的真理又有多少”——这成了我真正的价值测量器。怯懦其实是错误的……而一切的认识成就，都是勇气、严于律己的结果……这种我所亲历的试验哲学，甚至尝试着要预言最原则性的虚无主义的可能性。然而这并不是说哲学总是坚持否定的，而是要否定的意志。毋宁说，它想要达到的是相反的那一面——直至狄俄倪索斯肯定世界就是如今这个样子的，不打折扣的，全无任何例外和选择的——哲学要求永恒的循环——即同种事物所联结的同种逻辑与非逻辑的永恒循环。这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称得上是最高状态了，也是对生命抱狄俄倪索斯式的态度。我的公式即是热爱命运。

认为生命过去被否定的一面是必然的，是不够的，还应认为它是受欢迎的，这也在上述公式的范畴之内：即不仅对于过去被肯定的一面来说是受欢迎的，而且出于这一面的考虑，作为生命的更有力、更丰富、更真实的一面来说也是受欢迎的，这是因为，生命的意志会在这一方面中得到更加清楚的体现。

同样的，评价生命到目前为止被肯定的一面也属于上述公式的范畴；即要将这种估价的由来弄清楚，要了解，对于狄俄倪索斯对生命的估价来说，上述估价的约束力还是十分渺小。我思索和领会了在这里肯定的究竟是什么(一是受苦人的本能，二是群畜的本能，三是绝大多数反对特殊者的本能)。

因而，据我猜测，一种强者想必会在设想人的提高时朝着另一面去想，即更高等级的人，他处在善与恶的彼岸，处在无法否认源于受苦人、群畜和绝大多数人的那些价值的彼岸——他可以算是我在历史中求索过的相反理想结构的雏形(“异教的”、“古典的”、“高贵的”这些概念都应该重新发现，重新估价)。

我们缺少在音乐中善于给音乐家立法和创造一种良心的美学；缺乏能够产生结果的东西，也就是为争取“原则”而进行的真正的斗争——因为，如同嘲笑叔本华的有关论述一样，我嘲笑赫巴特作为音乐家的不完全意欲。事实上，因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对于“楷模”、“匠心”、“完美性”等概念我们已不再善于论证了——在价值的王国里，我们用旧的爱与仰慕的本能盲目地探索着。我们甚至还觉得“一切能够令我们感到满意的东西都是善的”……每次，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听到人们天真地将贝多芬称做是“古典作家”的时候，都会感到疑惑。这是因为我好像始终一丝不苟地坚守在别的艺术领域中，人们会将与贝多芬截然不同的类型认定为“古典作家”。然而，如果瓦格纳的完美与跃入眼帘的消融风格就是所谓戏剧性音乐被誉为“楷模”、“匠心”与“进步”的话，那么我将无法容忍。在我看来，瓦格纳所认定的音乐戏剧风格简直就是摒弃了一切风格，因为其前提乃是某种和音乐即戏剧相比重要千百倍的事物。瓦格纳善画，他根本不是为音乐而音乐，他是诗人，强调姿态；最后，他呼啸着朝向“美妙的情感”和“隆起的胸脯”，如同全部戏剧艺术家所做的那样——他不择手段地说服女人和缺乏教养的人们相信自己。可是，女人和缺乏教养的人们同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人根本就缺乏艺术的良心；当全部一流和绝对必要的艺术美德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遭到所有人的践踏与嘲弄的时候，没有谁会感到心痛。当这种戏剧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丧失了艺术本身，也就是为了自己而失去法则的时候，这和表现手法的所有扩展又有什么关系呢？如绘画般的绚丽多彩与声音的力量，音响的象征性，节奏感，谐和与不谐和的音色，音乐的暗示性含义，所有这些就是随着瓦格纳登上统治地位的全部感性音乐。瓦格纳是凭借音乐来认识、发掘和发展这一切的。在语言方面，维克多·雨果曾经作过类似的尝试。然而，即便在今天，当法国人谈及维克多·雨果的时候，依然会扪心自问：这种做法是否败坏了语言，是否随着语言感性的提高而逐渐贬低了语言的理性、精神性与深刻的规律性呢？法国的诗人成为了雕塑家，德国的音乐家成为了戏子和文化贩子，所有这些难道不是颓废的标志吗？

被称做是伟大的人，通常都是以天性所具备的伟大风格有所建造和发明的人。那么这究竟是什么人呢？第一，在这种人的整个作为中，自始至终他都保持着一种不便的逻辑性，因为逻辑性过于冗长，所以其他人很难知其梗概，因此常常处于迷惑状态，也就是说，他有能力从自己巨大的生命平面出发，修炼自己的意志力和能力；同时，他还拥有一种蔑视和摒弃渺小的蹩脚货的能力，尽管其中真的包含世界上最美、“最神性的”事物。第二，这种人比普通人更加冷酷、生硬、不假思索和更不怕“舆论”；这种人将“尊敬”和被尊敬远远地抛到脑后，但同时他也不具备群畜道德一类的所有特性；如果说他没有能力当引路人，那么他就要踽踽独行。然而，这种事情总会发生，即当在途中遇到东西时，会发出低沉的喉音。第三，这种人并不希望自己拥有一颗“同情的心”，而希望得到一些奴仆和工具；当这种人与其他人交往时，他总是打别人的主意。他总是将自己武装得天衣无缝，因为他认为老实人都是乏味的；如果有人识破了他的真面目，那么他会感到惊讶。当他不对自己说话时，他则会戴上一张假面具。这种人宁愿撒谎，都不会说一句真话。因为撒谎可以令他富有精力和智慧。这种人的内心常常有一种孤独感，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褒和贬来形容的，它具有一种独特的可审判性，但却不会审判自己。

哲学的命题

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这个世界是表面的，所以，一定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条件的。所以，一定存在一个绝对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矛盾重重的，所以，一定存在着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变幻不定的，所以，一定存在着一个存在的世界。——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推论(盲目信仰理性：如果 A存在，那么它的对立概念 B也应存在)。这种结论是由于痛苦激发而来的。从根本上说，这些推论都是愿望，它们想要这样的世界；与此同理，对一个制造痛苦世界的仇恨也表现在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上，一个弥足珍贵的世界。这里形而上学家们对现实的怨怼真是有创造性！

第二批问题：什么才是我们受苦的目的？……这里就得出了我们表面的、善变的、受动的、有着诸多矛盾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1.痛苦是谬误的结果，谬误又是怎么可能会发生的呢？2.痛苦是过失的结果，过失又是怎么可能会发生呢？(——将来自自然领域，或社会中的纯经验普遍化反映到“自在”里面。)但是，倘若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有条件的世界是绝对的世界所决定的，那么犯错误的自由、犯过失的自由定然也都是由绝对世界决定的。因为，又会出现像目的这样的问题……这么说来，表面的世界、变幻的世界、矛盾的世界、痛苦的世界是人们愿意看到的。那么什么才是目的呢？

这些错误的结论，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概念——因为，如果二者之一符合某种现实性，那么另一种也“定然”符合现实性。“要不然，人们怎么会得出一事的相反概念呢？”——这么一来，理性就成了关于“自在存在物”这个启示的来源。

但是，那种对立的起源不是一定要追溯到理性的超自然根源上来。因为，概念的真正起源只要是放在对面，就完全能够说明问题了。这种起源是来自实际方面，来自功利性，因而它拥有强大的信仰(假如人们的推论不是依照着这种理性，那么他就会因此而毁灭：但是，这证明不了理性所主张的东西)。

在形而上学家们那里，偏见的产生是因为痛苦，十分幼稚。“永恒的欢乐”：心理学的荒诞不经。勇敢和创造性的人绝对不会将快乐和痛苦看做是最高价值问题，——这是伴随状态：倘若人们的某个目的希望达到，人们就一定想要这两者——宗教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身上的某些疲倦和病态表现，他们认为主要的是快乐和痛苦的问题。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道德有很大的重要性，道德被认为是消除痛苦的基本条件。

同样，由于表面和错误所引起的偏见也是如此：痛苦的根源在于迷信，即认为幸福与真理是紧密联系的(混淆：幸福在于“信念”，在于“信仰”)。

康德的神学偏见，他的不自觉的教条主义，他的道德观是引导性的、统治性的和命令式的。

第一个谎言：这个事实是可能被认识的吗？认识皆是事实？什么是认识呢？假如我们连什么是认识都不知道，我们也就回答不了有没有认识这样的问题了。——太妙了！但是，倘若我已然是“不知道”是否有认识、是否能够有认识，那我就完全不能合理地提出诸如“认识是什么”的问题了。康德相信认识这个事实，因为，他所憧憬的东西是天真：认识的认识！ “认识即判断！”但是，判断是一种认为某物是如何如何的信仰！而非认识！一切认识都在于带有普遍有效性的特征的综合判断之中(即事情在任何场合都表现为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带有必然性的特征(这种说法的对立面是不可能存在的)。信仰认识的合法性总是被看做是前提。

在这里，道德本体论乃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判断。

这么说来，推论就是：

1.我们认为有一些说法是普遍有效的和必然的；

2.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不可能从经验里产生；

3.因此，没有另外论证自身的经验，而肯定有一种另外的认识源泉！(康德的推论：1.有一些说法，它们只对某种条件适用；2.这种条件就是：那些说法不是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纯理性。)

这么说来：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些说法的真理信仰是在什么地方取得自己的论据的？不，什么是信仰的原因？但是，信仰、强大信念的产生乃是心理学的问题：非常有限的和狭隘的经验，常常会产生这种信仰！这种信仰的先决条件就已经是如此，即不但有后验的论据，而且连先验的论据都有，即“在经验之前”。即认为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绝对不会从经验里得来。这么一来，很明显就产生一个问题：没有经验又如何会有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呢？任何孤立的判断都是不存在的！孤立的判断根本不可能是“真实”的，根本不可能是认识的；保障首先来自多种判断的综合关系。真实的信仰和虚假的信念区别是什么呢？认识到底是什么呢？他“知道”那是在谈玄！

他认为，普遍性和必然性根本不会产生于经验中！这也就意味着是不依靠于经验而在一切经验之前！这种先验的认识也就是来自纯理性的“纯认识”而不依赖于任何经验喽！

“逻辑的原则，矛盾和同一性的原则是纯认识，因为它们在一切经验的前面。”——但是，这绝对不是认识！而是有协调性的信条。为了对数学判断的先验性(即纯合理性)进行论证，应将空间理解为纯理性的一种形式。

休谟说过：“综合的先验判断是根本不存在的。”康德说，有！数学的判断就是！而倘若存在这样一种判断，也许同时存在形而上学，也就是用纯理性来认识的事物！

由于形而上学在产生数学的条件下产生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所有人的认识要么是经验，要么是数学，必定是这二者之一。判断是综合性的：即不同的观念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先验的，就是表明那种联系是必然的和普遍有效的，它们根本不是产生于感官知觉的，而仅仅只是由于纯理性的原因。倘若应该有先验的综合判断，那么理性就一定要有能力去联系：联系就是一种形式。理性就一定要占有塑造的能力。

论生命的理性

对于我头脑中的世界，你们也知道是什么吗？想让我将其映在镜子里给你们看看吗？这个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无边无际，一个固定坚实的力，它不变大，也不变小，它不耗费自身，而只是将面目改变；作为总体，它的大小不变，是没有维持家计的支出和消费；但也没有增长，没有收入，它被“虚无缥缈”所缠绕，如同被自己的界限所缠绕；不是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不是任何奢靡浪费的东西，不是没有限制扩张的东西，而是放在有限空间中的力；不是在什么地方都有的那种“空洞虚无”的空间，或者可以这么说，这种无所不在的力乃是忽而为一，忽而为众的力和力浪的嬉戏，此消而彼长，如同自身汹涌翻腾的大海，不停地变化，永恒的复归，以千万年为期的轮回；他的形状有潮有汐，从最简单到最复杂，从不动静止、僵死一团、冷若冰霜，突然变成为热情炽烈、难以驯服、自相矛盾；然而又从充溢状态回归至简单状态，从矛盾嬉戏回归至和谐的快乐，于其轨道和年月的吻合中肯定自我、祝福自我；作为终究是要永恒回归的东西，作为变易，它不知更迭、不知厌烦、不觉疲倦——这就是我说过的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狄俄倪索斯的世界，这个双料淫欲的神秘世界，它就是我的“善和恶的彼岸”。它没有目的，如果在圆周运动的幸福中无目的、无意志，如果一个圆圈对自身的善良意志也没有的话——你们想为这个世界起个名字吗？你们想替它的一切谜团找寻答案吗？这不也是投射在你们这些最隐蔽的、最强悍的、无所畏惧的午夜游魂身上的一束灵光吗？——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都不存在！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都不存在！

“疾病会成全一个人”：这是流行了千百年的著名观点，智者这么说，庸民百姓也这么说，令人深思。对于其有效性，人们想冒昧地提个问题：道德和疾病之间存在着一条因果的纽带吗？从大的方面来说，譬如，“对人的改良”在上个世纪让欧洲人的态度变得缓和起来，变得有人情味，变得彬彬有礼了，这毋庸置疑——它是长期隐藏和公开的痛苦、怀疑、匮乏、暮气沉沉的结果吗？疾病“成全了”欧洲人吗？换言之：我们的道德性——我们欧洲现代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性(可以和中国的道德性比较)——难道是生理学退步的表现吗？……也就是，人们没有办法否认，历史上，每当“人”表现出异常突出的特别光彩和强力的时刻，他都会立刻接受一种出人意料的、危险的、狂躁的性格，于是，人性每况愈下，但或许只在看起来和寻常不一样的场合——也就是没有勇气和耐心让心理学变得深刻、却也能够得出泛泛定则的场合，才有人性。因为，一个人自我感觉越是健康、强壮、充盈、成果丰富、很有作为，他也就越“非道德”。这是让人感到害怕的思想！不过，也是人们不应有的想法！但是，倘若人们怀着这种思想再往前挪一步，他将会见到一片奇妙绝伦的未来景象！我们竭尽全力去争取人性化、人的“改良”，人的“文明”的持续增长，世上有比这还要昂贵的支出吗？比美德的代价还要昂贵的是不存在的。因为，随着美德的出现，世界终将会变成一所大医院：“人人皆是大众的看护员”，或许这是聪明的推论。当然：或许那时人们会得到心驰神往已久的“世界和平”！但是，“和睦共处”实在是太难了啊！美、放纵、无理、危险太少了！让人感到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值得的“伟业”太少了！啊！不会再有“伟业”了！所有伟大的事业，所有名垂千古的、永世长存的伟业，——最大的非道德性可不就是处于理智深处的它们吗？……

对于市民来说的婚姻，显然本意上也就是高贵的“婚姻”，它根本不是指爱情，也非金钱——爱情不会促成任何制度的形成——它说的不过是社会颁发给让两个人的性欲相互达到满足的那张证书，条件自然是要他们顾及社会利益。很明显，当事人的某些满足和非常善良的意志——容忍、迁就、相互体贴的意志——乃是这种契约的前提条件；不过，请不要因而对爱有所误解——这个字眼！就两个爱恋者而言，就恋人全面的、健康的意义而言，性欲的满足绝非本质，这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对一方来说，我已说过了，是完全服从的象征，对另一方来说，就是准许这种服从的象征、攫取的象征。——贵族、旧式贵族所说的婚姻，指的是对一个种族的驯服和同化(现在还有贵族吗？要热心寻访才是)——换言之，婚姻的问题也就是保留一种固定的、确定的统治者的问题。由于这个，将夫和妻的关系牺牲了。显然：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前提并非爱情，恰恰相反！那种互相体贴的善良意愿是绝对不能要的，因为那是让市民的婚姻能够成为美满良缘的标准！种族利益决定等级利益。这样一种高贵的婚姻概念摆在我们面前，就像古雅典各个健康的贵族政体和18世纪欧洲盛行的婚姻摆在我们面前一样，由于冷酷、严厉和精明而颤抖不已！我们这些有着一颗敏感的心的热血动物，我们这些“当代的人”哟！正因如此，作为受难的爱情——就这个词的无穷智慧来说——是为贵族政体发明的词语，并且就该政体之中存在着：因为，就是在那里，强迫、禁欲同样也是最为严厉的……

博爱的准则也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情形，生孩子就如同犯罪：那么对于变性病人和三度神经衰弱病人来说。要采取什么措施呢？——要鼓励他们保持贞节，依托像“帕西法尔”音乐那样的东西，可能有人一直以来在做试验。因为，帕西法尔自己就是个典型的白痴，他不让自己传宗接代的理由是充分的。不幸的是，某种对“自我控制”的无能(——对刺激，哪怕最小的刺激都经不起考验)，就属于整体衰竭的通常结果。如果将莱奥帕蒂这样的人看做贞洁者，那可就是算计错了。在那里，教士们和道德家之间的赌博，输了；将这帮人打发到药房去是最好的办法。最后，在这里社会要履行一种义务：因为，人们是极少向他们提出这么紧急和有原则的要求。社会对生命是有托管责任的，它在生命面前要对每一个不该出生的生命负责——社会要抵偿。因而，社会应当阻止他们出生。在数不胜数的场合，社会应该节育：为此，社会应当是不问出身、门第和思想，一律剥夺自由，采取最强硬的强制措施，如有可能，准备阉割。——《圣经》的戒条说：“不可杀人！”这比之郑重防止生命退化乃如儿戏。也就是“你们不应生殖”……生命本身对健康的有机体同不健康的有机体之间有什么团结、“权利平等”是并不承认的：要么，将不健康的铲除——要么玉石俱焚。——同情颓废者，就相当于是给败类以“平等权”——我要说，这是最大的非道德，是自然本性有所违背的道德！

相对的贞洁性，在思想原则对色情有所防范，这是明智的，即便是在那些高贵的、完美的天性那里，这也是在生命伟大理性的范畴之内的。这一原则对那些艺术家是尤为适用的，它属于他们最出色的生命智慧。就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些非常镇定的声音又震响在耳边了：我说的是司汤达、戈蒂埃和福楼拜。艺术家，从类型上来看乃是感性的人，非常敏感的人，无论怎么说，对远来的刺激和灵感都是欢迎的。尽管如此，一般说来，由于是有自身使命感的压力，有自身要出众的意志要求和制约，他们其实都是有节制的人，往往都是守贞节的人。他们的主导本能对他们是如此要求的。因为，本能对他们以某种方式来消耗自身是肯定不允许的。这种消耗的力也是用以进行艺术构思和性行为的力。因为，只有一种力的形式。屈服于力，消耗自身，是对艺术家的背叛。因为，这全然表明本能和意志的缺乏，可以称得上是颓废的象征——无论怎样，艺术价值都会降低的，以致达到无可挽回的程度。

生命的关照

力的众多性通过一个共同的营养过程联系起来，我们将它称做“生命”。一切所谓的感觉、观念、思维——即：1.对一切其他力的抗拒；2.依照节奏和形态对这些力进行调整；3.依照同化和排泄的标准来进行评价——这都属于让生命成为可能的营养过程。

“在思维的形成过程中，一定会到达这样一个点，在那里有这样一种认识，被人们称做为事物特性的东西，就是感觉着的实体的感觉，这种认识会进入意识：这样一来，特性就不是物体的从属物了。”而余下的就是“自在物”了。对自在物和为我们之物进行区分的基础，乃是那种能够给予事物以能量的陈旧的、天真的知觉。但是，分析的结果却显示，力也是附带加进去的。同样，实体也是硬塞进去的。“事物会对某个主体刺激。”是吗？实体观的源头在于语言，不在于我们之外的存在物！自在物根本不值一驳！

存在物被认为是感觉，是一切无感觉之物都不会以其为基础的感觉。

在运动中，任何现成的感觉内容都是不存在的。从内容上说，存在物不可能是运动：换言之就是，(不可能是)存在的形式。

备注：可以尝试对现象解释的办法：第一，用想象在现象的影像(目的)之前的方法；第二，用想象在现象的影像之后的方法(数学物理解释法)。

二者不应混淆。也就是说：那种需要以感觉和思维对世界约束的物理学解释，不能再生发或产生感觉和思维。毋宁说，物理学应该一贯没有感觉、没有目的地来感觉世界——一直到感觉最高等的人。目的说的解释只是目的的历史，绝非物理的！

科学仅仅只是问驱使我们去意愿的是什么。毋宁说，它否认被意愿，并认为某物的发生有一些不一样——简单地说来，对“意志”和“目的”的信仰不过是幻想。它不追问行为的动机，好像在意识中动机是在行为之前似的。因为，科学首先将行为分成机械论的现象群，并对这种机械运动的前史进行追溯——但不是在感觉和思维中。因此，科学绝对不需要解释：因为，感觉是科学的材料，它理应被解释。——科学的任务就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把感觉当成原因。因为，这意味着把感觉当成了原因。然而，却一直为解决科学的任务。

也就是说：要么是没有意志——科学的假说——，要么是自由的意志，二者必居其一。后者代表了统治感，即便科学的假说的证明是对的，这种情感我们也不能摆脱。

对因果的普遍信仰的前提为自由意志是任何结果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感觉有因果关系。还包含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任何原因都不是结果，而只有意志是原因的时候才是原因，总是如此。我们的意志行动不是必然的——它是包含在“意志”的概念中。在原因之后的结果是必然的——我们这样感觉。认为我们的意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然，这也是假说。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某种行为、性格、生命的价值放在目的和意图之中，换言之就是为了目的本身而表现、行动和生活的。因为，兴趣的这种原始的特质最终还是要发生危险的转折。——即，倘若现象的无目的和无意图性更多地一再进入意识的话。这么一来，似乎是在暗藏着一种普遍的贬值：“一切都没有意义。”——这句伤感的名言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意义都包含在意图之中。倘若没有意图，也就没有了意义。”依照这种观点来说，人们就不得不把生命的价值放在“后生命”中，要不就放在观念，或人类，或民族，或超越人之外的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中；但如果这样，人们也就进入到目的的无限发展过程中了。因为，人们最终需要为自己在“世界发展过程”中谋求一席之地(这也许是紊乱的鬼神说的影响所造成的，即认为这就是走向虚无的过程)。

与此相反，“目的”需要一种更严厉的批判：因为，人们应当认识到，目的是绝对不会引起行为的。因为，目的是用作解释的手段。在对此进行阐述的时候，现象的某些点会被强调和挑选，以牺牲他人和绝大多数人为代价。每当干某件事时带着一个目的的时候，就会发现某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和另外的现象。因为，联系到带有目的的行动来看，情形是和太阳辐射酷热的所谓合乎目的性一样，白白浪费了绝大部分热量；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点儿热量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一种带有其“手段”的目的，这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描述，虽然可以将其作为规定和意志来发布命令，但它是以一种由驯服的工具组成的体系为前提条件的。它设定纯粹坚实的伟大之物来取代那个非常模糊的东西(即我们设想了一个设定目的和手段的更明智但也是更狭隘的智慧，以便有能力赋予我们唯一知道的“目的”去起“行为的起因”的作用，而这种权利原来我们是没有的：即为了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把问题放进了对我们来说无法观察的世界)。

最后，“目的”为什么不可能是伴随现象呢？也就是在引起合乎目的行为时在变化序列中起作用的力呢？因为，之前进入意识的、引领我们见到现实现象的苍白图景，就是现象本身的象征，而非现象的原因。——但是，这么一来，我们批判了的也就是意志本身了。因为，将意识中作为意志力出现的东西看成了原因，这不是一种空想吗？一切意识现象都只不过是终结现象即链条的最后环节吗？但好像决定它们的是意识平面内部的先后次序。这倒可能是一幻想。

力量意识

意识是人类机体发育中最后和最晚出现的，因此也是机体发展中最不成熟和最无力的一环。无数的错误皆源于意识，一如荷马所言，它常常使人类同动物一样都被“命运”过早地吞噬掉了。

要是稳定的本能欲望不是那么强劲的话，就无法起到调节器的作用，这样，人类就将成为睁着眼却是瞎作判断和想象的动物，就会流于肤浅和轻信，总之就会因为意识而自我毁灭。也就是说，如若没有本能的欲望，人类早已不复存在了！

在一个机能尚未形成和成熟之前，对有机生物体是有危害的，因此最好将它长期压制住，而意识就是这样被完全压制的，并且丝毫没有一点儿得意！人们认为这大概就是人的精髓，是他身上的恒久不变的、最重要也是最原始的东西。人们认为意识是一种恒久的能量，它没有成长与间歇性，它是“生物肌体的统一”！这种对意识可笑的误解也有其阻止意识形成过快的效用。因为人类至今仍然坚信自己已经具备了意识，所以就不用花费精力去获得意识了！

所以在人类眼中，获取知识并使之成为本能就成了一项全新的、尽管在人类意识中逐渐清晰起来、但却依旧几乎不被人看清的任务。然而，看清它的人就会懂得：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全部都是谬误，而一切意识都与这些谬误有关！

是否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给人创造最多可能的欢乐与最少可能的痛苦？如果欢乐与痛苦就像是用一根绳子连在一起的话，那么，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尽可能多的欢乐，也就意味着他将得到尽可能多的痛苦吗？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体验“至高无上的欢乐”就必然也要做好体验“悲伤至死”感觉的准备吗？也许就是这样的吧。至少禁欲主义者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一贯主张将欢乐减到最低的程度，这样就可以避免生活中的痛苦(当一个人用“最有德行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这句格言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他其实既把它当成了对大众进行说教的招牌，又把它当成高人雅士诡辩式的高雅)。目前我们仍然能够选择：不是无痛苦或最少可能的痛苦——社会主义者和各党派的政客基本上不能再对其党徒作如此预言了；便是最大可能的痛苦，以牺牲大量的欢愉为代价！如果你们选择的是前者，想要减少人的痛苦，那么结果必将致使自身欢乐的能力也随之降低。

人们实际上可以利用科学将这两个目的向前推进，一方面，科学的力量直到今天才广为人知，人们发现它是个伟大的痛苦制造者，它剥夺了人类的欢乐，使人变得更加冷酷、呆板、克欲；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了它的反作用力，这力量是无可估量的，它必将照亮欢乐的新世界！

凭着我们的好恶，人们将自己的力量施加在别人身上，目的是要造成有益或有害的结果！

就造成有害结果而言，我们必须要让对方感觉到我们的力量，让他们痛苦。人们对这种痛苦的接受远比欢乐容易得多，痛苦总是要追究它的起因，而欢乐则只图保持现状而不愿往后看。就造成益处而言，即将善举和善意施给依附于我们的人(这里的依附，是指这些人已经习惯将我们看做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源泉，并且常常怀念我们)；我们要增强他们的力量，这样其实也在无形中增强了我们自己的力量；或者我们要让他们明白处于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的诸多好处，这样，他们才会对自己的境遇大加称赞，更加愿意同我们一起反对敌对势力，同仇敌忾。

无论我们行善还是施恶，也无论我们是否在这种行为中牺牲，我们行为的最终价值都会得到任何改变，甚至即使是向宗教殉道者一样，为了这种正当的理由而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那种牺牲也是最有价值的，因为那是为理想、为获取力量的理想、为保全力量意识而作出的牺牲。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会觉得自己是“占有真理”的人，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诸多“占有”白白溜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下去！他之所以没有将一切抛弃，是因为他要保持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也就是高踞于“缺乏真理”的人们之上！

当然，当我们作恶的时候，很少有像行善时感到那么愉快的，这表明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或者说表露出我们对“不足”的厌烦之情，它为我们已有的力量带来了新的威胁和不安全感，同时报复、嘲讽、处罚和失败使得我们的前景变得暗淡了。也只有那些对力量意识的兴趣和渴盼最强烈的人才最喜欢在反抗者身上打上力量的印记，而那些业已屈从于他们的人(也就是他们行善的对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只会让他们感到腻烦。

一个人是如何习惯于适应自己的生活的？关键是看他给自己的生活添加了怎样的调味品，看他的口味如何，还要看他是想缓慢增强自己的力量还是想突然增强，是以一种较为稳妥的方式增强还是用冒险、鲁莽的方式。在通常状况下，人们总是依照个人的性情去寻找调味品。那种容易获得的战利品对心高气傲的人来说是不屑一顾的，真正能够引起他们兴趣和征服欲的是那些有可能成为他们敌人并不屈不挠进行抵抗的人以及一些很难征服的事物。他们常常苛刻地讥笑正在经受苦难的人，因为他们不值得在这些人身上花费力气，即使征服了他们也不值得自豪；而面对与之相抗衡的人时，他们却反而彬彬有礼，甚至遇到适当的时机，他们说不定要与之展开一场荣耀的战斗角逐。骑士阶层的人由于怀有如此良好的情愫，所以总是在相互间显得过分谦恭有礼。而只有那些没有多少自尊心、也缺乏征服他人的能力的人才会觉得同情是一种愉快的情感，这些轻易得来的战利品真是让他们喜出望外啊，每一个受苦的人莫不如此。有人说，同情是属于女人的美德。

伪善的科学

对哲学家的迷信。人们将其与科学之人等而视之了。就好像事物中隐藏着价值，只要掌握事物就等于拥有了价值一般！在现有价值的作用下(比如他们对光明、肉体等事物的憎恨)，他们的研究进行到何种程度啦？叔本华与道德相关(对功利主义的嘲弄)。最终，这种混淆竟然到了此种地步——连达尔文主义都被归入了哲学！因而现在，统治权落入了科学之人的手中。就像泰纳那样，法国人在没有树立任何一套价值标准的情况下去找寻、或自以为是在找寻价值。继而拜倒在“事实”脚下，他们属于崇拜的种类。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要推翻现存的估价。

这种误解需要解释。世上少有发号施令者，因而他们易于对自身造成误解。人们试图摆脱所有权威，并且坚信这是主流。在德国，觉醒男性包括评论家在内，像莱辛等人(拿破仑论歌德)。实际上，德国的浪漫主义挫伤了这一运动的锐气。因为德国哲学家的名声与浪漫主义有关，它似乎去除了怀疑论的威胁，似乎将作为信仰的直接证据。这两种倾向都在黑格尔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因为他对德国批判主义与浪漫主义进行了事实的总结，即辩证的宿命论；但这是出于对精神的尊重，事实上是哲学家对现实的妥协。而批判家要做的事呢？显然已经没有了！

随着叔本华的出现，确定价值的使命开始在哲学家身上萌发，但幸福论始终掌控着一切——这是悲观主义的至高理想。

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地区，人们千万不能冒充科学精神。即使是货真价实的研究者也要戴上对尚不流行的方法论的虚假面具；我们也不应该利用演绎法与辩证法编排歪曲人们从不同侧面认知的思想与事物，尽管康德就用他的“道德”歪曲了其内在的心理取向，而最近的例证便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伦理学。我们不应当隐瞒或歪曲诸如我们的思想如何产生于头脑这类的事实。取之不竭的最高深的书籍中，或许始终会出现像具有巴斯噶思想的格言与突兀的内容。动力与估价早已隐于表象之下；它们的影响才是最先出现的。所有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我都反对。它们指的是：

1.论证的方法。倘若它们有悖于思想起源的话；

2.对方法的要求。实际上，在特定的科学时代，这些方法根本不会存在；

3.对客观性的要求，即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如同进行所有估价一般，我们自身与我们内在的经历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世上存在诸多无聊的虚荣心，比如圣·伯维，他为之遗憾终生的是，在“赞成”或“反对”方面，他确实流露过一些温情与激情——假使他能够让这些事实从他的生活中消失该多好啊！

我们成了有良心的欧洲人。如何同爱国者区分开呢？我们虽然是无神论者与反道德论者，但我们对群畜本能的宗教与道德持肯定态度，即借助这些事物来培养一种人；终有一天，这种人会落入我们之手——事实上他们一定非常渴望。

超越善与恶——我们必须提出无条件地严加保护群畜道德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留存几种必需的哲学。要知道，悲观主义哲学有时候可充当铁锤；欧洲的佛教或许也必不可缺。

支持民主主义倾向的发展与成熟也是我们应当做的。因为这对意志的软化有一定的帮助。“社会主义”即是我们的肉中刺，叫人不得安宁。

对各国人民所持有的态度。由于我们过于关注杂交的成果，因而存有偏见。

瞭望、富足、强盛。嘲笑相关的“报界”及其所处的文化领域，科学之人或许当不成文学家——这是我们所忧虑的。一切同读报有关的或者干脆为报纸撰稿提供服务的教育都为我们所蔑视。

我们所采取的态度(如歌德、司汤达一般的)同样出人意料。提出我们自身的经历充当前景，使得自己受到自身背景的欺骗；我们要等待，同时防止自己为此事坐立不安。我们好比旅人，而这些经历就是借宿的客栈——一定要谨防产生宾至如归的感受。

在其他人得到之前，我们首先获得了一种意志原则。并将所有力量都用在了意志力的发展上。这是种准许我们佩戴面具的艺术，也是种能够领悟激情的彼岸艺术(有时候也是一种“超欧洲人”的思想)。

这即是为将来立法者与地球主人的身份做的准备工作。倘若我们不能够，至少我们的孩子可以——这即是我的基本婚姻观。

要以肉体为准绳。倘若“灵魂”是一项诱人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思想，那么哲学家与它难舍难分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哲学家们正试图摆正它的位置，而它也变得越发撩人、越发神秘了。这即是人的肉体。因为有它的存在，一切有机生命体的发展过程中最久远与最贴近的过去才得以恢复元气，变得生机盎然。一条毫无边际、无声流淌的水流仿佛流经于此，奔流而去。因为肉体是比老旧的“灵魂”更让人惊讶的思想。不管是在什么年代，信任肉体即是信任我们实实在在的产业与最真实的存在——总之，信任自我即是信任精神(或者称为“灵魂”，或者称为主体，就像现今的学校中的教授那样)。从来没有过这种人——突然灵光一闪，认为自己的胃好像已非己所有，并且充满了神性；而自己的思想却是“上天赋予的”，自己的价值乃“受之于上帝”，自己的本能即是朦胧的行为——人的这一观点与审美已为人类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特别是艺术家们。在有人问及他们杰作的产生原因与最佳构思的实现方法以及创意思维的来源时，他们常常表现得手足无措，战战兢兢，犹豫不决；脸上显出几分孩童般的腼腆。他们甚至都没有勇气开口说：“这源于我的灵感，是我的双手创造的。”而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基于自己的逻辑学与虔诚心而最有理由声称自己的肉体是错觉(并且是被克服了的绝对的错觉)的哲学家与教士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一可悲的事实：肉体并没有消失。不管是圣徒保罗，还是吠檀多哲学，从中都能够发现令人惊异的证据。然而到底什么是信仰的力量呢？什么也不是！所以强大的信仰或许终归只是人类的愚蠢——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总而言之，倘若觉得对肉体的信仰只不过是推论的产物，即如果这一错误的推论——按照理想主义者的说法——如果信仰是推论的原因，这难道不是在怀疑精神本身的可信度吗？如果多数、空间、时间与运动(无论信仰肉体有着怎样的前提条件)全部都是谬误，这又将对精神产生多大的怀疑呢？因为这些前提的形成都应归功于精神。毋庸多言，总之，对精神的信仰始终比对肉体的信仰略逊一筹。凡是想要对后种信仰进行诋毁的人，都无异于损毁了对精神权威的信仰！

如果世界真的存在所谓的目的，那么应该快实现了才是；如果世界真的能够达到永驻与固化，达到“存在”，那么或许这所有的变化都早已终结了。即是一切思维与“精神”的终结。“精神”即是生成的事实，这也就表明世界无目的，无最终状态，而且永不能达到“存在”的程度。然而，旧习惯确信：世间万象都是有目的的，并且存在一个发挥引导作用的具创造性的上帝。其巨大的影响使得思想家们千方百计地设想不再将世界的无目的性作为行动指南。凡是声称世界有能力创造永恒的新事物——即有限的、确定的、体积不变的——与世界同等能力的人以及凡是声称世界具有神奇的、重塑世界形式与状态的人一定会这样想：如此一来，世界就会有意绕开目的，甚至能够人为地谨防陷入某种循环。

世界虽非上帝，但也一定具有某种神性的创造力，永恒的造化功能；它应当竭力防止陈旧形式的重复——不仅应具备这样的意识，更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即是说无论何时何地，它的任何行动都应当避开目的、最终状态与重复——或许这一切都是一种特异的思维与愿望形式促成的。它们一直是陈旧的宗教思维与愿望方式，一种渴望——如同老旧的、可爱的、永恒的、极富创造力的上帝一般，世界也存在于某地，认为某地“老上帝还活着”。在“上帝即自然”(甚至是“自然即上帝”)的论述中，斯宾诺莎的那种渴求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定理与信仰到底是什么呢？如何能确切地阐释那种决定性的转变？如今的科学精神是否已对宗教以及虚构神灵的精神构成威胁了呢？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力的世界是有限的。因为不能如此设想，认为无限力与“力”的概念无法调和，我们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并不具备创造永恒新事物的能力。

本质上来看，道德对科学并不友善——从苏格拉底开始就一直这样。由于科学所关注的事物完全和“善”、“恶”不沾边，所以在科学一边，“善”、“恶”感也就丧失了重要性。即是说道德打算使完人全心为自己服务：因为它认为，倘若有人一头扎进植物与星宿的研究中，这就等同于浪费了一个人足够应付消耗的全副精力。所以当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科学中散播道德化的瘟疫时，转瞬之间科学就衰败了。如德谟克利特、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这些思想巨人，后世再未出现过。

我们的空气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像那些妇人和艺术家们一样，总是用悠闲的方式散步的人在审视科学的时候，会被科学的严谨、对大小事情的铁面无私以及敏捷的思考能力弄得头晕目眩，惶恐不安。最让这类人吃惊的是，科学必须做到一丝不苟、尽善尽美，即使达到了这种要求也不会得到他人的赞许和奖励；反而还像士兵一样，得到的只有呵斥和命令。因为，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失误则是不应该出现的。和别处的规矩一样，只要属于正常、无误的就不应该得到表扬。

所谓的“科学的严谨”就好比上层阶级的礼仪一样，足以让初学者诚惶诚恐；但是，只要适应了它的人就只愿与它厮守在一起，只愿在这种透彻、有力、富于阳刚之气的环境中生活；除此之外，任何地方在他的眼中都是不纯洁的，在那里他会变得呼吸不畅，同时怀疑自己的技术对他人来说都是毫无用处的，而自身也会变得毫无欢乐可言。加之其他种种误解，导致他一半的生命都消失了，而且他还必须时时刻刻小心谨慎、形单影只。总的来说，这种生活纯粹是在消耗他的精力！

然而，只要他具备了科学的严肃和谨慎，他就拥有了所有的力量，在科学的领域里翩然翱翔！因此，他绝对不会再次堕入那污浊的泥水中了！在那里，他不得不跋山涉水从而玷污了双翼。不！生活在污秽的地方对我们而言实在太艰难了，我们是因为纯净的空气而存活的，我们与光在竞争，我们愿意成为苍穹的一粒尘土，迎向太阳！

只是，目前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将全部力气用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上：给地球带来光明，我们要变成“大地之光”！为此，我们要有自己的羽翼、敏捷和严谨，还要具备男子汉的气概，甚至要像可怖的烈火一样炙热。让那些不知道如何借助我们去温暖、照亮自己的人害怕我们吧！

我喜欢短暂的习惯，它对我而言是无价之宝，是认识各种事物的文化底蕴的无价之宝。我的本性完全依照短暂的习惯而来，这其中还包括身体健康与否以及我所能接触的大小事物。我总以为，这样的安排会让我永远满意。短暂的习惯也需要热情，也需要相信永恒。我能够发现和认知这个道理，实在值得称赞！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短暂的习惯都在向我靠拢，让我感到满足，以至于我别无他求，也没有任何的比较、蔑视和憎恨了。

既然是短暂的习惯，当然也就有终止的一天，美好的事物总会离我而去；但是，它与我所反感的东西不一样，在道别的时候也是异常平静的。它对我满意，我对它也非常满意，就好像我们必须互相握手致谢一样。当它离开的时候，新的习惯已经在门口等待我了，我的信念——是多么难以摧毁的愚蠢与智慧啊！我相信，新的习惯才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它对我来说，如同食物、思想、人类、城市、诗歌、音乐、教条、日常习性等都是短暂的习惯。

相反，我非常讨厌长期的习惯，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暴君，让我周边的空气变得凝固。而有些事物的形态会明确表明，它必然会成为长期的习惯，例如乏味、单一的工作，一个固定的住所，始终与一个人相处，等等。是的，我对自己所有的痛苦和疾病是感激不尽的，因为它们我有了几十条后路，这些后路足以使我逃离长期的习惯。

但是，不得不承认，最让我无法忍受，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事情莫过于不存在习惯的生活，随机应变的生活——那等于是我的放逐，是我的西伯利亚。

哲学家的责任

新品种的哲学家正走向历史舞台——我敢于为这一新品种起上一个十分危险的名字。正像我猜到的那样，他们也是如此——使属于他们的种类每一处都始终保持着神秘感——这群未来的哲学家们所享有的权利，或许并非如此，应该称自己为尝试者。而这名字本身也不过只是一种尝试；倘若人们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诱惑。

这群未来的哲学家会与“真理”为伍吗？很有可能会，因为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都崇尚自己的真理，然而无疑不会成为独断论者。倘若将他们的真理直接变为每个人的真理，对他们而言，这样做只会与他们为之自豪的审美相违背——这即是一切独断论者的最终目的与内心所想。“我的判断即是我的观点，同时这也是他人不能轻易获得的权利。”一位未来的哲学家或许会这样说。我们必须扔掉恶劣的审美，不要奢求一致的态度。倘若被旁人占有，“利益”将不再是利益，更不用说“公共利益”了！这一词义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能成为共有的东西，其价值终归不会很大。它终将会回复到从前的站立姿势。因为不管怎样，伟大的事物终将留与伟大之人，深渊留与深沉之人，羸弱与战栗留与文雅之人——总而言之，所有稀罕之物留与稀罕之人。

我还需要特别强调，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们将是非常自由的精神，但又不仅仅是自由的精神，而是某种更高大、更特立独行的，同时又是易于被辨识的人，是这样吗？然而在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对他们同样抱有反感——就像对我们一样，我们就如同他们的先驱与传令官，我们自身就是自由精神！责任——这一由来已久的、愚蠢的旧见解与误解，造成这一结果，我们人人都有份。长期以来，如同迷了妖雾一般，“自由精神”这一概念始终模糊不清。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都滥用这一词，这是一类非常狭隘的精神。存在于我们的意图与本能里的那一事物的反面便是他们想要获得的；而鉴于那种新生的哲学家，他们更要关闭门窗了。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就是水准仪，这荒谬的“自由精神”就是常常用到的民主审美，并被束缚于“现代观念”之中。总而言之，所有没有享受到孤独，没有经历过内心孤寂的人，都是粗俗的硬汉；勇气与高尚的风俗都不应属于他们；他们肤浅，也并不自由。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人间的一切贫困与衰败都应该归咎于腐朽的古老的社会形式——真理有幸因这种观点头足倒置！真理所追求的至高目标，乃是享受盈盈绿草的牲畜们的幸福，带有为所有人的生命谋福的安全、舒适与轻松；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最悦耳动听的歌曲与学说就是“权利平等”与“同情所有受苦之人”，苦难本身被你们说成是必须被人们清除的东西。我们却朝向他们的反面，我们睁开一只眼睛，凭着良心反省这样一个问题：长久以来，那些被称做植物的“人”，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拼命地生长的？我们的猜测是他们总是在相反的条件下生长。因而，他所在的环境的危险系数将是无限大的；他的创造力与掩盖力(即他的“精神”)将在长期的压制与强迫之下，发展成为雅致与冒险；他的生命意志将被抬高到与权力意志同等的高度。我们猜测，严酷、暴力、奴役，在狭路上与内心的危险、隐秘、斯多葛主义、被艺术及各式魔法所诱惑——人身上的所有毒蛇、猛兽一般的东西，作为人的对立面，都能为“人”提供种种优良的服务——说了这么多之后，仍然觉得意犹未尽。不管怎样，我们的陈述与沉默都得到了运用，即便处于这一切现代意识形态与群畜生活的另一个极端，成为它们的对跖者，只是或许？我们并没有将“自由精神”当做传闲话的精神，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不管从哪方面看，我们都不想对某个精神将自身变得自由之后又被驱赶到别处去多说些什么，但这又有何奇特之处呢？“超善恶”这一公式尽管为先，但至少使我们不会被混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与“自由思维者”——是不同的，而我们也热衷于为“现代观念”这一辩护士命名。在许多的精神世界中，他都能“既来之，则安之”，至少享受高规格的待遇；而现如今则是一次次从安逸的避难所中溜之大吉。可在我们看来，偏爱与偏见、青春、出身、偶然遇到的人与读到的书，甚至是旅行后的疲劳都仿佛曾将我们禁锢于避难所之中；满怀仇恨地拒绝隐匿在荣誉、金钱、地位以及感官享受中的诱惑，甚至对困苦与多样的病痛心存感激。因为它们总使我们脱离某种准则，进而摆脱“偏见”，并对我们心中的上帝、魔鬼、披巾与体内的寄生虫心存感激，直至成为一种恶习，由研究者的刨根问底发展到残暴的程度；毫无犹豫地用手指对付无形之物，用牙齿和胃对付最不易消化之物，幸亏有一种“自由意志”的剩余，而随时准备运用锐敏的感官去从事某种手艺，实施各种冒险。对它们而言，谁也休想使用先天与后天的灵魂以窥探它那最终的意图与无法企及的目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占领者的大衣下面所藏匿的东西！难道我们将土地与浪费者等同看待了？虽然我们整天扮演着继承人与败家子、调停者与收税员、守财奴与吝啬鬼，在学习与忘却中当家，工于心计；有时候为范畴标牌感到骄傲，有时候成为啃书本的书呆子，有时整日挑灯工作，倘若有必要的话，即便是吓唬鸟儿的稻草人的角色也无所谓。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仍旧是天生孤独的、爱慕虚荣的、招人嫉羡的朋友；这种孤寂是我们自身的、无论是子时还是正午时分的最深沉的孤寂——这就是我们，自由的精神们！或许，你们这些同类能够从中悟出什么，你们这些未来者、新生的哲学家，不是吗？

追求真理

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往往会误导我们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都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那恒久讨论的真实性，因为在我们面前，这种迫切需要真理的态度已经发出了质疑声！多么奇特、多么严峻、多么值得关注的问题呀！这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了，可看起来似乎才刚被注意到，不是吗？一旦我们对此丧失了耐性，毫不客气地甩手离去，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这位斯芬克斯身上、从我们自身不是同样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吗？那么到底是谁在向我们发问？我们自身到底具备怎样的特质而需要我们去“追求真理”呢？——实际上，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纠缠在这种意志起因的问题上——直至干脆驻足于更加彻底的问题面前。我们也曾怀疑过这种意志的价值。假设，我们就是想得到真理，但为何不愿去追求非真理？不愿去追求不确切、甚至是虚空的世界呢？如此一来，有关真理价值的问题，已然摆在我们面前；抑或是，我们正向这一问题靠近？在这一问题上，试问我们中间，谁会是奥狄普斯？谁会是斯芬克斯？这是一种约会，如同问题和问号之间的约会，而人们最终会这样认为。在我们看来，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似乎还不曾浮出水面，只是我们首次发现，而冒险一试？——这就是一次冒险，或许是最为凶险的一次。

事件难道是由矛盾而生的吗，就如同真理源于谬误一般？抑或是，追求真理的意志源于追求虚空的意志？再或是，忘我的行为源于本体的自私？再或是，智者纯粹的明心静观源于无边的贪欲？诸如此类，皆是诳语；凡立志于此者，皆是蠢人，啊，简直糟透了！无价之物必是另有奇特的源起——源自这稍纵即逝、虚妄诱人、不足道的世界，源自这充满狂妄与贪念的结合体，它们不是任何支流的衍生物！可都不比它们包容于存在的时间、永恒之物中、隐蔽的上帝间，产生于“自在之物”来得更准确。它们的根基一定存在其间，除此之外的地方根本不会有！——典型的偏见便是这样铸成的，并被各个时代的形而上学家们奉若真理；他们的逻辑思维充当了这一估价的背景；由此“信仰”出发，他们努力地去认“知”，所得到的结果最终会被严肃地冠以“真理”之名。形而上学家们所谓的信仰建立于对价值矛盾的信仰之上。甚至他们中间最为谨慎之人也大意了：在最为关键之地转入了怀疑的门槛——当他们自卖自夸，表示“怀疑一切”之时。即人们应当对此提出质疑：其一，矛盾是否真有其事；其二，那种形而上学家们可奉为准绳的估价是否真的存在——或许不仅是表面的估价，也是暂时的远景；或许是从单一角度出发，坐井观天，类于蛤蟆看到的远景，只是借用了一类画家们所常用的表达方式？在同真、真实、忘我相对应的一切价值中，或许真有这几种可能：那种对一切生命而言，更为高级、彻底的价值会归属于表象，归属于故意欺骗的意志以及自私与贪婪；抑或还存在这种可能，即呈现着善良与受尊重的价值的事物，也正寓于其内，同那种表象上互相矛盾、不祥之物扭结与纠缠，令人迷惑，或许本来就是一体的。或许正是如此！然而，谁又会关注这危险的“或许”呢！因而，人们只好寄希望于一种新型哲学家的诞生，他们怀有极其不同的、反其道而行的审美与嗜好，不同于那些对待任何理智都只会说“或许”的哲学家们。实际上，我已经看到冉冉升起的新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