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天平

道德认识的差异

人格缺陷对人类造成的恶果有四点：软弱，浅薄，毫无顾忌，自我否定和否定一切的人格不会做出任何好的事情，尤其不会做出有关哲学研究的事情来。

“无私”在任何地方都毫无价值可言；面对大的问题需要更加丰富的关爱，而这些，除了强大的人、勇敢的人、拥有自我的人可以做到之外，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办到。思想家会以他特有的方式来面对问题，这样他就可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命运；或者他会以“非个人”的方式——冷静而好奇的态度去看待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他是以后一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话，那么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因此也不用抱有任何愿望。对于非常严重的问题，即使它是可以理解的，懦夫或者癞蛤蟆也不会理解。这是他们的习性造成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且，所有女人也具有这种习性。

至今为止，我尚未看见有谁是以人的标准来看待道德的(书里也从未出现过)，而且重视道德这个问题，把它当做自己的痛苦、激情或者快乐，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很明显，道德在今天并不是一个问题，人们在经历猜疑、矛盾之后达成某种一致的东西，它是思想家栖息、放松的处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发现有人敢于评估道德所具备的价值；我甚至还发现，人们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也逐渐消失了，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那种骄纵的想象力也逐渐荒芜了。原本这种想象力能够随心所欲地捕捉到一个问题，而且也不需要费力去了解到底得到了什么。我努力地寻找资料，想要撰写一本有价值的评估历史的书籍(或者有关评估价值的论文)，以此激励人们对于历史的喜爱，增加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知识涵养。但是，此刻我才感觉，我的努力只是白费力气。尤其是英国的道德史学家，他们经常轻易地屈服于道德对他们的召唤，充当着道德的仆人而不知；生活在基督教统治之下的欧洲人，始终被人当做民间迷信。道德行为的特质在于无私、同情、牺牲自我。

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所犯的错误是非常普遍的，也就是指坚持认为，各国人民在道德原则上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并且从中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力；或者也会背道而驰，当他们意识到民族并不拥有同一个道德之后，又会认为道德并不具备约束力。事实上，这两种做法都是非常可笑的。就连他们之中最具智慧的人也犯有错误，他们批判民族对于道德的所有看法，也就是指批判道德的起源、宗教意识、自由意志的各种偏见，而误以为对道德本身进行了批判。

但是，例如“你应该……”这种推测是迥异于这类道德的见解的，就好比药物对于病人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病人是否具备智慧的头脑，或者愚昧地像老妪一样。一种错误可以产生一种道德，但是至今为止，运用这种观点来表明道德价值的问题还没有出现过。也就是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所有药品中最有价值的一种药物——道德。因此，评估这种价值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实际上，人们总是想尽千方百计了解我们，我们也在四处打听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到底是谁呢？如果用简单、明了的字眼称呼就是：无神论者、怀疑论者以及非道德者。但是，好像很久没有人这样称呼我们了，在晚年的时候我们成为了这三种人，所以人们很难理解我们；当然，你们这些好事的家伙也是不能理解的，因为理解需要很大的勇气。

不！我们不能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中死拉硬拽出信仰来，我们要摒弃他们的艰辛与激情！我们洞悉这个世界并非神圣，按照人的标准也并非正义、仁慈。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像被蒸发一样，变得又冷又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非神圣、道德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它作出了错误的解释。原因在于，我们被自己的崇拜意识所迷惑了。人，是一种善于崇拜的动物！

但是，人又非常喜欢怀疑。以前我们猜测这个世界并没有价值，现在我们的猜测得到了肯定。那么多的疑惑，那么多的哲理！我们还是不要揭露那个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笑的事实吧！如果人们需要发明一种价值，那么现实价值肯定远远低于虚构的价值。当我们从虚构的价值中撤退，就好像从人类的迷惘中退回一样。

这种迷惘最后所表现出的是现代悲观主义，相对古老的表现形式是佛教教义，当然基督教也有这样的困惑，而且对人的蛊惑更加深入。人作为“否定世界”的标准，作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作为社会的制裁者，当他把存在本身置立于天平之上，发现它的分量非常轻微的时候，我们将逐渐意识到，人面对世界的姿态是非常乏味，令人厌恶的。当发觉“人与世界”并存，仅仅是被“与”这个渺小的字眼所阻隔，便不禁偷笑起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笑意味着我们鄙视人的功力更加厉害了？在我们可以认知的那些存在中也进步了吗？难道我们仍然沉迷于怀疑这个世界吗？目前为止，我们心怀崇拜存活在这个世上！为了这个世界，我们才苟全性命！我们是不是还在怀疑另外一个世界呢？即怀疑我们本身！无情地、彻底地怀疑自己，这种怀疑已经使欧洲人就范，并且还将轻易地让未来几代人作出抉择：“废除崇拜，或者废除自己！”后者是虚无主义，那么前者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疑问。

用来装扮的道德

一般而言，赤身裸体的人是不堪入目的，我所指的是欧洲男性(绝对不是欧洲女性)。假如魔术师用魔法将同桌共餐者的衣服脱去，我想，欢快的气氛不但会消失，而且大家也不会有胃口了。欧洲人最不能缺少的便是衣服这个面具。

而那些伪装道德的人，他们借助正派的概念，将自己的行为隐藏在责任、美德、集体感、荣誉感和自我否定等这些概念的背后，难道这没有充分的理由吗？我并不是说将人性丑恶的一面隐藏起来，而是作为被驯服的动物，我们的外形非常可耻，所以需要以道德作伪装。长久以来，欧洲人的内在品格还没有坏到被人一眼看穿的地步，他们用道德作伪装，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多病、软弱、残缺的动物。他之所以要当被“驯服”的动物，是因为它已经畸形、不完整、笨拙……

并不是恐怖的怪兽需要道德的伪装，而是平庸、倦怠的群居动物需要。道德装扮了欧洲人，虽然过于华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样，才会显得高尚、体面，甚至神圣。

宗教创始人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就是找到了特定的生活习惯和道德风尚，并将它定为准则，消除了人世间的厌世情绪；另外一方面是讲述了这种生活模式的优点，因此散发出价值的光辉，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献出生命的至善之物。

这两个发明，后一种相对来说更加重要，因为某一种生活模式已经存在，只是人们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而已。宗教创始人的重要性以及他的这种精神表现在他发现了这种生活模式，并且选用它，认识到它的功能以及阐释它的功能。例如，耶稣，或者保罗，在古罗马被占领的地方——意大利版图以外的地区，发现了一种小百姓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极其简朴、崇尚道德，比较压抑的生活，耶稣对它作出了诠释，赋予它崇高的价值；并且赋予它轻视其他的生活方式的胆量以及赋予它摩拉维亚教徒那种狂热与自信。这种信任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一天准备“征服世界”了(指罗马帝国的上层阶级)。

释迦牟尼也发现了一种人，这种人生活在各个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是都非常善良而懒惰(绝不是冒犯他人)，他们的生活非常节制，几乎没有需求——这也是因为惰性使然。释迦牟尼明白，他有能力让他们接受这种信仰：承诺消除世人的辛劳(劳动的艰辛，行动的艰辛)。

宗教创始人还要从心理上理解个别普通人，他们还没有认清自己，正是他将这些人捏合在一起；所以，宗教的创立总是非常漫长。

在我们开始领悟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忽略意识的时候，意识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我意识问题)才浮现在我们面前。而今，生理学和动物学史(莱布尼茨两百年前就对它们产生过怀疑)让我们回到领悟意识问题的初始阶段。我们原本可以思索、感觉、希望和追忆，也可以依据它的意思“行动”，而这些所有并不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就像某些形象性的说法)，整个人生即便不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影像也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我们绝大部分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绝大部分意愿、想法和情感没有这种反映也是照常进行的，这种提法，年纪大一些的哲学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倘若意识在大部分的时候是多余的，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你想知道我的答案、听听我的答案中是否会出现离谱的猜测吗？

我认为，意识的敏锐和强度是和人(或动物)沟通能力的大小成正比，而沟通能力又和沟通需要是成正比的。沟通需要这样理解是不准确的：如果一个人擅长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他人，并让他人理解，这样他就必须依赖他人了。我认为，哪里长时间地有让人们彼此诉说、彼此快速而准确地理解的需要，哪里就有多余的沟通能力和技巧，似乎是一笔缓慢积累的财富，正等着它的继承人对它进行挥金如土的浪费一样，所有的民族以及他们的后世子孙们无一例外。(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这种继承人，还有演讲家、传道士、作家也是，还有一代代“晚辈”，这个词可以这样解释：“晚辈”的本性就是挥霍。)

倘若这一观察没错，那么我就再作以下推测：意识只有在有沟通需要的压力下才会产生，在人与人之间(尤其在指挥者和服从者之间)，意识一直以来就是必需的，有意义的，也只有与这个“功利”相关才会产生。意识原本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络，只是作为联系网络它必须得发展。隐逸之士和猛兽一样的人是用不着的。我们的行为、思想、情感以及心理活动进入到自己的意识——至少是有一部分进入意识——这就是那种可怕的、长期控制人的“必须”所致的恶果：就像一头受到威胁的野兽，人需要帮助和保护，需要意气相投的朋友，需要善于表述他的难处，让他人理解自己。他必须是先要得有“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得要“知道”自己缺什么，在想什么，要“知道”自己的情绪。

人和其他动物是一样的，总是在不断地思考着，但是对此自己却是并没有意识到。转化为自觉思考的仅仅是那些思考中的一小部分，或者可以说是最表层、最简单的一部分，因为自觉的思考是用语言即沟通符号来进行的，由此就揭示出了意识的起源。简单地说来，语言和意识的发展(不是理性的发展，只是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需要注意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手段，并不仅仅是只有语言，还有眼神、表情或紧迫之事，均可作为沟通的桥梁。我们逐渐觉察到自己的感官印象，将它们固定并表达出来的力量加强了，这力量便是一种要将感官印象通过沟通符号传达给他人的强迫。

发明沟通符号的人必定是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人，作为社会的群居动物的人得学会意识到自己，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并且越来越自觉了。现在你们可以看出我的观点和倾向了：意识不是人的个体生存的习性，而是属于他的群体习性；据此推断，意识只是因为群体的功利才得以迅捷地发展；所以，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把自己作为独特个体来看待，“对自己了如指掌”，但是，让他进入意识的，却独独不是他的独特个体，而是他的“集体”；我们的思想本身一直被意识中发号施令的“集体的保护意识”所战胜，紧接着就被改编，并倒退为群体的观点。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行为是无与伦比的个性化的、独特的，这点毋庸置疑；可是，我们要是把自己的行为改编进入意识，它们立即就会和先前的有所不相同了……按照我对本原的现象论和主观论的理解，动物意识的本质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表面世界、符号世界、普通的世界；一切被意识到的东西都是肤浅、蠢笨、普通、符号、群体标志；与一切意识相关联的是大量而彻底的变质、虚假、肤浅和概括，因此，意识的渐渐增强实在是一种危险。谁生活在意识最强烈的欧洲人中他就会知道，这意识已经成为了一种病态！人们已然看出，我在这里所论及的主观和客观的对象中并不包括欧洲人的意识。这个问题还是留给那些依然钻在文法(大众的形而上学)怪圈里的认识论学者去论断吧。首先，在欧洲人那里，意识不是“事物的自身”的对象，不是现象的对象，因为我们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足以能下如此判断的程度。我们根本就没有专门掌控认识和“真实”的感官组织，我们所能够“知道”(或者相信，或者自以为)的，恰巧就是对群体利益有用的东西，而这里所说的“有用性”，从根本上讲就是信念和自以为是，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正是灾难性的愚蠢欲置我们于死地的呢。

道德在欧洲大陆的表现

现如今，欧洲大陆的道德感同样是如此细腻、多变、新奇而诡诈；与此相关的“道德学科”却显得幼稚、不专业、笨拙而粗糙。这是值得人们关注的矛盾。有时候，它因为扮演道德论者的角色而使人们倍感亲切。一提到“道德学科”这一概念，被其描述的事物也一并包括在内，然而它过于傲慢，与同善的审美相抵触——这一审美通常都是对较谦逊的概念的一种前审美。人们应当坦白地承认，这其中必将还需要点什么，是什么事物一时掌握着真理？即材料的收集以及一些笼统的价值观与价值概念上的生活、生殖、生长与灭亡的理解与总结，这或许是对鲜活的、结晶的、回归性的、频繁的塑造变为直观化的尝试，即是一种对道德分类学说的准备。

毫无疑问，人们从来没有如此谦虚过。那些哲学家们全部摆出一副深沉而严肃的姿态要求，倘若他们将道德视为科学，就会从自身的角度得出某些更加高级、更加庄重、更加严苛的东西以证明他们的道德。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家都认为需要论证道德；然而，道德本身却被认为是“既定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毫不显眼的、残留于尘埃和泥土中的描述使命(对他们而言，还算不上最敏感的触觉与最雅致的感官)，与他们自身笨拙的矜持是多么的不相称！正是由于道德哲学家们对道德事实的肤浅认知——随意地删节、笨拙的缩写——几乎将道德变为他们环境、状况、教会、时代精神、气候与地表的一部分。

也正因为如此，在民族、时代与历史方面，他们受到了最为恶劣的教育，毫无进取之心，也根本无视道德的课题，因为只有在出现道德多样性时，这些问题才会显现。在有史以来的所有“道德学科”中，最缺乏的竟然是道德课题本身，这听起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实际上是因为缺少怀疑精神。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存在缺陷的事物被称为哲学家的“道德论证”与自己定义的东西呢？如果从正当的角度来看，作为居主导地位的道德善良信仰的学究形式，过去只是表述这种信仰的新式手段，即是特定道德性中的事实本身；总而言之，是将这一道德理解为对问题的否定，即作为一种课题来看待。不管怎样看，这都是一种怀疑、分析与考验，是对这一信仰的活生生的解剖。

正如在公众面前，叔本华用一种几近令人肃然起敬的无辜推论出自身的使命，而人们也据此作出了一种“学科”的科学性结论。作为此种学科的最后一位大师，其论调就如同孩子或者老处女一样：“基本原则”——他说，“任何一个伦理学家对其基本内容的认识都是一致的：不要伤害到任何人，而要尽力而为去帮助所有人——这是任何一位伦理学教师都试图证明的信条……伦理学的基础，几个世纪以来，如同寻觅智者之石一样，人们也在寻觅这一基础。”不过，论证上述信条的难度或许非常大——显然，连叔本华们也对此束手无策。但凡曾经彻底思考过的人，都会觉悟到这条戒律的错误性；遗憾的是，在一个本质上为权力意志统治的世界，他就会首先想到是叔本华——即便他原本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吹响了风笛……每日都在脑海中出现，因为人们在此读到了他的传记，不免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否定上帝与世界的人，在道德面前，他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对那个女人般的道德吹响了风笛，大加肯定；这是怎么了？他本来不是个悲观主义者吗？

有关爱情与美德

我们通常会认为贪婪和爱情是两个概念，其实，这二者可能只是出自同一欲望的两种说法而已。

一种说法是，对于占有者而言，欲望已经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他们只会为“占有物”而担心；另一种说法是从贪得无厌者和渴望者的立场出发，因而将其美化为“好”。难道我们的博爱不是对新的财产的一种渴望吗？同样的，我们对知识和真理的爱以及对新奇事物的追求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

我们对陈旧之物和已占有之物渐渐感到了厌倦，于是便想要再度伸出手去攫取新的。即使是在风景最美的地方，当我们住上三个月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再那么喜爱了，而不管是多么遥远的海岸都会引起我们的贪念和妄想。因为我们的一再占有，占有之物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对自己本身的兴趣总是源于这兴趣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变化，只有这样才叫做占有。如果有一天我们对占有物失去了兴趣，自然也就对自己产生了厌倦之情。(人们常常因为占有太多而感到痛苦，因此将所占有的东西抛弃或分给其他人，还冠以“爱”的美名。)我们乐于利用一个人处于为那之中的契机，来攫取他占有的东西，这种做法就像慈善者和同情者所作的一样，而他依然将这种获取新的占有物的欲念叫做“爱”，并在即将成功的新的占有中获得了快乐。

人们的爱情更多的是表现为对占有的不懈追求。情郎总是想绝对占有并且独自拥有他所追求的女人，渴望对她的灵魂和身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力，他要单独地被爱，而且要统御并驻留在女人的灵魂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他将所有人都排拒在了美好、幸福与享乐之外。他的目的是要使他的情敌都变得一贫如洗，而自己就将成为金库的主人，成为“征服者”与剥削者之中最肆无忌惮、最自私的人，其他人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他时刻准备牺牲一切来扰乱所有的秩序，完全置他人利益于不顾。想到这些，人们不禁惊讶于这种疯狂的性爱欲念与对财产的残酷欲望，一直是被大肆美化、圣化到如此地步，使得人们从中获得这样一种爱情概念：爱情与自私是完全对立的。而事实上刚好相反，爱情就是自私的代名词。在这里，很明显的，一无所有的人和渴望拥有的人对此还颇有微词；而那些在爱情方面被恩赐了许多而感到满足的人，例如在所有雅典人中最值得爱和被爱的索福克勒斯，有时也难免将爱情称为“疯狂的恶魔”，可是，爱神厄洛斯却总是在笑话这些一向是爱神最伟大的宠儿、如今却亵渎神灵的人。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着一种爱的延续。两个人在这种延续中就会将一种渴求转向另一种新的渴求，从而有了更高的共同目标，也就是在他们之上的伟大理想。可是，谁真正熟悉这种爱呢？又有谁经历过这种爱呢？它的正确名字就是友情。

再说说美德。一个人的美德之所以被人称赞，并不是由于这些美德对其本人的影响，而是由于这些美德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从古至今，人们在颂扬美德的同时，很少会有“无私的”、“非自我本位”的心态！

似乎人们在潜意识里非要看到美德(诸如勤勉、服从、纯洁、虔诚和公正等)对具有它的人造成伤害不可。美德既是这些人强烈的本能欲望，同时又受到理性的限制，无法与其他的本能欲望保持均势。如果你真正具备了某种完美的道德(而不仅仅是一种对道德的向往)，那么，你注定要成为这种道德的牺牲品！然而，你反而会因此受到最亲近者的褒奖呢！

一个勤奋的人会得到人们的称颂，但与此同时，人们却忽视了这个人因为过度勤奋而在视力、思维及创意方面所受到的损害；人们对一个“鞠躬尽瘁”的青年表示出敬重与惋惜之情，他们这样评价：“失去一个最优秀的人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牺牲是必要的，尽管觉得惋惜，但更加值得惋惜的是个人的想法、甚至个人对自身的维持与发展完全违背了服务于社会的宗旨！”人们之所以惋惜这个青年，并非他本身之故，而是他的亡故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社会也由此失去了一个屈从的、大公无私的所谓的“老实人”的工具。也许我们会想，如果他在忘我地工作时能照顾好自己，活得长久一些，这样是否对社会更有益呢？当然，这个益处早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不过在他们看来，另一个益处更高、更长远些，那就是，虽然一个人牺牲了，但他勇于牺牲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存了下来！可以说，美德中包含一种工具的性质，而褒扬美德实际上就是在褒扬工具的性质。因此，从一方面来说，美德中存在着一种不受个人整体优势的控制、非理性、盲目的本能欲望，也正是由于它的非理性，才使得个体转变为整体的职能成为可能。简而言之，颂扬美德就是颂扬其对个人的损害，也就是颂扬那种剥夺了人的最宝贵的自我本位和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力量的本能欲望。

为了使人们的行为习惯都符合道德的要求，就必须降低美德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而实际上这样的结合的确已经存在了！举个例子来说，尽管勤奋是一种美德，可是盲目的勤奋不但会成为甘愿当工具的人的典型美德，也被当成一种发财、成名的途径和医治无聊、情欲的特效毒药，然而，人们却将勤奋所带来的极大危害紧紧地隐瞒了起来。我们所说的对人的教育，实际上是试图通过一系好处将人们吸引过来，从而使他们形成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一旦这样方式成为了习惯，甚至是本能与激情，那么就必然会有损个人利益，而“有益于大众”。盲目的勤奋所导致的名利双收经常可以见到，但是同时却也剥夺了个人肌体器官的敏灵；人们在享受它所带来的名利以及得到了抗御无聊与情欲的手段的同时，也使感官逐渐迟钝，使心灵在面对新的刺激时失控。(我们这个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忙碌的，因为知道现有的勤奋和财力不会有太大的进展，所以只能靠加倍勤奋以期获得更多的财富；许多伟大的人物通常是付出多，而收获少！相信我们的孙子后代也将会这样！)

对人的教育的成功必将使个人的种种美德有益于公众，但却不利于个人的最高目标，这样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个人精神的苦闷和先天夭折。对无私奉献、行善积德的人的赞美，实际上就是对那些没有将自己的力量与理性用在保存、发展、提升和促进自身以那些企图扩张权势的人的赞美，这种人从来都先为别人考虑，与世无争，然而人们对他们的赞美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忘我的精神！“最亲近者”对无私的赞美源于他已经从中得到了好处！如果觉得自己“无私”，那么就应该努力阻止那些损害个人利益的倾向发生，更重要的是大声宣布自己的无私；然而他并没有对无私称道！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时下正受推崇的道德的矛盾所在：道德的动机与原则事实上是背道而驰的！用来证明道德的东西反过来受到了道德标准的反驳！

这句“你有舍弃自己，成为牺牲品的勇气”，应该由情愿舍弃个人利益的人来说，即使这样种“个人应作牺牲”的要求会带来自身的毁灭，但似乎这样才不致与他的道德标准相悖。事实上，如果最亲近者或者社会为了公众利益而对利他主义大加赞许，这时，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他认为：“你应该在对无损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寻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看来，“应该”与“不应该”都是别人说的。

清醒与面具

世界上根本没有人会如此轻易地相信一种学说——仅仅因为它能够使人拥有美德和好运。但那些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们”则不然。他们使善、真、美、狂同他们池塘中的各种各样、蠢笨如牛与慈悲的所有合意性都交错游弋。幸运与美并不能为他们作证。然而，人们总是健忘，即使是精心挑选出的精神也是一样。使之不幸或变恶，一样不能作反面的论证。或许有些东西是真的，然而用最精准的刻度去衡量，同样是不安全的；其本身或许能够归于生命的基本特性，人们因为认知获得了圆满而朝毁灭走去，以至于要具有某项强大的精神才能对抗无数“真理”的自我揣度；更通俗的讲法是，具有能够将真理冲淡的、掩盖的、变甜的、变钝的、伪化的精神能力。但针对发觉真理的某些方面而言，不幸与变恶显然有更大的好处，并且具有更多的成功概率；什么是恶与不幸——这是被道德家们杜绝的话题。或许，要想产生强大的独立精神与哲学家，相对于那些软绵绵的、精雕细琢的、低眉顺眼的善性与轻率的艺术来说，强硬与诡谲才是更为有力的条件。人们以一个学究的标准来估量，并有权作出估量。假设眼前有物的阻碍，人们便不会将“哲学家”这一概念同写书的那位哲学家联系到一起，要不然就将他的哲学统统填入书本！这也是司汤达为树立具有自由精神的哲学家的形象所作的最后的贡献。鉴于德意志的审美标准，我是一定要着重强调一番的，特别是因为他那完全有悖于德意志审美的行为。这位伟大的心理学终结者说道：

“要成为一名善良的哲学家，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清晰并且没有虚无色彩。一个想当财主的银行家，必然具有相当的哲学认知能力——对存在之物的必备见识。”

但凡深沉的事物都喜欢戴上伪装的面具，并且对与表面相似的形象与比喻都怀有莫大的仇恨。矛盾最初不就是以上帝遮羞布的形式所呈现的吗？这真是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倘若没有哪位神秘主义者已经冒险这样做过，那还真叫奇怪了。有些万分精细的做法，以粗糙的外表遮盖，人们很容易将其埋没并无法辨识；不可否认仁爱与宽宏大量的存在，但这之后除了拿上一根手杖痛打目击者之外，再没有别的行动，人们也因此淡忘了此前宽宏的举动。淡化或扭曲自己的记忆，某些人十分精于此道。至少能对这唯一的知情人施以报复——所谓的羞耻完全是无中生有，这并不是让人感到羞愧的最糟糕的事情。假面具的背后不仅仅只有诡谲，诡计中同样存在许多的善。我能够想象：如果一个人想把值钱的或易破碎的东西藏起来，那么他一生便会像一只箍得紧紧的、装着新酒的破酒桶一样，粗俗地在地上滚来滚去——他那高贵的羞耻心驱使他这样做。他的命运与他那颗脆弱的决心，使他在中途邂逅一个将深沉隐于羞耻的人——此路一向少有人至，甚至连他最为亲密的人也未知这条小路的存在。他的命运之惑隐于眼中，如同上了再造生命的保险。如此隐秘的天性，使他本能地沉默与隐瞒，并尽量避免交谈；他情愿戴着一副面具在其快活的内心与头脑中游弋；而倘若有一天他厌倦了这一切，那么双眼便会识破他的真相。虽然如此，他还是需要他的假面具，这样也挺好。面具为每一个深沉的精神所需要，并且围绕着更多深沉的精神，又会不断地生出面具。每一个对生命符号的连续错误作出平淡解释的词句、步骤于这一切都功不可没，这也是他能够给予的。

洁净的本性

我能不能在此指出自己天性中的最后一个特点呢？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与他人很难和睦相处。对于洁净，我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不可思议的、灵敏的本能。正因如此，我才会利用生理学的方式去感知邻近的地方。我应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我可以依靠这种灵敏性——心理学的触角，嗅出每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东西，以此来掌握和控制所有秘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心里隐藏着污浊的思想(这也许是因为天生具备的卑劣的血统决定的，也许是因为后天的粉饰而产生的)，总之，只要经过与我的接触便知分晓。如果我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只要是无法忍受我的洁净感的人，都会感受到我因为厌恶而产生的谨慎。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人的气味是不会因此变得芳香的。我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我极端的洁净感。我的生死取决于环境的干净与否。长久以来这种习惯始终跟随着我，在清澈的水中，在一种清透的元素中，我不停地畅游着、嬉戏着。在我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这种洁净感让我经历了很多对耐力的考验。同情并不是我对人情味的认识，而是别人对我的同情。持久的自我克制是我对人情味的一种理解。但是，孤独是我一直不愿意抛弃的，也就是我所说的康复，找回自我，呼吸自由的、轻松的空气。《查拉图斯特拉》里的所有内容都在歌颂一首孤独的酒后的狂歌；如果人们能够理解我所说的含义的话，他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实际上这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幸亏不是在赞颂纯净的傻瓜，那些对色彩敏感的人会把查拉图斯特拉看做金刚宝石。对我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对人的厌恶，对“庸众”的厌恶……你们想不想听听有关查拉图斯特拉对于厌恶感的论述？

究竟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如何才能摆脱厌恶感呢？是谁让我目光变得像孩童一般？我要飞到怎样的高度，才不至于再看见庸众呢？

难道厌恶感已经为我增添了双翼、赋予了我预测泉源的能力了吗？是的，除非我飞到极顶，才能再现快活之泉！我的兄弟们，极顶之上喷涌着快活之泉！那里有一个生命，他的身边没有庸众与他共饮泉水！快活之泉，你知道吗？你的喷涌是那么地猛烈！你想要斟满酒杯，所以才一再倾杯！现在我要学会的，是如何更加谦虚地接近你。因为我的心因为你而沸腾不止。我火热般的心仍然在不停地燃烧着！这短暂的、炎热的、让人兴奋不已的夏天啊！我这颗热切的心渴望着你为我带来阵阵清凉！我那春天般的犹豫的沮丧已经消失了！我那六月般的邪恶的雪花已经离开了！现在我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炙热的夏日。

极顶上的夏天，有冷泉和愉悦在安静的陪伴着他。来吧！我亲爱的朋友们！用你们那清澈的目光注视着我的快活之泉吧！泉水是不会因此而变得污浊的，它正在以自身的洁净等待着你们。

用未来之树来建造我们的屋脊；让雄鹰为我们这些孤独的人衔食！事实上，那些不洁净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得到食物！他们应该去吃火，让火烧掉他们的嘴巴！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为不洁净的人准备住所！他们应该将自己的身体以及精神都安置在冰窖里！这就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应该与雄鹰为邻，与白云做伴，与太阳为友；我们应该像风一样掠过天空。

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像一阵清风吹过他们身边；并且以我的精神扼杀他们的精神。这就是我对于未来的打算。

对于所有低贱的人而言，查拉图斯特拉就好比一阵风，时刻告诫敌人和被唾弃的生物：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迎风而唾！

地点和气候对人类的营养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谁都不可能随遇而安。如果一个人肩负重任，而他又必须为了这个重任全力以赴，那么他对于这些条件的选择就更为严格了。气候对人体的新陈代谢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会使人体的代谢变得缓慢或者加速)，因此，地点、气候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们肩负的重任，如果选择失误的话，就会导致自身与重任相异化，而且很有可能因此阻碍了重任的完成。他没有任何办法去正视这种使命。他的身体，永远缺少那么一点儿动物性元气；因而，无法获得那种波涛汹涌般冲击精神事物的自由。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会意识到：只有我才能胜任此事……一旦养成了轻微的内脏惰性，即使是天才也会因此变得平庸。这是一种德国式的东西；德国的气候就足以让强壮的身体和富于英气的内脏变得消沉。

精神步伐的快慢或者迟滞与新陈代谢的速度形成了精确的比例。是的，实际上，精神本身只是新陈代谢的一种形式而已。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以前出现过的，或者正在出现的产生人杰的地点：在那里，诙谐、狡猾、阴险、卑鄙是幸福的一部分；在那里，所有的天才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着干燥、爽快的空气。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方足以证明：干燥的气候和晴朗的天空盛产天才。也就是说，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新陈代谢的迅速，就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能力。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位身心自由的人，仅仅因为不良天气的影响，从而缺乏了自然本能，久而久之变成了心胸狭窄、卑鄙猥琐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病痛的折磨让我认识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理性，很有可能我最终的下场也是如此。如今，依靠长时间的亲身体验(就好像通过一架严密、准确的仪器认识到气候和气象的起源以及影响一样)，从都灵去往米兰的旅途中，通过自我心理的测量，计算出了空气湿度的变化。

我想起一件让我很惊恐、很害怕的事情：我的一生，直到最近十年，这个生命危险的年代，总在那些错误的、跟我本身完全不符合的地方度过。就我的身体状况而言，瑙姆堡、普福塔文科院、图林根、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都不是适合我的地方。如果说，我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快乐的记忆的话，那么在这里强调“道德”上的，看似无可争辩地缺乏社交纯属愚昧。因为，就算到了今天，我仍然对于社交一知半解，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成为一个乐观、勇敢的人。但是，对于生理方面的愚昧——糟糕的“理想主义”才是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这中间还包括许多多余和无知的成分。因为没有一丁点儿相互抵消或者相互消化的成分，所以产生不出任何优质的东西。面对在理想主义中产生的后果，我寻找到了，能够解释所有失误以及与我的生命所肩负的重任相背离的谦虚和恭敬。例如，当我成为一名语言学家的时候，最起码我会这样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成为医生？或者其他的可以让人惊叹的人物呢？”当我还在巴塞尔的时候，除了每天的时刻分配表以外，其余时间都是在滥用我的精神状态。没有任何东西来补偿我所消耗的精力，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在耗尽这些精力之后要如何添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