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

公元1896年，是清光绪二十二年。

这一年，甲午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尽，但中国战败带给国人的震惊却远没有消失。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竟败给“葺尔小国”的日本。《马关条约》的签定，掀起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跌入历史的谷底，每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内心都在滴血，痛苦和屈辱深入骨髓。

就在这一年的6月4日，侯绍裘出生在江苏省松江（今属上海市）县城西门内丰乐桥东堍（今思巷弄口西）一个拥有三进大宅的绅商家庭。侯绍裘出生时，松江城由华亭、娄县两县东、西划城而治。侯家是松江大族。自宋朝靖康事变后随宋廷南渡，由河南南阳迁居松江以来，侯家历代以诗礼传家，以读书致仕为正途。侯绍裘出生时，祖父侯少舫已经去世多年，祖母顾氏通诗文、喜书画。父亲侯文轩为娄县秀才，饱读诗书，因痛感国事日非，弃儒经商，在上海南市开了一家参药店。侯母为松江富室之女，知书达礼。侯绍裘为长房长孙，从小就十分聪慧，“周岁以后，已经很会说话，一天到晚，很得家人欢喜。”“祖母有时生气，只要将玄弟抱给她，就会烟消云散，什么事也没有”。父亲侯文轩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长大后能显亲扬名，光耀门庭，所以根据“克绍箕裘”给他取名“绍裘”。侯绍裘4岁时，侯文轩就为他开了家塾，请来好友沈仙根为他发蒙。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千字文》，侯绍裘学得很快，过目成诵。7岁时，侯绍裘就开始读《论语》《孟子》。沈仙根常对侯文轩说：“这个孩子，性情和易，说话真诚，年纪虽小，一切举动和其他孩子不同，你要好好教养他，将来必有出息。”

侯绍裘的童年，生活可谓体面，读书也很顺利。但这样安宁的日子，在他长到10岁时，因为父亲经商的失败而发生很大改变。为了弥补经营的亏空，侯文轩不断变卖名下的田产，由于苦思焦虑，经常奔走于松江与上海之间，身体越来越不好。侯文轩于1906年得了一场大病，不久便撒手人世，商店也倒闭了，家里的各项开销出现拮据，家塾不得不停了下来。侯绍裘一度辍学，在家自修，父亲的藏书成为他的课本，后来改去堂兄家附学，继续四书五经的诵读。父亲去世后，由于母亲极度悲伤，带着侯绍裘的弟弟妹妹寄居在外祖父家。侯绍裘与姐姐两人在家里，由跟随多年的老保姆杨阿婆照顾，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家庭的变故使侯绍裘体验到了生活的不易，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这不仅使他易于感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也使他比较容易体察到整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传统文化熏陶下积淀在侯绍裘意识深处的“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立身处世的格言准则，有了现实的着落点，潜移默化为他思想精神的底色内蕴，这对侯绍裘的成长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就在侯绍裘在孔孟经书的陪伴下一天天成长为一个少年时，中华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清廷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后，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打着保护传教士的幌子侵华、占领北京，《辛丑条约》的签定又使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内外交困的清廷，为了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在1905年实行新政。同一年，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民主革命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

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1909年，侯绍裘考入华娄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松江兴办新学后创办的第一所公立小学。学校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西学，开设了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这些课程使侯绍裘眼界大开，备感新鲜与兴奋。他学习勤奋，各门成绩都很优秀，国文和算术尤其突出，绘画、音乐也表现出令老师同学称道的才华。

如果说，在这之前，由于年岁尚小，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对侯绍裘还不会产生太多的影响，但随着他从家塾中走出，进入新式学堂，伴随着欧风美雨的时时吹打，神州陆沉、时局鼎沸的现实扑面而来，一天比一天深刻地刺激着他。

松江毗邻上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西方殖民者就纷涌而至，先后设立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租界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基地，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象征，但也是中西文化汇聚之地。同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租界所拥有的治外法权，使在租界内的各种势力包括革命党在内都能利用它得到一定程度的庇护。同盟会成立后，这里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国内的宣传舆论中心。1898年，沪杭铁路开通后，松江与上海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在松江也得到了比较广泛深入的传播。

华娄高等小学堂的教员大多思想进步，不少人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忠实追随者。课堂上，他们将爱国民主革命思想寓于知识的传授之中，激励同学们要立志救国。在华娄高小读书期间，侯绍接触了自然科学知识和一些西方近代的政治社会学说，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最初的思想启蒙，中外历史的学习使他获得了观察中国及世界的崭新视角，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遭遇了解得越多，他的耻辱感也就越深，民族国家意识和济世拯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种子，开始在他的心里悄然萌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首义第一枪”。辛亥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群起响应，发动起义，松江府中学堂的学生组成学生军，在老师的带领下赶赴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11月4日，上海光复。11月6日，松江光复，松江军政分府成立。一段时间，革命成为松江城内街谈巷议的话题。松江男子纷纷剪发，侯绍裘也是在此时剪断了自己头上的辫子。当松江军政分府的财政出现窘迫的时候，全城人踊跃捐资助饷，在老师的组织下，侯绍裘与华娄高等小学堂的同学们也闻风而起，组织募捐队，上街向行人、商家劝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表示，一定要“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对外要洗雪清朝反动政府的“辱国之举措”。

就在那一天，松江各界庆祝民主共和革命成功，各机关、学校、商店纷纷挂五色（红、黄、蓝、白、黑）国旗，晚上又举行盛大的“提灯会”游行。

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了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一时间，禁缠足、禁鸦片，改称谓，废跪拜，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常得风气之先的松江，对此有着热烈的回应。这一切的一切，让少年侯绍裘记忆犹深。

沐浴着辛亥革命的风雨，侯绍裘从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聪颖少年，迅速成长为一名关心国事民瘼、追求民主、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的刚毅青年。

反对二十一条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时间，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神州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新气象以及各地竞办实业的浪潮，使古老的中国仿佛获得了新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同一天，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4月，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解职后第一篇演说：“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同年12月26日，应松江国民党员之函请，孙中山偕陈其美等人来松江视察。到达松江后，在马路桥骑高头大马进城，沿途欢迎民众如潮，掌声经久不绝。孙中山先至清华女校进行演讲，后来到松江古园——醉白池，松江城中的各界要人纷纷来到园中的“雪海堂”争睹孙中山的风采。孙中山在此发表演讲，表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同时指出教育为救国之重要途径，要从幼稚园抓起，培养建设性人才。

1913年春，侯绍裘考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今松江二中）读书。省立第三中学的前身是清朝著名的云间书院，清末改建为松江府中学堂。民国成立后，改为江苏省立第三中学（简称“省立三中”），学制四年，不分初高中。该校有不少教师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头。他们向学生传授民主主义以及科学、实业救国的思想，鼓励学生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在省立三中优良学风的感染下，侯绍裘学习上更加勤奋，各门成绩都名列前茅，写得一手好文章。学习过程中，他也受到了更加深刻的民主主义影响。

1913年5月，入学的第一学期，学校组织学生去上海参观。侯绍裘与同学们从松江的明星桥出发，乘火车至上海龙华站下车，一起在老师的带领下经徐家汇进入法租界，“竟横遭外国巡捕的阻拦”，“傲慢之态可掬也”；又见炎炎烈日下，中国苦力们挽着大石滚碾压道路，外国人却佩着手枪在一旁监视。中国的土地上，竟由外国侵略者作威作福，而中国人却备受欺凌。一路上，侯绍裘和同学都备受刺激，痛感民族的耻辱。参观徐家汇博物馆时，看到陈列的华夏物产，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几如山阴道上，目多暇接也”，侯绍裘的心潮又为之起伏。透过法租界这个窗口，侯绍裘领略了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并深深感到中国与外国的巨大落差。回校后，他在作文中写道：“我中国物产之富，亦可见一斑矣，乃贫若斯！其故当别有在。”从此，他开始探究祖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将读书与国家富强、民族命运紧紧联系了起来。

此后不久，民国政治风云突变，袁世凯从正式大总统到终身做总统，一步步走向封建专制复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维护民主共和政体；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一次次的消息传来，每一次都在侯绍裘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他越来越关心国事，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不仅好读，还好思索，不仅熟悉时事，而且对国内外大事每每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同学中显得十分突出。眼看袁世凯窃国，中华民国名存实亡，民主共和成为泡影，许多人因此感到悲观失望。但侯绍裘没有动摇，而是继续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有时和同学争辩，他慷慨陈词，激动地挥着手臂，滔滔不绝，表现出对封建复辟的憎恶和渴望中国沿着民主共和的道路“揖欧追美”，由贫弱走向富强的内心世界。侯绍裘以国家为念，胸怀天下的高远志向，受到同学们的一致钦佩。

侯绍裘曾对友人讲，他在中学里的品行成绩，以一、二年级最好，以后年级越高，品行分数反而低落。友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是因为“他说话过高且多，好多议论”，并且常在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笔写写画画直抒胸臆的缘故。

在作文簿的空页上，侯绍裘经常用工笔勾勒描绘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历代中华先贤的“绣像”，表达对民族英雄的崇敬。抗清少年夏完淳更是被他视为楷模，并向同学表示，中国要是多一些民族英雄该多好！

侯绍裘的水彩画

侯绍裘的篆刻

受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他对自己家对农民的剥削，也越来越看不下去。秋谷登场后，家里常与上门交租的佃农发生争执。他同情佃户，不无埋怨地说：“人家背皮晒成酱鸭子一样，何必在斤斤计较！”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在欧洲厮杀无暇东顾之际，宣布对德作战，出兵中国山东半岛，占领青岛、济南和胶济铁路，接着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竟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亡国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来，松江三中群情激愤。学生会召开全校大会，师生纷纷上台，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声讨袁世凯的卖国行径。青年教师许栋材痛诉亡国危险，忧郁悲愤，声泪俱下。学生赵富基当场咬破手指，血书“勿忘国耻”四个大字，全场激愤，哭泣声四起。一向关心国家命运的侯绍裘也是痛心疾首。他认为，反对卖国条约，不能仅停留在学校里，还必须发动各界人士共同反对日本的侵略。他与几个同学捐钱买纸，刻写和油印了“抵制日货”的传单，准备向社会散发。不料刚刚发出几张，校方便以地方当局要捉拿此事的发起人相威吓，将传单统统搜缴销毁。侯绍裘的第一次爱国行动就这样被强压了下去。

目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国家社会的每况愈下，侯绍裘常想，中国该怎么办？从这时起，这个问题就盘亘在侯绍裘的心头，成为推动他不断向前求索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