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入南洋公学

1918年8月，侯绍裘以第2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攻读土木工程专业。接到学校录取通知后，亲友们都以他为荣。

南洋公学由盛宣怀1896年4月8日（光绪二十二年）创建于上海，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南洋公学最初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高端法政人才，1905年后，学校相继改归商部、邮传部、交通部，并逐步转向以“求实学、务实业”为宗旨，以培养工程技术与管理的“一等人才”为目标。民国伊始，学校从学制、系科、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等方面，全面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直接采用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教科书，形成了近代工业大学的格局，成为中国南方乃至中国高等工科院校的楷模。

南洋公学旧影

南洋公学，不仅入学门槛高，管理也十分严格。每学期除大考外，还有三次月考。月考成绩占学期总分的60％，考试作弊者一律开除。时人曾把南洋公学的学生分为三种人：一种是只埋头读书，整天围绕着分数打转，熄灯后往往还点上洋蜡烛开夜车，对国家大事、社会状况则漠不关心，这种人被称为“老爷派”，占较大的数量；另一种对学习一般也是重视的，考试时则高度紧张，如临渊履冰，成绩也还过得去，被称为“普通派”，这种人占半数以上；再一种就是考进学校后，平时不认真读书，考试时应付过关，只求毕业拿到文凭，被称为“浪漫派”，这种人只占极少数。总之，民国以后，南洋公学的政治氛围仍然是不浓的。侯绍裘不属于这三类人，他勤学苦钻，第一学期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在攻读学业的同时，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国事，每天阅读报刊杂志，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几个进步同学一起探讨救国之道。

此时，辛亥革命的弊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孙中山曾为此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作为思想上的一种反思，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及科学救国的思想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中华书局出版的《大中华》杂志成了侯绍裘课余爱读的刊物。

《大中华》由梁启超主编，是以“政治为主体”的刊物。政论部分几乎占一半的篇幅。杂志从整体上讨论政治及其目的与内容，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也具体揭露民国以来政治上的各种弊端，提出了关于宪政、法制、教育、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和主张。后期的政论主要是宣传、指导反袁护国运动和讨论民国重建问题。《大中华》杂志刊行之时，正值“一战”激战正酣之际。“养成世界知识”，“论述世界之大势，战争之因果及吾国将来之地位”也是《大中华》杂志的宗旨之一。该杂志认为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悬殊，归根结底是由教育落后造成的，而报刊应起到社会教育的功能。因此，《大中华》杂志在当时也得到社会上很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喜爱，竞相订阅。另外，对于梁启超的《饮冰室丛著》一书，侯绍裘这时也“看得非常有味”。《饮冰室丛著》收录了梁启超1902至1915年的著述《新民说》《德育鉴》《墨子微》《西哲学说一脔》《外史鳞爪》《政论时言》《饮冰室自由书》《新大陆游记》《小说零简》等。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受到过他思想或文字的影响。

带着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侯绍裘把探寻求索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民主改良主义。当时的南洋公学不仅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想的大本营，其主事者也是不遗余力推行“尊孔读经”，“注重国文，保存国粹”也是其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强令恢复“祀孔”和“读经”制度后，南洋公学忠实奉行。校方严格规定每月初一、月半，全校学生必须到上院大礼堂向孔子牌位行鞠躬礼；每年逢孔子生日，全校更隆重举行“祀孔大会”，大礼堂香火缭绕，在童子军乐声中，全体师生向孔子牌位跪行大礼。同时全校还举行以“阐明圣道”“保存国粹”为目的的“国文大会”，要求用文言文写作，用白话文者一律扣分。尽管当时南洋公学的主事者有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道德育人的良苦用意，与北洋军阀还有所不同，但其思想还囿于“中体西用”的旧模式，用封建性的道德观念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这不仅背离时代的潮流，煞有介事的“祀孔”客观上也起到为北洋军阀封建复辟张目的作用。

侯绍裘一直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品格修养的积极因素，在民主主义的影响下，此时，孔子在他的心目中，已经由“至圣先师”成为不无人格魅力的历史人物。看到民国以后的政治腐败以及社会丛生的乱象，其思想深处也存在着想用“孔孟之道”来改良“世道人心”的想法。另一方面，侯绍裘还沉迷于古文，喜欢写古劲的文字，推崇“桐城派”的古文笔法，认为白话文的价值只在于通俗易懂。在入学第一年的国文比赛上，侯绍裘以《论气》的文章获得第二名，得到校方的奖励。但他对学校的“祀孔大会”，则感到“肉麻”，内心是抵触的。因为在文化思想上还存在一些保守的观念，所以当时以反传统为特征、以“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为内容的《新青年》，虽然也有人介绍给侯绍裘，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在南洋公学的第一年，侯绍裘后来曾回忆，认为当时平静的都不像自己。事实是在平静的外表下，强烈的救国救民情感在他的心底奔涌着，看到北洋军阀的统治下的中国，四分五裂，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日本帝国主义野心膨胀加紧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境地，怀疑、迷惘、焦虑的情绪在他的内心不断地增长郁结，等待着爆发的一天。

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

1919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帝国主义国家蛮横拒绝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反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合法化，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首举义旗，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反帝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6日，侯绍裘乘火车从松江返回上海，途中从邻座旅客的报纸上，发现这则引人注目的消息：5月4日，北京三千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该消息让他的心顿时剧烈地跳动起来。当他回到南洋公学，向来安静的校园已经沸腾起来了。

就在这一天，南洋公学全校学生集会通过决议，开除章宗祥的校籍（章为南洋公学师范班1898年毕业生）。同日，在从上海报纸上了解到北京爱国学生遭军警镇压的消息后，南洋公学学生与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等33所大中学校联名通电北洋军阀政府：“山东问题外交失败，噩耗传来，举国震骇！吾民当戮力同心，为政府后援，力争至最后之一日而后已。北京各校学生激于公愤，发生示威运动，凡我国民，咸表同情，若政府弁髦民意，滥肆权威，则吾人为保全全国青年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当前仆后继以昭正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

第二天是“五七”国耻纪念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会场在西门外公共体育馆。会场可容一万人，会场外西至斜桥，北至西门肇园路、民国路人山人海。侯绍裘和全校同学六百余人，早早就汇入到大会的人潮中。会后举行大游行，他们手执“抵制强权！”“共讨国贼”“还我河山！”“不甘心死”等口号的旗帜，走在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波澜壮阔的群众爱国浪潮，使侯绍裘原有的强烈而朴素的爱国感情奔涌而出。他曾回忆说：“群众的势力，更使我的精神紧张。我回校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拟了一篇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办法的文章，在走廊下（校中的冲要处）公布起来。”他倡议上海学生每人出十元股本，去开办一个不求赚钱的国货公司，与日货对抗。他写信给各级级长征求意见，并要求教师转请全校学生讨论。他的热情可嘉，但想法天真，没人响应，很快自己也感到幼稚可笑，感到“少年的不成熟的理想，无论其动机如何好法，终不免离事实很远的”。虽然“出师未捷”，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侯绍裘的斗争情绪，反而使他更加热情又脚踏实地地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各种讨论会，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勇敢登台，讲得慷慨激昂，全场为之感动。他还被选为学生会年级评议员，在评议会中，经常积极陈词，表现活跃，成了全校有名的活动分子，

1919年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按照学联章程，南洋公学学生分会也相应正式成立，侯绍裘由南洋公学学生分会推荐，任上海学联教育科书记。其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时，他又被聘为全国学联的文牍，负责起草宣言、口号、文电等。

5月25日下午，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特别大会，讨论罢课救亡问题。26日上午，上海中等以上52所学校学生二万余人，齐集西门体育场一致宣誓罢课：“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谨誓。”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侯绍裘积极参加罢课斗争的组织工作，忙着安排游行路线，起草传单，拟宣传口号。游行时他同本校学生会骨干一起并走在前头，领着自己学校的队伍前进。

罢课以后，侯绍裘在同宿舍四位同学的基础上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以不用日货、不用日币、不乘日轮等为团员义务，投入以“抵制日货”为主旨的反帝爱国浪潮。为了唤醒民众，使大家一齐起来爱国，他还参加了“演讲团”，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他们四五人或十多人一组，选择热闹地点，向市民讲“青岛问题”“抵制日货”“二十一条”“亡国之惨”等题目。侯绍裘细说“青岛问题”的由来与日本的野心，用朝鲜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历史启发群众的爱国觉悟，他激情、通俗和有力的讲演深深地吸引着听众。

北洋军阀政府“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侯绍裘和同学们发起总动员，四处演讲，紧急呼吁各界速起援助北京的被捕学生，并连夜挨家挨户发动商人罢市。6月5日，上海“三罢斗争”开始了，学生扩大罢课，商界（包括店主和店员）闭门罢市，广大工人奋起罢工。“三罢斗争”特别是工人的罢工斗争，给中外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把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使之发展成为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在“三罢斗争”开始后，帝国主义工部局巡捕房和上海警备厅四处拘捕在街头宣传的学生，第一天就抓去一百三十多人。南洋公学学生被捕后，侯绍裘勇敢地领着同学去淞沪护军使署向护军使何丰林交涉，救出了被捕的同学。

在讨论爱国运动中，侯绍裘看问题逐渐深刻，他认为不仅要看到日本的侵略，而且要看到英、美、法帝国主义国家的野心。抵制日货中，有些同学看到一些商店大老板们偷偷摸摸地在卖日货，各界要求罢免卖国贼的呼声又遭军阀政府压制，慢慢悲观动摇起来，感到救国前途渺茫。但侯绍裘依旧斗志不减，他鼓励同学们坚持斗争，处处发挥着中坚作用。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三人。中国代表也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至此，五四运动告一段落。

当时，上海学联发出传单，称：“我们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各商店、工厂、作坊可以开门；各校可以开学。然而，斗争仅仅是开始；山东还未收回；亚洲尚有黩武主义要我们去推翻，我们尚须推行教育国民的运动，俾能从初步胜利中得益。中华爱国儿女必须准备对付更剧烈的斗争，方能使中国成为民治的国家”。

五四运动高潮过后，包括南洋公学学生在内的大部分人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但满怀热血的侯绍裘却没有停下救国救民的步伐，经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他迎来了自己思想上的重大转变时期。

传播新文化

1919年暑假，侯绍裘与一部分同学继续留校，坚持爱国斗争。此时，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新青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就在侯绍裘迫切地感到需要新思想的指引时，《新青年》杂志的内容立即在他的观念深处引发思想的风暴。侯绍裘“如同‘拨云见日’，顿时爱不释手”。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提出“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的结论和“破除迷信”“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的号召，得到了他强烈的共鸣。有时读得入了迷，他会突然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新青年》激情告白：“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的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字字句句，都得到了侯绍裘热烈的认同，他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三年以后他回忆说：“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新青年》一书，于我思想上、人格上的影响最大，别的书没有一部能够及它的，而且我至今还信仰它。每逢没有看过它的朋友，便要介绍给他看。”他不再沉迷于古文，对文字、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认为白话文不仅容易表达现代观念，表现大众的思想，也开始体会到文学革命的意义和在教育大众、反对封建势力中所起的作用。较之以往，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灿烂的，孔孟之道中存在着腐朽性、虚伪性、非人道性的封建主义积垢，集中表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联想到自民国以来，政治上的封建专制复辟，总是打着“尊孔”复古的旗号，认为要实行民主，非废除封建的旧道德、旧礼教不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侯绍裘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开始与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决裂，不仅感到南洋公学太暮气沉沉，更是从南洋公学的“祀孔”仪式中更嗅到了一股陈腐的气味。

想到这里，侯绍裘带着对封建旧传统、旧文化的憎恶，领头与土木专业的同学来到大礼堂劈掉了孔子牌位。接着，他又在学生会中提议要求校方废除“祀孔”和“国文会考”制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侯绍裘以决绝的态度挣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冲出了旧文化的营垒，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孔子是全面否定的，在其后的一篇文章中，侯绍裘就写道：“今人侈言尊孔，然于不适于共和的种种名教纲常、阶级尊卑观念，倒知道拥护于孔子的无所往而不适的根本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就是积极奋斗到底的精神，却毫不一顾，真可奇怪。其实孔子在现在，也要弃去以名教纲常阶级，尊卑观念为救世的手段，而其积极救世的根本精神，则是可决其不会改变的，因为这种精神是根本的精神，而种种学说教条，则都是对症下药应时救世的一种手段。古人中诸葛孔明，是学到了孔子的精神的，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云云，都是这个精神的表现，何以现在的人，竟很少能学他呢？”由此可见，在决绝的反封建行动背后，侯绍裘对孔子所采取的则是历史的分析的态度。他的愤怒指向的是作为“历代专制帝王之护身符”的孔子。当时，侯绍裘的反封建行动虽然有许多同学支持，但也遭到一些泥古不化的同学的讥讽，有的见面就别有用意地喊他“新青年”，侯绍裘只是一笑置之。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各种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出版物也如春笋怒发，杭州的学生刊物《浙江新潮》在其中特别引人注目。《浙江新潮》在刊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所撰写的《非孝》一文后，被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当时的浙江省长公署发出训令，责成省教育厅切实查办，《浙江新潮》被查封。消息传来，南洋公学的个别同学甚至称“大快人心”。侯绍裘由此痛切地感到：“原来生理上的青年，未必便是精神上的新青年。”为了唤醒更多的人，侯绍裘决心做一个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

1919年秋季开学后，他在“救国十人团”中发起建立“九人书报推销处”（原来的十个人中有一人因病离去），义务销售进步的书报杂志。他们自筹资金，自贴车费，利用课余时间，轮流奔走采购，买进各种进步书报杂志，按批发价销售，不赚一分钱。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向广大青年学生宣传新思想。为了让读者读到最有价值的进步书籍，他们还在销售方式上进行了改革：一是对所售的书报杂志，一律由自己先认真阅读，然后“大书广告，详述本期佳点在何处，用处在何处，以告同学”；二是根据侯绍裘的倡议，设立了“无人售报处”，在同学们上下课的必经之路，挂一只开小口的木箱，下面放着《星期评论》《星期日》等被分成散张的期刊，让同学们自动投钱买书报。此外，还在木箱旁放上笔和纸，如果同学要买书报，自己又不便来买，就可以写一张条子放入箱内，由他们九人轮流按一定时间开箱，见到条子后立即送去。当时，畅销的杂志有《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科学》《少年中国》等十余种，时间持续了两年，他们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出了贡献。对此，《南洋公学年刊》记者曾感慨地说，虽“极欲表现其钦佩之情，顾不能得适当之辞”。

劳工神圣

五四运动以后，“平民教育”的思潮盛行一时。就在这一年暑假，当上海学联倡议开办工人夜校时，侯绍裘立即响应，带头和赵景沄等三人借本校的空宿舍作教室，创办了上海学联工界第一义务学校，他任校务主任。该校学生主要为徐家汇一带的工厂工人、店员、小手工业者，也有学校附近的农民子弟，共四五十人，分两个班。每天晚上上一个半小时课，教识字、国文、常识，并特别注重爱国教育。学校里的一切杂务都是他们自己动手，不用校役。后来，南洋公学学生会正式命名它为“南洋义务学校”。当时，上海学联在全市共办了8所义务学校，“南洋义务学校”创办最早。

随着在五四运动中走出封闭的校园，走向社会，置身于广大劳工群众之中，侯绍裘的思想感情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他后来回忆说：“以前，我的环境，完全是中等阶级的社会，与第四阶级完全没有接触”，“虽不能说于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但到底也明白了些，不像从前蒙在鼓里一般了”。对比“一些商人的唯利是图，知识界有些人的投机政客作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惟有劳工阶级在我那时的心目中，是恳挚笃实，可与共事的。”侯绍裘的世界观开始了深刻的转变。另一方面，广大劳工的悲惨境遇，又使侯绍裘陷入思索，感到民主主义的局限，个性主义的苍白，“总觉得有些不能自圆其说”，“不期然而然地起了怀疑”。很快，侯绍裘就有了新的宣传主张。

就在创办南洋义务学校的时候，侯绍裘与赵景沄等同学一起开始编辑出版了一种通俗报纸，取名《劳动界》，旨在宣传劳工神圣的思想。他们隔天出一期，每期1000份，不但寄送工厂、工团及订阅者，还直接在上海市西门到小东门一条大街上分送。整整两个月，《劳动界》共出了30期，直到秋季开学才结束。

五四运动之前，“劳工神圣”的口号就在中国知识界流行。当时，作为对十月革命和“一战”后工人运动的一种回应，“劳工神圣”的口号，就已经具有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五四”之后，“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怀疑乃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转而向往社会主义，并从中国工人阶级中寻求力量，出现了宣传“劳工神圣”的高潮。“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走出书斋、走向劳工成为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向往。侯绍裘“于是便想投入工厂，借以实行宣传社会主义的夙愿”。他托人介绍，并亲自去杨树浦的工厂打听，遗憾的是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进工厂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五四运动彻底暴露了当时中国政治上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国际地位，在强烈的救国救民思想驱动下，侯绍裘与时俱进，深层次思考民族国家的命运，把握住了时代精神的发展方向，在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超越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已然在他心中激荡。

向往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当时，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起初，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还占着优势。

认识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侯绍裘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以为是一种富于破坏精神的、反抗一切特权阶级的革命罢了”，“竟同时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并不奇怪，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最终目标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是要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两者的斗争对象也同是指向剥削阶级和压迫人民的反动政府，具体在中国则表现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反对军阀封建压迫。许多共产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都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阶段。侯绍裘崇拜过巴枯宁，他的暴力反抗、破坏旧世界的主张让侯绍裘觉得很痛快。偶尔从旧书摊上发现一本李石曾、吴稚晖从波兰作品中翻译来的著名话剧《夜未央》（原著名为《吉苏菲亚暗杀总统时间》），他读后很欣赏，还推荐给同学，认为不可不读。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他竟想仿效这本书中的主人公，搞个人的极端反抗，以自己肉体的牺牲来换取中国的光明，解除工人的痛苦。另一本同样在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是由郑振铎翻译的俄国小说《灰色马》，也曾引起他的关注和很大感慨。可以说，侯绍裘对无政府主义理论学说并没有多少了解，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也有违于他以国家、民族、人民为念的初衷。应该讲，“个人英雄主义”才是侯绍裘受到无政府主义感染的“津梁”。异国无政府主义“英雄们”虽然极端但又超越个人、勇于牺牲一切的不无道德光环的行为，对于当时处于极度悲愤，又没有找正确的救国救民道路，还持有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侯绍裘看来，“极美极壮烈”，符合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更点燃了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情绪。但现实教育了他，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尽管义愤填膺，却终是束手无策”。思想的幻灭令满怀救国救民热诚的侯绍裘陷入深深的痛苦。于是，他转而努力探求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成为侯绍裘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李大钊主编的五月马克思主义专号，使他在迷惘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五四运动后，上海成为社会主义传播的中心，聚集了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南洋公学附中同学金家凤的介绍下，侯绍裘结识了施存统、俞秀松等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他们也都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于是，他常到渔阳里6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机关所在地）听施存统宣讲社会主义。施存统本人也曾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浙江新潮》被封后，施存统离开浙江省立一师，去北京参加过无政府共产主义小组的“工读互助团”实验，失败后，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从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他的讲解，显然对侯绍裘走出无政府主义的迷雾有很大的帮助。

侯绍裘同时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在“救国十人团”中曾和同学一起热烈探讨改变社会制度必经的步骤。早在1919年的冬天，当社会主义的俄国正在患难之中，他就以极大的热忱在学校发起募捐，去援助正在困难中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的最初过程中，“劳农俄国”的启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侯绍裘廓清无政府主义思想迷雾，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在深入了解十月革命道路的基础上，被指导俄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所征服的过程。侯绍裘弄清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的社会理想和革命原则貌似而实非的差异，越来越认识到，要创造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人民幸福的美好社会，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社会主义道路。

当年，在《灰色马》出版发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的沈雁冰，在其序中，希望进步青年在关注《灰色马》时，一并牢记一句话：“社会革命必须有方案，有策略，以有组织的民众为武器；暗杀主义不是社会革命的正当方法。”侯绍裘在探求中得到的认识，可以说正与他推介《灰色马》的愿望相吻合。不过，对于侯绍裘来说，真正要走上这条道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有一段彻底摆脱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民主主义以及改良主义影响的艰辛路程。

侯绍裘、赵祖康等创办的《问题》周刊

1920年暑假，由侯绍裘、赵祖康等联合编辑出版的《问题》周刊（即《？》周刊，封面上印着一个大“？”）在松江问世，人们都亲切地叫它“耳朵报”。侯绍裘在《问题》周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对于社会的贡献》，说明办刊物的目的。侯绍裘首先说出他们办刊的动机：“我们常有一个意见，以为我们做学生的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织布，也拿不起斧头和凿子，全靠着社会的福，有人种出米来给我们吃，做了衣服给我们穿，造成房子给我们住，这样的恩惠，要报答又拿什么来报答？不过我们读了几年书，对于世界上的事情，总算多晓得一些，我们既什么也做不来，所以对于社会也只有把我们所晓得的，用笔墨和口舌来介绍给我们所亲爱的社会，借此谋他（她）的进步，以增进叔伯弟兄婶姑姊妹的幸福的了。因此我们在假期内，合了些同志组织一个夏令会，办一些宣传和出版事业，尽一份贡献意见的义务。”接着，侯绍裘指出：“世界是天天在那里进步的。过去以为是的，现在未必是了，将来又以为非了。所以我们奉劝诸君，不要把新字怕得象毒蛇猛兽一样，不问理由，一味的反对，要知道守旧才是可怕，改新是顺着世界潮流的当然的事，正如衣服旧了要做新的，房子旧了要造新的一样，有什么可怕和困难呢？”最后，表明宗旨：“我们现在这一本小册子，就是研究社会上种种最切近的问题，供诸君的讨论的，大的像婚姻问题哩，道德问题哩，小的像赤膊问题哩，衣饰问题哩，都想在这一本小册子上发表。我们很希望诸君也加入和我们讨论。讨论的结果，我们更希望诸君去努力实行。”他们宣传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迷信。当时松江瘟疫流行，封建迷信的迎神赛会活动是一场接着一场，城内隔几天就有一次泥菩萨游行。他们不仅在刊物上宣传反对迷信，侯绍裘还挥笔写下“不要迎神赛会”的大幅标语，将之张贴在城内闹市区府前大照壁上和西城门口，轰动松江城，一时迷信歪风为之收敛。

就在这个暑假里，南洋公学校方却突然发来通知，声称侯绍裘“举动激烈，志不在学”，勒令退学。同学们都很清楚，侯绍裘一贯以救国为动力，学习从不松懈。“五四”以来，他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繁忙的社会活动耗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始终名列前茅。许多同学感到愤愤不平，动员他去向校方交涉。侯绍裘却处之泰然，平静地说：“我的意志又岂是他们所能改变的！”从此，侯绍裘脱离了学生生活，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走在通往革命的道路上。

对于侯绍裘被南洋公学开除之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曾专门登载署名文章，评论说：“试想，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是开除吓得退的吗？”侯绍裘被开除后，不到两个月，他曾经强烈反对过的南洋公学的“祀孔”和“国文大会”两项旧制度，被全校班长会议一致通过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