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与文字

汉字之成为一棵大树，枝叶葱茏，风华绝代，是由其自身的构成所造就的。

——饶宗颐

施议对：什么是文学？文学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问题说起来理论一大套，实际上却很难说得明白。例如劳动起源说，以为扛木头的叫唤声——“杭育、杭育”，如记录下来，就是文学。这一从苏联那里抄来的学说，长期以来颇为流行，也只是作为一种公式，随所搬套而已。其余相关学说，诸如游戏起源说、宗教起源说等等，也都只是一种表层意义上的描述，并未深入本原。对于这类问题，不知如何论定？

饶宗颐：文学与劳动相关，体力活动是劳动，脑力活动也是劳动，不应当只是说体力活动。体力、脑力，两个方面都牵涉起源问题，但活动，却仅仅是一种动作，或者行为，皆并非实质之所在，而只是文学表现的一个要素。其他学说，亦莫不如此。

因此，对于起源问题，我并不那么说。我以为，应当从文字说起，由文字以探寻其本源。因为文学通过文字表达，文句由文字组成，弄清文字问题，文学才有着落。

一、语文分离与汉字功用

施议对：先生的《文辙》，乃中国精神史探究之一。这说明，探究文学问题，离不开精神史问题，而精神史的概念肯定比文学宽。从精神史的角度，钩沉探赜，原始要终，阐发文学要义，途迹当中，必定隐藏着机锋。例如，第一篇文章——《中国古代文学之比较研究》，首先说“名号与文字”问题，大概就是对于门径的一种提示。

饶宗颐：这是我在日本所作讲演，原载1980年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三十二册。属于比较研究。记得讲词中有这么一句话：

名号为事物之称谓，文字因之而滋生，文篇所由以构成，人类文明之基础也。

这句话说明：从无名号到有名号，从无欲到有欲，从不着痕迹到着痕迹；其间，都与文字有一定牵连。懂得文字，才能讲文明，讲文学。这是十分要紧的。只可惜，许多人都将文字与文学搞脱节了。

（一）意符与音符

施议对：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所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学离不开文字；离开文字，也就没有文学。这是研究文学的人，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但是，研究文学的人，往往不研究文字；研究文字的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也不管文学。两面都研究的，当甚为少见。因此，从文字的产生，看文学的产生，相关文章自然也就更加少见。

业师吴世昌教授以治文史著称而兼治文字之学。1939年冬，在中山大学，与许寿棠合作编纂《中国文字学概要》，说及文字之构成，着重论象形，甚多新创之见。其后，吴曾指出，中国文字是“一种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意符文字”（《罗音室碎语》），亦甚精辟。

研究文史又精通文字之学，这是十分难得的。

饶宗颐：我不敢说，二者脱节就是一种失误。不过，应当是一种忽略。文学与文字，二者之间有一定连带关系。尤其是，讲中国文学，更加不能离开文字。中国的文字（主要是汉字），因为与别的国家的文字，有很大区别，其对于文学，关系也就更加密切。别的国家，文学与文字距离非常大；他们用拼音字母，文学从语言中来。中国则不同。因为中国的文学是从文字当中来的；中国文学完全建造在文字上面。这一点，是中国在世界上最特别的地方。

施议对：中国文字与别国文字的区别，主要应体现在形、音、义上。一般以为：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一种语言。一部《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余，除少数联绵字外，多为单音节词。汉字的构成，乃字形、音节、语素三位一体。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形、音、义。因而，在运用过程中，语言千变万化，而文字则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一点，应是汉字最重要的特征。

饶宗颐：中国是个绝对不要言语化的国家。中国的文字，不走言语化的道路，不采用字母；其他国家的文字是从言语中来的，由字母拼写而成。字母完全记音，汉字只是部分记音。因此，中国的文字不受言语控制，反而控制言语。尤其是古代，方国林立，方音复杂，言语难以沟通，只能依赖文字，一切以文字为依归，这种控制，则更为加强。而别的国家的文字，却在言语当中，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

施议对：这一区别，令汉字产生一种特异功能，亦汉字美学特征的一种体现。这应当就是文学产生的一种凭借。就汉字本身的构成看，这种功能或特征，不知有无踪迹可循？

饶宗颐：数年前撰写《汉字与诗学》，我曾说及这一问题。以为：“汉字的音符部分在开始可能和语言有些关系。某一字可以使用某音符来注音（形声），或者借用某字来代表它的声音（假借），到了成为文字之后，与原有的语言，已完全脱离。”说明文字（汉字）与言语，很早就已出现很大的距离。

施议对：吴世昌说“独立”（独立于语言之外），先生说“分离”（语、文分离），应是同一意思。文字不作言语化，文字不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分离，不知如何造成？

饶宗颐：大概两种趋势：一是由单字向复词的发展；二是形声字的大量出现。两种趋势，促进了这种“分离”。

（二）单音字与复词

施议对：一字一音，单文独义。在其演化过程，某些状况，似颇难辨识。如字、语、词三者，经常被混淆。故此，唐兰《中国文字学》（七、“中国原始语言的推测”）曾指出：

符定一的《联绵字典》把“上帝”“中国”认为联绵字（即双音节语），固然是可笑的荒谬。就是王了一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把“糊涂”和“身体”“保养”“故意”“桌子”“石头”“这么”“那么”“芥菜”“兄弟”“妻子”“先生”“妹妹”“慢慢”之类，都叫作双音词（上册十一至十四页），我们也觉得甚不妥当。唐兰以为：“语”（word）和“词”（即复合语，composite word）或者“语”（word）和“字”（character），旧式的训诂学家，往往不懂得分辨。

饶宗颐：汉字基本上一字一音，音节结合容易取得齐整与和谐。但汉字与汉语是游离的：

第一，字和词不能完全相对应，单音的字只是词组成的一部分；

第二，汉字本身不能够正确表示语言，许多口语没有相应的字，已造出来的字，又有古今和地域的不同。

所以，形成语言与文字不一致的游离现象。

单音字不够区别事物，且易引起混淆，需要复词，以补其不足。复词由两个单音字组成。对于单音字而言，复词的出现，主要是增文以足义。由于单音字所代表的意义有其极限，在扩张意义，或者转移意义及加强意义时，得增加另一个字在原来某一字上，构成一新的复词。

施议对：依照唐兰的意思，从单音到复音，所构成的复词，仍属于“字”，而非“词”或者“语”。这应当也是语、文分离的一种体现。

饶宗颐：诗学上两个常用术语——“风”“兴”，以之为语干，下面另加一字就成复词。如：

这些词，虽由上字滋生，但它的意义，已大有不同。这些词，有它的发展经历。某一词的出现，亦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形成的理由，还可作断代研究。

这是一种趋势，于西周为发轫期，至今尚在继续发展。而殷周以来，形声字出现，于声符附加形符，以便区别，即成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大主流。这是另一趋势（两种趋势，后者将于第二章另加说明）。

施议对：前一种趋势，复音化的出现，令汉字自身形、音、义，因此发生变化。论者以为开始得很早，卜辞里连语虽然不多，却已经有“往来”一类连语或词。《诗经》里更有大量的叠字词与双声叠韵词（朱自清《中国文的三种型》）。这一变化，突破汉字单文独义的局限，既大大增强其表意能力，亦为文学产生创造条件。

饶宗颐：形、音、义的变化，使意得以加强、扩张，或者转移。相信，这对于文学创作是十分要紧的。

（三）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

施议对：以上对于汉字自身之所构成，进行了一番考察；而地下发掘，不知有何资料可为印证？

饶宗颐：近年陕西出土的史墙盘，周共王时器（公元前982年至公元前967年），盘铭大约六十四句，共二百八十字。多用四字句式。通篇除最后一段之外，都有押韵。如：

曰古文王，初戾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会受万邦。嗣圉武王，聿征四方。

这是铭的一个片段，其中已有复词。整体看，盘铭中所见复词，已有下列各类：

1.同义平行。如：楚荆。

2.反义相对。如：上下。

3.名词加上形容词。如：上帝、懿德。

4.联系形容字。如：舒迟。

这些就是后世所说的骈字，乃构成诗篇之一重要骨干。

这篇铭文，尽管并非一篇正式的颂，但却已具备诗颂形式，乃最早一篇用韵的叙事诗。可当周颂来读。而且，比起《诗经》中有关篇章，这篇铭文也颇具规模。《诗经》周颂最长的仅有《载芟》一章，共三十一句，此已倍之；大雅《皇矣》八章，每章十二句，共九十六句，与此相当。

施议对：这是文字出现后的具体事证。文字出现之前，包括出现过程，其发展趋势，不知如何查考。

饶宗颐：最近，我有一本书出版，书名是《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此书于1998年7月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3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书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包括上下两篇。上篇说陶文符号，揭示汉字未形成前的状况。下篇说汉字图形化的使用，揭示汉字非言语化的奥秘。

这本书是在新加坡时开始写的，到现在才拿出来出版。整整三十年。因为需要研究西洋的字母学，要看许多材料。东方和西方，两相比较，我觉得中国的文字跟人家的不一样，才有自己的体会。

施议对：先生对于陶文符号的探讨，十分精细。

饶宗颐：近代的符号学家常常说：“人不仅是理性和道德的动物，亦是符号的动物。”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包括文学，都是一种符号。各自不同的一种符号形式。

在中土，自皇古以来，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使用一种简单的符号，将其写绘或刻画在陶器上，这就是陶文符号。

据考古发现：老官台白家聚落遗址所出土彩陶，距今大约八千年，已有刻画符号；而宝鸡北首岭及甘肃大地湾所出土彩陶钵，距今8170—7370年，亦绘有红色符号↑＋× / /等十余种。这是半坡类型刻符的前身。

半坡遗址所出土早期彩陶，除绘图纹饰以外，还有符号标记。这些资料，为中国文字的产生，提供一种远古的实物佐证，十分宝贵。

二、宇宙符号与宇宙眼光

施议对：有学者称，上述符号在陶器上出现，仅属单文，并非有联系的记载资料。若以此推断其与后期中国文字的书写有任何关系，仍缺乏充分物证。因提出：中国文字起源不应早于青铜时期。

先生以为，这种估计，未免过于保守。曾指出：“从半坡时期直至战国、两汉这一段漫长的年代中，今日已有许多不同地区出土的陶器上面刻着同样的符号，就符号的本身已经足以证明，这是一条历史的线索，并非孤立的现象。另一方面，这些符号虽然简单，但大部分可以证明和文字形象有蛛丝马迹的分不开的关系。”

因此，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文字的原始，应该从殷商再上推前一步，不应局限于青铜时代。

这是一个颇具建设性的论断。不仅对于古文字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艺术研究，相信都有重要意义。

有关种种，在方法论上，不知有何特别讲究？

饶宗颐：主要是将关于古陶器上符号资料的分析、研究，当作“史前文字学”看待。以为：这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古代文化研究的领域内，除了器物形态之外，还可添入这一个崭新的项目。因而，与一般古文字学相比，其着眼点，自然不尽相同。

（一）横组合与纵类聚

施议对：看起来，应当还是个眼光问题，而不仅仅是方法。用先生的话讲，就是一种宇宙的眼光。具备这种眼光，许多符号都能得到合理的解读，不具备这种眼光，顺着老路走，沿袭一般方法，就无法获得新的认识。

饶宗颐：眼光问题，确实要紧。过去一段时间，不少学者运用甲骨文去解释陶符，做出种种假说，最终大都被否定。

1988年11月，西安考古研究所举办半坡三十周年纪念国际会议，所印发《半坡遗址》画册，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在“刻画符号总汇”中，有这么一段说明：

这是半坡遗址中发现的22种刻画符号，共113个标本。……有的考古家……试图把这些符号与我国商代的甲骨文联系起来。如下图首排的分别被释为；第二排的被释为五、七；第三排的被释为最古的玉字。当然，这种解释，未必尽如事实。

这就是一般方法所不能解决的例证。

施议对：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标榜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应属于这一方法。先生将其当作一种“比附”，提倡另辟途径，乃一种超越。先生有“三重证据法”，于文献记载（纸上材料）与田野考古（地下材料）相结合以外，加上甲骨文，以为探索夏文化之依据（《谈“十干”与“立主”——殷因夏礼的一二例证》）。如再加上域外记载，即成为“四重证据法”，而对于陶符探研，即当如此。这种超与越，不知如何实现？

饶宗颐：就符号学分布主义的方法看，这种超越，主要从时空两个向度得以实现。

两个向度，一为线性的横组合，察看不同地区所出现符号的相互关系；另一为联想的纵类聚，察看其转换、生成过程。这是我的一种尝试，希望能够整理出一点头绪来。

施议对：两个向度，时空扩展。这是在“三重证据法”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开辟。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融会贯通，包括时代之贯通、中外之贯通及学科之交融（《饶宗颐先生与简帛学》）。所谓宇宙眼光，应当就是这么一回事。在察看过程中，不知有何特别发现？

饶宗颐：最引人入胜的当属周原西周建筑遗址中（在今陕西扶风召陈村）出土的蚌雕人头像。这一人头像头顶刻有一个“”字。这一符号，在甲骨文中出现数十次，大家将其确认是巫术的“巫”字，至今似已无有争论的余地。但是，我发现殷周的这个“”字和西亚的“”，形构完全一样。亦即，公元前5500年，西亚哈拉夫（Halaf）陶器上，已有此符号，且不止一见。此外，在同属哈拉夫时期的女神肩上，亦刻有这个“”的记号。

我个人认为，西亚的“”和甲骨文“”字的雷同，很值得研究。说明：与西周建筑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头顶所刻这个“ ”的同形符号，其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的哈拉夫时期。这是依据线性横组合法则所进行的一种比较及追寻。

施议对：“”这一符号，依甲骨文所载，曾被确认为“巫”字。然而，在彼邦，这一符号不知如何解读？

饶宗颐：哈拉夫的地望接近土耳其，后代属于突厥区域，为西亚早期重要史前文化之一。其女神肩上所刻“”记号，在西方，一般称为马耳他的十字形（Maltese Cross）。据说，女神肩上该符号，染以红色，即汉俗所谓涂朱。发掘者认为：必有某种宗教意义。可能代表丰饶（fertility）一类吉祥意义。

施议对：女神肩上的“”符号作如是解，而蚌雕人头像头顶所刻“”字，不知有何用意？

饶宗颐：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在西周宫殿乙区遗址。人头像头戴尖帽，头部只存大半，高2.8厘米。高鼻深目，系白色人种。或以为大月氏乌孙人种。居留于今甘肃、宁夏之间，与周人常有来往。头顶刻有一“”字，标识职司。证明西周时在宗庙供职的巫师，有大月氏人充任。这是西亚与中国大西北，于远古时代交流、接触所留下的痕迹，亦可见当时华夷杂处的情形。

这一白色人种的族属，由于人头像之头戴尖帽，故被认为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笔下的尖帽塞人。这是周初胡巫的重要物证。

施议对：依据先生的考察，“”以外，“卍”字之作为一种宇宙符号，对其体认，应当也曾经历过一番曲折。

饶宗颐：“卍”字是世界流行最广泛、最复杂的一种符号，是人类文化史上代表吉祥美好一面具体而微的标志，有人说它是太阳的象征。在未有文字之前，这一符号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普遍存在。西亚及希腊、印度……在形形色色的器物上，被当作纹样使用，以为吉祥记号；中国边裔地带——青海和辽宁所出土陶器，亦可见“卍”字符号。

“卍”字流行，过去人类学者已写过不少专文，加以讨论。远在1929年，D.A.Mackerzie著《符号的迁移》（The Migration of Symbols），对“卍”字形状及其分布，论述颇为详悉。长期以来，由于时空隔阂，欲探知其来龙去脉，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施议对：“卍”字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流传形迹及表现方式。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不同时代，可以因其共性，包括形态特征，追寻共同的来源，亦可以因其来源，追寻其特别的形迹及方式。这说明，联系、比较，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

饶宗颐：1939年，王锡昌著《释卍》一文，认定“卍”为阿利安（Aryan）族所有，就与其迁徙情况不合；因为阿利安人入居印度以前，印度通用的银币，已采用“卍”字作为标记。印度古钱学专家Durga Prasad说：

非常明显的，在曼德笆（Mandapa）有“卍”符号，此图像是很著名的古代符号，它在Mohan-jodaro的图章上常常出现，也是一个世界通行的图像。

在印度那格浦尔（Nagpur）博物馆便保存有这样符号的银币。于“卍”的外面加上一个方框，即所谓曼德笆（Mandapa）。

印度大文法家波尔尼仙于书中揭示，“卍”号曾被用作牲畜的耳记（ear-marking）。见于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及《大战书》（Mahabharata，又译《摩诃婆罗多》）。这个符号代表吉祥，阿利安人之前，印度河谷文化时代已普遍使用。

施议对：“卍”字在佛教传播，曾有多种说法。或以为，这是佛陀三十二种大人相中之一相。或以为，这是第十六种大人相，位于佛之胸前。或以为，这是释迦世尊的第八十种好相，释迦未成佛时，胸臆间即有功德庄严金刚“卍”字之相。

由此能否探知“卍”字在中土的传播途径？

饶宗颐：一向认为，汉土吸收“卍”的观念，是通过佛教从印度传来。今观青海和辽宁所出土陶器，以及诸殷代甲骨文“卍”字，亦证实：殷代羌人与殷，均已吸收这一符号。

就我所知，战国早期越器戈内有“”符号。这一符号的纹样，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间印度米哈迦尔（Mehrgarh）文明陶器所见完全吻合。西亚陶器上的“卍”号，有一个以四个长发人排列而成的纹样，其形为“”。小河沿符号一作“”，和西亚有点相似。证实“卍”号在中国的流播，已相当久远。

施议对：线性的横组合，着重在于不同地区的联系与比较，而联想的纵类聚，则着重在于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变化。前者已有重大发现，后者应当也有所收获。

饶宗颐：远古时代的文化遗物——陶器及印章，无论在印度，或者在中国，有关纹样所表现出的情形，实际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它的最原始形态尚无法弄清楚。后来，由于不同地区的采用而派生，却分别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卍”，一个是“卐”，遂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符号。前者梵称sauvastika，后者梵称svastika。

西藏的苯教，把“卍”和佛教的“卐”分开，而特别强调“卍”的意义。他们称之为gyung-drung，即所谓雍仲，以之作为苯教的最高象征。

施议对：两个向度的考察，横组合与纵类聚，既于异中求同，又于同中求异，学界当今对其来源及意义是不是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饶宗颐：“卍”字在我国陶器上出现较迟。世界上最先解读赫梯（Hittite）象形文字的捷克考古学家B.Hrozny曾说过：“卍”这一符号分布之广，要在中亚细亚或西亚去寻觅它的踪迹和起源地点。我于1983年8月在旅行青海之后，所撰专文《卍考》，亦断定，“卍”符号出现于器物上，自以西亚为最古，印度河谷次之。

西亚陶片“卍”字多位于中心。据B.L.Goff推断，“卍”表示光芒，体现了古代人的太阳崇拜。中土陶器上的“卍”字号，是否这一含义，无从得知，但形象类似，很值得注意。

（二） 类别与辨识

施议对：史前陶文符号颇难辨识。近代学者的研究，大多从何入手？

饶宗颐：史前陶器上的符号，大抵可分为两类，一为习见符号（passim symbol），一为少见符号（rare symbol）。

符号和语言没有联系，它不算是文字，只是带有某种特定意义。

半坡系陶符中以“”之出现的次数为最多。陶符往往代表某一特定含义，其作用有点像护身符，有趋吉避凶的意味。羌人刻画“羊”的象形，即表示吉祥。羊即是祥，有的还刻四个羊头符号，应如后来所谓“三羊开泰”。

刻绘某种动植物，有它的含义。大抵为：羊——祥，鹿——禄，龟——久、旧（长寿），草木——丰盛。这些符号最为习见，使用亦至普遍。

施议对：这是从自身状况看，如具体运用，尚须如何辨识？

饶宗颐：在运用上，虽未敢说得太绝对，但最低限度，可作如下推断：

第一，可能作为装饰用途；

第二，或者标志某些意义。

无论是装饰或者表意，两者都跟文字有密切关系。至于那些残片上的符号，当然是有意地刻在一定的部位，以标识某种意义。

施议对：史前陶文符号，因为是刻制在陶器上的，符号与陶器，已共同构成一个载体，有着许多承载。除了符号自身的意义外，作为器物，还拥有许多信息。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信息，又有艺术以及技术各方面的信息，甚是值得探研。

饶宗颐：史前时期陶器上的纹饰，大抵跟当时社会意识或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半坡的器物多绘上鱼纹及蛙纹，这些可能是该地住民信仰生活的反映。在江南出土的器物，多发现刻有鸟纹和猪纹，而这些纹饰，一方面表示战国时期鸟书的书体，正遥遥地受到这些鸟纹纹饰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可看到“豕”在家族经济上的地位。

关于绘画的方法，史前陶文有绘画、有刻画，运笔有方笔和圆笔，线条有单线和复线，这些都具有浓厚的装饰意义。在半坡三十个陶文里，多数都是用心仔细刻出，并非草率从事。

（三）字母化与非字母化

施议对：20年代初，赵元任曾想出一副罗马字的国音字母。希望借助于它山之石，将汉字字母化。其设想如下：

但此举似未成事，有关种种，现记录于胡适的日记当中。

吴世昌说，中国文字，自甲骨文以至籀篆，象形之痕迹显然。即泰西纯以音符拼合之文字，其初文亦莫非由象形字演变而来。并曾以伊林《书的故事》所列图表加以示范（详参《中国文字学概要》第二编）。说明，中国文字亦具备产生字母的条件，中国人亦懂得字母，就是不用字母。

饶宗颐：腓尼基（Phoenician）的位置，在今黎巴嫩加上以色列、叙利亚一小部分地区一直到近东海边。腓尼基人主要从事经商活动，到处跑。其名首先见诸埃及文献。腓尼基字母的产生，我认为是在新石器时代。腓尼基字母二十二个，其中，A为aleph，B为beth，希腊字母改读alpha，beta，并将二名合称为alphabet，遂成字母之称。腓尼基的先辈也是使用楔形文字。虽然字母发明自乌格烈德（Ugarite），这种字母也是用楔形文字来表达的，但它的影响较小。因此，现在ABC可以说来自腓尼基。将腓尼基字母与半坡系陶符相比对，最令人惊异的是，二者形构相同的，竟有二十个之多。这一系符号（半坡系陶符），多数是由纵、横、圆、曲等笔画作几何形状的组合，很像西亚的线形文字，若干符号竟与西方字母完全一样。

腓尼基字母从公元前1400年起至前842年开始流行。而我们陶符的产生，渭水流域的白家村、北首岭、秦安、半坡以及姜寨，其年代应在8000到5000年之前，比西亚的乌鲁克（Uruk）早，比腓尼基更早。

施议对：先生以为，字母出自古陶文，这是字母学所展开的一个新课题。这一课题，除了字母发明过程，相互之间，谁借用了谁的东西，至今无法弄清楚以外，对于中国文字之如何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消息，应可从中探知一二。

饶宗颐：半坡刻的是陶符，当时中西都用陶器。并且，这种符号在当时，必定亦具有特定的意义和读音。当时，中西人士，相互借用，是完全可能的。即使人家借用我们的东西，其所借用，也未必只是我们所独有。如乌鲁克的符号，不少同于半坡系晚期的陶符，但这些陶符，在汉字中实所未见，而乃出于海西。

史前时代，西亚、中亚，彼此之间谅有不断的间接性来往。中国人与埃及似乎在周初已有接触，异族字母的使用，匈奴（胡）在中国境内长期活动，其语言久为汉人所熟悉。但由于汉地本土语言方音的复杂，且习惯施行以文字控制语言的政策，汉字演进到甲骨文，走上一形一音的规范化道路，与文字的思想架构互相配合，很快发展成为一独特的书法艺术。这也就不要字母了。

中国的文字的长处是一个字一个音，而他们往往有五六个音，还有其他什么限制。太复杂了。复杂的东西必定死亡。后来，他们改用现在这种字母，简单了许多。现在的字母，可用以记音，通过语言管理、统筹一切。而中国人则相反，更加重视文字。如果我们的祖宗向外国看齐，改用字母，整个汉文化就将丧失其魅力。

施议对：不要字母，只要符号。由符号到文字，发展演变过程所出现的特征，以甲骨文为例，吴世昌曾将其归纳为四点：

其一，象形图画由平面改为线条；

其二，象形图画由依样改为象征；

其三，正画物象改侧画，文字形体齐整而匀称；

其四，象形文字减少，形声假借代兴。

这一过程，不知如何推进？

饶宗颐：由符号到文字，主要在于运用。远古时代，符号可能重复表示，用作器物上的一种纹饰。以连串排列，成为某种特殊的纹样，或者从连串符号中选取一二符号，作为标记。标记长久使用，逐渐与语言结合，并具某一称谓和名目，也就成为文字。在使用字母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符号可能被遴选作为某一字母。有关过程，可以下列图式展示：

符号从其形态与用途之演进论，首先作为图画纹样，其次成为特定意义之记号，而异地传播，可逐渐改变意义，到再下一时代，意义又有扩大或转移。首先的图绘，这时的“文”等于“纹”，实际本于物象；其次发展为特定符号，乃是初文，由此再孳乳为文字及文书。

施议对：中国文字的产生，不经过字母阶段，其发展演变，应有自己的规则。

饶宗颐：符号可派生为字母，字母可能即由陶符选择加以组合。符号的推进可有两条道路：

1. 符号之语言化，于是有字母之产生；

2. 符号之文字形象化，不与语言结合。

汉字不与语言结合，即走上第二条道路。如下图：

三、汉字与汉字树

施议对：胡适在日记中，对于拼音文字的推广，似乎亦有点惊奇。他曾依据赵氏所构想，尝试拼成以下各名词。曰：

Guoy Roma Z 国语罗马字

Gaomundan 高梦旦

∫anu In ∫uguan 商务印书馆

只是自个儿玩玩，后来并无踪影。

唐兰《中国文字学》（十八、“记号文字和拼音文字”）曾记述中国文字尝试字母化的一段历程。曰：

从明代的西洋天主教士就想用罗马字拼音来认识中国字，清代末年，中国人自己造的拼音字母逐渐发展，到民国七年（1918年），教育部才公布了一套注音字母，不过还只是注在汉字字旁的一种符号。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大学院公布了一套国语罗马字，才正式提出想废去方块汉字而变成用拉丁字母拼出来的拼音文字。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才有“拉丁化新文字”。

但是，唐兰指出拼音文字不适合于我们的语言。并指出：“中国文字的变为注音文字而不变为拼音文字，显然和她的语言有关。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其中大部分就是意义符号），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通通写出来，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中国文字学》，五、“中国文字和世界各区域的文字”）颇以之为骄傲。

非字母化，确实保持了中国文字自身的特性和魅力。这是中国文字之幸，亦文化之幸，文明之幸。

饶宗颐：出席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我第二个发言，题目是《贞的哲学》。我想，中国文字有那么大的魅力，吸引那么多人，全世界著名学者，来了三四百，美国特别多。

（一）文化因子，文明依托

施议对：有关文字之史前状况既已有了初步了解，似当回到原来的话题，看看先生所说的汉字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饶宗颐：汉字之成为一棵大树，枝叶葱茏，风华绝代，是由其自身的构成所造就的。

汉字构成，以形声为主。形符与声符配合；以形见义，依声定训。前者保存汉字图像性的美感，后者与语言维持相当联系。每一个字的字体构造，很早就形成颠扑不破的法则。从而，形成文学上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因此，其象形性不受淘汰，文字图形的用途得以充分发挥，以至与艺术和文学结合，使文字、文学、艺术（书法）三者构成一种连锁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汉字树。

施议对：吴世昌说：中国的文字，因为不是拼音的文字，所以不管你怎么念它，它的意义始终不变。“这个不变意义的特点，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团结，对于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吴世昌指出：“这一大贡献，过去有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或虽注意到而没有充分估计到，没有加以公正评价。”（《罗音室碎语》）这是值得注意的。

饶宗颐：汉字已是中国文化的肌理骨干，可以说是整个汉文化构成的因子，我人必须对汉文字有充分的理解，然后方可探骊得珠地掌握到对汉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近现代中国有过多次文字改革运动，据我所知，有关方案多达二百余种。其核心，不外是以拼音来代替汉字。但都搁下了，行不通。如果行得通就坏了，我们的文化也就没有了。

（二）飞鸽派与蝙蝠派

施议对：飞鸽与蝙蝠，这是吴世昌以之说明中国文字优越性所用比喻。吴世昌说：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贬低东方文明，就说从学理方面证明拼音文字比象形（应该说意符）文字进步或优越。这是没有道理的。吴世昌指出：人类（或动物）从自然界中获得知识的门径，主要是用视觉或听觉。意符文字用视觉吸收其意义，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拼音文字用听觉吸收意义，并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凭什么说视觉不如听觉优越？动物界中，鸽子的行动是用视觉指导的，蝙蝠的飞翔是用听觉指导的，但不能说蝙蝠比鸽子优越。鸽子凭视觉，可以从千里之外飞回原地不误，而蝙蝠无此能耐，它又优越在哪里呢？（《罗音室碎语》）

60年代中，与语言学界朋友说及这一问题，吴世昌说自己是飞鸽派。

饶宗颐：关于优越性问题，我也有同样的体验。就人的记忆看，左脑和右脑不一样，一个管形，一个管音。洋人左脑发达，善于逻辑思维；右脑管形象思维，管艺术。东京大学做过这么一个试验：在高速公路上，驾车人士看路牌。一种以汉字书写，一种日文（平假名或片假名）。汉字看形，日文读音。看形只要一秒钟，读音多两秒钟。这是日本人的研究结果，很有意思。看来，飞鸽派还是占了上风。

施议对：美国吉德炜（D.N.Keightly）研究中国文字，颇着眼于形，可能也是个飞鸽派。

饶宗颐：吉德炜曾寄示近著汉字起源论文，其中诸多抉发。结论谓，虽然西方传教人士早已将字母传入华夏，但始终无法引导汉字纳入字母化的道路。以为汉字传承精英文化，蕴积至为深厚，不受西方影响，其说甚是。

（三）研究与批判

施议对：中国文字学（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古称小学。学科创立，吴世昌以为，有学者读书先须识字之意。学界向来公推许慎为文字学的开山祖师。自甲骨文出土，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20世纪之初，罗振玉、王国维辈多所开创。史前文字研究，眼界打开。吴世昌以为：“吾辈今日能在实物上考见文字者，要以此（甲骨文）为最古。”并指出：“其间足以校《说文》之误说者有之，足以发《说文》之奥秘者有之，足以网《说文》之放逸者有之。”（《中国文字学概要》导言）对此，前辈学者应做了不少工作。而进行中西比较，例如与西亚比较，应当还是个开天辟地的事业。

饶宗颐：史前文字学这一学术领地，至今仍然有待开垦。许多问题，因材料不足，又太零散，须进一步查考。而中西比较研究，难度则更大。由于某些缘故，西方的材料，有的须从日本转引，有一定局限。过去讲文字学的一大批学者中，陈独秀和郭沫若，似当加以关注。陈于清朝末年，在安徽芜湖教书，创办《安徽俗话报》。抗日战争前，著《实庵字说》，曾于《东方杂志》连载。十几岁时，我曾看过。郭对于殷周青铜器铭文及甲骨文，深有研究。二氏皆注重于史前的开辟，许多人不怎么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