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万界六合与认识论

四维空间，还有上下。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论。

——饶宗颐

施议对：先生学艺兼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做学问，包罗万象，样样都有自己的建树，都在最前沿；而百科中的任何一科，又不能概括所有，很难找到一个term，就是一个合适的术语加以归纳。所以网络上有文章，称先生“无家可归”。如果用先生自己的话讲，所有这些，乃探究中国精神史的一种学问。精神史，包括范围相当广泛，不知能不能代表先生所做的学问？

依据《选堂集林》体例，先生的著述，除史林、文林外，已另有艺林诸辑出版，但这一定还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而非全部。计十四卷二十册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此集于2003年10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9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洋洋大观，当然亦非全部。

先生的学问，已是一个整体。既有自己的观念（idea）、方法（method）与模式（model），又有自己的语汇系统（system of vocabulary）。试图了解先生的学问，进入其殿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饶宗颐：与一般人相比，我做学问大概不太一样。不过，也有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做学问的方法问题。因为一个人的学问，无论做得多大、多高深，都是积累起来的。譬如大家常说的一句话，万丈高楼平地起，需要一层一层往上盖。这当中，必有其共通之处。这一共通之处，说到底，就是对于方法的把握与运用。

一、掌握材料：搜集、熟悉与了解

施议对：先生文学史论集，题称《文辙》。谓：“读者视为国史上文学演变之陈迹也可，视为吾个人余力学文经历途辙之自白亦无不可。”说明国史上之轨迹，亦即前人轨迹，与个人轨迹一样，都可加以追寻。用一句现成的话讲，“摸着石头过河”，或者羚羊挂角，看似颇随意，实际上应当还是有所依傍的。只要肯追寻，就可探知其来龙去脉。依先生的体验，这种追寻，应从何处入手？

饶宗颐：主要是一个text。一个本，也可以说是一个源。就小的范围看，是本文，或者文本；就大的范围看，是本源。一定要追溯到那个源。这是我做学问的目标。譬如一个概念，这概念是怎么来的？后来怎么发展，发展中又有什么变化？是因为时代变化而变化，还是因为类别变化而变化？时代变化，与人事相关；类别变化，与科目相关。这就有个源与流的问题。所有牵连，都应当弄得一清二楚。

（一）分期与分类

施议对：两个方面，各有源与流的问题。简单地说，必须懂得分期与分类。既看其跟随时代变化所产生的变化，又看其与相关科目间相互限制与关系。

饶宗颐：探寻源与流的问题，可由此入手。

施议对：分期、分类，时间、空间。这是对于研究对象，即材料的了解。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本文—流—源，三者好像同在一条直线上；而用先生所说的一个text加以贯穿，就变成三个圆。如下图：

这是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由此，似可得到这么一个启示：所谓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不能只是停留在一条直线上，往一个方向追寻，而当注意其相互关系，于发展、变化当中，因流而溯源，或者因本文而溯源，然后再由源而及于流。这么一来，也就顺当得多了。

因此，依循这一蓝图，相信过得了河，可到达目标。但是，这对于学问根底不够深厚、问学悟性不怎么聪敏之吾辈，说起来却仍然显得十分遥远。

饶宗颐：其实，这也并不那么深奥，那么高不可攀。主要看材料搜集情况以及对于材料的了解程度。我的这个text，是非常具体的。

（二）本本与主意

施议对：有些材料，别人没掌握，自己掌握，或者别人不留意，自己留意，用以论学，往往占据优势。而且，犹如过河的石头，或者挂角的树枝，掌握得好，亦可探知其缘由。

饶宗颐：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个基础。

施议对：记得先生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某氏曾当着先生的面发表高论。谓：乾隆皇帝的诗写得不好。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没有一首好诗。先生问：你是否读过乾隆诗篇？某氏答：未曾读过。先生谓：上万诗篇，我倒是看了一遍。某氏听后，未敢再有言语。可见材料十分要紧。

饶宗颐：我自己平时念书，了解某些问题，每每感到大家对同一材料，理解可能不大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同一材料，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理解也可能不大一样。我们研究问题，其实也还是在念书当中。书是念不完的，所以问题也就层出不穷。

过去以为，想到的东西，碰到新的材料，就会发生新的疑问，或者新的解释。其实，旧的材料，也能发生新的疑问，或新的解释。

将材料当text看待。每个text，常常不止看一次。看了又看，或者隔一段时间再看。每看一次，都有新的认识。这是我的经验。

施议对：也许，这就是一种“笨”的功夫。业师夏承焘教授曾说：“笨”，从本。这是做学问的根本。夏先生说，十三经除《尔雅》外，都曾背诵。先生亦注重这一功夫。

饶宗颐：有的人不愿意这么做，对材料的了解，常常不够深入。

西洋人讲结构主义，也注意本文，但对于本文，也只是一次过解决问题。我有许多次，次次都不一样。做学问，对于这个text就要反复，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深、不透，第二、第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了解这text，并非易事。

施议对：看来先生还是一位本本主义者。掌握好文本，有了本本，尤其是最善本，才有立足之地。有本本，才有主意，而非主义。依先生看，这种主意，应当也是一种新的疑问，或新的解释。

饶宗颐：材料的采用，尤其是经典材料，必须谨慎。对于原文语义上的了解，力求妥当，尽量避免误解。像引《尚书》《左传》上的文字，每拈一义，必求其在上下文里得到贯串，经过多次反复斟酌，才确定它的含义。因此，有许多说明和看法都和过去不同。这不单是个下功夫的问题，还有个态度问题。过去一些学人，往往有断章取义的毛病。这是不可取的。

（三）记古与自重

施议对：先生《论古史的重建》称：

有些未来主义者，着眼于将来，热情去追求他所虚构的理想。其实，如果对过去没有充分清楚的认识，所得到的，徒然是空中楼阁。“未来”必须建筑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之上，否则，所有的虚构假设，其目标与方向，往往是不正确的误导。

这段话说明：两种本本，地上与地下，两相印证，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过去。

饶宗颐：冯友兰的《新理学》，开头就说：本书“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其实先秦各家，“接着讲”和“照着讲”二者都有之，很不容易分别得清楚。庄子自称“重言十七”，许多是“照着讲”的。《淮南子》说：“世俗之人多尊古。”（《修务训》）所以，借古以自重，有些问题，照着讲并无不妥。

这里，有个古义问题。什么叫古义呢？那就是过去的人所给的定义，表示一种公认的意见。我们今天讲古代的事物，不能随便用现代的东西，必须按照过去的，了解过去是怎么样讲的，然后我们今天再行修正，或者补充。疑古是可以的，但不能轻易否定，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记得我在弱冠前后，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之时，深受顾颉刚先生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领域，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古史记载出于后代许多增饰附会，王仲任谓之“虚增”，是应该加以廓清的，这无疑是《古史辨》工作的最大贡献。但把古代文明过于低估（如说湘水流域汉初文化尚低之类），将古代空间缩得太小，反而离开史实。所以，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于此。而今，《古史辨》仅留下原有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

施议对：人类的知识是互相承接的。没有过去，也就没有未来。创造未来，必须以过去为基础。“照着讲”，在一定意义上讲，应当就是“述而不作”。这是“接着讲”的出发点，或者基础。中国读书人恪守古训，两千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饶宗颐：许多人喜欢别出心裁，重视创见，不肯去“接着讲”。其实文化是一长流，没有间断。洋务运动以后，提倡西化，无异要把它切断。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时至今日，仍旧要接着去讲。回归到炎黄的文化，西来的东西，只是旁流的汇集，并没有把主流放弃掉。我的讲法是下面的方式：

施议对：人文科学须与其他先进科学接轨，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一方面，信史问题，要有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比较，也有个先后问题。因此，先生提出：

中国人感觉到有另外一个地下的中国——一个历史古文化充满新鲜感、富有刺激性的古国。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世界国家的一个环节，在全球性的总的考察之下，中国的考古、古文明研究的事业，亦和世界分不开。如果自己不做，亦有人家为之越俎代庖。所以，我们不能不急起直追。

既要做好自己，又得考虑自己以外的事情。这应当是参着讲的进一步推广。

饶宗颐：我以为，治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宜除开二障。一是西方框框之障，二是疑古过甚之障。东方思想的源泉，由本土茁长而生，有自己的pattern，不必套取西方的模式。

中国文化自19世纪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卷起洋务运动的热潮，对自己旧文化的真义，完全失去了信心。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两个要素，于是有所谓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不同主张的争论，影响至今尚未完全结束。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地下的宝物，不断出土，简帛上先秦经典的早期写本大量面世，使古文献记录的可信性大大增加。许多佚籍的出现，开拓古代学术史的新视野，使人们对古书形成的书写及编纂的过程有新颖的认识。

施议对：先生提倡以三重史料，进行古史的重建，比王国维多出一重。谓：

1. 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

2. 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作深入的研究；

3. 在可能范围内，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取得对于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地上、地下，互相印证。先生的倡议，避免极端，是一种推动。自己也这么做了。

饶宗颐：现在，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不再像以前，只是局促在本国的阃阈内，作“同室操戈”式的无谓争论。

但是，出土的文物，如果没有文献作为媒介说明的根据，直接的报道，只是考古上的资料。这和当时的人地关系无法取得某历史事件的联系与说明。仅有“物”的意义，没有“史”的证实。许多人轻视纸上记载。我认为二者要互相提携，殊途而必同归，百虑务须一致，才是可靠可信的史学方法。

至于三重证据法，还有另一种讲法。杨向奎曾指出：“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证，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他所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正好代表其成就。但我认为，民族学的材料只可帮助说明问题，从比较推理取得一种相关的理解，而不是直接记录的正面证据，仅可以作为辅佐资料。不过，如加入这么一个项目，并包括异邦古史资料，那就成为五重证。见下图：

施议对：新旧世纪之交，先生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发言，提出新经学，充满信心地预期：21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步入新世纪，先生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撰写小引，说：

20世纪为中国学术史之飞跃时代，亦为反哺时代。何以言之？飞跃者，谓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纸上与田野调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于考古学之推进，可征信而无文献记录之历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反哺者，谓经典旧书古写本之重籀，奇字奥旨，新义纷披，开前古未有之局。

这段描述，充满生机，更是令人为之振奋。

饶宗颐：近期公布的湖北荆门郭店的楚简，引起世界学人的瞩目。在北京甚至有人说道：对国际汉学界而言，1998年之夏，热的不是世界杯，而是郭店楚简。

为迎接21世纪的来临，新写本不断出土，将另有新境界之开拓，新校雠学之诞生，更有助于这一新事业。古典重温，新义滋起，或可能导致未来之文艺复兴，谨拭目以俟之。

二、处理材料：联想、贯通与排列

施议对：在材料问题上，除了搜集、熟悉与了解，对于材料的处理，先生亦花了许多功夫。

为解决史学史上一个观念问题——几千年来纠葛不清的正统论，先生经过网罗、索阅，足履三洲，经过五年时间，所撰《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就是一个范例。

这部专著由两个部分组成：通论部分，考订、探讨正统观念发生、衍化以及有关争论之历史真相。十三篇，计六万言。资料部分，照录原文，说明出处，间附按语及同时代学者评语，为历代正统论史料之汇编。两个组成部分，两大系列，二十二万言。通论部分，以原始材料为依据，所有论证，无一字无来处；资料部分，将原始材料系统化，令论证更有支持。

两个组成部分，两大系列的安排，既可使著作者之立论，达至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效果，又可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完整的文本。这种安排，同样也须花费一番功夫。

饶宗颐：这就是一种系统化，乃做学问之必经阶段。

（一）联想与贯通

施议对：古人说“散钱归索”，需要“串”的功夫，应当就是一种系统化。就今天看，这是十分要紧的。因为只是将材料作类书般的堆积，恐非电脑对手。一部电子版《四库全书》在手，键盘一按，要什么，有什么，十分方便。

饶宗颐：不过，也不能过于依赖电脑，人的灵性才不会丧失。

20世纪科学发达，文明进步，尤其是现在，进入数码时代，所有东西都上网，大家不单没有意识到“误落尘网中”，反而千方百计去自投罗网，作为网中人，这就更加容易变成数码的俘虏。所以，依我之见，电脑未必就赢得过人脑，更加不能替代人脑。

施议对：20世纪80年代中，到上海拜访冒鹤亭的公子冒效鲁。一见面，冒即兴致勃勃地说，刚刚写了一首诗。谓：中国当今学界有两座昆仑，一为王昆仑，一为钱昆仑。王，确有其人；钱则用以比喻。冒并讲了个故事。谓：有一回，钱锺书见叶恭绰。钱二十余，头角初露；叶五十余，声名满天下。叶谓：君与乃父，学问都做得很大，只可惜“散钱失串”。钱颇不快，答曰：吾非某大部长，何来那么多失串的钱。当时，叶为交通部长，钱仅是一介书生。二人应对，不知有无机锋隐藏其中。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几十年后，据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年轻学者，对钱很崇拜，也曾提出类似问题。谓：您老的《管锥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如能建造一个体系，那就更加完好。如此这般，说明时至今日，对于钱学昆仑，可能尚须进一步加以体认。

看起来，所谓“串”，或者贯通，首先应当有个纲领（提纲）拿出来，才知道究竟将说些什么。

饶宗颐：要有个提纲不容易，要知道我的提纲也不容易。

施议对：前辈学者在这一方面，有的较为忽略，但也有做得好的。杜甫诗序以及王国维对于三个境界的概括，都是很好的提示。

饶宗颐：“串”的功夫，是一个“动”的过程，而非静止。材料是死的，要将其弄活。这就需要一个“动”的过程。发生、发展是“动”，归纳、排比也是“动”。具体地说，这一过程，应当包括由联想、贯通到铺陈、排列的过程。这就是我的方法。

施议对：诗六义中的赋、比、兴，这是先儒总结出来的经验。“以彼物比此物也”，或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应是一种联想。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可能偏重于排列。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有许多学问在里头。

就先生的经验看，由联想到排列，既是个过程，可能也是个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贯通应当有着较大的作用。《文辙》小引及《文化之旅》小引，都说及这一话题。以为“以治史之法处理之”，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这一切之展开，不知有何凭借？

饶宗颐：“以治史之法处理之”，必须从纵横两个方向加以理解。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时间与空间不能分割。一般来讲，政治文化史，只是注重时间的演变，忽略空间，这是个缺陷。

施议对：空间的概念，代表一种视野。学问做得好与不好，与此颇有牵连。

饶宗颐：空间是什么呢？是东西南北四方，还包括天地，也就是六合。许多人知道前面，不知道后面；看到四方，忘记天地。我的认识论是，站在高山上，从高处向下看。《文化之旅》小引有两句话，国内版将其摘录出来，放在封面上。说明他们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我那小引很短，说空间。从高处向下看，这么一来，视野就扩大了。否则，只是微观，就看不到大问题。弄明白这一点，入门就不困难。

施议对：空间讲六合，时间讲三段，所观照的范围就相当宽广。

饶宗颐：六合和三段，既分又合，不能只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施议对：先生所著《文化之旅》小引称：

我一向观世如史，保持着“超于象外”的心态，从高处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维空间，还有上下。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论。将观世与治学联系在一起，所须贯通也就较为容易理解。

饶宗颐：贯通上下古今，贯通万界万物，才能大彻大悟。

施议对：刘勰《文心雕龙》论知音，标举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谓：“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先生说六合，说贯通万界，应当也是这一意思。

饶宗颐：主要是考虑落想。如果只有四方，没有上下，落想就不高。

（二）异同与繁简

施议对：除了时间与空间，在思维方式上，先生所讲求，可能也与别人不太一样。

饶宗颐：那就是一种比较，或比勘，因为上下古今、万界万物，都是互相牵连的。

在这一点上，我与别人不一样。例如，古代、近代，中国的小说与外国的小说，有相同的地方，可以联想、比较，这是其合的一面，可以从中带出许多问题来，而我不但求同，而且求异。经过多次推敲，既进一步看，又退一步看，就比较深入。有些东西，表面上看是相同的，但同中有异，不能轻易放过。

施议对：说明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最少需要两种东西，此物与彼物，才谈得上比。

记得与诸生说诗，以为诗与非诗，其区别，主要看能不能联想。如雪花，一片二片三四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一直数下去，永远称不上诗，但加上一句——飞入梨花都不见，就不一样。有雪花，有梨花，可供联想，就是诗。

饶宗颐：雪花、梨花，可供联想。中外古今，或者雅与俗，亦可作如是观。既用外国讲中国，也用中国讲外国；既用古讲今，也用今讲古；既用俗讲雅，也用雅讲俗。两个方面都顾及。说明，讲清楚一个问题并不太容易。

施议对：禅宗讲两边，凡事都作两面观。六祖慧能曾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以教导弟子。即将世间万物，分作三大类三十六对。一一对举。既对立，又统一。以为语出双关，可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不二法，就是一种相对论。乍一看，讲一点，不讲一点，讲过等于没讲过，似乎并不实际。

饶宗颐：我的经验是：不但求同，而且主要的还在于求异。天下事十分繁复，进一步看相同，退一步看就不同。这种相对论，对于我们的认识，还是有所帮助的。主要是一种思辨能力的锻炼。

施议对：求同存异或求异存同，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两个方向进行分析比较，才可能有新的发现。而这种分析比较，不知如何入手？

饶宗颐：如果说，在熟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联想将视野打开，使之与万界、万物相连接，这是从简到繁的展现，那么，要有真切的认识，还得有从繁到简的展现，才能走回头。

施议对：这就是，既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才把握得到。这一问题，似可以先生对于杜甫的把握加以说明。

在《论杜甫夔州诗》中，先生论杜公，古往今来，诸多征引，并就黄山谷（庭坚）所言，进一步加以发挥。谓：“山谷以老杜夔州以后诗教人，正在使格律渐至自然，由有法而臻于无法，由无规模而自立规模，由有意为诗而达到无意为诗，以至无不可为诗。”说得十分周全。是可谓繁。而最后，却以“蔚跂”“波澜”四个字，加以概括，以为杜公要诀，正在于此。是可谓简。

“蔚跂”“波澜”四个字，这是杜甫在夔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所作诗序中语。先生指出：蔚谓风姿之茂密，跂谓骨力之高骞。剑器乃健舞。若以诗论，公诗亦“健”诗也，与剑舞如出一辙。并指出：波澜，即杜所谓“掣鲸鱼于碧海中”者。乃于舞法悟出作诗之理。

由简到繁，由繁到简，有根有据，把握得相当准确。

饶宗颐：分析、比较，看起来并不很容易。譬如几种妙景，合在一起，构成画面，而能体现出一个意境来，就并非个个都办得到。做学问亦如此。所谓天地四方，无所不有，并不是东搞搞、西搞搞，一堆大杂烩。天下的学问是无边无际的。我也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什么都做到。我有自己的目标。但是，我将自己的求索，局限于精神史的探究。

施议对：从哲学角度讲，先生的方法，从一到多的推理与演绎，从多到一的归纳与概括，已经体现出严谨的逻辑。所以，可包容许多。即使考古新发现，也能马上吸收，为我所用。所有这一切，龚自珍称之为天地四方之学，是否可用以概括先生所做学问。

饶宗颐：我的天地与龚自珍不同。有中国的、印度的，还有西亚的。近东、远东，合起来一起做，而非只是一方天地。

（三）铺陈与排列

施议对：就全局而言，先生所做的学问，既已是一个整体，自然有一个体系。我觉得，好多人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还不明白先生的意图，不知道这些学问到底要干什么。因此，这一体系，如果以一个公式或者大纲的形式加以表述，犹如自然科学中的定律、公理一般，可能更加方便传播。

饶宗颐：和上文所说对于材料的搜集一样，这也并不那么不可理喻。拆开包装，则只是个排列问题。

施议对：先生《文辙》小引谓：“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即文学方面，赏鉴评骘之余，亦以治史之法处理之。”短短几句话，实际上已将全部奥秘，揭示出来。

第一，关于文化史方法，也就是治史之法，先生将其概括为一条十六字法。曰：

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力图贯通。

这可以看作先生做学问的目标或纲领。

第二，具体事例之排列示范。这是《文辙》六十篇文章所构成的系列。其组合方式，大致有二：

1. 年代次序；2. 类别依归。

这是国史上的轨迹，也是个人轨迹。一个一个排下去。从无踪迹可循，到有一定轨迹；是史的描述，也是理论架构。

这可以看作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或途径。

由太史公的“通”（通古今而观之），到先生的“辙”（从无迹到有迹），五十年所作，统归以“辙”，作为文艺学及精神史，其体系也就清楚显现。

饶宗颐：这是事例自身所固有的逻辑联系，而排列也正是为了凸显这一联系。

施议对：《澄心论萃》将先生论著中精要之语，摘录出来，重新进行编排，颇具“千汇万状之美”。当有助于传播。但重新编排，计一百七十八则，近三十万言，似已另外构成一个体系。

饶宗颐：这当也是一种排列。把我的东西拆开来，依照自己的理解，重新进行的一种排列。不过，这已经不是我原来的意思。效果如何，当由事实自身加以说明。

三、正果呈现：解悟、棒喝与提示

施议对：在《中国古代文学之比较研究》中，先生论及五个问题：

1. 名号与文字；

2. 组盟与文学；

3. 史诗与讲唱；

4. 诗词与禅悟；

5. 文评与释典。

这是个演讲记录，牵涉范围相当广泛。于全篇结尾处，有这么一段话：

以上五次讲论，从名号说到境界，相去九万八千里，拉扯得很远，未敢说在旁通、横通做过一点功夫，只是黏着一边，更谈不到“得其环中”。禅林有偈云：“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可作棒喝。我只希望在文学解悟上，和大家一同找出“向上”一路。

这是《文辙》开卷之第一篇，包括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史乃至整个精神史。很有气派。由此导入，必定可以进入先生所建造的艺术殿堂。

饶宗颐：我的目的，主要在于解悟，并非以此自限，亦非限人。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

（一）棒喝与启悟

施议对：“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是禅宗宗旨。说明文字自身，未必完全能够达意，如能通过棒喝，与所契合，为所启悟，当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饶宗颐：这是在日本的讲演，但日本人并不太明白。因为对中国不怎么了解。主要是思维方法问题。中国人讲会意，强调解悟。只是看彼此的联系。由此及彼，或者由彼及此。有时候可以跳得很远、很远。当中有许多佛学或禅学的东西。

施议对：禅学西行，日本人走在前头。早在1893年，释宗演就曾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向西方人推介禅宗。而其弟子铃木大拙，旅居美国，更以英语转译大量禅宗文献。日本人对于禅学，还是很有心得的。

饶宗颐：日本人虽然亦很懂佛学，整天讲禅，但因其似乎比较满足于明治维新，思想纠缠其中，非常看重实证，比较死板。

中国人讲究举一反三，举一隅，以三反。日本人一定要四隅都来，看齐了，才能满足。可能我跳得太快，不容易掌握。所以，不明白。

在台湾出版，亦不见反响，似乎毫无感觉。应有点遗憾。

施议对：这可能也是一种机缘。既要看开导学人之艺术，又要看学人之有无悟性。只是用力一击，便能获得认识上的飞越，并非人人都做得到。

就先生的经验看，禅宗的方法论，对于做学问，可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饶宗颐：我读过内典，喜欢释氏之学，但我主张入神。《沧浪诗话》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论语》中，孔子说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这四句偈已在郭店出土的楚简出现。“游”，如果看作神游，是多么逍遥的愉悦和享受。

（二）假设与求证

施议对：20世纪推行现代化，引进西方的概念、方法与模式，学界发生许多变化。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影响了几代人。先生对此，有何观感？

饶宗颐：我们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来强行套入，做出未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旧的口号，像“大胆假设”之类，先入为主地去花一些无的放矢的功夫，这是一种浪费。

我的方法，如与胡适相比，亦有所不同。胡适用杜威那一套，找一个东西做实验。建立实验的环境，运用工具，进行假设，而后加以求证。我不做假设，不落套。我所说铺陈与排列，靠的是事实（材料），但也注意点破，在要害处，点出一条大道来。我的缺点是不能浅。

施议对：有关做学问的虚与实的问题，先生曾以明代经学为例，进行过一番论辩。谓明代经学，一向被目为空疏之学，这是从清人考据学的立场看问题。实际上，明人的做法，亦无可厚非。考据学目的在求真，着力于文字训诂上诠释，明人则反是。明人治经尽量避开名句本身的纠缠，而以大义为先，从义理上力求心得，争取切身受用之处。表面看似蹈虚，往往收到行动上预期不到的效果。

明人治经，在方法上的启示，诸如史外传心，文外见旨，应从何处着手？

饶宗颐：我们今天研究古东西，可以说有三派：一派是文字学为首的，一派哲学家，一派历史学家。三派，三大分支。实际上都应该合一。大家合在一起来看问题。一个道理要能讲得通，讲得没有太多的矛盾。我们研究史学，一切都要真实，要实物，要实证。但是，有时候太实了，反而不能令人相信。还得从虚讲到虚。

学问渊微之处，正在史外传心，文外见旨，所以“要求之通旨”，不能胶着事相。经文不同于机械的画笔，故与徒记事的史文不同。这是治经顿悟的终南捷径。其所谓通旨的方法，如用今语来说，即以宏观为重要，从大、从正入手，而不大重视微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施议对：三代断代工程，自王国维以来，几十年间，已有重大推进。就现在看，主要的工作应摆在何处？先生的古史重建，是怎么提出来的？

饶宗颐：近时三代断代工程的公布，引起国内外许多关心古史学人的热烈讨论。国外且有人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加以不必要的责难。但是，在当前大量出土文物和战国楚简新资料显示，虞、夏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简帛史料告知我们，许多古籍时代都应该提前，不能像过去，囫囵吞枣地说是汉人所编造。重要的新发现，像王家台秦简的《归藏》繇词，不少可与《山经》《穆传》相印证。出土简帛，大体证明古籍的古史记录，都有其来历，最少是秦以前口耳流传的事实，不是出于汉后人的捏造。过去不少被认为伪书，现在可得到公正的平反。

我们的历史是世界上文化持续没有间断和转换的，在外人代我们操笔政所写的历史，认为我们的信史，只能从商代讲起，似乎很有问题。郭店楚简中显示的虞夏相继蝉联的史实，我们何能加以抹杀？所以，我们的古代史有由我们自己重写的必要。

（三）飞跃与反哺

施议对：从文学史到精神史，说具体一点，应是一种人文精神思考。所谓过去、现在、未来，他乡与故乡，瞬间与永恒，牵涉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落想须高。这是求索、贯通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亦即似乎都隐藏在途辙当中。须细加体认，方才悟得。

饶宗颐：当然，方面多了，“串”的功夫，相对说来，难度也就跟着增大。

施议对：先生在20世纪的学术活动，最少经历了三个“一百”。敦煌石窟一百周年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三个“一百”，先生皆躬逢其盛。三个纪念会，先生既获授奖项（“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又曾发表演说。

几十年间所做学问，先生在文集小引中，曾自己作了归纳。曰：

余之生，值1917年，实为王静安考证殷代先公先王之年。洹水甲骨之面世，至于今岁1999年，恰当期颐大齐之数，而余年且八十有五矣。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与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宏、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本书为诸论文之结集，所以命名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者，即以本世纪之新资料新路向为研究主要对象，盖纪其实也。

只就方法而言，先生所经历，似可以上述“笨”—“串”—“悟”三个字加以概括。步入新世纪，这三个字，对于做学问，相信仍具重要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

饶宗颐：这仅仅是一个段落，并非终极，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