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

范先生

范先生，我的外公，离世已有30多载了。

我小时候，弄堂里上点年纪的人都叫他“范先生”。我外公从没在学校里教过书，小巷子也不是讲究客套的上流社会。邻居们这样称呼，自然是带着一种尊敬。

想写一写我外公，是我多年的心愿，却因为疏懒，总是没动笔。去年十月起，来过几次北京，因为心情与事务的诸多因素，总没去看看表弟，终于在阳历年底前抽了个空。

细一想，俩人竟也有三四年没见了，真不知在干些什么，一转眼自己都退休了。早几年看过韦君宜的一篇散文，说是早就有个长篇小说的构思，工作时想等退休时写，退休了又忙这忙那的，忙得脑溢血了，写个小文章都很吃力了，最终遗憾离世。

说是表弟，我与他可比亲兄弟还亲。我从小没见过父亲，一直生活在外公家中。他呢，打小离开父母，也到了外公家中。于是，俩人在一个锅里吃了二十余年的饭，你说能不跟亲兄弟一样？

岁末年初，就容易聊到往事。表弟很感慨：知道我家根底的人说，你跟你哥哥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能到现在这样子真不容易！

《浓荫》作者：赵钲

我说，是呀。我单亲抚养，没有父教；你远离父母，缺少亲情，都很容易形成脆弱孤僻的个性脾气，甚至会走向极端。如今，我们各自还有些作为（他是北大教授），这主要是靠了外公啊！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是他默默教了我们怎么做一个大写的人！

久久沉浸在追忆中，我们眼角都有了些晶莹。也就是这次会面，触动了我写外公的文思。

外公范先生，可谓仪表堂堂。个子挺拔，在当年有1米70多身高，是很有回头率的；双眼大而有神，总是透出几分和善。哪怕是穿一件旧衣衫，也很有点范儿。

其实，他很辛苦。每每他都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天不亮就出去扫巷子了。外公早先在上海做徒工学生意，临解放时百业凋零，他只好回到宁波老家。在老家同样没有工作，就靠扫街来贴补家用。

我记不得这报酬的具体数目了，好像也从来没问过他。

当时学徒工的一个月工钿是人民币13元6角，他扫地大概也就这个数吧。虽然所得极为菲薄，但他扫得十分认真，角角落落的地方都找不到果皮纸屑，卫生先进的小红旗始终插在巷口。现在回想，感慨无限，人要活个精气神，看来外公做到了。

等我们起床时，外公早已扫完巷子回来了，常常挂着满脑门的汗珠。如果在冬天，他已经谢顶的头就会像下面点着火的蒸笼一样热气腾腾。常常累成这样，他自己仍舍不得喝碗豆浆什么的，却必给我俩买来早点。

没钱买蛋糕、粢饭、金团这类价钱贵的糕点，早点也就是一副大饼油条吧。当时不懂体恤老人，也从没问过他吃了没有，往往一把抓来咬在口中，背起书包风也似地上学去了。这大饼哪怕在冬天都是温热的，恐是外公捂在怀里带回来的吧！

三年“天灾人祸”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头三年），粮站连早稻米（南方种两季稻，早稻米质量差不抵饿。在丰年时，粮站每月会有三五公斤晚稻米的供应配额）都不能保证足额供应了。一人每月的24斤定粮中，记得有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是番薯干或番薯粉。

这黑不溜秋的番薯粉散淘淘的，得掺入好多面粉才能捏成团。我家经济条件还算好的，妈妈在邮电局工作，工资稍高些，能买点黑市商品（黑市，就是政府不允许公开买卖的物品，百姓却在私下交易的地方）。这自然也有外公每天的汗马功劳！于是，就从黑市里买些面粉，将番薯粉掺入后做成饼吃。蒸熟后，这饼倒甜丝丝的还有点糯性，年少不知愁滋味，吃一二个还觉得蛮好吃。

麻烦的是番薯干。乡亲们在刨削的时候哪有工夫去皮呀，可能也舍不得去皮（粮食紧张，有皮分量重呀）。天闹灾，这番薯个头也长得小，短短的一根中，两头都是皮还沾着泥，直接去煮还真不行。

我每每放学回家就看到，外公坐在堂前间的椅子上，耐心地将番薯干两头的皮剪掉，洗了几次后再掺进米里煮。这说来也有点奢侈，人家吃不饱的时候，我们还在剪番薯皮。但当时外公是为了让我们在长身体时吃得好点，就这样地费心费力。煮成饭了，外公往往先把饭中的番薯干扒拉到自己的碗中，再给我们盛饭。这样，我们的碗里基本上都是白米饭了。小孩也不懂谦让，还觉得大人这样做是应该的。但自然也把这举动无意识地记在心里了：做男人，是要这样吃苦在前的。

外公自己极节俭，但他却不限制我们小孩读书上的花销。“文革”期间，刚好是长学问的时候，每当借得一本好书（常常是“禁书”），就会连夜一口气读完它。在外婆为心疼电费而唠叨时，外公总护着我们。他的堂兄弟中，有一位自学俄文成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时常被他用作鼓励我们好好读书的榜样。我表弟后来苦读外文，外公早年的鼓励一定是最初的推力。

外公写得一手好字，又和善。邻里老人就常常找他代笔写信。他一落笔，习惯把一页信纸写得满满的，把他们的心意都在纸上倾注满了，有时连纸的背面都写上了。写到这里，自然忆起了那句名诗：“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密密的写，使让外公代笔的老人们十分满意，觉得那才是真正地将一份思念变成了沉甸甸的家书。于是，找他的人更多了，这自然是义务劳动，他却乐而不疲！我从小爱惜纸张，一直到正反面都用了才舍得扔掉，至今亦然，就是受了外公的影响。

我下乡时，他怕我学坏，差不多半个月就会来一封信，吃饭如何，农活重否，和队里的人关系怎样，等等。这时读信，就觉得外公成了外婆了。有次翻检旧箧还发现了两封信，很珍贵地保存起来了。可惜，后人还能体会其中的滋味么？

外公是街道的小组长，“文革”前主要是动员居民打苍蝇、灭蟑螂什么的。另一个要务则是调解，张家李家动手打架了，王家的婆媳闹矛盾了等等，往往来请小组长过去讲公道。我们家吃饭时，老有别的墙门（东南一带的人将类似四合院的房子冠以“墙门”这称呼）的人心急火燎地过来叫外公去劝架。我有时跟过去看热闹，看着外公三言两语就把双方摆平了，很是佩服。许是他平时很讲公道的缘故，巷子里的人们就称他为“范先生”了。

那年横扫“四旧”的风，也刮到了我们的小巷。我家租住的是老实巷24号里的两间房，房东也和我们住一个墙门里。这家人多势众又有钱，平时很看不起我们这家老的老小的小的。有一天，乡下有人上来贴大字报，揭发他家是漏网大地主，把他们搞得灰头土脸的。我高兴死了：吓，你们也有今天！

晚上，外公把我叫到跟前，很严厉地说，你不许跟着别家小孩起哄，不许叫那老太太是地主婆！我从来没见过外公这样严肃过。自己是弱者，还被人家欺负过，却不落井下石。也许，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是这样的吧。

小巷斜对门的22号住着一位陈姓老太，当时有60余岁了。她的婆婆80多岁，俩人相依为命。有天下午，红卫兵来抄家，说陈是资本家的小老婆，家产都是工人的血汗，全部要充公。来了好几辆黄鱼车，要把她家的东西都拉走。

外公一看急了，就过去找了个头儿模样的人说，你总要给人家留些过日子的东西呀，被子、衣服不能拿走！这帮人才收敛了一些，弄了些硬木家具和字画走了。陈老太第二天过来，千恩万谢地要塞些钱给外公，外公怎么也不肯收。

其实，头夜他落了我外婆一晚上的埋怨。因为我家的成分也不好，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外公还这样引火烧身。万一这带头的人火了起来，来查查我们家的底细，或者将我们家也一起抄了，不就连老本也赔进去了吗？

外公虽然是大户人家出身，但是还在娘胎中，他父亲就过世了，家道败落，寡母孤儿相依为命。及长，学得一手好算盘，又命薄心傲不肯屈身求人（他舅舅陆家号称“宁波西半天”），打了半辈子工无所积蓄。生育了一儿两女，虽各有工作却各有难处，外公到老还得替儿女们带养小孩。

这样的艰难人生中，从没听外公吐一句怨言，却总是乐呵呵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外婆有时要数落他，他就避开，等夜深才回，外界不大听得到他们两人吵架。

我年纪小时，外公还抽几根烟解解闷，是1角3分一包的，叫做“烂眼红鹰”的最低档烟。一包烟省着抽，能对付上三五天，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戒了，也为了省钱吧。记得我去插队落户时，外公买了两条最高档的3角3分一包的精装“上游”烟送给了我在乡下落户的那家主人。这可是他半个多月的扫街钱哪！

他故去得很突然。那年夏天，我外婆的妈妈（住在同一条巷的8号，我们称之为“八号太太”，以区别于外公的妈妈）去世了，她的儿子不知何故不去联系墓地，外公这个老女婿却被支派过去了。大热天的到三四十公里外闷热的山区里转了大半天，没几天又送老人上山。等老人安葬完毕，他也一病不起。送医院检查，医生责怪我们，怎么这么晚才送来，已是胃癌晚期了，无法开刀！

当时已参加工作了的我大哭一场，后悔自己粗心！其实早就有蛛丝马迹可寻。外公的胃口不好、胃痛已有一段时间了，只配点药就对付过去了。我想，外公是知道自己病况的，但他没有公费医疗，怕加重我们的负担，就默默熬着，这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啊！我不是从农村回来也赚工资了吗，外公，你为什么这样苛待自己呀！子欲养而亲不在，人之大痛也！

每每有想消极的片刻，想起了外公，就觉得惭愧！

清明节快到了，更想他！

（原载2012年3月27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白帆布球鞋

市面流行帆布球鞋，已有一段时日了。街头，常有年轻人穿着炫目的球鞋，风一般地走过。每每钦羡之余，就会想起自己追梦白球鞋的轶事。

我就读的小学是教堂改建的，洋人比较注重文体吧，就比别的学校多了架钢琴与一副篮球架，能玩并不单单只是砖头搭的乒乓台了。

也许是基因的关系吧，我从小个子就比别人高些，在五年级进了班级篮球队。一放学就站在篮球架旁，苦练“三步上篮”、“立定跳投”等等。

当时的男生大多穿的是“解放鞋”，仿军鞋的样式，鞋头粘了半月形的胶，现在则成了民工鞋。

“流行”这种鞋，一是便宜耐穿，好像两元多点就能买上一双。男孩子的脚头重，又喜欢到处乱踢，一双布鞋只要三五天，鞋前头就开“天窗”了；二是晴雨两用又耐脏，一年至少有三季可穿。

20世纪60年代初，百姓间的贫富差距可忽略不计。但再平均主义，社会也会有差别，这在鞋上就体现出来了。

《岁寒犹有傲霜枝》作者：赵钲

当时，上海出了种球鞋，全白帆布作面，浅黄的橡胶底，很软，一弯就360度了。说简单点，就跟跳芭蕾舞穿的鞋一样。粗略的差别在于，白球鞋是一边四个孔系带的，跳舞鞋好像是两根长带往后系的。

球队有一二个同学穿上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特别的有范儿。他们运球更快捷了，弹跳更有力了，好像自信心也更足了。比赛起来，只觉得满场都是白球鞋在飞舞，自己在球场边常常盯得眼睛发直。拥有这样的一双球鞋，恐怕就是我当时的最高理想了。

下决心“见贤思齐”。

向家里要钱是绝没有门的。老妈一人养着外公、外婆和我，还有乡下的舅舅要照顾，入不敷出。当时自己年龄也小，更没小工可打。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吃早点！

还算小康之家吧，一副大饼油条加一碗淡豆浆，是我的标准早餐。大饼2分油条3分豆浆2分，加起来是7分。虽然甜大饼甜豆浆各贵了1分，虽然本人很喜欢吃甜的，但那时的一分钱真非同小可，平时决计是不吃的。

现在，为了球鞋就更委屈自己了。先省掉的是豆浆，后来油条也不吃了，改吃2个大饼，这样一天能省3分钱！记得最后几天，连大饼也只吃一个了。克扣了自己多少日子算不清了，真的是为了白球鞋，节省我的每一枚铜板！

终于，终于有一天，凑齐了12元5角（没记错的话）。在一个下午不上课的星期五，跑到了宁波最热闹的东门大街，在最有名的“老三进”鞋店中，直奔目标要了这双白球鞋。

买到后还舍不得穿，回家看了几次，最后塞进书包中，想着明天约几个同学打球去。

是夜，很幸福地早睡了。

梦里还在笑着的我，却被半夜才从单位开会回来的妈妈叫醒了！

原来，她发现我书包鼓鼓的就打开了，一看是双崭新的球鞋不由地呆住了，于是想要问个明白。外公、外婆也被惊醒了，坐在我的床边，很严肃地看着我。

妈妈很耐心地劝说我：阿国，你这鞋是从哪里来的？你人还小，不懂事，人家的东西不能要，这么贵的东西更不能要。如果错拿了人家的东西也告诉我，妈妈明天去还给人家。这样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

我迷迷糊糊地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听了几次才明白，原来家里以为我是偷了人家的东西！天哪，这太冤枉了，我可是饿了不知多少天的肚子才换来的。

我真的醒过来了，大声地对妈妈说，不是的！不是的！这是我自己买的！

妈妈瞪大了眼睛，像不认识我了。外公、外婆也不相信我！妈妈说，我知道我们家阿国是不会说谎的，你好好告诉我，错拿了人家的，我们还给人家，向人家认错就可以了，你快点告诉妈妈！妈妈真的急死了！

妈妈，真的，是我买的！我更大声地说！

啪！一阵热辣辣的痛从脸上传来。啊，妈妈打我？！妈妈从来不打我的呀！还打我耳光，还那么重！我号啕大哭，怎么也不开口了。满腔的冤哪！

还是外公，等我稍稍缓点的时候就说，那你倒说说看，你这买鞋的钱从哪来的呢？冤枉随着刚才的放声大哭也散去了一些，我就抽泣着，断断续续说了少吃早点省钱的经过。

妈妈听着听着，眼圈一红就抱着我的头大哭了：你为什么早不跟妈妈说呀，为什么自己这样省钱呀！又摸着我还“印”着指印的小脸说，痛吗？痛吗？看着，看着，又抱着我哭了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天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家人一起吃早餐。

妈妈把那双白球鞋拿了给我说：去退掉！我们家没有条件穿这么贵的鞋。这钱你省下来的，就自己留着，还是买书看好！

我不愿去！一是舍不得；二是难为情！

妈妈的泪无声地从脸颊上滚落下来，哽咽着说：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苦难！你阿爸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养你这样的加气包，我作孽啊！早知道这样，早点送给人家好了！

一个小男孩，帮不到妈妈，也撑不起家，就不给她添乱吧。我拿上鞋，一步一挪地去那家“老三进”了。一路上流着泪，为我的白球鞋，为我的球鞋梦，为妈妈的责骂……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苦难！”这话烙在心里了，鞭策我至今。

（原载2012年5月25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后载2015年1月《宁波晚报》）

妈妈的棒喝

在《白帆布球鞋》最后，我这样写道：一个小男孩，帮不到妈妈，也撑不起家，就不给她添乱吧。我拿上鞋，一步一挪地去那家“老三进”了。一路上流着泪，为我的白球鞋，为我的球鞋梦，为妈妈的责骂……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苦难！”这话烙在心里了，鞭策我至今。

一位好友看完后说：“你还去退掉了鞋子，确实够难为情的了。换我铁定是不肯的，然后会和老妈冷战的。”

我回答：“一个在双亲健全家庭成长起来的人，难以体会没有父亲的男孩的心路。”

我想，我还会好好写一写我的母亲。我与她相依为命，在我童年，她是我的唯一靠山，也是我的唯一偶像！别的小孩的童年，应是阳光居多吧。且翻开我幼时比较沉重的记忆一页。

我3岁时，父母因政治上的原因被迫离婚了。小时候没有父亲的一丝印象，到快30岁时才见到他。家里人并不多，外公，外婆，妈妈和我。舅舅下放在农村，阿姨在外地。阿姨能自给，舅舅要贴补，其余仨都靠妈妈生活。她是顶梁柱，塌下来全家就要喝西北风了。

妈妈在邮电局工作，按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月有50多元工资很可以了，但架不住用钱人多开销大，常常捉襟见肘。

压力不完全在于金钱。邮电局当时属于机要单位，人员管理很是严格。满负荷8小时上班不说，下班了还要学习，一搞就是一两小时。大小运动此起彼伏，单位里的“学习”也就连接不断，一周四五次很常见。

那时的“学习”可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轻松，不但人人要发言，还要交书面材料。这书面材料还不能空洞无物，要联系实际谈思想查工作改问题。

对一般职工来说，学习就学习吧，你讲我听，你说我做就是了。但家里成分不好或政治上有点小问题的人就很难受，领导会时不时地将你拎出来敲打一番。这叫联系实际！而我妈正好属于这一类。

妈妈常常挑灯苦战，为写学习心得煞费苦心，材料中不能说自己没问题，也不能拿大问题往头上套。“为求一字妥，捻断数茎须”，对她来说，不知掉了多少青丝了。

这“学习”十有九次会拖延结束，小领导常以此显示对革命的热爱。却不知这暮云四合、华灯初上之际，却往往是我家里最紧张的时刻。外公或外婆会时不时到路口张望，看妈妈下班回来了没有。如准时来了，这顿饭就轻松了，回来得越迟越担心，生怕出什么事。

有时候久等不来，外婆就会领着我，到她单位外边远远地看着。看她脱了袖套笼出单位门来了，我们就比她走得更快回到家里，然后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让妈妈知道我们在门口等她，她是要发火的，她不愿家里为她担心。

无论哪个女人，其实都想有一个随时可倚靠的肩头。我妈妈她不但没有，还常常装出在单位很开心的样子撑着。也有掩饰不了的时候，有好几次，妈妈吃了一半就放下饭碗进了自己的房间。我们也不好问，默默地吃完，快快地收拾。

有时，她也会在饭桌旁说一些单位的人和事，但让人高兴的不多。我们最怕听到的是，谁谁谁又下放了。

当时，邮电局常会将一些不听话或不顺眼的，当然也有业务差的人，下放到乡村邮政所去。这样，两地分居、交通不便、工资下降，职工都畏“下放”两字如虎狼，家人更如此了。

单亲家庭中的小孩心灵特别敏感吧，只知道我早早就会看妈妈的脸色了。保护不了她，就做些让她顺心的事吧，也因此最看不得妈妈的眼泪。她“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苦难！”的一句棒喝，足以让我乖乖地去退鞋了！根本没有“冷战”的一丝念头。

就这样，以妈妈一人单薄的肩膀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维持这个小家摇摇晃晃地走过了“三年自然灾害”，走过了史无前例的“文革”……

（原载2012年6月2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妈妈的榜样

上篇写了《妈妈的棒喝》，其实，她给我更多的是学习的榜样，做人的榜样，是我童年的唯一偶像！

家道中落，维生艰难。老妈上小学没几年就读不起了，在家里帮我的外婆一起打金丝草帽贴补家用。

抗战结束，宁波又开始建设，有老板办起了“四明电话公司”。私人电话在当时的奢华与时尚，堪比今天的私人游艇。这家公司因此对接线生的招聘很苛刻：要家境好，文化好，教养好。

我老妈前两条不合格，“教养好”是软指标又看不出，看来与此事无缘了。好在很多富家小姐不愿打工，好在天一阁范家落魄了但还有人能担保（“荐头”很重要），也好在老妈模样端庄、应答大方。峰回路转的她终于捧上了“铁饭碗”，家中经济压力随之轻了不少。

挑战随之而来。当时的电话都是人工接驳，接线生天天跟四面八方的人打交道，要国语流利、口齿清爽、反应敏捷，而且对南腔北调的话也要能猜出八九，这是基本技能的挑战。

青春飞扬的岁月——母亲年轻时的留影。

另一种是文化素养的挑战。接听电话时，接线生经常要问到人的姓氏，简单的赵钱孙李这样的大姓一说就知道了，但复姓、冷姓、僻姓就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了，不把一本《百家姓》背得滚瓜烂熟，简直难以上岗！

更有人品道德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前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环境与道德风尚可想而知，当时属白领阶层的年轻美貌的电话接线生，是社会上各色人等邀约、调戏、寻衅的对象。同伴中有喜有悲，有人成了富婆，也有人成了小妾，更有人被欺凌，也有误入歧途的。

我只知道一个结果：老妈不单独善其身，而且从接线生的“后台”走到了电信局的“前台”应对挑战。

她，作为第一批精选人才，在市区最繁华的中山东路邮电支局接办明码电报、长途电话的业务。这是当时整个宁波地区七县一市的主要对外窗口。

人生另一高度的新挑战，又随之而来。

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上还没有推广实施拼音字母。明码电报的每个字，都要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字典》检码标明后才能拍发。当时，这工作由临柜营业员接收顾客电报时当场完成。顾客的字大多不好辨认不说，要在认出字后，立即找出对应的四角号码，这对于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老妈来说，无异于让业余登山爱好者去攀登一座专业人士才能征服的高峰。

有段时间，老妈“走火入魔”了，两眼直视无光，口中念念有词，如巫师作法一般。当然，这“词”不是咒语，而是四个单数一组的一大串数字。如：4379，2571，2293等等（我乱写的呀，找不到这种字典了，估计“横扫四旧”时卖给废品站了）。

苦战能过关，后来她自豪地说，这一个个电报纸上的文字，在我眼睛里已变成四字一组的数字了。在当年一张局级先进工作者的合影中，她是笑得那么神采飞扬！

其实，工作上的难事，都是自己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最难对付的是各色人等。当时的东门邮电支局是24小时通宵营业的，由于经济不发达，也由于价格与工资差距太大，打长途电话与拍电报的人比较少，单位允许值班职工在下半夜的时候可以睡觉，但有人敲门必须开门营业。难熬的是冬天的下半夜，刚焐热了被窝，常常就有人敲门，一夜起来三四次是经常现象。更讨厌的是一些来搭讪或纠缠的人，有事或无事赖着不走，这是营业场所，你又不能赶他们走，还得听他们的海吹胡侃。好在当时乱来硬闯的人比较少有，老妈她们见招拆招的都应对过去了。有一年我做东，请老妈当年的一帮老姐妹聚餐，听她们趣谈当时应对“混混”与“大款”的故事，让我笑疼肚子，足可写本《女孙子兵法》了。

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出击。老妈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在上班加开会的空隙中坚持读书，考出了业余高中的文凭！

她的学习环境如何呢，当时家里住的是那种东西两边厢房的房子。我们租东厢房的前后两间，我和老妈住前面一间，横放一张大床与靠壁一张小床，外公他们住后间，中间房门是不关的。为省电，在中间房门靠我们这边的门框上，装了盏当时最节能的3支光小灯。由于工艺不过关，这灯一开，变压器就会嗡嗡作响。这灯下，就是妈妈的读书所在。

每每半夜醒来，我就会看到老妈肩倚门框低头看书的背影。她挡住了灯光，却挡不住那静夜更响的嗡嗡声。我往往不敢翻身，怕有响动惊吵了她，且将这嗡嗡声作催眠曲又酣睡了。这剪影就在脑海中永远停格了。

妈妈至今不知道，我还珍藏着她的那张毕业文凭。文凭形似奖状，但左边有骑缝印，盖着“宁波市联合职工业余学校”的印章，而颁发处的用印是“宁波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三寸见方，很是大气。

人生多磨难。懈怠的时候，每每看到这泛黄陈旧的文凭，每每忆起老妈灯下苦读的剪影，又倍添前行的勇气！

（原载2012年6月6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改于2012年10月15日，时为农历九月初一，妈妈生日）

光阴的故事

翻开时尚杂志，对女的多是化妆品、服装的广告，对男的多是手表的广告，连篇累牍目不暇接。各手表还各编了各的典故，命之为“光阴的故事”。我来讲讲我的“光阴的故事”吧。

我戴的第一块表是“春蕾”，那是1975年底的事情了。

当时的上海牌半钢手表十分紧俏，在外地的商场柜台上看也看不到的，在上海也要用购物券才有资格问津。记得这种表的价格是120元，全钢的125元还是130元，记不清了。

春蕾牌半钢手表也是上海手表厂生产的，85元一块，这与上海牌相比较就便宜多了。当时最便宜的手表是南京生产的钟山牌，28元一块，炙手可热，根本买不到。

1998年秋，母亲69岁时留影，时在宁波江东黄鹂新村住所。

85元，还是花了我差不多三个半月的工资呀（当时我在公社广播站当编辑，一个月的工资25元）。但这表也不好买，是妈妈托了她的三阿姨（在上海的三五牌钟厂当工人）转了多少关系才拿到的。

那天戴上后，睡觉也没有摘下来，将手放在耳边，听着这“铮铮铮……”的秒针声特别的舒畅。这表戴了10多年，伴我结婚，伴我考大学，伴我进报社，一直到中年不戴表了为止。

我家的第一块外国表是梅花牌女表。当时年轻人结婚送聘礼，是讲究有多少脚（指家具）与多少转（指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的，是要有好几辆三轮车装上送过去的。我们家的那位，倒也没什么太多的要求，只要一块上海牌手表作聘礼就行了。

妈妈觉得，这样太亏待媳妇了，就拿出了多年的积蓄买了块梅花牌手表，让我送过去。记得英纳格手表是285元，梅花牌表要325元，这在当时绝对是超前的奢侈的消费了，在她娘家的小巷中成为一时的谈资。

中年以后，妻子也不戴表了。我将梅花表拿到宁波最好的钟表店里擦了油，收藏起来。有次家里让蟊贼惦记了，我奔进家里拉开抽屉，第一眼就找这块表。看到它在，心里踏实了不少。妻子在跟我说，偷去什么什么的，我都不在意了。因为，值得纪念的东西还在，其余的就可忽略不计，用现在年轻人的说法是“飘过”了。

妈妈倾其所有给我们买了好表，她却没有戴过什么好表，长年的一块“宝石花”电子表就对付了。后来看到我单位里发的纪念表很精巧，也就戴着用用。我看了很内疚，去年夏天去瑞士，自己没买劳力士、百丽翡翠什么的，特意在这原产地给妈妈买了一块正宗的瑞士手表。

现在给妈妈买什么东西，她都说，不要买了，我都有；或者说，不要买了，我能用多少日子呢。只有这块表，她经常戴在手上，光灿灿地映着她的微笑，也让我心中稍安。

（原载2012年7月1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理想主义老太太

这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非我老妈莫属。

何以见得？请看事例。

譬如说，今天某报登了一则贪官被抓的消息，明天老妈必定会谆谆教导我说，别人的钱不能拿，公家的事要用心做。你看，×××就栽了吧。

我唯唯诺诺。

其实，我早已不管单位的钱财支出，用心办事倒是自己的风格，不敢稍有懈怠。但不能驳她，要按照她的标准，不贪不懒地做人，这样一生平安。

其实，老妈是对的。

有的事就有点“过分”。我常常将白天在单位看不完的报纸拿回家来看，有时老妈到我家看见了，她就浑身不自在，盯在我的后面说，你这样把公家的报纸拿回家，没事吗？我说，这有什么呀？我看报是工作，将工作拿回家来做，领导知道了应该表扬我呢！她会接着说，那你看完后就拿回去吧。我说，这报纸就是订给我看的，我拿回去干什么？她说，交给公家去卖废品呀！一次，两次，她都这样说我。

2003年秋，母亲74岁生日时留影，时在宁波东后街8号203室住所。

想来，五六十年代是这样的。既有单位的严格要求，也有习惯成自然，在普通职工身上，公私是绝对的分明。我被当下的风气潜移默化了。

其实，老妈是对的。

现在“光盘”很流行了，这在我家已是多年的传统。但凡到饭店就餐，哪怕只有少量的菜肴剩下，老妈一定要打包。我女儿是“80后”，觉得这样很没面子；我有时也有点下不来台。平时很迁就儿子、孙女的她这时态度坚决，说浪费是种“罪过”，一定要打包拿走。

其实，老妈是对的。

老妈做过宁波邮电局在市区最繁忙一个营业部的临柜业务，接待四面八方来客，是优秀营业员。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她对别人的态度与服务质量十分的计较。有的营业员说话生硬，有的服务员干活马虎，我们看了也就算了，想想现在的服务水平也就这样了。

她不干，要批评人家。譬如她就曾“指导”服务员擦桌不能光擦中间这一块，边边角角都要顾到。其实，服务员不是不知道，只是省力或偷懒而已。我们就劝她：你不要太认真，现在就这样了。她不高兴，说，都是你们这样眼开眼闭惯坏的。我在苦笑中暗暗承认。

其实，老妈是对的。

前段时间老妈生病住院了，她的意见更多了，对保姆对护士的“批评”就不谈了，就说她对一位近亲的抱怨：几站公交车就能过来的地方（指医院），春节期间也见不到她到一到。当年我是怎样怎样地去探望的，怎样怎样地去帮忙的……

我说，有能力去帮助人家，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自己的修行。也许人家有事，也许过两天就来，你不要焦急。

在老妈看来，这世界的秩序，应该是“父慈母爱兄友弟恭”的；处事的先后，应该是“急难之际拔刀相助”的。但是现实不是这样了，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书上说的那样了，也不是传统中的那样了。但老妈坚持着，老妈坚信着。

其实，老妈是对的。

命运给她坎坷，她不抱怨，却在命运的隙缝中抗争。她是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而我却那样地市侩，那样地随波逐流。

（载2015年1月《宁波晚报》）

陪护日记

1月24日，8：00（在病房等待中写）。今天，老妈手术，陪护中。

古人言：色难！意思是说，与长辈说话，要始终和颜悦色，恭恭敬敬。我大多数时候做得到，但有时母亲执拗起来，我说话的声音就不免高了。

还得好好修炼啊。

10：50（等在手术室外写）。不能示弱之弱，真痛苦！老妈就是不服老，硬撑，终于摔倒骨折，以致手术。

要强，甚至争胜好胜，年轻时是必须的，生当作人杰么。那廉颇老矣，就不要强饭了吗，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也是讲形势比人强。

顺势而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是我现在对自己的第一要求。老，是必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示弱。

12：19（在重症病房外等候中写）。经过3小时煎熬，老妈终于出了手术室。现麻醉未醒，因全麻进重症监护室，亲人不能陪伴。祈祷她平安，让我多孝敬几年！

1988年秋，母亲在宁波江东黄鹂新村新居，与本书作者、表弟丁宁合影。

13：28（在重症病房外等候中写）。看《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有篇文章的标题给我启发，于是借用来给自己励志：生活给你的是首悲伤的歌，你要把它唱得更好！

25日，9：00，进入重症监护室陪护老妈许久。

14：00，将其接回骨科病房。

14：27（在陪护中写）。静谧，生活中真正的奢华。这种静谧，是与父母相依时的心中安详。

记得20多年前在冬季回苏北故乡，与父亲共眠在灶披间的临时床上。熄灯之后张眼一望，竟见屋顶漏入天光星辉。其时不觉冷，更不觉穷，极安详地睡了。

今天上午，我进重症监护室，又握住母亲那双皲裂的手，热泪潸下却内心踏实安详。

是为记。

（原载2013年1月26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弱女子的平凡一生演绎传奇弱

“慈母范美菊因病重不治于元月13日逝世，享年86岁。慈母系天一阁范氏后裔，是私立四明电话公司首批话务员。其一生赡老抚孤，饱经沧桑，恩德长铭后辈心间。”前几天的一则讣告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老人，86年的漫长人生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记者采访了老人的儿子范伟国。在儿子范伟国眼里，除了作为范氏后人旁支，除了曾是宁波最早一批话务员中的一员，母亲更是一名普通人，“最多再给她的人生加上这样几个标签——宁波第一代产业工人，理想主义老太太，慈母，严母……”

记者 鲍云洁 李臻

老一辈的美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

但在儿子眼中母亲最美的地方是气质和神韵

记者昨日见到了今年64岁的范伟国，他是宁波老新闻工作者。在遗像中母亲含笑的注视下，他深情地回忆了母亲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这是母亲最靓丽的一张照片。

范伟国相信，母亲童年随外公在上海的生活，一定是她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活日子。

母亲还在世的时候，范伟国曾专程去上海寻访过她童年时曾居住过的福佑巷。走在窄巷里，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穿着花裙子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在青石板路上奔跑的样子。

母亲成年后的生活大多被愁苦笼罩，从他记事起，母亲就因为害怕太招摇、不方便干活等种种原因，几乎再没有穿过裙子。

“但她一定是喜欢穿裙子的，你看这张她近30岁时拍的‘艺术照’，特地穿了裙子。即使经历了那么多磨难，脸上还保持着少女般甜美的笑容！”他感慨地指着一张老照片对记者说。

从不打扮的母亲，在范伟国眼中却一直是最美的女性，老一辈的美人大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但在儿子眼中，更美的是她的气质，“腰板总是笔直的，说话不紧不慢的，还有那到老也不会变的风韵。”

父亲卖掉老家近百亩良田

在宁波搞了一场“惊动了中山路”的西式婚礼

范伟国说，年轻时的母亲长得清秀甜美，邻居们都夸她漂亮。

临解放时百业凋零，在上海做学徒学生意的外公只好回到宁波老家，在老家同样没有工作，维生艰难。母亲上小学没几年就读不起了，在家里帮外婆一起编草帽贴补家用，编草帽的金丝草很细，母女俩常常在煤油灯下干活到深夜。

每隔几天，母亲就把编织好的金丝草帽送到旁边布厂的草帽收购点。这个伶伶俐俐、面目清秀的小姑娘渐渐引起了布厂老板注意。在他眼里，这个小范姑娘简直就和驻场税收员王云鹏是天生的一对。

二十出头的江苏人王云鹏生得一表人才，还是那个年代少见的高中生。他年纪不大志向却很高，原想去上海申报做记者不成，就做了随军记者，受伤后家里人抱着求安稳的心态，把他送到大哥所在的宁波，安排在布厂里做事。

经过布厂老板的撮合，两人恋爱结婚了。王云鹏卖掉老家近百亩良田，在宁波搞了一场“点亮三江口”的西式婚礼。“点亮了三江口，指的不光是请的人多。那会儿母亲已经进了四明电话公司，光是参加婚礼的那批宁波最早的话务员，个个面容娇美气质出众，就已经够招摇的了。我父母还在江厦桥旁边的‘中国照相馆’照了一套当时罕见的婚纱照，老板把照片放大后贴在橱窗上。一对璧人光彩照人，人来人往总要驻足观赏一番，真正是‘照亮’了整个三江六岸了！”

弱女子一人挑起全家大梁

她还帮助妹妹抚养两个幼子长大成才

神仙眷侣般的美妙生活，因为王云鹏的入狱戛然而止。1953年，王云鹏因历史原因被判20年徒刑。一对璧人不得不忍痛离婚。

30岁之前的范伟国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丝毫印象，记忆里晃动的都是母亲坚毅的脸。“其实她在我面前一直是面容平静的，很少把在单位里受的气带回家中，但身在单亲家庭中的我很小就学会了看妈妈的脸色。饭桌上她露出一丝笑容，我就知道她在单位干得顺心，我也很开心；饭桌上她默不作声，我就知道她又受气了，或者遇到麻烦了，匆匆吃完，收拾碗筷回房间学习去。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安慰妈妈，也没法保护她，只能尽量少惹她生气。”

1966年2月13日，父亲时年38岁。

“家里人不多，阿太（外公的母亲），外公，外婆，妈妈和我，舅舅下放在农村，阿姨在外地。阿姨能自给，舅舅要贴补，其余都靠妈妈生活。她是顶梁柱，塌下来就全家喝西北风了。”他回忆。

抗战结束后，宁波有老板办起了“四明电话公司”。私人电话在当时的奢华与时尚，堪比今天的私人游艇。这家公司因此对接线生的招聘很苛刻：要家境好，文化好，教养好。母亲前两条不合格，“教养好”是软指标又看不出，看来与此事无缘了。好在很多富家小姐不愿打工，好在天一阁范氏后人的名头还能请人出面担保，也好在母亲模样端庄、应答大方，这让她如愿以偿捧上了“铁饭碗”，工作头一年每个月就能拿到12块银元。到公私合营后，母亲进入宁波邮电局，工资已经高达50多元。“按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月有50多元工资已经很可以了，但架不住用钱人多开销大，常常捉襟见肘。”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母亲还先后将台州妹妹的两个儿子接到宁波抚养。“虽然我是母亲的独生子，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三兄弟’，母亲对我们三个一视同仁。生活虽然艰难，但她一直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母亲一直认为自己书读得不够，希望后代读更多的书，做得更好。”范伟国说。

隔着岁月的长河，范伟国无从了解母亲的内心，但他知道那些艰难岁月里支持着母亲的一个最大信念就是——等丈夫回家。但她最终没有等回自己的丈夫，20世纪60年代父亲出狱后，因为种种原因，万般无奈地回到了江苏老家，此后他们各自都有了新家。“那是时代造成的人生遗憾，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我就是其中的纽带。”

“范家后人”的标签并没有在生活里留下多少印记

但范家的文人风骨仍在这是书香门第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天一阁范钦范氏后裔，到母亲这一代，应该是第二十代子孙。但范家后人的标签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留下多少印记，”范伟国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有过两次正月里的祭拜，外公带着我们来到天一阁，把范钦老爷的像请出来，让我们一一跪拜。”

到了范美菊父亲那一代，范家就已经明显地衰落了，范伟国外公范云璋没喝过几年墨水，母亲范美菊只上到初小（小学四年级）毕业。

《梅》作者：赵钲

但范家的文人风骨仍在，这是书香门第潜移默化的影响。范伟国记得，外公从上海回宁波老家后，只能靠扫街补贴家用，每天天不亮就去扫巷子，巷子里的街坊却总是尊敬地叫他“范先生”。“仪表堂堂，个子挺拔，当年1米70多的身高很有回头率的，双眼大而有神，总是透出几分和善。哪怕是穿一件旧衣衫，也很有点范儿。”他回忆，“写得一手好字，又和善。邻里老人就常常找他代笔写信。他一落笔，习惯把一页信纸写得满满的，把他们的心意都在纸上倾注满了……”

只有初小水平的母亲，却酷爱阅读，凭自学博览群书。范伟国记得，小时候常常一觉醒来，看到母亲肩倚门框低头看书的背影，房间狭小，她怕影响儿子的睡眠，就用身子挡住灯光，在这样繁重而艰苦的生活中，她居然还考出了一张业余高中的文凭。

“直到妈妈去世，她也不知道我还珍藏着这张毕业文凭，对于我来说，这份文凭代表着妈妈的精气神，鞭策我在人生的路上不断前行。”范伟国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泛黄的文凭，文凭形似奖状，但左边有骑缝印，盖着“宁波市联合职工业余学校”的印章，而颁发处的用印是“宁波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三寸见方，很是大气。

生活要俭朴，做人要清爽，腰板要挺直

这是范美菊的“范家家训”也是她坚守的传统与美德

“虽然没有那种引经据典、厚重深沉的范氏家训，在我看来，母亲自身严格的做人准则就是最好的范氏家训。”范伟国回忆，“如果一定要用语言表达，那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怎么一点都不懂得苦难’可以算一个，她告诉我们，无论何时，生活要俭朴，做人要清爽，腰板要挺直！”

范伟国曾写过一篇名为《一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的文章，几件往事体现着范爱菊朴素而真切的家教之方：

“譬如说，今天某报登了一则贪官被抓的消息，明天老妈必定会谆谆教导我说，别人的钱不能拿，公家的事要用心做。你看，×××就栽了吧。

我唯唯诺诺。

其实，我早已不管单位的钱财支出，用心办事倒是自己的风格，不敢稍有懈怠。但不能驳她，要按照她的标准，不贪不懒地做人，这样一生平安。

其实，老妈是对的。

有的事就有点“过分”。我常常将白天在单位看不完的报纸拿回家来看，有时老妈到我家看见了，她就浑身不自在，盯在我的后面说，你这样把公家的报纸拿回家，没事吗？我说，这有什么呀？我看报是工作，将工作拿回家来做，领导知道了应该表扬我呢！她会接着说，那你看完后就拿回去吧。我说，这报纸就是订给我看的，我拿回去干什么？她说，交给公家去卖废品呀！一次，两次，她都这样说我。

想来，五六十年代是这样的。既有单位的严格要求，也有习惯成自然，在普通职工身上，公私是绝对的分明。我被当下的风气潜移默化了。

其实，老妈是对的……”

这些美德，这些传统的做人准则，依然被很多人坚守，命运的坎坷，她们从不抱怨，却在命运的隙缝中抗争，奉公守法，对家庭和社会无私地奉献。她们都是普通人，却在用一生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普通人的传奇。而老人辞世，她的侄孙、深圳卫视“您有一封信”节目组王凯感慨地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句话：“传奇谢幕，奶奶走好。”

（原载《东南商报》2015年1月16日第一版转第四版）

注：此为《东南商报》记者撰写的文章，特全文转载，以纪念先辈，并感谢两位作者。

永恒的身影——伯父百日祭

伯父远行了，我没能去送他，总存着一种深深的遗憾！

伯父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无法面对他离我而去的残酷！

宁愿在脑海中、在心底里，永恒地保留着他在病榻上尚有一分清醒之际紧握我手的形象，保留着他要叮咛我千言万语却苦于无法开口的模样。

轻贴着他温暖的脸，感受着他艰难的呼吸，我的泪快忍不住了。

心中雪亮地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嘱托，这是我最后的诀别。在出病房压住泪珠后，又回去紧紧捧住他颤抖不停地手，俯身想辨清他细若游丝的语音。

这声音曾深深地打动过一个漂泊者、一个苦旅者的心。

我第一次见到伯父，应该是在1977年的春天。当时，我从农村插队回到了城里，在宁波的畜产品收购站混了一个长毛兔生产辅导员的角色，于是偶然也有了在省内出差的机会。

我自小活得比较浑噩，外公、外婆说父亲老早死了也就信了。也想不起要问一下父亲的经历之类的问题。1966年“文革”时我读初二，要加入红卫兵却不允许，说我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

问外公，一声长叹；问母亲，语焉不详。这就明白了八九分——“组织”所言不虚。也好在自己活得浑噩，就找了一个“出路”：加入“劳动人民子弟红卫兵”。但心中始终存疑：我的父亲在哪里？到底有什么问题？

外公曾说过，你伯父在湖州，他知道你父亲的事。于是逮住一个机会，摸进了湖州一中伯父、伯母蜗居之处。30余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只记得坐在旧木房楼梯边的饭桌旁，听伯父慢慢地说父亲的事，来龙去脉，说王家几十年的沧海桑田。正是这娓娓道来的吴侬软语为我释疑解惑、为我抚平悲愤。我如听“故事”般地听伯父讲过去的艰难，茫然不知父亲的模样，本还以为到了湖州就能看到我的父亲，可见我对我父亲、对我家史的“无知”！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共和国这代人的悲哀！

2007年7月31日，本书作者夫妇陪伯父、伯母在江苏兴化昭阳镇祭扫先祖坟墓。这是伯父母最后一次的故乡行。

那时候的伯父也就我现在这样的年纪，50来岁应当不老仍壮，但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满头的白发、孱弱的身躯，看上去格外显老。事后才知道，伯父也背负着所谓“右派历史问题”的重担，还背负着吃口众多、经济拮据的重担，然而伯父依然是那么的淡定从容，与伯母又是那样的琴瑟和谐。这沉稳的身影镌刻在了我心中。

在我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大约是1981年初春，政治气候和物理气候都处于“料峭”之际乍暖还寒，我跟父亲还没有正常的往来，还靠伯父在中间转发书信。有天晚上刚吃完晚饭，伯父突然来了，他说在宁波开会晚上有空，他说你们结婚我没能来，现在有第三代了我要来看看，我是代表王家来的。听了，心里像吹进了一股暖风。伯父细心地看了我们的新房，又关切地问了女儿的情况、问了我工作与学习的情况。我拿出了当时自以为很得意、现在看来不值一哂的习作，请伯父过目，他频频赞许。他说我们王家是书香门第，官可以不做，书一定要读好，人一定要做好。现在想来，正是他的这种鼓励和嘱咐，增长了我不少写作和采访的自信，也使我走人生之路时更谨慎了吧。

不觉之间，夜深了，他要回住处，我推出自行车要送。伯父不肯，说外面在修路，车子不好推，坚持要自己走过去。我和妻子送出门口，看他翻过掘起土堆时十分艰难，又要去扶他却被他推开了。慢慢地，他消融在街头的夜色中。记得年少时读过朱自清先生写的散文《背影》，印象淡淡的，因为没有感受过父爱。而在这一刻，我的心弦被拨动了！伯父他为了什么？他的身体不好、腿也走不得路，他的各种工作也很多，为什么这样关爱我？这是亲情，是血脉相连的亲情呵！我在伯父的背影中慢慢地读懂“爱”这个需要大写的字。

与那晚有关的还有一个插曲。伯父说临时出来也没什么礼物，就买了一瓶可乐。说得很淡然，是呀，在今天一瓶可乐算得了什么。可我记得很清楚，可口可乐那时刚进中国大陆，商店里的标价是5元8角，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2元。我曾在橱窗外流连过几次，想给女儿买都不舍得。伯父让我们开了一次洋荤，于是有几个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围坐一起，将可乐倒上一小杯，像喝白酒一样慢慢品味。可乐瓶下面一截用的是一种黑塑料，给人感觉总还有一些可倒似的。终于有一次把杯子准备好了，却倒不出多少液体来了，成了我们家的笑谈。这是伯父在艰难时世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呀。伯父当时在湖州有没有买给姐妹们吃过呢，我想她们不会有这样好的“待遇”的。

后来，日子好过了，时光就像江河之水一样飞逝而去，但伯父最初的这身影却越来越深地留在我脑海中了。

伯父远行了，我没能去送他，总存着一种深深的遗憾！

伯父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无法面对他离我而去的残酷！

今后，我到哪里再去找我的伯父诉说心事？在他的百日之祭时，写上这点文字，寄托我的一分哀思！

（写于2008年12月31日凌晨一时）

父亲的墓志铭

2001年初，江苏兴化的农村要拆坟，搞土地平整。

无奈中，只得将爷爷、奶奶和父亲的骨殖，从河道纵横中的小土堆里迁出，搬到了县城的公墓里。

也好，也好，动一动，风水转好了呢！我这样安慰自己。

在从旧坟到新墓的搬迁船上，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心绪万千，为他跌宕流离、妻离子散的困苦一生，流泪；为我幼失父爱、屡受连累的艰难半生，伤悲！

于是，决意给父亲留下点痕迹，哪怕雪泥鸿爪也好。

1983年10月，父亲在宁波，时年55岁。

在新墓碑背后，替他刻了如下墓志铭：

先父少时有凌云之志，及壮横遭波逆，未老却郁郁不得志而终，为之扼腕长叹不已。录其自度曲一首，以作纪念。

1981年元旦，适逢五十三岁生日乃作此诗：横逆已遭三十二，岁首正逢五有三。浪迹江湖艰半世，几经劫难凤离散。年华早随东流去，而今只剩两鬓斑。天命难知知何用，恨把余生付等闲。

至于我自己，觉得连墓都是多余的。要什么墓志铭呢？就多出几本书吧，留点文字在世上就够了。

一介书生，百无一用，如果有灵魂的话，就随风飘荡吧。

（原发2013年4月18日02路网）

再忆小平

今天是小平先生的生日，无须想起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刻在心里了。今年的八月于我是个很特殊的月份，又逢此日子，更要写点文字再纪念这位伟人。

像我这样水平与档次的人，应是不能这样直白地称呼他的。但在我的脑海里，邓小平先生就像师长。他说，他是人民的儿子，显得那么的谦恭；他是革命家，但又那么有人情味，奉侍养母终老；他废除了终身制，学做平民，开一代新风。

我追思他，我崇拜他，是他敢于拨乱反正的胆魄与谋略。一个人纠正自身的毛病甚至弱点都很难，一个执政多年的治理一个大国的党要改变自己的路线、方针，更别提多难了。我是经历“文革”并亲历改革开放的人，一路走来如同上山也不觉其险其难，现在登上一座山峰，回首来程才觉多么不易。

举其大者，举其改变我们生命历程者，就有以下：让下乡知青返城，多少破碎的家庭得以团圆，社会动荡得以恢复；恢复高考制度，让多少年轻或不年轻的人重圆大学之梦，也给民族造就了多少英才；否定“血统论”，让多少才俊扬眉吐气奋发有为，顺便也给封建主义一记闷棍；以经济建设为主，凝聚了多少民心，又让我中华恢复元气。

是的，有人会说，这不是小平一人之力，是全党之功。但恰恰在这里就看出领袖的作用了！同样的一个党，它能搞阶级斗争，它也能搞经济建设，全看它的领路人是谁呀！所以我缅怀他——小平先生！

小平先生，目光如炬。帮派——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词典里是贬义的，他说要团结全世界的宁波帮建设宁波。我的家乡直接得益，而海外华侨举一反三，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小平同志，放眼长远。浦东——当年在上海人眼中，三间房抵不上浦西一张床的地方，他看中这块宝地，叮嘱有关领导要抓紧搞开发。现在，这里成了中华复兴的先行之地，东方又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挂一漏万，想哪写哪，仅当鲜花一瓣，敬献于小平先生灵前。

（原载2011年8月22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感动

说来有几年了，重庆一位同事的小孩生了较重的病，医疗费用很大。于是大家募捐，我曾是这个单位的领导，自然应该捐，汇给熟人送了过去。

那熟人也是同事，知道这事后，她也捐了钱。

事后，觉得自己考虑不周，怎么能让送钱的人也捐了钱呢？于是，我将她捐的钱汇了过去给她。

那熟人却将我汇的钱，又以我的名义捐给了小孩患病的同事。

我被那熟人之举所感动。

后来，那小孩的病稳定了，大家都很高兴。

前几天，那同事和单位的几个人一起来上海，说要见我一面。

我自然很高兴，那是多大的缘分啊。于是，决定在浦东的滨江大道上找家酒吧，一起临江凭栏把酒，看看浦西的灯火。

记得那年冬月，我到重庆就职，第一顿饭是在黄花园大桥畔的江边船上吃的。对那位同事的豪爽性格印象深刻。

甫一落座，其中一位递过来一个信封，说是早几年写的一组文章被什么什么单位选编入书了，这是稿费，这次顺便带上，云云。当时也问了几句，说真有这等事？他们众口一词，言之凿凿，我也就收下了。

回家打开信封，一看这数目，心里就明白了，这是那位小孩生病的同事转了种方式来还我的钱了。

心里突然暖暖的，涌动着许久没有的感动。这钱不算少，当然也不算多，但我被感动的是那颗知道感恩的心！

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没被污染的东西太少了，而心更是极易污染的所在，这种知恩图报的心太珍贵了。一个初秋的夜晚，不是心冷如水，却看到了人性中很美好的一面。

在喝酒中，我与那位同事聊起过近况。当时我说，人生早期有磨难，以后会顺的，一个人不会总是有磨难的。现在我相信，有了感恩的心，一定会幸福。这不仅仅是祝福，而是种规律！

这钱，我不会存也不会自己花，我会用到它该去的地方。收获了这份感动，我觉得做好事，真好！

（原载2011年8月30日人民网记者博客频道）

惦记

前几天，在西安拜会了一位同事。

以几年前的眼光来看，这位同事的才华不算出众。一别三四年后，他居然写了两本厚厚的书，收集的是他这两年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这笔耕不辍的韧性，深深地感动也深深地刺激了我。见贤思齐吧，于是动笔（此笔为电脑的键盘也），先写一篇“惦记”。

键入“惦记”这两字搜索，度娘说：一、释义：对人或事或物，老想着放不下；二、有关“惦记”有一歌，词如下：是默默的爱，是淡淡的念，是柔柔的想，是轻轻的唤。惦记，是一份惆怅的缠绵，是一份情感。

哈哈，第一条释义太枯燥，第二条歌词太温柔。那就说我的惦记吧。

在西安忙完事务后，不想去看风景、文物，也不想去美食小吃，只想见两个人。这两人不是美女，均为男性，一个已年过半百了，一个是中年汉子。我不是“同志”，而是被他们绵长不绝的惦记所感动。

年过半百的为老董，我与他一起出游过美国。到美国的那天，我扫了一眼他的身份证，知道刚好是他的生日。于是自己掏钱叫导游买了个蛋糕，与同行人一起为他过了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在国外的生日庆贺，把他感动得泪花晶莹。

于是，他惦记了我差不多十年，逢年过节的总有短信致意，天冷天热还有卫生小常识发来，让我深深体会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话的万分正确。于是，想好了，如果有朝一日到西安，我第一个要见的就是他！

另一位中年汉子姓孟，10余年前认识他时还是一小伙子。那次在西安，要去法门寺访古，我朋友单位派不出驾驶员开车了，就将亲戚的他支了出来，还开着他的私车。我很感动，于是一路与他说了不少话。一是解旅途之枯燥；二是希冀自己的跌宕曲折，或对初初涉世的他有所裨益。

2005年3月29日，本书作者在旧金山留影。

话说那天与小孟聊了一路，不但看了法门寺，还从与他的交谈中，了解不少当地的风土人情，是谓双丰收。第二天返程，不想小孟拿着用旧报纸裹着的一手掌大小的物件到旅馆送我。我问是什么？他说，在路上听你谈起对收藏有些兴趣，别的东西我不敢说真假，这是我前几年自己玩的时候收进来的一个物件，叫粮仓，也算是件古物，送给你留个念。我吃惊不小地说，咱们萍水相逢，怎能收你这么好的东西呢（其实不是萍水相逢也不能收，情急之下就口不择言了）？不行，不行！但他坚持着说，小东西，表心意而已，你这样推却，就是看不起我了。给他钱死活不要，再三再四推辞也没用。眼看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就抱着“找机会还人家人情吧”这一念头收了下来，但心里仍是忐忑的。一晃几年过去，我大江南北地闯荡，想起来两人偶发一个短信，竟没有再见面的机会。有次他到上海，我恰在外地，又擦肩而过。

因此到西安，就想会会这俩老朋友，叙叙别情。

当今，人与人之间纯朴之情太难得了。我想，到底是西安古都的人啊，有汉唐之遗风，重友情，伤别离。当年灞桥折柳送别，写入了多少诗篇之中，我有幸结识这俩兄弟，自也是一段佳话！

（原载2012年3月18日人民网记者博客频道）

闲时念点诗

世态浮躁，不妨闲时念点诗。

此地说的诗，泛指也，包括：诗词曲令。这，中国文化中的精华所在，值得反复吟诵。

自然，念诗也要有点选择。

这因人而异。于我，豪放派的就要少念一点了，什么“气吞万里如虎”，什么“醉里挑灯看剑”，什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等。本来这地球就不太平，自己再把自己弄得热血沸腾的，也没什么必要。不是说，建设和谐社会吗？不是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吗？自然，这需要的是理性和冷静，然否？

婉约派的也应少念一点，也可举挂在嘴边说几句：“执手相看泪眼，兰舟催发，江头潮已平”；“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如此之类。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的，把自己的情绪弄得很灰暗，也没有什么意思。

就念些淡定一点吧。

2010年6月5日，本书作者在四川大渡河桥上留影。改诗曰：我过之后亦开颜。

报章上看到温庭筠《利州南渡》的诗，觉得不错，抄下共享：“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怎样？比较疏朗闲适吧。

当然，我最欣赏的还是苏东坡作于1082年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时间整整过去了930年，这首诗依然是那么的慰藉心灵！

（原载2012年3月22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淡泊人生

坐多了飞机，看多了机上播放的录像片，除每次必播的安全教育短片外，发现有两个播放的特点：

一、多是搞笑的短片，憨豆先生是“常旅客”。每每让人忍俊不禁。

二、多是介绍星空知识的纪录片。

“为什么经常播的是这两类短片？”在飞机上办不了什么事，我就坐在座椅上瞎想。慢慢地给播放的人琢磨出这两个理由：

一是播搞笑的，是为了转移旅客的注意力，让人消除紧张感，在笑声中将旅途时间打发过去了。

二是播星空知识的，立意就比较高远，其实是在进行形象的世界观教育。让你仰视宇宙之大，俯察我等如沙粒之小；让你体味时空浩渺，感叹一生之短暂。于是，就不会太在意得失甚或生死了。

至少，这第二条在我身上起到了些效果。每坐一次飞机，就上了一堂现场的人生观教育课，心胸会大一些，原先放不下的东西也会放下一些了。

你看，星空浩瀚无际，大如几百光年或几千光年的银河系这类天体，在宇宙中也不过是恒河之沙！那么，太阳系又是银河系中的恒河之沙了。人哪，能算上地球上的恒河之沙都已经着实不错了！那么，你争天夺地来的一切，在时空面前太渺小了，完全地可以忽略不计。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再往后呢？不好想了。

好在人是会遗忘的动物，飞机上可能这样想，飞机下又不知道怎样想了，该怎么活还怎么活。这也是对的，总是如杞人忧天一样，还活不活了？

当然，理想的状态应是以出世的心态看事，以入世的心态做事。看得破，做得好，却又能放得下。这也许又是书生的迂腐之见吧。

（原载2012年3月31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油菜花

春风浩荡，又到了满地金黄的季节，油菜花灿烂地怒放着。

我爱油菜花，它是我种的第一花（其实也没种过几种花）。

那年初秋去市郊插队落户，分得了四分三厘的自留地。这地已经空着，我初来乍到，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年轻的师母娘拿了主意：这好办，种油菜吧，不用怎么打理。

种什么的事就这么定了，于是去集市买了种苗，请师父把田整理了一下，挑个晴天就把小苗栽了下去，又浇上一点水。

几天后过去看，这油菜真的很皮实。小苗绿油油地挺立起来了，嫩嫩的叶在风中摇曳。天冷了，它也不管，慢慢地伸展着身材，渐渐地茁壮了。

那时候的冬天冷，有一天下了不小的雪，把二三寸高的菜苗全盖住了。我心疼了，扒开雪层去看它，却不见有丝毫的萎缩，依旧绿绿地生机勃勃着。

几度和风轻拂，这油菜使劲地长着，一天不见就长了几寸。过几天看，抽蕊了；过几天看，绽蕾了；再过几天看，探出了小小的黄色的花瓣。

呵，转眼间，一大片耀眼的金灿灿的黄色，那么浓烈，那么奔放！让我艰苦孤寂的乡村生活中，陡添了几许亮色。

我爱油菜花，爱它的细微与平凡。就那么四五个细细的花瓣，就组成了一张张小小的笑脸，这无数的小笑脸却构成了一片大灿烂。就好像一滴水在大海中不涸，一朵小小油菜花在无数同伴的簇拥下成了大景观。

油菜花，不像桃花，等闲告别春风去；不像荷花，只在水乡处亭亭玉立；不像菊花，百花开尽我独放的孤芳自赏；也不像梅花那样的惊艳与冷傲。

你看，它就这样静静地绽放，尽力地绽放，把那种明黄色演绎到了极致。你看，它随着春天的脚步，染遍江南，染过黄河，染向东北，继而染上了青藏高原。在青海湖畔的八月里，我就和它有过亲切的“拥抱”……

2011年春，本书作者主持东方讲坛的华文讲堂节目。

我爱油菜花，是因为它的牺牲精神。它的种子也是那么的平实，小小的，细细的，像中药丸子。一把抓起来了，不经意间就从指缝中溜走了。这自留地油菜籽收获后，送到镇上的榨油坊。它粉身碎骨了，贡献给我的是，还温温的黄黄的半透明的液体。炒菜时，就觉得这油特别的香，也不舍得多用，这里面有它的精灵与我的劳作呀！

我爱油菜花，更是因为它昂扬的精神。生长时，不畏严寒；绽放时，不择条件。只要有一丝泥土，它就在那里歌唱着生长。前不久，我驾车从杭州湾跨海大桥经过，眼光掠过处，竟发现桥面的隙缝中生出一枝叶茎，顶上的黄花在风中恣意地舞动。

呵，油菜花，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呀！我向你致敬！

（原载2012年4月10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心灵的幸福

虽然当了一辈子的报社记者，但当我有报纸与杂志两种选择时，却喜欢看杂志。

天天翻报纸，这只是我以前的功课而已，用上海话讲就是：“灵市面”，看看有什么新动向、新提法之类。

看杂志，在我，部分也是与工作有关，特别是看新闻类的杂志。看人家是如何深化主题，如何演义故事，等等。

大凡自有报纸起，就有两种记者，一种是跑街的，一天满世界转一圈就会有若干条新闻，但都是小而杂的易碎品，这报道能有一天的寿命就很不错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调查型记者，他也许一星期半个月也出不了一篇稿件，但一出手必是三五千字的架构，还有很扎实的内容。

也不知道什么道理，现在这样有分量的文章在报纸上不大看得到，我只好在杂志上解馋了。早先的《南风窗》、《新周刊》是我的首选；现在则挑《三联生活周刊》与《新民周刊》翻翻。

2001年5月，本书作者在人民日报重庆记者站办公室留影，时任首席记者、站长。

看杂志，在我则更是一种心灵的休闲。读篇哲理隽永的散文，看则感人肺腑的故事，欣赏几幅精美的图片，会舒缓竞争的焦虑与生活的压力，觉得世界还是有太多美好的事物（感觉）没被发现，觉得活着虽有烦恼但毕竟还是快乐占了多数。而且很多烦恼，换个角度看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今天，我就在三五本杂志的陪伴下度过，而且在一本杂志的最后一页的文章中看到了精彩的一段话。标题为《心灵的自由才是最大的体面》的文章说：我无法忘记……怀特（美国随笔作家）的一句话：“我并不以谋得受众或拥趸为乐，而是因为有时候在描写的过程中，我会偶然体会到当手指触及真理核心时极度的快感，并感到我描述对象所发出的微弱的厉喊。”

是呀，为真理而写作，为弱者而写作，从而达到自我心灵的自由，这是多大的幸福，而岂止是体面！

（原载2012年4月14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行动

偶然在飞机上翻杂志时看到了萨特的一句话：行动吧，行动了就形成了你的自身。

又写到在飞机上，这真不是故意显摆，也没有什么好显摆的，而是乘机时是我最好的读书时间：没有人找，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只能心无旁骛阅读了。

说实在话，我至今也没有很认真地看过萨特的一本著作，只知道他是行为主义哲学家，这很有愧“高级编辑”的牌号。对他与《第二性》作者波波娃的独特的恋情，倒在几本杂志上看过几次了。虽然是“被看”的（不是主动买的杂志，但也说明我与众人一样喜欢一点八卦的东西）。

我曾标榜自己不动笔墨不看书，虽然在飞机上，还是费劲地掏出本子把这话记了下来，后来还录在手机备忘录上，玩味了一些日子。

萨特这句话言简意赅。为人在世，说得再多有什么用呢？有人说得直白，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用。古语又说得好，临渊羡鱼，何如退而结网。

看中了方向，你干就是了。何必瞻前顾后，何必怕虎怕狼，生命不过是一过程，你在过程中认真地活着，就对得起生命了，不必去研究太深奥的理论和太深刻的意义。

萨特也说得很科学，行动了就形成了你自身。他的意思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行动，这必然会产生些规律性的东西。这规律性的东西，就代你说明了一切（行动的目的，行动的效果，行动的可能结果，等等）！

前些日子收到的一个段子恰好可以用在这里：重复的事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专注，你就是大家！哈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可以用来印证萨特的话？

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会那么感慨，借萨特这杯酒，浇胸中块垒呢？因为，在上海的宁波老乡兼前同事聚会，十年一觉扬州梦，回首人生，如大浪淘沙，无限感慨！这时就想到了萨特的话：行动吧，行动了就形成了你自身！

平心而论，聪明敏捷者不要太多；但勇于任事、不惧巨细又不畏艰难者的并不多。也许是执著的坚持，成就了我。

（原载2012年4月29日人民网记者博客频道）

醉美山阴

我的故乡在浙东宁绍平原东边的古城宁波，却对宁绍平原西边的另一座文化古城绍兴由衷地赞美！

最早知道绍兴（古称“山阴”）这个小城，是因为它的酒。

虽说宁波也出黄酒，但与绍兴酒一比，就是大巫与小巫之别了。小时候，家里来了贵客，外公就会叫我：“快去拷两斤绍兴老酒来”。他决不会说，拷几斤宁波黄酒来，因为这上不得台面。

绍兴酒，有着诗一般的名字：善酿、香雪；更有令人遐想的名字：状元红，女儿红。冬天，它是穷人的朋友，一杯下去暖了全身；夏天，它还是穷人的朋友，逼出暑气，一身通透。且看孔乙己先生如此潦倒，也要喝上一盅，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呀。

第一次在绍兴喝到绍兴酒，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毛泽东当时说，一部《红楼梦》就是阶级斗争史，甚至要戎马一生的许世友上将去读五遍《红楼梦》。伟大领袖一声号令，全国上下就掀起了“红楼热”，我以一介“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混入了宁波市图书馆的“工农兵评红小组”。

识了几个字的几个人凑在一起就起了“雅兴”，说是去绍兴瞻仰鲁迅先生去。这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想看鲁迅的家乡是真的，他的三味书屋，他的百草园，他的好友闰土，早在课本上就耳熟能详了。而内心中也想看看古城的小桥流水（当时就比宁波保护得好），想去喝喝绍兴酒、吃吃臭豆腐（兰亭和沈园，属于“封、资、修”不能去）。

1992年05月，本书作者离开宁波日报社后，与同事兼好友许财宝合影。许财宝后任宁波日报社副总编兼宁波晚报总编。

是日上午，坐了半天绿皮火车到了那里；下午徜徉在古城的小巷中，用当地现在的旅游广告词来说：照着中学课本看绍兴。

晚上，饥肠辘辘的我们就直奔小饭馆大快朵颐了。吃了什么菜早已忘了，只记得喝得很放开很痛快，虽然喝的是最便宜的加饭酒，但也是真正的绍兴酒啊！这酒浓浓的味道至今仍在，现在的古越龙山20年陈酿能比吗？

我自然知道，这个判断是唯心的，回忆总是醇厚的，更何况是酒；人也是越来越刁了，喝的好酒多了，把口味弄寡淡了。更何况，这是青春岁月的回忆呀，自然更会浓烈了！

绍兴，是值得一次又一次体味的。你看，绍兴的五大女性：孝女曹娥，美女西施，才女唐婉，情女祝英台，侠女秋瑾，至今鲜有超越者。

绍兴，更是男性骄傲的所在。你看：春秋霸主勾践，书法至圣王羲之，豪放词人陆游，一代文豪鲁迅，亦是至今鲜有超越者！一座座都是高耸入云的山峰，海拔至少5500米以上吧。

然而，我说醉美山阴，却更因了《兰亭宴集序》！

一篇兰亭序，写尽了文人墨客的情怀。遥想羲之君当年何等洒脱：“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我为“欣于所遇”浮一大白，这是参悟了人生后的真谛！

（原载2012年5月15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乱弹琴

曾在互联网的一个社区里混迹多日。因为“粉丝”的互动，让我时时手痒为文。

昨夜写了篇“醉美山阴”，自然是以绍兴酒为线串珠了。

这引起了阮粉丝的同感：“提起绍兴，我也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大三的时候，第一次去绍兴，它算是我们人文学院的学子们每年必去之地，深深喜欢上那干净得一尘不染的大街小巷。……后来喜欢上了越剧《孔乙己》，编剧王旭峰，一首片头曲引人传唱：‘九州洪波禹溪收，越王投醪酬貔貅。醉后闲题桥头扇，梦醒莫望沈园柳。梅子黄时雨，春草池上楼。浣沙石枕流，青藤墨迹幽。百丈龙湫千年愁，泻入鉴湖酿成酒。’收束处，也是绍兴黄酒……”

我回应：“无酒不绍兴”！

赵粉丝却不以为然：“我觉得，酒的味道从来都不符合人类对美味的定义，人之所以喜欢喝酒，更多是一种心理需要，什么样的心情下会喝酒，就会有什么样的味道……”

我不敢苟同：“小赵，酒与美味无关，对的；酒确实与心情有关，也是对的；但酒本身还是有酒味在，这不是心理需要或心情所能解释的。有机会好好体味酒吧，贵妃醉酒舞剑，是种境界；曹公横槊赋诗，也是种境界；三五好友把酒临风，更是种境界呀。”真是的，怎能说酒不好，哈哈！

这时，李粉丝来了：“范老师，我一喝就倒，至今没感觉出酒有什么美味的，心情好的时候，笑；心情差的时候，沉默，没有中间地带，听说葡萄酒可以养颜，喝了半个月当咳嗽药水喝的，从此以后就死了这条心了……”

我：“太可惜了！喜欢文字的人与酒无缘，是人生一大憾事呀！好像李清照也是喜欢喝一杯的吧，早期与她先生比记忆力时，输的人是要喝一杯酒的，当然她喝得少一点就是了，哈哈。”

此时，翠粉丝借酒说英雄：“看爷爷看的书，都具有英雄主义情节。我记得三年级的时候，字还认不全，就看什么《玉面虎下山》、《岳飞传》之类的小说，所以就喜欢英雄，崇拜英雄。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武侠英雄的时代早已终结，但是我们始终却还是夹道欢迎英雄的路人甲乙丙丁。”

2005年10月14日，本书作者在上海嘉定的赛车场留影。

我不由有感而发：“翠翠，你是幸运的，有那么好的爷爷，还培养了你英雄主义的情怀，这是终身受用的财富。但我不认同你甲乙丙丁的观点。诚然，现在不是英雄主义的时代了，但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时代。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考，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虽然，每个时代的思想不过是统治者的思想，但民间也有民间的思想。”

平时看书，也常有灵感闪动，但疏懒的时候多，一放松，也就像流水一样地过去了。在这里，让我记下了一些虽然肤浅却也真实的想法。

（原发2012年5月16日02路网）

鲁迅，我的高中语文老师

鲁迅，是我的语文老师，虽然他与我从没在同一个时空存在过。个中原因，且听在下慢慢道来。当然，我是他不合格的弟子。

读初中二年级时，我被“停课闹革命”了，那是1966年6月。666，这数字似乎很顺，于中华民族，于我个人，却都是大难的开始。

不读书了，干什么呢？造反！

先是写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大字报，继而写学校领导和其他老师的大字报，然后走上社会破“四旧”，去剪女生的“长波浪”（指烫发）和小脚裤，去敲掉她们穿的鞋的高跟。更有甚者，还合伙去抄别人的家。

大潮之下，打革命旗号的，却多是挟私仇以报复。当时，常有居民到学校来举报其左邻右舍是什么隐藏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于是，闲着没事还荷尔蒙过剩的乳臭未干的小子们，虽不明就里仍会聚起三五人，套上红袖章“呼啸”而去。

我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只能参加“劳动人民子弟红卫兵”（比正宗的差了一大截，但比“黑五类”子女好些。等级制在最革命的时代也是存在的！），也跟着去过一趟，以示自己的革命。

就这样荒唐着……“全国大串连”（我旅游的启蒙课），“到基层闹革命”（去工厂、商店、街道煽风点火），“复课闹革命”（如同将散养山上的猪拢回圈里），最后自己被革命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或附近农村插队落户。

我是独子，即没有兄弟姐妹，按说是“硬档子工矿面孔”（意即百分百的可留在城里当工人）。因成分不好、留城名额有限，学校仍将我划入了下放的名册中。算是照顾了，没有流放到黑龙江集贤、罗北等地，而安排在市郊农村。

街道红色宣传队三番五次地敲锣打鼓上门送喜报（当时的一种动员方式，让你“光荣”得不得不去），说你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农村插队落户了。

家里底气很不足（成分太差），既无门路、关系，也无余钱养我一个闲人，那就只好“从”了吧，好在近。

于是在1969年秋冬之际，我成了“知识青年”、“社会主义新农民”。按正常的年龄算，这个时候我应在高中就读，现在却被送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了。没落贵族（天一阁范钦的子孙）出身的我，从小养成了看书买书的习惯。于是将当时能买到的鲁迅的几本杂文集带在身边了，闲时翻翻。

天天受鲁迅他老人家的文字熏陶，他不就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吗？无人引领的读，无人解读的学，有时倒也另有趣味，读出了别样的鲁迅，我的鲁迅。

插队落户后，除留了城里有家这根尾巴外，真成了无产阶级。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冬闲时还不是天天有活），全劳力才0.7元左右一天（不是现钞，等年终分红才兑现）。我刚下乡时评为3.5级，是“学徒”级别，也就是说，干一天才0.245元期钞（“期钞”，杜撰调侃的）。

当时，从我插队的市郊洪塘回趟宁波城里，坐火车5毛钱（还不通汽车），对我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它要花掉我有活干的两天的纯收入！于此，深深领教了“一分钱难死英雄”的含义。于是看到鲁迅先生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引自《呐喊·自序》）当时真引以为知己！

在农村，像《祝福》中祥林嫂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她攒了多少年的辛苦钱却要去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觉得迷信得不可思议。真奇怪先生怎么去写这样一个糟老太婆？看了小说后，却抄下鲁四爷书房中的半副对联“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作为座右铭（这是革命者想不到的吧，鲁迅小说竟起了传播“封、资、修”流毒的作用）。

先生也给我出过难题。一老人和一小孩，牵驴在路上。有人说，有驴不骑真傻，老的去坐了。又有人说，怎不知爱护小的。小的去坐了，又有人说，怎不知尊重老的，老的又坐了。又有人说，为什么不两人都坐呀，他们照办了。又有人说，乡下人有好东西不知爱惜！于是，两人抬着驴走（凭记忆，大概是这么回事）。是呀，该怎么办啊？少不更懂的我曾傻乎乎地想了很久……

深深震撼我的，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当时看了，揪心之后是焦急，叫醒呀，这又什么好犹豫的？努力总比不努力好啊！幼稚的我根本不理解先生痛心国民麻木的心境。

先生以他洞察世事的深沉继续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必无之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希望是在于将来！”这话鼓励我一个人在农村苦斗了5年整。

更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先生立场的鲜明、格调的冷峻、言词的犀利，慢慢地渗透到我的骨子里：

我主张壕堑战，倘若受伤了，就躲进壕堑里，舔掉了血迹再战斗（大意）……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长歌当哭，须在痛定之后……

一个也不宽恕！

这些话，几十年后依然深深刻在脑海里。先生的那种苍凉，那种悲切，那种愤慨，更如在眼前，教我嫉恶如仇，教我勇敢前行，教我百折不挠。

自然，我也在鲁迅先生那里得到了关于爱的启蒙。他的《两地书》是我的爱情教科书，是“文革”年代中能享受的精神大餐之一。以后，我买过多种版本的《两地书》作为给年轻人婚礼的馈赠，还有一精装本，放在书橱的第一排第一本的位置上。

先生写过他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深入骨髓地刻划出时代交替之际的小知识分子的懦弱、自私与无能。在涓生身上，仿佛读出了自己的影子，感到了在子君之前的渺小！书中的一句话至今被我奉为经典且历久弥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鲁迅，其实是我的人生导师！

（原载2012年5月19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也说《桃姐》

我很落伍，今天才知《桃姐》是咋回事。

这个双休日比较悠闲，就翻起从单位取回的一大捆早些日子的报纸。在4月30日的《报刊文摘》第三版上，看到了《桃姐》的电影梗概，方知其中的起承转合。

我看，这里面，既讲的是主仆情，也讲的是养老问题。

“梗概”中特意摘出了牧师的一段话：“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苦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这大体是对的，但我想，还有种苦难，你亲历了却无法告诉别人，譬如死亡。

当然，这也许不是苦难，而是一种解脱。曾看到有文章讲了几个死而复生的人回忆濒死时的感觉很是美妙，却也是无从验证的事。

我们这帮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是坎坷一生。长身体的时候，遭遇了据说的“自然灾害”。想上学的时候，却碰上了“文革”。要工作的时候，让你“上山下乡”。好不容易结了婚，说实行计划生育，只能有独苗一根。等知识吃香了，却发现自己没有文凭。终于进城捧上了铁饭碗，说是实行合同制了。努力工作了好多年，却发现买茶叶蛋的比你挣得多得多。还没等你醒悟过来，却属于下岗对象了。终于捱到退休，却发现养老金比公务员退休少多了。

这些还不算，最痛苦的莫过于谁给我养老！

靠独苗？她有这颗心，有没有这个力？一对小夫妻要照顾4个老的，还不说要抚养自己小孩。

我想，我是决计不会连累他们的。

但你想，又有什么用？生活能自理的时候，当然你有主动权。一旦（人总有这个“一旦”），你动弹不得的时候，怎么办？进养老院是自然的。但能不能进去是一个问题；能不能进好的养老院，有没有足够的钱，更是一个问题。

2007年8月23日，本书作者的第一次拉萨之行。

进去之后护理水平如何，特别是个问题。想到现在某些服务人员的素质，真的是不寒而栗！

即使护理达到了标准，要强的人也会特别痛苦，洁癖的人更特别痛苦，因为他亲力亲为惯了，因为他对人对事的尺度太紧，别人怎么好总不如他！那么，从现在开始，降低自己的标准吧，问题是：改亦难！

人生，其实是个苦难的历程！我至今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初生儿出娘胎时，紧握拳头哇哇大哭，他们不愿意来呀！但这由不得自己作主！

不说那么悲观的话了，活在当下，当下正是春光好！

但愿到我的那一段时光，国家实施安乐死了，更但愿那时我还有钱，能跑到荷兰去安乐死。

哈哈！

（原载2012年5月20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医学博士放弃救父

前两天，刚与几位朋友在讨论养老与死亡；今天早上上海电视台也来凑了热闹。它的新闻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医学博士的父亲患了不治之症，无法开刀，也无法化疗。那位父亲萌发了放弃治疗的念头，那位博士也认为不必过度治疗。于是，博士将父亲送回日常居住的老家，让他吃想吃的，做想做的，安度余下的时光。

今天，有人拿这件事写了博客，强调了过度治疗的不必，但我觉得还有再深一层议议的必要。

放弃对自己或对自己亲人的过度治疗，要有高度的理性。据说，那位父亲虽是工农出身，但喜爱国学。也就是说，是有文化的人。那位儿子是医学博士，自然对生命现象看得比常人透彻。所以，父子合拍，就有了这桩新闻。

对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所以就有了种种千方百计地拖住生命尾巴之举，这也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

应该明白的是，过度治疗的一种可能是，确实拉住了亲人生命的最后一两天，但亲人所受的痛苦是非常巨大的。可能在那个时候，你的亲人已是手脚不能动，口更不能言了，但对痛苦的感觉恐怕尚未尽失吧。当然，等至亲家人回来的这种特殊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另一种可能是过度治疗没一点作用不说，反而加速了死亡的到来，这种鸡飞蛋打的事例亦可举出很多。

过度治疗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压力。博士这样拉父亲回家，一定会让不明就里的乡亲戳脊梁骨。但好在他是医学博士，人家慢慢会相信他对自己父亲病情的判断。

但不是家家都有医学博士的，亲人也不是都那么理性的。你听了医生的话，放弃治疗了，一是自己心里与自己家里难通过：万一有一丝希望呢？我这样做是不是对不起亲人？这种念头可以说是长久驱之不散的；二是亲戚邻里间难通过：是亲不救多冷漠，有钱不治多吝啬，背后的唾沫可能会淹死你。于是，有人就宁左勿右了，大手术做，名贵药用……

2010年9月，本书作者再赴拉萨。

结果，对个人来说，人折腾成灰了，钱袋也空空了；对社会来说，大量的宝贵的医疗和医药资源白白浪费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放弃过度治疗要有个逐步认识与移风易俗的过程。

还有一件大事，是临终关怀要跟上。显然，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基础工作都很薄弱，现在你放弃治疗了，就等于回家干等死了。

这种煎熬也十分痛苦。当一个人在身体极度衰弱而独自面对死亡时，他会感到极大的恐惧，因此他需要更多的安慰，甚至他需要糊涂与麻醉。在这个时候就要有相应的设备和力量跟上去。这比不必要的治疗更重要、更迫切！

让一个人有尊严地逝去，在今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载2012年5月22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鲁班师傅的斧头

前一阵子，民国时代的小学课本着实在网上网下被炒了一把。余生也晚，无缘受教。据说，这课本中有李叔同大师的《送别》这首名诗。但“长亭外、古道边……”的诗句，我还是借了电影《城南旧事》的歌声才第一次接触到，确实有点遗憾！

就我个人而言，觉得五十年代末的小学课本也还不错呀。记得有两篇课文印象很深。一篇《千人糕》，说的是一块糕饼要经过多少人手才能做成，让人明白了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另一篇课文的名字忘了，说的梗概却记到现在。

课文说，鲁班上终南山学艺，三年学成。师傅给师兄与鲁班各一把斧子，让他们去各地历练三年。三年后，师兄与鲁班回山。师傅问鲁班的师兄有何收获，师兄说，他靠师傅的手艺，挣回了一座金山。师父问鲁班的收获，鲁班说，我没挣什么钱，但人们都知道我是您教的（年月久远，难免错漏）！

学了也就学了，年少只知贪玩。

1976年10月起，本书作者在宁波市广播站通讯员培训班脱产学习四个月，为今后的新闻工作之路奠定基础。

面临名与利第一次的考验，是在1975年初，当时还在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公社给大队分配了两个名额，一个是到社办企业当工人，比较正式的，月工资有三十来元；一个是到公社广播站帮忙编写稿件，每月25元，能否干长看工作需要。

我的教育户师傅和几个村里的年轻人都主张我去厂里。一是跳出农门万丈高；二是虽说社办泥饭碗，也比没的强；三是与广播站比，每月差近十元。这一年加起来有100元左右，差不多在村里是全劳力的年收入了。

这三条理由，也正是我犹豫不决的原因。虽然还在“文革”期间，但毕竟现实生活里，没有钱万万不行，差一分钱也万万不行！

然而，出于我对文字的喜爱，骨子里也出于对扬名的渴望，更出于我对未来朦胧的希冀，这促成了我的人生第一次选择——去广播站。

也许是潜意识里，鲁班师傅的斧头对我产生了影响吧，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求名之路。

自然，起初求的是个人之名。当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响亮地回荡在清晨的乡间田野时，真的叫人十分兴奋。虽然只是播报到文章后面的半句话：“×××报道”而已。

但你想，一个终日面朝大地背向天的农民，熬了四五年之后有了翻身的希望，这心情该是怎样的状态？杜甫老夫子有诗曰：“漫卷诗书喜欲狂”或可借来一用。而这种激动在以后竟不可再得了。

然后，因了广播站的机缘，进了刚刚复刊的《宁波报》，当了跑财贸的记者。这时，见了些世面，也得到了老记者的提携，才比较清醒地想起了“千人糕”，想起了“鲁班的斧头”。

工人、农民在他们的产品上都无法或没有留下他们自己的名字，你有幸从事文字工作，你的作品才留下了你的名字。但你只是记录者而已，你的优劣尚且不知，留下名字，只是让你对你所做的负责而已！有什么可以狂喜？应做的该是，留下一个诚实的你，让赞赏你的人，不会懊悔认识了你！

我这样想了，也尽力这样做了，始终不敢忘记鲁班师傅的斧头！

（原载2012年5月29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送恩师

前夜辗转反侧，思潮难平。

21点的时候，师妹从河南安阳打来电话说，她父亲快不行了。我这周有事无法脱身，祈祷他能挺过这段时间。

昨天早上一起来，就找师妹要卡号，想汇点款过去。可她说，我的恩师吕宪平先生已撒手西归了。我久久无言。

今年“五一”准备去探望的，拟同行的老同事有恙，只能推迟。谁知，这一推竟成永诀！

我认识恩师是在1980年初夏，整整32年了。当时《宁波报》复刊，他原是宁波地委机关报《宁波大众》报的部主任，平反了来复职，我从一家商业单位调入。他当工交财贸组的副主任，我当跑财贸口的记者，是我的顶头上司。

吕老师，是我们小辈对他的尊称，他也不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官职。他也真的当过老师，被打成右派后，在郊区的一个大队小学里当了20余年的语文老师。他也真像个老师，一副黑框近视眼镜，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讲话细声慢语的也不发火。

我对领导总是敬而远之，再说他是老革命，南下干部，又说一口河南腔的普通话，似乎更与我们小百姓隔了一层，同他只是疏淡的工作关系。

记得进报社半年了，有次组里要增添些工具书。组长在会上发扬民主，问大家要买什么书。别人说什么记不得了，我说买本《说文解字》吧。那组长用嘲讽的语气说：你知道这本书是讲什么的吗？有的人笑了，我立时涨红了脸。心想，我提出要买，怎么会不知道此书的作用呢？但没敢吱声。

过了不久的一个星期日，有个到鄞县天童寺的采访机会，吕老师带我去了。傍晚结伴去爬“玲珑岩”，这山不大风景倒也别致。吕老师说：“小范，你写篇游记吧。当记者也要写点文学色彩的东西，以后写通讯就容易了。”

我熬了好几个夜，终于将一篇千余字的“散文”（地地道道的散漫之文，当时不会写，抓不住中心，写得很烂）给他了。

1999年，吕宪平老师在故乡河南安阳的留影。

心里惴惴不安的，想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批评哪。

他拿过去没说什么，就改别的稿件去了。

是过了两三天下班的时候，他才把我叫过去：“不错呀！第一次写就有模有样了。个别地方我动了一下，誊写一遍后给副刊吧。”

我拿回来一看，字句还是那些字句，但枝蔓一去，详略一变，结尾点题，首尾呼应，文章立马生动起来了。他还特意将我的名字勾在前面，心里觉得暖暖的。过两天，这散文登在副刊头条上，让几位年轻的同行羡慕得不行。我心里知道，这是吕老师妙笔生花的功劳。

在党报工作，解决组织问题是头等大事。我“先天不足”，虽有想法，却犹豫了好久没敢写申请。

吕老师知道我的家庭情况，鼓励我说，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即使你父亲有种种问题，你从小没和他生活在一起，没受过他的影响，你有什么心虚的。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那黑框眼镜后坚定的目光促成了我的决心，也帮我迈过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道坎。

吕老师更以他的人品感动人。他的婚姻是当年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妻子是河南安阳的农村妇女，倒大了吕老师3年，只因当地信奉“女大三，抱金山”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初，凭吕老师的长相、人品、文采，“换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吕老师不离不弃地把师母从安阳接了过来。后来我们知道，当时有位姑娘追求过吕老师，他忍痛割爱了。

因师母满口河南土话，与不讲普通话的宁波人无法交流也就无法参加工作，吕老师就让她专职家务。八十年代中期，到宁波日报没几年，吕老师打报告要回安阳，原因也是因为师母难以融入宁波，特别想念家乡，想念在当地的儿子和亲戚。

我们几个学生力劝吕老师不要走，从城市发展、个人前途等方面游说了许久，甚至说让师母回去好了，你一年探亲一趟不就行了！

吕老师悠悠地说了一番话：夫妻一场不容易。我打成右派时，她不弃我；我现在好了，就陪她回家乡吧。就这样，退掉报社分的百余平方房子，陪着师母带着小女儿回去了。

到了那边报社后，吕老师又是诚诚恳恳地干了10多年，从不向组织叫苦，也不向组织伸手。听说，他的大儿子还在务农，小女儿早已下岗。要是留在宁波，条件肯定要比安阳好多了吧！我想。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我领悟到，一个人按自己的良知去做，总是对的；他的内心，也一定是安详与幸福的。有道是：心安理得。心安，即幸福！

愿我的恩师一路走好！

（原发2012年6月12日02路网）

端午断想

越来越觉得，放假是提倡一件事或记住一个人的最好方法。

且不说，“五一”、“国庆”这样的政治性节日，放假了普天同庆，全民皆知。即便是传统的节日，亦会因放假而格外热闹与重视。今年的清明假期，据媒体报道，竟有上亿之众出门去扫墓、踏青、访友。不放假时的清明，哪有这么集中的人流？

今年的端午前几天，江南一带暴雨不断，也挡不住百姓放飞心情的脚步。上海电视台报道了，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端午假期的头天上午，沪宁、沪杭两条高速的上海出城方向都车满为患，10余里连绵不断。我想，定有很多人是奔苏州阊门和钱塘余杭去的，这期间这两地都有纪念屈原等先贤的大型民间活动。

仔细想来，我国众多的传统节日中，用来纪念个人的也只有端午节这一个，弥足珍贵。再仔细想来，端午时分来纪念屈原也十分恰当。这端午前后也是夏至前后，正是暑热渐盛、百虫滋生之时，民间历来有挂菖蒲辟邪，喝雄黄酒驱邪的传统风俗。想屈原是何等正气浩然之人，用来镇邪驱魔，绝对的非其莫属了！

多少年过去了，曾经苦苦背诵的《离骚》早已不知忘到哪里去了，唯有屈原与渔父的问答还多少有点记得。渔父劝屈原：“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丝毫不为所动：“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风骨跃然纸上，真的是令人高山仰止。

老实地坦承，直到现在，我对那渔父之词还颇为欣赏的。这水是清冽的，就用来洗洗我的帽缨；这水是混浊的，用来洗洗我的脚也不错。我想，这不是很好吗，我不同流合污，不就行了吗；我这样独善其身，应该很可以了呀。

细细反思，我这也是苟且偷安！

正因着这样的随波逐流，正因着这样的得过且过，而不敢前站一步，而不敢挺身而立，就使得自己也慢慢地向俗人之列靠拢……

见贤思齐吧，在这端午节之时！

（原载2012年6月23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活着就是修行

有朋友在我的《淡泊人生》一文后留言说：“是不是……所有的人生都经历了，也就圆满成佛了？有些特定的环境下很容易出世，但毕竟都是凡人，回到家，看着乱糟糟的现实，总想，怎么都得过的，是吧？我修自己，修不圆满也正常的，会悟出来的，迟早，所以，不急。”

讲得好，也很有点感触与其交流。

什么是佛？解释多多，我认为，自然即佛，天道即佛。我信奉“活着就是修行”这句话，它讲得极平实却极有深意。

是不是可以用这三层的意思来诠释这句话：

首先，延续自己的生命，并努力地延续长辈与晚辈的生命，这就是一种修行。生活如此艰难，以前是物质条件差，现在是竞争太激烈，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能勇敢地活下来，不容易！你这样做，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天道，就是在修行。

继而，传播文化也是一种修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不单单是给人一点钱财，而是将做人做事的正确方法传播了，让他们觉悟，让他们免入歧途，善莫大焉！

再是，修行也不是太复杂的事，顺其自然，本色为人，专心致志，即是修行。这一段文字可能有助于说明问题：

有问慧海禅师：和尚还用功否？

答：用功。

问：如何用功？

答：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问：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

答：不同。

问：如何不同？

答：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所以不同。

这短信我收到快有两年了，一直没舍得删。

真理，有时就那么简单！

好好活着吧，该做什么就专一地做什么吧，这就是最好的修行。

今天上午还随手写了首打油诗安慰人，录之以博一笑：

黄梅云雨天难晴，

喜悲在怀人易病，

且将烦事付东水，

心旷神怡气自定。

（原发2012年6月26日02路网）

将青春的一切照单全收吧

这两天，高考分数公布了，好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自然，几家喜欢几家愁。有的收获了期望的回报，所谓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的得到了意外之喜，复习对路，发挥超常，有了好分数；有的陷懊恼之中，因粗心之错，因情绪起伏，结果不大理想；也有大失所望的，高分变低分了，上某条分数线的期望泡汤了，等等。

我既当过考生，又做过考生的家长，体味太深了。我在这中间悟到的其实只有一句话：这世上唯一没有的就是后悔药。

时间的一维性，决定了生活必然是现场直播。它没有预演，没有彩排，没有剪辑，也就是没有重新再来，一切就这样了。

记得朱自清写过一篇关于时间的散文很是生动，大意是这样：当你洗脸的时候，时间从你的指缝中溜走了，当你感叹的时候，时间从你的叹息中溜走了。生活就这样毫不回头地向前走了，你后悔有什么用，也许总结一下，可能会给你的下一次带来点什么。但水无常势，兵无常法，谁知道下次又会怎样？

2005年3月，本书作者率人民日报组织的各地媒体记者团访问美国洛杉矶日报社，在这家报社一楼展示厅的老式印刷机前留影。

既然后悔没用，追悔莫及，那么就将青春岁月的一切都照单全收吧！欢乐的，留作美好的记忆；痛苦的，当作生活的营养；错误的，就作为今后的借鉴。让徬徨走开，将失败放脑后，也把忌妒和仇视当作垃圾抛掉，去迎接新的一天。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原载2012年6月28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插秧的学问

蝉声四起，暑气逼人，不由想起当年“双抢”时的情景。

何谓：“双抢”？这应是南方水稻产区的特殊说法。

大致在长江以南的地区，由于气温较北方高，农田一年可种三季。也就是说，冬季种菜籽或小麦，春夏秋三季连起来可种两季水稻。

农事，特讲究时令。我亲眼见过，同一块田里，同样的管理和施肥，隔一天种下去的水稻，到下半年的收成就大不一样。因此，要与时令抢时间。

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这段时间抢得更厉害，一边要抢着将成熟的早稻收割翻晒进仓，一边要抢着灌水翻地整田拔秧插秧，所以称之为“双抢”了。

30余年前还没机械插秧这一说，插秧速度快的人，于是特别地受到生产队长的青睐。

我当时年轻好胜又下了些功夫，插秧的速度在队里算是快的。经多年的“农业学大寨”后，田地大致改造成3亩大小，一般长是60米左右。那么每行6株插下去，在这段距离中，比别人快三分之一是常有的。插完了跳到田埂上，洗洗脚坐一坐，等着其他人，偶尔还抽支烟，很有种顾盼自得的味道。

有天，公社一干部来现场落实双抢种植面积，到了我们插秧的田旁。一些大嫂起哄了说，某干部，你不是说，你插秧是公社第一吗，今天亮亮相吧！

他架不住这帮妇女的“攻击”，挽起裤腿下田了。刚好是一块田的新起行，几个人一字排开，我也在其中隔得不远。

随一声“开始”，众人迅捷地解缚分苗，数双手上下翻飞，一枝枝绿苗齐刷刷地挺立在水面中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字阵慢慢地错落有致了，那干部果然了得，不知不觉间已在身后了（插秧是倒退着走，后即是先了）。

我咬咬牙加快了手脚的频率，慢慢地拉近了距离，在最后10米的“冲刺”中全力以赴，差不多与他同时跳上了田埂，心里不免有些得意。

在渠道旁洗了洗手脚，点火抽上烟，再来看刚才插秧的地方时，不由眼睛发直了。我种得东倒西歪的不说，人家一路下来种的是7枝，整整齐齐，没有一棵浮苗。再看他的白衬衫，挽起的袖管上几乎没有一粒泥星！

抬头看时，那公社干部已经走远了，至今我不知他姓啥名谁。但他教我的东西，我用了一辈子：有空不妨多种一枝稻，泥土活也能做得很干净！

（原载2012年7月16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收藏祝福

在我，过年的休假与一般过节的休假有很大的不同：不再聚亲会友地吃喝往来，而是钻进了故纸堆中整理寻觅。

吃的是文字饭，一年下来，总会有若干信件、书刊、草稿纸之类的东西，平时哪有工夫理它，就堆在一边。

过年时分，送故迎新，端的是忆旧抚昔好时节。因而就会静静地坐在桌前翻检：捡起一张揉皱的车票，就会忆起旅伴、旅程与一地的山水；翻开几张涂鸦的草稿，就会想起当时灵光闪现的瞬间；旧书中夹着的一张小纸条，会想起当时读书的随想片断；无意中找到了久觅不得的老照片，看着熟悉与模糊的脸庞，会有一段段往事浮现脑际。

我最乐意做的，是将每年元旦、春节之际收到的贺年卡片收藏起来。这些卡片是愈来愈漂亮了，披红描绿的，镀金带银的，还有的带上了动听的乐曲。

我看重的，却是卡片上的祝词。有好多的卡片本身就有祝词，有的平实熨帖，有的华美铺陈，有的意味隽永。当然，更好的总是寄卡人亲笔书写的语句。字如其人，看到这些熟悉的字迹，就会想起他们的性格脾气；看到他们的祝词，就会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想起与他们相处的一段时光。这些各显文采的祝词，寄送着岁月时光，寄送着交往友情，更寄送着深深祝福！

最难忘的是，前两年收到的伯母在病榻给我写的一张贺卡。小小的卡片中，正反面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绿豆大小的字，叙说她与伯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颠沛流离相依为命的一段经历。让我们珍惜这难得的太平日子，也就是平实而幸福的日子。据我堂妹说，这是她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近几年来，贺年卡日渐式微，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这让我的忆旧工作轻松了不少，也平添了些许惆怅。时代，不管个人的好恶，总在呼啸着前进。大浪淘沙，谁也难以在时间的长河中永生，包括我们生存的地球。

这样一想，也就放下了。

曾经从事过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工作，曾经有过如此许多难忘的岁月，也已经收藏了那么多的祝福，我知足。

（原载2013年2月12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学会幸福

既然，幸福取决于心态如何；那么，享受幸福就需要学习。

一个正常的人，大多可以自然而然地享受感官的快乐，目迷五彩，耳聆天籁，品尝山珍海味等等。而幸福是心灵的一种感受，并非天生就能享受，像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学习和训练。

我想，享受幸福，应该学会这三样东西吧。

一是能放下。人在路上，有经验与教训，但世界不是圆圈，一切不会重来，对的错的，都放下吧。人在路上，会有不少风光和人物，过眼即为我有，好的坏的，都放下吧。无事一身轻，无牵无挂，这样你会很快乐。

二是不执著。人在路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会形成自己的想法，会形成自己的习惯。但水无常态，兵无常法，要学会择善而从，豁达大度，这样你会很快乐。

1990年12月24日，本书作者（右一）与同事兼好友王仁祥留影。当时他刚刚投入商海，现在已成商界名流了。

三是会比较。人在路上，会遇上种种人、种种事，五彩缤纷，光怪陆离，就会有比较。有人将自己往差比，觉得自己很不行；有人将自己往好比，一不小心就会成阿Q。人在成年后，就像爬山过了顶，只会每况愈下。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因此珍惜你的拥有，珍惜你的现在，你会很快乐。

当父母健在时，就陪陪他们吧。没事也打个电话。他们心安，你也快乐。

当朋友重逢时，就好好聊聊吧。也许明日又天涯海角，且将愁绪留以后。

当孩子有空时，就和他们玩玩吧。转眼他们成人，再找不回现在的感觉。

当三月来临时，就珍惜春光吧。去踏青看桃红柳绿，别待花落折空枝。

当严冬的日子，就多想想阳光灿烂的日子，心里会暖意洋洋。

幸福，就在你我身旁，看你会不会享受！

（原载2013年2月14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鹅岭半日

鹅岭，我很熟悉。

毕竟在重庆待过5年，无数次从主城区去大坪、去沙坪坝，也就无数次从这里经过。因为，它在这两者的中间。

虽然车过时，会看到鹅岭公园各种花展的消息抑或什么活动的广告，但都没有留住我的脚步。鹅岭，于我只是一个地名，当时觉得自己很有些事要干。

前两天，又来重庆。

朋友的公司就在鹅岭附近，他力邀我入住鹅岭公园边的饭店。客随主便，我也就勉强住下了。心却想，这地方人来车往的吵得很，一个小公园有什么好的。

第二天起来吃早餐，一问餐厅居然在四楼。也好在在重庆待过，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这里的房子时常依山而筑，靠山的一面在一定高度上打开后，背面也会有一个平地的。

于是进去就餐。

进餐厅的一刻起，感觉瞬间好了起来。西式的餐桌和布置不说，抬头一看，门窗都是法式百叶的式样。百叶门的半开半掩处，透出外面是个公园的消息。

推门出去，鸟鸣婉转传入耳鼓，浓荫绿叶奔入眼帘，杜鹃嫣红更是成了抢眼的焦点。不由大喜过望，坐下来细细观赏了。

原来，这个餐厅与鹅岭公园中的一处景点，仅仅一道栏栅相隔。栏内栏外，树冠交接，微风拂过，叶声簌簌。

重庆的早晨还有些微凉，旅客都跼缩户内用餐，外面宽敞而清净，乐得我一人品味。

山城春早，藤蔓新绿，水竹吐翠，盆栽的杜鹃竟艳艳地怒放了。两盆大红的反过于浓烈了，倒觉得那紫红的，有着娇艳的味道，惹人爱怜。

这户外餐厅是西式布置，而这园林却是中式设计：借山体成峭壁，挖淤泥成绿池，高低错落，自成格局。青苔碧波相映已自生趣，三二落红飘浮更显情调，数尾金鱼雍容从容地摇曳其中，令人顿然忘机也。

更妙不可言的是天籁鸟鸣。树荫浓密处时时传出千回百转的鸣叫：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细细看起，这鸟仅我两指大小，通体暗绿，头上有道白色的圆环。

可惜，我除了认识麻雀与乌鸦还见过猎鹰外，其他的都叫不出名。其实，这有什么关系，你欣赏的是它的鸣叫。你听，这边叫了；你听，那边又叫了，可惜手机在充电没带在身旁，应该录下来。在心烦的时候听听，我想，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吧。

小鸟不但是歌唱大师，还是舞蹈专家。它唱得高兴了，就从树丛中飞起来，姿势撩人地从你面前掠过，高翔几圈后再回去浅唱。我想，它也在吸引眼球吧。我静静地听着，不敢打破这平静。怕惊了它的歌唱，也怕惊了我难得的清闲。

（原发2013年3月30日02路网）

《立》

夕照寺印象

不知怎的突然动了心念，此次入住夕照寺会馆。

燕京八景，其中之一是“金台夕照”。在人民日报社服务了20余年，它的目前所在地即金台西路。大院中亦有“金台夕照”一景。也许潜意识里，就对“夕照”有了莫名的好感吧。夕照寺也曾路过，古朴小巧的山门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就想，定要好好拜谒。也许是这两点促成了此行。

夕照寺与金台夕照有无渊源，恐是湮没难考了。这小寺院法脉渊远，明正统年间就香火旺盛，是颇具盛名的禅宗宝刹。细数下来，竟有600余年的历史了。

今日得闲，傍晚进去观瞻，寺院竟极安静，无当家主持，却设茶座待客。踏幽径，绕过大殿，行至最后一进禅房。远闻诵经有声，近见香烛摇曳，遂推门而入，见坐东面西，供奉着一木质立式观音。神像虽有残缺，然法相庄严，令人肃然起敬。瞻仰许久，心中暗喜：际遇巧合，有幸见此。

禅宗不立文字，倡禅意或禅机，各人各悟，讲究“不离不染”和“妙悟”；又以易简疏淡而机趣无限为上品。由此想起一则逸闻，说是苏东坡先生去一寺院问道，大和尚笑而不语，直往苏先生的茶杯注水。苏惊道：师傅，茶杯满了，怎还倒水？大和尚说：满则溢。

转入寺院大院，花圃中数丛丁香正仰天怒放中。据称，丁香为此寺寺花。寺有寺花，尚是第一次听闻，但丁香确值一赞，不事张扬，暗香袭人，如同信佛人作功德，只管做了去，不必问上苍。忽有所悟：夕照无古今，江流入海去，用心修善行，何须卜穷通。

（原载2013年8月24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给自己的最好礼物

过节了，过年了，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又要礼尚往来，热闹得很。

那么，给自己一份什么礼物呢，你想过没有？

美食者说，选上点想吃的鱼肉，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嗜酒者说，买上一瓶佳酿，与好友对酌三五杯；爱美者说，挑件时尚的衣服吧，美美地秀上一把。

其实，健康才是给自己的最好礼物。

但这个礼物不好买，需要的是天天的心理与饮食的平衡！

难的是，持之以恒呀。

元旦前的半个月，我去体检了。

现在有电脑后，不用自己去取体检报告了，说是10天之后就会短信通知，可上网去看。

到了年底，左等右等，却不见短信过来。

2010年7月3日，本书作者在帕米尔高原无名溪流前吟诗曰：醉卧沙场君莫笑。

心中不免忐忑，打电话去问，说是10个工作日。

新年一过，短信如期而至。上网一看，基本达标。心中的那种轻松，难以言状。你说，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健康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呢？我常常调侃自己说，生也不幸，少年时代碰上了1961年，在家里也吃不饱；青年时代碰上了1969年，在农村更吃不饱；进了城却当起了记者，吃是有得吃了，但生活乱了节奏，吃的时候撑死，饿的时候水都没得喝。久坐不动，长期用脑，都是健康的大敌，却是我的常态。

拜托老妈遗传给了我好的基因，加上自己还能控制饮食，注意劳逸结合，因此除了胃有点问题外，其他的零件尚无大碍。

你说，这是不是自己给自己的最好礼物？

节日期间，也是海吃浪喝之际，请珍惜自己吧。不给自己送礼物，至少也不要作践自己的自体呀，是为共勉！

（写于2014年1月9日）

戏与人生

乡村旅游，旧戏台是必看的节目之一。

江南富庶之地，乡村的中心之处，某一大族的祠堂，每每会有一处戏台。

这戏台，或简陋，或繁复，上演过多少悲欢离合，引发起多少喜怒哀乐。如今星流云散，尚可观摩或可沉思的，就只有色彩斑驳的旧对联了。

如果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么，这戏台的对联，则是精华的浓缩了。有人就将诸暨乡村比较有名的戏台对联搜集起来了。

请看：

诸暨直埠张氏宗祠戏台对联是：做几篇无字文章；绘一副有声图画。

诸暨枫桥大庙戏台对联：数尺地五湖四海；几更时三朝六代。

诸暨安华镇邵家塘祠堂戏台对联：世阅古今都是戏；物视内外尽成文。

诸暨汤江乡邵家宗祠戏台：月在寒潭花在镜，海中幻影蜃中楼。

诸暨应店街张家宗祠戏台：声为律吕身为度，云想衣裳花想容。

诸暨马剑镇沈家宗祠戏台：论英雄一生正气酬壮志；数豪杰两袖清风化甘霖。

用文学的话说，戏剧是生活的诗化。人生，有得意时，有失落日，有无法排解处，有痛苦悲愤情，就化为剧中戏，化为剧中人。

宁波老家有句俗话这样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呆子。其实，疯也不疯，呆也不呆，不过是借他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罢了。

有副台联写得好：“看我非我，我看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就像谁。”读起来，很绕口；细想来，却有庄周梦蝶，人生幻灭的意思了。

戏，总归是戏；人生，依然继续。“穷的富的，贵的贱的，睁睁眼看他怎的；歌斯舞斯，哭斯笑斯，点点头原来如斯。”

（原载2014年3月8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忆老总编

何守先同志，是《宁波日报》的创始人，他退下来后，当时30岁上下的我们这些人，都尊敬而亲切地称呼他“老总编”。

1980年5月底，我从一家商业单位调进《宁波日报》，当时报社正在复刊阶段。最初接触何守先同志时，就感觉到一种威严。

他有不同于南方人的比较高大的身材，稍稍显黑而棱角分明的脸庞，讲话斩钉截铁而言论文章天天见报。对于初涉新闻殿堂的我，用现今的流行语来说，他属于“男神”一级的人物。

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找我个别谈话的情景。那是一个下午，他打电话叫我过去。我当时在工交财贸组编辑每周一期的《宁波市场》专栏，心里惴惴然的，不知他要批评我什么。

不想，一坐下，他还表扬我几句，说进来时间短，能编版面也不错，等等。我想，这是为批评打铺垫吧。他话锋一转说，我觉得，一个版面没有评论就没有自己的观点，你们年轻人学新闻，将重点放在如何采访上，如何写好消息与通讯，这是对的，也是基本功。但是，你们不知道，新闻，可以说“灵魂”的东西，是它的评论。会写评论的人，他知道新闻的精华所在，而且能将新闻的精华再提升一个层次。你要学会写评论！

就这样，言简意赅地结束了我与他的第一次对话。其实，他像带研究生一样给我上了一堂课。我懂了，老总编，我可以告慰你，你的学生没给你丢脸。后来，我写的评论多次上了《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这个名专栏，在《人民日报》一大帮记者中，我的评论写得还算可以。我想，这得益于你给我上的第一课呀。

也是1980年到《宁波日报》这一年的下半年吧，宁波市办了第一次的工业品展销会。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可是一次盛会，我就带了家人前去参观预展了，以开开眼界。

1995年，与宁波日报社编委合影。倚柱而立者为总编何守先同志，前排左一为本书作者。

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到了报社，于是在单位的全体人员大会上，我受到老总编的严厉批评。会后，他又把我找了去，说年轻人不要难过，而是要吸取教训。记者证是给你采访的公权力，而不是自己行方便的通行证。今天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帮助，当然也是对其他人的教育。如果你记住了这两者的区别，你就会终身受益。受批评时，心里是有好多好多的委屈，多大的事呀，不就带个人去看看吗，也没买什么便宜货。但这件事在当时至少使我做事小心谨慎了许多，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习惯。

30多年后回头看，我换了多少岗位，有很长一段时间独当一面，人财物都是我一支笔签批。但有了小心谨慎使用公权的警惕与作风，让我从风波起伏的人生中从容地走了过来。这也是老总编给我的精神财富呀。

让我终生记忆的事，出现在1983年10月的一个晚上。那天《宁波日报》召开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大会，专题讨论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宜。会议按议程进行，先是本人自我介绍，然后是入党介绍人介绍我本人的表现，接着是其他党员同志发言，最后进行表决。

就在主持人要宣布举手表决的这一刻，有人站起来说，范伟国的家庭出身很有问题，这样的人怎么能入党？

一语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我心里暗暗叫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哪，完了！不但这次入党泡汤了，可能以后也没有这个门了。

大概二三分钟后，何守先同志站了起来：我想说一句话，今天会议主题是什么？是讨论范伟国的家庭出身问题，还是讨论范伟国本人的入党问题？如果是讨论范伟国的家庭出身问题，那么现在就可以散会，这个早已有了定论；如果是讨论范伟国本人的入党问题，希望大家就范伟国本人是否符合党员条件这个议题继续展开。

又是一语惊人，全场再次鸦雀无声。

这话惊醒了一时被搅浑了脑子的人，会场上不一会响起了嗡嗡声：是呀，是讨论范伟国的入党呀，扯到家庭出身上，讨论都不用讨论。

我悬着的心开始放下了。

什么叫高屋建瓴，什么叫拨乱反正，什么叫爱人以德，我在这次会上得到了活生生的最深刻的教育！不但我的政治生命得以改变，我的人生观也得以极大的改变！

老总编，可以告慰你的是，在我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五六个单位里，我总是谦虚谨慎，我总是宽厚待人，我总是能帮人家多少就帮多少。

想想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刻，得你之一援手，得你之公道话，才有了今天！我怎么能够不尽一己之力，去帮人家一把呢？

老总编，你是我人生的良师！

（写于2015年9月21日晨）

乙未冬月有感

去重庆驻站15年了，自重庆到上海亦有10年整了，多少沧桑潮汐，多少人事变幻，然初心未改，情愫依然。

集古诗句略改如下：

三千里^[1]路云和月，五十^[2]功名尘与土。

幸得当年明月^[3]在，曾照彩云归三峡。

注：

①三千里：沪渝两地空中距离1500公里。

②五十：50岁到重庆赴任，故将原诗中的“三十”改了。

③“当年明月”句指的是，10年后回去，与重庆的老朋友、老同事依然可促膝长谈，推心置腹，一醉方休。

是夜，出湖广会馆，抬头见星光依稀，白云在灯光辉映下也成彩色。油然记起2004年12月31日深夜，与记者站的几位后生从三峡旁的开县天然气井爆现场赶回重庆发稿，元旦时分尚在梁平地面行驶，看窗外也是星光依稀，薄云片片。三峡，一定要再去走走！

（写于201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