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

范先生

范先生，我的外公，离世已有30多载了。

我小时候，弄堂里上点年纪的人都叫他“范先生”。我外公从没在学校里教过书，小巷子也不是讲究客套的上流社会。邻居们这样称呼，自然是带着一种尊敬。

想写一写我外公，是我多年的心愿，却因为疏懒，总是没动笔。去年十月起，来过几次北京，因为心情与事务的诸多因素，总没去看看表弟，终于在阳历年底前抽了个空。

细一想，俩人竟也有三四年没见了，真不知在干些什么，一转眼自己都退休了。早几年看过韦君宜的一篇散文，说是早就有个长篇小说的构思，工作时想等退休时写，退休了又忙这忙那的，忙得脑溢血了，写个小文章都很吃力了，最终遗憾离世。

说是表弟，我与他可比亲兄弟还亲。我从小没见过父亲，一直生活在外公家中。他呢，打小离开父母，也到了外公家中。于是，俩人在一个锅里吃了二十余年的饭，你说能不跟亲兄弟一样？

岁末年初，就容易聊到往事。表弟很感慨：知道我家根底的人说，你跟你哥哥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能到现在这样子真不容易！

《浓荫》作者：赵钲

我说，是呀。我单亲抚养，没有父教；你远离父母，缺少亲情，都很容易形成脆弱孤僻的个性脾气，甚至会走向极端。如今，我们各自还有些作为（他是北大教授），这主要是靠了外公啊！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是他默默教了我们怎么做一个大写的人！

久久沉浸在追忆中，我们眼角都有了些晶莹。也就是这次会面，触动了我写外公的文思。

外公范先生，可谓仪表堂堂。个子挺拔，在当年有1米70多身高，是很有回头率的；双眼大而有神，总是透出几分和善。哪怕是穿一件旧衣衫，也很有点范儿。

其实，他很辛苦。每每他都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天不亮就出去扫巷子了。外公早先在上海做徒工学生意，临解放时百业凋零，他只好回到宁波老家。在老家同样没有工作，就靠扫街来贴补家用。

我记不得这报酬的具体数目了，好像也从来没问过他。

当时学徒工的一个月工钿是人民币13元6角，他扫地大概也就这个数吧。虽然所得极为菲薄，但他扫得十分认真，角角落落的地方都找不到果皮纸屑，卫生先进的小红旗始终插在巷口。现在回想，感慨无限，人要活个精气神，看来外公做到了。

等我们起床时，外公早已扫完巷子回来了，常常挂着满脑门的汗珠。如果在冬天，他已经谢顶的头就会像下面点着火的蒸笼一样热气腾腾。常常累成这样，他自己仍舍不得喝碗豆浆什么的，却必给我俩买来早点。

没钱买蛋糕、粢饭、金团这类价钱贵的糕点，早点也就是一副大饼油条吧。当时不懂体恤老人，也从没问过他吃了没有，往往一把抓来咬在口中，背起书包风也似地上学去了。这大饼哪怕在冬天都是温热的，恐是外公捂在怀里带回来的吧！

三年“天灾人祸”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头三年），粮站连早稻米（南方种两季稻，早稻米质量差不抵饿。在丰年时，粮站每月会有三五公斤晚稻米的供应配额）都不能保证足额供应了。一人每月的24斤定粮中，记得有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是番薯干或番薯粉。

这黑不溜秋的番薯粉散淘淘的，得掺入好多面粉才能捏成团。我家经济条件还算好的，妈妈在邮电局工作，工资稍高些，能买点黑市商品（黑市，就是政府不允许公开买卖的物品，百姓却在私下交易的地方）。这自然也有外公每天的汗马功劳！于是，就从黑市里买些面粉，将番薯粉掺入后做成饼吃。蒸熟后，这饼倒甜丝丝的还有点糯性，年少不知愁滋味，吃一二个还觉得蛮好吃。

麻烦的是番薯干。乡亲们在刨削的时候哪有工夫去皮呀，可能也舍不得去皮（粮食紧张，有皮分量重呀）。天闹灾，这番薯个头也长得小，短短的一根中，两头都是皮还沾着泥，直接去煮还真不行。

我每每放学回家就看到，外公坐在堂前间的椅子上，耐心地将番薯干两头的皮剪掉，洗了几次后再掺进米里煮。这说来也有点奢侈，人家吃不饱的时候，我们还在剪番薯皮。但当时外公是为了让我们在长身体时吃得好点，就这样地费心费力。煮成饭了，外公往往先把饭中的番薯干扒拉到自己的碗中，再给我们盛饭。这样，我们的碗里基本上都是白米饭了。小孩也不懂谦让，还觉得大人这样做是应该的。但自然也把这举动无意识地记在心里了：做男人，是要这样吃苦在前的。

外公自己极节俭，但他却不限制我们小孩读书上的花销。“文革”期间，刚好是长学问的时候，每当借得一本好书（常常是“禁书”），就会连夜一口气读完它。在外婆为心疼电费而唠叨时，外公总护着我们。他的堂兄弟中，有一位自学俄文成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时常被他用作鼓励我们好好读书的榜样。我表弟后来苦读外文，外公早年的鼓励一定是最初的推力。

外公写得一手好字，又和善。邻里老人就常常找他代笔写信。他一落笔，习惯把一页信纸写得满满的，把他们的心意都在纸上倾注满了，有时连纸的背面都写上了。写到这里，自然忆起了那句名诗：“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密密的写，使让外公代笔的老人们十分满意，觉得那才是真正地将一份思念变成了沉甸甸的家书。于是，找他的人更多了，这自然是义务劳动，他却乐而不疲！我从小爱惜纸张，一直到正反面都用了才舍得扔掉，至今亦然，就是受了外公的影响。

我下乡时，他怕我学坏，差不多半个月就会来一封信，吃饭如何，农活重否，和队里的人关系怎样，等等。这时读信，就觉得外公成了外婆了。有次翻检旧箧还发现了两封信，很珍贵地保存起来了。可惜，后人还能体会其中的滋味么？

外公是街道的小组长，“文革”前主要是动员居民打苍蝇、灭蟑螂什么的。另一个要务则是调解，张家李家动手打架了，王家的婆媳闹矛盾了等等，往往来请小组长过去讲公道。我们家吃饭时，老有别的墙门（东南一带的人将类似四合院的房子冠以“墙门”这称呼）的人心急火燎地过来叫外公去劝架。我有时跟过去看热闹，看着外公三言两语就把双方摆平了，很是佩服。许是他平时很讲公道的缘故，巷子里的人们就称他为“范先生”了。

那年横扫“四旧”的风，也刮到了我们的小巷。我家租住的是老实巷24号里的两间房，房东也和我们住一个墙门里。这家人多势众又有钱，平时很看不起我们这家老的老小的小的。有一天，乡下有人上来贴大字报，揭发他家是漏网大地主，把他们搞得灰头土脸的。我高兴死了：吓，你们也有今天！

晚上，外公把我叫到跟前，很严厉地说，你不许跟着别家小孩起哄，不许叫那老太太是地主婆！我从来没见过外公这样严肃过。自己是弱者，还被人家欺负过，却不落井下石。也许，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是这样的吧。

小巷斜对门的22号住着一位陈姓老太，当时有60余岁了。她的婆婆80多岁，俩人相依为命。有天下午，红卫兵来抄家，说陈是资本家的小老婆，家产都是工人的血汗，全部要充公。来了好几辆黄鱼车，要把她家的东西都拉走。

外公一看急了，就过去找了个头儿模样的人说，你总要给人家留些过日子的东西呀，被子、衣服不能拿走！这帮人才收敛了一些，弄了些硬木家具和字画走了。陈老太第二天过来，千恩万谢地要塞些钱给外公，外公怎么也不肯收。

其实，头夜他落了我外婆一晚上的埋怨。因为我家的成分也不好，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外公还这样引火烧身。万一这带头的人火了起来，来查查我们家的底细，或者将我们家也一起抄了，不就连老本也赔进去了吗？

外公虽然是大户人家出身，但是还在娘胎中，他父亲就过世了，家道败落，寡母孤儿相依为命。及长，学得一手好算盘，又命薄心傲不肯屈身求人（他舅舅陆家号称“宁波西半天”），打了半辈子工无所积蓄。生育了一儿两女，虽各有工作却各有难处，外公到老还得替儿女们带养小孩。

这样的艰难人生中，从没听外公吐一句怨言，却总是乐呵呵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外婆有时要数落他，他就避开，等夜深才回，外界不大听得到他们两人吵架。

我年纪小时，外公还抽几根烟解解闷，是1角3分一包的，叫做“烂眼红鹰”的最低档烟。一包烟省着抽，能对付上三五天，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戒了，也为了省钱吧。记得我去插队落户时，外公买了两条最高档的3角3分一包的精装“上游”烟送给了我在乡下落户的那家主人。这可是他半个多月的扫街钱哪！

他故去得很突然。那年夏天，我外婆的妈妈（住在同一条巷的8号，我们称之为“八号太太”，以区别于外公的妈妈）去世了，她的儿子不知何故不去联系墓地，外公这个老女婿却被支派过去了。大热天的到三四十公里外闷热的山区里转了大半天，没几天又送老人上山。等老人安葬完毕，他也一病不起。送医院检查，医生责怪我们，怎么这么晚才送来，已是胃癌晚期了，无法开刀！

当时已参加工作了的我大哭一场，后悔自己粗心！其实早就有蛛丝马迹可寻。外公的胃口不好、胃痛已有一段时间了，只配点药就对付过去了。我想，外公是知道自己病况的，但他没有公费医疗，怕加重我们的负担，就默默熬着，这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啊！我不是从农村回来也赚工资了吗，外公，你为什么这样苛待自己呀！子欲养而亲不在，人之大痛也！

每每有想消极的片刻，想起了外公，就觉得惭愧！

清明节快到了，更想他！

（原载2012年3月27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白帆布球鞋

市面流行帆布球鞋，已有一段时日了。街头，常有年轻人穿着炫目的球鞋，风一般地走过。每每钦羡之余，就会想起自己追梦白球鞋的轶事。

我就读的小学是教堂改建的，洋人比较注重文体吧，就比别的学校多了架钢琴与一副篮球架，能玩并不单单只是砖头搭的乒乓台了。

也许是基因的关系吧，我从小个子就比别人高些，在五年级进了班级篮球队。一放学就站在篮球架旁，苦练“三步上篮”、“立定跳投”等等。

当时的男生大多穿的是“解放鞋”，仿军鞋的样式，鞋头粘了半月形的胶，现在则成了民工鞋。

“流行”这种鞋，一是便宜耐穿，好像两元多点就能买上一双。男孩子的脚头重，又喜欢到处乱踢，一双布鞋只要三五天，鞋前头就开“天窗”了；二是晴雨两用又耐脏，一年至少有三季可穿。

20世纪60年代初，百姓间的贫富差距可忽略不计。但再平均主义，社会也会有差别，这在鞋上就体现出来了。

《岁寒犹有傲霜枝》作者：赵钲

当时，上海出了种球鞋，全白帆布作面，浅黄的橡胶底，很软，一弯就360度了。说简单点，就跟跳芭蕾舞穿的鞋一样。粗略的差别在于，白球鞋是一边四个孔系带的，跳舞鞋好像是两根长带往后系的。

球队有一二个同学穿上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特别的有范儿。他们运球更快捷了，弹跳更有力了，好像自信心也更足了。比赛起来，只觉得满场都是白球鞋在飞舞，自己在球场边常常盯得眼睛发直。拥有这样的一双球鞋，恐怕就是我当时的最高理想了。

下决心“见贤思齐”。

向家里要钱是绝没有门的。老妈一人养着外公、外婆和我，还有乡下的舅舅要照顾，入不敷出。当时自己年龄也小，更没小工可打。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吃早点！

还算小康之家吧，一副大饼油条加一碗淡豆浆，是我的标准早餐。大饼2分油条3分豆浆2分，加起来是7分。虽然甜大饼甜豆浆各贵了1分，虽然本人很喜欢吃甜的，但那时的一分钱真非同小可，平时决计是不吃的。

现在，为了球鞋就更委屈自己了。先省掉的是豆浆，后来油条也不吃了，改吃2个大饼，这样一天能省3分钱！记得最后几天，连大饼也只吃一个了。克扣了自己多少日子算不清了，真的是为了白球鞋，节省我的每一枚铜板！

终于，终于有一天，凑齐了12元5角（没记错的话）。在一个下午不上课的星期五，跑到了宁波最热闹的东门大街，在最有名的“老三进”鞋店中，直奔目标要了这双白球鞋。

买到后还舍不得穿，回家看了几次，最后塞进书包中，想着明天约几个同学打球去。

是夜，很幸福地早睡了。

梦里还在笑着的我，却被半夜才从单位开会回来的妈妈叫醒了！

原来，她发现我书包鼓鼓的就打开了，一看是双崭新的球鞋不由地呆住了，于是想要问个明白。外公、外婆也被惊醒了，坐在我的床边，很严肃地看着我。

妈妈很耐心地劝说我：阿国，你这鞋是从哪里来的？你人还小，不懂事，人家的东西不能要，这么贵的东西更不能要。如果错拿了人家的东西也告诉我，妈妈明天去还给人家。这样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

我迷迷糊糊地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听了几次才明白，原来家里以为我是偷了人家的东西！天哪，这太冤枉了，我可是饿了不知多少天的肚子才换来的。

我真的醒过来了，大声地对妈妈说，不是的！不是的！这是我自己买的！

妈妈瞪大了眼睛，像不认识我了。外公、外婆也不相信我！妈妈说，我知道我们家阿国是不会说谎的，你好好告诉我，错拿了人家的，我们还给人家，向人家认错就可以了，你快点告诉妈妈！妈妈真的急死了！

妈妈，真的，是我买的！我更大声地说！

啪！一阵热辣辣的痛从脸上传来。啊，妈妈打我？！妈妈从来不打我的呀！还打我耳光，还那么重！我号啕大哭，怎么也不开口了。满腔的冤哪！

还是外公，等我稍稍缓点的时候就说，那你倒说说看，你这买鞋的钱从哪来的呢？冤枉随着刚才的放声大哭也散去了一些，我就抽泣着，断断续续说了少吃早点省钱的经过。

妈妈听着听着，眼圈一红就抱着我的头大哭了：你为什么早不跟妈妈说呀，为什么自己这样省钱呀！又摸着我还“印”着指印的小脸说，痛吗？痛吗？看着，看着，又抱着我哭了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天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家人一起吃早餐。

妈妈把那双白球鞋拿了给我说：去退掉！我们家没有条件穿这么贵的鞋。这钱你省下来的，就自己留着，还是买书看好！

我不愿去！一是舍不得；二是难为情！

妈妈的泪无声地从脸颊上滚落下来，哽咽着说：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苦难！你阿爸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养你这样的加气包，我作孽啊！早知道这样，早点送给人家好了！

一个小男孩，帮不到妈妈，也撑不起家，就不给她添乱吧。我拿上鞋，一步一挪地去那家“老三进”了。一路上流着泪，为我的白球鞋，为我的球鞋梦，为妈妈的责骂……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苦难！”这话烙在心里了，鞭策我至今。

（原载2012年5月25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后载2015年1月《宁波晚报》）

妈妈的棒喝

在《白帆布球鞋》最后，我这样写道：一个小男孩，帮不到妈妈，也撑不起家，就不给她添乱吧。我拿上鞋，一步一挪地去那家“老三进”了。一路上流着泪，为我的白球鞋，为我的球鞋梦，为妈妈的责骂……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苦难！”这话烙在心里了，鞭策我至今。

一位好友看完后说：“你还去退掉了鞋子，确实够难为情的了。换我铁定是不肯的，然后会和老妈冷战的。”

我回答：“一个在双亲健全家庭成长起来的人，难以体会没有父亲的男孩的心路。”

我想，我还会好好写一写我的母亲。我与她相依为命，在我童年，她是我的唯一靠山，也是我的唯一偶像！别的小孩的童年，应是阳光居多吧。且翻开我幼时比较沉重的记忆一页。

我3岁时，父母因政治上的原因被迫离婚了。小时候没有父亲的一丝印象，到快30岁时才见到他。家里人并不多，外公，外婆，妈妈和我。舅舅下放在农村，阿姨在外地。阿姨能自给，舅舅要贴补，其余仨都靠妈妈生活。她是顶梁柱，塌下来全家就要喝西北风了。

妈妈在邮电局工作，按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月有50多元工资很可以了，但架不住用钱人多开销大，常常捉襟见肘。

压力不完全在于金钱。邮电局当时属于机要单位，人员管理很是严格。满负荷8小时上班不说，下班了还要学习，一搞就是一两小时。大小运动此起彼伏，单位里的“学习”也就连接不断，一周四五次很常见。

那时的“学习”可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轻松，不但人人要发言，还要交书面材料。这书面材料还不能空洞无物，要联系实际谈思想查工作改问题。

对一般职工来说，学习就学习吧，你讲我听，你说我做就是了。但家里成分不好或政治上有点小问题的人就很难受，领导会时不时地将你拎出来敲打一番。这叫联系实际！而我妈正好属于这一类。

妈妈常常挑灯苦战，为写学习心得煞费苦心，材料中不能说自己没问题，也不能拿大问题往头上套。“为求一字妥，捻断数茎须”，对她来说，不知掉了多少青丝了。

这“学习”十有九次会拖延结束，小领导常以此显示对革命的热爱。却不知这暮云四合、华灯初上之际，却往往是我家里最紧张的时刻。外公或外婆会时不时到路口张望，看妈妈下班回来了没有。如准时来了，这顿饭就轻松了，回来得越迟越担心，生怕出什么事。

有时候久等不来，外婆就会领着我，到她单位外边远远地看着。看她脱了袖套笼出单位门来了，我们就比她走得更快回到家里，然后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让妈妈知道我们在门口等她，她是要发火的，她不愿家里为她担心。

无论哪个女人，其实都想有一个随时可倚靠的肩头。我妈妈她不但没有，还常常装出在单位很开心的样子撑着。也有掩饰不了的时候，有好几次，妈妈吃了一半就放下饭碗进了自己的房间。我们也不好问，默默地吃完，快快地收拾。

有时，她也会在饭桌旁说一些单位的人和事，但让人高兴的不多。我们最怕听到的是，谁谁谁又下放了。

当时，邮电局常会将一些不听话或不顺眼的，当然也有业务差的人，下放到乡村邮政所去。这样，两地分居、交通不便、工资下降，职工都畏“下放”两字如虎狼，家人更如此了。

单亲家庭中的小孩心灵特别敏感吧，只知道我早早就会看妈妈的脸色了。保护不了她，就做些让她顺心的事吧，也因此最看不得妈妈的眼泪。她“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苦难！”的一句棒喝，足以让我乖乖地去退鞋了！根本没有“冷战”的一丝念头。

就这样，以妈妈一人单薄的肩膀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维持这个小家摇摇晃晃地走过了“三年自然灾害”，走过了史无前例的“文革”……

（原载2012年6月2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妈妈的榜样

上篇写了《妈妈的棒喝》，其实，她给我更多的是学习的榜样，做人的榜样，是我童年的唯一偶像！

家道中落，维生艰难。老妈上小学没几年就读不起了，在家里帮我的外婆一起打金丝草帽贴补家用。

抗战结束，宁波又开始建设，有老板办起了“四明电话公司”。私人电话在当时的奢华与时尚，堪比今天的私人游艇。这家公司因此对接线生的招聘很苛刻：要家境好，文化好，教养好。

我老妈前两条不合格，“教养好”是软指标又看不出，看来与此事无缘了。好在很多富家小姐不愿打工，好在天一阁范家落魄了但还有人能担保（“荐头”很重要），也好在老妈模样端庄、应答大方。峰回路转的她终于捧上了“铁饭碗”，家中经济压力随之轻了不少。

挑战随之而来。当时的电话都是人工接驳，接线生天天跟四面八方的人打交道，要国语流利、口齿清爽、反应敏捷，而且对南腔北调的话也要能猜出八九，这是基本技能的挑战。

青春飞扬的岁月——母亲年轻时的留影。

另一种是文化素养的挑战。接听电话时，接线生经常要问到人的姓氏，简单的赵钱孙李这样的大姓一说就知道了，但复姓、冷姓、僻姓就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了，不把一本《百家姓》背得滚瓜烂熟，简直难以上岗！

更有人品道德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前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环境与道德风尚可想而知，当时属白领阶层的年轻美貌的电话接线生，是社会上各色人等邀约、调戏、寻衅的对象。同伴中有喜有悲，有人成了富婆，也有人成了小妾，更有人被欺凌，也有误入歧途的。

我只知道一个结果：老妈不单独善其身，而且从接线生的“后台”走到了电信局的“前台”应对挑战。

她，作为第一批精选人才，在市区最繁华的中山东路邮电支局接办明码电报、长途电话的业务。这是当时整个宁波地区七县一市的主要对外窗口。

人生另一高度的新挑战，又随之而来。

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上还没有推广实施拼音字母。明码电报的每个字，都要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字典》检码标明后才能拍发。当时，这工作由临柜营业员接收顾客电报时当场完成。顾客的字大多不好辨认不说，要在认出字后，立即找出对应的四角号码，这对于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老妈来说，无异于让业余登山爱好者去攀登一座专业人士才能征服的高峰。

有段时间，老妈“走火入魔”了，两眼直视无光，口中念念有词，如巫师作法一般。当然，这“词”不是咒语，而是四个单数一组的一大串数字。如：4379，2571，2293等等（我乱写的呀，找不到这种字典了，估计“横扫四旧”时卖给废品站了）。

苦战能过关，后来她自豪地说，这一个个电报纸上的文字，在我眼睛里已变成四字一组的数字了。在当年一张局级先进工作者的合影中，她是笑得那么神采飞扬！

其实，工作上的难事，都是自己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最难对付的是各色人等。当时的东门邮电支局是24小时通宵营业的，由于经济不发达，也由于价格与工资差距太大，打长途电话与拍电报的人比较少，单位允许值班职工在下半夜的时候可以睡觉，但有人敲门必须开门营业。难熬的是冬天的下半夜，刚焐热了被窝，常常就有人敲门，一夜起来三四次是经常现象。更讨厌的是一些来搭讪或纠缠的人，有事或无事赖着不走，这是营业场所，你又不能赶他们走，还得听他们的海吹胡侃。好在当时乱来硬闯的人比较少有，老妈她们见招拆招的都应对过去了。有一年我做东，请老妈当年的一帮老姐妹聚餐，听她们趣谈当时应对“混混”与“大款”的故事，让我笑疼肚子，足可写本《女孙子兵法》了。

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出击。老妈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在上班加开会的空隙中坚持读书，考出了业余高中的文凭！

她的学习环境如何呢，当时家里住的是那种东西两边厢房的房子。我们租东厢房的前后两间，我和老妈住前面一间，横放一张大床与靠壁一张小床，外公他们住后间，中间房门是不关的。为省电，在中间房门靠我们这边的门框上，装了盏当时最节能的3支光小灯。由于工艺不过关，这灯一开，变压器就会嗡嗡作响。这灯下，就是妈妈的读书所在。

每每半夜醒来，我就会看到老妈肩倚门框低头看书的背影。她挡住了灯光，却挡不住那静夜更响的嗡嗡声。我往往不敢翻身，怕有响动惊吵了她，且将这嗡嗡声作催眠曲又酣睡了。这剪影就在脑海中永远停格了。

妈妈至今不知道，我还珍藏着她的那张毕业文凭。文凭形似奖状，但左边有骑缝印，盖着“宁波市联合职工业余学校”的印章，而颁发处的用印是“宁波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三寸见方，很是大气。

人生多磨难。懈怠的时候，每每看到这泛黄陈旧的文凭，每每忆起老妈灯下苦读的剪影，又倍添前行的勇气！

（原载2012年6月6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改于2012年10月15日，时为农历九月初一，妈妈生日）

光阴的故事

翻开时尚杂志，对女的多是化妆品、服装的广告，对男的多是手表的广告，连篇累牍目不暇接。各手表还各编了各的典故，命之为“光阴的故事”。我来讲讲我的“光阴的故事”吧。

我戴的第一块表是“春蕾”，那是1975年底的事情了。

当时的上海牌半钢手表十分紧俏，在外地的商场柜台上看也看不到的，在上海也要用购物券才有资格问津。记得这种表的价格是120元，全钢的125元还是130元，记不清了。

春蕾牌半钢手表也是上海手表厂生产的，85元一块，这与上海牌相比较就便宜多了。当时最便宜的手表是南京生产的钟山牌，28元一块，炙手可热，根本买不到。

1998年秋，母亲69岁时留影，时在宁波江东黄鹂新村住所。

85元，还是花了我差不多三个半月的工资呀（当时我在公社广播站当编辑，一个月的工资25元）。但这表也不好买，是妈妈托了她的三阿姨（在上海的三五牌钟厂当工人）转了多少关系才拿到的。

那天戴上后，睡觉也没有摘下来，将手放在耳边，听着这“铮铮铮……”的秒针声特别的舒畅。这表戴了10多年，伴我结婚，伴我考大学，伴我进报社，一直到中年不戴表了为止。

我家的第一块外国表是梅花牌女表。当时年轻人结婚送聘礼，是讲究有多少脚（指家具）与多少转（指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的，是要有好几辆三轮车装上送过去的。我们家的那位，倒也没什么太多的要求，只要一块上海牌手表作聘礼就行了。

妈妈觉得，这样太亏待媳妇了，就拿出了多年的积蓄买了块梅花牌手表，让我送过去。记得英纳格手表是285元，梅花牌表要325元，这在当时绝对是超前的奢侈的消费了，在她娘家的小巷中成为一时的谈资。

中年以后，妻子也不戴表了。我将梅花表拿到宁波最好的钟表店里擦了油，收藏起来。有次家里让蟊贼惦记了，我奔进家里拉开抽屉，第一眼就找这块表。看到它在，心里踏实了不少。妻子在跟我说，偷去什么什么的，我都不在意了。因为，值得纪念的东西还在，其余的就可忽略不计，用现在年轻人的说法是“飘过”了。

妈妈倾其所有给我们买了好表，她却没有戴过什么好表，长年的一块“宝石花”电子表就对付了。后来看到我单位里发的纪念表很精巧，也就戴着用用。我看了很内疚，去年夏天去瑞士，自己没买劳力士、百丽翡翠什么的，特意在这原产地给妈妈买了一块正宗的瑞士手表。

现在给妈妈买什么东西，她都说，不要买了，我都有；或者说，不要买了，我能用多少日子呢。只有这块表，她经常戴在手上，光灿灿地映着她的微笑，也让我心中稍安。

（原载2012年7月1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理想主义老太太

这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非我老妈莫属。

何以见得？请看事例。

譬如说，今天某报登了一则贪官被抓的消息，明天老妈必定会谆谆教导我说，别人的钱不能拿，公家的事要用心做。你看，×××就栽了吧。

我唯唯诺诺。

其实，我早已不管单位的钱财支出，用心办事倒是自己的风格，不敢稍有懈怠。但不能驳她，要按照她的标准，不贪不懒地做人，这样一生平安。

其实，老妈是对的。

有的事就有点“过分”。我常常将白天在单位看不完的报纸拿回家来看，有时老妈到我家看见了，她就浑身不自在，盯在我的后面说，你这样把公家的报纸拿回家，没事吗？我说，这有什么呀？我看报是工作，将工作拿回家来做，领导知道了应该表扬我呢！她会接着说，那你看完后就拿回去吧。我说，这报纸就是订给我看的，我拿回去干什么？她说，交给公家去卖废品呀！一次，两次，她都这样说我。

2003年秋，母亲74岁生日时留影，时在宁波东后街8号203室住所。

想来，五六十年代是这样的。既有单位的严格要求，也有习惯成自然，在普通职工身上，公私是绝对的分明。我被当下的风气潜移默化了。

其实，老妈是对的。

现在“光盘”很流行了，这在我家已是多年的传统。但凡到饭店就餐，哪怕只有少量的菜肴剩下，老妈一定要打包。我女儿是“80后”，觉得这样很没面子；我有时也有点下不来台。平时很迁就儿子、孙女的她这时态度坚决，说浪费是种“罪过”，一定要打包拿走。

其实，老妈是对的。

老妈做过宁波邮电局在市区最繁忙一个营业部的临柜业务，接待四面八方来客，是优秀营业员。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她对别人的态度与服务质量十分的计较。有的营业员说话生硬，有的服务员干活马虎，我们看了也就算了，想想现在的服务水平也就这样了。

她不干，要批评人家。譬如她就曾“指导”服务员擦桌不能光擦中间这一块，边边角角都要顾到。其实，服务员不是不知道，只是省力或偷懒而已。我们就劝她：你不要太认真，现在就这样了。她不高兴，说，都是你们这样眼开眼闭惯坏的。我在苦笑中暗暗承认。

其实，老妈是对的。

前段时间老妈生病住院了，她的意见更多了，对保姆对护士的“批评”就不谈了，就说她对一位近亲的抱怨：几站公交车就能过来的地方（指医院），春节期间也见不到她到一到。当年我是怎样怎样地去探望的，怎样怎样地去帮忙的……

我说，有能力去帮助人家，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自己的修行。也许人家有事，也许过两天就来，你不要焦急。

在老妈看来，这世界的秩序，应该是“父慈母爱兄友弟恭”的；处事的先后，应该是“急难之际拔刀相助”的。但是现实不是这样了，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书上说的那样了，也不是传统中的那样了。但老妈坚持着，老妈坚信着。

其实，老妈是对的。

命运给她坎坷，她不抱怨，却在命运的隙缝中抗争。她是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而我却那样地市侩，那样地随波逐流。

（载2015年1月《宁波晚报》）

陪护日记

1月24日，8：00（在病房等待中写）。今天，老妈手术，陪护中。

古人言：色难！意思是说，与长辈说话，要始终和颜悦色，恭恭敬敬。我大多数时候做得到，但有时母亲执拗起来，我说话的声音就不免高了。

还得好好修炼啊。

10：50（等在手术室外写）。不能示弱之弱，真痛苦！老妈就是不服老，硬撑，终于摔倒骨折，以致手术。

要强，甚至争胜好胜，年轻时是必须的，生当作人杰么。那廉颇老矣，就不要强饭了吗，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也是讲形势比人强。

顺势而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是我现在对自己的第一要求。老，是必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示弱。

12：19（在重症病房外等候中写）。经过3小时煎熬，老妈终于出了手术室。现麻醉未醒，因全麻进重症监护室，亲人不能陪伴。祈祷她平安，让我多孝敬几年！

1988年秋，母亲在宁波江东黄鹂新村新居，与本书作者、表弟丁宁合影。

13：28（在重症病房外等候中写）。看《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有篇文章的标题给我启发，于是借用来给自己励志：生活给你的是首悲伤的歌，你要把它唱得更好！

25日，9：00，进入重症监护室陪护老妈许久。

14：00，将其接回骨科病房。

14：27（在陪护中写）。静谧，生活中真正的奢华。这种静谧，是与父母相依时的心中安详。

记得20多年前在冬季回苏北故乡，与父亲共眠在灶披间的临时床上。熄灯之后张眼一望，竟见屋顶漏入天光星辉。其时不觉冷，更不觉穷，极安详地睡了。

今天上午，我进重症监护室，又握住母亲那双皲裂的手，热泪潸下却内心踏实安详。

是为记。

（原载2013年1月26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弱女子的平凡一生演绎传奇弱

“慈母范美菊因病重不治于元月13日逝世，享年86岁。慈母系天一阁范氏后裔，是私立四明电话公司首批话务员。其一生赡老抚孤，饱经沧桑，恩德长铭后辈心间。”前几天的一则讣告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老人，86年的漫长人生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记者采访了老人的儿子范伟国。在儿子范伟国眼里，除了作为范氏后人旁支，除了曾是宁波最早一批话务员中的一员，母亲更是一名普通人，“最多再给她的人生加上这样几个标签——宁波第一代产业工人，理想主义老太太，慈母，严母……”

记者 鲍云洁 李臻

老一辈的美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

但在儿子眼中母亲最美的地方是气质和神韵

记者昨日见到了今年64岁的范伟国，他是宁波老新闻工作者。在遗像中母亲含笑的注视下，他深情地回忆了母亲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这是母亲最靓丽的一张照片。

范伟国相信，母亲童年随外公在上海的生活，一定是她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活日子。

母亲还在世的时候，范伟国曾专程去上海寻访过她童年时曾居住过的福佑巷。走在窄巷里，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穿着花裙子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在青石板路上奔跑的样子。

母亲成年后的生活大多被愁苦笼罩，从他记事起，母亲就因为害怕太招摇、不方便干活等种种原因，几乎再没有穿过裙子。

“但她一定是喜欢穿裙子的，你看这张她近30岁时拍的‘艺术照’，特地穿了裙子。即使经历了那么多磨难，脸上还保持着少女般甜美的笑容！”他感慨地指着一张老照片对记者说。

从不打扮的母亲，在范伟国眼中却一直是最美的女性，老一辈的美人大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但在儿子眼中，更美的是她的气质，“腰板总是笔直的，说话不紧不慢的，还有那到老也不会变的风韵。”

父亲卖掉老家近百亩良田

在宁波搞了一场“惊动了中山路”的西式婚礼

范伟国说，年轻时的母亲长得清秀甜美，邻居们都夸她漂亮。

临解放时百业凋零，在上海做学徒学生意的外公只好回到宁波老家，在老家同样没有工作，维生艰难。母亲上小学没几年就读不起了，在家里帮外婆一起编草帽贴补家用，编草帽的金丝草很细，母女俩常常在煤油灯下干活到深夜。

每隔几天，母亲就把编织好的金丝草帽送到旁边布厂的草帽收购点。这个伶伶俐俐、面目清秀的小姑娘渐渐引起了布厂老板注意。在他眼里，这个小范姑娘简直就和驻场税收员王云鹏是天生的一对。

二十出头的江苏人王云鹏生得一表人才，还是那个年代少见的高中生。他年纪不大志向却很高，原想去上海申报做记者不成，就做了随军记者，受伤后家里人抱着求安稳的心态，把他送到大哥所在的宁波，安排在布厂里做事。

经过布厂老板的撮合，两人恋爱结婚了。王云鹏卖掉老家近百亩良田，在宁波搞了一场“点亮三江口”的西式婚礼。“点亮了三江口，指的不光是请的人多。那会儿母亲已经进了四明电话公司，光是参加婚礼的那批宁波最早的话务员，个个面容娇美气质出众，就已经够招摇的了。我父母还在江厦桥旁边的‘中国照相馆’照了一套当时罕见的婚纱照，老板把照片放大后贴在橱窗上。一对璧人光彩照人，人来人往总要驻足观赏一番，真正是‘照亮’了整个三江六岸了！”

弱女子一人挑起全家大梁

她还帮助妹妹抚养两个幼子长大成才

神仙眷侣般的美妙生活，因为王云鹏的入狱戛然而止。1953年，王云鹏因历史原因被判20年徒刑。一对璧人不得不忍痛离婚。

30岁之前的范伟国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丝毫印象，记忆里晃动的都是母亲坚毅的脸。“其实她在我面前一直是面容平静的，很少把在单位里受的气带回家中，但身在单亲家庭中的我很小就学会了看妈妈的脸色。饭桌上她露出一丝笑容，我就知道她在单位干得顺心，我也很开心；饭桌上她默不作声，我就知道她又受气了，或者遇到麻烦了，匆匆吃完，收拾碗筷回房间学习去。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安慰妈妈，也没法保护她，只能尽量少惹她生气。”

1966年2月13日，父亲时年38岁。

“家里人不多，阿太（外公的母亲），外公，外婆，妈妈和我，舅舅下放在农村，阿姨在外地。阿姨能自给，舅舅要贴补，其余都靠妈妈生活。她是顶梁柱，塌下来就全家喝西北风了。”他回忆。

抗战结束后，宁波有老板办起了“四明电话公司”。私人电话在当时的奢华与时尚，堪比今天的私人游艇。这家公司因此对接线生的招聘很苛刻：要家境好，文化好，教养好。母亲前两条不合格，“教养好”是软指标又看不出，看来与此事无缘了。好在很多富家小姐不愿打工，好在天一阁范氏后人的名头还能请人出面担保，也好在母亲模样端庄、应答大方，这让她如愿以偿捧上了“铁饭碗”，工作头一年每个月就能拿到12块银元。到公私合营后，母亲进入宁波邮电局，工资已经高达50多元。“按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月有50多元工资已经很可以了，但架不住用钱人多开销大，常常捉襟见肘。”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母亲还先后将台州妹妹的两个儿子接到宁波抚养。“虽然我是母亲的独生子，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三兄弟’，母亲对我们三个一视同仁。生活虽然艰难，但她一直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母亲一直认为自己书读得不够，希望后代读更多的书，做得更好。”范伟国说。

隔着岁月的长河，范伟国无从了解母亲的内心，但他知道那些艰难岁月里支持着母亲的一个最大信念就是——等丈夫回家。但她最终没有等回自己的丈夫，20世纪60年代父亲出狱后，因为种种原因，万般无奈地回到了江苏老家，此后他们各自都有了新家。“那是时代造成的人生遗憾，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我就是其中的纽带。”

“范家后人”的标签并没有在生活里留下多少印记

但范家的文人风骨仍在这是书香门第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天一阁范钦范氏后裔，到母亲这一代，应该是第二十代子孙。但范家后人的标签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留下多少印记，”范伟国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有过两次正月里的祭拜，外公带着我们来到天一阁，把范钦老爷的像请出来，让我们一一跪拜。”

到了范美菊父亲那一代，范家就已经明显地衰落了，范伟国外公范云璋没喝过几年墨水，母亲范美菊只上到初小（小学四年级）毕业。

《梅》作者：赵钲

但范家的文人风骨仍在，这是书香门第潜移默化的影响。范伟国记得，外公从上海回宁波老家后，只能靠扫街补贴家用，每天天不亮就去扫巷子，巷子里的街坊却总是尊敬地叫他“范先生”。“仪表堂堂，个子挺拔，当年1米70多的身高很有回头率的，双眼大而有神，总是透出几分和善。哪怕是穿一件旧衣衫，也很有点范儿。”他回忆，“写得一手好字，又和善。邻里老人就常常找他代笔写信。他一落笔，习惯把一页信纸写得满满的，把他们的心意都在纸上倾注满了……”

只有初小水平的母亲，却酷爱阅读，凭自学博览群书。范伟国记得，小时候常常一觉醒来，看到母亲肩倚门框低头看书的背影，房间狭小，她怕影响儿子的睡眠，就用身子挡住灯光，在这样繁重而艰苦的生活中，她居然还考出了一张业余高中的文凭。

“直到妈妈去世，她也不知道我还珍藏着这张毕业文凭，对于我来说，这份文凭代表着妈妈的精气神，鞭策我在人生的路上不断前行。”范伟国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泛黄的文凭，文凭形似奖状，但左边有骑缝印，盖着“宁波市联合职工业余学校”的印章，而颁发处的用印是“宁波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三寸见方，很是大气。

生活要俭朴，做人要清爽，腰板要挺直

这是范美菊的“范家家训”也是她坚守的传统与美德

“虽然没有那种引经据典、厚重深沉的范氏家训，在我看来，母亲自身严格的做人准则就是最好的范氏家训。”范伟国回忆，“如果一定要用语言表达，那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怎么一点都不懂得苦难’可以算一个，她告诉我们，无论何时，生活要俭朴，做人要清爽，腰板要挺直！”

范伟国曾写过一篇名为《一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的文章，几件往事体现着范爱菊朴素而真切的家教之方：

“譬如说，今天某报登了一则贪官被抓的消息，明天老妈必定会谆谆教导我说，别人的钱不能拿，公家的事要用心做。你看，×××就栽了吧。

我唯唯诺诺。

其实，我早已不管单位的钱财支出，用心办事倒是自己的风格，不敢稍有懈怠。但不能驳她，要按照她的标准，不贪不懒地做人，这样一生平安。

其实，老妈是对的。

有的事就有点“过分”。我常常将白天在单位看不完的报纸拿回家来看，有时老妈到我家看见了，她就浑身不自在，盯在我的后面说，你这样把公家的报纸拿回家，没事吗？我说，这有什么呀？我看报是工作，将工作拿回家来做，领导知道了应该表扬我呢！她会接着说，那你看完后就拿回去吧。我说，这报纸就是订给我看的，我拿回去干什么？她说，交给公家去卖废品呀！一次，两次，她都这样说我。

想来，五六十年代是这样的。既有单位的严格要求，也有习惯成自然，在普通职工身上，公私是绝对的分明。我被当下的风气潜移默化了。

其实，老妈是对的……”

这些美德，这些传统的做人准则，依然被很多人坚守，命运的坎坷，她们从不抱怨，却在命运的隙缝中抗争，奉公守法，对家庭和社会无私地奉献。她们都是普通人，却在用一生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普通人的传奇。而老人辞世，她的侄孙、深圳卫视“您有一封信”节目组王凯感慨地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句话：“传奇谢幕，奶奶走好。”

（原载《东南商报》2015年1月16日第一版转第四版）

注：此为《东南商报》记者撰写的文章，特全文转载，以纪念先辈，并感谢两位作者。

永恒的身影——伯父百日祭

伯父远行了，我没能去送他，总存着一种深深的遗憾！

伯父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无法面对他离我而去的残酷！

宁愿在脑海中、在心底里，永恒地保留着他在病榻上尚有一分清醒之际紧握我手的形象，保留着他要叮咛我千言万语却苦于无法开口的模样。

轻贴着他温暖的脸，感受着他艰难的呼吸，我的泪快忍不住了。

心中雪亮地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嘱托，这是我最后的诀别。在出病房压住泪珠后，又回去紧紧捧住他颤抖不停地手，俯身想辨清他细若游丝的语音。

这声音曾深深地打动过一个漂泊者、一个苦旅者的心。

我第一次见到伯父，应该是在1977年的春天。当时，我从农村插队回到了城里，在宁波的畜产品收购站混了一个长毛兔生产辅导员的角色，于是偶然也有了在省内出差的机会。

我自小活得比较浑噩，外公、外婆说父亲老早死了也就信了。也想不起要问一下父亲的经历之类的问题。1966年“文革”时我读初二，要加入红卫兵却不允许，说我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

问外公，一声长叹；问母亲，语焉不详。这就明白了八九分——“组织”所言不虚。也好在自己活得浑噩，就找了一个“出路”：加入“劳动人民子弟红卫兵”。但心中始终存疑：我的父亲在哪里？到底有什么问题？

外公曾说过，你伯父在湖州，他知道你父亲的事。于是逮住一个机会，摸进了湖州一中伯父、伯母蜗居之处。30余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只记得坐在旧木房楼梯边的饭桌旁，听伯父慢慢地说父亲的事，来龙去脉，说王家几十年的沧海桑田。正是这娓娓道来的吴侬软语为我释疑解惑、为我抚平悲愤。我如听“故事”般地听伯父讲过去的艰难，茫然不知父亲的模样，本还以为到了湖州就能看到我的父亲，可见我对我父亲、对我家史的“无知”！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共和国这代人的悲哀！

2007年7月31日，本书作者夫妇陪伯父、伯母在江苏兴化昭阳镇祭扫先祖坟墓。这是伯父母最后一次的故乡行。

那时候的伯父也就我现在这样的年纪，50来岁应当不老仍壮，但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满头的白发、孱弱的身躯，看上去格外显老。事后才知道，伯父也背负着所谓“右派历史问题”的重担，还背负着吃口众多、经济拮据的重担，然而伯父依然是那么的淡定从容，与伯母又是那样的琴瑟和谐。这沉稳的身影镌刻在了我心中。

在我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大约是1981年初春，政治气候和物理气候都处于“料峭”之际乍暖还寒，我跟父亲还没有正常的往来，还靠伯父在中间转发书信。有天晚上刚吃完晚饭，伯父突然来了，他说在宁波开会晚上有空，他说你们结婚我没能来，现在有第三代了我要来看看，我是代表王家来的。听了，心里像吹进了一股暖风。伯父细心地看了我们的新房，又关切地问了女儿的情况、问了我工作与学习的情况。我拿出了当时自以为很得意、现在看来不值一哂的习作，请伯父过目，他频频赞许。他说我们王家是书香门第，官可以不做，书一定要读好，人一定要做好。现在想来，正是他的这种鼓励和嘱咐，增长了我不少写作和采访的自信，也使我走人生之路时更谨慎了吧。

不觉之间，夜深了，他要回住处，我推出自行车要送。伯父不肯，说外面在修路，车子不好推，坚持要自己走过去。我和妻子送出门口，看他翻过掘起土堆时十分艰难，又要去扶他却被他推开了。慢慢地，他消融在街头的夜色中。记得年少时读过朱自清先生写的散文《背影》，印象淡淡的，因为没有感受过父爱。而在这一刻，我的心弦被拨动了！伯父他为了什么？他的身体不好、腿也走不得路，他的各种工作也很多，为什么这样关爱我？这是亲情，是血脉相连的亲情呵！我在伯父的背影中慢慢地读懂“爱”这个需要大写的字。

与那晚有关的还有一个插曲。伯父说临时出来也没什么礼物，就买了一瓶可乐。说得很淡然，是呀，在今天一瓶可乐算得了什么。可我记得很清楚，可口可乐那时刚进中国大陆，商店里的标价是5元8角，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2元。我曾在橱窗外流连过几次，想给女儿买都不舍得。伯父让我们开了一次洋荤，于是有几个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围坐一起，将可乐倒上一小杯，像喝白酒一样慢慢品味。可乐瓶下面一截用的是一种黑塑料，给人感觉总还有一些可倒似的。终于有一次把杯子准备好了，却倒不出多少液体来了，成了我们家的笑谈。这是伯父在艰难时世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呀。伯父当时在湖州有没有买给姐妹们吃过呢，我想她们不会有这样好的“待遇”的。

后来，日子好过了，时光就像江河之水一样飞逝而去，但伯父最初的这身影却越来越深地留在我脑海中了。

伯父远行了，我没能去送他，总存着一种深深的遗憾！

伯父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无法面对他离我而去的残酷！

今后，我到哪里再去找我的伯父诉说心事？在他的百日之祭时，写上这点文字，寄托我的一分哀思！

（写于2008年12月31日凌晨一时）

父亲的墓志铭

2001年初，江苏兴化的农村要拆坟，搞土地平整。

无奈中，只得将爷爷、奶奶和父亲的骨殖，从河道纵横中的小土堆里迁出，搬到了县城的公墓里。

也好，也好，动一动，风水转好了呢！我这样安慰自己。

在从旧坟到新墓的搬迁船上，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心绪万千，为他跌宕流离、妻离子散的困苦一生，流泪；为我幼失父爱、屡受连累的艰难半生，伤悲！

于是，决意给父亲留下点痕迹，哪怕雪泥鸿爪也好。

1983年10月，父亲在宁波，时年55岁。

在新墓碑背后，替他刻了如下墓志铭：

先父少时有凌云之志，及壮横遭波逆，未老却郁郁不得志而终，为之扼腕长叹不已。录其自度曲一首，以作纪念。

1981年元旦，适逢五十三岁生日乃作此诗：横逆已遭三十二，岁首正逢五有三。浪迹江湖艰半世，几经劫难凤离散。年华早随东流去，而今只剩两鬓斑。天命难知知何用，恨把余生付等闲。

至于我自己，觉得连墓都是多余的。要什么墓志铭呢？就多出几本书吧，留点文字在世上就够了。

一介书生，百无一用，如果有灵魂的话，就随风飘荡吧。

（原发2013年4月18日02路网）

再忆小平

今天是小平先生的生日，无须想起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刻在心里了。今年的八月于我是个很特殊的月份，又逢此日子，更要写点文字再纪念这位伟人。

像我这样水平与档次的人，应是不能这样直白地称呼他的。但在我的脑海里，邓小平先生就像师长。他说，他是人民的儿子，显得那么的谦恭；他是革命家，但又那么有人情味，奉侍养母终老；他废除了终身制，学做平民，开一代新风。

我追思他，我崇拜他，是他敢于拨乱反正的胆魄与谋略。一个人纠正自身的毛病甚至弱点都很难，一个执政多年的治理一个大国的党要改变自己的路线、方针，更别提多难了。我是经历“文革”并亲历改革开放的人，一路走来如同上山也不觉其险其难，现在登上一座山峰，回首来程才觉多么不易。

举其大者，举其改变我们生命历程者，就有以下：让下乡知青返城，多少破碎的家庭得以团圆，社会动荡得以恢复；恢复高考制度，让多少年轻或不年轻的人重圆大学之梦，也给民族造就了多少英才；否定“血统论”，让多少才俊扬眉吐气奋发有为，顺便也给封建主义一记闷棍；以经济建设为主，凝聚了多少民心，又让我中华恢复元气。

是的，有人会说，这不是小平一人之力，是全党之功。但恰恰在这里就看出领袖的作用了！同样的一个党，它能搞阶级斗争，它也能搞经济建设，全看它的领路人是谁呀！所以我缅怀他——小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