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魏人口流动考述

北魏是少数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人口流动极为频繁。首先，北魏皇族不满于北地自然环境之恶劣，逐渐内徙，推动人口内流；其次，北魏向南方扩张，驱使中原百姓填充北魏都城；再次，南人北徙；最后，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促使人口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公元4—5世纪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北魏的固定人口是很少的，90%以上的百姓都是流动人口。若从北魏政权来看，初建盛乐，继迁平城，再迁洛阳，整个北魏国家也在不断迁徙中发展壮大。因此，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切入，是解开北魏社会的一把钥匙。

第一节　北魏初期的人口流动

北魏前身是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西晋永嘉六年（312），猗卢被西晋怀帝司马炽封为代公；建兴三年（315），猗卢被愍帝司马邺封为代王，置官属，食代郡（今河北省蔚县）和常山郡（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带）。东晋咸康四年（338），什翼犍“始置百官，分掌众职”⁽¹⁾，已经有了百官。关于此时的官职情况，《魏书·官氏志》有载：“昭成（什翼犍）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²⁾不管这些官职是否与晋朝相同，但什翼犍建立起一套为之服务的公职人员，已不同于早期的部落酋长，初具国家形态，代国就此形成。东晋太元元年（376）十二月，苻坚使其将苻洛攻代，代王什翼犍被活捉，代国覆亡。太元十年（385），苻坚败于淮南，后为姚苌所杀。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乘机纠合旧部，于北魏登国元年（386）在牛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都盛乐，史称北魏。

盛乐作为北魏的第一个都城，很早就开始营建。曹魏甘露三年（258），拓跋鲜卑始迁徙至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晋建兴元年（313），猗卢开始修建盛乐城，使之为北都。东晋咸康四年（338），翳槐在盛乐城东南十里修建新盛乐城。咸康六年（340），什翼犍将代国都城由东木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北）移至云中盛乐宫。咸康七年（341）秋九月，什翼犍“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³⁾。这个盛乐城应该与翳槐修建的为同一处，否则岂不是会有两个新盛乐城？此后经多次修建，盛乐城的规模应该是很大的。经现代考古发现的盛乐古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东西约一千五百五十米，南北约二千二百五十米，面积达四百三十九万平方米，基本上反映了北魏时期盛乐城的原貌。北魏天兴元年（398）七月，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若从昭成帝什翼犍的代国算起，盛乐城作为北魏的第一个都城，先后存在了八十六年。在这一时期，拓跋鲜卑的南迁以及扩张战争，带来了北魏人口的流动。

关于拓跋鲜卑的渊源有两种说法，一是黄帝之后，一是李陵之后。《魏书·序纪》载为黄帝之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⁴⁾高祐《奏请修国史》云：“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⁵⁾事实上，始均以后无传，始均以前也扑朔迷离。昌意相传是黄帝之子，受封于弱水（今四川省雅安地区，包含今攀西地区，眉山、乐山地区），建国于安息（今伊朗高原），返回中原后，修建了昌意城（今河南省南乐县一带）。昌意何时到达北土，未有文献可证。更为离奇的是，昌意受封北土，连传说也没有。始均是否为黄帝之后裔？无文献记载。因此，拓跋鲜卑是黄帝之后裔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宋书·索虏列传》云：“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⁶⁾《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引萧子显云：“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为姓，故为李陵之后而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⁷⁾这种李陵之后的说法更是出自南朝人的臆说，其间还夹杂着胡汉思想。故而拓跋鲜卑是黄帝后裔与李陵后裔这两种说法都不足取。

实际上，拓跋鲜卑源于东胡族。鲜卑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源于东胡族。东胡强盛在战国中叶，频繁与赵、燕等国互相攻掠。战国后期，燕昭王派大将秦开兴师讨伐，大败东胡，东胡北遁千里。秦汉之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后，率兵击败东胡，掠夺其大量人口，而东胡余部演化成鲜卑和乌桓。因此，《史记》三家注云：“《集解》：《汉书音义》曰：‘乌丸，或云鲜卑。’《索隐》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案：《续汉书》曰‘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以为号。俗随水草，居无常处。以父之名字为姓。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⁸⁾居住在乌桓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的东胡人发展成为乌桓人。东胡人的另一部鲜卑人却乘势崛起，成为北方强悍的民族。“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⁹⁾鲜卑人占据原有匈奴人领地，兼并匈奴十余万落，不断发展壮大。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落趁中原混乱不堪，先后建立政权。慕容部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个政权，乞伏部建立西秦，秃发部建立南凉，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在439年统一北方。

鲜卑族之居住地为鲜卑山，“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¹⁰⁾。鲜卑山即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的蒙格罕山，东胡居于此，并以此为号，曰鲜卑。《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和《十六国春秋》诸书的记载都如此，应该是可信的。然《魏书》却云：“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¹¹⁾大鲜卑山在什么地方？它与鲜卑山是同一座山吗？学术界争议颇大。《魏书》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大鲜卑山的一些蛛丝马迹。《礼志》云：“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¹²⁾幽都，高诱在“北抚幽都，南道交趾”后注云：“阴气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门以北是。”⁽¹³⁾颜师古在“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后注云：“幽都，北方，谓匈奴。”⁽¹⁴⁾二说虽略异，其实一也。“雁门以北”，亦即古代匈奴之地。据此，拓跋鲜卑其先居住在北方匈奴之地的石室。《乌洛侯国列传》云：“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¹⁵⁾据此，拓跋鲜卑之祖庙在乌洛侯国之石室。乌洛侯国始见于《魏书》，其他资料无载，这给探究石室之所在带来极大的困难。马长寿认为石室在“二河（额尔古纳河与嫩江）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之内”⁽¹⁶⁾。1980年7月30日米文平等同志在内蒙古进行考察，先后撰成《拓跋鲜卑先祖石室考》《鲜卑石室北魏石刻拓片》等文，认为北魏石室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北段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附近的嘎仙洞⁽¹⁷⁾。由此我们可以判定，鲜卑族原先居住在鲜卑山，拓跋部后迁徙到大鲜卑山。这个大鲜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甘河北岸噶珊山半山腰花岗岩峭壁上的嘎仙洞，就是北魏拓跋氏之祖庙石室。

嘎仙洞所在之地是一片原始森林。夏季，苍松翠桦浓荫蔽日，遍地野花盛开，灿烂似锦；冬季，皑皑白雪盖山林，一片银色世界，林海雪原中自由奔驰着各种动物。以狩猎为生的拓跋鲜卑人世世代代在这里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¹⁸⁾的简单而淳朴的生活。到成皇帝毛立之时，拓跋鲜卑已发展成为拥有“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¹⁹⁾的强大部落。然嘎仙洞周围气候极为恶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2摄氏度，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拓跋鲜卑准备南迁。宣皇帝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²⁰⁾。推寅迈出了北魏皇族迁徙的第一步。“大泽”在何处已难稽考，但肯定在嘎仙洞之南。宿白先生根据黑龙江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完工出土的拓跋鲜卑早期墓群，判定这个“大泽”是在呼伦池⁽²¹⁾。宿白先生的结论是建立在出土墓葬的基础上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虽然我们难以知晓此时拓跋鲜卑的人口数量，但举族迁徙，其人口流动的规模是很大的。呼伦池（呼伦湖）以南有大沼泽，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极端最低气温零下42.7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40.1摄氏度，年无霜期仅有110—160天。“大泽”亦非理想之地，宣皇帝推寅谋更南徙，未行而崩。献皇帝邻立为了让部族乐于迁徙，杜撰了神人之言：“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²²⁾“荒遐”之“荒”本有长满野草、收成不好的意思，可见“大泽”亦是边远荒僻之地，拓跋鲜卑人难以维持生计，故谋再次迁徙。此次南迁，极为艰辛，“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²³⁾。虽历经艰险，拓跋鲜卑终迁至“匈奴之故地”。宿白先生根据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札赉诺尔墓群认定，高深之“山谷”在辽宁省巴林左旗南⁽²⁴⁾。“匈奴之故地”应该是指漠南匈奴所在地，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东部。

此后，拓跋鲜卑继续南迁至盛乐，“（始祖）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穆皇帝）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烈皇帝复立，以三年为后元年。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建国）三年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²⁵⁾。在这一段文字中出现了定襄之盛乐、云中之盛乐宫两个不同的地名，是否为一地？胡三省认为是同一地，“疑定襄之盛乐，即云中之盛乐也”⁽²⁶⁾。清人董佑诚认为不是同一地，“定襄郡县在东，云中郡县在西”⁽²⁷⁾。王仲荦、严耕望经过考证认为定襄之盛乐是指成乐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云中之盛乐是指云中宫（在成乐城之西四十里处）⁽²⁸⁾。今人何天明认为云中之盛乐属“乔迁郡，在今天山西省境内”⁽²⁹⁾。这些说法需要我们仔细甄别。云中郡初置于秦始皇十三年（前234）。西汉时期，将云中郡划分为云中郡和定襄郡。东汉又重新设置了云中郡，下辖有定襄县。因此，定襄之盛乐与云中之盛乐宫有是同一地之可能。然《魏书·序纪》在定襄之盛乐与云中之盛乐宫中间有“（惠皇帝贺傉立）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³⁰⁾的记载，则定襄之盛乐与云中之盛乐宫绝非一地。结合《魏书·序纪》与他书所载可考知，始祖三十九年，亦即曹魏甘露三年（258），力微始迁至定襄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惠皇帝四年，亦即东晋太宁二年（324），“（贺傉立）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³¹⁾，东木根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北。建国三年，亦即东晋咸康六年（340），什翼犍迁都云中之盛乐宫（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之间⁽³²⁾）。定襄之盛乐即“盛乐故城”，云中之盛乐宫即“新盛乐城”。由定襄之盛乐迁至东木根山，再徙至云中之盛乐宫，虽三地均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但云中之盛乐宫北接黄河，南靠大青山，既适合放牧，又利于农耕，符合拓跋鲜卑当时的经济情况。在惠帝之前的昭帝禄官时，已“控弦骑士四十余万”⁽³³⁾；平文皇帝郁律亦“控弦上马将有百万”⁽³⁴⁾。虽然此时的拓跋鲜卑仍是游牧民族，但一百万恐不是其民众的全部。因此，什翼犍迁都云中之盛乐宫时，流动人口的数量超过一百万。这样规模的迁徙，恐怕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

盛乐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南部为山地，山峦连绵，丘陵起伏；西、北部地势平坦，属土默川平原。气候为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其主要特征是干旱、多风、寒冷，日光充足，温差大，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时短而温热，春季升温快，秋天降温烈。这一地区既有可发展农业的需求，同时水草丰美。这些条件满足了北魏以畜牧为主、逐步发展农业的目标。同时盛乐西南可通长安，东南可达雁门，北可去漠北，西北可达五原。南部依托崇山峻岭，山谷狭长幽深，山势紧逼，谷道奇险，便于向南用兵，军事战略意义巨大。然定都盛乐后，北魏战争频繁，军粮难以为继，加之瘟疫流行，群臣都思还北。于是天兴元年（398）七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

自嘎仙洞到盛乐的直线距离超过了两千公里，拓跋鲜卑基本上沿着西南方向完成了本民族的南迁。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本民族外，拓跋鲜卑还吸纳了一些其他民族，产生了北魏初期的人口流动。从流向来看，此时出现了以南方为主，同时兼顾西、东、北方的多元化人口流动趋向。

伴随着拓跋鲜卑的向南扩张，南方成为盛乐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区域。

曹魏景元二年（261），“（力微）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³⁵⁾，文帝沙漠汗到曹魏洛阳。西晋泰始三年（267），因力微年老而回归。咸宁元年（275），沙漠汗又一次到西晋首都洛阳，并于咸宁三年（277）返回北魏。正如《晋书》所言“（咸宁元年）六月，鲜卑力微遣子来献”⁽³⁶⁾、《资治通鉴》所云“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³⁷⁾一样，沙漠汗到曹魏或西晋，其身份并不是使者，而是人质。沙漠汗在洛阳先后滞留了九年，接受了中原文化，西晋征北将军卫瓘担心养虎为患，便联合拓跋鲜卑执事及外部大人，欲置沙漠汗于死地。“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³⁸⁾连弹弓都没见过，可见拓跋鲜卑文化之落后！沙漠汗死了，但跟从他两度到达中原的随从存活于北魏，这些流动人口给拓跋鲜卑带来高级文明的曙光。

西晋永嘉六年（312），“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³⁹⁾。十万拓跋鲜卑流动人口进入了马邑（今山西省朔县）、阴馆（今山西省山阴县）、楼烦（今山西省神池县）、繁畤（今山西省浑源县西南）、崞（今山西省原平市）。这些区域对于西晋而言过于偏远，但对于北魏却如获至宝，是其南迁中原的肇始。

西晋建兴四年（316），普根镇压了不服从代王猗卢的六修，“卫雄、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随刘遵南奔并州”⁽⁴⁰⁾。卫雄、姬澹是穆帝猗卢的部将，曾于西晋永嘉六年（312）随猗卢及六修救援过晋阳刘琨。六修是猗卢之子，六修之死，卫雄、姬澹有兔死狗烹之虑，于是南奔西晋并州。卫雄、姬澹率领投降代王的晋人和乌桓（即乌丸）人三百余家流动人口进入并州。

东晋咸和二年（327），后赵中山公石虎攻击代王纥那，双方战于句注山陉北，拓跋纥那战败，迁都至大宁以避敌祸。次年，石勒擒刘曜，前赵灭亡，后赵成为当时北方最强的国家。东晋咸和四年（329），“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从者五千余家”⁽⁴¹⁾。这是史家为尊者讳的写法，此前石勒曾败代国，此时后赵实力非常强大，不可能向代国求和。因此昭成皇帝什翼犍到后赵的首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实际上是去做人质，是代王翳槐主动向后赵示好，此次到襄国的流动人口有五千余家。翳槐的臣服换来了后赵的好感，在翳槐与纥那争夺代王的斗争中，石虎向翳槐伸出了橄榄枝，“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⁴²⁾。东晋咸康三年（337），后赵单于石虎派遣李穆迎烈帝翳槐到大宁（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有强大的后赵支持，代国六千余落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叛逃到大宁。跟随什翼犍到襄国的和随翳槐到大宁的流动人口，在什翼犍即位于繁畤后，都迁到繁畤北。

高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因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⁴³⁾而得名。南朝人称其为“丁零”，漠北人又称其为“敕勒”“铁勒”“狄历”等。故《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⁴⁴⁾故而狄历、敕勒、高车、丁零是古代各族人民对同一民族的称谓，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内称谓略有差异。《魏书》的作者将分布在大漠南北的高车氏族、部落称为高车。代国以及北魏盛乐时期，拓跋鲜卑先后对高车进行了七次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尤以女水之战和鹿浑海之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刘库仁曾打败高车族库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⁴⁵⁾。桑乾川，在今山西省山阴县。北魏登国三年（388）十二月，太祖拓跋珪在女水（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大破高车族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数万”⁽⁴⁶⁾;登国五年（390）太祖拓跋珪在鹿浑海（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西部额吉诺尔一带）打败高车族袁纥部，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⁴⁷⁾。将这些高车族人掳掠迁至平城一带的桑乾川，其目的是为了隔断其与故地的联系，防止再次反叛，更重要的是准备用这些外族人对付后燕。

登国十年（395），太祖拓跋珪亲率大军在参合陂（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东边的岱海）打败后燕慕容宝的军队，“生擒其陈留王绍、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北地王世子钟葵、安定王世子羊儿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闺、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⁴⁸⁾。这些人口都被南迁至盛乐。

南迁之外，盛乐时期还有部分人口流向北方。

西晋元康五年（295），“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⁴⁹⁾。穆帝猗卢将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杂胡北迁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西北部及后套一带）。

北魏皇始元年（396）十月，太祖拓跋珪亲率大军从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县）出发，开始大规模地攻打后燕。皇始二年（397）二月，北魏军队包围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后燕惠愍帝慕容宝突围前往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后燕灭亡。天兴元年（398）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⁵⁰⁾。此次人口的流向是“京师”，是年七月北魏方迁都平城，因此这个“京师”应该是指盛乐，然结合《魏书》所载，并非如此。天兴元年（398）正月，拓跋珪自中山出发，幸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市）、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邺，“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⁵¹⁾。迁都邺之议被否决后，“车驾自邺还中山……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⁵²⁾。拓跋珪修筑了自望都（今河北省唐县东北）经恒山（今河北省阜平、涞源间太行山脉）到代（今河北省蔚县东北）的通道，这对北魏此后平城的人口迁徙以及交通运输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山，拓跋珪决定迁山东六州民吏等往京师，但却没有返回盛乐，而是驻扎在繁畤。拓跋珪在繁畤确定国号为魏后，迁都平城。因此，这里的“京师”既不是盛乐，也不是平城，而是繁畤。繁畤在平城的近郊，直线距离仅有八十余公里。将这些人迁往繁畤，其目的是为了以后修建平城做准备的。人口流出地为“山东六州”，《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海西公太和二年五月“以六州之众”条下胡三省注“六州：幽、并、冀、司、兖、豫也”⁽⁵³⁾，宓三能认为是司、冀、幽、平、并、雍六州⁽⁵⁴⁾，毋有江驳斥宓三能之说，认为是冀、司、幽、平、兖、青、徐、并、雍、豫十州⁽⁵⁵⁾，毋说不知源自何处，宓说证据不足，暂以胡注为是。胡注六州中，除司州外，其余五州所指均为后燕辖地。“徒何”是北魏对慕容鲜卑的称呼。此次流动人口的数量也引起人们的关注，《魏书》称有四十六万，马长寿先生认为有三十六万⁽⁵⁶⁾，唐长孺先生也认为是三十六万⁽⁵⁷⁾，葛剑雄先生认为人口没有那么多⁽⁵⁸⁾。笔者以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下，以《魏书》所载为是。这些“民吏”也包括皇始元年（396）投降的后燕文武官吏，“宝辅国将军张骧、护军将军徐超率将吏已下举城降……擒其将军高长等四千余人……宝尚书闵亮、秘书监崔逞、太常孙沂、殿中侍御史孟辅等并降……宝将李沈、王次多、张超、贾归等来降……所署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⁵⁹⁾。此次将山东六州民吏、高丽杂夷和百工伎巧四十六万人迁至繁畤，几乎是把中山等地的后燕领地全部迁空了。据《魏书·食货志》所载，“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⁶⁰⁾。则这些后燕的人口都成为北魏的农民。

有少部分人口向西流动。皇始元年（396），太祖拓跋珪派遣将军王建等率军讨伐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⁶¹⁾。刘亢泥，刘库仁之次子。代国覆亡后，苻坚让匈奴独孤部酋长刘库仁和匈奴铁弗部酋长刘卫辰共同管理鲜卑族拓跋部落。刘库仁死后，其长子刘显率部谋逆，试图杀拓跋珪而自立为王。经刘亢泥营救，拓跋珪幸免于难，刘显率部南逃。刘亢泥被杀，以刘库仁为首的匈奴独孤部势力被消灭，“徙亢泥部落于平城”⁽⁶²⁾。刘亢泥部落从广宁（今河北省涿鹿县）被迁徙到平城。登国六年（391），道武帝拓跋珪“北征蠕蠕。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大破之”⁽⁶³⁾。蠕蠕，即柔然，亦称芮芮、茹茹等，是北魏时期北部边境强大的民族。此次战争，道武帝拓跋珪在南床山（今中蒙边境席勒山）大败蠕蠕，“虏其半部……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跋举落请降。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诘归之、社仑、斛律等并宗党数百人，分配诸部”⁽⁶⁴⁾。后来道武帝拓跋珪任命启拔、吴颉为将军，统率西迁的蠕蠕诸部。

还有少部分人口向东流动。登国六年（391）十月，拓跋珪率军从五原金津（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渡过黄河，攻打刘卫辰所居住的悦跋城（即代来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西北）。刘卫辰在逃亡途中被杀，其部族或降或散，子弟宗党五千余人被杀，“山胡酋大幡颓、业易于等率三千余家降附，出居于马邑”⁽⁶⁵⁾。据周一良先生所考，这些山胡人“主要根据地一直是并州。尤以西河、离石、吐京、五城、正平、平阳住地为最多”⁽⁶⁶⁾。这些山胡人后来被刘卫辰兼并和北迁，此次又西迁至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刘卫辰少子屈丐逃到鲜卑薛干部，登国八年（393）八月，拓跋珪南征薛干部帅太悉佛于三城（今陕西省延安市），“获太悉佛子珍宝，徙其民而还”⁽⁶⁷⁾。笔者认为这些薛干部族被迁到马邑。刘卫辰被杀，其部族及山胡，以及薛干部族被迁至马邑，匈奴铁弗部的势力全部被剿灭。

综上所述，北魏初期的人口出现了以南迁为主，兼顾西、北的倾向，这与此时拓跋鲜卑的征伐战争有关。虽是初期，但也显现出北魏人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端倪。

第二节　北魏中期的人口流动

平城作为北魏第二个都城，规划与修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西晋建兴元年（313），平城首次被拓跋鲜卑作为首都纳入规划范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⁶⁸⁾。新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山阴县岱岳镇的新岱岳村东。虽然由于连年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穆帝猗卢修建新平城的任务并没能付诸实施，但却反映出拓跋鲜卑对平城的重视。北魏天兴元年（398），“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⁶⁹⁾。此后，平城的扩建工作才正式拉开序幕。天赐三年（406）筑灅南宫，天赐四年（407）筑北宫垣，泰常元年（416）筑蓬台，泰常二年（417）建白台，泰常三年（418）建西苑宫，泰常四年（419）修蓬台北宫、白登山宫，泰常五年（420）建灅南宫，泰常六年（421）建宫苑，泰常七年（422）建平城外郭，泰常八年（423）拓建西宫，太和十二年（488）建文宣堂、经武殿，太和十三年（489）立孔子庙，太和十五年（491）改建太庙、明堂，太和十六年（492）建太极殿，等等。北魏平城时期九十八年，修建平城花了九十五年！修复一新的平城，规模颇为宏大：

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祠天坛。⁽⁷⁰⁾

如此规模的都市，在当时也是颇为罕见的。现代有些学者根据平城的考古资料推断，平城可以和罗马城相媲美，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

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平城作为北魏的第二个都城，存在了九十八年。在这将近一个世纪里，北魏人口流动极为频繁。

一、人口流向京师平城

《南齐书·魏虏传》云：“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⁷¹⁾这是南朝人眼中的平城，虽有胡汉的偏见，亦有“拓跋珪”错讹为“什翼珪”，但却反映出当时平城的实际状况。建都之初，不仅无城郭，也没有太多的人口。迁都平城之后，北魏为了修建平城以及保障朝廷供给，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诸多人口流向京师平城。

天兴元年（398）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⁷²⁾。此次迁徙中的“六州二十二郡”仍然是后燕地区，“守宰”是后燕的官员，流入地非常明确是平城。

天兴二年（399）正月，北魏军队分别从长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北）、牛川、驳髯水（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西北）三路出击，形成了对高车的包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⁷³⁾。这次俘获的高车部族被迁到平城东北，“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⁷⁴⁾。这十万高车人除了建造平城鹿苑宫外，其余被编入军队，成为北魏的一支生力军，“高车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余落内附，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二万斛。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亦拜为威远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衣服，岁给廪食”⁽⁷⁵⁾。敕力犍与幡豆建被封为将军，从此这些高车人就被正式纳入北魏的军队之中。

天兴五年（402）北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在高平（今甘肃省泾川县一带）打败破多兰部帅木易于，并一直追击到陇西瓦亭（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境内），“获其辎重库藏，马四万余匹，骆驼、牦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班赐将士各有差。徙其民于京师”⁽⁷⁶⁾。破多兰部是鲜卑族的一个部落，至木易于时始盛。此战之后，破多兰部走向衰落，后为赫连屈丐所灭。这些破多兰鲜卑人被迁到平城。

天兴五年（402）五月，后秦安北将军、义阳公姚平率众四万入侵，道武帝拓跋珪亲率大军在蒙坑（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曲沃两县交界处）打败姚平军队，“获兴征虏将军、尚书右仆射狄伯支，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将军姚梁国，建忠将军雷星、康官，北中郎将康猥，平从弟伯禽已下、四品将军已上四十余人”⁽⁷⁷⁾。天赐元年（404）三月，北魏在蒲子（今山西省隰县东北）再败后秦，“擒姚兴宁北将军、泰平太守衡谭，获三千余口”⁽⁷⁸⁾。通过这两次战争，北魏对后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三千多名后秦吏民被迁往京师平城。此次战争之后，后秦年年向北魏进贡。

始光三年（426）八月，“（太武）帝以屈丐既死，诸子相攻，九月，遣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雍州刺史延普袭蒲坂，宋兵将军周几率洛州刺史于栗袭陕城”⁽⁷⁹⁾。屈丐，即赫连屈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大夏国皇帝。匈奴铁弗部酋长刘卫辰死后，其三子（一说次子）赫连勃勃外逃，在后秦姚兴的支持下不断壮大。天赐四年（407），勃勃自称天王，定国号曰大夏。赫连勃勃先败南凉，次败后秦，再败东晋，并于神四年（431）灭了乞伏鲜卑建立的西秦。势力扩展到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包括今陕西渭水以北、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太原临汾西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始光三年（426）八月，太武帝拓跋焘在黑水（今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北）打败夏军，“杀获数万，生口牛马十数万，徙万余家而还”⁽⁸⁰⁾。始光四年（427）六月，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破大夏国首都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西北），赫连昌逃至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赍将士各有差”⁽⁸¹⁾。次年，赫连昌被擒。夏主赫连昌以及被擒获的大夏国吏民被迁往京都平城。

太延五年（439）“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侍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⁸²⁾。太平真君二年（441）十一月，“镇南将军奚眷平酒泉，获沮渠天周、臧嗟、屈德，男女四千口”⁽⁸³⁾。牧犍，即沮渠牧犍，北凉国皇帝，沮渠天周是其子。北凉是卢水胡建立的政权，到沮渠牧犍时“西控西域，东尽河湟。尝置沙州于酒泉，秦州于张掖，而凉州仍治姑臧，前凉旧壤，几奄有之矣”⁽⁸⁴⁾，达到极盛。太延五年（439），北魏军队兵临北凉国都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沮渠牧犍率众投降，北魏将凉州民三万余家迁于京师平城。

太平真君元年（440），“诏（周）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于张掖。徙其民数百家，将置于京师，至武威，辄与诸将私分之”⁽⁸⁵⁾。秃发保周，是南凉王秃发傉檀之子。南凉是秃发鲜卑建立的政权。秃发鲜卑是拓跋鲜卑的一个分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源氏条云：“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七世孙秃发傉檀，据南凉，子贺降后魏，太武见之曰：‘与卿同源，可改为源氏。’”⁽⁸⁶⁾《唐原武县丞崔君夫人源氏墓志》亦云：“拓跋同源，因赐姓焉。”⁽⁸⁷⁾据此，秃发鲜卑源于拓跋鲜卑，其先祖为拓跋部酋长诘汾之长子疋孤。其先由塞北迁于河西，势力范围东至麦田（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牵屯（今甘肃省靖远县北），西至湿罗（青海湖东），南至浇河（今青海省贵德县），北接大漠（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一带）。皇始元年（396），秃发乌孤自称西平王，建立政权，天兴五年（402）改称凉王，史称南凉。太平真君元年（440），数百家秃发鲜卑人从张掖（今属甘肃）迁到武威（今属甘肃）。在武威，周观将这些人当作战俘与部下私分。世祖太武帝得知消息后，将周观降职为金城侯，改授内都大官，这些秃发鲜卑人被强制迁徙至平城。

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名之一，原为慕容鲜卑的一支，世居徒河青山（今辽宁省义县东北）。后来吐谷浑率一千七百余户从辽东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古阴山脚下。在与西部部落、东晋的战争中，吐谷浑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并于东晋咸和四年（329）建立国家，总部在白兰（今青海省巴隆河流域布兰山）一带，与北魏战争不断。太平真君五年（444）“冬十月癸未，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鸠梨、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⁸⁸⁾;皇兴四年（470）四月“戊申，长孙观军至曼头山，大破拾寅。拾寅与麾下数百骑宵遁。拾寅从弟豆勿来及其渠帅匹娄拔累等率所领降附”⁽⁸⁹⁾;太和十五年（491）二月，北魏枹罕镇将长孙百年率军讨伐吐谷浑所置洮阳、泥和二戍，五月取得胜利，“俘获三千余人”⁽⁹⁰⁾。次年高祖诏书有云：“二戍望风请降，执讯二千余人，又得妇女九百口。子妇可悉还之。”⁽⁹¹⁾这些吐谷浑人被迁至北魏境内成为奴隶，吐谷浑的皇族诸如吐谷浑氏、谷浑氏、匹娄氏、树洛干氏等流入京师平城，或在朝为官，或与北魏宗室联姻，成为新贵。

太平真君七年（446）六月，“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⁹²⁾。北魏的统治激起了民众的反抗，盖吴起义军是众多力量中较为强大的一支。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北地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南）发动起义，反对北魏统治。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置百官，并与刘宋王朝取得联系，被授以雍州刺史职及北地郡公爵位。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地区氐、羌等族以及河东蜀薛永宗响应，声势浩大。北魏朝野震惊，一边派兵攻打，一边积极防守。司州（今河南省偃师市）、幽州（今河北省北部一带）、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冀州（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四州十万百姓被征发到平城修筑防御工事，以备盖吴起义军。同年八月，在北魏强大的军事力量逼迫下，盖吴为部下所杀，起义失败。

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⁹³⁾。这些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城内的二千家能工巧匠被迁往平城，目的是修葺京师平城。

丁零，是《魏书》的作者对早已入居河北、山西的丁零族的称呼。《魏书》中有榆山丁零、西山丁零、定州丁零等，只不过是在“丁零”前冠以地名而已。太平真君八年（447）三月，“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⁹⁴⁾。若一家以三口人计，此次从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流入平城的丁零人口就有九千余人。

太平真君九年（448）二月，“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⁹⁵⁾。五千余家离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即大约一万五千人被迁入京师平城。

正平元年（451）三月己亥，“车驾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⁹⁶⁾。“近畿”，指京师平城附近的地方。“降民”，指去年投降北魏的南朝刘宋人。据《魏书·世祖纪》载，这些“降民”主要有：二月，永昌王仁大破刘义隆将刘坦之、程天祚于汝东，斩坦之，擒天祚，收伏来自汝阳（今河南省汝阳县）的降民；十月，太武帝拓跋焘自枋头（今河南省浚县枋城）渡过黄河，与先行渡河的殿中尚书长孙真所率领的军队对围攻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东）的王玄谟所率领的宋军进行合围，王玄谟败走，部分军队投降北魏；十一月，在北魏大军强大的攻势下，刘宋鲁郡（今山东省曲阜市）太守崔邪利率属城降；十二月，燕王谭攻占盱眙（今江苏省盱眙县），永昌王仁攻占悬瓠（今河南省汝南县北），收伏来自盱眙和悬瓠的降民，这些“降民”都被迁徙到平城近郊。“五万余家”，大约十五万人，此次迁徙，是平城时期规模最大的。

天安元年（466）十一月，刘彧兖州（今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刺史毕众敬遣使内属；皇兴元年（467），北魏先后攻占了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肥城（今山东省肥城市）、垣苗（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西南）、麋沟（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境）、升城（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西）、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梁邹（今山东省邹平县）、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东阳（今山东省青州市）等城邑，几乎占领了南朝刘宋的兖州、青州、齐州等地。皇兴三年（469）五月，“徙青州民于京师”⁽⁹⁷⁾。这些占领区的百姓被迁往京师平城，历史上称为“平齐民”。

二、南方政权人口北徙

随着北魏向南方的扩张，迫于战争的压力，大批南方政权（东晋和刘宋）人口主动流入北魏；或者由于南方大乱，许多东晋、刘宋人自愿到北魏辖区避难，故诸多南方政权人口迁入北魏，成为北魏的新民。其流入地，有些可考，有些不可考，然却是北魏真实存在的流动人口。

天兴二年（399）七月，“陈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⁹⁸⁾。此年后秦姚兴派兵攻打洛阳，十月攻陷洛阳，陈郡、河南百姓纷纷逃难，流入北魏。

天赐元年（404）“秋，江南大乱，流民襁负而奔淮北，行道相寻”⁽⁹⁹⁾。天赐元年，亦即东晋元兴三年，此年对于东晋来说，诚为多事之秋。二月，建武将军刘裕叛，屡败朝廷军队；三月，刘裕诛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司州刺史温详，逼帝西上江陵。自三月至年终，刘裕与东晋朝廷军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就是《魏书》所说的“江南大乱”。江南大乱，南朝百姓逃入北魏避难。

神瑞元年（414）六月，“司马德宗冠军将军、太山太守刘研弟，辅国将军、领东平太守阳平赵鸾，广威将军、平昌太守罗卓，斗城屠各帅张文兴等，率流民七千余家内属”⁽¹⁰⁰⁾。若以一家三口人计，约有来自太山（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平昌（今山东省诸城市）、斗城（今山东省禹城市西南）的二万余名因灾而流亡的东晋人迁入北魏。神瑞二年（415）四月，“司马德宗琅邪太守刘朗，率二千余家内属”⁽¹⁰¹⁾。大约六千余名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人迁入北魏。

神瑞二年（415）四月，“河南流民二千余家内属”⁽¹⁰²⁾;九月，“河南流民，前后三千余家内属”⁽¹⁰³⁾。“河南”，亦即黄河以南，参考《晋书》所载，当指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此年青州刺史刘敬宣为其参军司马道赐所害，青州战乱，百姓纷纷逃入北魏。

泰常二年（417）九月，“司马德宗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息谯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马国璠、司马道赐，辅国将军温楷，竟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璲及桓温孙道子，勃海刁雍，陈郡袁式等数百人来降”⁽¹⁰⁴⁾。这些东晋人被安置在北魏辖地。

宋少帝景平二年（424），“谯郡流离六十余家叛没虏”⁽¹⁰⁵⁾。这些南朝刘宋谯郡（今安徽省蒙城县西北三里）的流民进入北魏，安置地不详。

北魏延和三年（434）正月，杨难当“克汉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¹⁰⁶⁾。杨难当，氐人仇池（今甘肃省南部一带）首领，自称都督雍凉秦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刘宋元嘉七年至九年间（430—432），宋文帝刘义隆先后封杨难当为秦州刺史、征西将军。北魏延和二年（433）九月，杨难当投靠北魏，被太武帝拓跋焘封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南秦王。次年，为了向北魏表忠心，杨难当率兵攻克刘宋汉中（今属陕西省），把雍州（今湖北省襄阳市）的流民七千家迁至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太安二年（456）十一月，“刘骏濮阳太守姜龙驹、新平太守杨伯伦，各弃郡率吏民来降”⁽¹⁰⁷⁾。大批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新平（今属江苏省）人流入北魏。

三、北魏平城时期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

除以上两个流向性非常明确的人口流动外，北魏平城时期还有许多流入地复杂、难以归类的，今一并归入第三种人口流动之中。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民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至于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户，最为大州。”⁽¹⁰⁸⁾张幸是“慕容超东牟太守，后率户归国”⁽¹⁰⁹⁾。慕容超是南燕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在位时间仅六年（405—410），张幸任东牟（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太守的时间大约在此时。北魏永兴二年（410），南燕为东晋所灭，张幸投奔北魏，招引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东南）民千余家到冀州。这些流入冀州的河东人经张幸、张准的管理，良性发展，人口繁衍迅速，成为北魏时期的繁华富民。

永兴五年（413），明元帝拓跋嗣“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受田”⁽¹¹⁰⁾。若以一家三口人计，大约有六万余人的越勤倍泥鲜卑人被迁往大宁（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同年，明元帝拓跋嗣击败河西胡曹龙，“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¹¹¹⁾。这些“新民”就是投降北魏的曹龙部落。是年超过六万的新民迁入大宁，并实施“计口授田”的均田制，这些新民迅速由牧民转化为农民，促进了北魏农业的发展。

神瑞二年（415）九月，“京师民饥，听出山东就食”⁽¹¹²⁾。此年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平城等地发生饥馑，饥民纷纷流亡，大量饥民涌入山东（今崤山以东地区），北魏政府组织安顿这些饥民，供给他们粮食。

神三年（430）十一月，“获乞伏炽磐质子及定车旗，簿其生口、财畜”⁽¹¹³⁾;神四年（431），“暮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送于上邽”⁽¹¹⁴⁾。乞伏炽磐与暮末是父子关系，均为西秦国王。西秦是乞伏鲜卑建立的政权，东汉中后期由漠北南迁至大阴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东晋太元十年（385），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建立政权，拥有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漒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等十二郡，史称西秦。北魏神瑞元年（414），乞伏炽磐袭取南凉国都乐都（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将万余户秃发鲜卑人迁往西秦首都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南）。神年间，这些投降北魏的乞伏鲜卑人被迁往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

登国年间，拓跋珪对高车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高车人口流入北魏辖地。天兴三年（400）十一月，“高车别帅敕力犍，率九百余落内属”⁽¹¹⁵⁾；天兴四年（401）正月，“高车别帅率其部三千余落内附”⁽¹¹⁶⁾。这些归附的高车人东迁到北魏辖地，分为东、西二部，东部敕勒，居住在今内蒙古中部；西部敕勒，居住在今陕西、甘肃一带。他们成为北魏对付未降高车人和蠕蠕的主要有生力量。泰常三年（418），太宗拓跋嗣派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众北伐，在弱水（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额济纳河流域）“降者二千余人，获牛马二万余头”⁽¹¹⁷⁾。神二年（429）八月，世祖拓跋焘派左仆射安原率骑归附的高车族人在巳尼陂（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攻打未降之高车部族，“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¹¹⁸⁾。若一落按平均十五人计算，此次降服的高车人多达数百万之众，北魏王朝把这些高车人安置在漠南千里之地，亦即东至濡源（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西北），西暨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阴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三千里。

东晋义熙三年（407），中卫将军冯跋灭西燕，拥立慕容云为天王，建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义熙五年（409），冯跋即天王位于昌黎（今辽宁省义县），后迁都龙城，史称北燕。因其都龙城，又名黄龙，故刘宋称其为黄龙国。也有史书因其地处东北地区南部，又称其为东燕。北燕与北魏的战争不断。北魏延和元年（432）七月，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安东将军、宜城公奚斤征发幽州民及密云（今属北京）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俱会和龙（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开始大规模攻打北燕。此次战争北燕大败，“文通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余郡来降”⁽¹¹⁹⁾，“文通营丘、辽东、成周、乐浪、带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万余户于幽州”⁽¹²⁰⁾。此次投降北魏的是“十余郡”还是“六郡”，不得而知。人口数量《魏书》记载不一，《海夷冯跋传》为“三万余户”，《世祖纪》为“男女六千口”。若一户按三人计算，三万余户为九万余口。故此次降魏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已不可知。这次战争北燕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三万余户北燕人被迁往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延和二年（433）六月，太武帝拓跋焘派遣永昌王健率军攻打北燕，“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余家而还”⁽¹²¹⁾。这三千余家北燕人流向不明，估计亦迁往幽州。此次战争击溃北燕主力，不久北燕灭亡。

敕勒，亦即丁零、高车。“（太平真君五年）六月，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¹²²⁾；“（延兴元年）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¹²³⁾；“（延兴二年三月）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¹²⁴⁾。与后面两条文献记载相参照，笔者疑太平真君五年（444）“徙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的人亦为敕勒人。所谓“营户”，是指北魏统治者出于生产和战争的需要，把掳掠和投募来的民户配置各地，隶属于军府。他们主要从事耕田、畜牧、匠作等生产劳动，以供养军队。有时亦当兵。其身份低于平民，高于奴隶，须世代服役。这些流入冀州、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相州（今河北省磁县）、兖州（今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的敕勒人是亦兵亦农的营户，战争时冲锋陷阵，和平时从事农耕生产。

迁徙北魏的蠕蠕在其首领社崘的带领下叛逃，率部落西走。天兴五年（402），社崘自称丘豆伐可汗，仿效北魏，立军法，置战阵，整顿军队，建立可汗王庭，使蠕蠕迅速由部落联盟进入早期奴隶制阶段，后人亦称之为柔然汗国。其势力范围扩展为“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¹²⁵⁾，亦即东起大兴安岭，南临大漠，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占有准噶尔盆地，与天山以南的焉耆接界，北至今贝加尔湖。蠕蠕“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¹²⁶⁾，即在今鄂尔浑河东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蠕蠕在北方的强大，给北魏造成很大的威胁，战争连年不断。始光元年（424）八月，蠕蠕率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太延五年（439）九月，长孙道生等率军在阴山北（今属内蒙古）打败蠕蠕军，“获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其将帅五百人”⁽¹²⁷⁾;太平真君十年（449）二月，“蠕蠕渠帅尔绵他拔等率其部落千余家来降”⁽¹²⁸⁾;太平真君十年（449）九月，略阳王羯儿打败蠕蠕，“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¹²⁹⁾;太安四年（458），北魏北征，“吐贺真远遁，其莫弗乌朱驾颓率众数千落来降”⁽¹³⁰⁾;皇兴四年（470），显祖亲征，在女水（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打败蠕蠕，“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¹³¹⁾。这些归顺的蠕蠕人被迁往北魏辖地。

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¹³²⁾。薛永宗，本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是迁居河东的蜀族部落的首领。由于不满北魏统治，率部族起义，与卢水胡人盖吴的起义军相为呼应。他将三千余人自汾阴迁入汾曲（今山西省临汾市南），其目的是为了对抗北魏。次年，亦即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薛永宗被杀，起义失败，这三千余人投汾水自尽。

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各一万骑，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¹³³⁾。这次北魏对南朝刘宋的战争，将淮河、泗水以北的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的百姓迁到河北。永昌王仁、高凉王那英勇善战，此次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刘义隆将王章，略金乡、方与，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高凉王那至济南东平陵，迁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¹³⁴⁾。战后，北魏将金乡（今山东省金乡县）、方与（今山东省鱼台县北）的百姓五千家迁至河北；把济南东平陵（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东北）六千余家迁往河北。

太和十七年（493）四月，“襄阳蛮酋雷婆思等率一千三百余户内徙，居于太和川”⁽¹³⁵⁾。雷婆思率领的一千三百余户南方民族被北魏安置在太和川（今河南省嵩县一带）居住，并由朝廷拨给他们粮食以及日常用品。

平城时期是北魏人口流动频繁、人口流动量非常大的一个时期。此阶段的人口流动，给北魏王朝注入了新鲜活力，使得北魏文化方面有了新的特点。

第三节　北魏后期的人口流动

平城时期是北魏王朝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拓跋鲜卑逐渐摆脱了游牧民族的束缚，走向了农业文明。随着领土向南的拓展，平城地处偏远的劣势逐步显现出来了。平城地处塞北，“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¹³⁶⁾，自然环境恶劣，农业收成不好，经常出现饥馑以及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元宏决定迁都洛阳。太和十八年（494）二月，孝文帝元宏昭告天下，决定迁都洛阳；三月，谕在代群臣以迁洛之略。太和十九年（495）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完成了迁洛计划。

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开始修建洛阳城，“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¹³⁷⁾。到正光元年（520），洛阳城修建仍未完毕，“正光元年，（源子恭）为行台左丞，巡行北边。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曰：‘（洛京）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构……乃访遗文，修废典，建明堂，立学校……永平之中，始创雉构，基趾草昧，迄无成功。故尚书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缘期发旨，即加葺缮’”⁽¹³⁸⁾。由此看来，洛阳城修建的时间前后超过二十八年。

营建之事本是司空之责，太和十七年初营洛京时司空穆亮担此重任。《魏书·李冲传》载高祖诏书有云：“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¹³⁹⁾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共同承担营建洛京之事。将作大匠，“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¹⁴⁰⁾，其职责是掌管宫室修建。李冲领将作大匠，董爵任将作大匠，修建洛京均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景明二年（501），穆亮薨。此后，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任城王澄都曾先后担任过司空一职，他们在洛阳的修建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则为李冲，“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¹⁴¹⁾，前引源子恭上肃宗孝明帝奏疏亦云“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这一切都说明洛阳的修建完全是按照李冲的构想来实施的。

洛京的规划，源子恭上肃宗孝明帝奏疏中提及“两京模式”。所谓“两京”，即平城与洛阳。所谓“两京模式”，亦即洛京的修建延续了平城的模式。平城的设计与修建者为蒋少游，而洛阳的修建者为李冲，二者有没有某种关联？事实上是有的，蒋少游也参与了洛京的修建，“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¹⁴²⁾。据劳榦所考，“金墉门楼”“太极立模范”均指营建洛阳之事⁽¹⁴³⁾。因此，洛京的修建承袭了平城的因子，而平城又借鉴了南朝建业城的元素，均为汉化的结果。

到太和十九年（495），“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¹⁴⁴⁾。从此洛阳自晋室失国废弃一百八十年以后，再次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魏洛京分外郭、内郭、宫城三重城池。仅内郭就与魏晋旧都规模相等，城内街道整齐划一，共置三百二十坊，住户十余万。据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洛阳城的总面积为265.5平方英里，人口约六十余万。而同时代欧洲罗马帝国极盛时期的首都罗马跟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总面积才合70平方英里，仅为洛阳的26.4%。中古的伦敦也只有38.5平方英里，仅为洛阳的14.4%。据韩国学者金大珍（Kim Dae-Jin）的研究，洛阳城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四季常绿，是极为舒适的大都市，“园林景点达到近50处，每平均8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就有一处。折合为现代的度量来看，大约是在0.2平方千米的空间内就有一处园林”⁽¹⁴⁵⁾。工商市肆完备，行业齐全，成为沟通“百国千城”的国际性贸易都会。

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促成了北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可以想象，六宫粉黛、文武百官，以及百余万平城百姓尽悉迁徙。自平城至洛阳的七百公里的大路上，随处可见流动的人口大军。路途之遥远，花费之巨大，可想而知。据史料记载，此次迁徙，富人都变成了贫民，“代民至洛，始欲向尽，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太行之险，越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¹⁴⁶⁾。富者犹损太半，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了。为了杜绝百姓眷恋故土的念头，孝文帝元宏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¹⁴⁷⁾，“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¹⁴⁸⁾，杜绝了迁洛之民北归的念头。似乎此后，北魏不再有规模较大的人口流动，其实未必。《魏书·昭成子孙传》有云：

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晖乃请间言事。世宗曰：“先皇迁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诏，故有外人之论。”晖曰：“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¹⁴⁹⁾

这段文字饶有兴味，其意在说明，对于朝中的旧贵族，孝文帝元宏采用了折中的策略，允许他们冬天居洛阳，夏天居平城。这是北魏洛阳时期常规的、大规模的定期人口流动，有利于南北文化与生活习俗的融合。

与平城时期相比，洛阳时期的人口流动显得单一，主要是在与南方政权的战争中掳掠而来的人口。太和二十一年（497），崔僧渊击败入侵南青州黄郭戍（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西北）的南齐王昙纷率领的军队，俘获万余人；景明元年（500）十一月，荆州刺史桓道攻下南齐下笮戍（今湖北省仙桃市一带），俘获二千余户；正始二年（505）六月，扬州刺史薛真度大破萧梁将王超宗，俘斩三千级；正始二年八月，萧梁沔东（今湖北省仙桃市一带）太守田青喜率郡七、县三十一、户万九十内附；正始二年十一月，王足围涪城（今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益州（古地名，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一带）诸郡戍降者十分之二、三，民送编籍者五万余户；正始三年（506）四月，平南将军杨大眼击败萧梁王茂先军，俘获二千余人；永平二年（509）正月，北魏攻占武阳关（故址当在今河南省罗山县南），擒获萧云骑将军马广、冠军将军彭甕生、骁骑将军徐元季等二十六将，俘获七千余人；延昌四年（515）八月，萧梁定州（今湖北省麻城市东）刺史田超秀率众三千请降；孝昌三年（527），青州刺史、彭城王劭、南青州刺史胡平遣将斩萧梁将彭群首，俘获二千余人；永安三年（530）正月，益州刺史长孙寿、梁州刺史元俊等斩杀萧梁都督萧玩，击败何难尉、陈愁等，俘获万余人等。这些南方人被掳掠到北魏，成为北魏王朝的新民。对此，唐长孺先生有精辟的结论，“北魏在向南进军，扩大疆土的过程中，通常把新占领的州治及重要城镇的居民（这些居民主要是官吏、军人及其家属和地方豪强）迁往代京及北方诸镇，而迁入镇戍将士及其家属，他们成为这些镇的新住户，即城民”⁽¹⁵⁰⁾。唐先生所论极是。

延昌元年（512）四月，“诏河北民就谷燕恒二州。辛未，诏饥民就谷六镇”⁽¹⁵¹⁾。是年北魏黄河以北发生大面积饥荒，部分饥民被迁往收成比较好的燕州（今北京市昌平区东南一带）、恒州（今山西省大同市）、沃野镇（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南）、武川镇（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西）、抚冥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北）、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等地。

洛阳时期，由于北魏王朝的整体南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流民潮。除此之外，人口流动不如平城时期那么频繁，给北魏文学带来的影响也不如平城时期那么巨大。

第四节　推力—拉力作用下的北魏人口流动

研究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时，中外学者因学术视角不同，提出了多种颇有见解的理论和观点，譬如E.S.李的“人口迁移理论”、库兹涅茨的“人口再分布”理论、舒尔茨的“投资与收益”理论、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等，尤以唐纳德·博格（D.J.Bogue）等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提出的“推力—拉力”理论影响最大。其主要内容是，人口流动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劳动力转移的积极因素，一种是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即消极因素。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迁出地既存在人口转移的“推力”，也存在一定的“拉力”因素，例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农村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等。比较而言，迁出地“推”的力量超过“拉”的力量。考察迁入地会发现，这里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能够把外部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当然，迁入地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人口转移的“推力”因素，例如与家庭的分离、陌生的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比原居住地差等。相对地说，迁入地的“拉力”要比“推力”更大，占主导地位。

唐纳德·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论是二十世纪研究人口流动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是研究农村、城镇人口流动的较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它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北魏的人口流动。

北魏皇族拓跋氏自嘎仙洞迁至盛乐，再自盛乐迁至平城、洛阳，除了武力扩张的因素外，最主要的推力因素是气候、经济与生活条件。

嘎仙洞地处北纬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的大兴安岭北段，属寒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冬季寒冷而干燥，夏季温凉湿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为零下3.5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在零下42.7摄氏度。这里本是原始森林，夏季苍松翠桦浓荫蔽日，遍地野花盛开，灿烂似锦；冬季皑皑白雪盖山林，一片银色世界，林海雪原中自由奔驰着各种动物。以狩猎为生的拓跋鲜卑人，世世代代在这里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然冬季零下42.7摄氏度的恶劣气候使得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人极度痛苦，他们渴望南迁，寻求适宜生活的空间。

从宣皇帝推演开始，拓跋鲜卑开始南迁。经过几代部落首领的努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迁至盛乐。盛乐地处北纬39度58分、东经111度26分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其主要特征是干旱、多风、寒冷，日光充足，温差大，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时短而温热，春季升温快，秋天降温烈。这样的气候适合畜牧业的发展，符合拓跋鲜卑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后，于登国元年（386）二月颁布“息众课农”⁽¹⁵²⁾诏。1971年秋在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西的小板申村东发现了一座古墓穴，“后室南壁有大幅庄园图，那里面绘有山峦、别墅、果树环抱、农耕、蚕桑、马牛羊鸡犬彘，以及车库、作坊等等，正是墓主晚年过着地主剥削生活的实录”⁽¹⁵³⁾。纸质文献与出土文物有力地证明了盛乐时期北魏开始种植农作物，初步迈向农业文明。然盛乐地区降水量少，农作物生长期短，温差大，以及37.9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与零下31.7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均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北魏谋划继续迁徙。

天兴元年（398）七月，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平城地处北纬39度03分、东经112度34分，与盛乐所处的经纬度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地形、气候差异很大。一般海拔在1000—1500米之间，没有高山，以丘陵为主。桑干河自西南向东北横贯全城，形成了周围高、中间低、两山夹一川的槽型盆地。除桑干河外，境内主要河流还有属海河水系的御河、南洋河、壶流河、唐河和属黄河水系的苍头河等，农业灌溉十分方便。气候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受季风影响，四季鲜明，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平城是“代表拓跋部族由草原文化向农业文化过渡的城市”⁽¹⁵⁴⁾，此时的经济状况是畜牧与农业杂糅的局面。畜牧业是北魏的支柱产业，“农耕经济自然就往往被轻视并在实际上居于次要地位了”⁽¹⁵⁵⁾。太和十一年（487），京都大饥，韩麒麟表陈时务曰：“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¹⁵⁶⁾仅三分之一的百姓种植农业，他们的收获很难养活三分之二的非农业人口。加之平城时期多处灾祸频显，平城、定州、山东、河北、雍州、云中等地陆续出现饥馑，北魏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粮食紧缺现象，以致有迁邺之议：

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复使中贵人问浩、澹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等对曰：“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食，出仓谷以禀之。来年遂大熟。⁽¹⁵⁷⁾

神瑞二年（415）是北魏平城时期最为严重的饥荒之年，《魏书》中有多处记载，甚至在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发生了河西饥胡暴动，北魏王朝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太史令王亮、苏垣等秉承华阴公主之意建议迁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崔浩与周澹坚决反对。邺城丰收，平城歉收，迁都邺城可解燃眉之急，却非长久之计。崔浩分析了平城的战略意义，力排众议，采用迁徙饥民到山东就食的方法缓解了是年的京师饥馑，同时也确保了平城的稳固。神瑞二年的饥馑过去了，然平城时期的粮食紧缺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北魏尚书令王肃曾吟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¹⁵⁸⁾感叹平城的荒凉与无奈。孝文帝亦曾云：“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¹⁵⁹⁾“富有四海”之谓恐是虚辞，“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道出平城地理上的先天不足，位置偏北，不利于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于是北魏再次迁都，以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太和十八年（494）二月，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地处北纬33度35分、东经111度8分的中原腹地。气候为暖温带南缘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带，光照充足，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夏热多雨，秋季温和，冬季寒冷，素有“九州暖地”之称。洛阳境内山川丘陵交错，地形复杂多样，其中山区面积占45.51%，丘陵面积占40.73%，平原面积占13.8%。但境内河渠密布，分属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黄河、洛河、伊河、清河、磁河、铁滦河、涧河、瀍河等十余条河流蜿蜒其间。洛阳境内山川纵横，河渠密布，古代有“四面环山，六水并流，八关都邑，十省通衢”之称。土地平旷，灌溉便利，适宜农作物的生长，符合北魏当时高度农业文明发展的需要。同时交通便利，“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乃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造便利有关”⁽¹⁶⁰⁾，商业乘势崛起。这样的环境为北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历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孝庄帝、长广王、节闵帝、安定王、孝武帝八个帝王，前后四十一年。

气候、经济与生活条件等因素形成的“推力”促使北魏南迁，而同时“恋旧”因素形成的“拉力”导致北魏部分民众北归。《魏书》中屡次出现“北人恋本”“北人恋旧”等语足以说明问题，而《魏书·咸阳王禧传》中的一段话更值得玩味：

初，高祖闲宴，从容言于禧等：“我后子孙，邂逅不逮，汝等观望辅取之理，无令他人有也。”禧临尽，虽言不次第，犹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丧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与诸妹公主等诀，言及一二爱妾。公主哭且骂之云：“坐多取此婢辈，贪逐财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复嘱问此等！”禧愧而无言，遂赐死私第。其宫人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虽富贵，弦管奏之，莫不洒泣。⁽¹⁶¹⁾

咸阳王禧是显祖献文皇帝拓跋弘的儿子，高祖孝文皇帝拓跋宏的弟弟，位高权重，官至太尉、太保、司空，高祖临终被委任为辅政大臣，后因贪婪好色，擅威作福，意欲谋反而被赐死家中。这不是我读这则材料的重心所在，我更关注“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的恋北情结，以及“北人在南者，虽富贵，弦管奏之，莫不洒泣”的眷恋北国故土的普遍情绪。这说明虽然孝文帝已迁都洛阳，但北魏大多数民众并不习惯于南方洛阳的生活，他们日思夜想的仍然是北方平城的生活。在这种“恋旧”情结的“拉力”作用下，北魏南迁的民众有返北者，限于资料匮乏，已不得所考。然北魏部分旧贵族冬天居洛阳，夏天居平城，就应该是这种“拉力”作用的体现。

此外诸如战乱、饥荒等因素造成的人口流动亦属“推力—拉力”作用下的产物自不待言。

(1)　《魏书》卷一，第12页。

(2)　《魏书》卷一一三，第2971页。

(3)　《魏书》卷一，第12页。

(4)　《魏书》卷一，第1页。

(5)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657页。

(6)　《宋书》卷九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1页。

(7)　《资治通鉴》卷七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2459页。

(8)　《史记》卷一一〇，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5页。

(9)　《后汉书》卷九〇，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6页。标点改动。

(10)　《晋书》卷一〇八，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3页。

(11)　《魏书》卷一，第1页。

(12)　《魏书》卷一〇八，第2738页。

(13)　高诱注《淮南子注》，世界书局，1935年，第337页。

(14)　《汉书》卷八七，中华书局，1962年，第3563页。

(15)　《魏书》卷一〇〇，第2224页。

(16)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39页。

(17)　米文平《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光明日报》1980年10月25日。

(18)　《魏书》卷一，第1页。

(19)　《魏书》卷一，第1页。

(20)　《魏书》卷一，第2页。

(21)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第5期。

(22)　《魏书》卷一，第2页。

(23)　《魏书》卷一，第2页。

(24)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第5期。

(25)　《魏书》卷一，第3—12页。

(26)　《资治通鉴》卷一〇六，第3360页。

(27)　董佑诚《水经注图说残稿》，杨守敬、董佑诚《水经注图（外二种）》，中华书局，2009年，第134页。

(28)　参看论文：王仲荦《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第1071—1072页）、严耕望《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考》（《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29)　何天明《北魏盛乐与拓跋鲜卑的代政权》，《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

(30)　《魏书》卷一，第10页。

(31)　《魏书》卷一，第10页。

(32)　盛乐宫所在地今不详，本文采用了吕阳《“盛乐城”与“盛乐宫”地理位置考辨》（内蒙古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库）的说法。

(33)　《魏书》卷一，第6页。

(34)　《魏书》卷一，第9页。

(35)　《魏书》卷一，第4页。

(36)　《晋书》卷三，第65页。

(37)　《资治通鉴》卷七七，第2459页。

(38)　《魏书》卷一，第4—5页。

(39)　《魏书》卷一，第7页。

(40)　《魏书》卷一，第9页。

(41)　《魏书》卷一，第11页。

(42)　《魏书》卷一，第11页。

(43)　《魏书》卷一〇三，第2308页。

(44)　《魏书》卷一〇三，第2307页。

(45)　《魏书》卷二三，第605页。

(46)　《魏书》卷一，第12页。

(47)　《魏书》卷一，第13页。

(48)　《魏书》卷二，第26—27页。

(49)　《魏书》卷一，第6页。

(50)　《魏书》卷二，第32页。

(51)　《魏书》卷二，第31页。

(52)　《魏书》卷二，第31页。

(53)　《资治通鉴》卷一〇一，第3206页。

(54)　宓三能《说北魏初年破后燕后“迁徙山东六州吏民”的六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第244—246页。

(55)　毋有江《天兴元年徙民与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56)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47页。

(57)　唐长孺《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第98页。

(58)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5页。

(59)　《魏书》卷二，第28—31页。

(60)　《魏书》卷一一〇，第2849—2850页。

(61)　《魏书》卷二，第27页。

(62)　《魏书》卷二三，第604页。

(63)　《魏书》卷二，第24页。

(64)　《魏书》卷一〇三，第2290页。

(65)　《魏书》卷二，第24页。

(66)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67)　《魏书》卷二，第25页。

(68)　《魏书》卷一，第8页。

(69)　《魏书》卷二，第33页。

(70)　《南齐书》卷五七，中华书局，1972年，第984—985页。

(71)　《南齐书》卷五七，第984页。

(72)　《魏书》卷二，第34页。

(73)　《魏书》卷二，第34页。

(74)　《魏书》卷二，第35页。

(75)　《魏书》卷一〇三，第2308—2309页。

(76)　《魏书》卷二，第39页。

(77)　《魏书》卷二，第40页。

(78)　《魏书》卷二，第41页。

(79)　《魏书》卷四上，第71页。

(80)　《魏书》卷九五，第2057页。

(81)　《魏书》卷四上，第72—73页。

(82)　《魏书》卷四上，第90页。

(83)　《魏书》卷四下，第94页。

(8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2082页。

(85)　《魏书》卷三〇，第728页。

(86)　《新唐书》卷七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3361页。

(87)　李昉编《文苑英华》卷九六六，中华书局，1966年，第3465页。

(88)　《魏书》卷四下，第98页。

(89)　《魏书》卷六，第130页。

(90)　《魏书》卷七下，第168页。

(91)　《魏书》卷一〇一，第2239页。

(92)　《魏书》卷四下，第101页。

(93)　《魏书》卷四下，第100页。

(94)　《魏书》卷四下，第102页。

(95)　《魏书》卷四下，第102页。

(96)　《魏书》卷四下，第105页。

(97)　《魏书》卷六，第129页。

(98)　《魏书》卷二，第35页。

(99)　《魏书》卷二，第42页。

(100)　《魏书》卷三，第54页。

(101)　《魏书》卷三，第55页。

(102)　《魏书》卷三，第55页。

(103)　《魏书》卷三，第55页。

(104)　《魏书》卷三，第57—58页。

(105)　《宋书》卷四五，第1379页。

(106)　《魏书》卷四上，第83页。

(107)　《魏书》卷五，第115页。

(108)　《魏书》卷六四，第1433页。

(109)　《魏书》卷六四，第1427页。

(110)　《魏书》卷三，第53页。

(111)　《魏书》卷三，第53页。

(112)　《魏书》卷三，第55页。

(113)　《魏书》卷四上，第77页。

(114)　《魏书》卷九九，第2200页。

(115)　《魏书》卷二，第37页。

(116)　《魏书》卷二，第38页。

(117)　《魏书》卷三，第58页。

(118)　《魏书》卷一〇三，第2309页。

(119)　《魏书》卷四上，第81页。

(120)　《魏书》卷九七，第2127页。

(121)　《魏书》卷九七，第2127页。

(122)　《魏书》卷四下，第97页。

(123)　《魏书》卷七上，第135页。

(124)　《魏书》卷七上，第136—137页。

(125)　《魏书》卷一〇三，第2291页。

(126)　《魏书》卷一〇三，第2291页。

(127)　《魏书》卷一〇三，第2294页。

(128)　《魏书》卷四下，第103页。

(129)　《魏书》卷一〇三，第2295页。

(130)　《魏书》卷一〇三，第2295页。

(131)　《魏书》卷一〇三，第2295页。

(132)　《魏书》卷四下，第99页。

(133)　《魏书》卷四下，第100页。

(134)　《魏书》卷四下，第100页。

(135)　《魏书》卷七下，第172页。

(136)　《南齐书》卷五七，第990页。

(137)　《魏书》卷七下，第173页。

(138)　《魏书》卷四一，第933—934页。

(139)　《魏书》卷五三，第1182页。

(140)　《汉书》卷一九，中华书局，1962年，第733页。

(141)　《魏书》卷五三，第1187页。

(142)　《魏书》卷九一，第1971页。

(143)　劳榦《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魏晋隋唐五代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6页。

(144)　《魏书》卷七下，第178页。

(145)　金大珍（Kim Dae-Jin）《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城市园林》，“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暨2006年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146)　《魏书》卷六五，第1451页。

(147)　《魏书》卷七下，第178页。

(148)　《魏书》卷二〇，第527页。

(149)　《魏书》卷一五，第378—379页。

(150)　唐长孺《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第108页。

(151)　《魏书》卷八，第212页。

(152)　《魏书》卷二，第20页。

(153)　黄盛璋《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4页。

(154)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导言》，中华书局，2006年，第20页。

(155)　任重《平城的居民规模与平城时代的经济模式》，《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156)　《魏书》卷六〇，第1332页。

(157)　《魏书》卷三五，第808页。

(158)　王肃《悲平城》，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2205页。

(159)　《魏书》卷一九中，第464页。

(160)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第67页。

(161)　《魏书》卷二一上，第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