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段重要公文的启迪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两章说，波斯君主阿鲁浑（Argon）因他妻子死了，便派遣三位使臣来中国忽必烈大汗（元世祖）处，请赐给他一个和他亡妻卜鲁罕（Bolgana）皇后同族的女子为配。当使臣目的已达，预备归国时，特请波罗一家三人作伴，从海道护送所求的阔阔真（Cocachin）公主归返波斯。二年多的航程把他们带到了目的地。从那里，他们转返故乡，结束了长期旅居异域的生涯⁽¹⁾。

马可等返抵故乡威尼斯不久，即遭到与意大利西部城市热那亚的海战。威尼斯舰队战败，马可被擒，身陷囹圄。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便是马可在狱中口述，由其同狱难友记录而成的。

所以，马可波罗此次经历实在是《游记》得以传世和马可得以显名的关键，而《游记》中记叙此事经过的两章，也应当是全书中最关紧要的文字。但向来注释家对这两章的考证却不尽令人满意。最大的原因在于未能像注解其他关于中国的记载一样，取中国的材料以为印证。于是，此全书中最有关系的文章遂留一大罅漏。

我最近在一本讲元代驿站制度的官书里发现了一段材料，足为此二章游记作很有价值的注释。因将其揭出，并附个人的见解，作为此文，以求正于国内外研究马可波罗的先生们。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勘”字韵引元朝的《经世大典·站赤门》纪事，载有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一篇公文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²⁾

这段文字里所提到的三位使者名字，和马可波罗书中所讲的阿鲁浑的三位使臣名字完全一样，一看便知。兀鲁即是马可书中的Oulatai，阿必失呵即是Apousca，火者即是Coja⁽³⁾。因此这段文字实与马可书中所记其离华事有极密切的关系。但在说其关系前，我们应先就这段文字加以研究。

首先，我们须知这段文字的性质。这是一纸批过的呈文，可分三段。“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是第一段；“平章沙不丁上言”至“乞不给分例口粮”是第二段；“奉旨勿与之”是第三段。第一段是上呈文的人名，第二段是呈文内容，第三段是呈文的回批。阿难答是转奏沙不丁的呈文的人，《元史》中无事迹可寻。他应是兵部尚书。因据《元史》卷一〇一《兵志》所言，站赤之政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省兵部；卷八五《百官志》说，兵部尚书掌天下郡邑邮驿屯牧之政令，“凡兵站屯田之籍，驿乘、邮运、祗应、公廨、皂隶之制，悉以任之”。沙不丁所呈者正是驿政中使臣祗应问题，自应经兵部处置。都事是中书省右司郎中下的属员，秩正七品，亦掌站赤事务。别不花品位既卑，在《元史》中自无事可述。但关于沙不丁，则记载较详。

沙不丁由管海运出身，后升为江淮行省左丞，至元二十六年升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

《元史》卷一四《世祖纪》：“至元二十四年五月，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以维制沙不丁、乌马儿等海运船。”卷一五《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从行泉府司沙不丁、乌马儿请，置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卷二〇五《桑哥传》：“桑哥尝以沙不丁遥授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领泉府、市舶两司。”

卷一五：“至元二十六年九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提调钱谷，积怨于众，乞如要束木例，拨戍兵三百人为卫。’从之。”

卷一六：“至元二十七年六月，用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以参政王巨济钩考钱谷有能，赏钞五百锭。”

所以这篇公文里的平章沙不丁即是《元史》里的江淮省平章沙不丁，此时他当仍管市舶之政。据《元史》卷六二《地理志》，泉州路在江浙省（即江淮省，至元二十八年改江淮为江浙）辖内，泉州的市舶当然也由沙不丁管辖。

马八儿，《元史》卷二一〇有传，谓：“海外诸番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马可书中的Maabar即是其地，当今印度东南岸一带地方。由《元史》所言，知赴马八儿当时多在泉州开舶。从泉州到波斯，当然要经过马八儿。

由此我们可以确切地断定，我们所发现的这篇公文里所讲的三位使臣，其时已在泉州，预备由海道赴波斯。这就是马可所说的那三位请马可伴他们航海的波斯使者。中西记载在这一点上完全符合，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的话是真实的，他确实到过中国。所可惜者，中文这段记载没有提及马可波罗之名而已。

我们由这篇公文可以推测波斯三使臣自泉州出发的时期。至元二十七年三月，他们当已在泉州，同年八月，因等待命令尚未能走。一两月后，他们当能接到分派口粮的命令。由泉州放洋，因季候风关系，须在十一月、十二月或次年正月几个月内。所以他们应在至元二十七年之末或二十八年之初起程。姑定其在二十七年十二月，以公历计，恰为1291年初。这即马可波罗离华之年。

但据一般说法，马可自泉州出发，其时在1292年初⁽⁴⁾，与此处所定者相差一年，我们究将何所适从呢？

我以为1291年初是比较合理的推测。第一个直接的证据即是上面所引公文的年月。波斯三使既于至元二十七年三月至八月间停留泉州，则于该年末或次年初起程自是最自然的事。在我们未发现旁的证据，说他们曾在泉州逗留二年之久的文件之前，这自然是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

第二个重要的证据是从波斯史上得到的。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第一册第十八章亨利·玉尔注6有一段说：

哈模氏（Hammer）所著《伊儿汗史》谓阿鲁浑之子合赞为呼罗珊省边防使，来塔伯利次（Tabriz）见其叔凯嘉图，其叔不见。［归途中］“遇大使于阿八哈耳（Abhar）地方，大使为其父所遣往大汗庭，求婚于卜鲁罕皇后之宗族者也。此使带回科克清（即阔阔真）公主及大汗礼物。行婚时，礼节甚盛。”阿八哈耳在可疾云（Kazvin）之西。⁽⁵⁾

哈模此段所记公主即马可书中所说波斯三使在中国所求之公主。哈模未说明此事发生的年代，实为憾事。亨利·玉尔在此注中继云：

鄙人详查哈模此处，非录自瓦萨甫（Wassaf），或取材于拉施特（即拉施都丁）之书，然鄙人亦不能详究也。由《伊儿汗史》所指日期观之，合赞必遇其新妻于一千二百九十三年之杪，或一千二百九十四年之初。

玉尔先生所定年代，不知何所根据，大约是为了要适合马可于1292年初离华的说法。据马可说，他们的旅程共费时二十六月。自1292年下推二年二月为1294年初，与1292年说适相符合。但玉尔的推定却不很可靠。

玉尔未能详究哈模那段文字的出处，但说或取材于拉施特之书，这是对的。因拉施特《史集》里确有与此相似的记载。《多桑蒙古史》第六卷第三章“乞合都”（即张译本的凯嘉图）一章有一段说：

1293年春，合赞命统将忽都鲁沙（Coutloucschah）留守呼罗珊，自往朝乞合都。然其自阿八哈耳遣赴汗所之使者奉汗命还，命其急还呼罗珊，合赞不从，进至帖卜利司，乞合都遣二使至此强之还镇，及合赞还，忽都鲁沙已败涅孚鲁思。自是以后，涅孚鲁思势遂不振，退入你沙不儿附近山中（见《史集》）。⁽⁶⁾

这段记事未提及合赞遇公主事，但合赞到帖卜利司（即张译塔伯利次）欲见其叔父而被拒一节，二者相同。遇其使者于阿八哈耳事又相同。多桑书里又没有合赞第二次朝见其叔父的记事。所以哈模那段与多桑此段所记实是一事，且皆取材于拉施特的《史集》。多桑引拉施特之书，类多割裂，非尽依原本。此段记事，重心另有所在，可能在作者看来，插入遇公主事，反足碍其记事的一贯性。不过，哈模与多桑所记之同出一源，实无可疑。

多桑谓其事在1293年春，则波斯使臣所护送的公主即应在这年到达波斯。由此年春上推二年二月（即马可等航行所费时日），为1291年初，此即马可离华之年。这与我们所推定的恰相符合。即此一点，已可证明1291年初马可离华一说之可靠了。

第三，穆尔（A．C．Moule）与伯希和（P．Pelliot）校刊本马可波罗书第18章注2引拉木学（Ramusio）刊本一段说：

斯时马可先生甫从印度归来，告大汗以该邦新奇事物及航行经过，并称航行之安全。阿鲁浑王之使臣离家已三年，颇思返里，闻此事后即往见尼古拉（Nicola）、马菲奥（Maffio）及马可三人，知彼等亦亟欲归故乡者，乃与定谋，以三使者及公主往见大汗，以马可之言入奏，谓自海上赴阿鲁浑王所，其费甚少，路程较短，实为安全。故乞主上开恩，允彼等由海而行，且以此三拉丁人为伴，以其曾行是海也。大汗不欲舍此三拉丁人，闻奏后颇不悦，又无他法，乃允其请。倘无此正大理由以动大汗，此三拉丁人实不能成行也。

这段文字中，“阿鲁浑王之使臣离家已三年。颇思返里”一句很可注意。据玉尔本马可游记第17章注2所言，阿鲁浑后卜鲁罕氏之死在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4月7日。她死后，后位绝不能虚悬太久。阿鲁浑之遣使来华求婚，应在此事后数月内。使臣之离波斯，至迟应在该年之杪。自至元二十三年末下推三年，为至元二十六年之终，该年遇马可，其预备起程当在次年。这和《站赤》公文中所说至元二十七年三月遣使往阿鲁浑大王一事又相符合。波斯使者离家三年，归心似箭，自不致再多停留。这也足为1291年初他们离华的一个佐证。

第四，马可书中有一章讲到榜葛剌（Bangala）大省时说：

榜葛剌大省位在南方，耶稣降生后一千二百九十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当我马哥孛罗本人仍在大可汗朝廷时候，这地尚未被征服。⁽⁷⁾

马可特别说明1290年他在大汗朝廷之事，对于该年以后的事则不提及，这就很自然地令我们想到，1290年以后他已离开大汗朝廷。按我们所发现的公文上说，至迟在至元二十七年三月（1290年4、5月），波斯使者已奉命出行，马可当在那时离朝随行，而于该年末，即1291年初由泉州出发。若在1292年才走，则1291年事彼不应不知，尤不应专提1290年。这也是马可于1291年初离华的一个旁证⁽⁸⁾。

因此我断定马可波罗离华之年为1291年初。

由这段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马可书中的年代问题的地方应当很多，愿留待海内外贤达之发挥。兹举一例：我们前面所引拉木学一文之下，有穆尔所加数言说：

设此为真实不伪，则马可自印度归来之期应为1289年。参看伯希和《专名词与东方语之解诂》（Notes On the Proper Names and Oriental Words）。

伯希和此文，著者未见，他怎么推定的，不得而知，可能是根据拉木学刊本中“阿鲁浑王之使臣离家已三年”一语算出来的吧。按我们所得的公文上讲，阿鲁浑三使臣既于1290年3月奉命出使，则其遇马可时当在该年初或上年末，即马可自印度归来之期，自应在1289年。

这篇公文中尚有需要说明的地方。文中说，与三使同行者有160人，马可则谓有600人，两说相差甚多，但也不难解释。公文所说160人，是同行的人，其中还有70人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的人，马可所说的人数，上举160人外，其余的恐怕还有一些人是官员们私带的商旅；有些可能还是在公文批后船舶开行前上船的，公文中自无从载其数目了。

其次，这篇公文内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大概不太高贵，因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假设他真是像过去有些人所推测的《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以二品高官奉使海外，自应居领导地位，沙不丁上呈文时不应不一提其名。因此，想从中文记载里找到马可波罗之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⁹⁾。

〔本文原名《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载《文史杂志》（重庆）（1941年）1卷12期；后收入《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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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穆尔（A．C．Moule）与伯希和（P．Pelliot）1938年刊本《马可波罗寰宇志》（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第十八、十九章（以下简称穆尔本），张星烺译亨利·玉尔及考狄埃刊本《马哥孛罗游记》第一册第十七、十八章（以下简称张译），冯承钧译沙海昂刊本《马可波罗行纪》第十七、十八章（以下简称冯译），张星烺译贝内戴托刊本《马哥孛罗游记》第17～22页（以下简称张新译）。

(2) 此《永乐大典》，自卷一九四一六至卷一九四二六，凡十一卷，称《站赤》，皆录元代驿站制度公文。有东洋文库影印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在十八函第一七三至一七五册中）。

(3) 张译此三人名作“乌拉太”、“阿勃施加”、“科耶”（张新译同）；冯译作“兀剌台”、“阿卜思哈”、“火者”。

(4) 张译《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第二十一节，张新译丹尼森罗斯《导言》，穆尔本导言对此亦无异议。

(5) 亨利·玉尔本《引言》p．38。按，“大使为其父所遣”玉尔本原文作“大使为彼所遣”，似为合赞所遣者，显误。张译改为“其父”即阿鲁浑所遣是对的。玉尔系根据哈模《伊儿汗史》第二册p．20原文，原文即误作“彼所遣”。［归途中］三字是我根据玉尔本原文所加的。

(6)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1939年版下册第六卷第33～34页，1962年版下册第245页将帖卜利司译为帖必力思。原文见多桑书第四册第94～95页。

附注：上引玉尔注及多桑书见余大钧译《史集》第三卷，第261页下段至262页上段所记（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 此据张新译第259页。冯译第125章作“班加剌”；穆尔本第126章；玉尔本第2卷第55章。

(8) 沙海昂（A．I．H．Charignon）即据马可此言以推定其于1290年秋离泉州。他说：“观此足证1291年时波罗不复在朝，则波罗等于1290年秋东北信风起时离泉州（Zayton）矣。顾至泉州以前，须在雨季中（阳历7、8、9月）作陆行，则其离汗八里时，殆在阳历5月大汗赴上都之时矣。于是波罗居留中国之时间，不能计算1290年为全年。”（冯译中册第125章第497页注1）。按，《站赤》公文明言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三月波斯使臣已到泉州，则波斯等应在其中；该年八月十七日（1290年9月21日）尚待命未发，则不可能于秋季离泉州。若云冬季出发，即1290年末或1291年初离泉州则近于事实。虽然如此，沙海昂的推断较之1292年初说更符合当时情况。又，穆尔所引伯希和书名，可能即后出之《马可波罗注》。

(9) 藤田丰八所著《中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有《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一文，引《元史》卷一六《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九月庚申，以铁里为礼部尚书，佩虎符，阿老瓦丁、不剌并为侍郎，遣使俱蓝。”谓此不剌即马可波罗（见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6页）。按，波罗奉使，据《永乐大典》公文，至迟已在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其自泉州出发，据吾人推测，至迟应在至元二十八年初；其出使处，乃波斯而非俱蓝；与之同行者，据中西记载，亦非铁里、阿老瓦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