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聪明最可贵
“败坏性的聪明”不知不觉在侵蚀着人和科学共同体，并使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一步步地下降。
中国人和犹太人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创造的，公元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于世界；而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正是犹太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人独占鳌头，世界第一。我曾多次讲过，在对科学问题的整体把握上，我们中国科学家丝毫不逊于西方科学家。但我有时想起有位哲人说过的话：“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现代科学来。”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他的话真是有点道理。
中学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在上海，我也和同学们一起，把“犹太人”作为讥笑、耻笑一个人“吝啬、抠门、死脑筋”的代名词，相互取笑。那时，同学间谈论的“聪明”是指“脑筋急转弯快，占了便宜卖乖，做什么事不吃亏，读书不花什么气力可老得高分”的那类人。这样的学生在同学中很吃得开，很受同学的崇拜。几十年下来，我慢慢地明白了，犹太人的诚实才是真正的聪明，是大聪明，“大智若愚”：做生意讲诚信，不蒙不骗；做事情一板一眼，铁板钉钉；做学问舍得下苦功夫、笨功夫，穷极究竟。而我们的不少同胞实在是太聪明，聪明过头了，视诚实为傻瓜，视智慧为狡猾，耍的是小聪明，“小智若猾”：做生意靠狡猾欺骗，不讲诚信；做事情不扎扎实实，做表面文章；做学问急功近利，走取巧捷径。我曾为我们民族的聪明自豪，但我不禁想起，当今国人的聪明是否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够狡猾的了，像中国人一样”。今日，无论人在何地，国人同胞们的耍弄聪明与狡猾实在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真的怀疑起我们中国人是否真的聪明了。
十几年前，美籍华裔科学家、著名的光学信息处理专家杨振寰Francis T．S．Yu教授来华讲学，我与他相识后，经常通信闲聊。我向他请教如何看待学界内蔓延的学术不端行为。在国内学术界，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被一些人弃而远之，为了弄虚作假获取名利，“抄袭者”有之，“伪造数据者”有之，“剽窃者”有之，失去了做学问的人起码的科学道德。尽管学术界出笼了一些学术规范和守则，但这些年来很多学者依然故我，不良之风屡禁不绝，并未见到明显效果。杨振寰教授说，这些情况美国也有，但在美国，一旦发现，学术骗子便成为过街老鼠。由于公众舆论强烈，加之处罚严厉，一般人不敢以身试法。在谈到青年学人学习和研究中急功近利与浮躁之风时，我们两人都在大学里执教，所接触的青年学人、所指导的研究生大都是有知识、很聪明的人，其头脑灵活的程度是我们当年所不能及。但可惜的是，有些人聪明过头了，走向反面了。于是，我们便讨论起“聪明”的问题了，当然是针对科教界的人和事了。
他对我说，聪明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的聪明，另一种是败坏性的聪明。我把他的意见抄在下面：
建设性的聪明才是聪明
败坏性的聪明不是聪明
什么叫建设性的聪明？
什么叫败坏性的聪明？
心胸宽广
心胸狭隘
互相信任
不信任别人
互相合作
不合作
互相帮助
不愿意帮助别人
富于同情心
没有同情心
……
狡猾
自私
……
实际上，我们主要是从道德和价值观的层面而不是从智力的角度上来评论聪明的。我们深深感到，在人的性格中支配其行为的情感、意志等以情绪为特征的非智力因素及由此所表现的“聪明”，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成败。我们俩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一个科研团队中，宽容大度、善于合作、富有团队精神的人往往更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取得成就的机会就更大些；而见利忘义只想个人争利、不善与人合作的人，总想多占些便宜的人，在科学的道路上不会走得太远。
从道德层面上来看，某些业务能力强通常被称为聪明的人，仅为有利于自己而玩弄的种种聪明，是聪明过头了或“太聪明”了。他们已不是上面我说的“脑筋急转弯快，占了便宜卖乖，做什么事不吃亏，读书不花什么力气可老得高分”的那种耍弄小聪明了；已经有点属于杨振寰先生所说的“败坏性的聪明”了，虽然还没有达到害人和危害社会的程度。但这样的例子在校园内并不少见。学生中有一些议论我听了都很寒心：“不要太傻了，千万别（在学习上）帮助别人，他（她）若成功就是使自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吃亏的事、无利的事一定不干”“千万不要那么犯傻，去做公益事情，服务了别人，影响了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人都是自私的”，等等。这样的人，心胸狭隘、自私忌妒、利己哲学到这样的地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无论他（她）多么聪明，能被人民和社会接受吗？能真正为国家做贡献吗？但愿他们能早点醒悟。
我认为，杨振寰先生所列举的“败坏性的聪明”的一些表现，仅是利己而没有达到害人的地步，主要是在认识上或人品上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在道德和价值观层面上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中不少人通过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及现实的教训，会认识并改正之，从而走上正确的道路。但如果不觉悟、不加以控制，为了利己而去牺牲别人，甚至触犯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败坏性的聪明”是很容易走向“毁灭性的聪明”的。请看当今学界，一些人利欲熏心，把自己的所谓“聪明”的手段用到邪门歪道上：考试中作弊，科研中捏造、伪造数据，论文中抄袭剽窃，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以身试法。实际上，这样的“聪明”已经突破了传统观念和道德框架，甚至破坏了社会公共道德底线，变成了阴谋诡计，以至触犯法律，危害社会，最后“毁灭”了自己。
杨振寰先生和我都是一生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人，在我们看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或以科学为职业的人，最主要的品质是诚实和正直及专注于学术，聪明并不是最主要的。诚实和正直是保障知识可靠性的前提和基础。诚实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正直的人是实事求是、不畏艰险在科学道路上攀登的人。首先，科学需要绝对的诚实和格外的正直，科学不能容忍任何不诚实和不正直的行为；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有一说一。诚实和正直是一种高贵的品行，这样的人，心地是纯洁的、沉静的，人格是高尚的、无私的；诚实和正直的人最接近科学和大自然的真实，科学的大门永远向诚实和正直的人敞开。其次，对科学人来说，专注于学术是获得科学成就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只有专心致志、如痴如醉投入研究，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终生追求而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我深深感到，当今我国的青年学人并非缺乏创新的才能、聪明和智慧，也并非缺少科学研究的条件，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潜心学术的专注程度不够。我们天天大呼创新和创造，却不问创新和创造从何而来。其实，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才能是研究学问非常专注、非常投入而积累的一种效益。只有把思维强烈聚焦到所研究的事物上，才有可能激发出创新的火花。古今中外，凡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无一不是心无旁骛、专注于学术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研究学问的人应该耐得住冷清和寂寞，浮躁和急功近利是研究学问的大敌的缘故。
让我们再看看犹太人。从1900年到2006年，27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21名犹太科学家，这绝不是偶然的。犹太人的诚实和正直，以及他们的专心致志为世人所不及。犹太传统文化鼓励争辩、发表看法与冒险挑战，但性格上“温恭谦退”，专注学术，孜孜追求，悉心钻研，淡泊名利。我深深感到，在做学问方面，我们和犹太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他们把聪明用到做学问上，为奉献而学术，心地单纯；我们把聪明用到人际关系和谋取私利上，为名利而学术，心地复杂。由此可见，在科学长河的竞赛中，犹太人的胜出，获得如此众多的诺贝尔奖，绝不是偶然的。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高度竞争中，人们施展的各种各样的所谓“聪明”的手段已不是杨振寰先生和我这一代人所能想象和理解的了。看看现在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无论教学科研以及单位和个人的前程，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在诱惑着、驱动着。真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驱动的动力，使本是公平的竞赛和竞争，也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了，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各种现象出现了。“败坏性的聪明”不知不觉在侵蚀着人和科学共同体，并使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一步一步地下降。于是，在学界，一些遵守道德与规则的人，具有“建设性聪明”的人，很有才华而不知社会潜规则的人，往往吃亏和失败，从而失去社会竞争力，还有可能被视为“傻子”。在一个讲究和谐社会的环境中，公共道德与公平竞争如果沦落到这个地步，真是非常可怕。
不过，我还是相信，到头来，这种王熙凤式的“聪明”——“败坏性的聪明”和“毁灭性的聪明”兼而有之的人，大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如培根在“谈利己之聪明”一文所说：“为利己而玩弄的诸多聪明，说到底是一种败坏的聪明。它是老鼠的聪明，因大屋将倾，鼠必先逃之；它是狐狸的聪明，因獾掘洞穴，狐占而居之；它是鳄鱼的聪明，因其欲食之，必先哭之。但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如西塞罗笔下之庞培）除自己之外谁也不爱的人，到头来往往都可叹可悲；尽管他们总是为自己而牺牲他人，并自以为已用其聪明缚住了命运的翅翼，但他们终归也会变成无常命运的祭品。”
几十年来，我见到不少所谓“聪明人”，他们玩弄所谓的“聪明”，总是为利己而不惜牺牲他人，尽管有时一时得逞，扬扬自得，但其结局总不是那么美妙。而那些被认为“不那么聪明的老实人”，或被所谓“聪明人”看成是“傻子”的人，他们踏踏实实，坦荡真诚，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地努力学习和工作着，尽管便宜似乎被所谓“聪明人”捷足先占了，但成功者的行列最终不乏他们的身影。两者就像童话中的“龟兔赛跑”一样。
我衷心希望我们的青年学人做一个像杨振寰先生所说的具有“建设性聪明”的人。
愿科学与人文两翼齐飞——写在北京理工大学开设“科学与人文”论坛之际
缺失科学精神是可悲的，而缺失人文精神是可怕的。愿科学与人文两翼齐飞。
校科学技术协会、校学术委员会最近共同发起开设北京理工大学“科学与人文”论坛，准备从今年（2004年）4月初开始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进行高层次、宽视野、大覆盖面的科学技术、社会人文讲座，使特色鲜明、切合实际、吸引力强的论坛成为提高广大师生综合素质的学术园地。校党政领导对这一活动十分关心，给予很大的支持，并与我多次交换了意见。“科学与人文”论坛由校科学技术协会、校学术委员会主办，学校各职能处和各学院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支持。
作为校科协主席，我想谈谈对举办北京理工大学“科学与人文”论坛的认识。
我认为，高校教师和青年学子一定要成为一个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人。对于我们学习理工科的人来说，仅仅具有理工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应当同时具备“对美和道德上有鲜明的辨别力”（爱因斯坦语），学会尊重和珍惜他人的劳动，有高尚的理想情操，才能在从事默默无闻的工作时自持、镇静和心安理得；还要具有批评性的独立思考精神，保持对研究对象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的渴望。
对于我们教师和青年学子来说，人文知识（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和人文修养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做学问，第一步，就要应用语言、文字将自己的思想，自己思考、发现、研究的事物简单、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且在表达的同时厘清自己头脑中的概念及研究对象；而含混不清、不知所云的语言和文字正说明思维和逻辑上的混乱。因为，文字是美的一种表达，好的文字能将心中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不仅是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一个人的审美观念是他的整个生命的经历、思考的总积累。因此，人文知识的积累，无论对做学问或是做人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一生。
人文知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应具备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气质。人之所以能称为人，是他（她）懂得善恶美丑、懂得日常生活和为人的一些基本准则：爱什么、同情什么、追求什么？保卫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等等。
具有丰富人文知识和人文气质的人，在他身上积淀了祖国优秀文化的底蕴，汲取了本民族和人类精神之精华。他具有很强的判断力、美的欣赏力、适应变化的灵活性和自信心。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解人类文化和价值体系，并把这种知识与其很强的判断力结合起来，批判地思考科学、道德、伦理和社会等问题。他的敬业、勤奋、团队精神及善于交流的能力使他能与周围的人很好地合作共事，为祖国、人民和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我想，我们的大学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这样的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人。
一般来说，经过优良的学校教育、有完好的价值取向、文化知识高的人，他们的人文气质好，文化修养高，人品道德好。可悲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高学历而文化修养很低、人文精神极差的人却不少见。他们没有培养良好的价值标准，没有建立完整的人格品位，没有基本教养和礼貌礼节，甚至只顾自己、自私自利、毫无社会公益和国家利益的概念，对弱势群体遭受迫害和欺辱也无丝毫怜悯和同情之心。有的见利忘义，寡廉鲜耻，甚至出卖国家机密，连自己的良心都拍卖了。而在一般老百姓中，不少人学历不高，没有很多的文化知识，也不曾听说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但是，他们的身上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知道尊老爱幼、诚信待人，懂得善恶美丑、爱憎分明；在祖国危难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文化学历高而人文素质反而很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我们理工科大学的教育应该时时刻刻贯穿“以人为本”的思想，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工具”。高校不应仅是传授科学专业知识的场所，而且应是人文社会教育、人文精神熏陶的园地，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全面发展、德才兼备的人，一个对祖国、人民和社会有益的人；要使学生们懂得，学会做人是立身之本，而学习知识是服务祖国、人民和社会的重要手段。
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当然是培养学生成才，使他们在一个选择的领域内具有扎实的基础，具有独立工作能力、批判和推理的能力；并使他们学会一些科学方法，能够获取、评价和利用信息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还使他们能将自己获得的知识和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能鉴赏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知识上的好奇心和继续学习的动机。所有这些才能的培养，无不与他们的审视事物的观念和角度、审美的能力和品位及人文素养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看一个人，除了知识和能力之外，就是看他的人品（实际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综合）怎样，为人如何。同样，看一所大学，除了看她所拥有的教授、博导、大师、良好的现代化实验室、精密的仪器设备和美丽的校园环境之外，就是看这所学校的校风怎样、学风如何。一个学校的校风和学风，我认为，就是她的学术与文化视野、学术与文化氛围、学术气度与人文气质、学术胸怀与人文情怀，也就是这所学校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即“人类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翅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学校在传授学生科学知识的同时，必须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关于学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发扬，我有两点看法：一是要思想开放。一所学校要有活力和创新的能力，就必须有开放的精神、开阔的视野以及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当今的时代，学术与文化的交流至为重要，尤其要重视学科的交叉渗透，重视国内外的学科前沿的发展。二是要活跃学术空气，促进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学校要有兼容并蓄的精神，要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和环境。这有赖于两个方面：首先是鼓励探索，允许失误。其次是学术讨论中要有科学的、坦率的、平等的、宽容的态度。争辩双方严肃认真，心平气和。讨论时开门见山，没有顾忌和做作，恪守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总之，我们要在北理工的校园内倡导和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人文学术环境。
不少学理工的青年学人总觉得自己是搞科技的，需要的就是专业知识，文化素养可能对自己的学位论文的文字表达有一些影响而已，与科学研究的水平无关，因而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极为狭隘的看法。科学发现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除了专业基础外，必然与科技工作者本人的人文素质、文化修养、知识水平、心理结构、性格特征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中，首先要能够找对方向，发现好的、重大的问题，从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要找到好的、重大的问题，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更关系到一个人的心态、信念、观念和文化的品位。科学研究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便会在前进道路的中途退却。我还记得自己在“光学工程”重点学科评估总结会（2001年“光学工程”重点学科全国评估，清华和北理工并列第一）上讲过一番话：“我们这一代搞光学工程的人与清华打了个平手，现在，这一代人年岁大了，大都退下来了。那么再过若干年后的评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并不怀疑系里的青年一代、青年教授们的学术水平和能力，你们的学问和水平比我高得多，也不见得比清华的同辈人差。我所不放心的或者说我所怀疑的是你们的思想和精神。未来的较量并不完全在专业知识和能力上，而在于毅力和精神的拼搏。”我这番话指的是，我们光电工程系的青年教师们极为需要的是求实的、孜孜以求的、献身于学术的精神。只有不急功近利、力戒浮躁、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科学的高峰。因为研究学问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耐得住清冷和寂寞，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才有可能有所成就。这就涉及是否有宁静的心态的问题。还有，科学研究中遇到困难时退却，往往不是一个理性问题，也不是专业知识或能力不够的问题，而往往是一个信念问题。所谓心态、信念、自信心和责任感实际就是人文精神的问题，与研究者的人文修养和人文气质密切相关。
另外，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谈要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看，科学精神是一种辩证的、求实的、追求真理的哲学沉思；从社会人文的角度看，科学精神是体现人类在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求真、至善、臻美的文化精神；从道德的角度看，科学精神是一种独立、诚实、无私、实事求是的品质。因此，科学精神中很大部分反映的是个人的人文素养。很难想象，一个人文精神和素质很差的人会有良好的科学精神，使科学研究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反之亦然。
我觉得，接受知识需要理性，理性是可以培育的，老师是可以教的；而科学创造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悟性，悟性是属于非理性的范畴，老师是教不来的，悟性依靠文化的积淀。只有具有深厚的科学人文底蕴的人，才能激发出科学创造的灵感，从而有异乎寻常的大思路、大智慧、大视野。爱因斯坦以其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
在我一生的科学活动中，我曾经和国内外很多杰出科学家包括多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过交往，或相识相谈，或有长期来往。他们不但有精深的学术造诣，在科学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和伟大的贡献，而且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和浓厚的人文气质。他们的文章记载了他们的科学成就，也反映了他们的道德风范和人文情怀。我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启发，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著名光学家王大珩院士；支援“二战”的雷达“微波双工器”和世上最小电子管的发明人、著名电子学家孟昭英院士。我与他们经常交谈，海阔天空，聆听他们的教诲，真是受益匪浅。他们两位留学英美，中西精通，文理交融，具有博大精专、高深造诣的学术素养。他们撰写的文稿，文字精准优美，思维活跃致密，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们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宽容谦让，具有高尚的人文教养。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感到他们的科学精神、人文气质和人文情怀。他们的学术成就与他们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正如伟大的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那样：“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这番话既说明了科学家学术创造的人格特征，也说明了科学家极为需要人文精神。
我们现在进入了21世纪。在新世纪中，认识世界的重大发现和改造世界的重大成果，都将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这就要求创新人才必须形成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科学知识是客观世界的知识，人文知识是精神领域的知识。高校培养创新人才，需要从人的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的高度，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人文气质与科学精神的合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我们理工科院校里，人文素质教育需要开设一些课程，使理工科的学生有一些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我总觉得，人文精神和人文气质的培育，重点并不是课程，而是氛围；不光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不仅是简单的说教和灌输，而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感悟科学文化精神，沐浴科学文化传统。
“科学与人文”论坛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精心组织，邀请校内外的名家到我校做报告，内容是从不同的视角，讲述科学、技术、哲学、文化艺术、历史和社会学等大家共同关心的科学人文问题。我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学术文化活动，能使我们的思想得到启发，情感得以陶冶，心灵得到升华，形成对创造的欲望、创新的渴求以及正确的人生追求。
活跃学术空气、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在北理工的校园内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和环境更加重要。不是仅依靠外面，而是靠我们自己，不追求形式，而要讲究实效。十分重要的是，院系、研究所、教研室的领导要对此加以重视，关心并精心组织好一些专题讨论会，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交流心得体会，真正使大家感到有收获。
我认为，学校的校风、学风建设特别是学术氛围的形成、人文精神的传播最需要我们的院士、首席专家、长江学者、学术带头人、学科带头人、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带头。这一层次的人是学校的顶尖人物，他们是最有水平和最有能力为学校的校风、学风建设做出贡献的人，理所当然应该走在前面。我坦率地说，在我校，这一层次的人普遍带头不够，都推说自己“忙啊！忙啊！”一方面说，我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开讲座啊！另一方面又埋怨学校学术空气不浓等。这些人中有我一个，我在这里先做自我批评。但我在去年就任新一届校科协主席时，就表态一定在2004年春天带头做有关科学人文的报告，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校内有一位教授曾经给我建议：应该有一个规定，每一位教授、研究员以上职称的教师，每人每年必须在校园内（全校、学院、研究所、系或教研室）做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不限，能讲什么就讲什么，每年年终要进行考评。说实话，这不是很高的要求，是作为一个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应尽的义务，而且是能够做到的。我对她说，我无法这样做，我不是校、院一级领导，没有这样的权力。但我确实希望支撑我校最高的学术阶层的教授、研究员们，支持这一活动，为学校，为学生，也为自己的学术荣誉。这是我向各位老师呼吁的。
一个学校的好校风和好学风的形成包括科学与人文氛围的形成和科学与人文精神的传播，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踏实去做，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形成一个好的传统。延安精神是我校的光荣传统，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也需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在去年一次校外的讲演中，我给那里的科技人员赠送了这样四句话：
“做人中学做学问，做学问中学做人。做人做真正的人，做学问做大学问。”
做人需要人文精神，做学问需要科学精神，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贯通的。我衷心希望我校每一位青年学人，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并有志气做大学问。
最后，我的结束语是：“缺失科学精神是可悲的，而缺失人文精神是可怕的。愿科学与人文两翼齐飞。”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
成功的关键不完全取决于智商，而在于对待困难的态度和坚持的毅力。
杨振寰先生在《神经网络与教育——学习的艺术》一书中开宗明义就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鸟而去学游泳，那么，无论你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力气；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鱼而去学飞翔，那么，无论你付出了多少也是一无所获。因此，想教一头亚洲水牛赛跑显然是不正确的，而教阿拉伯马在泥泞的水稻田里干农活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各有天生的长处和短处。”
杨先生说得很对，人的天赋不一样，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的发挥要因人而异。什么是天赋？顾名思义，就是指上天赋予你的才能，这种才能是未经后天学习、与生俱来的，而且还是与众不同的。天赋与生俱来，是上天的恩惠，发挥和利用你的天赋是你的优势，就如同大自然赋予鱼儿游泳的天赋，赋予鸟儿飞翔的本领一样。天赋也好比眼睛的颜色，你既无法选择也无力创造。
应当承认，这个世界上确有天才。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是天才，文学家托尔斯泰、曹雪芹是天才，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是天才，企业家比尔·盖茨、乔布斯是天才，运动员梅西、姚明是天才。他们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我对天才的理解是，所谓天才就是上天给予的天赋和后天艰苦努力获得的才能，并创造了可称为奇迹的成就。但我常说，天才不是天生的，主要是后天培养锻炼成长的。光有早慧的天赋，若没有后天的努力，断不会有大成就，也不可能被后人称颂为天才。想一想我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天才”们，哪一个不是经过千锤百炼、艰苦卓绝的努力（训练），才获得了超人的成功。不过我们往往惊异于他们的才能，羡慕他们被套上的光环，而忽视了他们所经历的异常艰苦的奋斗历程。
以大音乐家莫扎特而言，莫扎特是举世罕见的天才，这到今天也并没有疑问。莫扎特就是一个早慧的孩子，对音乐有异常的灵感。他的父亲在莫扎特3岁时，就对他进行严格的作曲和演奏训练。莫扎特4岁时就创作了不止一首无与伦比的协奏曲。这使他的父亲感到，上帝把培养史无前例的音乐天才的责任寄托在自己身上。于是，他放弃了自己作为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的职业生涯，全心全意投入对儿子的教育。可以说，莫扎特从小享受着当时最优秀的音乐教师全天候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莫扎特到6岁时，就已经和父亲一起训练了3500小时。学者们经过仔细检视其生平事迹后，得出的结论是，上帝给了莫扎特以非凡的天赋、气质和聪慧，但他的成就是学出来的、练出来的。我在上面列举的科学界、文学界、音乐界、企业界和体育界各位天才，也无一例外。我同意这样的结论：“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天才是训练出来的，天才是努力超越人的极限的人。
我先讲两个极端的例子，但都是真实的故事。第一个是古代的故事叫《伤仲永》，是宋代大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写的，全文如下：
伤仲永
王安石（宋）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
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宋朝王安石这篇短文说的是，有一个叫方仲永的孩子，5岁便能写诗作文，而且颇有文采，他的父亲以此来炫耀，到处挣钱，不让他学习。到十二三岁时，仲永的文采已平平矣，达不到幼年时的水平了。再过7年，到20岁时，他的才能已全部消失，完全如同常人一般了。王安石为之评论说：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先天得到的。他先天的才能，远胜于一般有才能的人。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常人，是因为他后天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他那样天生聪明，如此有才智的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一个普通人；现在那些天生就不聪明，本来就是普通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能够成为普通人就为止了吗？我小时候读这篇文章时，就感悟到，一个天资异常聪明的孩子由于不努力学习变成了一个笨孩子，多么可悲啊！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第二个是现代的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华罗庚教授，国际数学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华罗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市，父亲拥有一间卖杂货的小铺。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1925年华罗庚初中毕业后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家庭贫穷拿不出学费而被迫退学，只好回到金坛市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顽强自学了《代数》《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疗，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1930年春，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发表，轰动了中国数学界。那时，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华罗庚一开始在图书馆担任馆员，后在数学系担任助理，并破格被任用为助教，1934年9月被提升为讲师。
1936年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那里度过了关键性的两年，发表了15篇文章，其中一篇关于高斯的论文给他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1937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正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校迁至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5年。在昆明的一个吊脚楼上，他写出了举世闻名的《堆垒素数论》。
1985年6月12日下午，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做讲演结束后，在接受献花的一刹那，突然倒下，晚10时因患急性心肌梗死而逝世。
华罗庚一生硕果累累，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其著作《堆垒素数论》更成为20世纪数学论著的经典。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他的数学老师王维克（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发现华罗庚虽然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异常独特别致。他认定华罗庚具有异常的数学天赋，勉励华罗庚钻研数学。
在逆境中，华罗庚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他说“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凭着这种精神，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从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青年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数学家，而他一生所付出的勤奋努力，才是他最重要的资历。
这两个故事，前一个，上苍给予了仲永非凡的天赋，但由于不学习，使可能变为不可能；后一个，上苍并没有优待华罗庚。他自幼家庭贫穷，被迫早早休学，且患有残障，但由于努力奋斗，使不可能变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聪明且努力奋斗如华罗庚者，若没有遇到熊庆来教授这样的伯乐，以及赴英国剑桥留学深造的机遇，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数学家也是极困难的。
下面我讲一位我熟悉的人，他也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杰出榜样。他是我的好友杨振寰（Francis T．S．Yu）教授，美籍华裔科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电子工程Evan Pugh名誉教授，国际著名的光学信息处理专家。他长期从事光学信号处理、全息术、信息光学、光学计算、神经网络、光折射光学、光纤传感器与光子器件等领域的研究，出版了10本著作、4本专著、300余篇期刊论文、250余篇会议论文、2套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里程碑丛书，其中6部专著已被译为中、俄、日和韩文。我特别敬佩的是，他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关爱祖国的同胞，亲自指导了37位从中国赴美留学的博士，其中32位是从大陆去的，5位是从香港、台湾去的。他的成就可谓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杨振寰出生于中国福建的一个中下层的家庭，在一个相对劣势的环境下成长。少年时随父母到菲律宾，在读高中的时候，他是班上学得最差的学生之一。毕业的时候在全年级65个学生中位列倒数第三。他是一个典型的无家教辅导的高中生，父母家人没有对他进行监督，他也未得到过高中老师的鼓励和激励，一些老师甚至打击他上大学的信心，不相信他能考上大学，也不相信他未来能有出息，更不相信他会成为一个人才。在既没有老师的鼓励又没有父母的监督下，他完全丧失自信，对学业毫无兴趣。但那时他是一个相当棒的足球和篮球运动员，他的梦想是继续踢球和打球。他并不知道缺少良好的教育会给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然而，他的征途走到了终点。在距高中毕业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在一次篮球比赛中伤到了左臂，而且伤得很重。这件事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个体育事故最终让他在大学中学得更加努力。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里他遇到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他要怎样弥补高中时期所欠下的一大笔“学习债”。他慢慢地养成了一些学习的技巧来应对它。他学习十分努力，克服了大学里所遇到的大多数困难，最终成了一个好学生。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毕业的时候他获得了学院的最高荣誉，并且同时他在大学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足球运动员。
因为他年轻时学习很差，没有人看好他将来会有所作为，但是他努力了，一步一步往前走，从菲律宾到美国后，读大学，考上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成为美国一所重点大学的教授，写出很多书和学术论文，成为国际光学界知名的教育家和学者，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最后成功了。
杨振寰由自己的例子坚信学习过程的艺术是可以找到的，更好的教育（或学习）过程是能够实现的。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学生的机会和心理因素对于其是否能成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如同将足球或者篮球选手训练成优秀运动员，你需要给他们参加比赛和犯错的机会。杨振寰常常告诉学生不要怕犯错，从错误中我们能获得教训，怕犯错的人永远不会学到东西！
杨振寰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我的一生中，我目睹了许许多多类似的令人鼓舞的例子。不少有志气的青少年，立志高远，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斗，最后成为优秀的人才。当然，我也目睹一些天资聪明、家境良好的青年非常可惜地把可能变为不可能的反面例子。
我认为，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各自的天赋，也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主导特质，总有这样那样的特点或潜在的优势。即使是智商很低的人也不例外。有的人逻辑思维占优势，有的人形象思维占优势；有的人长于理论，有的人精于实验；有的人博闻强记，但不善于融会贯通；有的人拙于言辞，但精于思考；有的人智力平平，但意志顽强，目标远大，百折不挠；有的人反应不快，但很有毅力和耐心；有的人貌不惊人，但满腹经纶，谈吐不凡。因此，找准属于自己的道路，踏踏实实干适合自己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这就是许许多多杰出人士给我们的启示。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优势，甚至对自己失去信心，这是今生最大的缺憾。自尊和自信来源于对自己优势的确认，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讲到这里，读者会问我，你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人，你为什么能成功？我是一个仅有中等智商的普通人，智力平平。除了热爱学习外，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和优势，但我自问是一个在科学道路上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当我步入耄耋之年时，我反思自己的一生，我发现，我的成功实在是多亏了我的父母亲，是他们遗传给我善良、感恩、诚信、敬业的基因，使我有较好的品德，能在社会上立足，并有所成就。
我最近给一些中学生题了两段话，写下了我的体会：“我的一切成就都是勤奋和钻研得来的，舍此一途，别无他法”，“成功的关键不完全取决于智商，关键在于对待困难的态度和坚持的毅力”。杰出人士无一不是处变不惊，面对成功不骄不躁，面对失败决不气馁，他们有着坚强的意志和永不言败的勇气。
我的结论是：天才是训练出来的。因此，我相信学习的力量，也就是学校和老师的力量，更相信努力奋斗的力量。
知识、智慧、能力与科学精神及其创新气质
科学精神及其创新气质之有或无，强或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创新之可能或不可能，创新成就之大或小。
前一时期，国内对科技创新的讨论十分热烈，这些讨论使我增长了许多见识。这里我想谈谈知识—智慧—能力—科学精神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一、世界上最美妙的是知识
中西谚语云：“知书达理”、“知识就是力量”。说的是，有了知识，便明白了事物的道理，感到了自己的力量。这两句话都很简短，但很实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高度评价知识的作用。“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就是他讲的。培根认为，知识通过发明创造、技术革新，间接地、不自觉地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他明确指出，野蛮人、文明人的分野是以对知识掌握、运用的程度为标志的。显然，培根把知识看作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
书本上的科学文化知识，大都是前人经验的客观表述，有的甚至是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科学文化遗产。学习和继承前人的知识，使自己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向上攀登。学习知识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聪明起来，懂得了学问的道理，也懂得做人的道理。知识给人以力量，人们把知识服务于社会，社会就能进步发展。
人类要发展，继承前人的知识是必然的。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因此，所有的老师要求学生们好好地学习，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大学中的基础课——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各门学科的专业课等，都是有系统、有组织的知识。这些基础和专业知识是我们未来服务社会的基石，但在学习时，有一个学习方法的问题。学习中，不是死记教条，硬背定义、定律、方程式；更主要是掌握或明了“概念”和它的来源。学习时，每一步都要求实；自己向自己提问题，从各个不同角度的观点去了解一些现象或定理。因此，在继承前人的知识时要勤于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不要被动地、填鸭式地学习，这是十分重要的。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测验自己是否已了解或已消化了某一个问题，这便是做教科书中的习题。这是训练思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认为，大学阶段是获得基础知识和训练的最好的时期，以后可能再也找不到机会像大学时代这样进行系统的学习了。我至今还十分留恋学生时代背着书包上学的日子，学生们应该安下心来努力求学。当前，社会上对大学生放弃学习去办公司“炒”得很热，总是把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放弃学习去创业作为范例，但你可曾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吗？我觉得这样的导向是不利于青年学人成长的，我总是劝阻我的学生们，希望他们珍惜短暂的学习机会，不管他们如何看我。
结论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是知识，书籍是知识的海洋，好好读书吧！
二、比知识更美妙的是智慧，重要的是把智慧转化为能力
信息时代的到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知识爆炸”，它是每个从事教育的人不能回避的。“知识爆炸”使知识陈旧的周期缩短加剧，18世纪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为50年，20世纪中又缩短为15年，20世纪末，为3～5年，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知识陈旧周期更要加快缩短，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不断更新课程，更新教材内容，更新教学方式，重视终身教育。
“知识爆炸”现象对教育学上的“仓库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仓库理论”认为“脑子是储存事实的仓库”，教学就是用知识去填“仓库”。知识收集的越多，表明学问就越大。“仓库理论”十分重视记忆的作用。但大脑真是储存的仓库吗？非也！
美籍华裔光学信息处理大家杨振寰教授在他所著的一本袖珍读物《神经网络与教育——学习的艺术》中告诉我们，人的大脑的运行十分高效节能，可以进行足以挑战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尽管它所依赖的组件并不完美：大脑由数十亿的神经元组成，这些神经元通过突触相互连接。神经元是缓慢、多变且混乱的。在理解语言、抽象推理、形象思维、善于思考上，大脑远远超过计算机，但在记忆能力、计算能力上，它远不及计算机。因此，学习者应该正确利用大脑，使我们的神经网络变得聪明和智慧。研究表明，储存功能仅是大脑功能的一部分，不能把大脑看成“储存事实的仓库”，要充分利用大脑善于思考的最大优点，发挥大脑形象思维和抽象推理的优势。要知道，一个缺乏判断能力和想象力的人，是不可能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
“知识爆炸”的发生，要求高等教育在传授基本知识的前提下，重点应放在学生智能特别是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向学生提供“知识-黄金”，而是教学生以“点金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觉得，知识若没有转化为智慧，对创新并没有大的帮助。知识少的人，灵活运用了，他可能大大强于知识多而不运用的人。知识有时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大量积累了前人的知识，全面继承了旧的知识体系，思想却非常可能被束缚在旧的知识体系内，只熟悉掌握已经被规范化的技巧，进而制约创造力的发展，甚至可能成为创造力的“杀手”。
由此可见，比知识重要的是智慧，与智慧同等重要的是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决断能力等）。培养学生的智慧和能力，重要的是培养健康的思维方式，培养自学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智慧和能力是平衡发展的结果，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个性的平衡和全面的发展。
结论是：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智慧，智慧借助于知识，使知识转化为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三、创新需要知识、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创新气质
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有能力，有智慧有能力不一定有创新。当然智慧、能力和创新的基础是知识，还有经验，这就是人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的原因。但知识、智慧、能力和创新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即认为有知识必定有智慧有能力，有智慧有能力必定有创新。
我的认识是，创新最重要的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创新者是否拥有与知识、智慧、能力相关的创新气质。
创新的内涵是指人类在深化对事物本质、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创新可以说是由已知向未知领域的进军，是由已知的知识运用智慧探索未知，用能力解决问题的过程。具体而言，创新可以有理论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方法的创新、工程的创新，等等。但从本质上而言，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创新者的科学精神及其本人的创新气质。
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我们通常讲的“科学精神”实际谈的是科学研究的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科学活动时灵魂深处高度抽象和凝练的治学理念，是科学家从事科技活动应具有的精神导引和最深层次的科学文化素养，也是科学家在不断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本质。科学精神的内核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创新，发现真理的过程，提出创见的过程，也就是创新的过程。
王大珩先生与我多次讨论科学精神的表述，我们把它表为“求真、务实、探索、创新”八字。求真是穷根究底、锲而不舍、敢于攀登、追求真理，它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务实是崇尚事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它是科学精神的基础；探索是大胆怀疑、自由批判、勇于质疑、敢于挑战，它是科学精神的前提；创新是传承拓新、寻优勇进、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是科学精神的目的。科学精神表现在创新者本人散发出来的创新气质主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异常的想象力，执着的专注和进取心，大胆的怀疑精神、勇敢的批判精神以及跳出传统框框的创造性思维。
科技创新通常是一个累积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说，科学知识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但掌握了理论知识、技能、方法，甚至积累了经验并不等于就是创新，也不意味着必定能创新。关键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时是否具备以创新为内核的科学精神以及创新的精神气质。但我们也不可贸然下结论说，只要具备或贯彻了科学精神和创新气质，就必定会有创新的成就；不过我们可以断言，若缺乏科学精神和创新气质，就必定不会有创新。科学精神及创新气质之有或无、强或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创新之可能或不可能，创新成就之大或小，这是毫无疑义的。
综上所述，关于创新，似乎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知识＋智慧＋能力＋精神（创新气质）→创新。在这公式里，没有用等号，而是用一个箭头，表明知识、智慧、能力、精神的某种集合是通向创新之路。但有时，创新可能还需要有一点机遇，而机遇永远垂青追求它的人。
结论是：与知识、智慧、能力同等重要的是创新气质。只有这四者的结合才能有科技创新。
珍爱生命
人绝不是只为自己活着，生命并非完全属于个人。
近年来，北京中关村一带的高校，青年学生自杀已不是极个别的现象。每当这样的消息传来，我的心头就隐隐作痛。电视上播放失去孩子的父母亲泪流满面地亲着照片和手机上孩子生前欢笑的图片，他们在孩子的墓前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思念、透骨彻心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希望他们重生的画面，屡屡在我眼前回闪。多少次我早晨醒来，想起这些失独（失去独生子女）者的家庭，他们将一辈子以泪洗面回忆自己亲爱的孩子，真不能想象他们的余生将如何度过！我为这些学生感到惋惜，为他们的家长感到难过。我感到十分悲哀，我们的社会和学校竟然如此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这样的悲剧屡屡发生。
有一次，当有人告诉我又一个学生跳楼自杀时，在为他感到惋惜的同时，我的心中产生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理由轻生啊！人们告诉我大概原因是，恋爱失败；学习压力大，考试多门不及格，拿不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前途无望；感到社会不公平正义，对未来没有信心；等等。就为了这些挫折去跳楼，心理防线太脆弱了！人哪能这样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当我在思考前因后果时，我的脑海中涌现出4个字：愚蠢，自私。有人会说：人已经死了，你何必如此无情责怪他呢！我自问自己绝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热爱青年学生，因为民族复兴的希望和强国的伟业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总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比我们这一代更有作为，更加幸福。但我必须批评这样没有理智的同学：轻易把自己宝贵的生命消灭，亲手把自己未来的前途毁灭，岂不是太“愚蠢”了吗！丝毫不考虑自己的父母亲和亲人们失去自己的悲哀及所经受的悲痛，仅为个人的痛苦解脱而飞身一跃，岂不是太“自私”了吗！
我特别希望教育部和各高校领导想想办法制止大学校园内这种轻生现象的蔓延。作为一个耄耋老人，我只能给青年学生特别是在生死面前彷徨的青年学生几个忠告。
1．“绝不死在父母亲等老人的前面”是为人子女必须做到的一条原则
“绝不死在父母亲等老人的前面。”这是我给现代青年同学的第一个忠告和要求，是为人子女必须做到的一条原则。
2008年10月，当我班同学返校庆祝毕业50周年时，曾经谈起过“生与死”这个话题。20世纪50年代，我们8531班曾是全校最优秀的班级之一，但在反右时，有1/4同学被划了右派，很快被赶出了课堂，接着又有1/4同学受到党团籍处分。所谓“右派”，其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但到任何地方是被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对待的。从1957年受冤到1979年被改正经历了22年漫长的岁月，他们所受的打击和迫害是现在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但这些受冤屈的同学都坚强地活了下来，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在人生艰难的时刻，生或死总是会提到一个人的面前。就像哈姆雷特问自己一样：“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8531班受冤的同学们十分坚强，他们相信自己对祖国的忠诚，相信有平反昭雪的一天，他们坚毅地活着、工作着、奋斗着，并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座谈时，有的同学坦言自己曾在生与死的面前徘徊，是家庭的亲情、责任和信念使自己坚强地活下去。有人问我，如果你也被打成右派，你会怎样？我说，我绝不会自杀，无论如何，我不能死在父母亲的前面。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如果我死了，爱我的父母亲会很快死亡的，因为他们爱我，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我感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好像比较成熟，绝不会轻易倒下的，最主要是他们有自信心、责任心和感恩心，热爱自己的双亲和家庭。爱父母是人的天性，我们这些远离家门的儿女们尽不了自己的孝心，最起码是不让父母亲为自己担忧。因此，不愿给父母增添痛苦和烦恼，报喜不报忧，把一切担当下来，扛着困苦，吞着冤屈，与命运搏斗，是当年那一代青年学人的写照，他们就是这样热爱、孝顺和报答自己父母亲的。
我认为，绝不死在父母亲等老人的前面，更不用说自杀了，这是人活在当今世上最起码的原则。要珍爱自己，包括上街过马路、开车、游泳等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做无谓的牺牲。埃及“二战”盟军阵亡将士墓碑上有一句话：“对于世界，你只是一个士兵；对于家庭，你是整个世界！”每个人不管多么渺小，地位多么卑微，对于父母亲都是最珍贵的、难以割舍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父母的爱，亘古绵长，无私无求，不因季节更替，不因名利浮沉。特别是现在，你是父母亲唯一的子女。好好想一想，如果没有你，父母亲将会多么孤苦伶仃，天都变得黑暗了。你活下去，天也变得光亮了，希望总在。好好工作，努力奋斗，父母亲将为你自豪。
2．人绝不是只为自己活着，生命并非完全属于个人
“人绝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生命并非完全属于个人。”这是我给青年同学的第二个忠告，也是人作为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树立的一个观念。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所赐予的，从十月怀胎到生下来，父母亲的爱哺育孩子成长，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辛苦。只有当自己身为父母时，才能体会父母亲的伟大。因此，要珍爱自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圣人的教诲。要敬畏生命，因为生命并非完全属于个人，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神圣的。任何轻蔑生命、践踏生命的行为都要受到谴责。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我们对生命，只有保护的权利，使它更加强壮，更有智慧，更有力量，也使家族得以绵延。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可贵的，人没有“消灭”自己生命的权利。消灭自己与杀害他人一样，都是在毁灭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从道德上说，也是不可饶恕和不能原谅的。
人来到世上，绝不是为自己活着。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亲友、同学或同事，绝不是孤立的存在，一个人不能仅为自己负责任，还应该为自己的亲友和社会负责。因此，人活着，对社会，要感恩，把自己奉献于社会；对父母，是责任，把生命延续下去。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人是为了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这是他一贯的人生理念：活着要感恩社会，报答社会。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告诉大家。伟大的爱因斯坦在年轻时有一段时间（1898—1902）也是很倒霉狼狈的，可以说是穷困潦倒，饱受挫折。他大学毕业时想留校当物理学助教，但经验、知识都不丰富，一些人看不起他，老师不愿接受他；父母亲不承认他与米列娃的婚姻，不让米列娃进门，他和米列娃同居时生下的女儿莉莎又不幸夭折；他大学毕业后即失业，没有正式工作，生活贫困，只好贴小广告，干一些代课辅导的事；他的关于热动力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因为思想太激进也被教授婉言回绝了。一连串倒霉事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小的打击，但他都挺住了。幸好后来他的好友格罗斯曼的父亲介绍爱因斯坦到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才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
现在的青年也许会想，那时的爱因斯坦一定很沮丧吧，也许也会有轻生的念头吧！我可以告诉大家，据传记记载，爱因斯坦那时一点也没有灰心丧气，谋职的压力并没有击垮他，他依然很乐观，每天一有空就推导公式，买不起稿纸，就随便拿一张纸，密密麻麻，正反面写。他还继续和他发起的名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的好友索罗文、哈比希特一起讨论科学问题，争论不休，完全忘记了贫困和不幸。当然，1902年他到伯尔尼专利局工作后经济情况缓和了一些。就在这样的艰难动荡的环境中，爱因斯坦没有退缩，他的科学思想光芒四射。1905年他发表了5篇物理学论文，其中3篇论文后来科学界一致公认每一篇都应该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依我看来，造就爱因斯坦伟大的，并不完全是他超人的智慧，而是他健全完美的心智、高尚正直的品格和豁达开朗的人生观。
试想一下，如果那时爱因斯坦缺乏高尚的理想，顶不住社会、家庭和生活的压力；如果他颓唐灰心、沉沦下去得过且过；更不用说他索性也把自己彻底解脱了，那么今天的世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也无法享受他的科学思想带给我们灿烂缤纷的世界。因此，我真为这些自尽的孩子惋惜，不仅是为他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也是为社会，因为很可能是一个天才轻易地被他自己愚蠢和自私的念头亲手毁灭了。
因此，要学会感恩，像爱因斯坦一样，以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迎接命运给我们的每一个挑战。
3．人生就是奋斗，活着是有意义的
“人生就是奋斗，活着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给青年同学的第三个忠告。
有人认为自杀是勇者，因为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我认为自杀是懦夫，因为他（她）害怕困难而选择了逃避，自杀绝不是勇者的行为。真正的勇者是一个直面人生勇敢奋斗的人，是一个面对困难活下去并且努力克服困难的人。
工作是美丽的，困难与成功相伴；生活是美好的，烦恼与欢乐相伴。这就是多彩的人生。人的一生有意义就在于苦乐相伴，苦和乐相互参照，显示出人生的绚丽多彩。一个人，只有经过艰辛的努力、苦难的磨炼，才能发展自己，贡献自己，造就自己，展现出人生的精彩。工作给人带来的不仅是劳累和辛苦，也有愉悦和欢乐。因此，工作着是美丽的。生活也是一样，多么美好，享受着爱情、友情和亲情，美味佳肴，春花秋月和良辰美景，当然也伴随着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烦恼、痛苦和不幸。有人说：生命的完整架构犹如一座高山，若是努力攀登，将会不断发现新奇的景观、体验美妙的境界。确实是这样。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各种磨难、挫折甚至失败，努力攀登达到目标后，才能真正体会成功的欢乐，明白人生的真谛。
人活着，还是要有理想和信念的。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心目中的标杆和榜样，有两位英雄人物，他们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和牛虻。保尔和牛虻的英雄主义，不怕牺牲，为了正义的事业献身的精神，鼓舞着大学里每一个青年学生，甚至他们两人的爱情观也影响着当时的青年，包括我在内。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同学们心中的楷模，人活着要有意义，要做一个像保尔、像牛虻那样的人，把自己献给祖国和神圣的事业，只要需要，哪怕牺牲自己也行。
因之，当你觉得活着是有意义的，就会感觉为人民奉献是有意义的。人，就应该像保尔一样，用自己的劳动和战斗，书写光辉的人生。
4．青年学人要把培养“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放在首位
“把培养‘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放在首位。”这是我给青年同学的第四个忠告。
一个活生生的青年，被自己的手无端地毁灭了，走这样极端的路，问题当然出在他自己身上。社会、家庭和学校自然各有各的责任，但细究起来，可能还是我们的教育没有真正到位，或者不够到位。
这些走上绝路的青年学生，能考上北京中关村一带的高校，从智商角度，或者是对书本知识掌握的程度，都可以说是大学生中的佼佼者。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身上缺些什么呢？依我看来，问题很可能是目前的教育（社会、学校和家庭）还是没有真正到位。在中国，自古以来，总是勉励孩子们从小上进努力学习，更不用说生活在当今变革的年代、竞争的时代了。但我总觉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实际是各式各样的教育开发商们“忽悠”家长们掏钱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口号，那种把人的一生解释为一场从小开始的比赛是悲哀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统一的起跑线。可悲的是，它似乎成为当今家长和老师培养教育孩子的一个理念和原则。这样，“急功近利”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于是乎，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到中学、上大学，都是把学知识，好成绩放在第一位，十分重视智商的发挥，而把“做人（做一个诚信正直的人，做一个有信心、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的情商的教育放在次要的位置，不顾及学生的心理健康。一些家长热衷于超前的知识灌输，使孩子得不到全面的教育。因为孩子很小，各方面都不成熟，没有思辨能力。本来读书可使人获得知识，身心愉悦，但却成为孩子的负担，使孩子变成了背书和读书的机器。过度的、强制的教育使孩子产生厌恶和逆反心理，身心健康受到了伤害。于是，不少青年学生，缺乏强健的心理状态，知识多但教养差，只爱自己而无“爱人”之心，有学习的能力但没有担当的责任心，一旦发生问题，便不敢承担责任。
于是，在当前一部分学生身上，见不到敬畏生命的天性，“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自尊自爱”“仁者爱人”的爱心，以及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意志。他们没有梦想，不感到快乐，而且缺少对生命的认知，心理特别脆弱，心态被扭曲了，一旦不能如他所愿时，他总感觉是别人（或者社会）对不起他，别人辜负了他，别人阻挡了他，而不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他不知道自己要奋起，要改变形象，要从头再来，要与命运搏斗，而是责怪别人，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不幸都推给别人或社会，甚至报复别人或社会，最后毁灭自己。
这确实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但根子在教育身上。我们的文化教育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现代青年人如此漠视和轻视他人的生命，也不珍爱自己的生命。教育若没有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心智健全、人格完整”的人，很难说是成功的。从社会和学校教育来说，要对以功利目标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和人生哲学进行反思。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爱心、有教养、有责任心、敢于担当的人，是一个亟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结束语
中国社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大大进步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但贫富差距扩大了，社会盛行“丛林法则”，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的现象变本加厉了，不公平和不正义的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特别痛心的是，不少人丧失了善恶观念和区分是非的能力，假恶丑滋生起来了，真善美却被颠倒了。每当我看到这些，再回想自己青年时代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法制社会，是何等艰巨啊！
每一个社会，大抵都是：“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真善美与假恶丑并行。我们不要仅看到社会上灰暗的一面，灰暗与光明总是相对存在的，没有灰暗，也就无所谓光明。要坚信，无论到哪里，好人和善人是大多数，他们会尽可能帮助你、爱护你、支持你，如果你上进的话。我总觉得，在大学阶段，生活的苦难、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压力主要压在自己的父兄身上，青年学生并不是主要承受者。校园生活毕竟单纯一些，它是潜心向学、增长知识、锻炼才干的好地方。青年学生在大学期间应该明白肩上的责任，努力奋起，而不是消极、沮丧、灰心，对前途丧失信心，更不能以“自杀”进行抗争。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我有时想，一个青年人进入社会，奋斗人生，要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啊！人的一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被冤枉、暗算、背叛、欺骗、出卖、诬蔑，等等，要经受多少磨难才能有所成就。当然，人间还有亲情、友爱、温暖、关怀在。学生在大学时期，要做好思想准备，但首先要坚强，要自尊、自爱、自强、自信。自己行正了，什么都不用怕。
最后，我还想指出，我在文中批评了自杀的青年学生的“愚蠢、自私”，因为他们只是在爱情、学习与生活的道路上受到一些坎坷和不顺，一时想不通而走上不归路。我绝不是笼统泛指社会上自杀的现象，它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其原因多种多样，有因贫困而自杀、因畏罪而自杀、因羞耻而自杀、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等等，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评论这些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千百学者和社会精英，尽管他们没有做丝毫危害社会，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事，但还是遭到了侮辱和迫害，其中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毅然自杀了。他们的死是绝望中的谴责，以身殉难的抗议，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场巨大浩劫和灾难。他们的死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思考。难道我们能够批评他们“愚蠢和自私”吗！
另外，有人告诉我，统计数字表明，在自杀的学生中，有部分是患有抑郁症的人。他们的心理特征是孤独，认为谁也理解不了自己，谁也帮不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有自己最不幸、最痛苦，从而焦虑、悲观及缺乏生命意志感，想以死来解脱困境。我绝不想批评患有抑郁症的同学，因为这是一种疾病，需要给予药物治疗和心理上的关怀和帮助。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要担负起教育这一类青年学生“珍爱生命”的责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告诉青年同学们一些做人最简单的道理，是想阻止那些想走上绝路解脱自己的青年学生。我想对那些在生死面前徘徊的学生说，你一定要有理智，你一定要给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或者亲人，或者学校和院系领导、尊敬的师长和挚爱的好友，打一个电话，发一个短信，告诉他们你的痛苦和不幸，请求他们的援助。我相信他们会像你的家长一样，一定会关怀你的，而且会帮你解决困难的。等你过了这道关口时，你将会庆幸自己及时的醒悟，将会感到自己如此可笑和幼稚，居然会有这样荒唐的轻生的念头。
青年同学们，珍爱生命，努力奋斗吧！人生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莫把冒人签名当儿戏
失掉了诚信，失去了良知，社会就无可救药了。
2013年10月18日上午，一位挂在我名下的博士生请了一位同学到我办公室要求我在她申请延期的表上签字，但表上除了她的名字外，应填的内容都是空白。我告诉这位代为办事的博士生同学，一是要把申请延期的理由写一下，二是要找她的实际指导教师给我写一个同意延期及理由的条子，我才能在这张申请表上签字。这位办事的同学明白了我的意思后就拿着这张表离开了。
过了5～10分钟，我上厕所，当途经院研究生干事的办公室时，见到她的桌上有一张延期申请表，也就是刚才这位代人办事的同学要我签字的表，上面居然有我的签名，但不是我签的，而是他代我签的。我大吃一惊，问研究生干事怎么回事，她说是刚交上来的，也觉得这不是你的签名。事情很清楚，我要这位代人办事的同学回去找这位博士生的实际指导教师写一个意见给我，他却一转身代签了我的名字并把表交了上去，就这样，他把别人委托他办的事算是完成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居然这样荒唐，简直匪夷所思。当时我很气愤，脑袋都晕了，说话发抖了。光电学院办公室的同志们都来劝慰我，把我扶到我的办公室，给我倒水，让我安定下来，怕我出事。我立刻给这位博士生同学的实际指导教师打电话，狠狠地批评了他，他答应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
自1978年以来，我对所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要求是严格的，学生们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师生之间互尊互爱，他们也没有做过什么错误的事。记得曾经有一位研究生没有经过同意，在星期五晚上把教研室电脑的一些鼠标拿出去，不知干什么事，但星期一早晨又还回来了。后来，我要他写一份书面检查。这在当时就算严重的事了。
还有一件与上面相仿的事，我顺便说一下。七八年前，国外一所大学给我发来一信，问我，他们收到的一封推荐信的签名是否真是我本人签的字。这封信的被推荐人是我认识的一位校外青年教师，我曾为他出国写过推荐信。但这一封推荐信是冒充我签的名，而且信中一些语句比我原先写的拔高了。我当时对他冒我签名很生气，但转而一想，也许这位青年教师当时没有找着我，而事情很急，就冒我的名签了字，发出去了。故我没有急于答复，想等一等，等着这位青年教师给我一个道歉和解释。我想帮助他圆场，但我等了又等，一直等了4个星期，他没有给我电话。我便答复这所大学，说签名是冒充我写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所大学立即把他除名了。当这位青年教师得知被这所大学除名时，他给我打电话，想挽救这件事。我说，我是留有余地的，等了你4个星期，你不给我电话，我只能实话实说，告诉人家，推荐信上不是我的亲笔签名。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咽下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与这件事相比较，10月18日上午发生的事更为离奇，我久久不能理解。身为博士生——国家最高层次学位的学习者，虽然是刚入科学殿堂不久，但在老百姓眼中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高深学问和科学知识文化的人，当然也应该是懂得法律知识和具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人。但这位代人办事的博士生同学居然连冒人签名是触犯道德或法律底线的最起码的法制观念都没有，真是我没有想到的。
现在回想这件事，我感到十分不解的是，这位代人办事的同学一出我办公室的门，丝毫没有犹豫，或者说，一点没有思想斗争，就签上了我的名字把表上交了。他似乎不觉得自己是在侵犯老师的姓名权，不觉得自己已越过了道德的底线，不觉得这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不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错误的事，也不觉得事情一旦败露自己的名誉将要受到伤害。做这样十分出格的事，居然这样随便和心安理得，一点也不感觉疑惑和犹豫，我真的不能想象有这样的做事方式，更不能理解这样的心理状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人犯过失或错误，总是有个原因，或有个理由和借口为自己辩护。有人给我解释，这位代人办事的同学冒我签名的原因很可能是“懒”，他不愿为这件事再走一趟，也许是吧！但像这位同学这样随意和无所谓去做错事，真是第一次见到。说实话，我对这位具有高学历但行事如此幼稚和糊涂的博士生同学，非常非常失望，但愿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个例。
自1995年以来，我一直主持光电学院博士生的一门学位课。每年讲课，我总是提醒博士生同学：你们是被社会大众尊重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要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和人民的期望。我希望博士生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期间经受严格的科班训练，杜绝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做人要讲道德、有原则，诚实正直，特别在言谈举止上，要处处体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未来学者的风范、中国博士生优秀的气质和形象。
近几年的“现代光学进展”讲座这门学位课的教学，我是满意的，因为无论是出勤率，课外作业的完成及最后考核综述报告的质量都大有提高，这说明了博士生同学们学习上的自觉性，解决了“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的问题。我和博士生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密切，班长每周向我报告出勤率，同学们认真完成我要求的课外作业。我把我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自己写的随笔发给他们，并把我对一位同学上课时玩弄电脑的意见都坦诚告诉他们，还给两位博士生同学特意布置了额外的课题任务（翻译和整理材料），他们也很好地完成了。博士生许晨同学和我一起译校的杨振寰教授写的两本小册子也印出来了，准备正式出版。我深深感到博士生同学们对我的敬重，也很快乐。另外，当我每年结束讲课时，博士生同学都起立鼓掌，感谢我这个耄耋老翁给他们上课，表示他们对老师的敬意和尊重，使我很受感动。
我认为，师生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互尊互爱。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尊重和爱护学生，把学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学生接受老师的传承，努力学习去报答老师的培养，把老师看成自己的父兄来敬重。“互尊互爱”实际就是“自尊尊人，自爱爱人”，它是健康人格、健康社会的基石。自尊就是尊重自己、从身体仪表到行为、心灵，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自尊是对自己人格的重视和肯定。自爱就是爱护自己，爱我名誉，不做有损人格的事。“自尊尊人，自爱爱人”是关联的，尊重他人，实际就是对自己的尊重；珍爱他人，也就是对自己的珍爱。反之也一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学问大家和身居高位的长者，待人接物礼貌谦逊，言谈举止尊重对方，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因此，当这位博士生同学一转身就在表上签上老师的名字时，完全无视老师几分钟前对他的嘱咐，这就是说，他已经毫不考虑对老师应有的礼貌和尊重了。实际，他的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重和不珍惜，损害了他自己的名誉。当然，在学校里，这种事被发现了，以教育为主，检讨一下保证以后不再重犯就完事；而到社会上，做出这样一件事，由于触犯了社会道德或法律的底线，严重损害自己的名声，甚至有可能断送自己一生的前程。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以诚信立足于世，失去了诚信将寸步难行。因此，我衷心希望同学们提高警惕，切莫把冒人签名当儿戏，切莫触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日前，我在早晨锻炼时，向晨练团队的老教授们讲起这件事。他们认为，这种触犯底线的事，如冒充签名等，在大学校园内，绝不是个别现象，更不用说社会上了。遗憾的是，冒人签名是触犯道德或法律的底线，它远比考试作弊等违反校规更为严重，而在某些人眼中，认为不算什么大事，小事一桩而已！这种看法助长了这类错事的蔓延。若对这样触犯道德或法律底线的事不以为耻，不引以为戒，而视为“小事一桩”，此风一长，对于我们建造和谐社会是十分可怕的。因此，我们作为大学教师，要为人师表，切实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责任来，并要加强团队遵纪守法和学术道德的教育。
晨练团队的老教授们鼓励我把这件事写出来，对事不对人，以警戒后来的犯者。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对，故写了这篇短文，供大家参考。
附记一：我写这篇短文，对事不对人，现发给学位课的同学们，想提醒同学们注意自己的言行，莫触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请同学们阅后，不要打听这位博士生同学是谁。虽然这位同学做了一件傻事、错事，使我很难过，但我既不知道，也不想去打听他叫什么名字。
附记二：我想进一步谈谈对这件事引发的思考。当这件事发生后，我觉得，我不能再当挂名的博士生导师了。我到研究生院要求把挂在我名下的14位博士生返回给这些实际的指导教师，要他们切实负起责任来。并声明，我再也不当挂名的博士生导师了。当初，我出于好意，同意把我多余的招生名额让给一些教授们。但我告诉他们，我绝不会在这些博士生发表的学术论文上挂名，也不在该博士生的学位答辩论文的封面上的指导教师一栏签上我的名字。总之，最后这位博士生的指导教师不是我，而是他的实际指导教师。这是我的原则。
问题在于，在校研究生院，这些博士生是以我的名义招的，挂在研究生院名册里的指导教师不是别人，而是我，他们的学习状况要在我那里登记，研究生院只认我签字；如果学生出了问题我是要首先负责的。而我，这么多挂名博士生，有的甚至都不认识，他们的学习情况和思想状况我一概不了解。这次要我签字和找我签字的两位同学，就是挂在我名下的博士生，而我并不认识和了解他们。这种既挂空名又须负责的矛盾一直使我很苦恼，而发生冒我签名这件事就是促使我向校研究生院坚辞挂名博导的起因。
关于这位冒我签名的博士生同学，我只是要这位博士生的实际指导教师批评教育他，今后不能犯类似的错误，没有想到要给他处分，没有要求他写检讨书，也没有公布他的姓名。我的思想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待学生的错误（我的心中认为这是一个初犯的、偶然的错误），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不能太严厉了，更不想有碍他的名誉和前程。
但是，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周老师这样处理，对吗？正确吗？符合程序吗？现在学校处理学生或教师的事，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宽容实际上是在纵容学生或教师：犯点错误不要紧。冒人签名以及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为什么在大学校园内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就是不少教师特别是校院一些领导都像周老师那样原谅和包庇犯错误者。
也有人告诉我，这位博士生冒周老师的名签字，一方面是对周老师的不敬，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底线，不应由周老师本人来处理，周老师的意见可以考虑，但所谓初犯或偶然不是可以免责的理由。类似这样的事情应该严肃处理，如提交校或院道德委员会来调查、听证、裁定，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学校行政部门进行处理，这才有利于歪风的刹止。
当然，对于本文中这位博士生的处理，事情都已过去了，大家都不会再去深究了。问题在于，以后碰到同样的事情，像我这样宽容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确是值得商榷的，上述对我的批评和责难的意见是有道理的。的确，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处理，没有制度上的约束以及共同遵循的原则，我们如何在大学校园内建立普遍的诚信和维护诚信的机制呢？我希望引起大家重视和讨论。
2015年9月
感染、感动和感悟——祝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15周年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
我参加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一些活动，主要是受到两位师长的感染，一位是王大珩院士，另一位是王绶琯院士。两位先生德高望重，贡献卓著。中国科学界为庆贺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对祖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将我国近期发现的天上星星命名为“王绶琯星”和“王大珩星”，使他们的英名万世永传。更使我敬重的是，两位前辈对我国青少年深深的爱使我十分感动，也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记得在1997年，在我协助大珩先生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建议光学工程为一级学科起草信件时，大珩先生就要我“不要埋头于公式推导了，不能只管自己学科的事了”。他要我“投身到科学普及和支持青少年科学实践的活动中去，把自己的科学研究的心得告诉青年学人们，把培养青少年和青年学人的成长看作是自己的神圣责任”。他认为，真正的科学家都热爱青少年，都希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承给青少年，“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关怀和培育下一代成长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义务。大珩先生自己就是身体力行，他无微不至关心青少年和青年学人的成长，为他们取得的进步和成就高兴。他在我校曾做“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的科普报告，勉励同学们专心向学。记得在2003年时，大珩先生找我，要我代表他出席在成都召开的国际先进光学制造与检测学术会议，因为医生和家属都不同意他到成都开会。我告诉他我也不能出席，因为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在我校光电基地的科学实践活动正好结束，我要主持这一活动结束的典礼。大珩先生说，那么你代表我去成都，我代表你到北理工。后来大珩先生出席我校的会议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孩子们无比感动。
王绶琯院士是我参加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活动后认识的。王老为了引导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进入“科学社会”，以利于孩子们“走进科学”和“求师交友”，于1999年和一些院士专家一起倡导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由于王绶琯院士的崇高威望，高校和科研院所及院士教授专家们纷纷响应，俱乐部的活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了。在王老领导下，俱乐部针对北京市有志于科学且已显露科学禀赋的优秀高中学生，先后成功开展了“科研实践”和“大手拉小手”等多项活动并举办各种各样的科学普及讲座，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我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后，每次都看到王老出席会议亲临指导。看到他如此关爱青少年，他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也鼓舞我积极参加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活动。
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开展的这些活动在大学、科研院所和中学之间，在科学家和中学生之间搭起了“走进科学”和“求师交友”的桥梁。俱乐部一方面为中学生们在真实的科学环境中创造了求学求师的机遇，让他们亲身参与科学实践，体验到科学研究的艰辛，也得到科学创造的乐趣；另一方面，高校的教师和科学工作者，特别希望看到科学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使我国的科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的行列，渴望青少年走上科学的道路。因此，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组织的活动不仅引导了优秀的中学生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也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发现了优秀的科技后备人才。每当看到北京市的中学生在“科学实践”和“大手拉小手”的活动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我们的高兴程度并不亚于孩子们。北京市中学生在以往12届选拔“明日小小科学家”的活动中，总是名列前茅，人才辈出，这是和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在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后，有许多事使我深深感动。一是北京市接纳学生的科研第一线团组从一开始的几个增加到了50多个。北京市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和创新基地愿意开放，并接受中学生参加科学实践活动，数十位院士、教授和研究员也投入俱乐部的活动中，或指导，或当评委，或做报告，等等，人们已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各界也对青少年的活动大力支持，不少大学和科研院所把支持俱乐部的活动认为是自己应该做的，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是北京青少年俱乐部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二是我每次参加中学生科研实践的考核及“明日小小科学家”的评选，看到孩子们的优秀作品时，都会深深感叹：“后生可畏，后生可喜”。我是十分惊喜的，我想不到这些中学生在这样小的年纪，居然能做出堪称优秀的成果。更主要的是，孩子们在思维上有大进步，他们已初步学会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故我每次参加俱乐部的评选考核等活动，给我的感觉是，我不是去当评委的，而是去受教育的。三是，我多次看到一些经受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培育的学生们，他们成长后从高校和研究所或国外学习或休假回来，有的甚至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并没有忘记俱乐部的培养，对俱乐部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把俱乐部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到俱乐部汇报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成绩，或当志愿者，或出席各种活动。孩子们深深感谢教过他们的老师和俱乐部的老师，感谢周琳老师，感谢王绶琯院士。这些孩子们永远不会忘记，是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给了他科学人生的第一次启蒙，使他们热爱科学，热爱人生，坚定地踏上了科学之路。当我听到孩子们满怀深情的发言时，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我想，这是王绶琯院士、周琳老师和俱乐部的老师们及众多关心孩子们成长的老师们最感欣慰的时刻，一切辛劳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我曾经说过，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一些较为出色的成就，这样的人是不少的，也是不难做到的；难得的是他对人类、对祖国和人民、对青少年一代的人文情怀。如果全社会把关爱青少年的成长作为自己的本分和责任，我们的祖国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和强大。
感染、感动和感悟，是我参加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感受和体会。虽然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但我还想参加俱乐部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因为我从中得到思想上的收获和教育，远远大于我为孩子们的付出。祝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事业永远长青。
科学探索与侦破学
“物理学家的工作必须像侦探那样用纯粹的思维来进行。”——爱因斯坦
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侦探小说，几乎能借到的侦探小说一本也不放过。少年时，福尔摩斯、亚森·罗平、鲁平、陈查礼等大侦探都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随着年岁的增长，没有更多的时间看侦探小说了。但有关侦探、间谍、破案方面的电影、电视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我特别喜欢阅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我也不止一次看她的作品《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和《东方快车谋杀案》。而且，在看描写侦探、间谍、破案的电影、电视时，或是在读推理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松本清张等人作品）时，随着情节的开展，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或悬念。谁是凶手？侦探是怎样破的案？自己有时就妄加猜测起来。这已成了自己的爱好和习惯。
我在考察科学研究方法时，忽有感想，科学是对未知的探索，对侦探来说，未知就是罪案，侦破学不但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无论是科学方法（侦破方法、研究方法），或是从事科学的人（侦探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便应有共性和共同的特点。
在所有的侦探小说中，柯南道尔创造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大侦探形象最令人难忘。福尔摩斯作为一名私人侦探，实际是一名侦探科学家，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具有高超的侦探才能。他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料研究有关侦探的经验和科学，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因此，他所进行的各种案件的解释和判断，合乎逻辑，入情入理，对案件的分析头头是道，使人容易接受和相信。
在柯南·道尔的笔下，福尔摩斯于优雅谈笑间将一切线索收诸脑海，以出众的逻辑推理能力架起细节之网，让真凶最终束手就擒，实是令读者过足了瘾。那么，福尔摩斯的侦破学究竟有什么特点，我们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人又可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呢？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许多精辟的介绍。我这里概括总结一下：
（1）福尔摩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对自己承办的案件身体力行，几乎毫无例外要到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即使是一个未烧完的纸团、灯花的形状，一丝也不肯放过。他善于从各方面对案例进行分析，“很镇静地运用思绪，正像一名弈棋的高手，深谋远虑地搬动他的棋子一般”。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设想或假想，提出矛盾和问题。带着这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然后仔细研究，剖析案情，解决问题，使疑案水落日出。
（2）福尔摩斯对待案子非常热情，极端认真。他常常不避艰险，废寝忘食，深入虎穴，侦查案情。他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对待各种证据，甚至在自己身上进行毒气实验。他认真观察人物的言谈举止、面部表情，对周围的环境、人们的反应、报纸的新闻广告都进行仔细的了解。他善于联想，哪怕是家具的摆设、家禽家畜的鸣叫，也与案情联系起来考虑。正因为如此，他对案情的剖析合情合理，丝丝入扣，使人心服口服。
（3）福尔摩斯十分注意搜集和积累资料，从各种案例到报刊杂志，只要案情需要，他都可以信手拈来，查阅参考。他学识渊博，熟悉那个时代正在兴起的一切科学知识。他不仅是一个犯罪学、法医学等方面的专家，而且是一个了解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和科学问题的大杂家。他对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毒物学）及天文学等各门自然科学（只要它们与破案有关）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并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所有这些广泛的知识，对他的破案活动也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4）福尔摩斯善于在案情中运用心理学和逻辑学进行分析。他观察人们的心理活动，把心理活动与证据材料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周密的逻辑推理，梳理案情的脉络，抓住要领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做出决断。在福尔摩斯探案集《归来记》中“跳舞的人”一案中，福尔摩斯根据6张纸条上许多跳舞人形，层层剖析，一步一步地译出了每个跳舞人形所代表的英文字母，最后机智地写了一张跳舞人形的纸条。凶手误认为是旧时情妇送来，终于乖乖地自投罗网。
（5）福尔摩斯是一位推理大师，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处处表现了福尔摩斯在观察和推理两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在“血字的研究”一案中，当华生医生第一次会见福尔摩斯时，福尔摩斯第一句话是：“看得出来，你到过阿富汗。”使华生大为惊讶。福尔摩斯后来向华生说明推理过程是这样的：“这一位先生，具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但却是一副军人气概。那么，显然他是个军医。他是刚从热带回来，因为他脸色黝黑；但是，从他手腕的皮肤黑白分明看来，这并不是他原来的肤色。他面容憔悴，这就清楚地说明他是久病初愈而又历经艰苦。他左臂受过伤，现在动作起来还有些僵硬不便。试问，一个英国的军医在热带地方历经艰苦，并且臂部负过伤，这能在什么地方呢？自然只有在阿富汗了。”这一连串思索和推理，历时不到一秒钟，使福尔摩斯脱口而出华生是从阿富汗来的结论。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一个优秀的大侦探和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有很多共同点：专业精通、知识渊博、学习勤奋、勤于观察、善于联想、脚踏实地和献身精神。我有时把科学家比喻为侦探兼法官，科学研究活动比喻为侦破和审判。
我深深感到，侦破案件和科学研究有许多许多相通之处。一个侦探在侦破调查案件时，无论得到什么事实、什么信息，特别是现场的细节，就像漂浮的碎片，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与罪案有什么联系，都一一记录下来，这就是他的公理，他的线索。接着他对事实进行推理，以期对案子能做出一些判断。他很可能做出矛盾的推论，因为他所做的一些假设，尽管尽可能地基于已发生的事情，却仍然可能超出事实或只是接近事实，虽然在实际中并不存在矛盾。例如，的确存在犯罪和罪犯，但推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罪犯是女的，身高1.6米；但实际上，罪犯是男的，身高1.7米。这个侦探总是在想：谁是罪犯？犯罪的经过和细节如何？突破口在哪里？推理与事实的矛盾在哪里？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侦察、通过思维来解决。
侦探最后抓住了一个罪犯，他把罪犯和犯罪的证据提供给法官，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案件并没有结束。法官要对各项证据进行核实，并允许辩护，最后确定是“证据充分”、“有罪”判决或“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由此可见，对于一个案件，前期是侦探的事，从罪案的发生，犯罪证据的收集和线索，突破口的提出，假设、推理与侦破，直到抓住罪犯。这相当于我在《科学研究的途径》一文中所说的问题的提出、文献信息的收集、突破口的选定、前验评价的过程。而后期是法官的事，法官进行审判所做的事实际是“消除错误”，肯定或否定侦探或检察部门所获得的证据；这相当于“科学研究的途径”中的后验评价。
对于科学研究活动，理论科学家大都用纯粹的思维，但大多数科学家是通过实验再加上思维去寻找正确答案。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家的工作必须像侦探那样用纯粹的思维来进行。”科学家不仅要用创造性的想象力把他搜集到的漫无秩序的已经出现的事件理解和连贯起来，找出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要把跟它有关的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现象相联系做出解释。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需要自己想象“犯罪”，然后自己去侦破它。这一切都需要科学研究工作者有良好的思维能力和高超的侦破（实验和观察）技术。否则，你就找不到正确的线索。我常想，一个从事工程技术或自然科学的专家，他面临的问题是“物”，“物”是隐藏得很深的，它等待着被发现、被发掘，但它基本上是静止的。而作为一个侦探，面临的问题有时要复杂得多：不仅是“物”，而主要是“人”。罪犯要运用一切反侦察的手段抵制侦破。侦探与罪犯的斗争实际上是智力的较量，难度有时要大得多。当然，科学研究与侦破罪案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可同日而语。但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确实能从福尔摩斯、波洛等大侦探（虽然他们都是虚构的）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最后，我想着重指出，科学家光具备侦探的功能是不够的，他（她）还必须兼有法官的功能。不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研究生）往往忘了后一种功能，他们认为自己的假设和推理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就会是正确的，不想用（或懒于用）更多的事实来检验它，来“消除错误”，而急于向公众宣告自己的成就，发表出来。这有时相当于奉献出来一个尚未成熟的果实，甚至是一个酸涩的果实。
要科学家做自己研究工作的首审法官实在是一件为难的事，因为无论是谁（科学家也不例外），总是偏爱自己，钟爱自己千辛万苦获得的结论，总不愿意否定自己的成果，就像侦探总觉得自己的侦破是可靠的，要他做自我审查，甚至“否定”自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就好像要检察官身兼法官，司法实在是很难公正的一样。但一个科学家还必须要求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科学家除了要求十分诚实外，还必须十分公正，不袒护自己，严格地进行“消除错误”（后验评价）的工作。
因此，作为一个科学人，应该像福尔摩斯那样，对自己要求严格和苛刻，对自己的研究和发现，不仅是追求逻辑上的严密，更要使它能经得住实践、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福尔摩斯这个典型人物对我们是有教育和启发意义的。
- 本文载于2013年4月22日北京理工大学校刊。
- 见［英］培根．培根随笔集．曹明伦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91－92．
- 本文是2004年4月为开设“科学与人文”论坛的讲话，文章摘要曾在校刊、《科学时报》2004年11月26日第4版，以及《科技导报·卷首寄语》2004年第11期第1页发表。
- 本文作于2014年1月，是为浙江平湖黄姑中学的学生而写的。
- 本文是根据与博士生座谈的讲稿整理的，时间是2002年，2015年修改。
- 本文尚未正式发表过。
- 本文写于2013年10月22日，曾在光电学院的老师和博士生同学中传阅过。
- 本文作于2013年3月，为纪念祝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15周年。
- 本文写于1997年，在研究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学位课上曾以此题做了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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