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

一

我们开始叙述中国的文学，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中国在她的文学史的第一章，乃与希腊与印度不同，中国无《依利亚特》与《奥特赛》，无《马哈巴拉泰》与《拉马耶那》，乃至并无一篇较《依利亚特》诸大史诗简短的、劣下的、足以表现中国古代的国民性与国民生活与伟大的人物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人物，足以供构成史诗的资料的，当然不在少数，却仅能成为简朴如人名、地名字典的编年史与叙事极简捷的《史记》的本纪或列传中的人名，而终于不能有一篇大史诗出现。我们不能相信，当古代的时候，中国的各地乃绝对的没有产生过叙述大英雄的、国民代表的伟大事迹的简短的民歌；但其所以不能将那许多零片集合融冶而为一篇大史诗以遗留给我们者，其最大原因恐在于：那时没有伟大天才的诗人如所谓荷马、瓦尔米基之流以集合之、融冶之；而其一小部分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的大学者如孔丘、墨翟之流，仅知汲汲于救治当时的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的弊端，而完全忽略了国民的文学资料的保存的重要。因此，我们的在古代的许多民间传说，乃终于渐渐地为时代所扫除、所泯灭而一无痕迹可寻了。这真是我们的一种极大的损失！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这两部大作品，都是公元前3、4世纪后（商之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汉中叶）的出产物。《诗经》大约是公元前3、4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诗经》内容甚杂，但以民间诗歌为最多）；《楚辞》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中国南部的作品的总集，其中亦有一部分是“非南方人”所仿作的。除了这两部作品以外，古代的中国文学中，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作品了。虽然有几篇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26世纪左右，如《吴越春秋》所载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以为是黄帝时作，又如《帝王世纪》所载之《击壤歌》，《尚书大传》所载之《卿云歌》三章，相传以为尧、舜时作之类，虽我们不能说其伪迹如明人所作之《皇娥歌》《白帝子歌》之明显，然其真实之时代我们却绝不能断定能较《诗经》更早至一二世纪以前。记载这些诗歌的书，本不甚可靠，也许其时代较《诗经》为更后。且此种作品，俱为不甚重要之零片，在文学史上俱无甚价值可言，自上古以至秦，除《诗经》与《楚辞》外，合真伪的诗歌而并计之（其实大部分是伪的），其总数不过百篇，只能集成极薄的一小本。所以我们论中国的古代文学，舍《诗经》与《楚辞》以外，直寻不出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文学作品出来。且这两部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过极伟大、极久远的影响。

二

《诗经》在孔子、孟子时代的前后，对于一般政治家、文人等等，即已具有如《旧约》《新约》及荷马的两大史诗之对于基督教徒与希腊作家一样的莫大的威权。政治家往往引《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辩论讽谏的根据；论文家及传道者亦常引用《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宣传或讨论的证助；有的时候，许多人也常常讽诵《诗经》的一二诗句以自抒叙其心意。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晋人许之。（《左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友曰：“……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㕙，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则虽东郭㕙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新序》）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韩诗外传》）

像这种的例子，在《左传》《国语》，以至其他诸古书中到处皆是。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诗经》的势力，在那些时候是如何的盛大！到了汉以后，《诗经》成了“中国圣经”之一，其威权自然是永远维持下去。

就文学史上看来，《诗经》的影响亦极大，汉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辞》以外，所受到的影响最深的就算是《诗经》了。自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应治》《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著地受有《诗经》里的诗篇的风格的感化。不过，自此以后，《诗经》成了圣经，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焕，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的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地微弱了。

《诗经》里的诗歌，共有305篇；据相传之说，尚有《南陔》《白华》等6篇笙歌，有其义而亡其辞。（此说可信否，待后讨论。）此300余篇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种。风有十五，雅有小雅、大雅，颂有周、鲁、商三颂。现在据《毛诗》的本子，将其前后的次序列表如下：

这个次序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所谓风、雅、颂之意义如何呢？风、雅、颂之分究竟恰当与否呢？这都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

据传统的解释家的意见，以为：“风，风也，歌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卫宏《诗序》）他们的这种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承认《关雎》《麟之趾》以及其他“二南”中诸诗篇，为受王者之教化，而其他的大部分国风之诗篇，则为刺上的、讥时的；于是“二南”中的情诗，便被他们派为“后妃之德”，其他国风中的同样的情诗却被他们说成“刺好色”了。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他们的雅、颂的解释，也极不清楚。

推翻他们的传说的附会的解释的，是郑樵的“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之说。（见《通志·乐略》，他的《六经奥论》亦畅发是说。）郑樵以为古之诗，即今之辞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这种解释，自然较汉儒已进了一步，且在古书中也有了不少的证据。但《诗经》中的所有的诗，果皆有谱乎？果皆可以入乐乎？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且诗之分风、雅、颂，果为乐声不同之故乎？他说：“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实则孔子固常言：“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对于诗之观念，恰与郑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专以诗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诗之情绪，诗之意义以至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以为应世之用。

据我的直觉的见解，《诗经》中的大部分的诗歌，在当时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乐的，但如几个无名诗人的创作，如《无羊》，如《正月》，如《十月》，如《雨无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写当时的政治的衰坏（如《正月》等），及描写羊、牛与牧人的情境的（如《无羊》），都是一时间的情绪的产品，绝非依谱而歌的，也绝无人采取他们以入乐的。（《诗经》中入乐的诗与非入乐的诗，似有显然的区别，细看可以知道。）所以说全部《诗经》的诗篇当时都是有谱的乐歌，理由实极牵强。

至于风、雅、颂的区别，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很无聊、很勉强的举动。就现在的《诗经》看来，此种分别早已混乱而不能分别，“雅”为朝廷之歌，而其中却杂有不少的民歌在内，如《小雅》的《杕杜》与《魏风》的《陟岵》，一言征夫之苦，一言行役之苦，如《小雅》的《菁菁者莪》《都人士》《裳裳者华》，及《隰桑》诸诗，与国风中的《草虫》《采葛》《风雨》《晨风》诸诗置之一处，直是毫无差别！如《白华》，如《谷风》，也都是极好的民歌；“颂”中都是祭祀神明之歌，似无将所有的颂神诗都归入“颂”内，而不料许多的颂神诗，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如《大雅》中之《凫鹥》却又不列于“颂”中而列于“雅”中。似此混杂无序的地方，全部《诗经》中不知有多少，现在不过略举几个例而已。这种混杂无序的编集，不是因为编定《诗经》的无识，便是因为汉儒的窜乱。我以为“汉儒窜乱”的假定，似更为可信，因编定《诗经》者，当他分别风、雅、颂时，必定有个标准在，绝不至于以应归于“颂”的诗而归之于“雅”，或把应归于“雅”的诗而归之于“风”。汉儒之窜乱古书，与他们之误解古书，是最昭显的事实；所以一部《诗经》如非经过他们的窜乱，其次序断不至于纷乱无序到如此地步。不知今古来许多说《诗经》的人，怎么都只知辩解诗义或释明“风”“雅”“颂”之意义，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注目到这一层。

现在，我们研究《诗经》却非冲破这层迷障不可了！我们应该勇敢地从诗篇的本身，区分它们的性质。我们必要知道《诗经》的内容原是极复杂的，“风”“雅”“颂”的三个大别，本不足以区分全部《诗经》的诗篇。所以我们不仅以打破现在的《诗经》的次序而把他们整齐地归之于“风”“雅”“颂”三大类之中，且更应进一步而把“风”“雅”“颂”三类大别打破，而另定出一种新的更好的次序来。

我现在依我个人的臆见，姑把全部《诗经》中的诗，归纳之下列的几个范围之内：

诗人的创作，在《诗经》中并不多，卫宏的《诗序》所叙的某诗为某人所作的话，几乎完全靠不住。在我们所认为诗人所创作的许多诗篇中，大概都是无名的诗人所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我们从他们的诗句中，知道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的《节南山》言“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大雅》的《嵩高》《烝民》俱言“吉甫作诵”之类。此外我们从《尚书》《左传》以及汉人所著的书里，也可以知道几个诗人的姓名，但这种记载，却都是不甚可靠的。不过在许多诗篇中，那一篇是诗人的创作，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而已。在这些创作中，有几篇是极好的诗，如：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鳢匪鲔，潜逃于渊。（《小雅·四月》）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搅我心！（《小雅·何人斯》）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豳·鸱鸮》）

都是很美的，很能表白出作者的真恳的情绪的。

民间歌谣都是流传于大多数孺妇农工之口中，而无作者的名氏的。其中最占多数的是恋歌；这些恋歌真是词美而婉，情真而迫切，在中国的一切文学中，它们可占到极高的地位。如：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皙皙。（《陈风·东门之杨》）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风·十亩之间》）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郑风·子衿》）

自伯之东，首如飞篷。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伯兮》）

随意举几首出来，我们已觉得它们都是不易见的最好的恋歌了。“结婚歌”在《诗经》中也有好些首，如《关雎》《鹊巢》《桃夭》之类，我们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周南·关雎》）

明明可以看出前者是嫁女时乐工唱的祝颂歌，后者是娶亲时所唱的乐歌。（近人辟《诗序》释《关雎》之错误，以为《关雎》本是“恋歌”，其实也错了，《关雎》明明是一首结婚歌。）

“挽歌”《诗经》中很少。只有《蓼莪》《葛生》等数首。《葛生》为悼亡而作，如：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诸句，读之使人凄然泪下；《蓼莪》为哀悼父母之歌，如：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诸句，亦至情流溢。

“颂贺歌”如《麟之趾》等是，但不多，且不甚重要。

关于“农事”的歌，《诗经》中亦不甚多，但都是极好的，如《七月》，是叙农工的时序的；如《楚茨》，如《信南山》，是农家于收获时祭祖之歌；如《甫田》，如《大田》，是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如《行苇》，如《既醉》，似都是祭事既毕之后，聚亲朋邻里宴饮之歌；如《无羊》，则为最好的牧歌：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F。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矣，室家溱溱。”

其他不属于上列的范围的民歌亦甚多。

贵族乐歌，大部分都是用于宗庙，以祭先祖、先王的，或是祷歌及颂神歌。其他一部分则为宴会之歌，为田猎之歌，为战事之歌。这种乐歌，我们都觉得不大愿意读，因为它们里面没有什么真挚的诗的情绪。（正如当我们翻开《乐府诗集》时，不愿读前半部的《汉郊祀歌》《齐明堂歌》之类，而愿意读后半部之《横吹曲》《相和歌》之类的情形一样。）

《诗经》的时代之难于稽考，也与它的诗篇的许多作者姓名之难于稽考一样。我们现在仅知道，除了《商颂》中的5篇，为商代（公元前1700年以后，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产物以外，其余301篇都是周代（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550年左右）的产物。在这301篇的诗歌中，多数的诗篇都是带着消极的、悲苦的辞调，对于人生的价值，起了怀疑，有的言兵役之苦，有的则攻击执政者的贪暴，有的则因此遁于极端的享乐之途。如：

踧踧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小雅·小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小雅·采薇》）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枢》）

诸诗，都足以表现出丧乱时代的情形与思想。而这个丧乱时代，大约是在周东迁的时代前后，（《小雅》中的《正月》且明显地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所以那些诗篇，大约都是东迁前后的作品。我们研究《诗经》的时代，仅能如此大略地说。至于如卫宏的《诗序》，如何楷的《诗世本古义》所指的某诗为某王时的产品，则其不可信，也与他们之妄指某诗、某诗为某人所作一样。

《诗经》的编定者是谁呢？《史记》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删定为305篇，这是说，《诗经》为孔子所删定的；汉人都主此说。其后渐渐有人怀疑，以为孔子不会把古诗删去了十分之九。郑樵则以为孔子取古诗之有谱可歌300篇，其余则置之，谓之“逸诗”。有一部分人则以为古诗不过三百，孔子本不曾删。崔述也赞成孔子未删诗之说，以为：“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逢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则失传耳。”（《读风偶识》）其意盖以《诗经》之流传，为有人爱好诵习之故，并没有什么人去删定。但以上诸说，都有可疑之处。古诗三千余首之说，原不足信，但古代之诗不止《诗经》中的三百，则为显然的事实。在《国语》《礼记》《左传》《论语》诸书中，我们曾看到好几首零片的逸诗，故古诗不过三百之说全不足信；郑樵以三百篇俱是有谱可歌的诗，也不足信（上面已提过）；崔述之说，理由甚足；但口头流传的东西，绝不能久远，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绝难完整地流传至汉。（如当时没有一个编定者，恐《诗经》的诗，至汉时至多不过存十分之一。观古诗除《诗经》中之诗外，流传下来的极少，即可知。）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绝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大约在辗转传习之时，其次序必有被窜乱的，也必有几篇诗歌被逸散了。如《六笙诗》，恐就是有其题名而逸其辞的，并不是什么“有其义而亡其辞”，也不是郑樵所猜度的什么本是“有谱无辞”。

古代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的虽仅有《诗经》中的305篇（此外所存的极少），然在《诗经》中的这305篇诗歌，却有好些首是重复的，因地域的歧异，与应用之时不同，而一诗被演变为二、为三的。有一部分的诗，虽不能截然断定它们是由一诗而演变的，但至少却可以看出它们的一部分的诗意或辞句的相同。现在且举几个例：

在第一及第三组的这10首诗里，显然地可以看出每组里的几首诗，都是由一首诗演变出来的。这种演变的原因有二：

一、因为地域的不同，使他们在辞句上不免有增减歧异之处，如现在流行的几种民歌《孟姜女》与《五更转》之类，各地所唱的词句便都有不同。（此种例太多，看近人所编的各省歌谣集便更可明了。）

二、因为应用的所在不同，使他们的文字不免有繁衍雕饰的所在，如民间所用的这个歌是朴质的，贵族用的便增出了许多浮文美词了。（第一组的《樛木》《南山有台》及《采菽》即是一个好例。第二组的二首诗，则仅开始的辞句相同，这个例最多。）

古诗的辞句，大概都是四言的，如《书经·皋陶谟》所载的舜与皋陶的赓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帝舜）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

之类，即为一例。《诗经》也不能外此，其中大多数的诗都是四言的；间有三言的（如：“螽斯羽，诜诜兮。”），五言的（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以及杂言的，但俱不甚多。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经》中的诗篇，四言是其正体。

《诗经》在文学上给了我们以不少的抒情诗的珠宝。同时，在中国的史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把它的时代完完全全地再现于我们的前面，使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代的生活、那时代的思想、那时代的政治状况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最熟悉的植物、禽兽、鱼类、虫类（植物有70种左右，树木有30种左右，兽类有30种左右，鸟类有30种左右，鱼类有10种左右，虫类有20种左右），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所用的乐器、兵器之类。这种极可靠的史料都是任何古书中所最不易得到的。

三

《楚辞》虽没有《诗经》那样的普遍的威权，虽没有什么政治家或传道者拿它的文句为宣传或箴谏的工具，虽没有什么论文家引用它的文句，以为辩论的根据，如他们之引用《诗经》的文句以为用一样，然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楚辞》却并不比《诗经》低下：《楚辞》在文学上的影响，且较《诗经》为尤伟大。《诗经》的影响，在汉六朝之后，似已消失，此后，没有什么人再去模拟《诗经》中的句法了。同时，《诗经》经过汉儒的误释与盲目的崇敬，使它成了一部宗教式的圣经，一切人只知从它里面得到教训，而忘记了——也许是不敢指认——它是一部文学的作品，看不见它的文学上的价值；一切选编古代诗歌的人，都不敢把《诗经》中的诗，选入他们的选本中。（直到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时，这个见解才毅然地被他推倒。）至于《楚辞》，则幸而产生在战国，不曾被孔子所读诵、所“删订”，所以汉儒还勉强认识它的真面目，没有把“圣经”的黑面网把它罩蔽住了。因此《楚辞》在文学上的威权与影响，乃较《诗经》为更伟大，它的文学上的真价，也能被读者所共见。

受《楚辞》的影响最深者，自然是汉与三国、六朝。而六朝之后，《楚辞》的风格与句调，尚时时有人模拟。汉朝的大作家，如贾谊，如司马相如，如枚乘，如扬雄，都是受《楚辞》的影响极深的。贾谊作赋以吊屈原，枚乘之《七发》，其结构有类于《招魂》《大招》，司马相如的诸赋，也显然印有屈宋的踪痕。扬雄本是一个拟古的大家，他的《反离骚》，即极力模拟屈原的《离骚》的。自曹植以后，直至于清之末年，所有的作者，无不多少地受有《楚辞》的影响。其影响的范围，则除了直接导源于《楚辞》之“赋”的一种文体外，其他的诗歌里，以至散文里，也无不多少地受有《楚辞》的恩赐。所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放胆地说，自战国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几乎无不受到《楚辞》的影响。《楚辞》的风格与情绪，以及它的秀丽的辞句，感发了无量数的作家，给予了无量数的资料于他们。（朱熹的《楚辞后语》6卷，共52篇，即总集受《楚辞》的影响的作品，但我们绝不能说《楚辞》的影响，便尽在于这52篇作品之中。）

《楚辞》是一种诗歌的总集。《诗经》所选录的都是北方的诗歌，《楚辞》所选录的则都是南方的诗歌。《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25篇，《唐勒赋》4篇，《宋玉赋》16篇，但无《楚辞》之名。所谓《楚辞》者，乃刘向选集屈原、宋玉诸楚人所作诸辞赋及后人的模拟他们而作的辞赋而为一书之名。现在刘向原书已不传，现在所传者为王逸的章句及朱熹的集注本。据王逸章句本，共有作品17篇，据朱熹的集注本，则共有作品15篇。朱熹的后半部所收的各篇与王逸的章句本不同。兹将这两种本子的篇目列表如下：

但两种本子，都非原来的刘向所定的《楚辞》本子。朱熹的集注本是他自己编定的，不必论，即王逸的章句本，虽标明是刘向所定，然把班固所说的话：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故世传“楚辞”。（《汉书·地理志》）

拿来一看，便觉得它的不大靠得住，因为班氏去刘向之时不远，且多读刘氏之书，如果王逸注本的《楚辞》，乃刘向所编的原书，则班氏所述《楚辞》作家的姓名，不应与现在所传的王逸本《楚辞》的作家的姓名不同。（如无王褒、东方朔之名，而王逸注本却有之。）大约刘向所定的《楚辞》必曾为王逸所窜乱增订过，刘向、王褒诸人的作品，大约也与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一样，是由他所加入的。

《楚辞》的名称，不是刘向所自创的，大约起于汉初。《史记·屈原列传》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虽未以《楚辞》二字连缀起来说，然楚之有所谓“辞”。及楚之“辞”，乃为当时所最流行的读物，则是显然的事实。《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大约《楚辞》之名，在那时已很流行。说者谓屈、宋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大约最初作《楚辞》者皆为楚人；《楚辞》的风格必是当时楚地所盛行的，正如《诗经》里的诗篇之盛传于北方人民的口中一样。至于后人所作，则其作者不必为楚人，在实际上，都不过仅仅模拟《楚辞》的风格而已。

我们对于《楚辞》所最应注意的，乃为《大招》以上的所谓屈原、宋玉、景差诸人所作的《楚辞》——《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10篇作品。至于《惜誓》《招隐士》《哀时命》《九叹》《九思》等汉人的模拟的作品，则我们可以不必注意，正如我们之不必注意于《楚辞后语》中的52篇模拟的作品一样。所以现在置它们于不论，只论屈、宋诸人的作品。

屈原是《楚辞》中最伟大的一个作家，全部《楚辞》中，除去几篇别的作家的作品外，便可以成了一部“屈原集”。古代的诗人，我们都不大知道他们的名字，《诗经》里的诗歌，几乎都是无名作家所作的，偶然知道他们名字的几个诗人，其作品又不大重要，只有屈原是古代诗人中最有光荣之名的、最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一个。在中国上古文学史，要找出一个比他更伟大或可以与他比肩的诗人，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对于这个大作家，却不大知道他的生平；除了《史记》里一篇简略的《屈原传》之外，别的详细的材料，我们不能再寻到了。

屈原，名平，为楚之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即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或云，他生于公元前355年。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肯给他。上官大夫因在怀王前谗害屈原道：“王使屈原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屈每自伐其功，以为非他不能做。”怀王怒，遂疏远屈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谗陷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于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曰：“不欲得地，愿得张仪。”仪至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原自齐返，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即顷襄王九年）左右。他的死日，相传是五月五日；这一日是中国的很大的节日，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到现在尚是如此——虽然现在的端午节已没有这种吊悼的情意在里面。

近来有些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如希腊的荷马、印度的瓦尔米基一样，是一个为后人所虚拟的大作家。其实屈原的诗与荷马及瓦尔米基的诗截然不同。荷马他们的史诗，是民间的传说的集合融冶而成者；屈原的诗则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苦愁闷的情绪，带着极浓厚的个性在里面，大部分都可以与他的明了的生平相映照。所以荷马他们的史料，我们可以说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他们的自身，我们可以说是“零片集合者”。至于屈原的作品及屈原的自身，我们却万不能说他或它们是虚拟的人物或“零片集合”而成的作品。因为屈原的作品，本来是融成一片的，本来是显然地为一个诗人所创作的。如果说《离骚》《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作的，那么，当公元前340至前280年之间，必定另有一个大诗人去写作这些作品。然而除了屈原之外，那时还有哪一个大诗人出现？还有哪一个大诗人的生平能与《离骚》等作品中所叙的情绪与事迹那样的切合？

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说，有赋25篇。据上面所列的表，王逸注本与朱熹集注本所收的屈原作品皆为7种，但《九歌》有11篇，《九章》有9篇，合计正为25篇，与《汉志》合。（对于这25篇的篇目，论《楚辞》者尚有许多辩论，这里不提及，因为这是很小的问题。）不过这25篇的作品究竟是否皆为屈原作的呢？25篇的篇目是：

《离骚》与《九章》之为屈原的作品，批评家都没有异辞。我们在它们里面，可以看出屈原的丰富的想象，幽沉的悲思，与他的高洁的思想。《离骚》不唯为上古的最伟大的作品，也是中国全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巨作。司马迁以为：“《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二说中，以班固之说较明。（《离骚》，英人译为“Fallen into Sorrow”，其意义极明白。《离骚》的全译本在英文中有Legge教授所译的一本。）《离骚》全部共370余句，自叙他的生平与他的愿志；他的理想既不能实现，于是他最后只好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是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在《离骚》中，屈原的文学天才发展到极高点。他把一切自然界，把历史上一切已往的人物，都用他的最高的想象力，融冶于他的彷徨幽苦的情绪之下。试看：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凰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又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离骚》）

在这一小段中，他把许多历史的人物、神话上的人物，如羲和，如望舒，如飞廉，如丰隆，如宓妃，如有娀之佚女，如少康，如有虞之二姚；许多神话上的地名，如咸池，如扶桑，如春宫，如穷石，如洧盘；许多禽鸟与自然的现象，如鸾凤，如飘风，如云霓，如鸩，都会集在一处，使我们不但不觉其繁复可厌，却反觉得它的有趣，如在读一段极美丽的神话，不知不觉地被带到他的想象之国里去，而如与他同游。这种艺术的手段实是很可惊异的！

《九章》中的9篇作品，每篇都是独立的，著作的时间也相差很远，有的在将沉江之时作的（如《怀沙》），有的在他被顷襄王谪迁的时候作的（如《哀郢》与《涉江》）。不知后人为什么把它们包含在一个“九章”的总题目之下？我们读这9篇作品，可以把屈原的生平及思想看得更明白些。

《天问》，有的人以为非屈原所作的。英国的魏莱（Arthur Waley）在他的英译的《中国诗选》第三册“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中曾说，《天问》显然是一种“试题”，不知何故被人杂入屈原的作品中。我们细看《天问》，也觉得它是一篇毫无情绪的作品；所问的都是关于宇宙的、历史的、神话的问题，并无什么文学的价值，可其绝非为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所作的。且它的句法都是四言的，与《楚辞》的风格也绝不相同。但这篇文字，在历史学上却是一篇极可珍异的东西。在它里面，我们可以考出许多古代历史上的事迹与古人的宇宙知识。

《远游》亦有人怀疑它非屈原所作的。怀疑的主要理由，则在于文中所举的人名，如韩众等，并非屈原时代所有的。

《卜居》与《渔父》二篇之非屈原的作品，则更为显明，因为它们开首便都说：“屈原既放”，明为后人的记事，而非屈原所自作的。这两篇东西，大约与关于管仲的《管子》，关于晏婴的《晏子》一样，乃为后人记载他们的生平及言论而作，而非他们自己所作的。但在《卜居》与《渔父》中，屈原的傲洁的不屈于俗的性格与强烈的情绪，却未被记载者所掩没。

《九歌》中有许多篇极美丽的作品，我们读到《湘夫人》里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读到《山鬼》里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诸句，未有不被其美的辞句所感动的。《九歌》之名，由来已久，如《离骚》中言：“启《九辩》与《九歌》兮”，又言：“奏《九歌》而舞《韶》兮。”《天问》中亦言：“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于是有的批评家便以为《九歌》原是楚地的民歌，不是屈原所作的。有的批评家便以为《九歌》是古曲，王逸却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章之曲。（《楚辞·九歌》）

这是说屈原作《九歌》，乃为楚地祀神之用的。我觉得民间的抒情诗歌都是很短的，稍长的民歌便词意卑俗，无文学上的价值，看小书摊上所有的“小曲”即可知；其文辞秀美，情绪高洁者，大都为诗人之创作，或诗人的改作，而流传于民间，为他们所传诵者。（如广东的《粤讴》，据说都是一位太守作的。）以此例彼，那么，如《九歌》之词高文雅，似必非楚地的民众所自作，而必为一个诗人为他们写作出来的，或所改作出来的了。所以王逸的话较别的批评家更为可信。至于作者是屈原或是别的无名诗人，则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

宋玉是次于屈原的一位楚国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在《楚辞》中只有两篇，一为《九辩》，一为《招魂》。其他，见于《文选》中者，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4篇；见于《古文苑》者，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6篇，合之共12篇，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宋玉赋》16篇，数目不合；如以《九辩》作为9篇计算，则共为20篇，又较《汉志》多出4篇。大约《汉志》所著录之本久已亡失。有许多人以为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这是附会的话。《史记·屈原传》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可见，宋玉未必能及见屈原，大约宋玉的生年，总在于公元前290年左右（屈原自沉的前后），约卒于公元222年以前（即楚亡以前）。至于他的生平，则《史记》并未提起。除了在他的赋里看出些许外，他处别无更详细的记载。大约他于年轻时曾在楚襄王那里（约当襄王末年），做过不甚重要的官，其地位至多如东方朔、司马相如、枚皋之在汉武帝时。其后便被免职，穷困以死。死时的年龄必不甚老。

在宋玉的赋中，《笛赋》显然是后人依托的，因为其中乃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句。其他《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赋》《登徒子好色赋》《讽赋》《钓赋》《舞赋》9篇，亦似为后人所记述而非宋玉所自作。因为这9篇中都称“宋玉”，称“楚襄王”或“襄王”，与《卜居》《渔父》之称“屈原既放”一样，显然可以看出是后人记述的，正与后人记述管仲的事为《管子》一书而称为“管仲”所自著者同例。但这几篇赋，虽未必出于宋玉之手，其辞意却很有趣味，很有价值，显出作者的异常的机警与修辞的技巧，使我们很高兴读它们，与汉人诸赋之务为夸诞、堆饰无数之浮辞、读之令人厌倦者，其艺术之高下真是相差甚远。如：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然则上座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景差曰：“载氛埃兮乘剽尘；体轻蚊翼，形微蚤鳞，聿遑浮踊，凌云纵身。经由针孔，出入罗巾。飘妙翩绵，乍见乍泯。”唐勒曰：“柝飞糠以为舆，剖粃糟以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凭蚋眦以顾盼，附蠛蠓而邀游。准宁隐微以原存亡而不忧。”又曰：“馆于蝇须，宴于毫端，烹虱胫，切虮肝，会九族而同哜，犹委余而不殚。”宋玉曰：“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超于太虚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纤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视之则眇眇，望之则冥冥。离朱为之叹闷，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为精。”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小言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然失志。于是抚心定气，复见所梦。”玉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瓌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褂裳。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嫷被服，俛薄装，沐兰泽，含有芳，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神女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登徒子好色赋》）

《讽赋》与《登徒子好色赋》其辞意俱极相似，大约本是一赋，其后演变而为二的；或宋玉原有这一段事，因为记述这段事者有两个人，故所记各有详略及互异处。

在宋玉的所有作品中，其可称为他自己所著的，只有《楚辞》里的两篇：《招魂》与《九辩》。但《招魂》一篇，尚有人把它归之于屈原的著作表里面。不过他们却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说出来。所以我们与其剥夺宋玉的《招魂》的著作权而并归之于屈原，毋宁相信它们是宋玉所作的。且在文辞与情思二方面，这一篇东西也都与屈原的别的作品不同。最可以使我们看出宋玉的特有的情调的是《九辩》：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九辩》第一节）

《楚辞》中尚有一篇《大招》，王逸以为是屈原或景差作；朱熹则迳断为景差作。景差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传》里曾提起他的名字，宋玉的《大言赋》与《小言赋》里也有他的名字。大约他与宋玉一样，也是楚王的一位不甚重要的侍臣。其他事实则我们毫无所知。他的著作，除了这篇疑似的《大招》以外，别无他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只有《唐勒赋》4篇，并无景差的赋。所以这篇《大招》究竟是不是他作的，我们实无从断定。不过《大招》即不是景差作的，也不能便说是屈原作的，因为《大招》的辞意与《招魂》极相似，而屈原的情调，却不是如此。

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中叙四方及上下之不可居与反归故居之乐）酎饮尽欢，乐先故些。魂来归兮，反故居些。（《招魂》）

魂魄归徕，无远遥只。魂乎归徕，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东有大海，溺水浟浟只。（中叙四方之不可居与反归故居之乐）昭质既设，大侯张只。执弓挟矢，揖辞让只。魂乎徕归，尚三王只。（《大招》）

这两篇的结构是完全相同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仅修辞方面相歧异而已。我们虽不敢断定地说，这两篇本是由一篇东西转变出来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招魂》与《大招》的文意与结构必当时有一种规定，如现在丧事或道观拜天时所用的榜文、奏文一样，因为这两篇是两个诗人作的，所以文意结构俱同而修辞不同。或者这两篇文字当中，有一篇是原作，有一篇是后人所拟作的也说不定。

《楚辞》与《诗经》不同，它是诗人的创作，是诗人的理想的产品，是诗人自诉他的幽怀与愁郁，是欲超出于现实社会的混浊之流的作品，而不是民间的歌谣与征夫或忧时者及关心当时政治与社会的扰乱者的叹声与愤歌，所以我们在它里面，不能得到如在《诗经》里所得到的同样的历史上的许多材料。但它的在文学上的影响已足使它占于中国文学史里的一个最高的地位；同时，它的本身，在世界的不朽的文学宝库中也能占到一个永恒不朽的最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