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讲 古代的历史家与哲学家

中国文学常识 作者:郑振铎 著


中国史书的最初一部是《尚书》(《书经》)。这部史书是许多时代的文诰、誓语的总集。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著的书中,有许多是带有很丰富的文学的意味的;许多的哲学家都喜欢用很美丽的文辞,很有文学趣味的比喻,以传达他们的哲学思想。

如果有人编著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他于叙述《诗经》与《楚辞》之外,对于几个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也必定会给以很详细的记载;因为这些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不唯在历史上、哲学上,有他们自己的很高的地位,即在文学上也有他们的不朽的价值与伟大的影响。如《左传》,如《战国策》,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他们的在文学上的影响,实不下于《诗经》与《楚辞》。他们的隽利而畅达的辩论、秀美而独创的辞采、俊捷而动人的叙写,给了后来的文学者以言之不尽的贡献。即到了现在,还有无数的人把他们拿来当文学的课本。所以我于讲《诗经》与《楚辞》之后,对于他们也简单地讲述一下。

中国史书的最初一部是《尚书》(《书经》)。这部史书是许多时代的文诰、誓语的总集。间有几篇,为历史家记述的文字,如《尧典》《禹贡》之类。间有几篇,则于文诰之前,加以很简略的记事,如《洪范》,于箕子说“洪范”之前,加以“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的一段话之类。相传《尚书》为孔子所编定,内容原有百篇。经过秦代的焚书之祸后,仅存28篇。汉时,有伏生诸人传授之。这28篇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及《秦誓》。这种文诰及记事所包含的时代,为自公元前23世纪(即尧时)至公元前627年(即周襄王二十五年)。但在实际上,他们的最早的作者却绝不是生在公元前23世纪里的,因为在《尚书》的第一篇《尧典》——即叙公元前23世纪里的事的一篇史书——的开头,它的作者便说:“曰,若稽古帝尧。”既曰:“若稽古帝尧”,可知作者的时代必离帝尧的时代很远了。大约《尚书》里的第一位作者,或记载者,至早是生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的。

伏生所传的《尚书》传到了晋时,有名梅赜者,自称又获得“古文尚书”的一种。这一本《尚书》除了28篇与伏生所传的相同外,又增多了《大禹谟》《五子之歌》等25篇,又从《尧典》中分出《舜典》1篇,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1篇,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1篇,又将《盘庚》1篇,析为3篇,合共58篇。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怀疑它。宋人才对它生了疑问。到了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力攻它的伪造,而伪造的事实遂判定。

次于《尚书》而产生的是《春秋》。据旧说,这部书是孔子根据“鲁史”而编著的。它所记载的时代为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隔了三年,四月,时孔子死。《春秋》的文字极简单,除了记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外,并没有什么叙述。于是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前后依它的原文,更作较详细的记载或说明。但公羊高及谷梁赤二人所作的传,仅注意于《春秋》的义例,详细说明孔子的褒贬之意,而对于事实并不详述。只有左丘明的传,叙述事实很详尽。左丘明的生平,没有什么记载留传下来,据传说,他是一个盲人。他的《春秋传》,不唯供给许多历史的事迹给史学家,且于文学上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文字简质,而叙写却极活跃,有时,也有很美丽的描写,下面举两个例: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我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心矣。”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的《春秋》,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左丘明的传,则书孔子卒,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始告终止。

记载自公元前990年(即周穆王十二年)至公元前453年(即周贞定王十六年)的诸国的史迹者,有《国语》一书。相传这部书亦为左丘明所作。邱明作《春秋传》意有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但有的人则以为左丘明并没有著这部书。这部书的性质与《春秋传》不同。《春秋传》是编年的体例,《国语》则分国叙述。《国语》共有21卷,分叙周(3卷)、鲁(2卷)、齐(1卷)、晋(9卷)、郑(1卷)、楚(2卷)、吴(1卷),及越(2卷)八国的重要的史事。它在文学上亦有伟大的影响。现在举一二个例在下面,以见,它的叙写的一斑:

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智不足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其随武子乎!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国语·晋语》)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遂使之行成于吴……(《国语·越语》)

继续《国语》的体例,而叙三家分晋至楚汉未起之前的重要史事者,有《战国策》一书。《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权威,不下于《春秋》《左传》及《国语》;大部分的读者,且喜欢《战国策》过于《左传》与《国语》。在《战国策》里面,我们看不到一切迂腐的言论,与一切遵守传统的习惯与道德的行动;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已完全推倒,完全摧毁,所有的言论都是独创的,直接的,包含可爱的机警与雄辩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勇敢的,不守旧习惯的,都是审辨直接的,利害极为明了的。因此,《战国策》遂给读者以一个新的特创的内容。它如一部中世纪的欧洲的传奇,如一部记述“魏、蜀、吴”三国的史事的小说《三国志》,使读者永远地喜欢读它。《战国策》初名《国策》,或名《国事》,或名《短长》,或名《长书》,或名《修书》,卷帙亦错乱无序。汉时,刘向始把它整理过,定名为《战国策》,分之为33篇。所叙的诸国,为东周(1篇)、西周(1篇)、秦(5篇)、齐(6篇)、楚(4篇)、赵(4篇)、魏(4篇)、韩(3篇)、燕(3篇)、宋卫(1篇),及中山(1篇)。底下举了它的三段文字,可以略见它的风格与内容的一斑:

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苏子曰:“不闻!”曰:“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于秦,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战国策·秦策二》)

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志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战国策·齐策一》)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于秦。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穷而骤举兵,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战国策·楚策一》)

除了上面的几部史书以外,尚有《逸周书》《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等几部。

《逸周书》的性质与《尚书》相同。相传为晋时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或谓此书非汲冢中所出,乃为孔子删削《尚书》之所遗者。

《竹书纪年》的性质,与《春秋》相同,记黄帝至周隐王之重要史事,文字极简单,相传亦为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但后来的人也颇有疑其非汲冢的原本者。

《穆天子传》亦为汲冢中书之一。体裁与《尚书》《春秋》二书俱极异,乃叙周穆王游行之事。《左传》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皆使有车辙马迹焉。”大约穆王的游行天下的事,必为当时所盛传者;所以有人记录他的游迹,作为此传。文字多残缺。现在录其一节如下:

庚戊,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天子乃树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茂苑。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黄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䧙自出。道里悠远,小川闲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记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穆天子传》)

像穆王这样的周游天下,远适荒僻,是中国的人民所甚为惊奇不置的,所以当时关于这一件事的传说,流传各处。《列子》书中亦有《周穆王》1篇,所叙之事,亦与此传大体相同。这一部书,对于考察古代中国的地理产物也极有用处;它的体例又是古代的史书中之最特创的。

尚有《越绝书》《吴越春秋》及《晋史乘》《楚史梼杌》诸书,大概都是纂辑古书中的记载而为之的。

《越绝》记越王勾践前后的事,相传为子贡撰,或子胥所为,俱为依托之言。或断定为汉时袁康、吴平所撰。

《吴越春秋》叙吴、越二国之事,自吴太伯起至勾践伐吴为止。亦为汉人所作。(《古今逸史》题为汉,赵晔撰。)

《晋史乘》及《楚史梼杌》二书,则历来书目俱不载,至元时乃忽出现。显然是好事者所伪作的。二书前有元大德十年吾邱衍序,以为此二书乃他所发现,实则即他自己辑集《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中关于晋、楚的记事而编成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著的书中,有许多是带有很丰富的文学的意味的;许多的哲学家都喜欢用很美丽的文辞,很有文学趣味的比喻,以传达他们的哲学思想。这许多哲学家都是生活在公元前570年(周灵王时)至公元前230年(秦始皇时)中间的。这个时代,正是春秋战国的时代。中国各处都继续地陷在局部战争之中,政治的、社会的纷扰达于极点;同时,传统的道德社会阶级,以及思想,都为这个扰乱所摧坏。于是新的创造的哲学,纷然地产生出来,有的表现消极的、厌世的、破坏的思想,有的努力欲维持古代的、传统的、积极的思想,有的欲以仁爱及实用之学救此扰乱,有的则欲以严明的政治及法律救此扰乱。思想的勃蓬与绚烂,为中国哲学界前所未曾有,后所未曾有。且离开它们的本身的价值而言,它们的在文学上的影响,亦为以前及以后的所有论哲理的书所未曾有。这时代的哲学书有许多是后来文学者所承认为最好的、不朽的作品,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如《韩非子》等书即是一例。

这些哲学家中,最先出现者为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关于他的神话甚多,有的说他活了200余岁,有的说他入关仙去,后世的人遂以他为“道教”的始祖。孔子曾见过他。因为他做过“周守藏室之史”,所以孔子向他问礼。大约他的生活时代与孔子相差不远,其生当在公元前570年(周灵王初年)左右。其卒,至晚当在公元前470年(周元王时)以前。

老子所代表的思想是消极的、厌世的思想。他的书有《道德经》上、下二篇,共81章,文字极简捷,他因为当时政治的龌龊,言治者纷然出,而天下愈扰,于是主张“无为”,主张“无治”,以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治无欲。”“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他的理想国的景象。他不主张法治,以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不喜欢贤能与强力,而以谦下与柔弱为至德。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能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他的悲观,极为澈透。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悲观的、消极的思想,在当时极为流行;一部分的人,以生为苦,于是唱着:“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一部分的人,则流于玩世不恭,讥笑一切仆仆道路的、以救民救世为己任的人,如《论语》中所载长沮、桀溺诸人都是。

因为这一派厌世的、消极的思想的流行,于是孔子便起来反抗他们的思想,宣传尧、舜“文武之治”,努力维持传统的政治的与社会的道德,以中庸的、积极的态度,始终不懈地从事于改良当时的政治,以复于他所理想的古代清明的政治状况。他在当时的影响极大,主要的弟子有70余人,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即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他的事迹与言论,许多书上都有记载着,但以《论语》所记者为最可靠。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及司寇,后来去官周游列国。到了68岁时,复回鲁地。专心著述,编订《尚书》《诗经》《周易》及《春秋》,还订定了《礼》与《乐》。卒时,年七十三。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是极为积极的。《论语》虽为曾子的门人所记,文字虽极简朴直接,却能把孔子的积极的思想完全表现出。老子主张无治无为,孔子则主张有为,主张政刑与德礼为治世者所必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是竭力欲维持传统的道德的。所以齐陈恒杀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季氏舞八佾于庭,孔子说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当时的人,常讥嘲孔子之仆仆道路而无所成,但孔子则不悲观,不为他们所动,仍旧积极的做去。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这种精神,真足以感动一切时代的人!

较孔子略后,而与孔子具有同样的积极的、救世的精神者为墨子。墨子为主张“博爱”“非攻”的哲学者,他的势力,在当时亦极大。老、孔、墨三派的思想,在当时几乎三分天下。墨子名翟,或以他为宋人,或以他为鲁人。他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500年(即周敬王时)至公元前416年(即周威烈王时)之间。关于墨子的书,有《墨子》53篇。但未必为墨子所自著,大约一部分是墨者记述墨子的学说与行事的,一部分是后人加入的。墨子一方面有孔子的积极救世的精神,其救助被损害之国的热忱,且较儒者为尤强烈。孟子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数语,即足表现他的精神。楚国使公输般造云梯欲攻宋,墨子走了十日十夜,赶去见公输般,说服了他,使他中止攻宋。这件事是最使世人称道的。但同时,他又与儒家有好几点反对。儒者主张“王者之师”,并不反对战争,墨子则彻底地主张“非攻”。儒者主张“爱有等次”,墨子则主张“博爱”。儒者不信鬼,而信天命;重礼、乐,重视丧葬之事。墨子则主张“明鬼”而“非命”,提倡“节葬”而“非乐”。下面录《墨子》中的一段,可以略见他的思想: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何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之非,从而誉之,谓之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之,从而誉之,谓之义,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墨子·非攻上》)

儒、老、墨三派,互相辩难,都各有他们的信徒。到了后来,儒、墨之中又各分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中的巨子,其著作大约都已包含于《墨子》一书之中。儒中的重要者,则著书颇多:《大学》相传为曾子及其门人所作的,《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又有《孝经》,相传为孔子为曾子所说的,由后人记载下来。还有其他各书,但他们都不甚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且最有影响于后来的文学的作品的是孟子和荀子二人所著的书。

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公元前372年(即周烈王四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即周赧王二十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他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见过齐宣王、梁惠王,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有的人颇疑《孟子》,以为系后人所伪作,有的人则以为《孟子》一书未必为轲所自著,而是弟子所记述的。大约以后说为较可靠。当孟子时,天下竞言功利,以攻伐从横为贤,孟子乃称述唐、虞、三代之德,痛言功利之害,宣传“仁义”之说,努力维持传统的道德。是以时人都以他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他一方面却亦染了战国辨士之风,颇好辩难,喜以喻比宣达他的见解。因此,《孟子》一书较之《论语》及《孝经》诸书,其文辞更富于文学的趣味;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使它的读者都很喜欢它。下面举几个例: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巳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闲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孟子·离娄下》)

荀子,名况,字卿,赵人。初在齐,三为祭酒。齐人或谗苟卿,卿乃适楚。春申君用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失官,因家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卿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230年左右。他的书《荀子》,有33篇,内有赋5篇,诗2篇。汉、魏、六朝以至唐,最盛行之文体之一,即为赋,而其名实荀卿始创之。荀卿并不墨守儒家的思想,他批评墨、道及诸子之失时,对于儒家之子思、孟子也不肯放过。他主张“人性是恶的”,反对孟子“性善”之说;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法先王”之说;又主张“人治”,反对“天治”,对于盘踞于中国人的心中的“相”的观念,加以严肃的驳诘。他的文字纯浑而畅直。举一例于下: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荀子·天论》)

道家自老子之后,最著者有列子与庄子,他们所著的书,俱为后来文学者所最喜悦者。列子,名御寇,其生年略前于庄子,所著书名《列子》。或谓列子并无其人,其书乃后人杂采诸书以为之者。(或谓《列子》为六朝人所伪作。)但其文辞却绚丽而婉曲尽致,很能使读者感动。举一段为例:

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筿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桡。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问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沈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列子·汤问》)

庄子,名周,蒙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死于公元前275年左右。他甚博学,最喜老子的学说。著书十余万言。其文字雄丽洸洋,自恣以适己。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

他的书《庄子》,现在存33篇,其中《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是后人伪作的。在下面举的两个例里,可以见他的美丽而雄辩的文辞的一斑: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吻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天运》)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浚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自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我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礌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河伯曰:“然则,我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域?”……(《庄子·秋水》)

中国古代的重要的思想家,在道、儒、墨三派的范围以外者,尚有不少。如杨朱,如惠施,如公孙龙,如邓析,如宋钘,如尹文,如申不害,如尸子,如商君,如许行,如驺衍,如田骈,如慎到,如韩非,都是各树一帜,以宣传他们的思想与主张。但他们的思想多少总受有儒、道、墨三大派的影响。他们所著的书,大部分都已散佚(如杨朱、惠施、宋钘、许行、驺衍、田骈等),我们只能从别的书中,见到他们的重要的主张。(如《列子》中有《杨朱》一篇,言杨朱思想甚详,《孟子》中亦言及许行的主张。)这些人,我现在不讲。至于在那有书遗留下来的“诸子”中,有一部分却是后人搜集重编的(如《尸子》),有一小部分又显然可以看见他是伪托的(如《商子》),这些人,我现在也不讲。公孙龙、邓析诸人,他们的书虽尚存在,但也不甚重要,且对于后来的文学者也无什么影响,所以我现在也不讲。只有韩非一人,我们应该加以注意。

韩非本是韩国的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事荀卿。他口吃,不能说话,而善于著书。他看见韩国日以削弱,数以书谏韩王,不见用,进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以见志。后韩国使非于秦,非在秦被李斯诸人所杀,他死的时候,是公元前233年(即秦始皇十四年)。他的书《韩非子》,有55篇,其中一部分是他自己著的,一小部分是后人加入的。他的文辞致密而深切,后来论文家受他的影响者甚多。现在举其一段于下,以为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搆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搆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五蠹》)

此外尚有《管子》一书,托名管仲著,《晏子》一书,托名晏婴著,《孙子》一书,托名孙武著,《吴子》一书,托名吴起著,以及其他如《鬻子》之数,皆为后人所作,且对于后来文学者俱无大影响,所以这里也都不讲。

春秋战国时代的灿烂无比的思想界,到了战国之末,渐渐地衰落下来;于是有秦相吕不韦集许多宾客,使各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名之曰《吕氏春秋》。这一部无所不包的杂书,就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总结束。到了秦始皇统一各国,焚天下之书,以愚天下人民之耳目;各种的思想便一时被扑灭无遗。汉兴,儒、道二派的余裔,又显于世,但俱苟容取媚于世,已完全没有以前的那种精神与积极的主张了。(《吕氏春秋》的文字也与它的内容一样的混杂,没有什么可以特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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