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原是诗之一体，自屈原、宋玉以后，《诗经》里的简短的抒情诗歌已不复见，代之者乃为冗长的辞赋。

汉代之文学多为模拟的，殊少独创的精神，以与罗马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似觉有愧。她没有维琪尔，没有贺拉士，没有奥维特，甚至于没有朱味那尔与柏鲁托士，但只有一件事却较罗马的为伟大，即汉代多伟大的历史家。

汉之论文，远不如战国时代之炳耀，思想则几皆秉孔子之遗言而毋敢出入，不复有战国时电闪风发之雄伟的论难——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辞则几皆冗衍而素朴，无复有战国时比譬美丽而说理畅顺之辞采。

一

自秦始皇破灭六国，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以来，文学也与其他的学术一样，受专制的火焰的焚迫而成为灰烬。战国时光华灿烂的文艺作品，不复出现，所有者仅庞杂的《吕氏春秋》与李斯的拟古颂功的诸刻石而已。汉之初年，因黑暗之势力仍未除去，故亦无大作家出现。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残酷无比之“挟书律”宣告废除，而文艺学术才渐渐地有人去注意。以后，便酿成了枚乘、司马相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充诸人的时代。大约当时的作家可以分为赋家、历史家及论文家三派。这时代约当罗马的黄金时代的前后。

二

“赋”原是诗之一体，自屈原、宋玉以后，《诗经》里的简短的抒情诗歌已不复见，代之者乃为冗长的辞赋。屈、宋诸人之作，犹满含着优美的抒情的诗意。到了汉代，作赋者大都雕饰浮辞，敷陈故实，作者的情感已不复见于字里行间，故几不能复称之为“诗”。然而这种“赋”体，在当时却甚发达。帝王如武帝及淮南王之流都甚喜之，作者且借此为晋身之阶。

最初的作者为陆贾，然不甚成功。其后有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怀才而不得志，作《怀沙》《鸟》诸赋，为汉代最带有个性的赋家。但他的论文却较他的赋为尤重要。其专以作赋著名者为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诸人。

枚乘，字叔，淮阴人，死于公元前141年。曾游于吴及梁。所作有《七发》诸赋，而以《七发》为最著。《七发》的结构，颇似《楚辞》中的《招魂》《大招》，显然是受有他们的很深的影响；赋言楚太子有疾，吴客往见之，欲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历说以妙歌、美食、驰骋、游观、射猎、望涛之乐，太子不为之动，最后言使方术之士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之伦，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太子便涩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种文体的结构实至为简单。在文辞一方面，亦颇有雕斫浮夸之弊。如：

驯骐骥之马，驾飞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苹，游青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七发》）

之类，殊觉堆冗无味，然后来赋家几无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汉赋虽甚发达，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赋之外，尚有人以《古诗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等8首认作他的著作者，但其凭证极为薄弱。他们所据者为徐陵的《玉台新咏》，但考查《汉书》中的乘本传，并未言乘曾为此类诗，《汉书·艺文志》的“歌诗”类里，亦不载乘的这些诗，即萧统的《文选》曾勇敢地把许多诗加上了李陵、苏武的名字的，却也并不曾把《古诗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为枚乘的。何以徐陵却独知道是乘作的？实则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的诗体，绝不是枚乘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乘时所能产生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歌），是“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刘彻辞），是“日月星辰和四时”（柏梁诗），是“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韦孟诗），却绝不是“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迴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及“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问题待下一章讨论。）

乘死之时，正是刘彻（汉武帝）（其统治的时代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初即位之时。彻甚好辞赋，其自作亦甚秀美。《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自造赋2篇。今所传《李夫人歌》及《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落叶哀蝉曲》：

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

以及其他，都是很有情感的。彻对于汉代文学很有功绩，一即位便用安车蒲轮征枚乘，乘道死，又访得其子皋为郎。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忌、严助、刘安、吾丘寿王、朱买臣诸赋家皆出于其时。大历史家司马迁亦生于同时，且亦善于作赋（《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赋》8篇）。此时可算是汉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秦灭之后，至此时始有大作家出现。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17年，为汉代最大的赋家。初事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客游梁，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贫无以自业。至临邛，富人卓氏女文君新寡，闻相如鼓琴，悦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产于文君。于是二人在临邛买一酒舍酤酒，文君当炉，相如则著犊鼻裈涤器于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相如因以富。后来戏曲家以此事为题材者甚多。武帝时，相如复在朝，著《天子游猎赋》。后为中郎将，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相如之赋，其靡丽较枚乘为尤甚。《天子虚赋》几若有韵之地理志，其山则什么，其土则什么，其东则什么，其南则什么，所有物产、地势，无不毕叙。班固、张衡、左思诸人受此种影响为最深。大约赋家之作，情感丰富、含意深湛者极少；大多数都是意极肤浅，而词主夸张，弃绝真朴之美而专以堆架美辞为务的。

东方朔，齐人，与司马相如同时。亦善于为赋，喜为滑稽之行为。尝作《七谏》《答客难》等。其与相如诸赋家异者，为在相如诸人的赋中，绝不能见出他们自己的性格，而朔的赋则颇包含着浓厚的个性。他的《答客难》一作，尤为著名，引起了后人的无数的拟作。

此外，严忌（亦作庄忌）作赋24篇，其族子助亦作赋35篇，刘安作赋82篇，吾丘寿王作赋15篇，朱买臣作赋3篇（皆见《汉书·艺文志》），但这些作品传于今者绝少，且亦不甚重要，故不述。刘安为汉宗室，曾封淮南王，有一赋名《招隐士》者，曾被编入《楚辞》中，但乃他的客所为，非他所自作的。

刘彻死后，赋家仍不衰。300余年间，作者辈出；最著者有刘向、扬雄、王褒、班固、冯衍、王逸、李尤、张衡、马融及蔡邕等。

刘向，字子政，汉之宗室，生于公元前80年，死于公元前9年。宣帝时与王褒、张子侨等并以能文辞进。元帝时，与萧望之同辅政。向不独以作赋著，亦为汉代大编辑家及论文家之一。所作赋共33篇，今《楚辞》中有其赋1篇。

王褒、张子侨俱与向同时，但名不若向之著。

褒字子渊，为谏议大夫，作赋16篇，今《楚辞》中有其作品《九怀》1篇，其他《洞箫赋》《四子让德论》《甘泉宫颂》等俱有名。

张子侨，官至光禄大夫，有赋3篇，今无一存者。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18年。善作赋，亦善为论文，辞意甚整练温雅，但甚喜摹拟古人，没有自己的创作的精神。作赋仿司马相如，又依傍《楚辞》而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效东方朔之《答客难》而作《解嘲》，拟《易》而作《太玄》，象《论语》而作《法言》。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除为郎，桓谭、刘歆皆深敬爱之。其赋以《甘泉》《羽猎》《长杨》等为最著，然堆砌美辞之弊仍未能免，如：

于是钦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摇泰壹，举洪，树灵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车烛沧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炀丹崖。玄瓒觩

，秬鬯泔淡，肸蚃丰融，懿懿芬芬……（《甘泉赋》）

之类，都是故搜异字，强凑成篇，无甚深意的。

刘歆为向之子，与雄同时，亦能为辞赋，然其所作远不如雄之有声于时。歆之影响乃在所谓经学界而不在文学界。

班固字孟坚，生于公元32年，死于公元92年，扶风安陵人。年9岁能属文，为兰台令，述作《汉书》，成不朽之业。其所作诸赋亦甚为当时所称，以《两都赋》为最著。《两都赋》之结构，甚似《子虚赋》，先言西都宾盛夸西都之文物地产以及宫阙于东都主人之前，东都主人则为言东都之事以折之，于是西都宾为其所服；在文辞一方面，也仍不脱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的堆砌奇丽之积习。又作《答宾戏》，亦为仿东方朔《答客难》而作者。永元初（89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后宪败，固被捕死狱中。

与固同时者有崔骃，亦善为辞赋。所作《达旨》亦仿东方朔之《答客难》，其他《反都赋》诸作，今已散佚不见全文。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其生年略前于班固，亦以能作赋名。王莽时不仕，更始立，衍为立汉将军，光武时为曲阳令。所作有《显志赋》及书、铭等。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生于公元78年，死于公元139年。善作赋。所作有《西都赋》《东都赋》《南都赋》《周天大象赋》《思玄赋》《冢赋》《髑髅赋》等，又有《七谏》《应间》，仿枚乘、东方朔之作。此种著作，在现在看来，自不甚足贵。其足以使他永久不朽者乃在他的《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兮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下二节意略同）

此诗之不朽，在于它的格调是独创的，音节是新鲜的，情感是真挚的；杂于冗长、浮夸的无情感的诸赋中，自然是不易得见的杰作。衡并善于天文。为太史令，造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精确异常，可算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家。后出为河间相，有政声，征拜尚书，卒。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约生于公元55年，约死于公元137年。初以赋进，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撰《汉记》。后为乐安相卒。有《函谷关赋》《东观赋》等。其《九曲歌》仅余二句：

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下阙）

却甚为人传诵。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生于公元79年，死于公元166年。为汉季之大儒，但亦工于作赋，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所作以《笛赋》为最著。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其不朽之作为《楚辞章句》一书，此书中，他自作之《九思》亦列入。此外尚作《机赋》《荔枝赋》等，俱不甚重要。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生于公元133年，死于公元192年。为汉末最负盛名之文学者。召为议郎，校正六经文字，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免去。董卓专政，强迫邕诣府，甚敬重之，三日之间，周历三台，最后拜左中郎将。卓被杀，邕竟被株连死狱中，所作文甚多，赋以《述行》为最著。有诗名《饮马长城窟行》者，辞意极婉美：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编邕集者多把它列入。《文选》录是诗，题为无名氏作，至《玉台新咏》始题为邕作，不知何所据。但当邕时，五言诗的体裁已完美，已盛行，将此诗归之于邕，自然不比将《古诗十九首》的一部分归之于枚乘的无理。

邕有女，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夫亡，居于邕家。兴平中，天下丧乱。琰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12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子，遣使者以金璧赎琰归。此事曾为不少的戏曲家捉入他们的戏曲中为题材。琰天才甚高，躬逢丧乱，所作《悲愤诗》凄楚悲号，读者皆为之泫然。所叙皆她自己的经历，所以真挚凄婉之情充盈于纸间。汉世之诗赋，不是浮夸的便是教训的（如韦孟之诗），似此诗之真情流露自然是极少见的。

……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歼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中叙到胡地，下叙来迎归汉。）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

此诗还有第二首，格调与上所举的一首不同，叙述略简，而情节意思则完全相同，可绝不是一诗的二节，而是两个作者所作的二诗。大约一诗为琰原文，一诗乃为后人所演述者，至于究竟哪一首是原诗，则疑不能明。尚有《胡笳十八拍》一诗，亦叙琰之去胡与归来事，情节与《悲愤诗》俱同，仅增加了些繁细的描述。通常皆以此诗为琰所自作，或有疑其为后人所重述者。我则相信此诗绝非琰所自作；因为她已做了《悲愤诗》，何必更去做同样的别的诗篇？且细读《胡笳十八拍》实不似诗人自己所创作者，而大类乐人演述琰之事以歌唱之辞。如：

十七拍兮心鼻酸，关山阻修兮行路难……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难终，响有余兮思无穷。是知丝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

此显然不是琰所自说的话。大约琰的故事在当时及其后必流传极盛，于是乐人乃以《十八拍》之新声，演此故事歌唱之。

三

汉代之文学多为模拟的，殊少独创的精神，以与罗马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似觉有愧。她没有维琪尔，没有贺拉士，没有奥维特，甚至于没有朱味那尔与柏鲁托士，但只有一件事却较罗马的为伟大，即汉代多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实较罗马的李委与泰西托士的著作尤为伟大，他这部书实是今古无匹的大史书，其绚灿的光采，永如初升的太阳，不仅照耀于史学界，且照耀于文学界。还有，班固的《汉书》与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也颇有独创的精神。荀悦的《汉纪》体裁虽仿于《左传》，叙述却亦足观。故汉代文学，昔之批评家多称许其赋，实则汉赋多无特创的精神，无真挚的情感。其可为汉之光华者，实不在赋而在史书。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约在公元前86年（即汉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父谈为太史令。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自序）初为郎中，后继谈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后五年（太初元年）始着手作其大著作《史记》。因李陵降匈奴，迁为之辩护，受腐刑。后又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迁之作《史记》，实殚其毕生之精力。自迁以前，史籍之体裁简朴而散漫，有分国叙述之《国语》《战国策》，有纪年体之《春秋》，有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之《世本》，其材料至为散杂；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叙述古代至战国之前后的。于是迁乃采经摭传，纂述诸家之作，合而为一书，但其材料亦不尽根据于古书，有时且叙及他自己的见闻，他友人的告语，以及旅游中所得的东西。其叙述始于黄帝（公元前2697年），迄于汉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自序）。分本纪十二，年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为全书叙述的骨干，其他年表、书、世家、列传则分叙各时代的世序，诸国诸人的事迹，以及礼仪学术的沿革，此种体裁皆为迁所首创。将如此繁杂无序的史料，编组成如此完美的第一部大史书，其工作真是至艰，其能力真可惊异！中国古代的史料赖此书而保存者不少，此书实可谓为古代史书的总集。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者两千年。此书的体裁不唯为政治史，且包含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物传的性质；其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自天文学以至地理学、法律、经济学无不包括；其列传则不唯包罗政治家，且包罗及于哲学者、文学者、商人、日者，以至于民间的游侠。在文字一方面亦无一处不显其特创的精神。他串集了无数的不同时代、不同著者的史书，而融贯冶铸而为一书，正如合诸种杂铁于一炉而烧冶成了一段极纯整的钢铁一样，使我人毫不能见其凑集的缝迹。此亦为一大可惊异之事。大约迁之采用诸书并不拘于采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于今者则改之，且随时加入别处所得的材料。兹举《尚书·尧典》一节及《史记·五帝本纪》一节以为一例：

《史记》此节的材料虽全取之于《尚书》，然于当时已不用之文字如“宅”、如“厥”、如“平秩”、如“畴”，以及不易解之句子，如“方鸠僝功”之类，无不改写为平易之今文。观此，仅一小节，已改削了如此之多，其他处之如何改定原文亦可推想而知。《史记》虽集群书而成，而其文辞能纯整如出一手，此种改削实为其重要之原因。

在后来文学史上，《史记》之影响亦极大，有无数的作家去拟仿他的叙写的方法与他的风格；而作传记者更努力地想以《史记》之文字为他们的范本。这种拟古的作品，自然是不堪读的。而《史记》本身的叙写，则虽简朴而却能活跃动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跃跃地写出人物的性格。下面是《刺客列传》（卷八十六）的一段，可作为一例。

荆轲者，卫人也。……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颇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襒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乃装为遣荆卿……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上车而去，终已不顾，遂至秦。……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得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史记》130篇，曾缺10篇，褚少孙补之，其他文字间，亦常有后人补写之迹。但这并无害于《史记》全体的完整与美丽。

迁卒后百余年，有班固者作《汉书》。《汉书》的体例几全仿于《史记》，此为第一部模拟《史记》的著作。其后继固而作者几乎代有二三人。固书与迁书唯一不同之点在于《史记》为通史，而《汉书》则为断代的，起于汉之兴，而终于西汉之亡。《汉书》共100篇，凡帝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史记》所有之世家，《汉书》则去之，归入列传中，《史记》之“书”，《汉书》则改名为志。二者之不同，仅此而已。但《汉书》之体裁，亦有不尽纯者。固虽以此书为断代的，仅记西汉229年间之事，然而其中《古今人物表》却并叙及上古的人物，《艺文志》亦总罗古代至汉的书籍。尤可异者，则其中之《货殖列传》且叙及范蠡、子赣、白圭诸人。其体例殊不能谓为严整。大约《古今人物表》及《艺文志》皆为《史记》所无者，班固之意似在欲以此二篇补《史记》之缺。（至于《货殖列传》叙述之淆乱，则不知何故。）《汉书》之文字，叙汉武帝以前的事者大都直抄《史记》原文，异处甚少，故亦颇有人讥其剽窃。至其后半，则大半根据其父彪所续前史之文，而加以补述增润，亦有是他自己的手笔。固经营此书亦甚费苦心，自永平中始受诏作史，潜精积思20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其中八表及《天文志》，乃为固妹昭所补成，因固死时，此数篇尚未及竟。

除《史记》与《汉书》之两大史书外，刘向之《说苑》《新序》《列女传》及韩婴之《韩诗外传》亦殊有一叙的价值。此数书皆为传记一类的著作。

韩婴，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又历官于景帝、武帝二世。婴所专习者为《诗经》；汉初传诗者三家——齐、鲁、韩——婴即韩诗的创始者，曾作《诗经外内传》，《内传》今散佚，独《外传》尚存，即所谓《韩诗外传》。但此书却不是《诗经》的注解，乃是与《说苑》《新序》同类的书。“大抵引诗以任事，非引事以明诗”（王凤洲语）。其文辞颇简婉而美，其所叙之故事，亦颇有些很好的故事在着。

刘向前已言其为大编辑者，现在所讲之《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其原料亦皆集之于古代各书，向第加以一番编纂的工夫。

《说苑》共20篇，以许多的片段故事分类归纳于《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之20个题目之下。

《新序》之性质，亦与《说苑》相同，今所传者有十卷，其第一卷至第五卷为《杂事》，第六卷为《刺奢》，第七卷为《节士》，第八卷为《义勇》，第九卷及第十卷为《善谋》。

《列女传》为专叙古代妇女的言行者，其体裁亦与《新序》《说苑》相同，以许多的故事，归之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几个总目之下，每传并附以颂一首。此书有一部分为后人所补入者。后来的人以附有颂者定为刘向原文，无颂者定为后人所补，大抵无颂者都为汉代人及向以后人，可以知道不是向原文所有。

凡此三书，其中故事有许多是很可感人的，很值得作为戏曲、诗歌的原料的；有许多则其机警譬解甚可喜。兹举一二例如下：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说苑》五）

晋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者！”船人固桑进对曰：“君言过矣。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平公曰：“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余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对曰：“今乎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将背腹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应焉。（《新序》一）

“正史”与“传记”二者之外，古代《左传》式的“编年史”至汉末亦复活。当献帝时，荀悦为侍中。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30篇。此为《左传》的第一部拟著的摹作，此后，类此的著作，便常常的有出现了。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人，生于公元148年，卒于公元209年。好著述，初在曹操府中，后迁黄门侍郎，曾作《申鉴》5篇。《汉纪》虽非他的特创之作，然辞约事详，亦颇自抒其论议。

四

汉之论文，远不如战国时代之炳耀，思想则几皆秉孔子之遗言而毋敢出入，不复有战国时电闪风发之雄伟的论难——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辞则几皆冗衍而素朴，无复有战国时比譬美丽而说理畅顺之辞采。中国之批评者多重汉之论文，以为浑厚，实则远逊于战国时代——自此以后两千年间，好的论文亦绝难一遇。

最初出现者有陆贾。贾为汉开创之帝刘邦时人，作《新语》12篇，每奏1篇，邦未尝不称善。此书虽至今尚传，然为后人所依托，原书已不传。后有贾谊，曾上治安策于汉武帝，议论畅达而辞势雄劲，似较其辞赋为更足动人。今所传有《新书》58篇，多取《汉书》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章段，颠倒次序而加以标题，大约是旧本残逸，后取谊文割裂重编之故。然谊固可追踪于战国诸子之后，自是汉代第一流的大论文家。今举其《治安策》的一节：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景帝之时，有吴楚七国之叛乱。这个时代，智谋之士颇多，如晁错、如邹阳、如枚乘，其说辞皆畅达美丽而明于时势，有类于战国诸说士。

枚乘，曾两上书谏吴王，当时称其有先知之明。

晁错，颍川人，为景帝内史，号曰智囊，即首谋削诸侯封地者，吴、楚反，以诛错为名，错遂为这次内乱的牺牲者。错深明当时天下情实，故所说都切当可行，亦当时之一大政论家。

邹阳，齐人，初事吴王濞，以王有邪谋，上书谏之不听，遂去吴之梁，从孝王游。左右恶阳于孝王，王怒，下阳于狱，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辞甚辩而富情感，读者都能为其所感动。故孝王得书，立出之，待为上客。此种文章，自阳后便不易得见。

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诸儒者，皆曾上书论事，然意见文辞都不足称。同时有刘安者，为汉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学喜士，曾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著书21篇，号曰《鸿烈》，即今所谓《淮南子》，尚有外篇，今不传。此书之性质甚似《吕氏春秋》，文辞尚留战国诸子的遗迹，而所论者殊驳杂而无确定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