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抒情漫画家

丰子恺在东京学习绘画和音乐，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这段经历对他绘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便是他在神田一家书店与竹久梦二画作的邂逅。同样重要的是20年代初，正是他对自己的绘画追求感到不满和迷茫的时期，而这恰恰成为他在绘画艺术之路上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当时丰子恺因为在西洋画上毫无进展而深感沮丧，最后甚至不愿意再尝试西洋画法。他在第一部画集的序言中说，最初接触西洋画或者说西洋画法的画作是在东京留学期间。当然，他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也从教科书和艺术概览一类的书籍中看到过不少著名油画的复制品。但直到去了日本，他才在东京的各大美术馆中看到油画原作和明治、大正时期融合了东西方精髓的艺术革新作品。这对他而言，真是非常令人沮丧的经历。¹

回国后，丰子恺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新同事中包括陈望道。当时，陈望道因激进的文化活动刚被杭州的学校开除教职，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美学家。丰子恺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陶元庆（1893—1929）的年轻人，后来成为鲁迅颇为赞赏的木板画家和书籍装帧艺术家；另一名学生钱君匋（1907—1998），后来为开明书店设计了很多图书封面。开明书店在当时是一家领先的新式教育出版社，编辑部成员包括丰子恺和他的许多同事。²丰子恺在日本游学期间，妻子徐力民生下次女麟先，回国后的贫困生活和养家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同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吴淞的同事包括朱光潜和教育家匡互生。³在上海不同区域的学校之间奔波教学令丰子恺备感疲惫，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国文老师夏丏尊之邀，离开上海，到新建的上虞春晖中学担任美术和英文教师。上虞在上海南边，靠近绍兴地界，私塾教育质量优异，学风炽盛。

丰子恺《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图片来自《春晖》双月刊，1922年第4期（1922年12月16日出版）。

春晖中学由当地富商陈春澜于1921年捐资创建，陈希望通过捐出生意上赚的钱来支持教育事业。⁴而新学校创立背后的原动力则是丰子恺在浙江一师的校长经亨颐。杭州当地的保守政治势力和富豪对经亨颐的教育政策一直不满，尤其是他支持学生参加打破旧儒家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最后导致他被赶出浙江一师。1920年，经亨颐在五四运动的巅峰时期离开杭州。和同事、朋友夏丏尊一样，经亨颐也是上虞本地人。⁵依靠在当地的人脉关系，他们吸引了大批有思想抱负和主见的年轻人来任教。这些人中许多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文学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如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朱自清与朱光潜，还有王任叔（巴人）。⁶在经亨颐担任校长的短暂时间内，春晖中学成为著名的教育和文化实验中心，一度获得“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⁷

坐落在白马湖畔的校园充满了田园风情。20世纪20年代及后来的数十年间，无数关于这里的回忆文字和诗歌为世人描绘出一个陶渊明乌托邦似的“桃花源”，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宁静天地。校园三面环水，绿树成荫，拥有当时全国最好的校舍。这些建筑大多取有颇具诗意的名字，主教学楼叫作“仰山楼”，学生宿舍称作“曲院”和“西雨楼”。⁸尽管20年代初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上虞却为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宁静而超脱的田园所在，一个与繁华上海近在咫尺的隐居之地。

丰子恺的住处是白马湖边夏丏尊的居所“平屋”旁的一幢日式房子，学校的大多数老师也都住在附近。⁹在夏丏尊最受推崇的散文《白马湖之冬》中，他描述了1921年年初到白马湖的情景。这里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除了湖的一面有新建的学校外，再无其他什么好的建筑。他的房子四面透风，外观破旧不堪，一点都看不出是新造的。当夏丏尊一家在那个冬天从杭州搬到这“荒凉的山野”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¹⁰丰子恺和妻子，以及刚离婚的姐姐丰满（法名梦忍，1891—1975）住进了和夏家房子一样简陋的居所。他们在院墙边种了一株杨柳，因了这株树的缘故，丰子恺把这处新居称作“小杨柳屋”。¹¹夏丏尊曾描述白马湖的冬夜是松涛如吼，丰子恺的这株杨柳大概是白马湖畔的第一株杨柳吧。

这株杨柳一度成为丰子恺绘画的主题，以至于散文家、诗人俞平伯赠他一个“丰柳燕”的称号。但丰子恺后来表示，他为此树作画并不是刻意的，而是搬到白马湖后有人送了他一株小柳苗，随着这株树苗的长大，他常常为杨柳写生，不自觉地在画中多画杨柳。¹²子恺后来戏称，如果当时种下的不是杨柳而是荆棘，他很可能会把这处房子称作“小荆棘屋”，或许会因为专画荆棘而出名也未可知。丰子恺对非要将他最初与杨柳的结缘归因于古典诗词对杨柳无限赞扬的解读表示十分不屑。他当然知晓古文中常将杨柳比作美人，也知道清初文人张潮就认为柳是天地间感人最深的四物之一——“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乐莫如琴，在动物莫如鹃，在植物莫如柳”。苗条的女性常被称作“柳腰”，黄莺和夏蝉都最喜栖息于柳荫之中，微风轻拂柳枝掀起“柳浪”，西湖十景中便有一处名胜是“柳浪闻莺”。¹³另外，人们还可以说，丰子恺钟爱柳树的原因是他喜欢的诗人陶渊明也在住所旁种了五株柳树，并在自传中自号“五柳先生”，此文也是古文中的名篇。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¹⁴

陶渊明就是这样无拘无束之人，宁肯放弃荣华，隐居山林，过自给自足的贫困日子。这也许是年轻的丰子恺居于白马湖畔时所逃避的画面，尽管到了中年这些东西也不曾从他的思想中淡漠。虽然中国传统文学对杨柳的热衷让丰子恺不太感兴趣，但他也坦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描写柳树，认为杨柳较权贵文人所推崇的高贵植物，比如牡丹，更加优越。柳树不需要昂贵的肥料或精心栽培，就能强健而美丽地生存，这也是它更多地出现在诗画作品中的原因。他说，杨柳的美主要在于它的简单与自然。还说从哲学角度来看，杨柳是一种向下生长的树木，长长的枝条呈S形，垂向给予它生命的土地。杨柳是最能代表春天的树木，春天是他最喜欢的季节。他赞杨柳的主要美点是下垂，而花木大多向上发展，红杏能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杨柳常常温柔地贴近地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¹⁵

假如没有这些诗意的想象，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和五柳先生的居所一样不过是一处摇摇欲坠的破屋子。他的同事朱自清（字佩弦，1898—1948）曾描述这屋子有一个小得像“一颗骰子似的”客厅，而且“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¹⁶丰子恺的邻居是历史老师刘叔琴，夏丏尊的邻居是数学老师刘薰宇。¹⁷四个家庭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十分接近，经常轮流坐庄，聚在一起畅饮叙谈直到黄昏。朱光潜和朱自清没有家眷，住在学校宿舍，但也经常受到邀请。他们喝的绍兴酒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米酒。¹⁸即便有了这个新工作，丰子恺仍未摆脱经济上的困境[1922年4月，徐力民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三宝（1922—1924）]，同时在宁波第四中学兼课，辛劳奔走在两个城市之间。

夏丏尊是白马湖畔新老师丰子恺的榜样，在之前众多学生的眼中，他确实是一位鼓舞人心的人物。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夏丏尊兼任了被人瞧不起的舍监一职，但是作为舍监的他对学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关怀。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和翻译家的楼适夷回忆，有一次宿舍出了小偷，夏丏尊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左右为难。每个人都知道谁是小偷，但都没有证据。急于解决问题的夏丏尊向朋友李叔同求教。李叔同是一个对教学和规矩都要求相当严苛的人，他对夏丏尊说，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自杀。他叫夏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所幸，满面泪痕的小偷在“大限”即将到来之前向老师自首了。¹⁹

夏丏尊对自己要求极高，也对新学校寄予厚望。正如上述轶事所展现的，他坚信师生之间的关系有巨大的潜力。他希望打破中国传统教育的等级观念，将春晖中学办成一所现代“爱的教育”学校。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多愁善感的小说《爱的教育》的影响。后来，夏丏尊依据日文版将该书译成了中文。²⁰“对夏丏尊和他的中学读者而言，《爱的教育》一书的特殊吸引力体现在重视以道德榜样进行规劝来产生影响，以及用家庭关系的方式处理师生感情……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肯定了感情表达的价值，反对繁文缛节的种种规矩。”²¹

在杭州浙一师，夏丏尊虽然是国文老师，却鼓励学生用白话文写作。到了白马湖，他的主张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教育改革举措。在《作文教授上的一个尝试》一文中，夏丏尊提出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彼时，这场运动最广为人知的观点之一是不管在出版物还是教育中，都要放弃文言文而全面使用白话文。但夏丏尊认为——

一般的现状……真是很可悲观的事……表面上已叫做“新文章”了，其实除了把文言翻成白话以外，内容上何曾有一点的新气……改变了文体的形式，而不改变作文的态度，结果总无什么用处的。²²

他鼓励学生从自身出发进行文学革命，写自己及对周遭世界的真实感受，而不是用通俗的语言照本宣科，重复空洞的传统经典。夏丏尊在文体改革和教育方面的努力不仅影响了像丰子恺这样的学生，也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台湾著名作家杨牧甚至认为，他建立了自己的散文学派，即清澈透明、朴实无华的“白马湖派”散文。²³

春晖中学的管理者既要同当地反动军阀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要小心谨慎地处理在社会动荡和学生骚乱的情况下这些势力在政治和教学上带来的消极影响。相较其他管理者，夏丏尊处理这些问题的做法更加切实可行。春晖是依靠私人资助建立的学校，不像公立学校那样受到经济上的制约和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当时的许多公立学校都受到地方保守分子的干扰，一切形式的改革在他们看来都是洪水猛兽，誓必诛灭而后快。为了避免外部势力插手学校事务，校长经亨颐甚至不向当时的军阀政府申请备案。他的教学主张可以总结为这样一句口号：“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²⁴春晖中学也是浙江省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管理层也不像其他学校那样专制。夏丏尊将学校在管理和教学实践上的做法称为“无门之门”。²⁵

由于学校位于乡村，夏丏尊便呼吁学生参与到新兴的社区建设、农业生产和植树造林中去。他还建议学校参加乡村的平民教育运动，当时中国部分地区已开办农民夜校，帮助不识字的乡民认字。²⁶考虑到上虞优美的自然环境很容易滋生影响学业的闲适情调，老师们为在校的学生组织了许多别具一格的研讨会。研讨会每月三次，由知名学者、教育家或社会活动家精选有教育意义和鼓舞人心的主题来演讲，蔡元培、吴稚晖、何香凝、黄炎培和俞平伯等人都曾到春晖讲学。²⁷夏丏尊对教育事业投入了巨大的激情和努力，却没想到在春晖的任职时间如此短暂。由于经亨颐和教员，特别是与夏丏尊、匡互生、刘薰宇、丰子恺和朱光潜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他们纷纷愤怒辞职，离开了春晖中学。1924年，这些离职的老师到上海创办了另一所学校——立达学园。²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