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尹至》等看《商书·汤誓》的年代

今本《尚书·商书》中的《汤誓》，今、古文皆录，都是《尚书》第五篇、《商书》第一篇。据文前之“序”，可知此篇是汤伐桀出征前的誓师之辞。仔细研读《汤誓》，其文字风格与《商书》中的《盘庚》相比要平易许多，倒是在内容和词汇方面更接近春秋时代的《叔夷钟铭》等文献。据此来看，这篇誓辞写定的时代不会早于春秋以前。又考篇中“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等数句，又见于《孟子·梁惠王上》所引，引证时题为《汤誓》。则可推断此篇写定时间亦不晚于《孟子》一书。刘起僾认为《汤誓》是商代流传下来的“商王朝建国史上最重要的一篇宝典”，到了东周时代“从历世口耳相传中恢复重写了这一份。由于时间已在周代，所以会运用周代通用的文句去写它，等于也是当时的一篇‘今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文献散布到士大夫手中，在传抄中显然更会有当时文字的影响。因此像一些非商人语言而是周人语言中的字和词，如‘尔’、‘庶’、‘天’、‘台’等等都在文本中出现。还有虚字，如‘而’、‘则’等连词，是区别春秋以后流丽可诵的文章与西周以上佶屈聱牙的文章的关键性字眼，本文里也出现了‘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及‘予则孥戮汝’的句子，就说明《汤誓》流传本文字的最后写定时间是颇晚的，显然已经到了东周”。刘先生根据词汇（虚词、人称代词）出现的时代特点，如第二人称代词“尔”到东周金文中才出现、“庶”字不见于甲骨文而多见于东周文献等，对《汤誓》流传情况，及其文本的最终写定时间的推断都是令人信服的，为我们进一步解读这篇文献的性质奠定了基础。

《汤誓》是不是商汤伐桀前誓师的实录呢？战国秦汉学者均以为是，这种说法是否可信？还值得探讨。

新出的清华简所见文献中有《尹至》一篇，内容与《商书·汤誓》有关，详说伊尹助商汤灭夏的事迹，对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为论述之便，兹引述清华简《尹至》释文如下：

惟尹自夏徂亳，逯至在汤。汤曰：“格，汝其有吉志。”尹曰：“后，我来，越今旬日。余闵其有夏众□吉好，其有后厥志其爽，宠二玉，弗虞其有众。民噂曰：‘余及女皆亡。’惟灾虐极暴瘅，亡典。夏有祥，在西在东，见章于天，其有民率曰：‘惟我速祸。’咸曰：‘胡今东祥不章？今其如台？’”汤曰：“汝告我夏隐率若时？”尹曰：“若时。”汤盟誓箔尹，兹乃柔大禜。汤往征弗服，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捷西邑，今其有夏。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

简文的整理者认为：“简文记述伊尹自夏至商，向汤陈说夏君虐政，民众疾苦的状况，以及天现异象时民众的意愿趋向，汤和伊尹盟誓，征伐不服，终于灭夏，可与多种传世文献，如《书·汤誓》、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等参看。尤可注意者，《尹至》引“余及汝皆亡”，与今本《汤誓》具有文本上的“互文性”。小有不同的是《汤誓》中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尹至》无前一句。另外，《汤誓》中的“予”在《尹至》作“余”，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种用法在时代上要更早一些。另外，《尹至》中所呈现的商汤与伊尹关系、商出兵伐夏的一些颇为残酷的细节，如“一勿遗”等，也不见于《汤誓》。这似乎表明《汤誓》定本产生的时代要晚于《尹至》，并且其编者对影响商汤“仁德之君”形象的事迹曾做过适当的删改。

此外，简文《尹至》的叙事内容及一些语句特别近似《吕氏春秋》的《慎大》篇，可证《慎大》作者曾见到这篇《尹至》或类似文献。为比较之便兹引《慎大》篇中关于伊尹的部分如下：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復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奈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啦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

由上引述可见，《吕氏春秋》所记伊尹故事，其情节、语气与清华简《尹至》极其相似。相比而言，还多出了汤射伊尹的“苦肉计”、末嬉转述夏桀之梦两个情节，在表现上更为生动。仔细对比两个文本，其内容大体相同，只是细节不同，两者很有可能有共同的材料来源。

李零认为《汉志》所谓“‘小说’，是一种篇幅短小的口头传说。有些故事很夸张，很荒诞，形式类似《韩非子》的《说林》和内外《储说》。诸子游说，喜欢玩弄掌故，拿历史故事打动人主。辨伪学家贬诸子，常诋其为小说家言，带有偏见，但小说和诸子确实有不解之缘”。李先生所言极有见地，非但《韩非子》之《说林》、内外《储说》多小说，上引《吕氏春秋·慎大》中有关伊尹的故事，也极具传说色彩，且有口头讲述的痕迹，从文体上来说应当也是带有夸张和荒诞意味的“小说”。

《汉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久已失传，班固言其“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浅薄”，大概是说其语言通俗，近乎口语；“似依托”，则当是因为其文本叙事以伊尹、商汤的对话展开。书名《伊尹说》，以“说”为体，也说明是围绕伊尹事迹以口头讲述为主要形式。日本学者高桥稔认为《汉志》“诸子略”中的“小说”，相当于“说话”。所谓“说话”，是指“从长篇传记史料中摘出来、能够传承的独立完整的故事”，这种故事有两个特点：第一，故事要具有一定的内容，短小而有完整的情节。第二，即使不清楚故事传承的方式，也可以看到传承同一故事的事例。高桥氏提出的“小说”的第二个特点很重要，也就是说确定一个见于典籍的故事是否为有意创作的小说，要看有无类似的多个文本出现于不同叙事语境之中。如果有多个类似的文本，说明这个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各种场合被不断重复地讲述。《韩非子》的《说林》及《储说》中，常在一个故事文本之后标有“或曰”“一曰”等语，并简要说明另一个传本的不同之处。其目的本是为游说之备，然而却保留了这类口头流传的故事在“传承”方面的多样化形态。

以此标准来衡量上文所论清华简《尹至》与《吕氏春秋·慎大》中有关伊尹的故事，可以推断二者应当也属于“或曰”“一曰”这样的情况，其文体应当为“小说”；再次，由这两篇故事均是围绕伊尹为中心展开来看，它们与《汉志》所著录的《伊尹说》十分相似，颇疑它们就是失传的《伊尹说》二十七篇中的一部分。

清华简中还有一篇《赤鹄之集汤之屋》，也是一篇有关伊尹的叙事文，其内容颇涉巫祝之事，情节离奇，语言通俗，有的学者认为文体形式上更接近后世的小说。为方便论述，兹引原文如下：

曰古有赤鹄，集于汤之屋，汤射之获之，乃命小臣曰：“旨羹之，我其享之。”汤往□。小臣既羹之，汤后妻纴巟谓小臣曰：“尝我于尔羹。”小臣弗敢尝，曰：“后其〔杀〕我。”

纴巟谓小臣曰：“尔不我尝，吾不亦杀尔？”小臣自堂下授纴巟羹。纴巟受小臣而尝之，乃昭然，四荒之外，无不见也；小臣受其余而尝之，亦昭然，四海之外，无不见也。汤返廷，小臣馈。汤怒曰：“孰调吾羹？”小臣惧，乃逃于夏。汤乃□之，小臣乃眛而寝于路，视而不能言。众乌将食之。巫乌曰：“是小臣也，不可食也。夏后有疾，将抚楚，于食其祭。”众乌乃讯巫乌曰：“夏后之疾如何？”巫乌乃言曰：“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凥后之寝室之栋，其下舍后疾，是使后疾疾而不知人。帝命后土为二陵屯，共凥后之床下，其上刺后之体，是使后之身疴参，不可及于席。”众乌乃往。巫乌乃歝小臣之喉胃，小臣乃起而行，至于夏后。夏后曰：“尔惟谁？”小臣曰：“我天巫。”夏后乃讯小臣曰：“如尔天巫，而知朕疾？”小臣曰：“我知之。”夏后曰：“朕疾如何？”小臣曰：“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凥后之寝室之栋，其下舍后疾，是使后棼棼眩眩而不知人。帝命后土为二陵屯，共凥后之床下，其上刺后之身，是使后昏乱甘心。后如撤屋，杀黄蛇与白兔，发地斩陵，后之疾其瘳。”夏后乃从小臣之言，撤屋，杀二黄蛇与一白兔；乃发地，有二陵，乃斩之。其一白兔不得，是始为陴丁诸屋，以御白兔。

据整理者言，这篇叙事文原有篇题为“赤鹄之集汤之屋”，“简文记载了汤射获一只赤鹄，令伊尹将之烹煮作羹，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事情。其内容可能与《楚辞·天问》所载‘缘鹄饰玉，后帝是饗’有关。伊尹曾为汤小臣，汤举之于庖厨之中，是古时流行的传说。自先秦至汉代，有许多涉及伊尹的故事流行，不少见于子书。《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还著录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可惜已经失传”。整理者对《赤鹄之集汤之屋》的特点和文体也作了初步的推论，认为“简文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如说汤诅咒伊尹，使他‘视而不能言’，随后伊尹被称作‘巫鸟’的鸟拯救，并由之知道‘夏后’（桀）身患重病，原因是天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居后之寝室之栋’等情况，从而解救了‘夏后’的危难。这些可能与楚人好信巫鬼的习俗有关，应是在楚地流传的伊尹传说”。从内容上来看，《赤鹄之集汤之屋》虽以历史人物伊尹为中心，但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离奇，具有“传说”的性质，完全符合上文所说的中国上古“小说”的特点。

春秋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各家学者阐述自己的学说，为了能更吸引人，往往多取资于往古的历史，在言说方式上多是借事说理。这种风气与讲史之风合流，便产生一种新的叙事文体。“小说家”的产生大概就是如此。因此汉代人才评价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在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和近年出土的先秦文献中，这类篇幅相对于上文所列史传而言较为短小，且围绕着特定历史人物展开叙事的、带有口头讲说特征的“小说”为数不少。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推论，今文《尚书·汤誓》并不是商汤伐夏桀出征前誓师的实录，而是儒家学者根据《尹至》《赤鹄之集汤之屋》等一类流传于春秋时期的商汤与伊尹的传说改编而成。孔安国《尚书序》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孔颖达“疏”以为“誓即《甘誓》《汤誓》”，并引《书纬》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这个说法绝非无稽之谈。考之典籍，《国语·周语上》载周内史过引《汤誓》，但引文不见于今文《汤誓》，而是古文《尚书·汤诰》之文，《墨子》《荀子》等书所引与《周语上》并同。清代以来学者已考定此为汤因旱祷告于天之辞，而非伐夏桀誓师之辞。《孟子》所引《汤誓》则与《今文尚书·汤誓》同，当以孟子所引是。孟子其人，私淑孔子，其所征引，必有所据。综考以上所述，今文《汤誓》其文本写定的时代肯定早于《孟子》，可能在春秋末期。

1. 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影印版），《叔夷钟》是春秋时齐灵公之臣“叔夷”之器，从铭文看，他本是宋国人，其父乃宋穆公孙，己则仕于齐。鲁襄公六年前后，齐伐莱，叔夷有功，齐灵公赏赐甚多，叔夷铸器作铭而纪其功。《叔夷钟铭》开篇先追述出征时情形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师于□□，公曰：‘女夷余经乃先祖，余既尃乃心，女小心畏忌，女不坠夙夜宦执尔政事，余弘□乃心，余命女政于朕三军，肃成朕师旟之政德，谏罚朕庶民左右毋讳。’夷不敢弗儆戒，虔卹厥尸事……”这一段极似转录出征誓辞，措辞及语气与《汤誓》颇为相似。
2. 顾颉刚、刘起僾著《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88—889页。
3. 释文据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28页。异体字、假借字均据整理者释文录入。
4. 据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0页），此句郑注《尚书》以为是夏桀自言，《孟子》引《汤誓》此句，赵岐注则以为是“民”之所言。《尹至》此句前“民噂曰”，与赵岐注同。
5.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27页。
6.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3—356页。
7. 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9页。
8. 〔日〕高桥稔《中国说话文学之诞生》，申荷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9—45页。
9. 需要说明的是，《韩非子》的《说林》《储说》有的以特定历史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有的则不然。前者与《汉志》所列“小说”比较接近，而后者则不然。
10. 释文据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67页。
11. 同上第166页。
12.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13. 孔颖达《尚书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
14. 宋翔凤《尚书谱》曰：“案此知《周语》《墨子》之《汤誓》，乃因旱祷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韦昭说非。”《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影印版，第九册第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