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学术背景

1925年，威廉·斯潘诺斯出生在新汉普郡一个经济拮据的工人家庭。斯潘诺斯是在动荡不安、充满战争硝烟的历史背景下长大的，即便如此，他仍然依靠顽强的毅力，凭借半工半读完成了漫长学业，于195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又在1964年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取得博士学位。作为一名希腊裔美国士兵的后代，斯潘诺斯在成长过程中不仅饱受种族歧视和阶级伤害，还被迫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4年跟随美军第106师跨越英吉利海峡，进驻德国的阿登森林。他在随后的巴尔格战役中不幸被捕，沦为德军俘虏，充当“埋尸”苦役。斯潘诺斯本人对此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生磨难做了如下描述：“记得当时我紧闭双眼，在一种似乎永久的时间里绝望地等待一颗子弹结束我那几乎还没有开始的生命。然而，子弹并没有在我脑袋里开花，而是别的东西，这真的超越了我先前对自己的感觉。我发誓：如果我能成为这场战争的幸存者，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我都要将我的余生致力于抵制非正义行为以及由此滋生的权力机构。”

恐怖的战争经历给斯潘诺斯留下的是终身噩梦般的回忆，跨越生死的心灵感悟也在不经意中为他后来从事的学术思想研究开启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天窗。

（一）赫尔蒙山经历

二战结束后，斯潘诺斯继续完成一度被战争中断的学业，并于1950年从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毕业，取得学士学位。随后他来到位于赫尔蒙山的一所私立中学任教，这也恰巧是爱德华·萨义德当时的就学之处。两年不平凡的教书经历不仅开阔了斯潘诺斯的学术视野，还使他在新旧观念的撞击中受到巨大的思想震撼，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萨义德在回忆录《格格不入》中表示，赫尔蒙山的文化氛围中始终渗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疏离感和排外性。这在斯潘诺斯任教的学校亦不例外，学校管理制度等级森严、难以逾越，所谓的经典知识被一成不变、周而复始地灌输给学生。保守的课程设置，温和的人文修辞，以及不容违背的社团仪式，共同构成了赫尔蒙山顽固不化的教育模式。

斯潘诺斯早在卫斯廉大学读书期间就意识到了，隐藏在美国人文主义教育模式之下的是令人窒息的精英主义、白人政治和父权思想。强大的管理机构通过建立兄弟会巧妙地将各种“异类”（如有色人种，女性等）排斥在外，后者被归属到低人一等的少数团体，理所当然遭到主流群体的歧视与排挤。尽管有着工人阶级背景和少数族裔身份的斯潘诺斯在卫斯廉“有幸”被列为兄弟会的一份子，但多年以来，他在精神上始终承受着一种难以释然的痛苦。就像斯潘诺斯在《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中谈到的：一方面，与当时第二代移民的后代一样，我渴望自己“美国化”，以便摆脱在美国人眼里是个“外国佬”的耻辱和痛苦；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抵制这种“美国梦”产生的强力诱惑。

一句话，自由精神背后暗藏的种族中心主义使这位深感“异类”的年轻人备受精神折磨。

在赫尔蒙山这个充斥着无差异性、几乎彻底美国化的偏僻之地，斯潘诺斯没有找到梦寐以求的归属感，这促使他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不断地追寻对自我灵魂的救赎。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美国的专制性教育体系和具体的历史环境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此前，美国正竭尽全力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与蔓延，矢志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资本主义的“自由空间”。为了实现该目标，它为希腊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加快发动朝鲜战争的步伐。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旦覆盖在权力表面的虚伪面纱被撕破，暴露在世人面前的便是为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人文主义教育本质。从赫尔蒙山呆板的教育模式中，我们看到的是对美国政府冷战时期反共产主义思潮的迎合姿态。它给学生灌输的“美好生活”是建立在将无限夸大的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存在”之上，把国家安全列于世界正义之前，全然无视法西斯极权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令斯潘诺斯深感欣慰的是，在保守僵化、死气沉沉的赫尔蒙山，从基督教存在主义吹拂而来的缕缕和风，竟然能够改变一度极其压抑的心境。在这里工作的第二年，因为和当地联合神学院的几位学生来往比较密切，他开始接触以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对于斯潘诺斯而言，这就如同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自己长期遭受压制的个体精神得到彻底解放，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驰骋。在与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对话过程中，斯潘诺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拥有独立存在价值的生命个体，而绝非一个在传统形而上学视野下遭到贬斥的无足轻重的物体。通过阅读先哲的一系列著作，如《恐惧与战栗》、《非此即彼》、《哲学片段》、《论反讽概念》等，斯潘诺斯不但发生了审美意识的彻底改变，还极大丰富了精神世界，这些都直接作用于他后来对“存在”意义的探索。在斯潘诺斯眼中，联合神学院象征着一种植根于广阔的历史语境、旨在冲破形而上学规训机制的新兴教学力量，它的出现为当前深陷逻各斯中心泥潭、毫无生机活力的教育现状注入了新鲜血液。不同于自大自满、目空一切的人文主义传统，神学院的老师在教学中，习惯将重点放在“提问题”上，认定“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答案，这从根本上背叛了已经盛行一千多年的柏拉图教育理念，具有不容忽略的现实意义。

伴随着与神学院学生交往的逐步深入，斯潘诺斯慢慢意识到，赫尔蒙山的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处于边缘地位的知识社团，它预示着发生在美国思想界的一种势头，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反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是反西方的，特别是，它的反“美国”倾向。

正是在克尔凯郭尔精神力量的感召之下，这个边缘知识社团的成员开始深入美国的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聚居区，目的是要通过宣扬具备开放性与改变性的存在主义思想，让那些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对未来充满绝望的受压迫者产生一种对话意识，改变长久以来被迫沉默的状态，学会为自己呐喊、抗争。基督教存在主义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先锋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成一股抵制霸权主义的重要政治力量，在美国的“反越战”与民权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对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国际霸权地位而在世界各地大肆扶持独裁势力，甚至采取直接军事干涉的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

两年短暂的赫尔蒙山教学经历给斯潘诺斯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基督教存在主义在他心中开始慢慢地生根、发芽，不仅改变了斯潘诺斯对自我人生的定位，以及观察世界的视角，还一直影响着他此后的思想动态，为其学术批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十余年后，斯潘诺斯撰写的博士论文《现代英国诗歌剧中的基督教传统》就是彻底脱离了新批评框架的约束，将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的作品置于克尔凯郭尔的阐释框架下进行的全新解读，存在主义对斯潘诺斯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从此，这种幽灵般的精神力量，犹如搭上了挥动着时间翅膀的马车，在斯潘诺斯的研究论著中盘桓不去，不断升华，成为其学术思想的灵魂结晶。

（二）创办《边界2》

斯潘诺斯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的两年时间里，曾先后在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和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任教，但枯燥乏味的生活现状和其人生定位相去甚远。就在斯潘诺斯为难以施展早年的思想抱负而苦闷不已之时，他意外获知宾汉姆顿大学作为美国学术界实施“桑尼”计划的一个重要机构，正处于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急需引进优秀的研究性人才。于是在朋友的引荐下，斯潘诺斯于1996年起正式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任教，主讲“海德格尔与文本研究”、“文化与后殖民主义”、“经典的意识”、“后现代理论”、“六十年代的美国”、“马克思、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美国文化的全球化”等课程。宾汉姆顿大学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为斯潘诺斯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平台，他在这里逐渐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的国际知名学者，研究对象涵盖了后现代主义、当代文学理论、美国例外论、全球主义等20世纪热门话题。纵观斯潘诺斯的整个学术生涯，创办《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无疑是其中的最大亮点。

1969—1970年，斯潘诺斯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被派往希腊的雅典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此间，他目睹了奉行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国际势力，竟在希腊内乱后期厚颜无耻地支持希腊右翼势力。这一卑劣行径深深刺痛了斯潘诺斯，使之对美国当局频繁插手他国事务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了清醒认识。由此及彼，他意识到同这种政治霸权相呼应，在时下的文学领域里，强调“封闭性结构”的新批评仍然占据着垄断地位，其他批评流派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这种局面导致现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无法实现根本性突破。在他看来，西方文学，或至少西方批评正不断将“权力意志”强加给存在，在实现结构主义诉求的过程中，逐渐走向终结。人类社会正处于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斯潘诺斯由此萌生了创办一份名为《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的期刊的想法，目的是在此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阶段，突显文学批评领域内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与演变，通过新旧理念之间剧烈的摩擦、碰撞和裂变，激发思想的火花，释放巨大的能量，摆脱形而上学的桎梏。

从希腊回国后，斯潘诺斯就开始着手创办《边界2》的准备工作。斯潘诺斯的朋友兼合作人、加拿大小说家罗伯特·科楼茨（Robert Kroetsch）在创刊初期给了他无私的帮助。凭借科楼茨在宾汉姆顿大学的影响力，他们最终说服校方管理层同意创办刊物，并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这就为《边界2》的成功出刊创造了必备条件。当然，事情能够顺利进行还与宾汉姆顿大学的新任校长约翰·麦克鲁（John Mcgraw）有密切关系。麦克鲁是一位思想进步的领导，对英语系创办《边界2》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忱，他还特意买下了一家小型出版社，为该刊物服务。但即便如此，《边界2》的制作仍然面临重重困难，甚至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据斯潘诺斯后来回忆，当时的打印机由于缺少斜体功能，便只能用下划线对标题和关键词进行标注，其窘迫的制作景况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专职人员，从文字录入到校对排版的一切工作都由学生来完成。简陋的印刷，再配上原始的手工操作，最初的《边界2》就是这样艰难地与读者见面的。

客观条件的局限性还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刊物名称的取舍。斯潘诺斯原本打算给刊物取名《转型2》（Transition 2），旨在追随曾经由莎士比亚出版社印制的期刊《转型》（Transition）。但当他在图书馆看到该期刊精美亮丽的字体，色泽丰润的插图，以及质地柔软的纸张时，知道自己即将创办的刊物由于缺少先进技术设备的支持，远远不能达到这一印刷效果，只好打消了这一念头。而与此同时，他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智慧之路》中获得灵感，将“边界”和萨特所指的“极端状态”联系在一起，意识到“边界”比“转型”更适合于新刊物，由此定名为《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Boundary 2：A Journal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从此，“边界”概念在斯潘诺斯著作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边界2”表明世界正处于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重要时期，当我们突破原来设定的界限，进入一个从未涉足的疆域时，传统的价值理念必须被彻底废除，一切事物都有待重新测评和衡量。

斯潘诺斯理解中的“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与创新精神，在其努力下，“后现代”一词首次出现在一本杂志的刊名之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意识到“后现代”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世人关切的目光下一直都在不断地延伸、扩展，这导致人们对它的理解也相差甚远，很难达成共识。例如在杰姆森的思想范畴里，“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成了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代名词，意味着反记忆，反历史，与帝国主义串通一气，大行不义之举。斯潘诺斯在认真品读了杰姆森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一书后，认为“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一个意义空乏的学术概念，它的原初意义遭到极大曲解，曾经拥有的创新精神荡然无存。倘若继续出现在《边界2》的刊名中，容易使人们产生困惑。于是90年代中期，在斯潘诺斯的建议下，编委会决定将刊名从《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Boundary 2：A Journal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变成了《边界2：国际文学与文化杂志》（Boundary 2：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边界2》的整个创办历程以1978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模式与衡量尺度进行全方位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一种全新的文学创作理念对时下盛行的新批评权威形成了极大挑战，它拒绝现代主义文学追求的精致结构，摈弃“开始—发展—结尾”的叙事模式。无论是小说构思还是诗歌创作，都极力冲破传统理论的封闭局限，利用开放式结构，激发读者无尽的想象力，为事态的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使不可更改的唯一结局成为过去。斯潘诺斯认为继续遵循新批评的理论套路，只会使原本丰富多元的文学研究沦为一种丧失生命力的机械化程序。所以他在审稿时，从不挑选诸如《对狄更斯小说之细读》之类的文章，相反，只有那些体现存在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批评特色的论文才能在《边界2》上发表。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持浓厚兴趣，先后采访了许多后现代诗人，如大卫·奥丁（David Autin）、杰尔莫·罗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以及黑山派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等，并和他们长期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与理论倾向。斯潘诺斯认为，如果威廉姆斯和庞德是美国当代诗歌的灵魂，与这些文坛前辈相比，奥尔森和克里利无疑更具革命性和反叛性，尤为值得关注、研究。

1978年4月，《边界2》主办方组织召开了一场国际性的专题讨论会“当代美国批评领域的阅读问题”（“The Problems of Read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ticism”），许多知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举办的“结构主义”专题会上，德里达宣读了《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嬉戏》（“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把后结构主义引入了美国学术界。此次宾汉姆顿会议对近十年来的理论发展状况做了阶段性总结。萨义德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重要论文《当代美国“左翼”文学批评思考》（“Reflections on Recent American ‘Left’ Criticism”），在斯潘诺斯看来，这篇文章具有宣告终结解构主义霸权地位的重大意义。

70年代后期，随着萨义德、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人的学术理论被陆续译成英文，斯潘诺斯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后现代主义现象。为了进一步扩大刊物的影响力，他任命保罗·鲍威（Paul Bove）、乔纳森·雅克（Jonathan Arac）、唐纳德·皮斯（Donald Pease）、和丹尼尔·哈瑞（Danel O'Hara）为《边界2》的副主编。这标志着《边界2》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些年轻学者虽然在当时还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但他们的加盟无疑为刊物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自此，《边界2》的研究视野被放置到全球背景下，文章的涵盖面越来越广，重心从过去的文学评论转向了种族、性别、殖民、全球化、例外论等社会主题，以此表现处于转型状态下的社会动态，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与思考。伴随着研究内容不断向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延伸，期刊的发行量较从前有了大幅度增加，读者群也在不断扩展。值得一提的是，《边界2》在任何时候都保留着“集体决议”的民主作风。按照规定，所有的编委每年要聚会三次，与刊物相关的全部事项都是经编委会集体商议之后，再做出决定，这种作风无疑和最初的创刊精神保持着一致。

这一时期，在所有为该刊物撰稿的国际知名学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和斯潘诺斯曾有过两年的师生之缘，从1951年春到1953年夏，年仅15岁的萨义德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赫尓蒙山的一所私立寄宿学校读书，而斯潘诺斯正好在此期间担任该校的文学教员。但根据斯潘诺斯后来的回忆，两位学者之间的正式交往始于70年代。《边界2》正式创刊后，苦于缺乏强大的理论支撑，斯潘诺斯写信给自己这位在西方思想界已声名显赫的学生，希望他能在《边界2》上以“后现代”为主题撰写一篇稿子。在此之前，斯潘诺斯曾仔细阅读过萨义德的理论著作，感到两人在思想深处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缘关系，因此当《边界2》发起一场旨在冲破现代主义的重重包围，迎接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运动时，斯潘诺斯立刻想到了请萨义德来做他们的引路人。后者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提出两种方案以供选择：第一，撰写一篇介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的文章，时下的美国学术界对福柯学说还知之甚少，他的著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产生》是在五年后才被译成英语的；第二，探讨以英、法为代表的“强势语言”和阿拉伯为主的“弱势语言”同文化权力之间的不同关系。由于斯潘诺斯对福柯的学术思想已有所耳闻，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第一条建议，于是萨义德在《边界2》上发表了论文《作为一种知识想象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as an Intellectual Imagination”），在当时的美国思想界不啻一场规模不小的“地震”，使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个全新的研究空间。以此为契机，两位学者经常以各种方式畅谈学术心得，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各抒己见，他们的深入交往一直持续到2003年，萨义德因病逝世。斯潘诺斯在随后的六年时间里，对挚友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并于2009年出版了《爱德华·赛义德的遗产》一书，著作的最后一章《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详细记载了两人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相互交往的点点滴滴，满怀感情地追溯了他们从相交到相知，建立深厚友情的悠悠岁月。

从1970到1986年，斯潘诺斯一直担任《边界2》的主编，该职位后来由他的学生保罗·鲍威担任。我们知道创刊初期，主办方得到了宾汉姆顿大学校长约翰·麦克鲁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这使《边界2》在窘迫的经济状况下得以正常运转。从创刊之日起，斯潘诺斯在近十年时间内独自负责从征稿、编辑到出版的一切事务，由于种种原因，科楼茨只能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但自从麦克鲁离任后，宾汉姆顿大学校方对《边界2》的支持力度呈现大幅度削减的趋势，使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斯潘诺斯为了能将这一理论刊物继续办下去，被迫放下学者的姿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像乞丐一样四处筹款。每期刊物发行之前，他都要到学校的行政大楼寻找相关人士，煞费苦心地说服他们赞助一两千美元，用于支付基本的发行费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每本《边界2》都是在经过艰难抗争之后才得以面世的，无不凝聚着主办者的心血与汗水。为了筹集经费，斯潘诺斯四处求人、到处碰壁，不断重复的痛苦历程对其而言，简直就是一种精神折磨。“筹款办刊”像梦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这位尽心尽职的主编，最终，他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乃至日常生活都因此受到了极大影响。

恰在此时，鲍威带来了杜克大学出版社的好消息，他们对《边界2》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接管这份刊物的出版印刷工作。闻听此事，斯潘诺斯十分兴奋，他鼓励鲍威大胆地去尝试这一全新的操作模式。此时的斯潘诺斯对宾汉姆顿大学日趋保守迂腐的管理层十分失望，内心厌倦了自己创办刊物的环境氛围，毅然决定将《边界2》的主编之职转交给鲍威，由杜克大学出版社正式接管刊物的一切事务。鲍威是宾汉姆顿大学培养的首届英语专业博士，也是长期协助斯潘诺斯制作《边界2》的主要助手之一，深得后者的欣赏与爱护。1975年，萨义德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招聘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曾经对鲍威在该校的求职一事征询斯潘诺斯的意见，后者十分坦诚地告诉对方，鲍威是自己至今为止所教授过的学生中最具学术头脑和批评眼光的年轻人，总是以敏锐而细致的态度对待文学中涉及的政治事件。斯潘诺斯称其为“世俗评论家”，并预言鲍威的评论之声迟早会引发世人的关注。在老师的赞誉声中，鲍威最终顺利地与萨义德成了同事兼朋友。事实证明，《边界2》后来在鲍威的带领下，的确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刊物品质上均表现出质的飞跃，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重任。

二、主要著作简介

斯潘诺斯的学术著述甚丰，涉猎范围广泛，主要包括：《重复：文学与文化中的后现代机遇》（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巴吞-鲁日、伦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文本性问题：当代美国文化批评的阅读策略》（The Question of Textuality：Strategies of Read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ticism）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3年；《海德格尔与批评：复兴解构的文化政治学》（Heidegger and Criticism：Retrieving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Destruction），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马丁·海德格尔与文学问题：走向后现代文学阐释》（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Literature：Toward a Postmodern Literary Hermeneutics）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年；《教育的终结：走向后人文主义》（The End of Education：Toward Posthumanism），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美国阴影：帝国的解剖》（America's Shadow：An Anatomy of Empire），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全球化世纪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8年；《〈白鲸〉偏离的艺术：经典、冷战和美国奋斗的研究》（The Errant Art of Moby-Dick：Canon，Cold War and Struggle of American Studie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7年；《赫尔曼·麦尔维尔和美国的呼唤：〈白鲸〉之后的小说艺术，1851—1857》（Herman Melville and the American Calling：The Fiction after Moby-Dick，1851—1857），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萨义德的文化遗产》（The Legacy of Edward W．Said），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作品可大致分为斯潘诺斯本人著作和他编撰的论文集两类。下文就其个人作品做一简介。

《重复：文学与文化的后现代机遇》是斯潘诺斯从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对后现代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综合成果，着力强调同一性思维模式支配下的“时间的空间化”是导致西方文学创作与批评陷于枯竭状态的根源。形而上学思想在西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要求人们忽略乃至遗忘由于时间的散播而导致的事物间的本体差异。而要改变这一呆滞僵化的状态，使人们挣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桎梏，回归“存在”的本真状态，让事物呈现出可贵的生命力与创造性，就必须恢复“存在”的世俗性和历史性。“创造性重复”的思想贯穿了斯潘诺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他在克尔凯郭尔等思想家的影响下，给予了“重复”差异、变化等特征，使之从“简单的复制模仿”上升为“复杂的创造行为”，成为后现代文学与文化健康发展的力量源泉。全书共321页，共六章：“侦探与边界：关于后现代文学想象的一些注释”、“萨特小说《恶心》之后现代性”、“查尔斯·奥尔森和消极能力：一种摧毁性阐释”、“珀西·卢伯克和监控艺术”、“后现代文学及其机遇：复兴逝去的中世纪”、“摧毁与意识形态批评：关于边缘话语的争论性思索”。

《美国阴影：帝国的解剖》是一部对帝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表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作品，时间跨度从古罗马一直持续到后冷战时期。斯潘诺斯认为，古罗马精神不仅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发源地，还直接影响到美利坚民族的“自我认同”及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本书在后殖民语境下，以越南战争为中心，详细阐发了美国高举“打造一个民主世界”的旗帜，肆无忌惮地入侵越南，使这个刚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东南亚边陲小国再次陷入战争深渊，给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作者还指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系列霸权行径就是逻辑思维和“白色”隐喻共同作用的结果。

全书共287页，由五章构成：“西方帝国主义的本体根源”、“文化与殖民”、“越南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理论与历史的终结：重思后现代性”、“时代变迁中的思索”。《美国阴影：帝国的解剖》呼吁我们要敢于面对人类的过去，历史的真相，以及隐藏在思维模式中的征服倾向。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例外论》通常被视为《美国阴影：帝国的解剖》的姊妹篇，是对恐怖分子本·拉登袭击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回应，并将其同越南战争、“入侵伊拉克”等灾难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指出这些都是美国长期奉行例外论，对他国事务横加干涉导致的严重后果。他强调美国例外论正从神话传说移植现实生活，不仅贯穿整个建国历史，而且在当今国际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全书共360页，分七章，包括“历史及其视野：反思对后冷战时期的思考”、“阿尔都塞的‘问题化’：视野和越南战争”、“谁杀害了派尔？：对格林小说‘文静的美国人’的掠影”、“对菲利普·卡普托‘战争的谣言’的征候性阅读”、“这片土地是你的敌人”、“美国例外论、哀史、边疆、9·11事件的前后”、“结论：越南战争、9·11事件及其来世的生命”。

《〈白鲸〉偏离的艺术：经典、冷战和美国奋斗的研究》是斯潘诺斯一系列文学批评中的力作。众所周知，麦尔维尔在《白鲸》的创作过程中抛弃了所谓高雅文学的衡量标准，明显偏离了传统艺术的轨道，以至于作品出版后遭受文艺界非议，被长期边缘化，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而斯潘诺斯则是首位改变这一现状的评论家。他从一个全新角度展现了《白鲸》一直被严重低估甚至湮没的文学价值，将其列为反映后现代文学价值特征的经典之作。麦尔维尔把所有相关的细枝末节都纳入了构思范畴，实行一视同仁的无差别对待。他在整个行文安排中，心中似乎没有任何确定的目标规则，缺乏主题中心，自始至终都是那么散漫随意。从传统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这无疑触犯了大忌，但麦尔维尔在掌控作品结构与主题思想上不拘一格的文风，恰恰说明他没有墨守成规，敢于突破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创作手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狭隘主义，过去一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将使文学批评软弱无力。这种狭隘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限制，主要是由美国的例外主义神话深深铭刻于它的推论课题所造成的。

针对此历史遗留问题，斯潘诺斯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福柯的政治社会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白鲸》进行了重新解读。一方面，他表明传统文学批评将该作品贴上“浪漫主义”标签的做法值得反思、有待商榷；另一方面，这预示着美国在抵制共产主义势力全球蔓延过程中，扮演的“救世主”形象必将轰塌，它在越南、希腊、古巴、伊拉克等国实施侵略袭击的野蛮行径最终会导致自身历史文化身份的残缺乃至湮灭。从根本上讲，《〈白鲸〉偏离的艺术》不仅是对美国文学发展的重新审视，而且是对美国文化进程中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叱责。与之紧密相关的另一部作品《赫尔曼·麦尔维尔和美国的呼唤：〈白鲸〉之后的小说艺术，1851—1857》在前文基础上，对麦尔维尔的艺术视野与创作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中，斯潘诺斯从现象学视角着手，对《皮埃尔》、《伊兹莱尔·波特》、《贝尼托·塞莱诺》和《书记员巴特比》等创作者的后期作品展开“解构”与“重建”并进的摧毁性阐释，显示美国例外论在现代社会各领域内的多种存在形式，以此揭露与斥责西方长期盛行的“本体—神—逻辑”传统对人类自由思想的严重制约。

《海德格尔和批评：对摧毁性文化政治的回归》记载了斯潘诺斯本人对海德格尔“摧毁”理论的解读，并将其同克尔凯郭尔、福柯等思想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人之间的异同，从阐释、差异、政治等角度突出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对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重大意义。海德格尔被公认为是继尼采之后对现代性运动有力的批判者，被尊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先驱之一。他指出现代性的本质是主体性形而上学，而现代技术就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辖制着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就是一种旨在回归“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他认为超越现代性的最终结果不是一味地追求解构与破坏，而是在回归中重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前现代性”，在建立非表象性思维和超人类中心主义视域的过程中彻底超越现代性。全书共335页，分六章：“关于海德格尔的摧毁和隐喻思想”、“突破重围：揭露性的阐释学”、“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与阐释圈”、“对差异的漠视：找回海德格尔阐释学”、“海德格尔与福柯：控制性目光下的政治”、“海德格尔、纳粹主义和压制性假说”。

《教育的终结：走向后人文主义》是斯潘诺斯将研究目光转向文化研究之后的一部重要作品。该书从人文主义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入手探讨当代高等教育危机，旁征博引，参考了海德格尔、福柯与杰姆逊等著名学者的理论思想，涉及20世纪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发生的诸多事件，展示出观察世界的崭新视角。该书第一章“人文主义理解和‘本体—神—逻辑’传统”通过引用海德格尔的摧毁性阐释学，展示了“本体—神—逻辑”传统的根本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伴随着形而上学思想的特权化和自然化，铭刻在知识生产的话语与实践中。第二章“人文主义探究和监视政治学”阐释了福柯关于资本主义规训社会的谱系学，福柯利用边沁发明的全景监狱敞视机制，指出人文主义话语对本体论差异的刻意忽略，在资本主义权力机构中变成了对差异的监视和规训。第三章“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理论的阿波罗投资”对马修·阿诺德，欧文·巴比特，以及I·A·理查兹三位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提出的高等教育理论话语做了解构性分析，表明人文主义和国家机器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同谋关系。作者在第四章“公正的暴力”和第五章“越战十年间的大学”里，通过实例进一步指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种种危机，充分论证了建立一种与“非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相适宜的后现代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积极可能性。在最后一章“知识分子和后人文主义者的历史机遇”中，作者对非中心化产生的课程内涵加以理论化，瓦解了传统师生间固有的等级关系和核心课程的金字塔结构，使过去被同一化或殖民化的差异性力量得到彻底释放。

作为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爱德华·萨义德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知识分子的良知给世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批评资源。当挚友萨义德于2003年离世后，斯潘诺斯耗费了近6年时间来记录自己与这位20世纪文化巨匠交往的点点滴滴，认真梳理其复杂的理论脉络，是继承萨义德思想遗产的一次有益尝试。2009年，斯潘诺斯的新作《爱德华·萨义德的遗产》最终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问世。全书共六章，在274页的篇幅中，作者详细解读了

萨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等重要著作，通过追溯萨义德批评思想的哲学根源，重新思考和定义了萨义德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关系。萨义德批评理论的归属性，特别是萨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一直是西方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斯潘诺斯在《爱德华·萨义德的遗产》的第一章“萨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中就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萨义德倡导的批评模式在根本上是对后结构主义的延续，在反思形而上学思想执著于总体化、空间化的层面上始终与后结构主义保持一致，并指出“抵抗帝国主义，反对殖民压迫”是萨义德为之奋斗不息的终身事业，目标就是为保障后结构主义理论在文化、政治领域的全面实施扫清障碍。紧接着，为了更加全面有效地揭示萨义德思想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斯潘诺斯在第二章“海德格尔、福柯和‘帝国的凝视’：对知识区域化的思索”中阐述了海德格尔与福柯之间的理论关联，指出海德格尔与福柯之间是一种对抗性的协作关系。主张把海德格尔和福柯的批评话语从看待它们的传统语境中剥离出来，转而将它们置于对方的批评体系中考察。以前两章的论述为基础，作者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东方学：福柯、谱系学、历史”和第四章“文化与帝国主义：帝国的视野”中详细论证了萨义德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继承和拓展。第五章“萨义德的人文主义和9·11事件后的美国例外论”重新解读了萨义德的人文主义立场，表明萨义德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批评家，还是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其人文主义思想是西方批判性人文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中，斯潘诺斯追忆了自己与萨义德的交往，为这次理论之旅平添了一丝温情。

在斯潘诺斯编撰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有《文本性问题：当代美国文化批评的阅读策略》和《马丁·海德格尔和文学问题》。其中，《文本性问题》共372页，收集了25篇出自名家之手的重要学术论文，包括：爱德华·萨义德的《当代美国左翼文学评论思考》（“Reflections on Recent American Left Literary Criticism”），伊万·沃肯斯（Evan Watkins）的《文学批评的政治策略》（“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Criticism”），约瑟夫·瑞德（Joseph Riddel）的《意象之去中心化：美国诗歌的目标》（“Decentering the Image：The‘Project’of American Poetics”），尤金尼·多纳托（Eugenio Donato）的《历史性想象和批评话语》（“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Idioms of Criticism”），以及他与萨义德合著的《解构和历史的互换》（“An Exchange on Deconstruction and History”），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结构主义与写作：批评意识的十字路口》（“Structuralism and Grammatology：The Crossroads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乔纳森·阿瑞克（Jonathan Arac）的《重复和排斥：对科尔律治和新批评的重新思索》（“Repetition and Exclusion：Coleridge and New Criticism Reconsidered”），德利丝·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的《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Beyond Logocentrism”），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的《符号学与批评理论：从马克思到鲍德里亚》（“Semiology and Critical Theory：From Marx to Baudrillard”）等。该书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代西方文学评论的中心焦点，涉及结构主义、历史意识、解构主义、政治话语、文化批评等热门话题，为读者清晰、生动地勾勒出20世纪文学理论的演变历程。

《马丁·海德格尔与文学问题：走向后现代文学阐释》是经斯潘诺斯收集、整理而成，以海德格尔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集。从不同层面指向了现代文学批评正面临的危机，强调超越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必要性，对构建后现代主义阐释学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该书尽可能客观公正地从各个角度向世人展现这位20世纪西方理论大师的复杂思想体系，并指出导致海德格尔人生悲剧的根源。全书共326页，收集了18篇文章，主要包括：理查德·帕莫尔（Richard Palmer）的《海德格尔的后现代性》（“The Postmodernity of Heidegger”），约瑟夫·瑞德（Joseph Riddel）的《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到机遇：诗性的双重语言》（“From Heidegger to Derrida to Chance：Doubling and Poetic Language”），米歇尔·杰文（Michael Gelvin）的《海德格尔与悲剧》（“Heidegger and Tragedy”），弗朗西斯·弗尔古森（Frances Ferguson）的《解读海德格尔、德里达和保罗·德·曼》（“Reading Heidegger：Jacques Derrida and Paul de Man”），大卫·霍伊（David Hoy）的《鹰与诗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批评》（“The Owl and the Poet：Heidegger's Critique of Hegel”），卡森·哈瑞斯（Karsten Harries）的《语言与沉默：海德格尔和特拉克的谈话》（“Language and Silence：Heidegger's Dialogue with Georg Trakl”），阿尔文·罗森菲尔德（Alvin Rosenfeld）的《“语言之存在”和“存在的语言”：海德格尔与现代诗歌》（“The Being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of Being：Heidegger and Modern Poetics”）等。

1. ［美］威廉·V·斯潘诺斯，《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8—409页。
2. ［美］威廉·V·斯潘诺斯，《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7页。
3. ［美］威廉·V·斯潘诺斯，《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24页。
4. 《转型》是由诗人尤金·乔拉斯（Eugene Jolas）和他的妻子玛丽亚·麦克唐纳（Maria Mcdonald）于1927年在巴黎创办的一份文学刊物，旨在宣传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视觉艺术、达达艺术和政治活动家等。该刊物一共创办了27期，于1938年停刊。
5. ［美］威廉·V·斯潘诺斯，《皮埃尔遭遇的危机》，《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