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廷对宣誓 法天不息

宫漏刚报五更三点，文天祥便来到大内宫丽正门前的广场上。下了竹轿，就觉体冷力虚，不由得暗自叫苦。

宝祐四年（1256）五月初八，又逢学子才俊博弈人生的殿试之日。此时，他们早早地从临安（浙江杭州）的各个角落聚拢到了这里，交集激荡出一片紧张、激动、焦虑和梦溺的气氛。

每三年一届的殿试是举国瞩目的一件大事，朝廷将从中发现和任用人才，而对于学子来说，今日的殿试将决定他们的一生，能否一举登科，光宗耀祖；能否大展宏图，报效国家；能否出仕入宦，博取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尽享荣华富贵，抑或是在民间沦落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寒酸文人，就看今日了。

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文天祥的状态很是糟糕。他心下暗自思忖：自己患腹泻已有两日，昨夜又煎药服侍父亲弄到很晚，睡了不大一会儿，这会儿头脑昏沉沉的，一天的紧张考试能撑得下来吗？

夜色包裹住广场上的一盏盏红灯笼。

一遍更鼓响过。

又一遍更鼓响过。

宫门近处的广场上早已是人头攒动。来路再无行色匆匆的考生踪影。

终于，宫中殿直长声宣布，考生入宫时辰已到。

人们轰地一下拥向丽正门的旁门。文天祥把装有笔墨纸砚的考篮紧紧搂在胸前，也一头扎入纷乱拥挤的人流。

丽正门有三个门道，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上覆铜瓦镌有龙凤天马，尽显皇权的尊荣威严。可此时的谦谦君子们谁也顾不上在它面前表现出恭谨虔诚了，真个是人人奋力，个个争先，嘈杂喧腾地激着浪打着旋儿往门里涌。挤过了窄门，人流仍是黏稠缠裹拧着结纠着团你推我搡地往前跌撞。文天祥拼力护住考篮，直到进入集英殿，由殿直引领，依座位图榜在殿庑找到自己的考席。

此时，文天祥才发现自己已是大汗淋漓，把前胸后背的衣裳浸了个透。

出此一身大汗自然是由于这一通好挤，深想却又不尽然，又可想到，当他抵达广场时，便有一种潜存的力量在他体内鸣啸奔突——诸如年少时游学侯山，手植翠柏五株，把一株倒植，祝曰：我将来如有大用，能尽忠报国，此柏当能存活生长。诸如游学吉州，见到乡贤祠堂供有欧阳修、杨邦、胡铨等人遗像，皆谥“忠”，便信誓旦旦说：我死后若不祭列其中，便不是大丈夫。诸如出生时，祖父文时用恰好梦见一小儿乘紫云而下又腾空而去，故为他取名云孙，小名从龙。诸如来临安途中，一位和尚指着他说：此郎必为一代之伟人。诸如在京城这几月，耳边风紧，蒙古铁骑攻杀云南、四川，屯重兵于开封至亳州（安徽）一带，虎视眈眈随时会带着一股膻气猛扑过来。诸如京城舆情鼎沸，斥指国境累卵，这厢却脂粉歌舞，宦官董宋臣极尽谄媚，大搞廷建敲骨吸髓挥霍民脂民膏；佞人丁大全窃弄权柄，陷害忠良，宦官佞臣搞得朝政一派乌烟瘴气。诸如此类，生命里经历的那些跌宕起伏不会不活跃起来，在他的血气脉络中聚集奔突。

当然，还有多年的苦学与梦想，能否付予弱冠，“借此脱韦布，盖将有所行于时”。

还有，他本应同大弟文璧一道赴考的。去年，他同大弟文璧、二弟霆孙同为参加吉州的八月乡试备考，待录取后同往京城大比，不想十六岁的二弟霆孙在乡试前一月突患重疾夭亡，只天祥和文璧顺利通过乡试，发解入京。十二月中旬，父亲文仪送兄弟俩同赴临安，就是在途中的玉山县，一个和尚指着文天祥对文仪说出那句话：此郎必为一代之伟人。到得临安，他与文璧参加了由礼部主持的省试，二月初一放榜，兄弟俩双双登榜奏名进士，取得参加殿试的资格。此后，父子三人无心游览繁华京城，在父亲的督导下，兄弟俩忙着收集整理时政国情，研习不同的对策方案，加紧备考。

也许是由于水土不适，也许是为三子的死忧伤过度，也许是积劳成疾，或是各种不测一起发难，就在殿试前几日，父亲文仪突发高烧病倒，面色忽而烧红，忽而沉暗，气息忽如织机，忽如游丝，躺在床上离不开人的照料。父亲为此自责不迭又犹豫不决，如果让兄弟俩都去参加廷对吧，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即便都中了进士又当如何，免不了要背一辈子不孝的黑锅，为仕途投下阴影，而如果留下一子在身边照料吧，但凡机缘错过，对其一生又将是多大的顿挫。怨自己，都怨自己啊！苦思再三，终是无奈地做出痛苦的抉择，把文璧留在身边，让天祥一个人去参加廷对。

烧三炷香只得求一签。不说文璧，就说霆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临死前在窗纸上写下杜甫的这两句诗，说明他是死也不甘啊！原本摊在三个人身上的希望如今全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头，能不叫他越发奋力吗？

这一身大汗出的，让文天祥顿觉浑身通脱，神清气爽。

到得自己的考桌前坐定，文天祥从考篮里取出笔墨，接过考官发的御试策对题。

他静息把印制的试题浏览了一遍，便对题旨了然于胸。

理宗皇帝亲拟的试题，提出了四个策题。这四个策题实际上可划为两部分，第一道至第三道策题，是问历代帝王均以道治国，为何却成效殊异？“朕以寡昧临政”，却为何“志愈勤，道愈远”？是所行之道不同吗？还是道之外有不同的法呢？第二个部分即第四道策题，虽字数不多，却是要点所在。理宗忧心忡忡地指出：国家的现状是“天变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符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就是说，眼下的国情是灾异不断发生，百姓生活贫苦，人才匮乏而士风浮华，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军事力量羸弱，盗贼未靖，边防危急。理宗发问：这究竟是天道失去了作用呢，还是教化没得到普及呢？

理宗皇帝希望考生以“切至之论”提出对策，表示“将虚己以听”，同时提醒要做到“勿激勿泛”。

阅过试题，文天祥执毫舔墨，略加思索，便文思酣畅，运笔如飞地疾书起来。

他首先就何谓“道”，以及道与治世的关系，从总体上阐发自己的见解。

什么是道呢？“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那么，何为一不息呢？文天祥认为，“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就是说，所谓“一不息”，就是出于宇宙本源无极太极的阴阳、五行永不停止的交感运动。这是自然界运动发展的规律，也是人间正道运动发展的规律。所以在他看来，“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

由此对理宗虽恭俭勤政却“未有以大快圣心”，提出了对策：“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

法天地之不息，是他这篇策对的中心思想。接下来就以此为核心，逐题展开论述。

针对第一个问题，即“溯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的问题。他断言：“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合而言之，则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圣人亦一不息也。”他说，当“茫茫堪舆，坱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诞生之前，就“先有道”了。道就像水一样，正是其无处不在、长流不息的运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于此，圣人立不息之体，则敛于修身，推不息之用；散于治人，则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效验。这就如《易》和《中庸》所讲，圣人效法自然，就是向天地学习自强不息。他指出：理宗行道功效不显，是因为“犹日至午而中”，只有不息地坚持下去，才能取得理想的功效，这要向力行不息、绩效显著的仁宗皇帝学习。

第二个问题，即“岂道之外，又有法欤”的问题。文天祥说：古今帝王的功化证效虽有浅深迟速的不同，但同样的是，他们的“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当天象和顺、世道太平、百姓安康的盛世，尧、舜等明君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行道，无一日敢息。而当后来太朴日散、风气日开、人心不古、社会不断变化之世，夏、商、周的君王则与时俱进，在道德教化之外，创立了治、政、礼、教、刑、事等典章制度来配合治理，这样一来，君王们的政务加重了，就更是要以不息之心，兢兢业业孜孜栗栗地工作了。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治国都需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心，也即一不息之心。

第三个问题，即在世风恶化，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何以治世？他理解题中对汉唐的指陋，认为“不息则天，息则人；不息则理，息则欲；不息则阳明，息则阴浊”。指出汉文帝、汉武帝和唐太宗诸君还是有进道之心的，汉唐之所以不及唐虞三代，是因为三君之心往往不纯乎于天，不纯乎于理，不纯乎于阳明，而是出入于天与人、理与欲、阳明与阴浊之间，当他们存道心、持道义之时，治国就有建树；反之多欲贪利，道为人欲所制，国家治理就出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汉文帝与汉武帝和唐太宗不同，不像他们为霸道和杂家所累，所以能恭俭求道，业绩也接近商周、唐虞，但因受黄、老清静无为的异端影响，惜未有更大作为。他劝理宗以三君不能一心求道为戒，进取不息，取得超过汉唐的功绩。

上述三个问题都属哲学观、世界观的问题，他一口气写了近五千字。接下来的第四道题，即第二部分，是对国情时政发表见解，提出对策。

文天祥按自己的理解，把理宗提出的八项事务概括成四个方面：“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盅之也；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然后逐一以对。

如果说在回答前三道题时，文天祥对理宗是边批边拍、边捊边揉的话，在回答直切现实的第四道题时，他再也难以从容应对了。此时，在白鹭洲书院学习期间，尤其是来临安这几个月里了解收集到的国情时弊及令人忿懑的情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他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手中的笔就如同寒光闪闪的利剑。

第一个方面，天灾与安民。他尖锐地指出：天灾是由民怨引起的，而民怨是由皇室、官吏的巧取豪夺和敲骨吸髓的残酷压榨造成的。“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皇家私库）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当今的民众痛苦不堪，“而操斧斤，淬锋锷，日夜思所以斩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他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急求民安之道，以消解民困和天灾。

第二个方面，人才与士风。他指出人才短缺是士风败坏造成的。他以激烈的言辞批评说：“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不顾道德与品行、尊严与节操，单纯灌输知识，以获取功名利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有几个能自拔于流俗呢？他们“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于是“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这样的势利之徒，岂能成为理国治民的人才？他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改变士习，以求人才。

第三个方面，兵力与国计。他认为兵力弱是国家财力不足所致。如今兵力不足，边备困窘到拆东补西，疲于奔命，这需要招募新兵，而国家的财力又不足。国家供作军用的钱财都到哪儿去了呢？他直斥说：“飞刍挽粟，给饷馈粮，费于兵者几何？而琳宫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费，则漏卮也。列灶云屯，樵苏后爨，费于兵者几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饰翠，宫廷之费，则尾闾也。生熟口券，月给衣粮，费于兵者几何？而量珠辇玉，幸宠希恩，戚畹之费，则滥觞也。”没钱招兵养兵，钱用到哪儿去了呢？都被皇室和宫府建楼堂馆所，穿金戴银，慷慨赏赐，大肆挥霍浪费掉了。于此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采取节约措施，专供强军。

第四个方面，盗寇与边备。“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外敌的入侵由内贼引起，如绍兴年间杨幺作乱洞庭湖，金朝指使伪齐将领李成进犯襄阳汉水，与杨幺相勾结，加重了边患。所以他认为，外敌不足畏，内贼也不足畏，“盗贼而至于通虏寇，则腹心之大患也已。”所以进犯淮、蜀的蒙古军在宋军的抗击下不能得逞，但驾舟如飞的东南乱民一旦成为蒙古军的向导，才是最可怕的。他还指出：内贼还包括一些朝官，他们忘掉军队的职责，在边境违法经商，弄不好就成了外敌向导，造成“一夫登岸，万事瓦裂”的后果，这就如同“肘腋之蜂虿，怀袖之蛇蝎”，是极其危险的。他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清除内部盗贼，以巩固边备。

论述上述四个方面问题，文天祥逐一列举不堪的现状，把原因都归咎于弊政，甚至是黑暗的朝政，他呼吁理宗依照“天行健”的法则，力行不息之道，不断改革创新，去弊求利，以图振兴。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忧愤刚正直谏，甚至严辞反诘了皇帝对答卷“勿激勿泛”的要求：

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然则臣将为激者欤？将为泛欤？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姑为不激不泛者欤？

激者是出于对国家和陛下的忠心，陛下为何要厌恶呢？难道是要臣子也成为浑浑噩噩唯唯诺诺的人吗？这与其说是诘问，毋宁说是在振臂抗议了，大有士子从道不从君之风。

最后，他从总体上提出两个对策。一是“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二是“收君子以寿直道之脉”，建议皇帝革除专制之法，把权力下放到三省六部，排除外戚和宦官这些狐鼠一类干政擅权，施行公道与直道之政，用人举贤授能，收用君子，起用直言敢谏之士，通言路，从众议，以谋求“天下为公”、“万物之各得其所”的清明世道。

他倡言的公道与直道，就是公平正义之道，正直无私之道。

文天祥埋头疾书，如有神助，策对的第二部分，又一气写了五千余字。

搁下笔，文天祥把试卷通览了一遍，勾去几个字，加上几个字，改了几个字，颇觉满意，便合卷离开了考席。

此时是午后未时（13时至15时）。试卷要求千字以上即可，文天祥却写了万余字，且“不为稿，一挥而就”，且提前交卷，这足可见他才华横溢。同时，或也说明他准备得认真充分，要知道，大才子苏轼当年参加殿试前还曾写过二十多篇模拟策论文章呢。

这篇洋洋万言的《御试策一道》，文天祥直言衷论，酣畅淋漓地阐释了哲学、伦理和政治观，全文宏衍巨丽，明达卓识，精神旺健，一腔正气，充盈着担当的识见和勇气。

此策对既是劝谏皇帝，也是宣誓自己，宣誓自己的人生纲领准则。

他立誓法天地之不息，坚守信仰，不断挑战腐朽与野蛮，“独行其志，坚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屡踬而愈奋”。

“公之成仁取义，矢志于韦布弦诵之日。”他从此拉开了奋斗和抗争的序幕，走上风雨交侵险恶凄苦的人生之路，直到南宋灭亡，他在元朝的土牢里写下《正气歌》，为实现他的人格理想慷慨赴死。

他的试卷当然符合“切至之论”的要求。然而，理宗皇帝真的能“虚己以听”吗？文天祥的这篇《御试策一道》会有一个怎样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