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书香起身 时艰铸魂

夜已深了，在翠竹掩映的竹居里，六岁的文天祥还在背诵课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文天祥面颊上叮着一只吸饱了血的蚊子，他全然不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好。”父亲拍死叮在儿子面颊上的蚊子，说，“但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讲行孝悌之道，是做一个仁人君子的根本。做人求道，须从孝悌做起。”

“那么，有子又是何人呢？”

“是孔夫子的弟子有若呀。”

父亲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夏夜的风是湿热黏稠的。一只飞蛾扑向灯火，跌落到油盏里扑翅挣扎。文天祥禁不住瞥了一眼。

父亲倏地板起面孔，说：“来，再背下一节。”

理宗端平三年五月初二（1236年6月6日），文天祥出生于江西吉州庐陵县富川镇。吉州扼湖南、江西两地咽喉通道，上可溯赣江挽闽广，下可至鄱阳湖畅达长江下游各地，经济与文化富集发达，素有“江西望都”之称，也被誉为“文章节义之乡”，地方官学、书院和乡塾村校齐立，读书求仕之风气盛行，“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而“俗尚儒学，敬老尊贤，豪杰之士喜宾客，重然诺，轻货财”。

文天祥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他的启蒙老师是父亲文仪。

文仪，字士表，自号革斋，又号竹居，家中有些田产，算得上是个中小地主。

文仪“才思翩翩，威仪抑抑”，是个乡间读书人。他嗜书如命，家中藏书极多，见到好书，即使身上没钱也要脱下身上的衣服典当以购。一卷到手，就废寝忘食地苦读，孤灯一盏读到天色微明，又站到屋檐下去细认蝇头小字，真有董仲舒十年不窥园、范仲淹五年睡觉不脱衣的劲头。经年苦读使他学问渊博，经史百家无不精研，甚至天文、地理、医药、占卜之书也广有涉猎。他还热衷写作，毕生著有《宝藏》三十卷、《随意录》二十卷。

文天祥五岁那年，父亲就教他读书。后来，比文天祥小一岁的大弟文璧和小四岁的二弟霆孙也加入进来。

文仪治学严谨，读书凡到要害处都要用朱黄墨色校勘圈点，读后都要写笔记感想。他教子当然也极为严格，白天讲课，晚间督促背书，提问解惑，严寒酷暑，无一日懈怠。同时，他又认为“滞学守固，化学来新”，反对拘泥于陈旧古义固陋自守，主张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从书中读出新意来。为此，他在自己腰间的玉佩上刻了一个“革”字，人们因此称他“革斋先生”。一个“革”字，对文天祥的治学方法影响极深，后来他在赠友人的诗中写道，“袖中莫出将相图，尽洗旧学读吾书”，可见之一斑。一个“革”字，也可视为文天祥形成“法天地之不息”人生观的种子。

后来，文天祥回忆少年学习时光说：“天祥兄弟奉严训，早暮侍膝下，唯诺怡愉，不翅师友。或书声吾伊，或敛襟各静坐潜讽，或掩卷相与戚嗟人情世道……天下之乐莫如焉。”兄弟早晚在父亲身边读书、思考，探讨社会民情和时事世道，真乃人间的至乐呀。

文天祥兄弟少时学业主要得之于父亲亲授，他们稍大时，父亲也曾为他们聘请“名师端友”，如胡鉴、王国望、朱涣、萧粹叔等人。他们也曾到位于泰和梅溪的外祖父曾珏家，拜曾凤为师。那段时间，他们常与当地的孩子去梅溪下泽的曲江亭上读书，这些小伙伴后来多半科举登第取得功名，文天祥觉得这事挺蹊跷神秘，说：“亭之有功，斯文乃如此，非山川神物之灵，有以默相乎？”

文仪的家境虽属小康，一大家子用度，加上文仪乐善好施不计后路，年成不好时手头便吃紧，请老师也就成了很大的负担，以至夫人曾德慈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以资学费。但终不能持久，请不起老师了，只好还由自己教。文仪把藏书都拿出来，作了一番梳理，设计了更为严谨合理的课程，指导文天祥兄弟“抉精剔华，钩索遐奥”，日夜不倦地在书中汲取营养。文仪还把读书做学问的警语写在纸上，贴满了门窗和墙壁，让孩子们抬头可触，时时得到鞭策和激励。

在严父的教育下，文天祥如饥似渴地从前人典籍中吸吮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知识和智慧、美德和义理。他后来在《复汪安抚立信》的书信中写道：“某少也驱驰，尝有意于事功，鸡鸣奋发，壮怀不已。”这种刻苦学习的志向，从他后来写的一首诗中也可感受到：

东家筑黄金，西家列珊瑚。

叹此草露晞，良时聊斯须。

古人重孜孜，殖学乃菑畲。

彼美不琢雕，椟中竟何如？

空同白云深，君子式其庐。

棐几照初阳，垂签动凉嘘。

方寸起岑楼，一勺生龙鱼。

辰乎曷来迟？竞诸复竞诸！

金银财宝和珊瑚富贵，都像草露和好时光那样易逝，学习要像古人种田那样勤奋扎实，否则就是美玉也会毁弃在木匣里。方寸之木能起高楼，杯水之积可纵鱼龙，光阴似箭，要抓紧再抓紧呀！

文天祥天赋聪颖，加之刻苦，学业进展既快又扎实。父亲就专心教授文天祥，再放心地由他转教诸弟。

父亲文仪是个饱学之士，同时又是个践行修身的君子。

在文天祥的记忆里，有一件事对他影响很大。那一年，文仪正筹划盖房子，准备的木料堆在院墙边，都跟院墙一般高了，但就要动工时，突发瘟疫，一下子死了许多人，穷人死后无力安葬，只得露尸荒野，文仪见此情形十分伤感，说“吾可无居，人不可无殓”，于是请来木匠，把建房用的木料打成棺材，无偿送给这些穷人家办丧事。事后，文仪让文天祥读北宋人钱公辅写的《义田记》，文中说到春秋时齐国贤相晏子乘坐瘦马拉的破车，心中却惦着接济穷书生；还说到范仲淹购买“义田”，用以供养、救济全家族的人，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嫁娶丧葬都能得到助益。文仪说，《义田记》说得好，世上有许多地位显赫的人，拿着万钟俸禄，住豪宅，穿华服，尽享声色女乐，却不要说别人，就连同族的人，也不让进他家的门，任族人拿着壶瓢讨饭，饿死在沟中，他也不管。这些人都是罪人啊！做人不能这样，做人要像晏子和范文正公那样心怀仁义才行。

文仪的仁爱之举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真诚的。旱涝病虫灾荒年景，他把自家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赈救饥民。有人临死前忧心遗孤无依，他就领养下来，并按承诺把遗孤照管成人。逢到科举大比之年，他倾其所有甚至借钱资助穷士子们赴考。他将田地租给佃农耕种，佃农却赖租不缴，按宋朝法律，是可以告官催租的，但他宁可让佃农赖账，也不忍告官。一些租用他家园圃、鱼池的人也起而效仿，也不肯交租，他也不与之计较。有人讥笑他太迂太窝囊，他释然道：“彼贫且殆，吾奈何捃之？”亲友向他借贷，借多还少也不在乎。有人私自拿他的资产外出经商，亏了本回来，他不仅不追究，反而终身给予接济。

在家中更是如此。文仪的亲生父母是文时习和梁氏，因叔父文时用无子嗣，就把他过继给叔父为子。对养父文时用、养母邹㵯氏，他视为亲生父母，嘘寒问暖，日夜侍候。对文时用的继室刘氏也关怀备至，视为亲母，相处得和谐融洽。

文仪遂被称为“有德君子”，远近闻名。

父亲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做人上，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师。他的正直善良，潜移默化地流贯在文天祥的血脉里，滋养着他的性情。

学而优则仕。天下的莘莘学子，须经科举考试以求自奋之路。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文天祥十八岁这一年，参加了在庐陵县城举行的县学考试，以《中道狂涓，乡原如何》一文，一举夺得头名。

在此之前，他曾到距家一百多里的侯山学馆求学。随着学业增进，单靠在家里学是不够了，为了扩充知识，他与大弟文璧去到侯山的学校学习。就是在侯山求学时，他在山脚的红土坡上种下五株柏树，把其中的一株倒植，对一帮同学说出了那句雄心勃勃的话：“吾异日大用，尽忠报国，此柏当生！”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文天祥曾往游吉州乡校。当他到学宫乡贤祠，瞻仰供奉在那里的欧阳修、杨邦、胡铨等人的遗像时，顿觉热血沸腾，大声喊出了那一句将贯穿他一生的豪言壮语：“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欧阳修、杨邦、胡铨是什么人？“儿时爱读忠臣传”的文天祥再熟悉不过。他们都是庐陵的骄傲。欧阳修以风节自持，“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杨邦被金兵俘虏，拒绝诱降，以头触柱相抗，终被剖心而死。胡铨反对宋高宗向金朝求和，冒死乞斩秦桧，被以“狂妄凶悖”罪名押解昭州（广西平乐）管制。他们都是风骨凛然，一身正气的乡贤志士，死后皆谥“忠”，在他们的身上，熔铸着士大夫的人格境界。

文天祥在侯山学馆和吉州学宫乡贤祠说的这两段话，抒发了他的远大抱负，也表现出他刚烈不折的个性趋向。

如果父亲文仪在场，他一定会感到吃惊。

父亲的理想抱负，是像《义田记》里说的范仲淹那样，显贵后购买“义田”来供养救济全家族的人，并能达到宗族同居共财的规模次第。

为此文仪曾感叹说：“我得志，当仿此行之”，“使吾族吾亲吾乡人休休有余，至愿也。”

文仪的性格也很温和。写文章从不用尖刻的字眼，文风温雅敦厚。平时总是意态从容，言谈含笑，满面春风。与人交谈，即使触及不平之事，仍是语气平和，情绪不为波动。有人做了亏心事，他也不批评揭发，更不向外张扬。即使对为非作歹的人，也总是以怀仁之心，友善对待，循循善诱地开导他们。

文天祥与父亲的理想抱负和个性取向差异这么明显，而且这种差异将越来越大，后来竟至到了各执一端可用水火之分来形容的地步。其中的原因何在？

虽说父亲也要求他写文章须有风骨，有正气，如见文章缺乏新意和骨气，便不高兴，“必维以法度”；虽说对天祥影响很深的外祖父曾珏胸怀坦荡，议论刚正，当面批评人不留情面；虽说天祥出生时，祖父梦见一小儿乘紫云而下又腾空而去，预示出他的天赋非同一般，家族因此对他寄予厚望……然而，这些就是原因的全部吗？

文天祥“长读圣贤之书”，“儿时爱读忠臣传”。于此是否应看到，除了家庭影响和生命密码固常易变的奥秘外，文天祥志向和性格的形成还得之于他读的书，还得之于他遇上的另一位老师——一个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呢？

文天祥的远祖文时，是汉景帝时蜀君太守文翁的后裔，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以武功授帐前指挥使轻车都尉，领兵打下洪州（江西南昌），便在江西地方扎下了根。

文时的孙子文光大，由国子监上舍赋魁，授承事郎、郴州判官。文光大之子文彦纯，官任桂阳县令。文彦纯之子文卿登异科进士，官至吉州知州。文卿之子文蒙，博古知今，轻财重义。文蒙之子文炳然，热心教育，为人师表，曾与丞相周必大交游。文炳然之子文正中，有学不仕。文正中之子文利民，承袭祖风，“习先世儒业”不仕。文利民之子文安世，生有两子，文时习，文时用。长子文时习与妻子梁氏生有三子，文行、文仪、文信。次子文时用，“仁礼存心，仪型乡邑”，娶本里邹㵯氏为妻，继娶刘氏，因无子息，就以兄长文时习的次子文仪过继为子。

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文仪娶泰和县的曾德慈为妻，两年后生长子文天祥。后又生文璧、文霆孙、文璋三子，并有文懿孙、文淑孙、文顺孙三女。

文天祥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正逢南宋王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时代。

文天祥出生的前一年，即端平二年（1235），在北方呼伦贝尔草原上崛起的蒙古向南宋大举进攻，引发了蒙宋全面战争。到文天祥出生的这一年，蒙军攻陷成都，逼降秦（甘肃天水）、巩（甘肃陇西）等二十余州；另一路攻破郢州（湖北钟祥），逼襄阳守军反叛献城。襄阳历来是宋蒙争夺的军事重镇，它的失守，标志着南宋京湖沿边防线被突破，蒙军直压长江北岸，构成对南宋的严重威胁。

蒙古国是在草原各部落间的血腥杀伐中建立起来的。《蒙古秘史》这样描述那个铁血争锋昏天黑地的岁月：

星天旋转，诸国争战，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争夺，虏掠。世界翻转，诸国攻伐，连进被窝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争夺，杀伐。没有思考余暇，只有尽力行事。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

蒙古国成立后，又带着这股杀伐之气猛力向外扩张。开国大汗成吉思汗说：男子汉的最大乐事，莫过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他们斩草除根，而夺取一切。蒙古大汗和贵族把战争和掠夺当成毕生事业，驱策着剽悍顽强的草原铁骑，以“来如天坠，去如电逝”之势四面出击，南下攻金，灭西夏，后又灭金；东征高丽，后伏高丽；西征灭西辽，灭花剌子模，追击逃兵至印度，又翻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大肆抢掠；后又从伏尔加河杀到多瑙河，击溃阿尔部（保加利亚），横扫俄罗斯，攻占马札尔（匈牙利）、孛烈尔（波兰），兵锋抵至亚得里亚海滨。

同一时期，即从文天祥出生到他参加殿试的这二十年间，蒙军不断攻犯宋地，与宋军由西而东在四川、京湖和两淮三大战场持续展开激烈的鏖战。

铁蹄践踏之地，一片惨状。时人吴昌裔记录了川北沦陷时的情形：“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这也是任何沦陷之地都逃不脱的劫难。

文天祥进京考试这一年，蒙军已攻灭大理国，自云南“斡腹”攻宋的战略得以实现，正酝酿第二次倾全国之力的大规模侵宋。

反观南宋，理宗朝廷沿用祖上议和与苟安的国策，一味地守内虚外，对外消极防御，苟且偷安，对内压榨苛重，钳制将帅，造成贪腐成风，军力不逮，民众欲反的情势，内外交困面临全面爆发的危局。

时势造英雄，时势造文心。爱国士子的思想情感被抛入了战乱，他们对敌国的仇，对家国的爱，他们的民族自尊和独立思考品格，他们的赤子情怀和担当精神被激发了出来。他们反思、质疑、抨击国策、朝政和军事上的成败得失，在朝野形成舆论的力量。

当年联蒙灭金，继而从蒙军虎口夺得洛阳，是否是重蹈北宋联金灭辽的覆辙引火烧身，导致国无宁日的开端呢？而后朝廷又不思进取，一味奉行守内虚外战略，把议和作为苟安的法宝，是否又是导致错失战机，使蒙军得寸进尺扩张野心膨胀的原因呢？京湖制置使孟珙三次出兵奏捷，收复襄阳和樊城等重镇，上奏朝廷增兵固守，后攻克蒙军在河南的许多地盘，又上奏朝廷接受曾经叛蒙的北军将领归降，却均遭朝廷拒绝，以致孟珙抑郁而死，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吗？还有姑息庸将，排挤良将，如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痛击蒙军，整顿吏治，扭转了残破局势，却被捏造罪名逼迫而死，死后更被抄没了家产，掘了坟墓。还有贪腐成风，以致无钱养兵，正如文天祥在《御试策一道》所指：“自东海筑城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如此等等，大宋王朝何以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人们反思、质疑，把矛头指向决策者，指向皇帝身边的奸臣佞官，指斥史弥远专权，史嵩之营私，董宋臣和丁大全乱政。

同时，人们呼唤道德高尚、胸怀天下、躬忠体国的义节之士。人们呼唤一身正气、秉承直道和正道的仁人君子，呼唤闪耀在先贤圣哲身上的民族魂魄和精神。供奉在庐陵学宫乡贤祠的欧阳修、杨邦和胡铨；后来在文天祥诗中反复出现的忠烈之士，如西汉时出使匈奴被扣，历十九年坚不屈服的苏武；三国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东晋时击楫渡江，立志恢复中原的祖逖；唐代裂目碎牙死守睢阳，壮烈殉难的张巡；汉末穿布裙安贫讲学，决意不事敌君的管宁；还有痛骂叛将安禄山，因而被钩舌而死的常山太守颜杲卿；蜀郡宁断头不肯投降的将军严颜；以及刚正不阿直笔记史的晋国太史董狐、齐国太史兄弟……许多许多在史册中闪光的人物，都在被呼唤之列。

面对志士先贤，文天祥发誓说：“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国危时艰在这位自觉成长者的年轮里深深地刻下忧国忧民立志报国的情感和志向。

宝祐三年（1255），文天祥不到二十岁，与大弟文璧进入庐陵白鹭洲书院，为备考做最后的冲刺。

白鹭洲位于赣江江心，其名一说得自白鹭仙女和年轻渔人的爱情故事，一说得自李白诗“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名句。白鹭洲书院就建在东南洲头，其前有泮月池，升阶进入大门，有棂星门，有文宣王殿，进而可登云章阁，可登风月楼。登高举目，但见洲上竹木葱茏，环洲波涛汹涌，隔岸群山奔腾起伏，真是一个秘可探幽、开可涉远的好去处。

白鹭洲书院是由江万里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创办的。江万里字子远，号古心，少时从父学《易》经，后专治程朱理学，肄业于白鹿洞书院，为朱熹门人林夔孙的弟子。宝庆二年（1226）以舍选登进士第，所作策论《郭子仪单骑见虎》，表达了对郭子仪的胆识和爱国情操的仰慕。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淳祐五年（1245）迁尚右兼侍讲时，与理宗谈论诸事得失，曾说：“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他在出任吉州知州的次年创办了书院，广集图书，收授门徒，并曾亲自讲学。

文天祥在吉州的这所最高学府学习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但在他的成长中却是加钢淬火的关键阶段。

文天祥到白鹭洲书院学习时，书院的山长（主讲人）是庐陵名儒欧阳守道。欧阳守道字公权，初名巽，晚号巽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他与江万里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便可得知。淳祐元年（1241），欧阳守道登第进士，受到知州江万里的接见。也许是听说欧阳守道少时家贫，无师自学，品学皆超群，年不过三十便被称为乡郡儒宗，江万里便故意要考考他。江万里问他：天下称吉州为“欧乡”，想来文忠公在此地后裔甚多，你欧阳守道是欧阳修的第几代子孙？欧阳守道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是他的后人，我祖上名位官职和所居所葬，都与文忠公搭不上。他还纠正江万里说，“欧乡”之称也不起于文忠公，早在南唐时，就已有此称。江万里由此看出欧阳守道是个有独立人格的才俊，便对他另眼相看。

白鹭洲书院的创办人和现任山长，他们的气质和气节，正是文天祥景仰和追求的。如果说文天祥从古代圣贤身上标定了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那么在往理想攀爬的山道上，他仰头看到了他们散发着体温的背影。

江万里创办书院是为传播理学，兴学化民，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气节教育，并提倡实学，提倡融会贯通经世致用。欧阳守道推进了江万里的治学理念，“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不为蔓衍而支离”。授课不但条理井然，见解深刻，而且灵活教学，常针对时政在师生间开展对话、讨论、讲座等教学活动，使学生了解国情世象，开阔胸襟和眼界。有时师生间的争论甚至很激烈，要是遇上别的学生，欧阳守道会生气，甚至一整天闷闷不乐，但对文天祥就不同了，就偏心眼了，哪怕是观点相左，争得面红耳赤，也毫不介意，反而愉快得哈哈大笑。文天祥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上了一天课，晚上还要独自到僻静的风月楼去苦读，直到夜深，以致不知道怎么演绎出一个文天祥在风月楼“捉鬼”的故事。

白鹭洲书院自由讲习、议论时政，讲求实际、反对空疏的学风，对文天祥非常关键，不但使他得以深研经史，眼界大开，而且对他刚介正洁的操守的形成都意义重大。他在《御试策一道》中，能胸览乾坤纵横国家大事，肯定不是“从田间侧听舆论”所能获得的。白鹭洲书院自创办后，吉州各科第进士者群出，淳祐四年（1244）十九名，淳祐七年（1247）二十一名，淳祐十年（1250）二十五名，宝祐元年（1253）二十四名；这以后的宝祐四年（1256）三十九名。如此许多人才，“不于州学，则于书院”。白鹭洲书院对培养人才，发展当地教育功莫大焉，故与庐山的白鹿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齐名，被称为江西四大书院。

在书院学习期间，文天祥与欧阳守道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文天祥后来在《祭欧阳巽斋》中写道：“先生爱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执经。”他默默地品嚼着欧阳守道的品性，用先生的品格滋养着自己。

其与人也，如和风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义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为性也，如盘水之静，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风雨，互发而交驰。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处子之自洁；及其为人也，发于诚心，摧山岳，沮金石，虽谤兴毁来，而不悔其所为。天子以为贤，缙绅以为善类，海内以为名儒，而学者以为师。

后来两人长期来往。文天祥任景献太子府教授时，讲经彻章，深得理宗赞赏，获赐一只金碗。欧阳守道迫于生计，曾把金碗借去到质库（当铺）换钱，后赎回还给文天祥时，文天祥说自己眼下用不上，先生手头紧，不妨再拿去换钱用。

经过不到一年的深造，文天祥的学识、眼界和胸襟都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文天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自称“青原白鹭书生”，可见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入白鹭洲书院学习这一年，正逢三年一次的乡试大比之年。凡赴京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都须先在州府的乡试中取为贡士。文天祥与大弟文璧一道参加了八月举行的乡试，放榜双双中举，录为贡士，获得了参加省试的资格。

兄弟俩同时中举，不仅是文氏家族的大喜事，也是地方上的荣耀，一时间贺客盈门。赴京省试前，知州李迪举亲自设宴为他们饯行。文天祥春风得意，赋诗感怀：

礼乐皇皇使者行，光华分似及乡英。

贞元虎榜虽联捷，司隶龙门幸缀名。

二宋高科犹易事，两苏清节乃真荣。

囊书自负应如此，肯逊当年祢正平。

这首《次鹿鸣宴诗》，是收入《文天祥全集》中的第一首诗，也许也是他存世的第一首诗。他在诗中表达了在他心目中真正看重的是像苏轼和苏辙那样清高的节操，是像东汉名士祢衡那样才华出众、性格刚强、蔑视权贵的品质，表达了要做一个清正刚直的士子的志向。文天祥与大弟文璧刚于乡试中举，诗中却以自己和文璧比况当年同榜进士及第的北宋宰相宋庠、宋祁和苏轼、苏辙，并称考中进士并非难事，可见他对此去京城赴考的前景充满了自信。

虽然天祥、文璧兄弟双双中举，二弟霆孙的夭折却给文家投下了悲戚的阴影。霆孙病逝后，全家都十分悲痛，尤其是父亲，时常独自流泪，悒悒伤怀，累及了身体，天祥、文璧双双中举后也不见好转。文天祥和文璧便与父亲商量，决定让父亲一道去京城，一可随时侍奉，二可借游览山水，排遣父亲心中的郁结。

十二月十五日，父子三人从庐陵启程，取道信州（江西上饶）、江山等地前往临安。

此一去，又是一喜一悲。对文家来说，又发生了两件堪称惊天动地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