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献忠屠蜀

旧时四川，张献忠屠蜀逸闻甚广，谓之“张献忠剿四川”。一个“剿”字，道尽了张献忠的残暴本性。

“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

“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个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第一条民谚，暗示张献忠乱蜀，以及其最后归宿。

坊间传说，成都东门锦江上，原有一座石拱桥。桥畔有座回澜塔，建于前明万历年间，为布政使余一龙所建。

张献忠立大西国后，嫌塔有碍宫殿风水，便下令拆除。

工匠拆塔时，发现塔内有块碑，篆刻着如下文字：“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落款尤让人惊奇，居然写着“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

张献忠兵败成都，逃到西充凤凰山，被肃亲王豪格射死。当真巧得很，在于肃亲王之“肃”字，自然“吹箫不用竹”了。

第二条民谚，言“张献忠屠蜀”事，蜀人至今犹言之凿凿。

谚语出自何人之口，已无从考证了。然此谚让人生疑，似有栽赃之嫌。翻阅清廷“史料”，及众多文人“记录”，无不把“屠蜀”之责，归罪于流贼张献忠。

英明如鲁迅先生，都曾批判张献忠：“专在‘为杀人而杀人’。”鲁迅这一观点，显然受制于《蜀碧》。《蜀碧》一书，记述献贼屠蜀甚详。先生深信不疑，故对流贼之凶残，痛恨不已。

“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只不过到了后来，先生又改变了观点。

“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现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蜀碧》作者彭遵泗，眉州丹棱人。乾隆二年（1736年）进士，官御林院编修，著述《蜀碧》时，相距张献忠去世，已达百年之久。

作者记事“多据传闻”，笔调尤难让人信服。

“剖尸见其（张献忠）心黑如墨。或传其心扁而无肝。”

“埋尸处，丛草如棘，误触之，辄成大痈。又常有黑虎守坟，嗜人。人皆远之。”

又说献贼称黄虎，守坟之黑虎，乃其灵魂所化。

以这种口吻叙事，《蜀碧》有多少可信度，不值得怀疑吗？

张献忠受思想局限，未能善待中小地主，也不待见知识分子，反而视之为敌人。故清军入川时，支持大西军的蜀人，实在少之又少。张献忠因之恼怒，而滥杀无辜，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闯王推翻明廷，清兵接踵入关，很快占据大半个中国，知天下已属他人，张献忠因此自暴自弃，从而滥杀无辜，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然而四川一境，“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究竟谁之过呢？

1646年，即满人入关第三年。清廷即宣布，张献忠已经战死。

这是不争的事实，明清两朝皆如是记载。

清廷官方文献，同时又载：“破一百三十余营，平四川。”

事实却并非如此，清军攻陷渝城，已是1659年的事了。

清廷为何在13年前，就宣布平定了四川呢？

明眼人一看便知，清廷为掩藏屠蜀真相，故意玩的时间差把戏。

张献忠死后，长达13年时间里，清军在巴蜀境内，杀了多少四川人？既然13年前已平四川，当然一个人也没杀！

那么结论出来了，川人十室九空，与大清国何干？

果为正统天朝，玩得好愚民术！

但世人不该忘记，抗清时间最长，抵抗最烈，川人也。清军作为报复，实施彻底屠杀法，即不论“献贼”，还是平民百姓，一律斩杀殆尽。 1649年，清军告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天，满人原非善类！张献忠死后，川内抗清斗争，犹持续了35年。直到1681年，平定三藩后，满人才真正控制了四川。

这35年间，谁在和清军搏杀？既然川人还在抵抗，“献贼屠蜀”就是政治谎言。

抵抗长达35年，蜀人何其英勇，被清军“斩杀”了多少，张献忠哪里知道！

国人尚知“扬州十日”，也知“嘉定三屠”，却不知屠蜀者谁？

真是怪哉！

有人喜欢拿《烬余录》说事，认为该书作者的记述很公允。

“嗟嗟蜀民，至是殆尽矣……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上述记叙看似有理，因未说献贼杀完了川人，所以“堪称公允”。

然作者把川人消亡之因，仅归咎于“献贼”、“摇黄”土匪、“自相残杀”、“饥而死”、“死于病”。真是怪了，如狼似虎的清军呢？这叫“公允”吗？

《烬余录》作者张烺，四川遂宁人。长子张鹏翮，时为康熙户部尚书。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玄烨六十寿诞。

是月二十一日，张烺抵达京师。

“诣畅春园，恭请圣安，且叩祝万寿。奏事官以闻，顷之传旨：‘尔高年远来，闻尔在地方行善，特赐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