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社会动荡，民生维艰。国难当头，一代代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投身探求救亡图存之路，陶行知就是其中之一。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科，之后赴美留学，先是在伊利诺大学获得了政治学文科硕士学位，又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归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任教员、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

时值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陶行知以巨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认为在三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主张“到民间去”。他曾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主张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1923年他又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陶行知推动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乡村教育研究部，聘请金陵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为主任，调查研究沪宁沿线优良乡村学校，筹办试验乡村师范。12月28日，他正式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向江苏教育厅申请办乡村师范，3天后就得到批复。

3月11日，晓庄师范学校第一院如期开考。前来应考的有北京、湖北、安徽、江西、浙江、上海等地的学生13人，另有20多人因故不能如期赶到，托人或写信来请假要求补考入学。

晓庄师范学校从第一次招生，到1930年4月12日被国民政府查封，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多时间，但培养了近250名优秀学子，他们作为陶门弟子，大多数在实践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即“用教育的力量去改造乡村，建设新中华民国”。可是其中有10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却因为参加地下斗争，被枪杀在雨花台，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失去了为革命继续奋斗的机会。他们是石俊、叶刚、郭凤韶、姚爱兰、谢纬棨、沈云楼、胡尚志、汤藻、马名驹、袁咨桐，他们从小就志存高远，人生为干一件大事而来。

人小志向大

郭凤韶，浙江临海人，1911年9月出生于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郭松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热爱科学，崇尚民主；母亲李泳青，出身大家闺秀，很有教养，且能诗善文。进步、民主的家风熏陶着郭凤韶，使郭凤韶从小就思想开放，追求真理，素有临海“奇少年”之誉。

郭凤韶

临海地处浙东，东濒大海，南环灵江，西依高山，可谓钟灵毓秀。但是在郭凤韶的少年时代，由于军阀割据、战争频繁、水旱灾害连绵不断，美丽富饶的家乡变得越来越贫穷。她父亲为了生计，常年在外奔波忙碌，但收入很少，家里兄弟姐妹五人，她母亲的负担很重。郭凤韶是家中长女，很体谅母亲。她一放学回家，就抢着帮母亲洗衣做饭，还常利用空暇时间带领弟弟妹妹们种菜、栽竹，分派弟妹各人喂几只鸡，换些零钱贴补家用。白天忙过了，夜晚又为弟妹纳鞋底、补袜子，弟妹几人的鞋袜多是她料理的。

虽然自家的生活已很辛苦，但郭凤韶仍关心民众的疾苦，尊老爱幼，怜惜贫苦农民。春天到了，她帮着邻居采桑、喂蚕，农忙时，她又帮邻居晒草、担谷，平时还帮有困难的邻居打柴、背水，只要谁家有困难，她总是尽力去帮助。有一年冬天大旱，水井干涸，只到凌晨才有点水汇聚井底，取水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郭家门前，人多水少，你争我挤；有的人等了半天也等不到一滴，急得团团转。郭凤韶从家里出来，看到乡亲们这般着急，毅然脱下衣裤、鞋袜，只身下到井底为乡亲们舀水。她用特制的小水勺，一勺一勺地把水舀到提桶，分给乡亲们。水舀干了，井露了底，她便用双手把石头泥土扒去，挖深了再舀。严冬的后半夜，朔风怒号，寒气刺骨，牙齿冻得格格响，她不顾寒冷，还是不松劲地挖着、舀着，直到把大伙的水桶都汲满了才上来。这时郭凤韶身子冰冷，手指也泥血模糊，乡亲们十分感动，纷纷夸奖她真是个懂事的好姑娘。

1922年郭凤韶在浙江台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

郭凤韶父母很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在郭凤韶小时候就教她学诗、读书、作画。郭凤韶聪明伶俐，样样皆通，读小学二年级时就会背很多古诗词。郭凤韶尤爱国画，她的画虚实相织、意境清新、情思高远，如一幅山水，岸边泊一小船，题上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幅月季，题上“日新月异”；画的梅花，写上“且向百花头上开”。郭凤韶在正课之余，广泛涉猎，阅读好书，充实自己。

郭凤韶的水彩画《日新月异》

郭凤韶从小就爱思考，思想活跃，追求真理，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对于封建习俗，特别是装神弄鬼很是痛恨。13岁那年，她从尚文小学毕业，在一次去亲戚家吃喜酒时，与来自黄岩的表姐启蕴见面。她见表姐穿得花花绿绿，还戴着戒指、耳环，便说：“你戴这么多，多难过呀！”又问启蕴的学习情况。当14岁的表姐告诉她，黄岩的女孩很少读书，自己初小毕业就在家学女红时，郭凤韶就向表姐说了许多女孩要争取上学读书、求得自主平等的道理，使得表姐豁然开朗。当年夏天她就跟着郭凤韶参加了“消夏会”的活动，学得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之后，通过努力又争得了再学习的权利，进了女子师范。毕业后，她又在郭凤韶的鼓励下到上海深造，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成为新的女性。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临海，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民气虽然渐开，但农村还很落后，一些封建家庭仍如死水一潭。郭凤韶利用各种机会剪辫、读书、放足，并且帮人剪鞋样。她有个远房小姑，很小就被逼着缠上包脚布，痛得大哭大叫，郭凤韶目不忍睹，但终因是晚辈，不好当面阻止。等大人走开，她忙帮小姑把裹脚布松开，并悄悄告诉小姑，现在已经是民国，政府不让缠足，外面也不兴包足了。她对小姑说：“你不要怕，大人把你包上，你大胆放掉就是了。”郭凤韶鼓励小姑勇敢地反抗，小姑的父母知道后，很生气，跑到郭凤韶的母亲面前“告状”，郭凤韶不但没害怕，还理直气壮地陈述包足的害处，说得对方无言以对，羞愧而去。有一次，郭凤韶和同伴到农村去。在路上，遇见几个农村小姑娘还缠着小脚，走起路来一扭一拐，怪可怜的。她就和同伴一起叫小姑娘唱《放足歌》，其中唱道：“女儿要缠足，却因何？忍泪问爹娘，泪更多！哥哥弟弟同是爹娘养，为何单将女儿缠了足，受折磨？”歌声凄婉动情，几个小姑娘听了都伤心落泪。郭凤韶动员小姑娘回家唱给爸爸妈妈听，还说：“回去对你爸爸说，不要再缠小脚了，看我们都是大脚，劳动、走路，多爽气啊！”后来这几个小姑娘回家和父母说了，城里的姑娘都是大脚了，走路和劳动都很方便，她们的父母也就把她们的脚给放了。

1924年，临海有不少在外地求学的青年回家乡组织了“风俗改良会”。以“扶正人心，改良风俗”为宗旨，宣传反封建，破除迷信，解放妇女，郭凤韶积极地参加该会的活动。她印会刊、出墙报、贴宣传画、上街游行、演文明戏，热情极了。郭凤韶文思敏捷，能编能演。她的节目流传得很快，像“土豪劣绅豺狼心，疯狂搜刮老百姓，苛捐杂税牛毛多，逼得穷人难活命，工人农友快奋起，打倒豪绅享太平”等内容被广为传唱。春节到了，“风俗改良会”在县里城隍庙演出一台文明戏《女人国》，郭凤韶作画、排练、演出，忙个不停。《女人国》塑造妇女的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妇女的才干，讽刺打击了压制妇女的顽固保守分子，使广大农村妇女深受教育与鼓舞，她们开始思考如何提高自身的地位，做新时期的女性。

郭凤韶（右二）在浙江台州读书时与同学的合影

当时，郭凤韶家院子里住着一个姓林的盐商，颇多钱财。他年过50却无子无女，异常着急，便用“点水面”（租妻）的方式接来一个叫阿香的农村妇女。起初，林家对阿香尚可，过了一年阿香仍未有孩子，便对阿香打骂、饿饭，多方折磨。郭凤韶对此十分不平，对林老板说：“现在时势不同了，不准蓄婢、纳妾，不可虐待妇女。”她鼓励阿香反抗。林家老太婆见闻，便冷言冷语，不时找郭凤韶母亲吵闹。郭凤韶得知，就在院子中大声警告林家说：“要是再虐待阿香，就带他们去妇女会评理，或告到法院去。”林老板胆怯了，怕衙门敲诈勒索，又知道郭凤韶参加了“风俗改良会”，会里的青年人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在邻里很有威信，于是只能低头赔不是。在郭凤韶的支持下，阿香果然离开了林家。不久，阿香又回来了，说农村没饭吃，男人又不争气，郭凤韶说服母亲，收留了阿香。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又帮她在“望天台”医院找到了清洁工作，使阿香自食其力了。

1926年上半年，北伐军东路将从福建进浙江，福建军阀周荫人的部属在节节败退中路过临海，烧杀抢掠。郭凤韶带着弟弟妹妹们在西乡姑妈家避难，恰遇当地一帮无赖装神弄鬼，自称“关公附体显圣”，胡言乱语，煞有介事。郭凤韶见状，又好气又好笑，说：“这山西的关云长，怎么说的临海话啊？”一语道破骗术。无赖们恼羞成怒，威吓道：“你们这里有女鬼，关公不来了，今晚定有鬼来捉她。”郭凤韶毫不害怕，依然上山砍柴，出门放牛，一直平安无事。后来，郭凤韶以这件事为素材编了讽刺剧破除迷信，群众因此觉悟，相信迷信的人越来越少。

袁咨桐是十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是贵州土城（原属赤水，1965年以后划归习水）人。土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但真正开发却自唐宋，过去是封建王朝屯兵以防止各族人民反抗的重要兵站。自清末民初以来，它一度以交通、烟土、煤铁、火粮、日杂百货、丝绸布匹等而热闹非凡，成为“黔北第一古重镇”。在各个方面都占统治地位的是袁、罗两姓家族。

袁咨桐

1914年5月25日，袁咨桐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地主家庭。望子成龙的父亲在家办了私塾。袁咨桐和他的哥哥们自幼在那里接受一个秀才倪西岩的“蒙训”，诵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唐诗》以及高等小学的《国文》、《修身》等。

7岁那年，有天夜里，袁咨桐与二哥睡得正香，突然被一片嘈杂声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一个高大的汉子，脸上蒙着黑布，一手拿火把，一手拿枪，冲到床前，指挥后面的人把兄弟二人用绳子捆了起来。二哥吓得直哭，袁咨桐不但没哭，还大声嚷道：“你们干吗抓我们，我们犯的什么法？”那个大汉用一条毛巾塞住袁咨桐的嘴，打一个唿哨，一群人便背着他们逃到后面的山上去了。

原来，咨桐与二哥遭到了土匪的绑架。土匪头子递话给袁家，一个月内用三千大洋来赎人，否则就“撕票”。就这样，袁咨桐与二哥一起被关在土匪窝里，不准随便走动。每天都有两个土匪看守他们，给他们送饭送水。

有一天，袁咨桐看送饭的看守过来，便与他攀谈起来。

袁咨桐问：“大叔，你是哪儿人？干吗上这儿来啊？待在家里多好……”

看守叹了口气：“哼，家？我哪儿有家！爹娘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还是揭不开锅，养不活孩子。要不是官家老财逼的，谁愿意走这条路！”

另一个看守说：“你小孩子不懂，像你老子那样的有钱人都是黑心，这次敲他一笔，活该！”

袁咨桐沉默了。他望着这两个看守，都穿得破破烂烂，赤着脚，面黄肌瘦，好可怜。他想，这世上为什么富的富穷的穷呢……他不禁同情起这些下层土匪的境遇，不但不憎恨他们，还主动帮助他们识文断字，同时跟土匪学会了一些黑话，但是没有像他哥哥一样养成不讲道理的匪气。这段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培养了他坚强冒险的性格。这件事还被他写进1929年的一篇日记《我幼时的故事》，他称这段时光是“离开父母过那我觉得有味的土匪生活”。后来父亲用重金将他们兄弟俩赎回。

1923年，袁咨桐的一位堂兄袁沉颖考入贵州省立一中，在贵阳读书。袁咨桐和袁沉颖二人虽属堂兄弟，但交情很深，时常在一起互相鼓励、探讨、交流，袁沉颖常劝袁咨桐进入新学堂读书，但由于祖、父“严训”，袁咨桐无法违抗。袁沉颖想到了袁咨桐的舅父张华封，他曾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在贵阳蚕桑实验所任所长兼农场场长，是位新式人物。张华封也极力主张让袁咨桐等到贵阳读书，于是袁沉颖提出：“请大舅写封信我去交给他们，再当面劝说，可能有效些！”1924年寒假，袁沉颖回到土城，交出了袁咨桐舅父张华封的信，并讲了五四运动对新文化的一些影响，以及带给社会的震动和促进等，受到袁咨桐爷爷和父亲的重视。他们逐渐认识到“今后下一代的出路，确实要合‘新潮流’，不该总念倪先生的那一套！”于是，把袁咨桐三弟兄送往贵阳，由张华封介绍进入达德学校。

达德学校原是元代修建的南霁云庙，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和增修，改建为忠烈宫。这是一所典型的明清风格的四合院，校长是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他于1923年春天从欧洲留学回国后，即返回达德学校教书。袁咨桐刚进达德学校的时候，每当下课后，总是笑咪咪地坐在课桌旁，手里拿着一把铅笔刀和铅笔，不与同学们打闹。一次被人问起时，他说：“上一节课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哩！”“打闹没意思，怎么老是像小孩一样呢？”“要真成兄弟的话，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打闹呢？”

1924年，袁咨桐来到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创办的贵阳达德小学读书。图为该校旧址

有一天下大雨，袁咨桐的同学、黄齐生的独子黄寿光和侄子王景任未带雨具，袁咨桐就打着伞送他们回家。他这种助人为乐之举，深得师母王守瑜的喜爱。从交谈中，黄师母得知袁家兄弟租旅馆住宿读书，花钱又多还影响学习，即让他搬到自己家来吃住。

住到黄家后，几个孩子同居一处攻读，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共同进步。黄齐生先生对孩子们“爱无差等”，一视同仁，言传身教，循循善诲。遇有闲暇，黄老在家，便把孩子们聚在一起，讲一些文史知识、诗词格律、音韵、古今名人砺志治学终成大器等内容，激励、辅导他们。

袁咨桐（后排左一）与黄齐生（后排左二）等人合影

有一次黄校长兴致特好，便对五人说：“我现在让你们给我对一副对子的下联，看谁对得好，符合对联的要求！”他笑意盈盈、喉清嗓润、不急不缓、不高不低地念道“是大丈夫，作大计划”。大家纷纷对答，有的对“过新生活，建新家庭”；有的对“革旧制度，破旧政权”；有的对“革旧教育，破旧礼教”。袁咨桐最后对道“创新理论，建新国家”。最后黄老给予品评：“大家都可以及格，但如‘革旧教育，破旧礼教’，平仄不调，且出现‘合掌’的现象，有两个‘教’字，若说好一点的，以‘革旧制度，破旧政权’和‘创新理论，建新国家’，咨桐的对句，内容特别好，有气势，不同凡响！你们记住‘诗言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不能无病呻吟，一切都应‘有为而作’啊！”

黄齐生还常常要孩子们写日记，他说“这是练习写作的基本功。”根据黄老的教导，袁咨桐认真领会，仔细琢磨，努力实践，写了一篇《小老人传》。由于写得生动逼真，受到学校国文教师谢孝思（著名书画家）和黄老的称赞。袁咨桐写的“小老人”的原型，就是班上一个喜欢装少年老成的同学，但“小老人”的言语行动，又有袁咨桐祖父和塾师倪西岩的成分。“小老人”弯腰曲背，手持长竹烟杆，说话时唾沫横飞，黄牙暴露。开口闭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讲解诗文，抱本宣科：“‘青青子衿’者，文王叹后生学业之不精也；‘望美人兮天一方’者，文忠公思在朝之君子也……”别无发挥，也无己见。常常把《增广贤文》的句子挂在嘴边，什么“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什么“有狠成家业，无毒不丈夫”，让人心烦耳聒。“小老人”还喜欢训斥人：“老子吃的盐巴都比你吃的米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老大衰朽，顽固不化。这篇文章，因写得传神，且揭露了旧式读书人的迂腐，曾被抄贴在学生们自办的《班刊》上。

课余时间大家一起做游戏、打球、下棋、捉迷藏。礼拜天在黄齐生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到郊外游玩。每当夕阳西下，万山明灭，这群孩子们拖着疲倦的步伐，从城外回家的时候，也是野外成群的飞鸟飞回城里或附近树丛的时候。这时的城里已是处处炊烟，万家灯火，沉没在薄雾之中。他们从不空手而归，在黄齐生的引导下，不是在书本里夹了些采集的野花野草，便是在山谷里挑选出各色发光的小石子，沉甸甸的，放在衣袋中。大家都记得了一首五言诗，或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或是带着一个未能理解但能记住的问题回家。到睡觉时，大家口角边还留着丝丝的笑意，准备美美地睡一觉，并在睡觉中，做着又重新在白天游玩时有趣的梦。

在黄齐生家楼上摆放了很多箱子，箱子里装有日记本、大字本、作业本，或者画册、照相集……这里面最惹人注目的是黄齐生的外甥王若飞从法国寄来的信件、杂志和画册。这些东西，成为这帮孩子们课余时光最好的图书馆，通过这些旧书旧信，他们已经知道了王若飞是共产党员，袁咨桐就是在这个时候朦朦胧胧地受到王若飞间接的影响。

1925年，黄齐生的爱子黄寿光不幸患病夭折，黄先生夫妇悲恸之余，见袁咨桐手脚勤快，聪明伶俐，十分喜爱，夫妇俩即把袁咨桐视为亲生儿子—般，倍加关切，每晚辅导他做作业，还给他讲些有意义的故事。黄先生爱国爱民，思想进步，总是教导学生要以天下为己任，奋发图强，振兴华夏。袁咨桐在恩师的谆谆教诲下，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他不仅努力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关心国家大事，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石俊、马名驹、汤藻、姚爱兰、叶刚、胡尚志、谢纬棨、沈云楼等都出身在贫寒家庭，但从小就有远大志向。

石俊

石俊，原名石俊光，又名石冠千、石劲弹，化名张惠如。1907年7月出生于江苏如皋群安村一个破落户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两个姐姐出嫁后，家里经济更加拮据，刚上初中的石俊一度辍学。后来，母亲被石俊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所感动，虽然负债累累，还是让儿子念完了初中。1923年，石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如皋师范。

马名驹，原名马鹤松，1908年生，如皋长江镇人，家境清寒，7岁入学，继而升入如皋中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如皋师范。

如皋师范旧址

汤藻，出生于1908年，也生长在农村，其大哥曾就读于如皋师范，思想比较进步。受大哥的影响，汤藻从小酷爱读书，后来也考入如皋师范。

姚爱兰，出生于1912年，南京六合人。家境清贫，因其爷爷敬重陶行知，把她送到晓庄中心小学读书。

汤藻

姚爱兰

叶刚

叶刚，原名叶道生，别号破浪，曾化名李建新，笔名一叶。1908年5月出生于浙江南田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有田13亩地2亩，但人口众多，他有祖父母、父母、3个哥哥、4个妹妹，家里共12人，生活担子很重。叶刚自幼聪颖，喜爱读书。由于家庭清贫，直到9岁时，父亲苦苦撑持，才将他送进本村一所初级小学读书。他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如饥似渴地求知，学习成绩十分优异。父亲深受感染，心中不忍断了他的学业，全家省吃俭用，让他考进临海鹤浦中心小学。高小毕业后，他又考进临海回浦中学继续求学。

胡尚志，原名圣年，1907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县沽城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8岁时在太和村一间私塾念书，由于聪明好学，不久便转入潜江县高小读书。潜江毗邻洪湖，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然而由于军阀连年征战，加上盗匪横行，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残酷的社会现实，让胡尚志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愤懑与仇恨的种子，他要寻找出路，为可怜的百姓造一点福。

谢纬棨

谢纬棨，艺名宗晖，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10年。他从小酷爱读书，生性活泼，特别喜爱看戏演戏。看到妈妈整日为养家糊口操劳，小纬棨懂事地对妈妈说：“妈妈，您别发愁，我长大了去演戏养活全家。”母亲听了，总是把他搂在怀里，苦笑着说：“乖孩子，先好好读书，快快长大吧！”全家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谢纬棨1926年初小毕业。这时的谢纬棨长大了，也懂事了，他总在想：“为什么这个世上有的富，有的穷？为什么乡村这么贫困落后？为什么像妈妈这样善良勤劳的人总是过不上好日子呢？”他发誓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这个现状，让像妈妈一样的勤劳善良的人们过上好日子。

沈云楼

沈云楼，又名沈一山，1913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县得胜湖西面的湖西口村。相传在南宋时，有四个渔夫在这里曾给南侵的金兵以沉重的打击，故取名“得胜湖”，也使这块土地有了英雄之气。沈家世代为农，家乡父老的勤劳质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他不明白，为什么父辈们整年整月地辛苦劳作，却总是得不到温饱，生活总是那么艰难，为此他常常忿忿不平。

年幼时他上过私塾，后在湖西初小读书，小学的王曾顺先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勤奋的孩子，常常夸奖他长大了会有出息。因为沈云楼成绩优异，14岁那年，王先生把他推荐到县城最大的开元观高级小学读书，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叫沈权，是一位有民主进步思想的老师。从此开始听到“民主”、“自由”、“平等”、“革命”等新名词。有一次，沈先生向学生们讲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的故事。罗伯斯庇尔幼年憧憬自由、平等的生活，中学时代就猛烈地抨击封建统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他英勇斗争，显出非凡的才能，但后来不幸被捕，虽受尽酷刑，但始终不屈。当反动分子把他送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激昂慷慨，毫无惧色，临死前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沈先生讲得有声有色，饱含深情，听者无不动容，沈云楼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梦想着能当这样的英雄，为自由、民主、幸福而战！

大革命的洗礼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组织国民政府。进行东征和南征，平定了反革命叛乱，推动了革命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掀起了全国群众的革命高潮。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攻占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从1926年7月至1927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革命高潮。叶刚、石俊、郭凤韶、胡尚志、汤藻、马名驹等都受到了大革命的洗礼。

叶刚在回浦中学读书时，结识了共产党员陈良义、吴德源。陈良义见他为人正直、好学上进，便经常同他谈人生的意义，启发他的思想觉悟。陈良义对他说：“如今国家内忧外患，民众苦不堪言，我们都是热血青年，怎能不以天下为己任？”叶刚深有感触地说：“我是农家出身，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我有切身体会。但是，怎样才能使国家富强，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呢？我苦于找不到出路……”陈良义说：“道生，你听说过中国共产党吗？这是一个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党。现在国共合作，北伐革命已经开始，内除军阀，外御列强，国家民族的前途有希望了！”

在陈良义、吴德源的帮助下，叶刚很快地成长起来，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叶刚随陈良义返回南田，任中共南田独立支部组织委员、国民党南田县党部组织部长。他组织农民协会，与当地大土豪何禹图作斗争。南田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弄得何禹图威风扫地，吓得躲到县城里不敢出来。谁知形势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血腥的屠刀伸向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一时乌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南田党组织遭到破坏，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也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大土豪何禹图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残酷地杀害了陈良义、吴德源等同志。叶刚也被追捕，他幸而脱险到黄岩，又转赴上海，不久，他回到黄岩继续党的地下活动。

蒋介石叛变革命，使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看到老师陈良义这样的好人被残酷地杀害，叶刚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但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反动势力嚣张，党的活动十分困难。叶刚心情沉重，他常常一个人到河边徘徊。时值深秋，远处群山枫叶正红。叶刚凝视良久，若有所悟：秋风肃杀，百花凋零，唯枫叶傲霜，红如火焰。于是，他鼓励自己：任凭风刀霜剑，我要做永不褪色的红叶，决不向反动势力低头。

郭凤韶在学校画的水彩画《钟馗图》

郭凤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是激流勇进，她于1926年考入临海女子师范学校后，与徐明清、包一珍等一起加入进步组织乙丑读书社。这个社团是五卅惨案发生后，临海人民为声援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由林炯、陈学西、林迪生、李敬永等临海旅沪、旅宁的学生发起，以“努力读书、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宣传马列主义。郭凤韶加入读书会后，如饥似渴地阅读《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创造月刊》等进步书刊，思想进步更快。这年冬天，郭凤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她还结交了不少进步青年，其中有蒋婉仙等共产党员。后来，在反动派搜捕蒋婉仙同志时，是郭凤韶勇敢、机智地报信并掩护蒋婉仙出城，使其免遭毒手。

乙丑读书社团结青年，发展组织，教育群众，还办了平民夜校与时事讲座。泥木工人、学生、雇员、店员等纷纷入社。入社的人日益增多，引起了临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一再查抄读书社的活动地点，屡次围攻读书社的成员。机智灵活的郭凤韶就让读书社的一部分活动转移到自家东楼。她在壁上贴了两幅自己的画，一幅是题着“且向百花头上开”的红梅图，另一幅是钟馗捉鬼图。此时，形势犹如寒冬，但郭凤韶心中却有一团烈火，她要做报春的红梅，她要做捉鬼的钟馗，她要驱走严寒、除尽妖魔，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那段时间，青年们常常聚集在郭凤韶家，他们紧张地学习真理、讨论工作，而悠扬的“梅花三弄”等箫笛丝竹之声却把这一切掩饰得十分雅静。读书社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开展工作，郭凤韶年纪最小，但志气很高，她参加辩论，散发传单，传送消息，给夜校讲课……事事走在前列，勇往直前。

以声援上海“五卅惨案”为主要内容的南通市民大会在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列队游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举起屠刀，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在临海，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搜捕共产党员和乙丑读书社成员。在白色恐怖面前，有些人被吓倒了，纷纷声明退社，有些人甚至投降了，当了反动派的走狗，也有人劝郭凤韶退社，但她坚决地回答：“革命是我的第一生命，我决不退社。”并且鼓励大家：“要坚持到底，不要被吓倒，以后新中国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在十分险恶的日子里，郭凤韶始终坚持斗争，公开的不行了，就转到山上、江渚、乡间，进行地下斗争，她如红梅傲雪，在白色世界中不改颜色，她如松柏昂首，仰望着长空，期盼着春天。

1928年春天，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叶宝等同志去农村组织“穷人会”，搞武装暴动。郭凤韶为之送行，她满怀激情地说：“能够到农民中去，拿起枪杆子斗，是幸福的……只要党需要，我也会和你们一起战斗。同志，英勇地去吧！”郭凤韶渴望着血与火的战斗，不久，郭凤韶转到定海县朱家尖岛。

朱家尖岛是普陀地区一座小岛，与佛教圣地普陀山隔海相望。每逢香期，海面风帆络绎，梵歌悠扬，香烟缭绕……然而就是这海上仙山却也遍布着人间罪恶，这里的工人、农民、渔民苦泪涟涟。人们做庙里的工，种庙里的田，冒死捕鱼却受庙里盘剥；他们当牛做马，服侍大和尚和大香客，披星戴月，一年忙到头，反而连番薯、糠菜也不得一饱。1928年秋天，应热心办教育的表姐孙儒珍之邀，郭凤韶来到朱家尖大古塘小学任教，开始了新的战斗。

在这以前朱家尖从来没有办过小学，读书的人不多，特别是女孩子不肯上学。郭凤韶上岛后四处调查劝说，动员了十几个女生，使学生由二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多人。女生中有少数缠足的，她向家长说明缠足的坏处，使这些女生的缠足统统放了。郭凤韶任教音乐、体育与图画。她教学生唱《大路歌》、《渔光曲》、《打倒列强》等进步歌曲。离大古塘小学约一华里的乌石塘，海滩上铺满色泽黑黑的鹅卵石，每星期一、三、五下午有两节体育课，郭凤韶总是带学生到乌石塘活动——拔河、跑步、做游戏等。塘长约半里，跑在上面石子沙沙作响，非常好玩。郭凤韶认为在石子上跑步一可练脚底，二可练腿劲，走路更觉轻松；跑累了，大家围在石塘上休息，讲故事，说笑话，别有情趣。在这海阔天空的石塘上，大自然的风光尽可享受，非常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遇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时，学生玩“削水片”，削得很好的，石片可在水上面跳上六七次，飞出很远，这正是练手腕的好方法。每次上体育课回来，学生人人愉快，蹦蹦跳跳，笑逐颜开。

郭凤韶在晓庄学校写的“大字”

在朱家尖岛任教期间，郭凤韶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回家放羊放牛，她喜欢和他们一道劳动。有一次，一个学生不慎跌了一跤，腿受微伤，她将学生背回家，学生母亲感激不尽。不仅如此，她还和进步老师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工农家庭访贫问苦，替他们补衣做鞋，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大家认识迷信菩萨的害处，揭露寺庙大和尚的罪恶，帮他们拨开眼前迷雾。朱家尖岛有一定的革命基础，几年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宣中华同志曾在此组织工会、农会，搞二五减租，群众有一定觉悟。现在，经郭凤韶等人重新点燃火种，于是抗捐、抗租斗争又在岛上开展，吓得大吸血鬼方丈和尚坐卧不宁，惊呼“大古塘小学都是共产党，都是宣中华的人了！”

1925年大革命的运动席卷大江南北，如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风起云涌。石俊、马名驹、汤藻等如皋师范的学生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来。

当时石俊的堂哥石勋光（石钦尧）已经是共产党员，他经常向石俊、马名驹宣传革命思想，汤芸也向汤藻灌输进步思想，于是三人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马名驹、石俊、马志远等如皋师范的进步学生发起组织五卅后援会，他们组织如皋民众，进行示威游行，公开宣传“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国家主义派”。在斗争实践中，石俊、马名驹、汤藻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认识到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才会有新生的希望。他们想到千千万万穷人的痛苦生活，想到农村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帝国主义、军阀不除，何以为家！经过革命的锤炼，马名驹首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五卅惨案”发生后，由江苏第二代用师范进步学生马名驹、石俊、马志远发起组织如皋“五卅惨案”后援会，上街张贴标语、组织罢课、游行等，还组织纠察小组，检查仇货（即英、日货）

1926年冬，在如皋师范东长巷左侧南首的第一个房间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如皋师范支部委员会，这是如皋师范的第一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该校二年级学生陈其理，成员有学生王汝舟、马名驹等。中共如皋县委成立后，陈其理当选为县委委员。1927年初，北伐军进入江浙地区，如皋师范党支部也迅速发展，吸收了刘焕宗（刘季平，建国后相继任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文化部顾问）、石俊、汤藻、张兆山等党员。如师党支部是如皋县最早的三个支部之一，党支部的诞生，也揭开了如师革命斗争史上崭新的一页。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石俊、马名驹、汤藻等积极参加如皋县党组织迎接北伐军的各项活动。这时，如皋师范暂时停课，他们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各自回到家乡协助组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他们办起了农民夜校，一边教农民识字，教唱革命歌曲，一边宣传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石俊很善于演讲，他在农民协会讲演，一讲就是大半天。他的演讲深入浅出，生动感人，讲者忘我，听者入迷。有几次，他的侄儿石鹏来催他回家吃饭，石俊嫌他打断话头，还啰嗦了他几句。家里没法，就给石俊送饭来，他却让大家先吃，自己仍滔滔不绝地往下讲……石俊、马名驹等人以火热的爱国之心唤醒了农民大众，家乡的反封建打土豪斗争终于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灾难深重的通海如泰地区劳苦群众

1927年春，北伐军进入上海。军阀孙传芳所属五省联军陆殿成部退守如皋县张黄港沿江一带，企图阻止北伐军渡江北上。共产党员张兆山率领如皋师范的进步学生赴如皋县大西庄，发动当地农协会员两百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公开提出“打倒军阀孙传芳”、“打倒联军”等口号，声势浩大，迫使陆殿成部连夜逃亡海安。

正当大革命运动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党”。如皋县的国民党组织是由共产党于1925年后帮助建立的，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基本控制在共产党手中。因此，当时如皋地区没有发生屠杀共产党人的流血事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发觉后，派人到如皋来“清理党务”，妄图排挤、迫害共产党人。这样就展开了反“清党”与“清党”的斗争。

1927年6月，国民党如皋县党部执行委员兼教育局总务科长季云，带领一批人于一天深夜突然来到如皋师范学生宿舍，搜查什么“秘密文件”。他们气势汹汹，乱翻乱查。幸亏党组织事先获悉，早已将“秘密文件”转移，季云等人搜查了一夜，一无所获，阴谋破产，悻悻而去。此事激起了全校师生的义愤，第二天一早，如皋师范学生在汤藻、王汝舟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包围了教育局，指名要季云出来答话，季云不敢出来，愤怒的学生就冲进教育局，将其痛打一顿，季云只穿了衬衣短裤，狼狈逃走，学生斗争获胜。这一事件是反“清党”与“清党”斗争的前奏，也为后来反“清党”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27年秋，如皋师范的校长、训育主任突然易人，由国民党派来的“清党”人员朱定钧、蒋建白接任，前者是反动的国家主义分子，后者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他们一上任就宣布学生不准参加社会活动，甚至规定学生课余时间不准外出。高师一班的马名驹同学出校门买日用品，蒋建白竟以违反校规为名，贴出告示开除马名驹同学。这一事件激起公愤，在如皋师范党支部领导下，石俊与刘季平、王汝舟、马名驹同学一起，发动高师一班及全校同学，开展“驱朱逐蒋”斗争，他们不仅在校内张贴标语传单，还在校外发表演说，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食不果腹的儿童

朱定均校长与蒋建白训育主任恼羞成怒，宣布对高师一班实行“罢教”，企图镇压学生运动。石俊、马名驹等人并没有丝毫退缩，在向社会揭露校方阴谋的同时，机智地开展“反罢教”斗争。他们挑选了七名成绩优秀的同学自己来教课，刘季平教化学兼体育课，程世俊教国文课，石俊教数学课，何廷琛教英语课，王汝舟教物理课，张远谋教生物课，马曙东教美术课。授课学生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认真备课，教学效果很好。气急败坏的校长、训育主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校方借组织全校统考、国文竞赛之名，对该班进行突然袭击、打击报复。出的题目是《青年之责任》，考后，由苏州中学、上海中学阅卷定分取前10名。其结果出乎校长意料，第二名储志、第三名缪仲、第四名韩宝发以及第七名和第九名都在这个班，前10名中该班占了一半，博得校内外的交口称赞。“反罢教”斗争坚持了一个学期，最后以校方失败而告终。由于社会各界和全校师生的公愤，当局不得不免除了朱定钧、蒋建白的职务，但同时，以所谓“煽动学潮”的罪名，无理开除了刘季平、石俊、马名驹、王汝舟、何廷琛等七名革命学生。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也云集着四面八方的有志青年。17岁的胡尚志满怀一腔热血，于1924年秋，毅然离开家乡，到武汉求学，就读于中和中学。

在这里，胡尚志不仅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广泛阅读宣传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特别是《新青年》、《向导》等一些刊物，使胡尚志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耳目为之一新。他认识到，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光埋头读书是不行的，必须胸怀大志，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干一番事业。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圣年”改为“尚志”，以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从此，他在学生中热情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组织学生运动，不久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夏，胡尚志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委派，回家乡潜江组建县党部，并任县党委常委。这期间，他拥护并实践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并在农民群众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开展农民运动准备了骨干。

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胡尚志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是，风云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很快笼罩全国各地。在这严峻的时刻，胡尚志没有被吓倒，没有消沉，他始终坚信，有中国共产党存在的一天，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火就一定不会扑灭。

齐聚晓庄，奔向新生活

1927年3月11日，晓庄师范第一院如期开考。谢纬棨不顾当时战事频繁、路途艰难，从武昌乘船来到下关码头，又按照学校的告示，雇了辆黄包车，直接来到燕子矶小学，如期参加了入学考试。与他同时参加考试的有戴伯韬、操震球、李楚材、程本海、王琳、王洞若、陈昌嵩、李相维、裴志发、葛尚德、徐企周、季雪云等12位同学。上午8点至10点，考一个小时的“国文”，接着，10点至11点，考一个小时的“常识测验”，紧接着在11点至12点，考一个小时的“智慧测验”。上午考试结束，在附近的新农村饭馆用午餐。午餐后稍事休息，于下午1点30分，开始演说及辩论。实际上是将考试分为笔试与口试。

笔试的“国文”为两道试题任选一题，题目一是“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吗？”题目二是“有人说我们办试验乡村师范是行许行之道，对吗？”

这两道题目都是陶行知出的，来源于《孟子》。第一题中，孟子的理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陶行知所不认可的，他把孟子的这一哲学称作二元论，而将自己在劳力上劳心称作真的一元论。陶行知的理想是消除阶级，建立大同社会，他认为大同社会是立在同一的哲学基础上的，所以劳心劳力必须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是在劳力上劳心，而不是在劳心上劳力。后一题来源于《孟子·滕文公》，讲有个研究神农氏学说的叫许行的人，从楚国来到滕国，他有门徒几十人，都穿着粗麻布衣服，以打草鞋织席子为生。其中有个门徒叫陈相，有一次去见孟子，孟子就不断地设问，步步紧逼最后请君入瓮，让许行的学说未驳而先自倾，最后孟子亮出自己的观点：事有大小，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养活别人，治人者被人养活，这是普天下的一般道理。陶行知虽然不赞同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但也不是继承了许氏衣钵，而是强调劳心与劳力的统一，在劳力上劳心。考生们的观点多与陶行知一致，为了避免被孙传芳找茬，所有考卷批阅后都藏入地窖。

入学考试的口试内容包括社会、自然、家庭、时事、教育、乡村生活等，共20个题目，抄在一张大纸上，贴在墙上。在一个小布袋里，相应地放了20个小竹牌，每个竹牌上都有一个编号，考生们就从布袋里随手摸一个竹牌出来，与墙上的题目对照，准备5分钟时间，然后上台即席演讲5分钟。台旁有指导员看钟按铃和打分，台下听讲的有中心小学的师生和附近的农民。

原定第二天的考试科目是上午9点至12点，垦荒及施肥；下午1点30分至4点30分，修路。但由于下雨，延期至第三天举行。垦荒考试是在荒山上，事先用白粉线划好一个个方块，每个考生发一把山锄。只听一声号响，考生们齐齐向各自的“领地”冲去，随即抡起锄头拼命地刨掘起来。当时春寒料峭，考生们还都穿着棉衣，但干了不一会儿，汗就从同学们的额角上、背上渐渐渗出，于是考生们把棉衣脱去，依旧不息地刨掘，不久就满头大汗。谢纬棨的同学李楚材对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汗发出水蒸气，白雾般在眼前。喘着气，呼呼地在喉间作响。不一会，锄柄上有红色黏着，心里非常害怕。这是什么咧？原来，是从薄脆的手皮里所浸出的鲜血呀！血！不管。要做一件事，要使一件事做得好，总要流汗，总要流血。”陶行知看着火热的劳动场面，笑着说：“今天的考试，是破天荒第一次，你们的成绩，足足够一百分！”

经过两天别开生面的考试，结果13名考生全部被录取了。1927年3月14日，谢纬棨和其他同学办齐了入学手续，3月15日正式开学。

陶行知在“犁宫”门柱上题写了一副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交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开学第一天，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开学典礼。经过几日的阴雨天气，天终于放晴，朝阳破云而出，将阴霾一扫而尽。师生们清早便脚穿草鞋，肩扛帐篷，手拿绳索，从暂时借宿的燕子矶小学出发，踏着泥泞的乡间小路，步行三里，来到劳山脚下。大家兴致正高，也顾不上休息，选了一块较平坦的空地，立刻七手八脚，先撑起四座帐篷供来宾休息，后面是一片松林，接着又锯木下桩，搭建了一座高台，向农民借了一张八仙桌和几条长板凳，四下稍一收拾，一个简易的会场就布置好了。

“南洋有个财主，带了50万银子来，要在晓庄开洋学堂咧。”这则消息从吉祥庵到燕子矶的乡村都传遍了。当天应邀来参加开学典礼的教育界知名人士有一百多人，而更多的是十里八乡来看热闹看稀奇的农民，男女老幼，成群结队而来，犹如赶庙会一般，热闹非凡。时间一到，谢纬棨等同学燃起了爆竹，这时锣鼓齐鸣，声震山野！伴随着惊鸟四飞，校旗在山坡上的旗杆上缓缓升起。陶行知健步登上舞台，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他说：“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他接着说：“本校特异于平常的学校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大凡一个学校创立，总要有房屋才能开课。我们在这空旷的山麓行开学礼，实在是罕见的。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要充溢于天地间。所造的草屋，不过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相信没有专能教的老师，只有经验稍深或学识稍好的指导。”他指着学生们说：“今天到会的农友很多，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以后我们要他们帮助的地方很多，我们需要和大家做亲密的朋友，向他们好好地学习。你们不要以为乡下人无知识，一般大学生念过不少自然科学的书，到了乡下便不认识麦子，说韭菜何其多也！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很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清了这两点，才能在广漠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

陶行知的讲话，让同学们很受鼓舞，旁边的乡亲们听校长如此夸奖他们，也都很高兴，教育界同仁对陶行知的新教育理念也很赞同，于是陶行知话音刚落，大家立刻使劲地鼓起掌来。

接着是第一院院长赵叔愚、来宾代表及指导员代表分别演说，学生代表致答词，而后是燕子矶小学等几个中心小学的学生表演节目，武术指导员表演了武术，最后，全体人员一起，同唱陶行知作词的《尽力中华》：

听我们同唱中华，中华，中华！

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

都同气同声的同调同歌中华，中华！

来，三呼万岁中华，中华，中华！

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

都同气同声的同调同歌中华，中华！

看我们唤醒中华，中华，中华！

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华！

同种同胞同志同心的中华，中华！

来，发愤尽力中华，中华，中华！

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华！

都振起精神来振兴中华，中华！

同心尽力中华！

歌曲低沉有力，在舒缓中蕴含着一种不可抗逆的力量。在雄浑的歌声中，开学典礼结束。随后，陶行知在一户农民家的牛栏旁摆了几张八仙桌，用青菜豆腐招待了来宾。

当时北伐军已经向南京逼近，盘踞南京的直鲁军阀褚玉璞仍负隅顽抗。为即将到来的战难做准备，陶行知与南京红十字会合作，办了8个收容所，并在城外设立治疗所，招募了几十人，组成了包括医生、看护、救护员、担夫在内的两个救护队，第一队由安徽公学组织，第二队由晓庄师范组织，打算为开战后缺衣少食、无家可归的乡民服务。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晓庄师范开学了。

晓庄师范实行的是董事会制，有严格的董事会章程和会计规程，学校董事会由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组织，董事长是蔡元培先生，王云五任副董事长兼会计，监察员为江彤候，陶行知为书记兼校长，赵叔愚为董事兼第一院院长，袁希涛为董事。

学校经费来源固定的有三部分：一是中华教育改进社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费8000元及图书费数百元，二是中央大学行政院补助费4000元，三是南京市教育局补助费1000元，合计全年13000元。临时费则向热心乡村教育的机关或个人筹集。

开学时，学校的资产有荒山95亩，值900元；田地67亩，值1700元；果园4处，值300元；校具图书约10000元。

因晓庄师范是白手起家，经济上未摆脱捉襟见肘的窘迫，又因学校“开学即开工”，从教室、宿舍到图书馆、厕所等各项工程无一不随着开学而待建。开学方半月，校董事会的存款只有区区2500元，而预计到5月份将只剩下1000元。眼看着晓庄的种种计划因经费问题而付诸东流，为此，陶行知迫不得已，冒着纷飞的战火，于1927年3月31日抵达上海，进行募款。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的三分之二。

为了表达自己与学校存亡相系、甘苦与共、共渡难关的意志，激发全校师生咬牙坚持的勇气，陶行知决定连每月100元的校长薪金也不拿了，而打算用晚上的业余时间译稿来赚取生活费，并想以此来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

原来，陶行知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任干事一职，每月有400元的薪水，另有100元公费，可是为了办晓庄师范，他辞了职，宁愿来做月薪100元的校长。开学方两个月，他就又连这100元底薪也要停掉！陶行知戏称自己：“我本来无产阶级出身，后来出洋回来渐渐变成了中产阶级中人，现在却由中产阶级渐渐地流落到无产阶级了。”

陶行知上海之行，可谓不负众望，满载而归。因为有了经费，学校便开始按照计划，兴建宿舍、厕所、浴室、厨房……他们先建宿舍，每间宿舍住11人，谁的宿舍没建好，谁就要住在帐篷里。接着，他们又动手盖厨房，师生们先建成了一座简易的厨房，没想到，一阵风雨过后，就把这个简易厨房掀翻了，于是，他们决定盖一个更为牢固的厨房。他们先将做好的四根柱子、一根正梁架好，然后插进泥土，覆上麦秆，再在草房里用土砖砌灶，加一个煤炉，经过大伙儿的一起努力，师生们终于吃上了在新厨房做的香喷喷的饭菜，师生们特地为厨房举行了“落成典礼”。厨房之后是厕所，他们在桃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挖几个深坑，埋进柱子，架上梁，再盖上芦席，一个厕所就建好了。

就这样，在师生们勤劳的双手下，晓庄学校渐渐有了模样。远远望去，大大小小的建筑散落在田野山谷之中。有大礼堂、宿舍、餐厅、图书馆、科学馆、美术馆、工厂等。这些建筑都是就地取材，用茅草搭屋顶，用泥土做砖块砌墙，外面抹上石灰。金黄的颜色与周边的环境、农屋浑然一体，既经济实用，又美观大方。陶行知还给每个馆舍场所都题了有趣的名字，将礼堂称为“犁宫”，将图书馆称为“书呆子莫来馆”，将厨房称为“食力厅”，将厕所称为“黄金世界”。

到了7月份，陶行知又与师生们造女生宿舍，预备招收“中国第一次到乡下去的女学生”，后来徐谷荪等两位女生被录取。陶行知给女生宿舍取名“桃花源”。他自己也将老母亲、妹妹和家人接来，在晓庄盖了个简易的茅草屋，取名“五柳村”。

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第一院（小学师范院）开学时，只有学生13人，指导员8人，校工1人，当时晓庄的校舍尚未落成，开学式就在松林山中举行，各项教学除了农事外，均在燕子矶小学实施，后来移至黑墨营，再移至晓庄农家，又移至晓庄小学，直到7月份校舍建好后才移至新校舍。同年10月29日，第二次招生，晓庄师范第二院（幼稚师范院）于同日开学。1928年3月，第三次招生，当时男女生共60名，其中男生50名，女生10名，艺友10名，指导员专任者11名、兼任者7名，校工2名，1名管送信和挑水，另一名则耕种学生所种剩余的田地。

晓庄师生在地里劳动，培养“农夫的身手”，与农民同甘苦

在陶行知先生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晓庄学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1928年6月，晓庄学校已有小学师范院1所，学生54人；幼稚师范院1所，学生6人；中心小学8所，其中燕子矶小学和尧化门小学是特约的，而其他6所即晓庄小学、吉祥庵小学、万寿庵小学、三元庵小学、神策门小学、黑墨营小学，都是晓庄师范的师生们共同创办的；中心幼稚园4所，其中鼓楼幼稚园是特约的，其他3所即燕子矶幼稚园、晓庄幼稚园、万寿庵幼稚园也是晓庄师范的师生们自行创办的；民众学校3所，即晓庄民众学校、万寿庵民众学校和神策门民众学校，其中神策门民众学校学生最多，计妇女27人、农人商人2人、军士50余人；中心茶园2所，一所在佘儿岗，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一所在黑墨营，前者终日营业，由农友1人负责打理，后者只有晚间营业，由1位农友担任招待，每售1碗茶，得铜板1枚，2个茶园的教育及娱乐等活动，均由本校指导员及学生负责；乡村医院1所，为农民及小学生看病；联村救火会1所，由学校师生与附近青年联合组成；中心木匠店1所，是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收艺徒2名，除学习木工外，兼教以人生必备常识；石印工厂1所，请了技师1人，由2名学生跟着他学习；晓庄商店是学校师生集资所建。除此之外，学校还有农艺陈列馆、乡村艺术馆、晓庄国术分社、联村运动场、儿童游戏场等场馆，以及北固乡修路委员会、乡村教育同志会及农事改良推广会等协会，帮助当地农民修路、改良作物等，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另外还编辑《乡教丛讯》，这是一个介绍乡教学说、讨论乡教问题、传达乡教消息的刊物，为半月刊，全年24期。学校还有一个研究部，陶行知称其是“各项活动的灵魂”，由全校的十多位指导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目的是研究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

晓庄学校黑墨营中心小学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如平地一声雷，在中国的教育界炸开了锅。特别是1927年秋，陶行知为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教育会议准备了一份报告，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让晓庄师范首次进入了国际教育界的视线，引起了全世界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到学校来参观考察。为此，陶行知校长又制定了《晓庄学校长期参观规程》，对参观者的资格、参观时限、参观纪律等作了要求。在短短的时间内，蒋介石夫妇、冯玉祥、蔡元培、梁漱溟等一大批军政要人和教育界资深人士前来考察，美国、日本的教育界也强烈关注，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克伯屈考察晓庄后，对晓庄大加赞赏，并表示：“我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在中国的晓庄有一个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施，宣传出去，使全世界人知道！”他甚至将晓庄校歌《锄头舞歌》也带回美国，交由著名低音歌王、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翻唱并灌成唱片。世界教育大会后，国际自由平等同盟会特派来华的两位女性代表参观晓庄师范，他们的评语是“晓庄的宗旨和办法，实在很适合现代潮流”，甚至预言“将为新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出来”。晓师声名远播，来报考和求学的人络绎不绝。

在晓庄学习的乡村儿童

1928年3月，晓庄师范第三次招生。当时任如皋县教育局局长的吴文奎（舒国）给陶行知写信，将刘季平、马名驹、石俊等被如皋师范开除的学生介绍给他。吴文奎是如皋掘港人，1919年就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那时陶行知在该校任教，他与陶行知有师生关系。吴当时追求进步，1922年，与南通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吴亚鲁（吴肃）一起创办了南通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平民社”，并任理事，出版《平民声》，揭露和针砭时弊，伸张正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进步青年学生中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工作。吴文奎毕业后回到如皋，当了教育局长。他从内心里很同情石俊、马名驹等被开除的学生，便将他们介绍给陶行知先生，将他们从如皋师范转学到晓庄师范。这些学生的组织关系也从中共如皋县委转到中共南京市委。于是，石俊、马名驹、汤藻等来到了晓庄师范求学。

叶刚也是1928年3月考入晓庄师范的。这年年初有位朋友回乡探亲，去叶刚家作客，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便问其父叶继禹何故。叶父回答：“他因无所事事，心生彷徨。”友人一拍大腿，说：“有了，南京郊外有一所乡村师范，那里真是求知的地方，学校里充满民主的气氛。校长陶行知先生很开明，主张发展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生活，谋求农民解放。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到那里去呢？”叶刚听完友人的介绍，心里一下子明亮起来：“对啊！陶先生改造乡村、谋求农民解放的想法也是自己想要去做的事啊，不如先到那里去求学，既可先隐蔽下来，说不定还能打开局面呢！”于是他把原名叶道生改为叶刚，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刚强不屈的人，从家乡南田来到南京，考入晓庄师范学校。

1928年初夏，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来到了晓庄，他要找晓庄师范的陶行知校长。可是既看不到围墙，也看不到校门，就看到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在田间劳作，一打听，已经来到了晓庄师范学校。同学们通报后，陶行知接见了他们祖孙俩。

“陶先生，我们是从六合县来的，这是我的孙女，刚上完初小，听说你们这个学校很锻炼人，我送她来上你们的学校，请收下吧！”

陶行知笑笑说：“我们晓庄学校跟别的学校不一样，学生都要能吃苦，老先生您可别后悔哟！”

老人也爽朗地笑了：“陶先生，您放弃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到乡村来办学，我早就很敬重您了。让孩子做您的学生，我信得过！小兰，快来见过陶先生。”

那位叫小兰的姑娘，就是姚爱兰，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非常讨喜。她腼腆地低着头，向陶行知鞠了一躬，轻轻地唤了声：“陶先生！”

老人又说：“这孩子长在乡下，没见过什么世面，怕生得很，请陶先生多开导。”

于是，姚爱兰到晓庄中心小学读书了。

姚爱兰用过的箱子

1928年，胡尚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到南京，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安徽公学学习，同时坚持秘密斗争。这期间，他了解了陶先生创办晓庄乡村师范的事迹，不禁感到由衷地敬佩，又了解到晓庄地下党支部工作非常活跃，学校的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就有了转学到晓庄师范的念头。1929年3月，胡尚志成了晓庄师范的学生，也成了晓庄师范党支部的一名成员。

沈云楼在开元高级小学读书时，有一次沈权老师上课时讲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创办乡村师范的事。他说：陶先生为发展乡村教育，让农民识字有文化，毅然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放弃每月数百元的高收入，到南京郊区的晓庄办师范学校，自己虽当校长，但不拿一分钱工资，与学生同吃住，与乡下农民同甘共苦。陶校长想通过培养农村的师资力量，在全国办100万所乡村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这样中华民国就有希望了，中国人民就可以走向富强。沈老师说得很动情，沈云楼听得很受感动，他青春的热血沸腾了。他想，中国的农民太苦了，受教育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搞乡村教育，让农民读书识字，说不定是一条救国救民的好路子。于是他拿定主意，1928年小学毕业后，他说服家人，远离父母，于1929年3月来到南京晓庄师范中学部学习，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沈云楼在晓庄学校读书时的日记

袁咨桐是1929年3月来到晓庄的。这年初，黄齐生先生应陶行知校长之聘，到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任指导员，同时把袁咨桐也带到南京，因为袁咨桐年幼，就安排在晓庄小学读书。在这之前，黄齐生于1926年8月调任遵义第三中学校长，他把义子袁咨桐与内侄王景任一起带到中学“随身教养”，常谆谆教导他们和学生要以天下为己任，奋发图强，振兴华夏，去创造理想的世界。1927年夏天，贵州军阀以“接近共匪嫌疑”的罪名撤去黄齐生校长的职务，并下令通缉。黄齐生带着王景任、袁咨桐取道正安逃往四川。当时黄先生写有《正安道中口占示景任咨桐》诗四首，诗曰：

一番世界一番新，幸福都缘奋斗生。

纨绔何尝不饿死，杜陵枉自笑儒中。

尔翁头脑虽然旧，也自殷殷托付来。

大好光阴勤护惜，虚心无地不成材。

流年辛苦我何堪，不为积财不为官。

为了此心真愿力，责任还从尔辈担。

何必十洲三岛求，眼前风景足清幽。

蛟龙不是池中物，会向龙潭掉臂游。

黄先生虽然身处逆境，但不悲观和失望。第一首他鼓励两个少年：纨绔子弟不见得不会被饿死，而贫困落魄者，只要努力奋斗，前途仍是大有可为的。第二首更是对袁咨桐的期望，虽然你父亲头脑守旧，但把你托付给我的心意是殷切的。只要你爱惜光阴，虚心好学，随便到哪儿都能锻炼成材。第三首表明了黄先生不图名利，全力以赴育英才，不辞辛苦救国家的高风亮节。最后一首是对两位少年的再一次鼓励，逃出虎口，就像蛟龙一样不囿于小池子，要飞向深潭大海中去掉臂而游，乐观奋发，定可创造理想前程。袁咨桐便是在这样一位革命教育家的谆谆教诲下奠定了人生的基础。

1929年入晓庄师范的还有郭凤韶。这年暑假，南京晓庄师范学生、郭凤韶年幼时代的好友徐一冰（徐明清，建国后任农业部原教育局顾问）从南京回临海度假。她见到了郭凤韶，两人已经一年没见面了，小姐妹碰到一起，自然谈到了各自的情况。徐明清介绍了晓庄师范的情况，动员郭凤韶去那儿继续求学。于是，暑假结束后，郭凤韶随徐明清远离家乡，来到了晓庄师范学校。

到了晓庄后，如同到了空气清新的乐园。郭凤韶常说：“这儿太好了，我感到非常愉快，这儿的老师待人亲切，同学团结，我很喜欢这所学校。”其他同学与她的感觉一样，虽然学生边劳动边读书，生活很苦，伙食标准也低，但他们从不嫌苦，始终乐呵呵的，跟着陶行知一起改造乡村，走向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