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社会动荡，民生维艰。国难当头，一代代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投身探求救亡图存之路，陶行知就是其中之一。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科，之后赴美留学，先是在伊利诺大学获得了政治学文科硕士学位，又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归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任教员、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

时值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陶行知以巨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认为在三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主张“到民间去”。他曾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主张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1923年他又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陶行知推动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乡村教育研究部，聘请金陵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为主任，调查研究沪宁沿线优良乡村学校，筹办试验乡村师范。12月28日，他正式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向江苏教育厅申请办乡村师范，3天后就得到批复。

3月11日，晓庄师范学校第一院如期开考。前来应考的有北京、湖北、安徽、江西、浙江、上海等地的学生13人，另有20多人因故不能如期赶到，托人或写信来请假要求补考入学。

晓庄师范学校从第一次招生，到1930年4月12日被国民政府查封，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多时间，但培养了近250名优秀学子，他们作为陶门弟子，大多数在实践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即“用教育的力量去改造乡村，建设新中华民国”。可是其中有10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却因为参加地下斗争，被枪杀在雨花台，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失去了为革命继续奋斗的机会。他们是石俊、叶刚、郭凤韶、姚爱兰、谢纬棨、沈云楼、胡尚志、汤藻、马名驹、袁咨桐，他们从小就志存高远，人生为干一件大事而来。

人小志向大

郭凤韶，浙江临海人，1911年9月出生于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郭松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热爱科学，崇尚民主；母亲李泳青，出身大家闺秀，很有教养，且能诗善文。进步、民主的家风熏陶着郭凤韶，使郭凤韶从小就思想开放，追求真理，素有临海“奇少年”之誉。

郭凤韶

临海地处浙东，东濒大海，南环灵江，西依高山，可谓钟灵毓秀。但是在郭凤韶的少年时代，由于军阀割据、战争频繁、水旱灾害连绵不断，美丽富饶的家乡变得越来越贫穷。她父亲为了生计，常年在外奔波忙碌，但收入很少，家里兄弟姐妹五人，她母亲的负担很重。郭凤韶是家中长女，很体谅母亲。她一放学回家，就抢着帮母亲洗衣做饭，还常利用空暇时间带领弟弟妹妹们种菜、栽竹，分派弟妹各人喂几只鸡，换些零钱贴补家用。白天忙过了，夜晚又为弟妹纳鞋底、补袜子，弟妹几人的鞋袜多是她料理的。

虽然自家的生活已很辛苦，但郭凤韶仍关心民众的疾苦，尊老爱幼，怜惜贫苦农民。春天到了，她帮着邻居采桑、喂蚕，农忙时，她又帮邻居晒草、担谷，平时还帮有困难的邻居打柴、背水，只要谁家有困难，她总是尽力去帮助。有一年冬天大旱，水井干涸，只到凌晨才有点水汇聚井底，取水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郭家门前，人多水少，你争我挤；有的人等了半天也等不到一滴，急得团团转。郭凤韶从家里出来，看到乡亲们这般着急，毅然脱下衣裤、鞋袜，只身下到井底为乡亲们舀水。她用特制的小水勺，一勺一勺地把水舀到提桶，分给乡亲们。水舀干了，井露了底，她便用双手把石头泥土扒去，挖深了再舀。严冬的后半夜，朔风怒号，寒气刺骨，牙齿冻得格格响，她不顾寒冷，还是不松劲地挖着、舀着，直到把大伙的水桶都汲满了才上来。这时郭凤韶身子冰冷，手指也泥血模糊，乡亲们十分感动，纷纷夸奖她真是个懂事的好姑娘。

1922年郭凤韶在浙江台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

郭凤韶父母很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在郭凤韶小时候就教她学诗、读书、作画。郭凤韶聪明伶俐，样样皆通，读小学二年级时就会背很多古诗词。郭凤韶尤爱国画，她的画虚实相织、意境清新、情思高远，如一幅山水，岸边泊一小船，题上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幅月季，题上“日新月异”；画的梅花，写上“且向百花头上开”。郭凤韶在正课之余，广泛涉猎，阅读好书，充实自己。

郭凤韶的水彩画《日新月异》

郭凤韶从小就爱思考，思想活跃，追求真理，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对于封建习俗，特别是装神弄鬼很是痛恨。13岁那年，她从尚文小学毕业，在一次去亲戚家吃喜酒时，与来自黄岩的表姐启蕴见面。她见表姐穿得花花绿绿，还戴着戒指、耳环，便说：“你戴这么多，多难过呀！”又问启蕴的学习情况。当14岁的表姐告诉她，黄岩的女孩很少读书，自己初小毕业就在家学女红时，郭凤韶就向表姐说了许多女孩要争取上学读书、求得自主平等的道理，使得表姐豁然开朗。当年夏天她就跟着郭凤韶参加了“消夏会”的活动，学得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之后，通过努力又争得了再学习的权利，进了女子师范。毕业后，她又在郭凤韶的鼓励下到上海深造，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成为新的女性。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临海，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民气虽然渐开，但农村还很落后，一些封建家庭仍如死水一潭。郭凤韶利用各种机会剪辫、读书、放足，并且帮人剪鞋样。她有个远房小姑，很小就被逼着缠上包脚布，痛得大哭大叫，郭凤韶目不忍睹，但终因是晚辈，不好当面阻止。等大人走开，她忙帮小姑把裹脚布松开，并悄悄告诉小姑，现在已经是民国，政府不让缠足，外面也不兴包足了。她对小姑说：“你不要怕，大人把你包上，你大胆放掉就是了。”郭凤韶鼓励小姑勇敢地反抗，小姑的父母知道后，很生气，跑到郭凤韶的母亲面前“告状”，郭凤韶不但没害怕，还理直气壮地陈述包足的害处，说得对方无言以对，羞愧而去。有一次，郭凤韶和同伴到农村去。在路上，遇见几个农村小姑娘还缠着小脚，走起路来一扭一拐，怪可怜的。她就和同伴一起叫小姑娘唱《放足歌》，其中唱道：“女儿要缠足，却因何？忍泪问爹娘，泪更多！哥哥弟弟同是爹娘养，为何单将女儿缠了足，受折磨？”歌声凄婉动情，几个小姑娘听了都伤心落泪。郭凤韶动员小姑娘回家唱给爸爸妈妈听，还说：“回去对你爸爸说，不要再缠小脚了，看我们都是大脚，劳动、走路，多爽气啊！”后来这几个小姑娘回家和父母说了，城里的姑娘都是大脚了，走路和劳动都很方便，她们的父母也就把她们的脚给放了。

1924年，临海有不少在外地求学的青年回家乡组织了“风俗改良会”。以“扶正人心，改良风俗”为宗旨，宣传反封建，破除迷信，解放妇女，郭凤韶积极地参加该会的活动。她印会刊、出墙报、贴宣传画、上街游行、演文明戏，热情极了。郭凤韶文思敏捷，能编能演。她的节目流传得很快，像“土豪劣绅豺狼心，疯狂搜刮老百姓，苛捐杂税牛毛多，逼得穷人难活命，工人农友快奋起，打倒豪绅享太平”等内容被广为传唱。春节到了，“风俗改良会”在县里城隍庙演出一台文明戏《女人国》，郭凤韶作画、排练、演出，忙个不停。《女人国》塑造妇女的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妇女的才干，讽刺打击了压制妇女的顽固保守分子，使广大农村妇女深受教育与鼓舞，她们开始思考如何提高自身的地位，做新时期的女性。

郭凤韶（右二）在浙江台州读书时与同学的合影

当时，郭凤韶家院子里住着一个姓林的盐商，颇多钱财。他年过50却无子无女，异常着急，便用“点水面”（租妻）的方式接来一个叫阿香的农村妇女。起初，林家对阿香尚可，过了一年阿香仍未有孩子，便对阿香打骂、饿饭，多方折磨。郭凤韶对此十分不平，对林老板说：“现在时势不同了，不准蓄婢、纳妾，不可虐待妇女。”她鼓励阿香反抗。林家老太婆见闻，便冷言冷语，不时找郭凤韶母亲吵闹。郭凤韶得知，就在院子中大声警告林家说：“要是再虐待阿香，就带他们去妇女会评理，或告到法院去。”林老板胆怯了，怕衙门敲诈勒索，又知道郭凤韶参加了“风俗改良会”，会里的青年人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在邻里很有威信，于是只能低头赔不是。在郭凤韶的支持下，阿香果然离开了林家。不久，阿香又回来了，说农村没饭吃，男人又不争气，郭凤韶说服母亲，收留了阿香。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又帮她在“望天台”医院找到了清洁工作，使阿香自食其力了。

1926年上半年，北伐军东路将从福建进浙江，福建军阀周荫人的部属在节节败退中路过临海，烧杀抢掠。郭凤韶带着弟弟妹妹们在西乡姑妈家避难，恰遇当地一帮无赖装神弄鬼，自称“关公附体显圣”，胡言乱语，煞有介事。郭凤韶见状，又好气又好笑，说：“这山西的关云长，怎么说的临海话啊？”一语道破骗术。无赖们恼羞成怒，威吓道：“你们这里有女鬼，关公不来了，今晚定有鬼来捉她。”郭凤韶毫不害怕，依然上山砍柴，出门放牛，一直平安无事。后来，郭凤韶以这件事为素材编了讽刺剧破除迷信，群众因此觉悟，相信迷信的人越来越少。

袁咨桐是十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是贵州土城（原属赤水，1965年以后划归习水）人。土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但真正开发却自唐宋，过去是封建王朝屯兵以防止各族人民反抗的重要兵站。自清末民初以来，它一度以交通、烟土、煤铁、火粮、日杂百货、丝绸布匹等而热闹非凡，成为“黔北第一古重镇”。在各个方面都占统治地位的是袁、罗两姓家族。

袁咨桐

1914年5月25日，袁咨桐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地主家庭。望子成龙的父亲在家办了私塾。袁咨桐和他的哥哥们自幼在那里接受一个秀才倪西岩的“蒙训”，诵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唐诗》以及高等小学的《国文》、《修身》等。

7岁那年，有天夜里，袁咨桐与二哥睡得正香，突然被一片嘈杂声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一个高大的汉子，脸上蒙着黑布，一手拿火把，一手拿枪，冲到床前，指挥后面的人把兄弟二人用绳子捆了起来。二哥吓得直哭，袁咨桐不但没哭，还大声嚷道：“你们干吗抓我们，我们犯的什么法？”那个大汉用一条毛巾塞住袁咨桐的嘴，打一个唿哨，一群人便背着他们逃到后面的山上去了。

原来，咨桐与二哥遭到了土匪的绑架。土匪头子递话给袁家，一个月内用三千大洋来赎人，否则就“撕票”。就这样，袁咨桐与二哥一起被关在土匪窝里，不准随便走动。每天都有两个土匪看守他们，给他们送饭送水。

有一天，袁咨桐看送饭的看守过来，便与他攀谈起来。

袁咨桐问：“大叔，你是哪儿人？干吗上这儿来啊？待在家里多好……”

看守叹了口气：“哼，家？我哪儿有家！爹娘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还是揭不开锅，养不活孩子。要不是官家老财逼的，谁愿意走这条路！”

另一个看守说：“你小孩子不懂，像你老子那样的有钱人都是黑心，这次敲他一笔，活该！”

袁咨桐沉默了。他望着这两个看守，都穿得破破烂烂，赤着脚，面黄肌瘦，好可怜。他想，这世上为什么富的富穷的穷呢……他不禁同情起这些下层土匪的境遇，不但不憎恨他们，还主动帮助他们识文断字，同时跟土匪学会了一些黑话，但是没有像他哥哥一样养成不讲道理的匪气。这段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培养了他坚强冒险的性格。这件事还被他写进1929年的一篇日记《我幼时的故事》，他称这段时光是“离开父母过那我觉得有味的土匪生活”。后来父亲用重金将他们兄弟俩赎回。

1923年，袁咨桐的一位堂兄袁沉颖考入贵州省立一中，在贵阳读书。袁咨桐和袁沉颖二人虽属堂兄弟，但交情很深，时常在一起互相鼓励、探讨、交流，袁沉颖常劝袁咨桐进入新学堂读书，但由于祖、父“严训”，袁咨桐无法违抗。袁沉颖想到了袁咨桐的舅父张华封，他曾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在贵阳蚕桑实验所任所长兼农场场长，是位新式人物。张华封也极力主张让袁咨桐等到贵阳读书，于是袁沉颖提出：“请大舅写封信我去交给他们，再当面劝说，可能有效些！”1924年寒假，袁沉颖回到土城，交出了袁咨桐舅父张华封的信，并讲了五四运动对新文化的一些影响，以及带给社会的震动和促进等，受到袁咨桐爷爷和父亲的重视。他们逐渐认识到“今后下一代的出路，确实要合‘新潮流’，不该总念倪先生的那一套！”于是，把袁咨桐三弟兄送往贵阳，由张华封介绍进入达德学校。

达德学校原是元代修建的南霁云庙，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和增修，改建为忠烈宫。这是一所典型的明清风格的四合院，校长是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他于1923年春天从欧洲留学回国后，即返回达德学校教书。袁咨桐刚进达德学校的时候，每当下课后，总是笑咪咪地坐在课桌旁，手里拿着一把铅笔刀和铅笔，不与同学们打闹。一次被人问起时，他说：“上一节课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哩！”“打闹没意思，怎么老是像小孩一样呢？”“要真成兄弟的话，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打闹呢？”

1924年，袁咨桐来到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创办的贵阳达德小学读书。图为该校旧址

有一天下大雨，袁咨桐的同学、黄齐生的独子黄寿光和侄子王景任未带雨具，袁咨桐就打着伞送他们回家。他这种助人为乐之举，深得师母王守瑜的喜爱。从交谈中，黄师母得知袁家兄弟租旅馆住宿读书，花钱又多还影响学习，即让他搬到自己家来吃住。

住到黄家后，几个孩子同居一处攻读，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共同进步。黄齐生先生对孩子们“爱无差等”，一视同仁，言传身教，循循善诲。遇有闲暇，黄老在家，便把孩子们聚在一起，讲一些文史知识、诗词格律、音韵、古今名人砺志治学终成大器等内容，激励、辅导他们。

袁咨桐（后排左一）与黄齐生（后排左二）等人合影

有一次黄校长兴致特好，便对五人说：“我现在让你们给我对一副对子的下联，看谁对得好，符合对联的要求！”他笑意盈盈、喉清嗓润、不急不缓、不高不低地念道“是大丈夫，作大计划”。大家纷纷对答，有的对“过新生活，建新家庭”；有的对“革旧制度，破旧政权”；有的对“革旧教育，破旧礼教”。袁咨桐最后对道“创新理论，建新国家”。最后黄老给予品评：“大家都可以及格，但如‘革旧教育，破旧礼教’，平仄不调，且出现‘合掌’的现象，有两个‘教’字，若说好一点的，以‘革旧制度，破旧政权’和‘创新理论，建新国家’，咨桐的对句，内容特别好，有气势，不同凡响！你们记住‘诗言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不能无病呻吟，一切都应‘有为而作’啊！”

黄齐生还常常要孩子们写日记，他说“这是练习写作的基本功。”根据黄老的教导，袁咨桐认真领会，仔细琢磨，努力实践，写了一篇《小老人传》。由于写得生动逼真，受到学校国文教师谢孝思（著名书画家）和黄老的称赞。袁咨桐写的“小老人”的原型，就是班上一个喜欢装少年老成的同学，但“小老人”的言语行动，又有袁咨桐祖父和塾师倪西岩的成分。“小老人”弯腰曲背，手持长竹烟杆，说话时唾沫横飞，黄牙暴露。开口闭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讲解诗文，抱本宣科：“‘青青子衿’者，文王叹后生学业之不精也；‘望美人兮天一方’者，文忠公思在朝之君子也……”别无发挥，也无己见。常常把《增广贤文》的句子挂在嘴边，什么“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什么“有狠成家业，无毒不丈夫”，让人心烦耳聒。“小老人”还喜欢训斥人：“老子吃的盐巴都比你吃的米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老大衰朽，顽固不化。这篇文章，因写得传神，且揭露了旧式读书人的迂腐，曾被抄贴在学生们自办的《班刊》上。

课余时间大家一起做游戏、打球、下棋、捉迷藏。礼拜天在黄齐生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到郊外游玩。每当夕阳西下，万山明灭，这群孩子们拖着疲倦的步伐，从城外回家的时候，也是野外成群的飞鸟飞回城里或附近树丛的时候。这时的城里已是处处炊烟，万家灯火，沉没在薄雾之中。他们从不空手而归，在黄齐生的引导下，不是在书本里夹了些采集的野花野草，便是在山谷里挑选出各色发光的小石子，沉甸甸的，放在衣袋中。大家都记得了一首五言诗，或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或是带着一个未能理解但能记住的问题回家。到睡觉时，大家口角边还留着丝丝的笑意，准备美美地睡一觉，并在睡觉中，做着又重新在白天游玩时有趣的梦。

在黄齐生家楼上摆放了很多箱子，箱子里装有日记本、大字本、作业本，或者画册、照相集……这里面最惹人注目的是黄齐生的外甥王若飞从法国寄来的信件、杂志和画册。这些东西，成为这帮孩子们课余时光最好的图书馆，通过这些旧书旧信，他们已经知道了王若飞是共产党员，袁咨桐就是在这个时候朦朦胧胧地受到王若飞间接的影响。

1925年，黄齐生的爱子黄寿光不幸患病夭折，黄先生夫妇悲恸之余，见袁咨桐手脚勤快，聪明伶俐，十分喜爱，夫妇俩即把袁咨桐视为亲生儿子—般，倍加关切，每晚辅导他做作业，还给他讲些有意义的故事。黄先生爱国爱民，思想进步，总是教导学生要以天下为己任，奋发图强，振兴华夏。袁咨桐在恩师的谆谆教诲下，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他不仅努力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关心国家大事，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石俊、马名驹、汤藻、姚爱兰、叶刚、胡尚志、谢纬棨、沈云楼等都出身在贫寒家庭，但从小就有远大志向。

石俊

石俊，原名石俊光，又名石冠千、石劲弹，化名张惠如。1907年7月出生于江苏如皋群安村一个破落户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两个姐姐出嫁后，家里经济更加拮据，刚上初中的石俊一度辍学。后来，母亲被石俊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所感动，虽然负债累累，还是让儿子念完了初中。1923年，石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如皋师范。

马名驹，原名马鹤松，1908年生，如皋长江镇人，家境清寒，7岁入学，继而升入如皋中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如皋师范。

如皋师范旧址

汤藻，出生于1908年，也生长在农村，其大哥曾就读于如皋师范，思想比较进步。受大哥的影响，汤藻从小酷爱读书，后来也考入如皋师范。

姚爱兰，出生于1912年，南京六合人。家境清贫，因其爷爷敬重陶行知，把她送到晓庄中心小学读书。

汤藻

姚爱兰

叶刚

叶刚，原名叶道生，别号破浪，曾化名李建新，笔名一叶。1908年5月出生于浙江南田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有田13亩地2亩，但人口众多，他有祖父母、父母、3个哥哥、4个妹妹，家里共12人，生活担子很重。叶刚自幼聪颖，喜爱读书。由于家庭清贫，直到9岁时，父亲苦苦撑持，才将他送进本村一所初级小学读书。他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如饥似渴地求知，学习成绩十分优异。父亲深受感染，心中不忍断了他的学业，全家省吃俭用，让他考进临海鹤浦中心小学。高小毕业后，他又考进临海回浦中学继续求学。

胡尚志，原名圣年，1907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县沽城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8岁时在太和村一间私塾念书，由于聪明好学，不久便转入潜江县高小读书。潜江毗邻洪湖，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然而由于军阀连年征战，加上盗匪横行，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残酷的社会现实，让胡尚志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愤懑与仇恨的种子，他要寻找出路，为可怜的百姓造一点福。

谢纬棨

谢纬棨，艺名宗晖，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10年。他从小酷爱读书，生性活泼，特别喜爱看戏演戏。看到妈妈整日为养家糊口操劳，小纬棨懂事地对妈妈说：“妈妈，您别发愁，我长大了去演戏养活全家。”母亲听了，总是把他搂在怀里，苦笑着说：“乖孩子，先好好读书，快快长大吧！”全家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谢纬棨1926年初小毕业。这时的谢纬棨长大了，也懂事了，他总在想：“为什么这个世上有的富，有的穷？为什么乡村这么贫困落后？为什么像妈妈这样善良勤劳的人总是过不上好日子呢？”他发誓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这个现状，让像妈妈一样的勤劳善良的人们过上好日子。

沈云楼

沈云楼，又名沈一山，1913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县得胜湖西面的湖西口村。相传在南宋时，有四个渔夫在这里曾给南侵的金兵以沉重的打击，故取名“得胜湖”，也使这块土地有了英雄之气。沈家世代为农，家乡父老的勤劳质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他不明白，为什么父辈们整年整月地辛苦劳作，却总是得不到温饱，生活总是那么艰难，为此他常常忿忿不平。

年幼时他上过私塾，后在湖西初小读书，小学的王曾顺先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勤奋的孩子，常常夸奖他长大了会有出息。因为沈云楼成绩优异，14岁那年，王先生把他推荐到县城最大的开元观高级小学读书，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叫沈权，是一位有民主进步思想的老师。从此开始听到“民主”、“自由”、“平等”、“革命”等新名词。有一次，沈先生向学生们讲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的故事。罗伯斯庇尔幼年憧憬自由、平等的生活，中学时代就猛烈地抨击封建统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他英勇斗争，显出非凡的才能，但后来不幸被捕，虽受尽酷刑，但始终不屈。当反动分子把他送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激昂慷慨，毫无惧色，临死前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沈先生讲得有声有色，饱含深情，听者无不动容，沈云楼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梦想着能当这样的英雄，为自由、民主、幸福而战！

大革命的洗礼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组织国民政府。进行东征和南征，平定了反革命叛乱，推动了革命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掀起了全国群众的革命高潮。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攻占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从1926年7月至1927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革命高潮。叶刚、石俊、郭凤韶、胡尚志、汤藻、马名驹等都受到了大革命的洗礼。

叶刚在回浦中学读书时，结识了共产党员陈良义、吴德源。陈良义见他为人正直、好学上进，便经常同他谈人生的意义，启发他的思想觉悟。陈良义对他说：“如今国家内忧外患，民众苦不堪言，我们都是热血青年，怎能不以天下为己任？”叶刚深有感触地说：“我是农家出身，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我有切身体会。但是，怎样才能使国家富强，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呢？我苦于找不到出路……”陈良义说：“道生，你听说过中国共产党吗？这是一个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党。现在国共合作，北伐革命已经开始，内除军阀，外御列强，国家民族的前途有希望了！”

在陈良义、吴德源的帮助下，叶刚很快地成长起来，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叶刚随陈良义返回南田，任中共南田独立支部组织委员、国民党南田县党部组织部长。他组织农民协会，与当地大土豪何禹图作斗争。南田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弄得何禹图威风扫地，吓得躲到县城里不敢出来。谁知形势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血腥的屠刀伸向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一时乌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南田党组织遭到破坏，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也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大土豪何禹图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残酷地杀害了陈良义、吴德源等同志。叶刚也被追捕，他幸而脱险到黄岩，又转赴上海，不久，他回到黄岩继续党的地下活动。

蒋介石叛变革命，使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看到老师陈良义这样的好人被残酷地杀害，叶刚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但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反动势力嚣张，党的活动十分困难。叶刚心情沉重，他常常一个人到河边徘徊。时值深秋，远处群山枫叶正红。叶刚凝视良久，若有所悟：秋风肃杀，百花凋零，唯枫叶傲霜，红如火焰。于是，他鼓励自己：任凭风刀霜剑，我要做永不褪色的红叶，决不向反动势力低头。

郭凤韶在学校画的水彩画《钟馗图》

郭凤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是激流勇进，她于1926年考入临海女子师范学校后，与徐明清、包一珍等一起加入进步组织乙丑读书社。这个社团是五卅惨案发生后，临海人民为声援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由林炯、陈学西、林迪生、李敬永等临海旅沪、旅宁的学生发起，以“努力读书、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宣传马列主义。郭凤韶加入读书会后，如饥似渴地阅读《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创造月刊》等进步书刊，思想进步更快。这年冬天，郭凤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她还结交了不少进步青年，其中有蒋婉仙等共产党员。后来，在反动派搜捕蒋婉仙同志时，是郭凤韶勇敢、机智地报信并掩护蒋婉仙出城，使其免遭毒手。

乙丑读书社团结青年，发展组织，教育群众，还办了平民夜校与时事讲座。泥木工人、学生、雇员、店员等纷纷入社。入社的人日益增多，引起了临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一再查抄读书社的活动地点，屡次围攻读书社的成员。机智灵活的郭凤韶就让读书社的一部分活动转移到自家东楼。她在壁上贴了两幅自己的画，一幅是题着“且向百花头上开”的红梅图，另一幅是钟馗捉鬼图。此时，形势犹如寒冬，但郭凤韶心中却有一团烈火，她要做报春的红梅，她要做捉鬼的钟馗，她要驱走严寒、除尽妖魔，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那段时间，青年们常常聚集在郭凤韶家，他们紧张地学习真理、讨论工作，而悠扬的“梅花三弄”等箫笛丝竹之声却把这一切掩饰得十分雅静。读书社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开展工作，郭凤韶年纪最小，但志气很高，她参加辩论，散发传单，传送消息，给夜校讲课……事事走在前列，勇往直前。

以声援上海“五卅惨案”为主要内容的南通市民大会在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列队游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举起屠刀，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在临海，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搜捕共产党员和乙丑读书社成员。在白色恐怖面前，有些人被吓倒了，纷纷声明退社，有些人甚至投降了，当了反动派的走狗，也有人劝郭凤韶退社，但她坚决地回答：“革命是我的第一生命，我决不退社。”并且鼓励大家：“要坚持到底，不要被吓倒，以后新中国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在十分险恶的日子里，郭凤韶始终坚持斗争，公开的不行了，就转到山上、江渚、乡间，进行地下斗争，她如红梅傲雪，在白色世界中不改颜色，她如松柏昂首，仰望着长空，期盼着春天。

1928年春天，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叶宝等同志去农村组织“穷人会”，搞武装暴动。郭凤韶为之送行，她满怀激情地说：“能够到农民中去，拿起枪杆子斗，是幸福的……只要党需要，我也会和你们一起战斗。同志，英勇地去吧！”郭凤韶渴望着血与火的战斗，不久，郭凤韶转到定海县朱家尖岛。

朱家尖岛是普陀地区一座小岛，与佛教圣地普陀山隔海相望。每逢香期，海面风帆络绎，梵歌悠扬，香烟缭绕……然而就是这海上仙山却也遍布着人间罪恶，这里的工人、农民、渔民苦泪涟涟。人们做庙里的工，种庙里的田，冒死捕鱼却受庙里盘剥；他们当牛做马，服侍大和尚和大香客，披星戴月，一年忙到头，反而连番薯、糠菜也不得一饱。1928年秋天，应热心办教育的表姐孙儒珍之邀，郭凤韶来到朱家尖大古塘小学任教，开始了新的战斗。

在这以前朱家尖从来没有办过小学，读书的人不多，特别是女孩子不肯上学。郭凤韶上岛后四处调查劝说，动员了十几个女生，使学生由二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多人。女生中有少数缠足的，她向家长说明缠足的坏处，使这些女生的缠足统统放了。郭凤韶任教音乐、体育与图画。她教学生唱《大路歌》、《渔光曲》、《打倒列强》等进步歌曲。离大古塘小学约一华里的乌石塘，海滩上铺满色泽黑黑的鹅卵石，每星期一、三、五下午有两节体育课，郭凤韶总是带学生到乌石塘活动——拔河、跑步、做游戏等。塘长约半里，跑在上面石子沙沙作响，非常好玩。郭凤韶认为在石子上跑步一可练脚底，二可练腿劲，走路更觉轻松；跑累了，大家围在石塘上休息，讲故事，说笑话，别有情趣。在这海阔天空的石塘上，大自然的风光尽可享受，非常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遇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时，学生玩“削水片”，削得很好的，石片可在水上面跳上六七次，飞出很远，这正是练手腕的好方法。每次上体育课回来，学生人人愉快，蹦蹦跳跳，笑逐颜开。

郭凤韶在晓庄学校写的“大字”

在朱家尖岛任教期间，郭凤韶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回家放羊放牛，她喜欢和他们一道劳动。有一次，一个学生不慎跌了一跤，腿受微伤，她将学生背回家，学生母亲感激不尽。不仅如此，她还和进步老师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工农家庭访贫问苦，替他们补衣做鞋，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大家认识迷信菩萨的害处，揭露寺庙大和尚的罪恶，帮他们拨开眼前迷雾。朱家尖岛有一定的革命基础，几年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宣中华同志曾在此组织工会、农会，搞二五减租，群众有一定觉悟。现在，经郭凤韶等人重新点燃火种，于是抗捐、抗租斗争又在岛上开展，吓得大吸血鬼方丈和尚坐卧不宁，惊呼“大古塘小学都是共产党，都是宣中华的人了！”

1925年大革命的运动席卷大江南北，如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风起云涌。石俊、马名驹、汤藻等如皋师范的学生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来。

当时石俊的堂哥石勋光（石钦尧）已经是共产党员，他经常向石俊、马名驹宣传革命思想，汤芸也向汤藻灌输进步思想，于是三人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马名驹、石俊、马志远等如皋师范的进步学生发起组织五卅后援会，他们组织如皋民众，进行示威游行，公开宣传“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国家主义派”。在斗争实践中，石俊、马名驹、汤藻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认识到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才会有新生的希望。他们想到千千万万穷人的痛苦生活，想到农村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帝国主义、军阀不除，何以为家！经过革命的锤炼，马名驹首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五卅惨案”发生后，由江苏第二代用师范进步学生马名驹、石俊、马志远发起组织如皋“五卅惨案”后援会，上街张贴标语、组织罢课、游行等，还组织纠察小组，检查仇货（即英、日货）

1926年冬，在如皋师范东长巷左侧南首的第一个房间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如皋师范支部委员会，这是如皋师范的第一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该校二年级学生陈其理，成员有学生王汝舟、马名驹等。中共如皋县委成立后，陈其理当选为县委委员。1927年初，北伐军进入江浙地区，如皋师范党支部也迅速发展，吸收了刘焕宗（刘季平，建国后相继任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文化部顾问）、石俊、汤藻、张兆山等党员。如师党支部是如皋县最早的三个支部之一，党支部的诞生，也揭开了如师革命斗争史上崭新的一页。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石俊、马名驹、汤藻等积极参加如皋县党组织迎接北伐军的各项活动。这时，如皋师范暂时停课，他们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各自回到家乡协助组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他们办起了农民夜校，一边教农民识字，教唱革命歌曲，一边宣传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石俊很善于演讲，他在农民协会讲演，一讲就是大半天。他的演讲深入浅出，生动感人，讲者忘我，听者入迷。有几次，他的侄儿石鹏来催他回家吃饭，石俊嫌他打断话头，还啰嗦了他几句。家里没法，就给石俊送饭来，他却让大家先吃，自己仍滔滔不绝地往下讲……石俊、马名驹等人以火热的爱国之心唤醒了农民大众，家乡的反封建打土豪斗争终于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灾难深重的通海如泰地区劳苦群众

1927年春，北伐军进入上海。军阀孙传芳所属五省联军陆殿成部退守如皋县张黄港沿江一带，企图阻止北伐军渡江北上。共产党员张兆山率领如皋师范的进步学生赴如皋县大西庄，发动当地农协会员两百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公开提出“打倒军阀孙传芳”、“打倒联军”等口号，声势浩大，迫使陆殿成部连夜逃亡海安。

正当大革命运动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党”。如皋县的国民党组织是由共产党于1925年后帮助建立的，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基本控制在共产党手中。因此，当时如皋地区没有发生屠杀共产党人的流血事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发觉后，派人到如皋来“清理党务”，妄图排挤、迫害共产党人。这样就展开了反“清党”与“清党”的斗争。

1927年6月，国民党如皋县党部执行委员兼教育局总务科长季云，带领一批人于一天深夜突然来到如皋师范学生宿舍，搜查什么“秘密文件”。他们气势汹汹，乱翻乱查。幸亏党组织事先获悉，早已将“秘密文件”转移，季云等人搜查了一夜，一无所获，阴谋破产，悻悻而去。此事激起了全校师生的义愤，第二天一早，如皋师范学生在汤藻、王汝舟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包围了教育局，指名要季云出来答话，季云不敢出来，愤怒的学生就冲进教育局，将其痛打一顿，季云只穿了衬衣短裤，狼狈逃走，学生斗争获胜。这一事件是反“清党”与“清党”斗争的前奏，也为后来反“清党”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27年秋，如皋师范的校长、训育主任突然易人，由国民党派来的“清党”人员朱定钧、蒋建白接任，前者是反动的国家主义分子，后者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他们一上任就宣布学生不准参加社会活动，甚至规定学生课余时间不准外出。高师一班的马名驹同学出校门买日用品，蒋建白竟以违反校规为名，贴出告示开除马名驹同学。这一事件激起公愤，在如皋师范党支部领导下，石俊与刘季平、王汝舟、马名驹同学一起，发动高师一班及全校同学，开展“驱朱逐蒋”斗争，他们不仅在校内张贴标语传单，还在校外发表演说，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食不果腹的儿童

朱定均校长与蒋建白训育主任恼羞成怒，宣布对高师一班实行“罢教”，企图镇压学生运动。石俊、马名驹等人并没有丝毫退缩，在向社会揭露校方阴谋的同时，机智地开展“反罢教”斗争。他们挑选了七名成绩优秀的同学自己来教课，刘季平教化学兼体育课，程世俊教国文课，石俊教数学课，何廷琛教英语课，王汝舟教物理课，张远谋教生物课，马曙东教美术课。授课学生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认真备课，教学效果很好。气急败坏的校长、训育主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校方借组织全校统考、国文竞赛之名，对该班进行突然袭击、打击报复。出的题目是《青年之责任》，考后，由苏州中学、上海中学阅卷定分取前10名。其结果出乎校长意料，第二名储志、第三名缪仲、第四名韩宝发以及第七名和第九名都在这个班，前10名中该班占了一半，博得校内外的交口称赞。“反罢教”斗争坚持了一个学期，最后以校方失败而告终。由于社会各界和全校师生的公愤，当局不得不免除了朱定钧、蒋建白的职务，但同时，以所谓“煽动学潮”的罪名，无理开除了刘季平、石俊、马名驹、王汝舟、何廷琛等七名革命学生。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也云集着四面八方的有志青年。17岁的胡尚志满怀一腔热血，于1924年秋，毅然离开家乡，到武汉求学，就读于中和中学。

在这里，胡尚志不仅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广泛阅读宣传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特别是《新青年》、《向导》等一些刊物，使胡尚志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耳目为之一新。他认识到，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光埋头读书是不行的，必须胸怀大志，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干一番事业。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圣年”改为“尚志”，以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从此，他在学生中热情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组织学生运动，不久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夏，胡尚志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委派，回家乡潜江组建县党部，并任县党委常委。这期间，他拥护并实践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并在农民群众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开展农民运动准备了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