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阅读，究竟是一桩怎样的事？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读书需要训练，就如同运动员所接受的训练那样，而且，人们差不多要终其一生，追求这个目标”。他还说，绝大多数人的阅读只是为了简单的功利，而“真正的阅读不是那种用奢逸麻痹我们、让更高贵的感官一直沉睡的阅读，而是我们必须踮起脚尖、用我们最警觉和清醒的时间去进行的阅读”。

这位超验主义者并未夸大其词。我们或许可以天赋异禀地成为一个过目不忘的读者，却无法天生地成为一个洞若观火的读者。觉察到文字中复杂含混的意义，感受到文本中细腻逶迤的美，这都是我们需要在后天勤学苦练方可获得的技能。有时候，阅读的行动甚至如攻城战役一般艰难！为了攻入意义的城池，读者需要部署、调动、斡旋、强攻、破袭、鏖战……读者当然可能久攻不下，或铩羽而归，但如果在漫长战役后破城而入，那种胜利的成就感，一定会是史诗级的。

此刻我的脑海里，确实有一幅这类强力读者的标准像，他就是J.希利斯·米勒。他曾在一次访谈里，用几万字的篇幅，追忆了自己求学从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以回答“为什么要选择文学”这个问题。米勒说，自己1940年代在哈佛读研究生时就读过福克纳的《八月之光》，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又多次在课堂上教过此书。2004年，这位“耶鲁四人帮”的中坚、美国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即将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讲坛上荣退，古稀之年的他在研究生研讨课上最后一次教起了《八月之光》。在读了这部最伟大的美国南方小说六十多年之后，米勒说他注意到了之前无数次重读都未曾细想的一处细节—那个因妻子偷腥而被信徒废黜的长老会派牧师盖尔·海托华某天夜里在教堂外听着里面传出的圣歌声，深感恐惧地想到，这些如此虔诚称颂耶稣的南方基督徒们，与那些下周即将参与对乔·克里斯默斯私刑的人会是同一帮人！米勒突然感到疑惑：为什么福克纳要这样将基督教新教和南方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写？他之前研究过海托华牧师对丁尼生诗歌的喜欢，研究过莉娜和乔对于食物的不同态度，但从未认真思考过《八月之光》中种族主义、私刑处死和南方新教信仰的关系问题。

在暮年的这次重读中，米勒观察出了一种新的状况，即福克纳笔下白人的种族主义暴力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新教信仰之中，因为“如果他们不去兴高采烈地参与杀死乔，如果他们对他有一丝的怜悯，那么就将承认自我怀疑的存在，也即意味着他们会希望去悲悯自己”。事实上，米勒终于从《八月之光》中发现，美国南方的意识形态是三位一体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新教信仰在这片土地是共生共灭、相互依存的！

米勒对他迟到的见解做了自我反思。他觉得，恰恰因为自己是在这样一个南方社群中长大的（父亲是南方浸礼会牧师，母亲是南方长老会信徒），所以南方新教的意识形态深深写入了他的基因，以至于他无法更早地觉察到这种宗教存在着某种结构性暴力的可能。米勒用这个例子，说明了阅读绝非一时一地、一蹴而就之事，它完全可以延宕在毕生的岁月中。而且随着生命体验的更新，随着阅读视野的开阔，文本的奥秘会在不断重读中，渐次向读者打开。

和米勒一样，我也是以文学为业的大学老师，这往往意味着某种“三位一体”的身份：读者、教师和作者。我努力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阅读者，向年轻的学生讲授如何进行文学阅读，同时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论述自己的阅读。从事这样与阅读息息相关的营生，让我无比认同纳博科夫的一句话，那就是“只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而教授英语文学的职业要求，又将这种重读制度化。这往往意味着我会在自己的英美小说和美国文学课上，不断地在备课期间重读当年喜爱的文学作品。那种重访，当然与米勒精研文学大半个世纪后的重读无法比拟，却仍会不时带给我极大的快慰和惊喜。

几个星期前，我在课前再次读了舍伍德·安德森《小镇畸人》中开篇的两个故事，分别叫《手》和《纸团》。虽然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向低年级英语专业本科生已经讲过了四遍，但仍然对第二个故事中的一些细节颇觉费解。比如，为什么里菲医生要不断地在纸上写东西，然后又揉成纸团放到罩衫大口袋里？为什么要反复提到他那匹“疲惫的白马”（jaded white horse）？为什么要说这种强迫症式的写，是在建“真理的小金字塔”（little pyramids of truth）？为什么那个未婚怀孕的女人来诊所求助时，正好目击了一次血淋淋的拔牙场景？所有这些细节，当然都可以用“怪诞”一词搪塞过去—既然安德森笔下都是这些无法理喻的畸人，似乎也没什么必要深究这种古怪背后的真相了。

但在这次重读前，我恰好重温了艾米莉·狄金森。我突然想到，待在诊所的里菲医生喜欢在纸上写字，然后揉成团塞入那件亚麻罩衫的大口袋里，这个怪癖不正和美国诗歌中最著名的“女隐士”有几分相似吗？在狄金森创作的高峰期，她平均每天写一首诗，然后将写诗的纸笺放入白色连衣裙的口袋里。将诗封存在口袋里，这当然是狄金森极具象征性的诗人姿态，因为她曾在一首诗里宣告：“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猜测，里菲医生其实是在写诗？如果他是一个诗人，那么文中将这种写作和对写作的撤销比喻为反复修建和摧毁“真理的小金字塔”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诗人在语言中苦求的不是别物，恰恰是超验性的真理。更顺理成章的，则是多次提到的那匹“疲惫的白马”，它拉着里菲医生的轻便马车走街串户，而阿波罗那驾金色战车所驾驭的，同样是四匹白马。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不仅是光明之神，还是文艺之神，庇护着音乐家、诗人和射手；安德森笔下那个乏味无趣的温斯堡所出现的“疲惫的白马”，就构成了对一个理想主义诗人困顿人生的隐喻。他对小镇生活的绝望和抗争，不恰恰就体现在他不断地写诗、毁诗于纸团中吗？

想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劈过一道闪电—安德森在故事中卖的最大关子，就是拒绝向读者透露里菲医生的诗人身份。他诱使读者去滋生疑心，去寻找和组合细节，进而去得出关于诗和诗人存在的证据！我仿佛瞬间又洞悉了另一个秘密：在前一个故事《手》中，叙事者四次提到“诗人”，并说主人公比德尔鲍姆那双患有多动症的手，就如同一只囚鸟挥动的翅膀，这个譬喻“镇上某个寂寂无名的诗人曾经想到过”；之后，叙事者又反复说，这双手的神秘是他无法解释的，需要把诗人召唤出来才行。在一个与诗人无关的故事中，安德森四次向诗人发出元小说式的呼喊，但在接下来那个落魄医生的故事中，自始至终藏匿诗的存在。这难道不正是向读者进一步暗示，里菲医生可能就是《手》中提到的“镇上某个寂寂无名的诗人”吗？

同时，血淋淋拔牙的离题描写也在这种阐释中获得了安放之处。我从一个占卜释梦的网站查到，在荣格的心理学中，女性梦见拔牙象征着分娩和新生。安德森通过这个奇怪的插段，让前来求助的女孩目睹了孕梦如何进入现实，而里菲医生则以诗人特有的敏锐旁观，察觉了这个象征化场景的意义（就如同他窥透了比德尔鲍姆的那双手一样），所以里菲医生才会不等到女孩开口说话，就直接对她说，“我会驾车带你去乡下”。安德森正是以这样的现代主义方式，让诗人降临并隐遁在故事中，让诗人成为这些畸人的超视者；同时通过这种设置，作者让这个短篇小说集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内在联结，使之处于独立于故事和小说章节的文类含混中。

其实，我并不确定其他人是否赞同这种解读，也不知道前人是否有过类似的阐释。这些并不重要。我真正想用这个例子说明的，其实是私人阅读中一种“以读攻读”的快感，一种在反复迂回、纵横交错的重读中，读者所可能获得的那种攻城拔寨的胜利。我对《小镇畸人》的解读，完全不必是最好的或唯一的解读，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次阅读的擢升，因为它让文本中原本突兀的细节获得了一种有机的整体感，让从前略显模糊的影像在重新对焦中变得清晰起来。

如果说伟大的文学，往往教会我们去习惯于停留在意义的不确定性和道德的含混中，那么好的阅读则完全没有任何模棱两可之处。用米勒的话说，好的阅读“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并没有居中状态可言。我们读懂了，是因为我们看明白了符号。这种明白不仅是当事人心知肚明的，而且可以通过批评家的写作，通过老师在课堂的传授，清晰地从一个读者的意识，传递到另一个读者的意识中。文学阅读的功夫，也就是在这样的修炼中习得的。它的效果货真价实，就像会不会“降龙十八掌”一样，在练家子眼里明明白白。

这本集子里的三十篇文字，绝大部分是我近十年来发表在报刊网站上的长短文章。它们多为文学书评和随笔，虽没有什么统一的话题，倒也算围绕文学阅读这件事来写的。原本我应该做一个安心于论文生产的大学教师，但就像陈平原先生所说的，“既经营专业著作（‘著述之文’），也面对普通读者（‘报章之文’），能上能下，左右开弓，这才是人文学者比较理想的状态”。我对英语文学有着一腔热忱，虽远远没有达到“左右开弓”的自如之境，可仍然希望能在这个文学阅读日益萎靡的时代，在学院之外为所谓“好的阅读”去振臂一呼。

是为序。

2015年10月

于南京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