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篇

禀父母·述家和万事兴

【原文】

男国藩跪禀：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正月八日，恭庆祖父母双寿，男去腊作寿屏二架，今年同乡送寿对者五人，拜寿来客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于十六日廿日补请二席。又请人画椿重荫，观者无不叹羡！

男身体如常，新年应酬太繁，几至日不暇给，媳妇及孙儿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常在家熟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读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柬修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

六弟实不羁^[1]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即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肆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2]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之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即为吾族光大门弟，可喜也！谨述一二，余续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

【注释】

[1]不羁：比喻不拘小节，不受约束的性格。

[2]蒸蒸：像气一样向上升，比喻一团和气。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正月初八日，是祖父母双寿。为了庆贺，儿子去年冬天做了两架寿屏。今年同乡前来送寿对的有五人，拜寿的来宾有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没有吃到晚酒的，于十六日和二十日又补请两席。儿子还请来画师画父母亲两人的画像，观看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羡慕的。

由于新年应酬大多，几乎是一天到晚应接不暇，但儿子身体却一切如常。媳妇及孙儿孙女亦都平安健康。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和六弟的来信，四弟有意要跟季弟一起从师于汪觉庵老师，六弟欲跟九弟去省城读书。儿子想，父母大人由于家里的事情多而且杂乱，所以不能经常在家塾学堂照管几位弟弟。并且四弟并没有过人的天资，所以不可以一天没有老师讲解课文和修改诗文，更不能耽搁一课。请父母大人听从儿子的请求，让四弟季弟跟觉庵老师学习，他们的学费，儿子在八月汇款回来。两位弟弟自然会更加发奋向上。

六弟实际是一个喜欢自由、不愿受约束的人才，由于家乡条件差、见闻不广，不能更好地启迪他的见识，坚定他的志向。并且年轻人身上有一股锐气，不可以打击他、使多次受挫折。他未能入学，已是挫折，他想进京我又阻止他，已经使他再次受到挫折，如果再不准他去省城读书，必将会大大挫伤他的锐气了。希望父母大人能够听从儿子等人的请求，叫六弟九弟到省城读书，他们的学费儿子在二月间付银二十两到金竺虔家里。

家庭和睦，福泽自然会来。如果一家之中，哥哥说了的话，弟弟没有不执行的；弟弟有请求，哥哥总是答应，家庭氛围充满和气，这样的家庭家运不兴旺的，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的。反过来说，家运不败的，也从来没有见过，恳求父母大人能够理解儿子们的志向。请父母大人帮助，通过此信代向叔父大人问候，请叔父大人原谅我不另外写信了。六弟将来必定是叔父家中能够承担和提升家事和祖业的人，也能为我们家族光大门第，可喜可贺。谨向父母大人禀告到此，其余的容以后再禀告。（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

【解析】

“夫家和则福自生”，中国是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人一向对“家”的观念非常重视，《大学》中就有“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说法，可见“家和”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多么重要。

在中国，一直讲究万事和为贵。和气生财、天时地利人和。“和”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大凡一家人过日子，总得要和和气气，家和才能万事兴。《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这里的“和为贵”虽不是针对家庭而言，却是儒家提倡的一个处世原则，“小大由之”。所以，这种原则自然也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生活。

治家是门学问，家是需要经营的，维系家庭靠的是感情、亲情而不是利益。如果你用利益关系来管理家庭，家里就会钩心斗角。既不能管得太细，又不能太放任；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容变通。小事处理不当会积成大事，好事处理不好会变成坏事。

古人格外注重家庭关系，“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这种家庭和睦的思想，自古以来被人们所信奉。曾国藩认为家庭和睦非常重要，希望兄弟之间、妯娌这间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如何才能做到“和”？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从因果报应的角度来看，凡是孝友的，都能得到善报，反之就会得到殃祸。我早年在京为官，后又投身军旅，无暇顾及家事。家中侍奉长辈、处理田宅等事，全靠诸弟之助。我们彼此最终能够有所成就，兄弟和睦为第一要义。

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家庭美德又是社会美德的组成部分，有关家庭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是保障社会有序运行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里所说的“家”与现在的家庭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指家族，还包括很多无血缘关系的人员，甚至包括左邻右舍。这种在家无怨、邻里和睦，强调的是一种团结的力量，小到治家，大到治国。

“和”的可贵之处，不仅在家庭，更在社会。“家和万事兴”这条治家格言所倡导的是团结，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团结都是至关重要的。战国时代有一则著名故事：赵武灵王时，邯郸有一个小胡同叫“回车巷”，宰相蔺相如为了国家的利益，几次忍辱在这条小街避让大将军廉颇的车马，后来廉颇知错即改，负荆请罪，实现了“将相和”，秦国因此不敢相犯。这充分说明，和能立业，和能兴邦，和能增长国民志气，和能凝聚国家无坚不摧的力量。

禀父母·教弟以和睦为第一

【原文】

男国藩跪禀：

父母大人万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号，系新正初三交彭山屺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祖父大人忽患肠风，赖神戳佑，得以速痊，烈游子闻之，尚转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寿诞，男不克在家庆祝，心犹依依。

诸弟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男观诸来信即已知之。盖诸弟之意，总不愿在家塾读书，自己亥年男在家里，即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从男进京，男因散馆^[1]去留未定，故此时未许。庚子年接家眷，即请弟等送，意欲弟等来京读书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许，以故但写诸弟而不指定何人。迫九弟来京，其意颇遂，而四弟六弟之惫，尚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园，时有耽搁，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无良友，考试又不利。兼此数者，怫郁难伸^[2]，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爱^[3]，可怨一矣。云亥在家，未尝教弟一字，可怨二矣。临进京不肯带六弟，可怨三矣。不为弟择外专，仅延丹阁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两弟不厄家居，而屡次信回，劝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

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难免内怀隐衷，前此含意不伸，故从不写信与男，去腊来信甚长，则尽情吐露矣。男接信时，又喜又惧，喜者喜弟志气勃勃，不可遏也。惧者，男再拂弟意，将伤和气矣。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情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九弟前年欲归，男百般拘留，至去年则不复强留，亦恐拂弟意也。临别时彼此恋恋，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后，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谓九弟纵不为科目中人，亦当为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终身互相依倚，则虽不得禄位，亦伤哉？

伏读手谕，谓男教弟宜明责之，不宜琐琐告以阅历工夫。

男自忆近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男妇孙男女身体皆平安，伏乞放心，男谨禀。（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注释】

[1]散馆：清制。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举行甄别考试之称。

[2]拂郁难伸：忧郁难言。

[3]威克厥爱：威严超过宠爱。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

父母大人万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里第一封信，即是新年正月初三交彭山屺的那封，已得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祖父大人忽然患肠风，依靠神灵的保佑，很快痊愈了。在外的儿子得知这一消息，直到现在尚心有余悸。得知六弟生了一个女儿，这自然是件大喜事。初八日恭逢寿诞，儿子无法回家参加庆祝，心里总是难以忘怀。

来信说，几位弟弟在家里不听大人的教导，学习很不勤奋，看来几位弟弟的意思，总不愿意在家塾学堂读书。儿子还在家里时，他们就有这个意思，而且很坚定。六弟有跟儿子进京之意，但儿子在庶常馆学习，去留还没有确定，所以没有应允。庚子年接家眷进京，请弟弟们送，本来是想让弟弟们来京读书，因为祖父母、父母在上，儿子不敢自作主张，所以只写诸弟而没有指定六弟本人。九弟来京，算是遂了心愿，而四弟和六弟却没有。年年都守在家中，学问耽搁了，大人们又不能在家里教他们，附近也没有好点的朋友，加上考试失利，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觉得很受压抑而郁闷不乐，所以四弟和六弟难免抱怨，他们的抱怨也是情有可原的，丁酉年在家教他们时，缺少爱抚而过于威严，是可以抱怨的第一点。已亥年在家，没有教弟弟一个字，是可以抱怨的第二点。临到进京了，却没能带上六弟，是可以抱怨的第三点。不为弟弟另外选择外面的老师，仅仅让丹阁叔教他们，没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是可以抱怨的第四点。明明知道四弟和六弟不愿意在家却屡次回信，反复劝他们在家读家塾，是可以抱怨的第五点。

正因为儿子有可抱怨的这五点，所以四弟和六弟心中难免怀着这些隐衷，之前一直藏在心里，没有倾诉的机会，所以从来不给我写信。去年腊月写了一封长信，才把这一肚子怨气都吐了出来。儿子接到信时，真是即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弟弟们志气蓬勃，不可阻挡。怕的是儿子如果再次违背他们的意愿，将会伤了兄弟的和气。兄弟和睦，即使是贫穷的小户人家也必然兴旺。兄弟不和，就算是世代官宦人家也必然败落，儿子深知这个道理。所以禀告堂上大人，听从儿子等兄弟的情义，实在是把和睦摆在第一位。九弟前年就想回去，儿子百般挽留，直到去年才不再勉强，怕的也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分别时彼此依依不舍，情深似海。所以儿子从九弟走后，非常想念他，而且也非常相信他，九弟即使不是科场中人，也会是孝悌中人。兄弟们个个都这样，可以终身彼此依靠，即便没有得到禄位，也没有什么可伤感的。

恭读父母的谆谆教诲，虽说儿子教育弟弟应该以明明白白地责备为好，不适宜去反复教他们如何阅历。儿子回忆这么多年以来教育弟弟的信，不下数万字，不论是明显的责备，还是委婉的规劝，既有从大的方面进行广泛的论述，也有从小的方面细细的指点，可以说是知无不言，总之是竭尽全力。媳妇和孙子孙女都平安，敬请放心。儿子谨禀。（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解析】

儒家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其中悌即是兄弟之间的互相敬重与爱护，它的排位仅次于“孝”，可见传统中对悌的重视。

曾国藩认为兄弟之间应以和睦为第一。的确，在一个家庭之中，兄弟姐妹若能和睦、没有争执，就不会让父母操心，整个家庭其乐融融，所以，子女和睦也是对父母的孝顺。《弟子规》中说：“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意思是说，年龄大的哥哥姐姐，应友爱年龄小的弟弟妹妹，不能欺负、打骂他们。弟弟妹妹则要恭敬哥哥姐姐，对他们要有礼貌，不能经常顶撞，长幼之间要互相友爱、和睦相处。

明神宗的时候，有个叫陈世恩的进士，他的弟弟最喜欢游荡，天天早出晚归，陈世恩屡次规劝他，但他就是不肯改过，而且渐渐地有些不耐烦。陈世恩认为这样下去，会损伤兄弟间的友爱，而毫无益处。于是他不再劝弟弟了，只是每夜亲自守着大门，必定要等到他的弟弟回来后，才亲手给门上锁，并且还问他的弟弟冷不冷、饿不饿、关心弟弟的心情溢于言表。这样一连数夜，他的弟弟终于悔悟，从此再也不晚归了，“世恩夜待”从此传为佳话。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为兄长的教育弟弟，不能一味地靠压服，而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弟弟着想，关心他，呵护他，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兄友而弟恭。

深知兄弟和睦的重要性的曾国藩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面对诸弟的怨责，他既不摆兄长的架子加以呵斥，也不以自己地位的尊贵予以轻蔑，而是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予以理解，设身处地地予于宽谅，将诸弟怨责的根由归咎在自己头上。以兄弟和睦为第一，充分体现了他当兄长的大度和严于律已、宽于待人的胸怀，从而实现了他“兄弟和睦为第一”的理念，曾氏的家书也由此成为了后人治家的典范。

曾国藩曾说，他把教育兄弟作为自己尽孝的方式。他对弟弟们的教育不厌其烦、直言不讳、开诚布公，有时也很尖刻，以至于他的诸弟也有不耐烦的时候。尤其是曾老九后来战功显赫，官升脾气长，对曾国藩的“说教”亦时有微词。但总的来说，他们兄弟间这种互相砥砺，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沟通，最终使他们携手成就大业。

致诸弟·教弟婚姻大事须谨慎

【原文】

诸位老弟足下：

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日发信，内父亲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胜次喜！四弟之诗，又有长进，第命意不甚高超，声调不甚响亮。命意之高，须要透过一层，如说考试，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则意浅矣。举此一端，余可类推。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熟则响矣。

去年树立堂所寄之笔，亦我亲手买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钱五百文，实不能再寄。汉壁尚可寄，然必须明年会武后，乃有便人回南，春间不能寄也。

五十读书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搁自己功课；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不诬也。

家常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意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烜赫^[1]，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奢耳。今渫再三要结婚，发甲五八字去，恐渫家是要与我为亲家，非欲与弟为亲家。此语不可不明告之。

贤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亲家为人如何？亦须向汪三处查明。若吸鸦片烟，则万不可对。若无此事，则听堂上各大人与弟自主之可也。所谓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亲近，我曾见过，想衡阳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对亲，或另请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于自己近来弊病，颇能自知，正好用功自医。而犹曰终日泄泄^[2]，此则我所不解者也。

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辈则宜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至于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要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观看《庄子》并《史记》，甚善！但作事必须有恒，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此书丢下，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将《史记》看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不必问进学与否也。贤弟论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3]，人谁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规劝我者甚切，余览之，不觉毛骨悚然^[4]！然我用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着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儿侄。而省城之闻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自来。我在京师惟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

来书写大场题及榜信，此间九月早已知之，惟县考案首前列及进学之人，则至今不知。诸弟以后写信，于此等小事，及近处戚族家光景，务必一一详载。

季弟信亦谦虚可爱，然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此全在为兄者倡率之，余他无所取，惟近来日日有恒，可为诸弟倡率。四弟六弟，总不欲以有恒自立，独不惧坏季弟之样子乎？余不尽宣，兄国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释】

[1]烜赫：即显赫。

[2]泄泄：优闲自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3]津津：言之有味，滔滔不绝于口的样子。

[4]悚然：恐惧，害怕。

【译文】

诸位老弟：

十六日早上，接到十一月十二日发的信，其中有父亲写的一封信，还有四位弟弟的各一封，一切都知道了，非常高兴！从信中看到四弟的诗又有了长进。只是诗的立意不很高，声调也不太响亮。要想立意高，则必须提高一个层次。比如说考试这个题目，如果你表达出科举功名都是身外之物，即使失去了也不必耿耿于怀，那么你文中的立意便提高了一层，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你说要以取得科举功名为荣幸，意义便显得浅薄了。举这一个例子，其余的便可以类推。至于声调不响的问题，则需要多读古诗来解决，古诗读多读熟了，声调自然就会响了！

去年树堂所寄回去的笔，是我亲自买的。“春光醉”这种牌子的笔，实在是不能再寄了，目前这种笔每支已达到五百文大钱。“汉壁”还可以寄，但只有等明年会考以后，才会有人回湖南，春季是不可能寄了。

五十想读书虽然是件好事，但不可以因为这就耽搁自己的功课，“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听说常家想与我结成亲家，我想解释一下我不同意的原因：常世兄这个人平时喜欢倚仗父亲的权势欺侮别人，穿着也过于华丽，出门时仆从前呼后拥，招摇张扬，恐怕他家的女子有做官人家的骄奢之气，如此以来，势必会破坏我家的家规，引诱我家子弟沾染上侈奢的不良习气。现在他再三要与我家结姻，要我把甲五的八字发过去，恐怕他家是要与我结为亲家，而不是想与弟弟为亲家，这话我不能不明白地告诉你们。

贤弟的婚事，我不敢擅自做主，但是亲家的为人怎样，必须通过汪三那边查问清楚，如果吸鸦片大烟，那是万万不能和他们结为亲家的。如果没有这种事情，那就由堂上各位大人与贤弟自己做主好了。那个叫作翰堂的秀才，他父子俩人都不以可亲近，我曾经见过，想必衡阳人也有知道他们底细的。如果要结亲，那么可以另外请媒人。

六弟九月的来信，对于他自己近来的毛病，认识得很清楚，正好下工夫把这些毛病克服。但他在信中又说自己一天到晚闲着无事，这我就不理解了。

家中的事情，各位弟弟不需要去管。天破了，自有女娲去补；洪水大了，自有大禹去治。家中的事情，自有父母大人掌管，外边的事情由我来处理，弟弟们只需要管好自己的功课就行了，其他事情又何必去过问呢？至于宗族的人，不管他与我们有没有矛盾，弟弟们只要适当地去爱他们、尊敬他们就可以了。孔子说过：“广泛地关爱别人，和有仁义的人亲近。”孟子也说：“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数是否有不周到的地方；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不是不周到。”如果现在你们还没有管理家事，就与那些宗族的人产生了矛盾和仇怨，那等到将来当家立业后，岂不是个个都成了仇人？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圣贤会和宗族、乡党结仇，所以弟弟不要总是去指责别人。

十一月的来信中说，现在正在看《庄子》和《史记》，这很好，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有恒心，不可以为了应付考试，便把没有看完的书丢下。必须要从头到尾，每一句都读完。如果能够把《史记》看完，那么以后读别的书，收益就会无可限量，而不必去问是不是进步了。贤弟对袁诗和书法的讨论，也都有些见解。但只是空说没有益处，必须要多做诗，多临帖，才能有更深的体会。比方说有人要进京城，但他坐在家里一步不走，只是空口去说进京的旅程，这又有什么意义。即使你说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可又有谁会相信呢？

九弟在信中对我的规劝非常妥当，我看过后，为之不寒而栗、忐忑不安。但我读书用功，做事实在脚踏实地，不敢有一丝一毫欺骗别人。如果这么做下去，就是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也必然可以小有成就，上不敢欺骗天地和堂上大人，下不敢欺骗诸位弟弟与晚辈。现今我在省城的声望是越来越高，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我在京城，只恐怕自己的名望超过了实际，所以不先拜一个人，不自吹一句话，深深以超乎实际情况的赞扬为可耻。

来信写的大场题目和发榜的消息，这边九月间就已经听说了，只是县考的案首前列几名和进学的人，至今还不知道。诸位弟弟以后写信，对于这些小事，以及附近亲戚家的情形，最好能够详细写明。

季弟的信很谦虚和可爱，但只是光谦虚也不行，需要努力进步，这主要的责任在于做哥哥的如何做表率，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是近来做事、学习天天持之以恒，此可作为弟弟的表率。四弟、六弟如果不以持之有恒的形象做表率，难道不怕在季弟面前有失自己的形象吗？其他的内容就不再多说了。兄国藩亲笔。（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解析】

在古代，婚姻大事一般都是讲究门当户对，因为这样的结合，双方子女的背景相似，对于孩子婚后过上幸福的生活更有保障，更重要的门当户对可以使联姻的两个家庭结成政治或者军事联盟，可以巩固双方的实力，皇家指婚或者公主远嫁就是典型的例子。

曾国藩在朝为官，家族可谓显赫，这种家族在古代一般都是政治联姻，因此曾家所结的亲家不是豪门旺族，就是达官显贵。但是，在曾国藩眼里，婚姻不该限于门第的观念，曾国藩更看重的是对方的家风、生活习惯等问题。

中国讲究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敦厚尤显重要。孟母为保家风纯正三择其邻，又断机杼，为孩子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孟子刻苦攻读，成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大家。

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留下了不少“家教联”，令晚辈耳濡目染，成为“言传”和“身教”的典范。明朝书画家徐渭，晚年曾撰写一副令人费解的家教联：“好读书，不好读书；好读书，不好读书。”此联妙在一个“好”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少年时期正是读书好时光，可惜不知读书的重要不喜欢读书；年纪大了，懂得读书的重要，想好好读点书，可是老眼昏花，力不从心，已经不能好好读书了。告诫子孙珍惜时光，趁早好好读书。

家风问题的重要，不仅在中国，即便是外国，也是不可忽视的。据有人统计，美国开国二百多年，有的家族出了多位总统，而有的家族却出了多位黑社会老大。这些都体现了曾国藩所说的家风的重要性。家风对于一个家庭的发展，对于子孙日后的发展都是重要的。风气是无影无形的，然而又是无处不在的，因此曾国藩对于家风是非常看重的。

这封信中，曾国藩对常家想与自家结姻一事给予了明确拒绝，并详细解释说明了反对的原因。他说常世兄平日喜欢仗势欺人，怕他家的女子身上也有骄气奢气，会破坏自家的家风。曾国藩在这封信中阐述了有关儿女婚姻大事的基本择偶观点：拒绝锋芒毕露之家，拒绝骄奢之家，拒绝张扬之家，以免败坏了自己的家风。

禀父母·勿因家务过劳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膝下：

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发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尤为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发一信升官事，想已收到。冯树堂六月十六日出京，寄回红顶补服袍褂手钏笔等物。廿八日可以到家。贺礼惟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胶高丽参等物，廿九日可以到家。

四弟九弟信来，言家中大小诸事，皆大人躬亲之，未免过于劳苦。勤俭本持家之道，而人所处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党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且男忝窃卿贰，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此后万望总持大纲，以细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谨慎者，必能负荷；而大人与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与娱乐，则万幸矣！

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谨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挂念，余容另禀。（道光二十六年十八日）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父母亲大人膝下：

十六日晚，接到六月初八日家中所发来的信，很高兴地知道了一切，祖父大人的病基本痊愈，这真是天大的福份。六月二十六日，儿曾发了一封信，说到升官的事，想必已经收到了。冯树堂于六月十六日离开京城，寄回红顶礼服、袍褂、手钏、笔等东西，估计二十八日可以到家。贺礼是在七月初五离开京城的，寄回了鹿胶、高丽参等东西，预计二十九日可以送到家人手中。

四弟和九弟写信来，说家中大小诸事，都是由父母大人亲自管理着，难免会劳累、辛苦些，虽然勤俭是持家的道理，但各人所处角度不同。大人身上，上要奉养高堂，下要养育子孙，对外要做族党乡里的模范，千金贵体，应该对身体多加珍重才好。儿子很幸运地升了官职，帮忙的还有几人，而得知父母大人家务如此辛苦，儿子心里非常不安。希望大人以后只需把握大局即可，不必事事亲历亲为，将细微琐碎之事交给四弟即可。四弟平时做事谨慎，必定可以担负。而大人与叔父大人，只要天天侍候在祖父大人身边，一起娱乐，那便是最好的了。

在京全家大小都平安，事事都懂得小心谨慎，堂上各位大人，可以不必挂念。其余的下封信再禀告吧！（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解析】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先是向堂上大人汇报了自己升了官职一事，然后劝诫叔父、叔母，凡事不可劳心，不要为家务过于操劳，很多力不从心的事情可以交给四弟去做。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其叔父去年建公房，虽然房子建得富丽堂皇，但是由于劳累过度而吐血，由于叔父一心想着建好公房，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使自己的身体超支，实在是得不偿失。

做事情什么时候都是讲究适度，如果做得过了头则有害无益。曾国藩劝导叔父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情况，不能透支健康，当年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虽然感动了天下臣子，但是正是由于他的“事无巨细，必躬亲”，最终因操劳过度而病死在军中。无能的刘禅由于失去了诸葛亮的辅佐，最终亡国。

曾国藩劝父母应该把具体的事多交给四弟去做，其实，父母可以适当地交给孩子自己去做力所及的事情，这样不仅减轻了自己的心里负担，也培养了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在管理上叫“授权”，当年的艾森豪威尔是最懂得授权的领导人之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指挥官，在诺曼底登陆以前，一次他在英国打高尔夫球，新闻记者采访他：“前线战事紧急，您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打球啊？”艾森豪威尔说：“我不忙，我只管三个人：大西洋有蒙哥马利，太平洋有麦克阿瑟，喏，在那边捡球的是马歇尔。”其实艾森豪威尔手下有百万大军，治家和治军也是一个道理。

禀叔父母·勿劳累过度

【原文】

侄国藩谨禀：

叔父母大人礼安。十六接家信二件，内父亲一谕，四弟一书，九弟季弟各一书，欧阳牧云一书，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减，日夜劳心，父亲叔父辛苦服侍，而侄远离膝下，竟不得效丝毫之力，终夜思维，刻不能安。

江岷樵有信来，告渠已买得虎骨，七月当亲送我家，以之熬膏：可医痿痹云云，不知果送来否？

闻叔父去年起公屋，劳心劳力，备极经营。外面极堂皇，工作极坚固，费钱不过百千，而见者拟为三百千模范。焦劳^[1]太过，后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复病，勤劬^[2]弥甚；而父亲亦于奉事祖父之余，撰理家政，刻不少休，侄窃伏思父亲叔父二大人年寿日高，精力日迈，正宜保养神气，稍稍休息，家中琐细事务，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侍祖父凡劳心细察之事，则父亲叔父躬任之，凡劳力粗重之事，则另添用雇工一人，不够则雇二人。

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养，不甚用功，以求无病无痛，上慰堂上之远怀。外间作文，求写字，求批改诗文者，往往历久而莫偿宿诺，是以时时抱疚，日日无心安神恬之时，前四弟在京，能为我料理一切琐事，六弟则毫不无能管；故四弟归去之后外间之回信，家乡应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废驰。

侄等近日身体平安，合室大小皆顺。六弟在京若劝其南归，一则免告回避，二则尽仰事俯蓄之职，三则六弟两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亲叔父严责，方可用功。乡试渠不肯归，侄亦无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晋一，侄谨备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寿，侄谨备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带回，服阕后即可着。母亲外褂并汉禄布夹袄，亦一同付回。闻母亲近思用一丫环，此亦易办，在省城买，不过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来乡，则更为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买，以供母亲叔母之使令，其价侄即寄回。

侄今年光景之窘，较甚于往年，然东支西扯，尚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弥缝。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窘迫否？侄于八月接到俸银。即当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岁几百金之说也。在京一切张罗，侄自有调停，毫不费力，堂上大人不必挂念，谨禀。（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注释】

[1]焦劳：操劳。

[2]劬：劳苦，劳累。

【译文】

侄儿国藩谨此禀告：

叔父母大人礼安。十六日收到两封家信，其中父亲的谕示一封，四弟信一封，在省的九弟季弟也各有一封，还有一封是欧阳牧云的，这才得知家中的一切。祖父大人的病尚未减轻，父亲和叔父辛苦地服侍，日夜劳心，而侄儿却不在身边，不能在家尽孝出力，以至于我整晚翻来覆去地想，心中很不安宁。

江岷樵来信说，他已买到虎骨，七月份当会送到我家，用它熬膏，可以医治痿痹病，不知你们收到了没有。

听说叔父去年修建了公房，费力劳心，全心全意经营，外面很堂皇，工程很坚固，花费不过百千，来参观的人都觉得三倍百千也不为过。但由于太劳累了，导致后来吐起血来，接着祖父又生病，又要勤恳地服侍，可谓辛苦之至。而父亲在奉侍祖父的空闲时，还要管理家务，一刻也得不到休息。侄儿心想随着父亲、叔父两位大人年纪一天天大了，精力也将越来越不够充沛，正需要保养精神，稍微休息，家里的琐细事务，可以叫四弟去打理，至于服侍祖父，凡属劳心精细的事，由父亲、叔父亲自担任。凡属粗重的事，可以找一名雇工来做，如果做不过来就雇两个。

近年来，侄儿的精力也是一天比一天差了，偶尔操劳多一点，癣疾便会复发。晚上坐得久了，第二天便感到疲倦。所以努力保养身体，不很用功，以便求得没有病痛，上慰堂上大人的挂念。别人来求写文章、题字、批改诗文的，往往很长时间都不能如愿以偿，因此，心里经常怀着歉疚，每天几乎都没有心旷神怡的时候。从前四弟在京，还可以帮我料理一切琐事，六弟却毫不能管。四弟回去以后，侄儿对于外面的回信和家乡应当留心的事，确实疏忽了。

侄儿等近日身体平安，全家大小都很好。六弟在京城，侄儿再三劝他回湖南，一是免得别人说我不知回避；二是他也可以为家中上下出一份力；三是六弟两年来没有作文，一定要在家里，经父亲和叔父严加督责，方可以用功，他不肯回去参加乡试，侄儿也没有办法。

叔父去年已是四十一岁，侄儿为您老人家谨备了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寿，侄儿也谨备了棉袍一件，都交给曹西垣带回去，等守孝期满之后就可以穿了，母亲的外褂和汉禄布夹袄，也一起托人带回家。听说母亲现在想雇一名丫环，这件事也容易办。到省城去买，不过三四十千，如果有湖北逃荒的来乡下，还会便宜些。希望叔父叫四弟留心，抓紧时间去办，以照顾母亲、叔母的生活，所需的钱侄儿立即寄回。

侄儿今年窘迫困难的情形更超过往年。但东支西扯，还能勉强应付过去，明年如能得外地的差事，或者是升为侍郎，就可以弥补亏空了。家里今年季弟办喜事，不知钱够不够用。侄儿在八月接到俸银后，马上寄五十两回去，就是去年我说的每年一百两的许诺。在京城的一切张罗，侄儿自己可以妥善应对，没有什么困难，堂上大人，不必挂念。侄儿谨禀。（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解析】

医学专家认为，人是有可能被累死的，许多疾病也是“累”出来的。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说：“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据统计表明，过度劳累的确可以摧残健康，使生命早夭。“过劳死”是一种未老先衰、猝然死亡的生命现象。据有关调查发现，中国科学院的不少专家等多因长年疲劳而致英年早逝，其平均寿命只五十二岁，甚至更低。如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劳累”已日益成为普遍现象。因忽视其严重后果而至酿成大患时，已悔之晚矣。因此，要随时注意过度疲劳的表现症状，当工作、生活中疲乏时要注意劳逸结合，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讲述了闻听叔父劳心费力建好公房，虽然省下了许多的钱，但自己却累得吐血，而且祖父的病并未见好转，叔父与父亲尽心服侍，事事亲为。而父亲还要忙于家政管理。曾国藩因担心叔父和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精力也不如从前，叮嘱他们不要过于操劳。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曾国藩在信中也爽快答应了母亲想找一名丫环的请求，以照顾好母亲、叔母的生活。并命四弟办好此事，曾国藩承担所需费用。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里老人的身体健康非常关注，同时他自己也意识到爱惜身体的重要性。

致诸弟·无时不想回家省亲

【原文】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

正月十一日发一家信，是日子极不闲，又见温甫在外未归，心中懊恼；故仅写信与诸弟，未尝为书禀堂上大人，不知此书近已接到否？

温弟自去岁以来，时存牢骚抑郁之气，太史公所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往者，温甫颇有此象。举业工夫，大为抛荒，闲或思一振奋，而兴致不能鼓舞，余深忧虑，每劝其痛著祖鞭，并心一往。

温弟辄言思得一馆。使身有管束，庶心有维系。余思自为京官，光景尚不十分窘迫，焉有不能养一胞弟，而必与寒士争馆地；向人求荐，实难启口，是以久不为之谋馆。

自去岁秋冬以来，间温弟妇有疾，温弟羁留日久，牢落无偶，而叔父抱孙之念甚切，不能不思温弟南归，且余既官二品，明年顺天主考，亦在可简放之列，恐温弟留京三年，又告回避，念此数者，欲劝温弟南旋，故上次信道及此层，欲诸弟细心斟酌。

不料发信之后，不过数日，温弟即定得黄正斋馆地。现在既已定馆，身有所管束，心有所系属，举业工夫，又可渐渐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圣眷略好，有明年主考之望，则到四五月，再与温弟商入南闱^[1]或北闱行止。如我今年圣眷平常，或别有外放意外之事，则温弟仍留京师，一定观北闱，不必议南旋之说也。坐馆以瞩束身心，自是最好事，然正斋家澄弟所深知者。万一不合，温弟亦难久坐。见可而留，知难而退，但能不得罪东家，好来好去，即无不可耳。

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二则二品归籍，必须具折，折中难于措辞。私心所愿者，得一学差，三年任满，归家省亲，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办途费，后年必归，次也，若二者不能，只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后来得一京官，支持门面；余则告养归家，他日再定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则直待六年之后，至母亲七十之年，余誓具折告养；虽负债累万，归无储栗，亦断断不顾矣。然此实不得已之计，奢能于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则后年可见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审^[2]祖宗默佑否？

现在寓中一切平安，癣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尚有纤痕。家门之福，可谓全盛，而余心归省之情，难以自慰，固偶书及，遂备陈之。

毅然伯之项，去年已至余寓，余始觅便寄南，家中可将书封好，即行送去，余不详尽，诸惟心照，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廿一日）

【注释】

[1]南闱：闱，考场，南闱即江南乡试。

[2]不审：不知。

【译文】

澄侯、子植、季洪诸弟：

正月十一日，给家中寄了一封信，由于那天事务繁多，又见六弟外出没有回来，心里很烦躁，所以只给弟弟写了信，没有写信给堂上大人，不知道近日收到那封信没有。

自从去年以来，温弟就情绪消沉，闷闷不乐，满腹的牢骚。正如太史公所讲的那样：在家就好像丢失了什么一样失魂落魄，出外则不知何往，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六弟就是那种迹象，学业因此大为荒废。在这期间，或许也有要重新振作起来的念头，但兴致总是提不起来。看到这种情况，我心中很是忧虑，常常劝他振作起来，痛下决心，全力以赴争取进步。

温弟则说他想找一个学馆教学，好使自己能够有所约束，使思想能够有所寄托。我想自己自从做了京官，生活也不算很窘迫，难道还养不起一个同胞弟弟，让他去与贫寒的读书人去争夺一个教席？向别人请求推荐之事，实在是难以启齿，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去帮他找馆。

自去年秋冬以来，这期间温弟媳妇的身体不佳，温弟又孤身一人在京城待得太久，而叔父抱孙子的心情很迫切，不能不考虑温弟回南方的事。况且我既然做了二品官员，明年顺天主考，我也有可能在选择放出的范围之内，恐怕温弟留在京城三年，有回避的问题。基于以上这几点，所以也想劝温弟先回湖南。上次信中谈到这一层，想诸位弟弟细心考虑。

不过在上次信发出后不几天，温弟就选定去黄正斋的教馆。现在既然定了教馆，他的身子和思想也就有所管束和寄托，参加科举的事，也可以渐渐整理。等今年下半年再看情况，如果皇上对我的圣恩能够好些，明年可能就有当主考的希望，到了四五月，再与温弟商量是参加江南乡试或者顺天乡考的事情，如果当今皇上对我的看法平平，或者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外放的事，那么温弟仍旧留在京城，参加顺天乡试，就不要再考虑回乡了。坐馆如果能管束自己的身心，自然是好事、然而澄弟是了解黄正斋的，万一不合，温弟也难久留。如果可以就留下，如果有难处就退出，但不能得罪东家，好聚好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了。

自从去年以来，我天天盼着回家探亲，之所以没能回家，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我在京城欠的债差不多有一千，而回家的路费至少需要几百，一时难筹集。二是二品官回乡，必须要写奏折，而写奏折又很难措辞。自己内心所希望的，是能得到一个学差，三年任满后，回家探亲，这是上策。如果不行，或者明年得到一个外省主考，能筹集些路费，后年就可以回家，这是中策，如果两条都办不到，则希望六弟和九弟两人之中明年至少考中一人，得到一个京官，支撑门面，我便告养还乡，以后再决定怎么做。如果三条都不顺利，只好等六年之后，到母亲七十岁时，我发誓要奏明皇上，告老归家。即便是欠债上万，没有一文钱的路费，也决不顾虑，然而这实在是迫不得已，最好能在三条之中满足其中一条，那么后年可以见到堂上大人，真是天大的的福气了，不知祖宗能否在暗中保佑我？

现在我这里一切都好！上半身的癣疾全部好了。只有腰下面还剩有一点。我家的福气，可以说现在是全盛时期，而我回家探亲的心情，难以释怀，所以写到这些事时，便不觉要详细地多写几句。

毅然伯之项去年已到了我住处，我再顺便寄回湖南，家中可将信封好，马上送去，其余的就不一一详细说了，大家心中都明白。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解析】

这封信中，曾国藩先是向家人介绍了温弟在京的情况，及其根据情况对温弟的妥善安排。然后才又详尽地叙述了自己不能及时回家探亲的两个原因，一是生活境况不是太好，路费难筹集，二是回乡要上奏折，又怕奏折的措辞不当，皇上怪罪。由于这样的处境，曾国藩又提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策略，以表达了自己归乡心切的心情。由此可见，曾国藩无时不想回家省亲，只是迫不利己。

《论语》中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是说，父母年迈在世，尽量不长期在外地。不得已，必须告诉父母去哪里、为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并安排好父母的供养。因此，身为子女常回家看看父母，这是起码的为人常识，也是最低层次的孝。

“父母在，不远游”是中国的古老传统，父母健在，子女尽量不长期在外地。作为子女，早晚请安，问寒问暖，尽其之孝道，使年迈的双亲安度晚年。如果因为工作或者做官不得已常年在外，必须首先安顿好父母，或者把父母请到工作的地方以尽孝道。因为父母年迈，行动不便，身体衰弱，作为儿女应当好好侍奉，让他们安心、放心。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从古至今，作为父母者大都希望子女能留在身边，一来可以陪伴日益老去的父母，二来子女守在父母身边，也可以相互照应，重要的是父母能够看得到子女的工作生活状况，会比较放心。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子女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父母和家人，为生活而奔波。迫于社会竞争的压力，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很忙碌，作为父母也很理解。年轻人即使远离父母，但并不影响表达孝心，“孝”的关键在于儿女是否一直怀有孝顺父母的心。孝心，不在于距离的远近。

致诸弟·述改建祖屋之意见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日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与我意见相同之处，我于前次信内，曾将全屋画图寄归，想已收到，家中即已改妥，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则不必依我之图矣。但三角丘之路，必须改于檀山嘴下面，于三角丘密种竹木，此我画图之要嘱，望诸弟禀告堂上，急急行之。

家中改房，亦有不与我合意者，已成则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炉子内，此系内外往来之屋，欲其通气，不欲其闷塞，余意以为必不可，不若以长横屋上半节间断作屋为妥。内茅房在石柱屋后，亦嫌太远；不如于季洪房外高坎打进七八尺，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后边地面宽宏，家有喜事，碗盏菜货，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家中高丽参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寿屏，亦准明春寄到。此间事务甚多，我更多病，是以迟迟。

澄弟办^[1]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2]的意思，诸弟人人当留……心也。

征一表叔在我家教读甚好，此次未写信请安，诸弟为我转达，同乡周荇农家之鲍石卿，前与六弟交游；近因在妓家饮酒，提督府捉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农荻舟尚游荡不畏法，真可怪也！

余近日常有目疾，余俱康泰，内人及二儿四女皆平安，小儿甚胖大，西席庞公，拟十一回家，正月半来，将请来笔峰代馆。宋芗宾在道上扑跌断腿，五十余天始抵樊城，天可悯也！余不一一，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注释】

[1]办：惩办，惩治。

[2]哀矜：哀怜，怜惜。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

十二月初九，我接到家中十月十二日、十一月初一和初十的三封来信，已经知道了家中的一切事情。家中的房屋改建，有和我意见相同的地方。我在前次的去信中，曾经将房屋的图纸寄回去，想必已经收到了。家中既然已经改完了，就不必再依我的图纸了。但是三角丘的路，务必改在檀山嘴下面，在三角丘种上密密的竹木，这是我的设计图中最重要的嘱托，希望诸位弟弟禀告堂上大人，急速地实行。

家中的房屋改建，也有与我意见不同的地方，已经修改过的地方就不必再改了。但是六弟的房屋改在炉子里，这是内外往来的屋子，需要通气而不能闭塞，我急切地认为，这样一定不好，不如把长横屋的上半节隔断做屋，则更为妥当些。家中的厕所建在石柱屋的后面确有不便，也太远了点，不如在季洪房外面的高坎处开拓出七、八尺的地方，既可以建厕所和澡堂，后面的地面也可以宽大些，家里有个喜事什么的，也有个地方摆放碗盏菜货，显得宽敞，不至于局促，不知可不可以。家中的高丽参已经用完，明年春天我再托人带回。彭十九的寿屏，也一定会在明年春寄到。这边事务很多，我近来又身体多病，所以什么事都拖延了。

澄弟惩治土匪，虽说是大快人心，然而务必要使那些土匪的亲朋好友们明白，我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地方上的安定，不是为了显权势、逞威风，这样才会使大家既畏我们家的威严，又不恨我们做得太恶毒。惩治之后，不仅表面上不要露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就是内心也要有一种怜惜之情，诸位弟弟人人都要留心。

征一表叔在我家教书很好，这次没有专门写信请安，请弟弟们代为转达。同乡周荇农家的鲍石卿，从前是六弟的朋友，最近因为在妓院喝花酒，提督府把他捉到刑部，革除了官职，而荇农、获舟却还在外面游游荡荡，一点都不知道收敛，不惧怕王法，真是怪事。

我近来经常犯眼病，其余地方还算健康。内人和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也都平安，小儿子又胖又大。家塾教师庞先生，打算十一日回家，正月中旬再回来，这一段时间准备请李笔峰代教。宋芗宾走路时摔了一跤，腿跌断了，五十多天才到樊城，真是可怜！其他的事就不一一说了。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

【解析】

曾国藩居住过的“故居”，在家乡有两处。一处是他的诞生地，也就是白杨坪老宅，后称白玉堂。据称，白玉堂老宅三进两横，六个天井，计四十八间房，颇为壮观。后又在老屋西面十二里处的良江村建筑新屋，也就是在此信中所提到的改建之屋，后称为黄金堂。黄金堂的建筑结构与白玉堂相仿，1852年和1857年，曾国藩奔父母之丧，就是在这里居丧守制的。

1848年底，曾家要翻盖房屋，在曾国藩众多的书信中，无论家中的大事小情，都一概操心，更不要说这样的大事了，他不仅事前就寄去了自己设计的图纸，而且千叮万嘱地“希望诸位弟弟禀告堂上大人，急速地实行”。信中特别提到了“在三角丘种上密密的竹木，这是我的设计图中最重要的嘱托”。曾国藩并为此题诗：“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自古把梅、竹、菊、兰称为岁寒四友，而竹是代表着超凡脱俗、清新高雅。宋时的苏轼很喜欢竹子，在《于潜僧绿筠轩》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新房建成后，曾国藩并没有在那里住过多长时间，由于房前池塘中曾淹死过人，他感到不吉利，于是想在富坨村另建一房作为归老田园之用。他相中的那个地方是老九名下的产业，大哥要觅一处养老之地，九弟自然当仁不让，在将富坨村的宅子送给其兄的同时，还附赠了百余亩田地。至于新宅的修建任务，便由主持家务的四弟全力承当。

兄长为国之重臣，衣锦还乡，曾氏满族都面子有光，所以老四办起这件事是劲头十足，务必要体现“侯府”的气派，尽管曾国藩一再告诫要俭省，还是花掉了三千五百两银子。以至曾国藩闻讯后惊呼：“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三千五百两之多？即特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又在日记中反省道：“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此房建成后，曾国藩未及入住，便死在了两江总督任上。

此信中曾国藩对澄弟惩治土匪一事做了特别叮嘱，当时社会治安极差，“盗匪”众多，于是当地的富户绅家便出面组织维护邻里，曾家是当地首户，自当是责无傍贷，更何况曾家正有个读书虽然不行，却极爱出风头的四爷澄侯，但曾国藩深知“办贼”一事名堂甚多，因此在信中再三提醒各位弟弟做事一定要谨慎低调，不可给人以显权势、逞威风之感觉，这样有损家庭声誉。更何况许多“盗匪”原本都是当地人，因贫困而为，对他们惩治太过，难免会遭到他们家属亲人的忌恨，所以还是低调一些，不要太招摇了为好。

致诸弟·迎养父母叔父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系十一月初三所发，有父亲手谕，温弟代书者。

一系十一月十八所发，有父亲手谕，植弟代书者。一系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县城所发一书，甚为详明，使游子在外，巨细了然。

庙山上金叔，不知为何事而可取腾七之数？若非道义可得者，则不可轻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处下手，能令鬼服神钦，则自然识日进，气日刚。否则不觉坠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诸弟现处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人担当，正当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1]，随便答应，无事不成，不必受此小便宜也。

父亲两次手谕，皆不欲予乞假归省，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侧，不得不为迎养之计。去冬曾以归省迎养二事，与诸弟相商；今父亲手示，不许归省，则迎养之计更不可缓。所难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专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并迎，则叔母病未全好，远道跋涉尤艰。予意欲于今年八月初旬，迎父亲母亲叔父三位老人来京，留叔母在家，诸弟妇细心伺侯，明年正月元宵节后，即送叔父回南，我得与叔父相聚数月，则我之心安。父母得与叔父同行数千里到京，则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专雇一人服侍，诸弟妇又细心奉养，则叔父亦可放心。

叔父在家，抑郁数十年，今出外潇洒半载，又得与侄儿侄妇侄孙团聚，则叔父亦可快畅。在家坐轿至湘潭，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伺侯老人开船后，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汉口，予遣荆七在汉口迎接，由汉口坐三乘轿至京，行李婢仆，则用小车，甚为易办。求诸弟细商堂上老人，春间即赐回信，至要至要！

李泽县李英灿进京，余必加意庇护。八斗冲地，望绘图与我看。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劳苦，我不克帮忙，心甚歉愧！

京师大小平安。皇太后大丧，已于正月七日二十六日满，脱去孝衣。初八日系祖父冥诞，我作文致祭，即于是日亦脱白孝，以后照常当差。心中万绪，不及尽书，统容续布。兄国藩手草。（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注释】

[1]著：建立。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

正月初六日，接到三封家信：其中一封是十一月初三发的，温弟代写，有父亲手谕；一封是十一月十八日发的，有父亲手谕，植弟代写的；另一封是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县城发的，很详尽具体，使在外的我对家中大小事情都很明了。

庙山上的金叔，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收了腾七的钱，如果没有合乎道义的理由，别人的钱是不可以轻易接受的。要想做一个好人，首先要在这个地方着手，才能使得神鬼钦佩，自然见识也就一天天增进，正气也一天天变得坚强有力。不然的话，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坠落到卑贱污浊的层次中，总有一天会有被人看不起，不可不慎重。各位弟弟现在正处在树立名声的时候，家里事有我担当，你们只要努力做一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的人。名声一旦传了出去，信义一经建立起来，随便说一句话，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必要去贪图这点小便宜。

父亲两次手谕，都说不让我请假回家探亲，而我又何尝不想天天侍侯在父母身边，可这点确实做不到，就只有计划把两位老人接到身边了，去年冬天曾经同你们商量过，现在父亲既然不同意我回家探亲，那么接双亲来的事就不可以再推迟了。让我为难的是，堂上有四位老人，如果只接父母来，而不接叔父母，不仅我心里不安，就是父母亲也一定会感到不安。若是把四位老人全都接来，又担心叔母的病还没有全好，长途旅行，太过于辛苦。所以我想在今年八月上旬，先把父母亲和叔父三位老人接到京城，暂且让叔母留在家中，由各位弟媳妇细心服恃，等到明年正月元宵节以后，我再送叔父回乡。这样一来，我便能够和叔父相聚几个月，我也心安，父母能够与叔父同行几千里到京城，父母的心也安。叔母在家半年，专门请一个人服恃，又有各位弟媳妇们的细心奉养，叔父也可以安心。

叔父在家，压抑了几十年，如果能来京城住上半年，与侄儿侄媳妇侄孙团聚，想必可以心情舒畅。澄弟可先坐轿到湘潭，雇好船只，等到老人开船之后，澄弟即可回家。船到汉口，我会派荆七在那里迎接，由汉口坐三乘轿子到京城。行李和婢女仆人，则坐小车，比较好办。请诸位弟弟和堂上老人细细商量，春季的时候给我回信，至要至要！

李泽显、李英灿进京，我定会加倍注意庇护他们。八斗冲地，希望绘个图给我看。诸位弟弟在家中从服侍老人疾病直到办葬事，十分辛苦，我不能帮忙，心里很是抱歉和惭愧！

京城的大小都平安。皇太后的大丧，已经在正月七日满二十六日，可以脱掉孝服了。初八日是祖父的冥诞，我作文致祭，同时这天也脱掉孝服，开始照常当差。心绪万千，不能尽数写出，下次再继续写吧。兄国藩手草。（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解析】

庙山上的金叔，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收取了腾七的钱，曾国藩认为，如果没有合乎道义的理由，做人不可以轻易接受别人的钱财。“受非分之情，恐办非分之事。”有这样一个故事：古时有一壮士，得到一份厚礼，拿到老母亲面前，结果老母亲对他说快快将此礼送回去，别人拿这样重的礼给你，定是想要你为他办难办之事。曾国藩故此说：“若非道义可得者，则不可轻易受此。”以此来教诲各位弟弟轻易不可受人好处。

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迎养父母及叔父一事，对此，曾国藩考虑得十分周全，并安排好了行程及接待注意事项。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极为重“孝”。事实上，曾国藩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这个“孝”字。道光年间，曾国藩只是个翰林院编修的穷京官，天天为生计犯愁，但他却托人千里迢迢将昂贵的阿胶补品带回湖南老家孝敬父母。有一次，曾国藩得知母亲患了牙疾，但家人的来信中没说这件事，曾国藩就特意强调下次来信一定详细告知病情。得知母亲过世的消息，哀痛之极的曾国藩立即脱下官服，披麻戴孝。他由于归乡心切，不带行李，只带一名仆人，一赶到家便跪在母亲灵前痛哭。正当曾国藩为母亲寻觅安葬之地的时候，咸丰帝令其出山为朝廷效力，接到谕旨后，曾国藩一想到母亲尚未安葬，就立即写折请求在家为母守制尽孝三年。后来，在至交郭嵩焘的劝说下，曾国藩才应命出山，临行还特意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为母守孝。后来，曾国藩一直为未尽孝心而深感遗憾。

令人敬佩的是，曾国藩不仅对生身父母尽孝，对叔父叔母也十分孝顺，在此信中，他把叔父和叔母和亲生父母同样看待，想把他们接到自己身边侍候。而且他对乳母也相当尊重。在其乳母逝世后，他写了一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的挽联，以寄托对乳母的怀念和哀思。这副对联运用韩信“一饭千金”典故作铺垫，既恰如其分，又感人肺腑。

中国有一句古话：“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孝敬父母在各种美德中是占第一位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难以想象他会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就是人要像孝敬自己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幼子一样去孝敬别人的父母、爱护别人的幼子。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我们每一个年轻人所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有一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意思就是说孝敬父母要及早行动，不要等父母不在了才想起要孝顺，那就为时已晚，只能空留遗憾。

谕纪泽·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

【原文】

字谕纪泽儿：

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反而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愚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无地自容。

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秋后，可望到家。

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得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一、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京寓所欠之帐，惟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临川、王静庵、李玉泉、王吉云、陈伯鸾诸兄，皆多年未偿。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我再有信致各处，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若并无分文，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

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攀城旱路既难，水路尤险，此外更无好路，不如仍走王家营为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即王家营也，时有郭雨三亲家在彼，到池州江边，有陈岱云亲家及树堂在彼，到汉口时，吾当托人照料，江路虽险，沿途有人照顾，或略好些，闻扬州有红船最稳，虽略贵亦可雇，尔母最怕坐车，或雇一驮轿亦可，然驮轿最不好坐，尔母可先试之，如不能坐，则仍坐三套大车为妥。

开弓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名单请庞省三先生定，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

外间亲友，不能不讣告寄信，然尤不可滥，大约不过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时，当寄一单来，并信寄稿，此刻不可这发信。

铺店帐自宜一一清楚，今年端午节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斋新帐，可请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给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货店，请寄云年伯往清，春新猞猁狲皮褂，即退还他，若已做成，即并缎面送赠寄云可也，万一无钱，皮局帐亦暂展限，但累寄云年伯多矣。

西顺兴帐目，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折子，可将折子找出，请一明白人细算一遍，究竟用他多少钱，专算本钱，不必兼算利钱，待本钱还清，然后再还利钱，我到武昌时，当写一信与萧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后，然后请寄云伯去说明可也，总须将本钱利钱，划为两段，乃不至^[1]，六月所借之贡银一百念余金，须设法还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须与寄云年伯熟计。

高松年有银百五十金，我经手借与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钱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钱，已无着落；渠^[2]系苦人，我当写信与西垣，嘱其赶紧寄京，目前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清几个月利钱，至恳至恳！并请高与黎见面一次。

木器等类，我出京时，已面许全交寄云；兹即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云年伯，盖木器本少，若分则更少矣，送渠一人，犹成人情耳，锡器瓷器，亦交与他。

书籍我出京一一点明，与尔舅你看过，其要紧者，皆可带回，此外我所不带之书，惟《皇清经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时，已与尔舅说明，即赠送与寄云年伯，又《会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与寄云用，算此二部外，并无大部，亦无好板，可买打磨油木箱，一一请书店伙订装好，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每月出赁钱可也，边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图八幅，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俱往取出带回。

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内皆法帖之类，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其未裱者，带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来信，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带回，地舆图三副，皆宜带回，又有十八省散图亦带回，字画对联之类，裱好者带回，上下木轴易撤去，以便卷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宽者，不必带，做一宽箱封锁，与书籍同寄一庙内，凡收拾书籍字画之类，均请省三先生及子彦帮办，而牧云一一过目，其不带者，均用箱寄庙。

我本思在江西归家，凡本家亲友，皆以银钱赠送，今既毫无可赠，尔母归来，须略备仪物，但须轻巧不累赘者，如毡帽挽袖之类，亦不可多费钱，如硇砂膏服药之属，亦宜带些，高丽参带半斤。

纪泽宜做棉袍衬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头承欢。

王雁汀先生寄书有一单，我已点与子彦看，记得《乾路》二集，系王世兄取去，五集系王太史向刘世兄借去，余刘世兄取去者又一集，此外皆在架上，可送还他。

苗仙鹿寄卖之书，《声订声读表》并一种，《毛诗韵订》一种，《建首字读本》，想到江南销售几部，今既不能，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交黎樾乔老伯交转。

送家眷出京，求牧云总其事，如牧云已中举，亦求于复试后，九月廿外起行，由王家营水路至汉口，或不还家，仍由汉口至京会试可也，下人中必须罗福盛贵，若沈祥能来更好，否则李长子亦可，大约男仆须三人，女仆须三人。九月计前后必须起程，不可再迟，一环由王家营走，我当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咸丰二年七月廿六日）

【注释】

[1]：纠缠。

[2]渠：通“其”，他。

【译文】

字谕纪泽儿：

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我到达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悲惨地听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我的德行没有修好，没有实在的学问而徒有虚名，自知当会有祸变发生，担心已久，不想天不毁灭我身，却殃及母亲，回想自己平日隐瞒匿藏的大罪太多了，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无地自容。

从小池驿到大江边，还有两百里路，这两天内，只得雇了一台小轿，仍旧走旱路。等到了湖北黄梅县临江的地方，马上雇船，预计从黄梅到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到长沙，亦不过千里，估计八月中秋节以后，可以到家。

我离家已有十四年，再也见不到母亲的音容笑貌了，真是悲痛之极，不孝之罪呀，哪里可以稍减啊。考虑到京城家里人口很多，回家很难，特写信到京城，料理好一切，开列在后面：我离京城时，已将一切家事，当面托付毛寄云年伯，他已然允许，这时遭遇家庭变故，你若去请求寄云年伯帮忙筹划一切，他一定会答应的。现在家里没有分毫银钱，回湖南的家眷人口大多，路费共计需要四五百两，请寄云年伯张罗一下，此外还有同乡的老伯，如黎樾乔、黄恕皆等；同年的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都有忠肝义胆，对待我很仁厚，或者可以求他们凑集路费，接受了别人恩惠，应当想到将来报答，不可多求别人，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他出力帮忙，不可以求他张罗银钱，他自己的处境本来已经很苦了。

所欠的账，只数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临川、王静庵、李玉泉、王吉云、陈伯鸾诸位仁兄，都是多年没有偿还的，你可以去求寄云年伯和黎、黄、王、霄诸君中，选择更关系更为熟络的，去求他们以缓解燃眉之急。我再写信到各处，外面如果有人送来奠金，先存在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就用一两还债；有一钱就用一钱还债，如果并没有分文，只好等我起复后再还了。

家眷离京城，一路行走很不容易，攀城的旱路很难走，水路更为危险，此外没有更好的路，不如仍旧走王家营为妥当，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即王家营，到时候在那里有郭雨三亲家，到池州江边，在那里有陈岱云亲家和树堂，到汉口时，我会托人照料。江路虽危险，沿途有人照顾，或者略好些。听说扬州有较为稳当的江船，价钱虽然略为贵一点，但还是可以雇用，你母亲平时最怕坐车，或者可以雇一驮轿，但驮轿坐起来不太舒服，你母亲可先试试，如果不能坐，仍旧坐三套的大车好了。

散发吊丧的讣告，不可太泛滥了，除了同年、同乡、门生以外，只有门簿上有来往的才散发讣告，这个名单请庞省三先生决定，因为没有路费不得已才这么做，不可太滥啊！即使不滥，我已惭愧悔恨得很啦！

外边的亲友，虽然不能不将讣告寄信告之，但也不可太滥了，大约不过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时，会寄一份名单和寄信的稿子，现在不要急于发信。

铺店的账目应该一一清楚，今年端午节已全部清楚，此外，只有松竹斋的新账，可请省三先生去还，可以先少给他一些，但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货店，请寄云年伯去还，他的新猞猁狲皮褂，可以退还他，如果已做成，就和缎面一起送给寄云吧，万一没有钱，皮局账也暂时欠着，但是，只好又辛苦寄云年伯了。

西顺兴账目，从丁未年夏天起到辛亥年夏天止，都有折子，可先找出折子，请一个明白人细算一遍，究竟用了他多少钱，只算本钱，不必兼算利钱，先把本钱还清，然后再还利钱。我到武昌后，会给萧沛之三兄写一封信，等我信到后，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说明情况，总要把本钱，利钱划分为两部分，才不至于混杂不清。六月所借的捐贡银一百二十多两，要设法还他，才足以服人，这件事要和寄云年伯反复商量。

高松年有银子百五十两，经我手借给曹西垣，利息每月有京钱十千，现在我家离开京城，高的利钱已没有着落，他是一个命苦人，我会写信给西垣，嘱咐他尽快把这钱寄到京城，目前要求黎相乔老伯暂时代西垣付清几个月利钱，一定要恳求，并且请高松年与黎相乔见一次面。

木器等类，我离京时，已当面答应全部交给寄云，现在就全部交他，不要再分散送给其他人，因木器本来就不多，分散就更少了，送他一人，还是一个人情，锡器、瓷器，也一并交给他。

我离京时书籍也一一清点了，也给你舅舅看过，要紧的，都可带回。此外，所有我不带的书，只有大部头《皇清经解》六十函，就送给寄云年伯，我出京时已经同你舅说明。还有《会典》五十函也算一大部头，可借与寄云用，除此两部大部头以外，没有好本了，可以买一些打蘑厂油木箱，请书店伙计包装完好，交寄云转寄放在一个庙里，每月出租钱，边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图八幅，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都去取来带回。

大厅书架后面有三个油木箱，里面都是法帖之类，其中已裱好的，可全部带回，没有裱的，可带回也可送人，粘在本子上的家信和来往信都要带回。地图三幅，最好带回，又有十八省散图也带回，字画对联之类，选择比较好的带回，上下的本轴都不要，以便捆成一捆，其中不好的，太宽的，就不要带了，做一口宽箱封锁起来，与书一同寄存在庙里。凡属收拾书籍字画，都请省三先生和子彦帮忙办理，而请牧云一一过目，不带的统一封箱存在庙里。

我本想在江西回家，但凡本家亲友，都赠送些银钱，现在既然毫无东西可送，你母亲回来，要稍微准备点礼。但要轻巧和方便带的，如毡帽、挽袖之类，也不必多花钱，如硇砂膏、服药之类，也要带些，高丽参带半斤。

纪泽要做棉袍衬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在祖父前叩头承欢。

王雁汀先生寄书有一张单子，我已点给子彦看了，记得《乾路》二集是王世史取去，五集是王太史向刘世兄借去。另外刘世兄取走的又一集。其余都在架上，要送还于他。

苗仙鹿寄卖的书，《声订声读表》共一种，《毛诗韵订》一种，《建首字读本》一本。原本想到江南销售几部，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可以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交黎樾乔老伯让其转交。

送家眷出京，请求牧云统揽一切，如果牧云已中举，也求在复试以后，九月二十日外起行，由王家营水路到汉口，也可以不回家，仍旧由汉口直接返京参加会试，下人中务必有罗福盛跟从。如果沈祥能来更好，不然李长子也可以，大约男仆人要三个，女仆要三个，九月二十日前必须起程，不能再推迟了。一定由王家营走，我会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解析】

1852年，曾国藩已年逾不惑，阔别故乡十二年的他，是愈来愈想家了。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于赴任途中接到母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结束了他的京宦生涯。

这封信是曾国藩得知母亲病故的悲痛消息之后，写给儿子纪泽的一封信，详细交待了离京后的各种事宜的安排及处理方式。无论是从欠账数目还是发散讣告，再到各种书籍、木器的处理上，曾国藩可谓都用心良苦，一一安排妥当，无不在从他人的角度考虑，关照人际关系，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朋友之情的极为重视。

从嘱咐儿子纪泽料理京师善后，安排家眷还乡的信中看，这十四年的京宦生涯，曾国藩非但没有分文积蓄，反而欠下了数百两债务。以至于家眷还乡的川资，要靠收取奠金凑集。曾国藩自奉清廉，本不欲借红白喜事敛财。从前祖父过世时，他就拒收前来吊唁的同事朋友的银钱。可此番一大家子人还乡，要四五百两银子，无奈之下只能违背初衷，收取奠金，而内心“愧恨极矣”。好在几日后，江西省城送来的千两奠银救了他的急。三百两寄京还债，其余七百两，在长沙还账二百多，回乡治丧四百多。其实，他欠朋友的，朋友也欠他的，总数亦将近千金。可欠他钱的多是些穷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中举的士子，会结下两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一是门生与主考官的关系。无论乡、会试，都有主考官，一旦考取，士子与考官之间就有了师生之谊，其中主考被称为恩师，士子们则自称门生。二是同榜考中的士子，彼此互称同年，互通声气，这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在官场上，恩师往往会对门生加以举荐和提携，同年之间也会互相照应，是仕途上的极大助力。当然，曾国藩的朋友不只是这两类人，还有许多是他的湖南同乡。

那时的同乡之谊是比较重的，在京城设有各省的会馆，那些因参加科举而逗留京城的学子们栖身在那里，他们离家在外，处境艰苦，全靠彼此间的照应。曾国藩自己也曾在那里住过很长的时间，由于他为人雅好交游，因此结识的人才众多，构成了一笔无形而且深厚的资源。当然，好交游绝不是滥交游，曾国藩交友，有着自己的选择，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也。正如他告诫自己兄弟们的，择友宜慎之又慎，因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俗话说，破家值万贯。在京为官十四年，并且是地位显赫的高官，曾国藩自然会有些积蓄，但他的积蓄不是金银，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他交待得最多的是书，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书才是他的财富。曾国藩曾对他的弟弟们说：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还乡之际，他果然是一身旧债，两袖清风，可称是清官矣。

谕纪泽·家眷万不可出京

【原文】

字谕纪泽儿：

余于初八日，在舟中写就家书，十一日早，始到黄州，因阻风太久，遂雇一小轿起岸，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晤^[1]常南陔先生之世兄，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

现在武昌小住，家眷此时万不可出京，且待明年春间再说，开吊之后，另搬一小房子住；余陆续设法寄银进京用，匆匆草此，俟^[2]一二日内续寄。（咸丰二年八月十二夜武昌城内发）

【注释】

[1]晤：会晤。

[2]俟：等待。

【译文】

字谕纪泽儿：

初八那日，我在船上写好家信，十一日早上，才到黄州，因风阻隔了太久，便雇了一台小轿子走岸路，十二日未刻，到达了湖北省城，会见了常南陔先生的世兄，这才得知湖南的消息，长沙被围困，正在危急之中，道路被阻塞，行旅不通，我的心中真是悲痛焦急到了极点。

我现在武昌暂时住脚，家眷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要离开京城，只有等到明年开春时再说，吊唁开始以后，另外搬到一个小房子住，我想办法陆续寄钱到京城，供一切开支费用，匆匆忙忙写这几句，过一两天再写。（咸丰二年八月十二日夜武昌城内发）

【解析】

曾国藩是在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县小池驿听到母亲去世消息的，二十八日即赶到九江，准备走水路返乡。在那里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银一千两，救了他的急。由于遇到了顶头风，从九江到湖北黄州仅三百里的水路，却走了十一天。于是又改走旱路，当八月十二日抵达湖北省城武昌时，又听到湖南省城长沙被太平军包围的音讯，陆路受阻，这使归心似箭的他焦灼万分。后绕道湘阴、宁乡，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乡。

由于得知当时的长沙被围困，曾国藩才急于在船上写好这封信嘱咐长子纪泽照顾好在京城的家眷。由于道路阻塞，行旅不通，他心中焦虑到了极点，也因此更加牵挂家人，以至于想办法寄钱到京城以供家眷的一切日常开支费用，暂时不让家眷离开京城。

在清朝，父母故去是大丧，得知父母亡故的消息，儿子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都要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赶回家中治丧三年，也就是所谓“丁忧”。此时太平军声势正大，武昌失守后，继之以安庆、金陵沦陷，局势危笃，皇上慌了，于1853年正月，发布了大办团练的上谕。国难当头，急需用人的朝廷传谕要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曾国藩本想以守制为由上表推辞，但他的好友郭嵩焘和他的父亲竹亭公对他一番开导训诫，使他改变了初衷，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起行赴省，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谕纪泽·家眷在京须一切谨慎

【原文】

字谕纪泽儿：

予自在太湖县闻讣后，于廿六日书家信一号，托陈岱云交安励提塘寄京。念七日发二号家信，托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念八日发三号，交丁松亭转匀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赶紧出京之说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发家信第四号，十四日发第五号，念六日到家后，发家信第六号，此三次信，皆有长沙被围，家眷不必出京之说也，不知皆已收到否？

余于念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亲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癣疾自到家后，日见痊愈，地方团练，人人皆习武艺，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1]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现奉父亲大人之命，于九月十三日，权厝先妣于下腰里屋后山内，俟明年寻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殡之事，一切皆从俭约。

丁贵自念七日已打发他去了，我在家并未带一仆人，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予不参半点官宦习气，丁负自回益阳，至渠家住数日，仍回湖北，为我搬取行李回家，与荆七二人同归，孙福系同东人，至湖南声音不通，即令渠上湖北回京，给渠盘川十六两，想渠今冬可到京也。

尔奉尔母及诸弟，在京一切，皆宜谨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长沙贼退后，余有信来，再行收拾出京，兹寄去信稿一件，各省应发信单一件，亦可将信稿求袁姻伯或庞师，照写一纸发刻，其各省应发信，仍求袁毛黎黄王袁诸位，妥为寄去，余到家后，诸务丛集，各处不及再写信，前在湖北所发各处信，想已到矣。

十三日申刻，母亲大人发引，戌刻下窆^[2]，十九日筑坟可毕，现在地方安静，闻长沙巡获胜仗，想近日即可解围，尔等回家，为期亦近。

罗邵农至我家，求我家中略为分润渠兄，我家若有钱，或十两，或八两，可略分与他用，不然，恐同县留京诸人，有断炊之患也，书不能尽，余俟续示。（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

【注释】

[1]氛：声势。

[2]窆：棺材。

【译文】

字谕纪泽儿：

我在太湖县听到讣告以后，在二十六日写第一封家书，委托陈岱云交安徽驻京提塘寄往京城，又于二十七日发了第二封家信，托常南陵交湖北提塘寄京城，二十八日又发第三封家信，交丁松亭转交江西提塘寄京城，这三封家信，都是叫家眷赶紧离开京城的。八月十三日在湖北发出第四封家信，十四日发第五封家信，二十六日到家后，又发出第六号家信，这三封信，都有长沙被围，叫家眷不要离开京城的交代，不知都收到没有？

我于二十三日到家，家里一切正常，父亲大人及叔父母大人以下都平安。自从到家以后，我的癣疾也一天天好了。地方的团练，人人都在练习武艺，土匪是用不着顾虑的，粤省贼人虽然声势嚣张，但我们地处偏僻，位于万山之中，又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还不至于受到骚扰。现在我奉父亲大人的命令，在九月十三日，暂且把母亲大人安葬于下腰里屋后山中，等明年寻到好的墓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殡的事，一切都从俭。

初七日已经把丁贵打发走了，我在家没有带一个仆人，既然是居住在乡下，就要按照乡下人的习惯，不要搀杂半点当官的习气。丁贵自回益阳，在家住了几天，仍旧回湖北，为我搬行李回家，与荆七两人同回。孙福是山东人，到了湖南语言不通，于是给他路费十六两，叫他从湖北回京城，我想今年冬天当可以到达京城。

在京城里，你要照顾好你母亲和各位弟妹，一切都要谨慎，现在不要离开京城，等到围困长沙的贼人退后，我会写信回来，再收拾离京。现寄去信稿一件，各省应发一件信单，也可请袁姻伯或庞老师，照写一张发刻，各省应发的信，仍旧求袁、毛、黎、黄、王、袁几位，妥善寄去，我到家后，各种事务堆集在一块，各处来不及再写信，前不久在湖北所发各处的信，我想应该到了。

十三日申刻，母亲大人出殡，戌刻下棺木，十九日筑坟完毕。现在地方安静，听说长沙多次打胜仗，看来不久即可解围，想必你们回家的日子也快了。

罗邵农到过我家，请求我家略微帮助他一些，家里如果还有钱，或十两，或八两，可略微分点给他用，不然的话，恐怕那些留在京城的同县人，连饭也吃不上了，要说的话难以写尽，其余的等下次再写。（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

【解析】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年长曾国藩父亲五岁，是湘乡处士沛霖公之女。出嫁后因丈夫曾麟书排行老四，所以人称江氏为麟四嫂。江家虽算不上名门豪族，不过世代以耕读为本，家门忠厚，乐善好施，在湘乡也算上有头有脸的人家。

江氏嫁入曾家后，恪守夫家家规家训，勤俭有加，孝敬长上，公公晚年长期卧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从不懈怠。在一个上有姑翁下育多子的大家庭里，一切家务做得井井有条，是一个出色的好内勤。别人都说她子女过多容易贫困，但江氏说：“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江氏的乐观处世，对曾国藩性格的形成是有着较大影响的。

这封信说的是曾国藩携家为母奔丧之事，这封信并不长，办丧事的过程也说得十分简单，但我们从这几句简单的话中仍可以感受到当年曾府办丧事的风光。

曾国藩一生谨慎，时刻不忘修身养德。他克勤克俭，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特别是在位高权重之时，还能谨慎行事，在生活中的很多细节上都保持着谨慎的作风。以一种平民的姿态来做位高权重的大官，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在此信中，曾国藩还提到他居住乡下，行为低调，随身不带一个仆人，信中不仅妥善安排好留在京城的家眷，还兼顾到留在京城的同乡人。另外，他在葬母一事中也考虑得极为周全。

曾国藩自己是真心实意在家居丧的，所以没参杂半点官宦习气，身边也不带一个仆人随行。不过虽说是“一切都从俭”，但曾母的出殡在当时也是风光一时的。

曾国藩对母亲的葬礼还是做了些节制的，对当地的官员一概不请，可以说非常低调。但借端主动前来联络巴结的自然不会少，结果发引次日宴客，八人一席，共接待了二百六十席，算起来达到了两千多人，单单“至亲契友”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人的。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人的地位虽然低下，但对于曾江氏这样一个女人就不同了，在当时的湖南省没有比曾国藩地位更高的官员了，所以她的出殡是由六十四人抬棺木的风光大葬，请客多达五百余席，这对于小小的湘乡县来说，无疑一场百年不遇的重大活动。可以想象，有多少女人可以从曾江氏那里得到启示，一个本身低微柔弱的女人，依仗儿子的成就，将男尊女卑的世风做了一次短暂的改变。

致诸弟·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维五等到后亦无信来，想平安也。

余于廿九日自新堤移营，八月初一日至嘉鱼县。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洲看阅地势，初七日即将大营移驻牌洲。水师前营、左营、中营自闰七月廿三日驻扎金口。廿七日贼匪水陆上犯，我陆军未到，水军两路堵之。抢贼船二只，杀贼数十人，得一胜仗。罗山于十八、廿三、廿四、廿六等日得四胜仗。初四发折俱详叙之，兹付回。

初三日接上谕^[1]廷寄^[2]，余得赏三品顶戴^[3]，现具折谢恩。寄谕并折寄回。余居母丧，并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局蹐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渐次肃清，即当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尽人子之心。

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兄弟姒娣，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前寄来泡笋殊不佳，大约以盐菜蒸几次，又咸又苦，将笋味全夺去矣。往年寄京有泡竹，今年寄营有泡盐菜。此虽小事，亦足见我家妇职之不如老辈也，因便付及，一笑。烦禀堂上大人。余不一一。兄国藩手草，八月十一。

坐小舟至京口看营，船太动摇，故不成字。（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

【注释】

[1]上谕：即诏书，是皇帝的命令和指示。也指清代皇帝用来发布命令的一种官文书。

[2]廷寄：中国清代皇帝授命内廷寄发的一种谕旨。或称寄信、寄信谕旨。

[3]戴：帽子，在清代，用帽子来区别官员的等级。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派人回家了，自从唐二、维五等来到京城后，再也没有书信寄来，想必家中一切都平安吧。

二十九日，我从新堤移动军营，八月初一到达嘉鱼县，初五，坐小船到牌洲察看地势，初七便把大营移驻牌洲。水师的前营、左营、中营，自闰七月二十三日进驻金口。二十七日，敌军分水、陆两路进犯，我的陆军还没有到，只能由水师分两路堵击，打了个胜仗，抢到敌船两只，杀敌数十人。在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日等几天中，罗山打了四场胜仗，初四发寄奏折，详细叙述这期间的经过，现在一起寄回。

八月三日，我接到皇上的圣旨，赏赐我三品顶戴。现在已经写好谢恩的奏折，而且将廷寄、上谕连同奏折一起寄回。这个时间，我本应该是在守母丧，但是因为公务在身，并没有在家守丧。每当夜里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反省，内心深感愧疚不安。

如果能够仰仗皇上的天威，能够早日消灭江上的贼匪，我便奏明皇上，尽早回到家乡，侍奉父亲，祭祀母亲，弥补我作为儿子的责任，稍尽一点自己的孝心。

各位弟弟和儿、侄辈，一定要理解我的这份心意。父亲年岁已高，在饮食起居方面，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对于母亲的祭品、礼仪，一定要清洁，要诚心诚意；对叔父那边要做到敬爱双全，不要产生一点儿矛盾。兄弟姑嫂之间，不可以有半点不和气，在一个大家庭中，“勤”和“敬”这两个字如果能够严格遵守，则没有不兴旺的；如果一点儿都没遵守，则必将衰败。能够做到对“和”字多遵守几分，家族没有不兴旺的；“不和”则没有不败落的。如果各位弟弟不信的话，可以试着在乡里把“勤、敬、和”这三个字在家族亲戚中逐一验证，就会觉得我所说的是没错的。

弟弟不爱清洁、收拾打扫，这点比我还要严重，这是家庭衰败的气象，以后一定要严加要求自己。细心收拾庭院，就连一纸一线、竹头木屑，都应收拾干净，为孩子们做出榜样。第一代人懒散，下一代人便淫逸，就一定会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类的败落迹象出现。四弟和九弟比较勤快，六弟和季弟较懒惰。以后勤的要越加勤快，懒的要痛改前非，不要让后辈们学到怠慢懒惰的样子，这一点尤其重要。除了读书外，还应教子侄们扫地、擦桌凳、收粪锄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地位高，认为做这些事情有损架子而不愿亲身去做。

上次寄来的泡笋口感不太好，大概是用盐菜蒸过几次，又咸又苦，没有了笋的味道。往年寄到京师的有泡竹，而今年寄到军营中的只有泡盐菜。这虽是小事，却足以看出我家妇女之功不如老一辈，逐渐懒散，技艺也不如从前。这事我也是顺便提一下，就当作一笑。麻烦弟弟禀明父亲大人，其他的我就不一一述说了。兄国藩手草。

我在写这封信时，正坐小船到京口察看营地，因为船太摇晃，所以字体很不像样。（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

【解析】

写这封信时，曾国藩正随水师驻扎在湖北的金口镇，离湖北省城仅六十余里，一场大战在即，而曾氏的家书却以大部分的篇幅去谈什么“奏明回籍，事父祭母”以及“勤、敬、和”，并叮嘱家人要收拾家务、不可摆官宦人家的架子，似乎他此时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战事上。

看来武昌战役打响前的曾国藩还没有“收复江宁，荡平妖氛”的雄心壮志，仍在做回乡守制的打算。是什么原因使他对战事如此意志消沉呢？曾氏没说，不过在此信中曾国藩提到不久前他的湘军打了一场胜仗，皇上“赏赐我三品顶戴”，这也许是个原因吧，他原本就是个正二品的官员，却赏了个三品顶戴，想必他接赏时心中很不是滋味。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告诫四位弟弟一定要尽力做到“勤、敬、和”，这样才能使家族兴旺。他特别强调了弟弟们在家中除了读书外，还应学会做些家务，要养成勤劳的习惯。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家庭要想兴旺，首先要勤于劳动。《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意思是说，勤劳、节俭，才能使国家发达，家庭兴旺。一个人良好的习惯，能导致命运的变化，这个习惯就是“勤”。曾国藩认为凡是能守住勤劳和恭敬的家庭，家境通常都能日渐振兴。家庭里能守住和气不争，这个家一定能发达兴旺。若家庭成员不懂得勤劳，事事争夺不和，那家道沒有不败落的。

他在子女教育中他提倡“勤理家事”、勤奋学习、勤劳工作，反对奢侈懒惰，“不可厌倦家常琐事”。针对子弟生长于富贵家庭、惯于养尊处优的特点，曾国藩特别强调戒骄奢、倡勤俭、主敬恕、不忘本。他认为“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曾家一直保持了祖父起早床的习惯，不准家人睡懒觉。曾国藩和夫人以身垂范，每天黎明即起，要求儿女“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强调适当参加体力劳动，是曾国藩用来培养家人勤劳作风的另一个方式。曾家男子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写字作文章，但必须参加一些诸如打扫卫生、喂鱼养猪种菜之类的体力劳动。女要做饭、织布。妻子女儿跟他同住江宁两江总督府时，他规定她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

曾国藩的一生都以“勤”字严格要求自己，并与家人共勉，他晚年在“家训四条”中，关于勤劳的阐述，最为详备。信中强调新来的媳妇，更应该教她下厨房做事，而不能因为她是富贵家的千金，就将她供养起来，这会有损他们曾家祖辈勤劳的家风。他的小女儿纪芬记述当年父亲给他们兄妹安排劳动任务时，什么炒菜做饭、刷锅洗碗、绣花织布、收拾打扫，都一项一项列出来，什么时间做什么、什么时间检查，都有着很严格的要求，俨然军事化管理。

在信中，曾国藩还谈到了“敬”，敬人者，人恒敬之；以“敬”对事，事必有成。曾国藩将“敬”的功夫归为两点：对内，要专注安静，一心一意；对外，要整整齐齐，恭敬严肃。此外，他也认为，恭敬认真、全力以赴地投入生活，最切实的收效就是可以强身健体，这点看法颇具新意，也有一定的道理。曾国藩在担任湘军统帅时，对将士敬之以礼，无论人多人少，官大官小，都衣冠整齐，神态安详而不盛气凌人；对军务敬之以勤，每天日理万机，从不懈怠，晚年右目失明，仍然天天坚持不懈。

作为一家的长子，曾国藩一直都非常重视家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他的九弟在京读书时，有一段时间和他产生了隔阂，赌气不肯用心读书，只想着回家。曾国藩很着急，反观自己和夫人都没有怠慢之处，询问原因，九弟又不肯说。于是，曾国藩就赋诗一首，规劝弟弟兄弟之间当以和睦团结为重。弟弟看了之后，略有好转，但仍不肯用功。曾国藩只好写信告知父亲，把产生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自己不能友爱兄弟，不能以高尚的道德和行为感化兄弟，后来在父亲的教导下，兄弟二人终于和好如初。曾国藩与兄弟的相处之道，那就是当矛盾产生时，曾国藩都能反思自己的过失，绝不对弟弟横加指责，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即便是面对诸位弟弟的无端怨恨和不情之求，也能设身处地地予以宽慰和谅解，体现了作为长兄的涵养和大度，这些都为弟弟们互相友爱做了良好的示范。

曾国藩很注重实践，对那种只会高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曾国藩是鄙视的。曾国藩指出读书人的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曾国藩之所以能为官成功，和他主张的亲历亲为大有关联。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告诉弟弟们要勤于劳动，千万不可以认为有损架子而不去做。这体现了曾国藩虽然为官，但是从来没有官架子，而且非常重视躬亲做事的观点。躬身力行，首先就要自己做得正。因此，曾国藩不仅倡导躬身力行，而且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在任两江总督时，他总是亲手制定章程，亲自圈点文书。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

为了更好地实践“躬身力行”，曾国藩还创立了“五到”之说，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1869年，曾国藩已经五十九岁了，按当时人的寿命，他已是一个标准的老人，身体和精力也是越来越差。不过，在他看来，既然为官，就必须好好办事。作为地方长官，要求下属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起到表率作用，否则下属必然是阳奉阴违。所以，对重大的、疑难的案件，曾国藩常常需要亲自处理。这些事情非常繁琐，然而面对许多人命关天的事情，却又必须认认真真办理，所以累得腰酸腿疼头痛，以至晚上入睡都困难，都是经常的事。

致四弟·得两弟为帮手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二十八日由瑞州营递收到父大人手谕，并弟与泽儿等信，具悉一切。六弟在瑞州办一应事宜，尚属妥善，识见本好，气质近亦和平。九弟治军严明，名望极振。吾得两弟为帮手，大局或有转机。

次青在贵溪尚平安，惟久缺口粮，又败挫之后，至今尚未克整顿完好。雪琴在吴城，名声尚好，惟水浅不宜舟战，时时可虑。

余身体平安，癣疾虽发，较之住在京师，则已大减，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以是不免有延搁耳。余性喜读书，每日仍看数十页，亦不免抛荒军务，然非此则更无以自怡也。

纪泽看汉书，须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页。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热，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经书已读毕否？须速点速读，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终身未能读完经书。吾乡子弟，未读完经书者甚多，此后当力戒之。馅汐阴如未读完经书，当速补之，至嘱至嘱！（咸丰六年十一月廿九日）

【译文】

澄侯四弟：

二十八日，我从瑞州收到父亲大人手谕和弟弟、泽儿等人的信件，知道一切。在瑞州，六弟办理的所有事宜，还算妥当，见识还可以，气质近来也逐渐平和了些。九弟管理军队纪律严明，名声大为振作。我如今有幸得到两位弟弟做帮手，大局或者会有转机。

次青在贵溪还算平安，只是一直以来都缺乏粮食，不久前又刚打了败仗，所以直到现在部队还没有完全整顿好。雪琴在吴城，名声也不错，只是那里的水太浅，不合适水战，让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忧。

我身体平安，虽然癣疾又复发了，但是与京城时相比，还是不算太严重。参谋部门缺乏好帮手，但凡是奏折、书信、批禀，我都必须亲手拟就，所以不免延搁了时日。我一向喜欢读书，每天依旧坚持看几十页，也不免将军务丢生疏了，但如果不这样做，我就没有使自己怡然自得的东西了。

纪泽读汉书，务必要遵守“勤、敏”二字，每天至少看二十页，不要被所谓“读书在精不在多”说法所左右，如果今天读半页，明天读两页，再明天又耽搁、间断，也许几年也不能读完一部完整的书。如煮饭一样，歇了火就冷，小了火就不熟，要用大柴大火，才容易成功。甲五经书已经读完没有？必须快点阅读，不必一一求熟，如果为了追求一个“熟”字，恐怕终生也读不完经书。我们乡下的子弟，没有读完经书的人很多，以后要努力戒掉。馅汐阴如果没有读完经书，应当马上补读。至嘱至嘱！（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析】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对六弟的办事能力和九弟管理军队的才能给予了赞扬，曾国藩为得到两位出色的弟弟为自己的帮手而欣慰。但他又在介绍自己的生活近况时，依然不忘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同时又特别要求长子纪泽读书务必要遵守“勤、敏”二字。的确，曾国藩本人正是靠“勤”字成就自己的一生的，据说在曾国藩身上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曾国藩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他小时候的天赋却不高。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可他却一直背不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曾国藩读完书去睡觉，并趁机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你这种智商还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没有人能只依靠天分成功，上天给予了天分，勤奋将天分变为天才。贼人是很聪明，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国藩却成为成就卓著、让无数人都钦佩的人。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那贼的记忆力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但是遗憾的是，他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和德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苏东坡说“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曾国藩认为“不可一日不读书”。他最看重三点读书方法：一是要读经典，这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前人的思想与智慧。二是先博后专，先广泛阅读，再精读。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凡读书，不必苦求强记，只须潜心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三是一定要培养个人的读书兴趣和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的放矢；有了兴趣，才能乐在其中。

曾国藩喜欢读史，曾写成《历代大事记》数卷。读书时他最重视作读书笔记，“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主张读书要做札记，要动手，要写下所感所想，除经史外，常随手摘记，以此作为重要的读书方法。

曾国藩的读书特点是：日课有程，持之以恒；博求约守，不拘门户；提要钩玄，善于概括；挈长补短，与时变化。这些读书经验对现在人来说，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致澄弟季弟·在家里注重种蔬等事

【原文】

澄季两弟左右：

兄于十二日到湖口，曾发一信，不知何时可到？胡蔚之奉江西耆中丞之命，接我到省，余因于二十日，自湖口开船入省，杨厚奄送至南康，彭雪琴径送至省，诸君子用情之厚，罕有伦比，浙中之贼，闻已全省肃清，余到江，与耆中丞商定，大约由湖口入闽。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见四在我家，每年可送束修钱十六千；余在家时，曾面许以如延师课读之例，但未言明数目耳。季弟生意颇好，然此后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书为上。

余在湖口。卧病三日，近已痊愈，但微咳嗽；癣疾久未愈，心血亦亏甚，颇焦急也。久不接九弟之信，极为悬系^[1]，见其初九日与雪琴一信，言病后元气未复，想比已痊愈矣。（咸丰八年七月廿一日自江西省河下发）

【注释】

[1]悬系：挂念。

【译文】

澄、季两弟：

我于十二日到达湖口时，曾经给家中发过一封信，不知道什么时侯可以送到。胡蔚之奉江西耆中丞的命令，接我到省城。因此，我于二十日从湖口乘船去省城，杨厚庵送到南康，彭雪琴一直送到省城，几个朋友用情的深厚，真是很少有的。浙江省的贼人，听说已经全部肃清，我到江西后，再与耆中丞商量决定，大约是从湖口进入福建。

家中种菜这件事，千万不可以疏忽。屋门口的水塘中养鱼，也有一种生机。养猪也是家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下首台上的新竹，过夏天以后有枯死的吗？从这四件事可以观测出一户人家是兴旺还是衰败的迹象，希望多与朱见四兄商量。见四在我家，每年可送给他教学费十六千。我在家里时，曾经当面答应请老师教课的，报酬按惯例办，但没有讲明具体多少钱。季弟的生意虽然做得不错，然而今后不宜多做，最好仍旧以读书为上策。

我在湖口病了三天，近来已好多了，但还有些轻微的咳嗽。癣疾长久以来一直未好，心血也亏损极大，对此也很焦急。很久没有接到九弟的信了，非常挂念。我看了他在初九时写给雪琴的一封信，说病后元气始终没有完全复原，想必他现在已经好了吧。（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江西省河下发）

【解析】

曾国藩虽然身为高官，但他却相当重视农业，在这封信中，他对两位弟弟重点强调了在家要注重种蔬菜、养鱼种竹、养猪等事，并把这四者的重要性提升到“可以观测出一户人家是兴旺还是衰败”的高度。

按照曾国藩的观点，一个人的一切作为是从经营家庭开始的，而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之路就是耕读。在他的治家理论中，提到了一个“八宝饭”的家训，即曾家以农耕文化为主要思想的家规。曾家的家规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曾国藩把它归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个字。这八个字又被人们称之为“八宝饭”。

《曾国藩家书》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平淡家常的书信集，还是一部蕴含着为人处世、持家教子的人生智慧书。在这部家训中，从头至尾渗透着以农为本、勤俭持家、严训教子、坚挺刚强、忠勇节孝的儒家和农耕文化的思想。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有多处提到他对农业种植的建议，并要儿子曾纪泽继承家中的传统，重视种菜。虽然是在上学念书时期，没有太多的时间能亲自务农种菜，但是也要经常地关心那些事情，决不可以有轻视务农的思想。

曾国藩原本是个读书人，尽管他出自农家，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读书的目的便是“跳农门”，所谓“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地就是做官，从事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而农业则一般被视为下人所为。而曾国藩作为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员，却相当重视农业，这与其长辈的家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祖父星冈公的治家之法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重视种菜，他平生精心钻研水稻和蔬菜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饲豕，出而养鱼”，一年四季，彼此杂职，无有空闲。他曾对儿孙辈说：“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这种躬耕亲劳的观点，对于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其父曾麟书把读书、诚修、祭祀和种菜并称为治家的八法，把“半读半耕”视为家风。

“半读半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子弟外出做官，父老谨守田园。为官者为国宣劳，年事渐高或仕途失意之际，告老或托病还乡，又送下一代子孙赴考出仕，一代代循环往复，传承了上千年。进，可以干禄；退，可以自养。这种植根于乡土、以耕读持家的方式，其实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现实缩影。

致诸弟·述六弟妇治家贤慧而命最苦

【原文】

澄侯沅甫季洪老弟阁下：

十五日接叔父患病之信，十六日专王法六送鹿茸回家，限年内赶到。十七早接澄弟两信，沅弟一信，叔父病势已愈，大幸大幸！

温弟之事，日内计已说破，不知叔父与温弟妇能少节哀否？温弟妇治家最好，而赋命^[1]最苦，不知天理何以全不可凭？

十八夜接希庵信，知六弁沅弟所派已回，皆未寻得；而迪奄遗骨，于初一日已搬至霍山县，同一殉节，而又有幸有不幸若此。

余又专五人去寻，中有二人，系贼中逃出者，言必可至三河故垒，其三人则杨名声杨镇南张涂也，能寻得遗骸，尚是不幸中之一幸，否则吾何面见吾祖考妣及考妣于地下哉？（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释】

[1]赋命：天给人的命运。

【译文】

澄侯、沅甫、季洪老弟阁下：

我于十五日接到叔父生病的信。十六日专门派王法六送鹿茸回家，限其年内赶到。十六日早收到两封澄弟的信和一封沅弟的信，得知叔父的病已经好了，大幸大幸！

温弟的事，估计近几天已经公开了，不知叔父与温弟媳妇能够节哀不。温弟媳妇治家最贤慧，而上天给予她的命运却是最苦，不知道天理为什么这样不可以凭信。

十八日晚接到希庵的信，得知沅弟派的六个士兵都回来了，他们都没有寻找到六弟的尸骨，而迪庵的遗骨，在初一那天已搬到霍山县。同是牺牲，还有幸与不幸如此不同。

我又专门派五个人去寻找，其中有两个人是从敌方逃出来的，说一定可以到三河原来的阵地，其余三个是杨名声、杨镇南、张涂。若能寻到尸骨，还属不幸中的幸运，不然，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祖考、祖妣、考妣于九泉呢？（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解析】

三河镇之役，六千湘军惨遭灭顶之灾，曾家老六亦遭劫难，伤痛之余，曾国藩为六弟的媳妇抱不平，这样贤慧的女人却不得不承担如此痛苦的事情，上天待她真是不平！进而担心叔父与温弟媳妇能否承受得住失去亲人的痛苦。

1858年5月，湘军悍将李续宾与曾国华率精兵所部攻克江西九江后，乘胜东援安徽战场，准备进犯庐州，10月，六千湘军精兵进抵庐州西南的重要屏障三河镇。太平军晚期的两名主要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得到湘军大举东犯的消息后，随即率军前往救援。就在湘军大举进攻三河镇的当天，陈玉成率部赶到，驻扎在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11月，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扎于白石山。至此，集结在三河镇周围的太平军已达十余万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气势，骄悍的李续宾并不了解实情，仍然一意孤行。11月15日深夜，李续宾率湘军偷袭金牛镇，次日黎明，行至距三河镇不到十公里的樊家渡时，与陈玉成军遭遇。陈玉成以少量步兵力正面迎敌，且战且走，将湘军诱至设伏地域，团团包围，双方展开激战。这时驻扎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部，闻听金牛镇炮声不绝，也立即赶往参战。

李续宾督军往来冲突，终不得脱。这一仗，太平军一举歼灭湘军精锐近六千人，李续宾被击毙，曾国华下落不明。曾国藩所在的建昌大营中，上自将官，下至丁勇，几乎人人都与三河阵亡的人员有关系，或为亲戚，或为朋友，或为乡邻，或为熟人。消息传来后，不待吩咐，各营便自动地焚纸燃香，挂起招魂幡，军营上下，笼罩着一片阴霾。一连几天，曾国藩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难受至极。他想到此刻的湘乡县，不知有多少人家正在举办丧仪，有多少寡妇孤儿在哀痛欲绝。

这是湘勇出师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三河镇战役后，曾国藩曾多次派人前往战场寻找六弟曾国华的遗体，但始终没找到，但曾国藩认定六弟已死无疑，直到三个月后他的无头尸才被发现。此战对湘军的打击极为沉重，咸丰帝闻之，“不觉陨涕”。胡林翼则哀叹说：“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曾国藩更是“哀恸填膺，减食数日”。

致诸弟·述起屋造祠堂

【原文】

澄侯沅甫季洪三弟左右：

王四等来，得知叔父大人病势稍加，得十三日优恤之旨，不知何如？项又接十九日来函，知叔父病已略愈，欣慰欣慰！然温弟灵枢到家之时，我家祖宗有灵，能保得叔父不添病，六弟妇不过节裂，犹为不幸中之一幸耳。

此间兵事，凯章在景德镇相持如故，所添调之平江三营，宝勇一营，均已到防，或可隐扎浚川在南康之多城墟，打一胜仗，夺伪印四十三颗，伪旗五百余面，皆解至建昌，甚为快慰！惟石达开尚在南安一带；悍贼亦多，不知究竟扫荡否？吉中营以后常不离余左右，沅弟尽可放心。

起屋造祠堂，沅弟言外间訾议^[1]，沅弟自任之。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而乱世之兵变，不可不虑，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又太闳丽^[2]，则传播招尤，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则乱世恐难幸免。望弟再斟酌于丰俭之间，妥善行之。

改葬先人之事，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妥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若存一丝求富求贵之念，则必为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续灵得大地者。沅弟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

纪泽姻事，以古礼言之，则大祥后可以成婚，以吾乡旧俗言之，则除灵道场后可以成婚。吾困近日贼势尚旺，时事难测，颇有早办之意。纪泽前两禀，请心壶抄奏折，尽可行之。吾每月送修金二两，应抄之奏，不知家中有底稿否？抄一篇，可寄目录来一查，注明月日。

纪泽之字，较之去年二三月间，远不能逮^[3]。大约握笔宜高，能握至管顶者为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尚可习。若握近毫根。则难写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吾验之于已身，验之于朋友，皆历历可验。纪泽以后宜握管略高，从低亦须隔毫根寸余，又须用油纸摹帖，较之临帖胜十倍。

沅弟之字，不可抛荒。温弟哀辞墓志，及王考批妣神道碑之类，余作就后均须沅弟认真书写。《宾兴堂记》首段未惬^[4]，待日内改就，亦须沅弟写之。沅弟虽忧危忙乱之中，不可废习字工夫。亲戚中虽有漱六云仙善书，余因家中碑板，不拟请外人书也。（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

【注释】

[1]訾议：毁谤非议。

[2]闳丽：闳，宏大，宽大。闳丽：宏广华丽。

[3]逮：及。

[4]惬：满意，满足。

【译文】

澄侯、沅甫、季洪三弟：

王四等人来，听说叔父大人病势又加重了，不知在得到皇上十三日体恤的圣旨之后，情形有无好转。现又接到十九日的来信，得知叔父的病已略有好转，心中很是高兴！然而，如果温弟灵柩到家的时侯，我家祖宗能有灵验，保佑叔父不会因此加重病情，六弟媳妇也不要太过于哀痛，则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边打仗的事，凯章在景德镇与贼军对峙，仍然像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后调去的平江三营、宝勇一营，现都已开到防地，或许可以隐蔽驻扎在浚川。在南康的多城墟打了一场胜仗，夺得伪官印四十三颗，伪旗五百多面，都已送到建昌，大家都很欣慰。唯有石达开仍在南安一带，强悍的贼匪不少，不知道扫荡干净没有，吉字营以后不离我的左右，沅弟尽可放心。

关于起屋建祠堂一事，沅弟说外面有毁谤非议，他自己承担。我却觉得如今最可怕的不是外面的毁谤非议，而动乱年月的兵变，却不可不加考虑。如江西近年来，凡属富贵人家的大房子，没有一家没被烧毁，真是殷鉴不远。我家地处偏僻简陋的山村，那里的人本来眼界就浅，稍微建点什么，就让他们大惊小怪的。如果我们起造的祠堂太过于富丽堂皇了，消息传开，招人非议，被人说是一方首屈一指的建筑，那么在动乱年代，灾祸是难以幸免的。希望弟弟反复斟酌一下，最好在丰裕和俭朴两者之间权衡一下，比较妥当。

改葬先人的事，心中求富求贵的杂念必须要消除干净。只求能免受水淹蚁蛀，以安先人之灵，以免凶煞，以安后人罢了。如果有一丝一毫求富求贵的念头，那一定会被造物的鬼神所忌讳。以我的所见所闻，凡是已经兴旺发达的家庭，没有一家是因为寻得好地的。沅弟主持这件事，一定要把这个主意把持好，坚定不移，这一点非常重要！

纪泽婚姻之事，用古礼来说，大祥以后可以成亲。以我们的乡间习俗来说，办完祭灵，做完道场以后，也可以成婚。我因为现在贼人势头正旺，形势难以预测，因此心中存有早办的想法。前不久纪泽的两封信，请心壶抄奏折，可以去做，我每月给他抄写费二两。要抄的奏折，不知道家里有底稿没有。抄一遍以后，可将目录寄来我看一看，要注明年月。

纪泽的字，与去年二三月间的相比，远远不如之前的。写字时握笔要高，能握到管顶的最好，握到管顶下面一寸左右的也行，握到笔毫以上一寸左右的也勉强可以。如果握到近毫根处，那就很难写好字，而且不久便会退步，并且绝对写不出好字。我自己试验过，也找朋友试验过，结论都一样。纪泽以后写字时握笔要略为高些，就是低也要离毫根一寸以上，此外要用油纸摹帖，比临帖强十倍。

沅弟的字，也不可荒废。温弟哀辞墓志，以及考妣道碑之类，我做好之后，都要沅弟认真书写。《宾兴堂记》第一段不太满意，等近日改好，也要沅弟书写。虽然是在忧危忙乱之中，沅弟的习字工夫也不可以废弃。亲戚里的漱六、云仙虽然能写，但因为是家里人的碑文，所以不想让外面的人书写。（咸丰九年五月十一日）

【解析】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重点就起屋造祠堂一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起屋造祠堂要低调，万万不要招摇，以免树大招风，惹来祸端。低调处事、谨慎做人是曾国藩成功路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身居高位的曾国藩一生秉持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观。

1858年夏，曾国藩再次出山，被朝廷委以重任，率领湘军转战江西。此番进军，问题不断。虽然湘军有守城退敌的功劳，但与当地政界却搞不好关系，也无法融入当地乡团，彼此之间矛盾很大，甚至湘勇被当地团丁伏击截杀的事也时有发生。祸不单行，时逢温疫流行，军营中许多将士因感染而病倒，就在形势危机重重的时候，又传来了湘军精锐在安徽三河镇惨遭兵败的消息，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告失利。一系列噩耗在曾国藩的心上洒了一把盐，他忍受着丧弟丧友的悲痛，竭力挽救，才得以稳定大局。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廷忽而传令要他援浙，忽而又命其赴皖。听闻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他又得马不停蹄听令去四川夔州扼守，朝令夕改，毫无章法。搞得曾国藩无所适从，也只得委曲求全，任凭朝廷调动。此时的曾国藩内外交困，承受着许多非议和压力，精神苦恼之极，但他依然一味忍耐，以“困心恒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来勉励自己，徐图自强。成功就要耐得寂寞，忍受别人的聒噪和嘲讽。要潜下心来，脚踏实地地做事，功夫既到，事情自然而然会“大功告成”。

致四弟·教弟必须爱惜物力

【原文】

澄弟左右：

围山觜桥稍嫌用钱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尽可不起。沅弟有功于国，有功于家，千好万好，但规模太大，手笔大廓^[1]，将来难乎为继，吾与弟当随时斟酌，设法裁减。此时竟希公祠宇，业将告竣，成事不说。其星冈公祠及温甫事恒两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过十年之后再看，至嘱至嘱！

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平费，周济人情，亦有一俭字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吾弟以为然否？（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注释】

[1]廓：空阔，广大。这里比喻花钱随便，大手大脚的意思。

【译文】

澄弟：

围山觜建桥所用的钱稍微多了些，南塘竟希公的祠宇，也不必非建不可。

沅弟虽然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对家庭也有功劳，千好万好，但是如果建设规模太大，花钱大手大脚，将来总难以长久。我与弟弟应当随时商量，想办法裁减下来。现在既然竟希公的祠宇即将竣工，已成了事实，那就不去说了。星冈公祠和温甫、事恒两位弟弟的祠堂，都可以暂时不建，等过了十年以后再说，再三嘱咐！

我往年曾经撰写过一副对联送老弟，其中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两句话。弟弟的耿直尽人皆知，但你能够忍耐，那就只有为兄我一个人知道。弟弟的廉洁，在众人的意料之中；而弟弟的不俭朴，是为兄我所没有意料到的。以后希望弟弟能在“俭”字上下一番工夫和苦心，不但家中的日常花销要节俭，就是建设费用、打点人情，也需要节俭。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去寒士的家风而已，我弟认为对么？（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解析】

曾国藩在此信中强调了节俭的重要性，并提出“俭以养廉，直而能忍”。意思是说，做人要通过节俭培养廉洁的作风；做人既要正直又要有耐性、有涵养。当时，曾国藩身处清末乱世，官场腐败、吏治糜烂，但他仍然努力保持着清廉的操守。他不仅独善自身，还努力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

曾国藩认为：“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奉养堂上大人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在那个时代，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人生的追求。曾国藩起初自然也会有这种想头，否则不会奋力于科举。不过经过自身修养的提高，在独善其身方面，他的确已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曾国藩日常的穿戴通常是旧衣布鞋，他为此幽默地说：古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要我看这衣也是不如旧，试看当今的衣料，哪有从前的好啊。曾国藩不仅自己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的压箱底银为二百两，娶媳也同样如此。曾国藩为官多年，但是奉银极少，不过他从没抱怨过，一直以清贫的生活为荣。并教导其子女说：“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不贪财，不荀取，这是他的人生信条。得自己该得的，有所得无所贪，这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一生践行“当官以清廉有信为本，不图安逸，不图虚名，崇尚勤俭。”他认为这既是国和家的兴盛之道，更是令部属归心的要诀。他在三十岁时曾立誓：“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贻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临终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致四弟·惜福贵乎勤俭

【原文】

澄弟左右：

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去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弟与沅弟能勤而不能俭，余微俭而不甚俭；子侄看大眼，吃大口^[1]，后来恐难挽，弟须时时留心。（同治二年正月十四日）

【注释】

[1]看大眼，吃大口，比喻见识的眼界越高，所要求的享乐也越丰富。

【译文】

澄弟左右：

我不想给家里多寄钱和物，总是担心老一辈的生活太奢侈了，会促使后辈养成骄纵的不良习气。没有哪个钱多的人家子弟不骄纵的，我们兄弟要为祖宗后世遗留一点福泽，为后人珍惜一点剩余的福气，除了勤俭二字，没有其他办法。弟弟和沅弟都能勤勉但却不够节俭，我也只是稍微节俭而不是非常节俭，长此以往，子侄们的眼界难免会越来越高，吃的也是越来越精，以后恐怕再难以挽回，弟弟对此事要时刻留心！（同治二年正月十四日）

【解析】

勤俭是曾国藩为人的准则，这封信表达了他不想多给家里寄钱、物的原因，主要是怕后辈们养成骄纵、奢侈的恶习，提醒弟弟们要保持勤俭的生活作风，为子侄们做榜样。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个封疆大吏，他在吃穿住行方面上点档次也无可非议，但其节俭如此，并躬行一生，实属难能可贵。

曾国藩在生活中遵守勤俭的规矩，他有件青缎马褂，只是在重大庆典活动时才拿出来穿，平时就放在衣橱里，因此三十年那件衣服依旧光亮如新。可见他的简朴。

在任两江总督时，有一次他到扬州的一个盐商家做客。那个时候的盐商可以说是富冠天下。曾国藩面对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只是低头吃自己身边的一点东西，过后属下问他是不是对这一桌子饭感觉不可口，曾国藩说：“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一顿饭吃了千把两银子，对于曾国藩来说是即不忍吃也不忍看。

无论是在翰林院供职期间，还是在署理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吃饭从来都是一荤，即使来客，也不过增加一荤而矣；其着衣穿戴，均由其夫人、女儿渍麻纺织而成。其弟曾国荃见家中人口众多，房屋不够居住，于是拨银三千两，增建数间房屋，曾国藩对此极为不悦，直至临终也未踏入半步。

古人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不论是国还是家，都是由勤俭而成，由奢侈而破。毛泽东以“厉行节约，勤俭建国”为治国的方针，他一生粗茶淡饭，睡硬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极为简朴，一件睡衣竟然补了73次、穿了2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减薪、降低生活标准，不吃鱼肉、水果。有一次他召开会议到中午还没有结束，他留大家吃午饭，餐桌上一大盆肉丸熬白菜、几小碟咸菜，主食是烧饼。在勤俭节约方面为国人做出了表率。

朱元璋的故乡凤阳，流传着四菜一汤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朱元璋给皇后过生日时，只用红萝卜、韭菜，青菜两碗，小葱豆腐汤，宴请众官员，而且约法三章：今后不论谁摆宴席，只许四菜一汤，谁若违反，严惩不贷。

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诸葛亮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道；朱子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当作“齐家”的训言。

致九弟·欣悉家庭和睦

【原文】

沅弟左右：

苦攻无益，又以皖北空虚之故，心急如焚。我弟忧劳如此，何可再因上游之事，添出一番焦灼。上游之事，千妥万妥。两岸之事，皆易收拾。弟积劳太久，用心太苦，不可再虑及他事。

弟以博文约礼奖泽儿，语太重大，然此儿纯是弟奖励而日进，记咸丰六年冬，胡帅寄余信，极赞三庵一琴之观。时温弟在座，告余曰：“沅弟实胜迪希厚雪。”

余比尚不深信，近见弟之围攻百数十里，而毫无罅隙^[1]，欠饷数百万而毫无怨言，乃信温弟之誉有所试，然则弟之誉泽儿者，或亦有所试乎？

余于家庭，有一欣慰之端，闻妯娌及子侄辈，和睦异常，有姜被同眠之风，爱敬兼至，此足卜^[2]家道之兴。然亦全赖老弟分家时，布置妥善，乃克臻此。余俟江西案办妥，乃赴金陵，弟千万莫过忧灼，至嘱至嘱！（同治二年六月初一）

【注释】

[1]罅隙：空隙。

[2]卜：预测。

【译文】

沅弟：

苦攻没有什么好处，再加上安徽北部空虚的原因，我真是心急如焚。弟弟如此忧虑劳苦，怎么可以因上游的事，再添一番焦虑呢。上游的事，已是万无一失。两岸的事，都容易处理。弟弟劳累已久，操劳太多，就不要再去考虑其他的事。

弟弟用博文约礼来夸奖泽儿，这个评价实在太高、太重了。他的进步也是在你们的夸奖下取得的。记得咸丰七年冬天，胡帅寄了一封信给我，非常称赞三庵一琴的贤良。那时候温弟也在座，他对我说：“沅弟实在超过迪庵、希庵、厚庵和雪琴的。”那时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到弟弟围攻一百多里，丝毫没有破绽，欠饷几百万，而士兵毫无怨言，这才相信温弟的赞誉确实是恰如其分。那么弟弟称赞泽儿，或许也会有验证之日吗？

我对于家庭，有一个欣慰的开端，听说姑嫂和子侄相处非常和睦，有汉朝姜肱兄弟友爱同被共眠的风气。做到爱敬，这就可以预期家道兴旺，但这也全靠弟弟在分家时，布置安排得妥当，才能如此完满。等江西这边的案子办好了，我便去金陵。弟弟不用过于担忧，再三嘱咐！（同治二年六月初一）

【解析】

汉朝时候，有个叫姜肱的人，和他的弟弟姜仲海和姜季江三个人非常友爱，虽然他们各自都成了家，可是不忍分开了睡，所以他们做了很大的被，兄弟三个人一同睡。有一次，兄弟们一同到城里去，路上碰到了强盗要杀他们。他们兄弟三个人都抢着死，强盗也就把他们都放了，只抢去一些金钱和衣服。到了城里后，别人见姜肱兄弟们都没有了衣服，就问姜肱是怎么回事。姜肱始终没有说起碰着强盗这件事。强盗们得知后，觉得很感激，并且很懊悔，就到姜肱那儿，叩头谢罪，并把抢去的物件统统都还给了他们。

从曾国藩众多的书信中，不难看到，他是一个对各位兄弟特别友好、对家庭情谊非常重视的人，在此信中引用了姜肱兄弟友爱的典故来形容曾氏家庭中的和睦景象。

曾国藩在信中赞扬了他的九弟：“围攻百数十里，而毫无罅隙，欠饷数百万而毫无怨言。”这位曾老九比其兄小13岁，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他因善于挖壕围城，故有“曾铁桶”之称，这也就是其兄所说的“围攻百数十里而毫无罅隙”。不过“欠饷数百万而毫无怨言”却未必属实。事实上他所统率的“吉字营”每破城必纵兵大掠，因此部下在攻城时，都能奋不顾身，铤而走险。1864年7月攻陷天京，纵兵焚烧抢掠七天七夜，一时间长江中运送财物回湖南的船只络绎不绝，达三个月之久。

曾老九毫不隐讳自己“挥金似土，杀人如麻”！这一点曾国藩当然知道，只是此信没提及。仅安庆战役，曾国荃就一次就屠戮了一万多名已经缴械的太平军将士，消息传出，天下大哗。曾国藩对九弟视生命如草芥的行径也有过不安，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依据，那就是“为忠君爱民而杀人”。应该说，曾国藩的恶名“曾剃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这位九弟所赐。

致诸弟·告诫弟弟要清白做人

【原文】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澄侯在广东，前后共发信七封；至郴州耒阳，又发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后，又发二信，皆已收到。植洪二弟，今年所发三信，亦均收到。

澄弟在广东处置一切，甚有道理。易念园庄生各处程仪，尤为可取。其办朱家事。亦为谋甚忠，虽无济于事，而朱家必可无怨。《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1]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虑哉？

贺八爷冯树堂梁俪裳三处，吾当写信去谢，澄弟亦宜各寄一书，即易念园处，渠既送有程仪，弟虽未受，亦当写一谢信寄去；其信即交易宅，由渠家书汇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即托岱云觅寄。

季洪考试不利，区区得失，无足介怀。补发之案，有名不去复试，甚为得体。今年院试，若能得意，固为大幸！即使不遂获售，去年家中既售一个，则今岁小挫，亦盈虚自然之理，不必抑郁，植弟书法甚佳，然向例未经过岁考者，不合选拔。弟若去考拔，则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为不合例而失，且以为写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

弟书问我去考与否？吾意以科考正场为断，若正场能取一等补廪，考则拔之时，已是廪生入场矣。若不能补廪，则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人妒忌也。

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

曹西垣教习服满，引见以知县用，七月却身还家；母亲及叔父之衣，并阿胶等项，均托西垣带回。去年内赐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后因我进闱考教习，家中叫裁缝做，裁之不得法，又窃去整料，遂仅裁祖父父亲两套。本思另办好料，为母亲制衣寄回，因母亲尚在制中故未遽寄。叔父去年四十晋一，本思制衣寄祝，因在制未遽寄也。兹托西垣带回，大约九月可到家，腊月服阕，即可着矣。

纪梁读书，每日百余字，与泽儿正是一样，只要有恒，不必贪多。澄弟亦须常看《五种遗规》及《呻吟语》，洗尽浮华，朴实谙练，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于澄弟实有厚望焉！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注释】

[1]貊：野蛮异族。

【译文】

澄侯、子植、季洪三位弟弟：

澄侯在广东，前后一共给我寄了七封信，到了郴州耒阳，又给我寄了两封信。三月十一日到家以后，又给我寄了两封，都已收到。植、洪两位弟弟，今年所寄的三封信，也都收到了。

澄弟在广东处理的事务，都比较合理。关于在易念园庄给送路费这件事的处理，尤其办得好。办理朱家的事，办理得十分忠诚，虽然未能解决问题，但是朱家必定也不会有怨言。《论语》说：“言语忠诚而讲信用，行为忠厚严肃，就是到了野蛮人国度，也行得通。”如果弟弟在外面，处理一切事情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贺八爷、冯树堂、梁俪裳三个地方，我应该写信去道谢，澄弟也应该给他们各寄一封信表示感谢。特别是易念园处，他既然送了路费，弟弟虽说没有接受，也应该写一封信致谢，信交到易家住宅，由他家一起封寄。如果易宅不方便，就托岱云想办法寄好了。

季洪考试失利，小小的得失，不足以放在心上。补发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但是没有去复试，很是得体。今年的院试，如果考得顺利，是万幸，即便没有考好也没什么，去年家中既然已经有一个人考上，那么今年即使有点小挫折，也是有盈有亏的自然道理，没有必要为此而忧郁。植弟的书法很好，但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没有经过年考的，是不符合选拔条件的。弟弟如果去考，那么同考的人必然指着你、盯着你，如果考试没有被录取，别人不会认为你是因为不合惯例才没有被录取，只会说你是因为写得不好才落榜的。我们明明知道不合惯例，何必要因此去受别人的一番指责呢？

弟弟信中问我去不去考，我的意思是根据主考场的考试情况来决定。如果正场能考取一等增补廪生，并且马上选拔，那已经取得廪生资格了。如果不能增补廪生，那么作为附生去考，就不必去考了，因为这样只是徒然招来别人的妒忌。

我县新官增加赋税，我家不要去反对，任凭他加多少，我家都遵守照办。如果有告状的，我家不要介入。凡属朝廷大员的家庭，要做到没有半个字涉及到公堂，才是妥善的。为民除害的说法，是指除掉地方上的祸害，而不是要除去地方官。

曹西垣教习期满，经推荐被任命为知县，七月动身回家。母亲和叔父的衣服、阿胶等，都一并托他带回。去年朝廷赏赐的袍褂衣料，本来可以裁剪做三套服装。后来因为我进闱考教习，家里叫裁缝做，裁缝裁得不得要领，又被偷了整段的衣料，结果只裁出祖父和父亲的两套服装，本来想另外再买块好的衣料，为母亲裁制衣服，然后寄回去。但是因为母亲还在守丧，所以没有急忙寄回。叔父去年四十一岁生日，本想做衣服作为礼物祝寿，也因叔父在守丧期间，所以没有急忙寄回去。现在托西垣一起带回去，大约九月可以到家，腊月守丧结束之后，就可穿了。

纪梁读书，每天读百余字，与泽儿正好一样，只要有恒心，没有必要贪多。澄弟应该经常看看《五种遗规》和《呻吟语》，把浮华的习气洗干净，朴实干练，上可以继承祖父的风范，下可以为子弟做一个好的榜样，我对澄弟是寄予厚望的，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解析】

这是曾国藩写给三位弟弟的信。曾氏一门，除大哥曾国藩外，四位弟弟的科举都是十分不顺，令他们一生引为憾事。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连个“廪生”的资格都没考上。所谓的“廪生”就是各府县秀才中的前几名，他们可以获到官府的廪米津贴，清朝的廪米津贴为每年廪银四两。不过曾国藩的四位弟弟中的三个后来都投笔从戎，并且都以战功博得了功名，这三位就是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

六弟曾国华性格孤傲，自视甚高，写起文章锋芒毕露，被曾国藩视为有豪杰之气，而且在众兄弟之中，他的文章也倍受推崇，被称为“灵气甚高”。然而他的科考屡屡受挫，连个秀才都没考上，最后还是其兄花钱为他捐了个监生，这才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不过捐来的功名在他眼中是不光彩的，所以总是郁郁寡欢。当战火烧到湖南境内时，他率先组织了团练，虽算不上是个良将，但心高胆大，也算是员悍将。在三河镇战役中战死，死后被封为四品道员。不过他的遗体只是个无头尸，到底是死是活，成为了曾家的一个谜。

九弟曾国荃生性十分高傲，史书记载他“少年奇气，倜傥不群”。1847年他以府试第一人入县学，不久举优贡，不过他的科举之路也同样没走通，虽然后来因攻克金陵而官升到两广总督和太子太保，但始终以自己不是科举出身为憾。

小弟曾国葆，少年时性格孤僻，体弱多病，厌倦科举，因悲愤兄长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加入湘军作战。在天京前哨战中以寡击众，大破各路来援李秀成太平军十万，建功甚伟。却在1862年12月因操劳过度病逝于南京雨花台湘军大营内，死后追赠道员。“包围天京”的任务于是改由兄长曾国荃接手，于1864年克竟全功。

这其中最守本分的要算大弟弟曾国潢，他的各个兄弟都出去大展拳脚，而他却守在家中操持家业。曾国潢自幼就在父亲的塾馆读书学习，天分不是很高，科考屡次名落孙山，后来像其六弟一样，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从此之后，曾国潢专心辅助父亲曾麟书照料家事，再也无意于科举之业了。

曾国藩在家书中叮嘱他，要在家里好好帮助父亲、叔父管理家事，并且反复告诫他责任重大，希望他在细心料理家事，督促弟弟们读书的同时，要经常看看《五种遗规》和《呻吟语》，以培育自己的素质，为子侄做出个榜样。“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曾国潢牢记长兄的嘱托，尽心尽孝，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死后受封为通议大夫和建威将军。

致诸弟·勿使子侄骄奢淫逸

【原文】

澄温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廿五日著胡二等送家信，报收复武汉之喜，廿七日具折奏捷，初一日制台杨慰农需到鄂相会，是日又奏廿四夜焚襄河贼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进兵之折，其日西刻，杨载福彭玉麟等，率水师六十余船，前往下游剿贼，初九日前次谢恩折，奉朱批到鄂，初十日喜四刘四等来营，进攻武汉三路进剿之折，奉朱批到鄂。

十一日武汉克复之折，奉朱批廷寄谕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沧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意具折辞谢，想诸弟亦必以为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1]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西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2]，二字者，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罗罗山于十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一，乞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万福金安。（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

【注释】

[1]省惕：警惕。

[2]佚：放荡。

【译文】

澄、温、沅、季四位老弟：

二十五日，打发胡二等送家信，报告收复武汉的喜讯，二十六日写奏折报捷，初一日制台杨慰农到湖北相会，当天又得到报告，二十四日晚上襄河贼人船只被烧的捷报，初七日上奏三路进兵的折子，这天西刻，杨载福、彭玉麟等统率水师六十多只战船，前往下游杀敌。上次谢恩的折子已上奏，初九，皇上的朱批送到湖北。初十，彭四、刘四等来军营，送来进攻武汉三路折子的朱批。

十一日，武汉克复的折子，收到朱批朝廷寄谕旨等件，我荣任湖北巡抚，并且赏戴花翎。我的意思是，由于母丧守制还没有到期，因此决不敢接受官职，因为如果一经接受了，那么两年来这么努力去攻克的战事，好像都是为了博取高官厚禄而为，那如何对得起我九泉之下的母亲？有何面目面对宗族乡亲？自己又怎么能安心？所以决定写奏折向皇上辞谢，我想弟弟们也一定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吧。

官场这种地方，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难待的地方，我作为一个在籍的官员，招募乡勇，修造战船，成就这一番功业，名震一时，人都是喜好名声的，哪个不一样，我有美名，就会有人得到不好名声的，对比之下，实在是难为情。为兄只有谦虚谨慎，时刻警惕自己，如果仰仗皇上的威严和洪福，能够将江南地区的贼人迅速肃清，为兄决心奏请皇上批准我回乡侍奉父亲，改葬母亲，多则三年，少则一年，都可以使我的心稍微得到些安慰，只是不知道皇上能不能够批准。

弟弟们在家，总要教育子侄们奉守“勤敬”二字，我在外，既有了权势，那么家里的子侄最容易变得骄傲、放荡。“骄佚”二字，正是败家之道，万望弟弟们时刻注意，不要让子侄们靠近这两个字，此事至关紧要。

罗罗山于十二日开拔，智亭于十三日拔营，我也要在十五日或十六日开拔东下，其余的就不细写了，请禀告父亲和叔父大人，祝他们万福金安。（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

【解析】

八月二十七日，湘军水陆联合作战，一举攻下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昌和汉阳两个军事重镇，取得了一场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这对曾氏本人和湘军来说，是一个形象和命运彻底改变的转机。一时间“善战”之名鹊起，朝廷的赏赐也超过了攻克岳州之役，这次是“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虽然从侍郞到巡抚属于平调，但一省巡抚手握实权，对于湘军筹措粮饷，实是极为有利，所以说湖北巡抚这一职位对于曾国藩来说是重要而及时的。

在这封信中，虽然曾国藩再次提及“勤敬”，但显然这已成为陪衬了，虽然在信中曾国藩一再表明自己“由于母丧守制还没有到期，因此决不敢接受官职”，但已明显地感受得到，他的心思已经在湖北巡抚的位置上了。由于曾氏此时是丧服在身，此时为官，极易引起他人的非议，“所以决定写奏折向皇上辞谢”，但这不过是假意推辞罢了。

不过曾国藩万没想到，他这个“湖北巡抚”才七天就又接到了另一道上喻，改任兵部侍郞了，原来咸丰听了一个叫祁隽藻大学士的进言，说守丧在家的曾国藩以一介布衣尚可一呼百应，不可不防啊。满族人对于汉人从来都是严加防范的，于是作为汉人的曾国藩又被从有实权的位置上调离了，并且圣喻的口气极为严厉，申饬他不得以“好名”而“违旨”。这深深刺激了曾国藩，使他时刻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辛酉政变之后，恭亲王奕在慈禧的授意下，操持大局，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在地方上，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相互支持，而恭亲王奕则是他们在朝廷的靠山。但是慈禧为了进一步掌权，找借口削弱奕的势力，并将其逼出政治舞台。这一事件令曾国藩十分惶恐。恭亲王是同治帝的亲叔叔尚且如此，做为汉人的他，又凭什么官居要职、手握重兵？深谙为官之道的曾国藩认识到不可恋战，故此希望尽快攻克金陵，自己也好找个借口，回家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为此，他全力扶持李鸿章的淮军，并表示，太平军一灭，他就裁减湘军，以李鸿章来取代自己。

曾国藩在总结为官之道时，把“傲慢”看作是致祸的根源，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身处官场，曾国藩处处小心谨慎，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意识，在《书赠仲弟六则》中，曾国藩将“慎”字剖析得十分透彻。所谓“慎”，就是要有所畏惧、居安思危。要想做到“慎”，就应该做事一丝不苟，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做出抉择。曾国藩不仅把“慎”字用在为人处事，同时也应用在带兵打仗上。

湘军不过二十万人，而太平军则是湘军的数倍，起初湘军总吃败仗，后来曾国藩变得谨慎起来，行军打仗时不再孤军冒进。这并不是他畏敌，而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得出来的经验教训。他在用兵之时，主张谨慎地采用合兵战术，以最优势的力量与敌人作战，当兵力不足时，他宁可集中兵力坚守要塞，放弃次要的地方，也不分散兵力。这种稳扎稳打、小心谨慎的打法，正是湘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致四弟·教子勤俭为主

【原文】

澄弟左右：

余在金陵，二十日起行至安庆，内外大小平安。门第太甚，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自安庆以至金陵，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隘，皆沅弟之所攻取，余之幸得大名，皆沅弟之所赠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遗也。

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子弟，惟以力教家中勤俭为主。余于俭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则尚无五分工夫。弟与沅弟于勤字做到六七分，俭字则尚欠工夫。以后勉其所长、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至嘱！（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译文】

澄弟：

我在金陵，二十日动身到安庆，内外大小都平安。由于我家的门第太显赫了，我教育晚辈，要以“勤、俭、谦”三个字为主心骨。从安庆直到金陵，沿江六百多里，大小城池关隘，都是沅弟攻下来的，而我却很幸运因此得了大名声，这些都是沅弟送给我的，也都是祖宗的福泽给我的。

我要上不愧对先人，下不愧对于弟弟和晚辈，只有尽力教育家里，以勤俭为品质。我对于“俭”字做到六七分，“勤”字还不到五分工夫。澄弟与沅弟，对于“勤”字做到六七分，“俭”字还欠工夫。以后要勉力发挥各自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弟弟每花一个钱，都要三思而行。至嘱！（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解析】

此封信中，曾国藩希望主持家务的四弟要勤俭持家，教育子女要以“勤劳”、“俭朴”、“谦虚”为主体思想，树立起勤俭的家风。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和诸位弟弟对于“勤”、“俭”二字做到的程度。信中说到澄弟与沅弟在“俭”字上还欠工夫，其实是一种婉转的批评，实际上这位曾家四爷长年高级补品不断，而那位九爷则更是有名的挥金如土，当大哥的，只好苦口婆心的反复劝勉他们。

《说文》中“勤，劳也”，“俭，约也”，“勤”与“俭”经常合用，构成联合词组，但概念不同。勤的本质在于克勤职守，毫不懈怠，而俭的含义一般指简朴节约，不奢侈浪费。二者虽有区别，却联系十分密切。只勤不俭，或只俭不勤，犹如车辆少了一只轮子，必有车翻人毁之虞。克勤克俭，如虎添翼，则德业广进；不勤不俭，像人病入膏肓，则终将一亡。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勤不俭，好比端个没底的碗，总也盛不满；只俭不勤，坐吃山空，一定要受穷挨饿。中国自古就以勤劳节俭为“治家之道”石成金说：“勤俭是治生第一法。”在古人看来，勤有三益，即可以免饥饿、远淫辟、致寿考；俭有四利，即可养德、养寿、养神、养气。从大的方面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勤劳节俭，是曾氏家族的优良传统。曾国藩的曾祖父竟希公小时候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父亲给他一百文钱的零花，等到五月回家时，仅仅花去一文，还剩下九十九文，悉数还给了父亲。曾国藩多年以后回忆这件事时还满怀崇敬地感慨“其俭如此”。除祖父、父亲而外，祖母与母亲都是勤俭持家的典范。曾国藩称祖母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孝恭者，指王夫人待公婆以孝，处夫君家人以敬；而雍穆者，指持家大度而和睦，妯娌们都钦其所为。年逾七十，犹检校内政，丝粟不遗。母亲江太夫人，主持家政后，一秉王太夫人之风。事公婆四十余年，生火做饭都亲自动手，其九个子女的尺寸布缕，都由她一手操持。有人说子女太多，家有贫困之虑，但江太夫人说：“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由此可见，江老太太是个倔强而乐观的人。曾国藩在要强与谐谑上，禀赋了母亲的气质，而其祖母、母亲勤俭持家的作风，后来亦一如既往地在曾国藩家的女眷中传承了下去。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老子把俭誉为人间三宝之一，提出“俭，故能广”。纵观古今，成由勤俭败由奢，是永恒不变的至理。

致四弟·宜常在家侍候父亲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胡二等来，知弟不在家，出看本县团练。吾兄弟五人，皆出外带勇，季居三十里外，弟又常常他出，遂无一人侍奉父亲膝下。温亦不克遄^[1]归侍奉叔父，实于《论语》远游吉惧二章之训相违。现余令九弟速来瑞州，与温并军，庶二人可以更番归省。澄弟宜时常在家，以尽温凊之职，不宜干预外事，至嘱至嘱。

李次青自抚州退保崇仁，尚属安静。唯败勇之自抚回省者，日内在中丞署中，闹请口粮，与三年艾一村之局^[2]相似，实为可虑。

明年延师，父大人意欲请曾香海，甚好甚好！此君品学兼优，吾所素佩；弟可专人作书往聘，稍迟旬日，吾修书请之。其馆金丰俭，则父大人酌定，吾自营寄归可也。（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

【注释】

[1]遄：迅速。

[2]局：局面。

【译文】

澄侯四弟：

胡二等人来过了，知道弟弟常不在家，出去看我们县的团练去了。我们兄弟五个，都同时在外带兵。季弟住在三十里以外，而你又经常外出，这样父亲大人跟前就没有一个人侍奉了。温弟也不能很快回来侍奉叔父，这样实在是和《论语》中远游和吉惧两章的训示相违背。现在我叫九弟马上去瑞州，与温弟同在一个军营，这样一来两个人就可以轮番回家探亲了。澄弟你适合经常待在家中，以尽人子嘘寒问暖的职责，而不要去干预外面的事情，再三嘱咐！

李次青自抚州退下来保护崇仁，还算相安无事，只是那些在抚州打了败仗回省的士兵，天天在中丞署里闹着要口粮，与三年前艾一村的局面相同，实在值得忧虑。

明年家中请老师，父亲大人的意思是想请曾香海，这样很好！这个人品学兼优，我向来佩服。弟弟可以修书一封，派专人前去聘请。稍微迟几天，我再写信去请他。他教馆的酬金多少，由父亲大人决定，钱由我从军营寄回去。（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

【解析】

百善孝为先，中国是一个传统讲究“孝道”的国家。《尔雅》中对孝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在西周，孝有两个含义：一是尊祖敬宗。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在宗庙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人，带有一定的宗教形式。二是传宗接代。在周朝的人们看来，祖先是后人生命之所生，因此，崇拜祖先就是把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生生不息。

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曾国藩很是看重“家”的概念，同时也格外注重孝道。信中引用了《论语》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来论事。父母在不远游是中国的古老传统，父母健在，子女尽量不长期在外地。作为子女，早晚请安，嘘寒问暖，尽其之孝道，使年迈的双亲安度晚年。曾国藩由于为国尽忠，不得不远离家乡，留四弟在家替其尽孝，也是无奈之举，并以此劝勉四弟要安于家居。

四弟曾国潢，原名国英，字澄侯，族中排行第四。他比长兄曾国藩小九岁，而比其弟曾国葆大八岁。这样，在兄弟五人中，长兄在外统兵做官，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他四个兄弟中的长者，帮助父亲料理家务的时间当然要就多一些。就其父亲的本意来看，当然也不愿意这个儿子困守家园，希望他也能够出去，像那几个儿子一样建功立业，光大门楣，而曾国潢本人也是不甘寂寞，常常以乡绅首领的身份在家乡抛头露面，四下奔走。

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在信中说：由于兄弟们全部在外带兵，并且离家很远，只有他可以在家，上可侍奉长辈，以尽人子嘘寒问暖的职责，下可教育晚辈，为弘扬家风树立榜样，可谓是责任重大。劝这位四弟要安于持家务农，而不要过多地去介入外面的事。曾国潢听从了大哥的教诲，此后专心辅助父亲曾麟书照料家事。曾氏后裔之所以大都成为有用的人才，尤其是曾纪泽等兄弟辈能够做出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与曾国潢对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给予的多方关照、耐心督教是有极大关系的。

致四弟·治家有八字诀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廿七日接弟信，欣悉合家平安。沅弟是日申刻到，又得详询一切，敬知叔父临终，毫无抑郁之情，至为慰念！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

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咸丰十年闰二月廿九日）

【译文】

澄侯四弟：

二十六日接到你的来信，知道全家平安，非常高兴。在接到信的当天申刻，沅弟也到了，详细询问了一切，恭敬地得知，叔父直到临终，丝毫没有一点不开心的情绪，因此我感到很宽慰。

我和沅弟讨论治家之道，一切都以星冈公为准绳。大约有八个字的口诀，其中四个字就去年所说的“书、蔬、鱼、猪”。还有四个字就是“早、扫、考、宝”。早，是要早起。扫，是要打扫房屋庭院。考，是祭祀祖先，奉祭显考王曾祖考，当然妣也一样。宝，指与亲戚邻居，时刻往来，贺喜吊丧，关心疾病救济危急之事。

星冈公经常说：“人与人之间互相抬举，那是无价之宝。”星冈公生平对这些治家方略，执行得最为认真，所以我把它们戏称为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似乎是开玩笑的话，现在我打算把这八个字写在屏风上，用来祝贺贤弟夫妇的寿辰，使我们家的后世子孙，由此得知我们兄弟的家教，也由此得知我们兄弟的风趣，不知老弟以为怎么样？（咸丰十年闰二月二十九日）

【解析】

家训，是指对子孙处世立身、持家治业的教诲，是一个家族为了约束家族中人所拟定的行为规范。家训即是每个家族文化的经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家族中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训之所以为世人所看重，是因为其主题思想是推崇忠孝节义，倡导礼仪廉耻。曾家的家训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时就已粗具雏型，后来曾国藩将其整理总结，归纳出八个字，就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后人戏称为“八宝饭”。

书：就是读书。读书是入世取功名的根本，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读书在每个家庭中的地位都是至高无尚的。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人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使是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两年的书。在家书中，曾国藩一直劝诫兄弟子侄要多读书。在曾国藩看来，读书并不仅仅为了“学而优则仕”，考取功名，读书的目的还应该是进德修业，经世致用。希望可以通过读书，最终修身养性，学习到知识和技术，最终达到自强自立的目的。

“蔬、鱼、猪”这三项都是属于农耕范围。古代中国是以农为本，做官也好，带兵也好，都不过是暂时的，农桑才是最终的根本。曾国藩点了翰林，全家欢庆。而祖父却向家庭成员宣布：我家虽出了翰林，但仍要以耕田、种菜为生，不能靠做官吃饭。通过种菜、养鱼、养猪，可以培养家人勤劳节俭的风气。甚至于星冈公手种的蔬菜，曾国藩都觉得更有味道，每每思及便说：“星冈公好于日入时手摘鲜蔬，以供夜餐。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今则加以肉汤，而味尚不逮于昔时。”曾国藩认为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视，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必兴。

家有藏书，园有蔬菜，田有谷米，塘里有鱼，栏里有猪，自给自足，无须多求于他人了。

按照儒家“天下之本在家”的解释，一个人的一切作为是从家庭开始的，而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之路就是耕读。耕读文化是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典型写照。“书、蔬、鱼、猪”，这四个字体现了耕读之家的传统特色。

早：就是早起，是否早起，是考查一个家庭是否勤劳的标准。提倡早起，就是鼓励勤劳，增加生气，亦合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而勤字之本是早。在农业社会里，本来没有强烈的时间概念，但晚睡早起仍是勤劳的象征。

扫：就是洒扫房屋和庭院，也就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一个家庭如果能经常打扫房屋庭院的话，自然也就是个勤劳的家庭。况且“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细节决定成败，做大事的人理应从小事做起。

考：就是祭祀祖先。百善孝为先，曾国藩一向对孝道很看重，对祖先的祭祀即是弘扬孝道的一种方式，同时，通过对祖先的祭祀，也可以促进家族之间的凝聚力。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悍，与这种家族凝聚力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星冈公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能独善其家。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毫无人气，这个家庭迟早是要败落的。曾星冈一直把善待亲戚邻里视为居家的法宝。他经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深知人际关系重要性的曾国藩认为亲族邻里，应该经常往来，贺喜吊丧，关心疾病，救济危急，这是曾国藩告诫其家人为人处世之法。

曾国藩终生没有忘怀祖父的遗训，做了两江总督时，他给家里去信，说曾氏极盛之时，更不能忘祖宗家法，牢记不能靠做官吃饭的家教，不能丢了“八字家诀”，要在“作田上用功夫”。他还编了个顺口溜：“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皆好。”时刻以此教育子孙都要身体力行，不许脱离生产劳动。他自己的穿戴，也仍要求女儿、媳妇为他做，以此保持勤俭家风。曾国藩认为，如果对这八个字能够做到坚持不辍，那么，也就当得起一个“勤”字了。

致诸弟·述家庭不可说利害话

【原文】

澄侯、沅甫、季洪老弟左右：

十五日接澄沅冬月念九三十两函。得悉叔父大人于二十六日患病，有似中风之象，吾家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壬子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大夫人之讣。甲寅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多盛。腊月念五甫奉黄马褂之赐，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九弟克复吉安，誉望^[1]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此四事，皆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

现在家中尚未妄动，妥慎之至。余之意，则不免皇皇^[2]，所寄各处之信，皆言温弟业经殉节矣。究欠妥慎，幸尚未入奏，将来拟俟湖北奏报后，再行具疏也。家中亦俟报到日，乃有举动，诸弟老成之见，贤于我矣。

叔父大人之病，不知近状如何？兹专法六归送鹿茸一架，即沅弟前次送我者，此物补精血，远胜他药，或者有济^[3]。

迪公筱石之尸，业经收觅，而六弟无之，尚有一线生理，若其同尽，则六弟遗骸，必去迪不远也。

沅弟信言：“家庭不可说利害话。”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悻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愧悔无极！（咸丰八年十二月六日）

【注释】

[1]誉望：声誉及名望。

[2]皇皇：惶惶不安。

[3]济：效果。

【译文】

澄侯、沅甫、季洪老弟：

十五日，接到澄侯、沅甫十二月二十九、三十两封来信，得知叔父大人在二十六日的时候生病，看上去有中风的迹象。我家从道光元年开始，就一直处于顺境之中，经历了三十年，始终都非常平安。但自咸丰年间以来，每遇到一件到得意的事，马上便有不好的事相继而来。壬子科，我负责江西的科考，请假回家探亲，就听到先大夫人的讣告。甲寅冬季，我攻克收复武汉、田家镇，名声到达顶点。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奉旨赏我黄马褂，当天晚上就大败，连衣服、文卷都丢光了。六年冬，七年春，我们兄弟三人，在外面统率军队，合围瑞州的时侯，形势正好，马上又发生了先大夫的丧事。今年九弟攻克收复吉安，声誉极隆，十月初七接到加封知府道衔的谕旨，初十便发生了温弟在三河镇阵亡的变故。这四件事，都是吉、凶在同一地域发生，喜、忧在同一时刻来到，实在无法理解。

现在家里还没有轻举妄动，妥当慎重得很。我的意思，则不免心中惶惶不安，寄往各处的信件，都说温弟已经牺牲了。这么说，毕竟是欠妥当的，幸亏还没有上奏皇上，以后准备在接到湖北来的奏报之后，再写奏折。家里也要等到奏报到达后，再有举动。诸位弟弟老成持重，见解确实比我贤明。

叔父大人的病情，近来不知怎样。现特地叫法六回去，送鹿茸一架，就是沅弟上次送我的。鹿茸补精益血，远远胜过其他药物，或许能够有点效果。

迪公筱石的尸体，已经找到了，但六弟的却没有找到，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如果是同时战死，那么六弟的遗骸，必定离迪公不会太远。

沅弟来信中那句“家里不可以说厉害的话”，当真是非常精辟正确，可以说是万金难抵。我生平在家在外办事，也经常是违反常情、谬误百出的，总说些厉害话，至今感到十分惭愧，更是后悔。（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解析】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复出，九月，老九攻占吉安，得到朝廷加封知府道衔，合家喜悦。十月，老六曾国华随同李续宾一道，统帅七千湘军精锐，在安徽一带与太平军作战，连克潜山、桐城、舒城，兵锋直指皖中重镇庐州府。陈玉成、李秀成率十万太平军来援，在巢湖边上的三河镇布下圈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续宾和曾国华贪功心切，钻进了圈套而不自知。十月初十，两军决战于三河镇，湘军大败，李续宾战死，湘军仅几百人逃脱，可谓是全军覆没。战后没有找到曾国华的尸体，直到三个月后，他的无头尸才被发现。此次惨败是湘军组建以来前所未有，不仅震惊了朝廷，对刚刚复出的曾国藩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老六曾国华虽说不上是个良将，但心高胆大，敢于做一些别人不敢为之事，在诸弟中文彩较好，是个有心计和长远眼光的人，曾国藩对他亦是爱护有加。只是命运不济，兵败身亡，这使曾氏创痛甚深。对于六千多湘军的战死和六弟的身亡，曾国藩十分伤心，《年谱》上说他“悲恸填膺，减食数日”。闻讣文已两个多月了，他仍不时想起此事，心情很是沉重，他在信中说，曾家自咸丰年间开始，经常是喜事和让人担忧的事情同时来到，家中每到得意之时，总会有失意之事接踵而来，并举了四个例子来印证此事。

不久消息传来，与曾国华一起的迪公筱石的尸体已经找到，但是曾国华的尸体还是没有找到，也就是说，六弟还是有活着的希望。故此曾家的态度是等待，要等到向皇上奏报到达的那天，才确定其已不在人世。

在找到曾国华尸体之前，在老家的诸弟，都始终抱着一线希望，没有任何举动。但身在建昌大营中的曾国藩，与诸弟却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在寄往各处的信件中，都说老六已经战死沙场，他这么做是存有私心的。六千多湘勇的覆灭，对整个湘军，犹其是对湘乡来说，无疑是天崩地裂，失去亲人的家庭，悲痛之余也有恼恨，他们恼恨统领的无能，如果这支军队的统领和大多数的士兵一样战死的话，那么那些家属在心理上或许会觉得平衡一些。现在主帅李续宾和其他几个主要将领皆都战死，唯独老六下落不明，人们难免要议论纷纷。从兄弟情谊上来说，曾国藩当然希望六弟能侥幸逃脱此难，但从湘军最高统帅的角度来说，曾国华战死沙场无疑会减轻他所承受的压力。

这时诸弟不同意大哥的态度，认为事情在未属实之前就妄下结论，会使自家陷入被动境地，如果六弟得以幸免，恐怕在舆论上难以挽回，不如等情况搞清楚后再下结论不迟。面对诸弟的态度，曾国藩不免感到惭愧，于是在信中表示：“自己说温弟已经牺牲了确实是欠妥当的，幸亏还没有上奏皇上，以后准备等湖北的奏报证实之后再写奏折。家里也等奏报到达那天，才有举动。诸位弟弟老成的见解，确实是比我高明。”

曾国藩前段时间官场之事非常不顺，本想借守制为由拿朝廷一把，不想朝廷却来了个顺水推舟，把他晾到了家中，眼见得自己组建的湘军在别人的指挥下建功立业，自己却在家坐冷板凳，难免心烦意乱。由于情绪不好，导致他经常责备弟弟们，兄弟间多有执争，最后导致弟弟们对他不满，后来曾国藩非常后悔，觉得自己影响了家庭的和谐。古人说“和气生祥，乖气致戾”。曾国藩认为这次大的变故就是兄弟失和所致，所以他告诫家人要以此为戒，今后务必力求和睦。后来他跟弟弟们说：以后如果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你们可以直接说我，我绝不还口。曾国藩真的做到了，从此增加了兄弟间的和睦。

致诸弟·拟定于明年归家探亲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月十六日，发一家信，由廷芳宇明府带交。便寄曾希六陈体元从九品执照各一纸，欧阳沧溟先生陈开煦换执照并批回各二张，添梓坪叔庶曾祖母百折裙一条，曾陈二人九品补服各一副。母亲大人耳帽一件，膏药一千张，服药各种，阿胶二斤，朝珠二挂，笔五枝，针底子六十个。曾陈二人各对一付，沧溟先生横幅篆字一幅。计十二月中旬应可到省，存陈岱云宅，家中于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领可也。芳字在汉口须见上司，恐难早到，然遇顺风，则腊月初亦可到，家中或着人早去亦可。

余于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在闱较射，十六出榜，四闱共中百六十四人，余闱内分中五十二人。向例武举人武进士复试，如有弓力不符者，则原阅之王大臣，每人各罚俸半年。今年仅张字闱不符者三名，王大臣各罚俸一年半。余闱幸无不符之人。不然则罚俸半年，去银近五百，在京官已视为切肤之痛矣。

寓中大小平安，纪泽儿体已全复，纪鸿儿甚壮实。邹墨林近由朝内移至我家住，拟明年再行南归。袁漱六由会馆移至虎坊桥，贞斋榜后，本拟南旋，因愤懑不甘，仍寓漱六处教读。刘镜清教习已传到，因丁艰而竟不能补，不知命途之舛，何至于此，凌荻舟近病内伤，医者言其甚难奏效。黄恕皆在陕差旋，述其与陕抚殊为冰炭。

江岷樵在浙，署秀水县事，百姓感戴，编为歌谣。署内一贫如洗，藩台闻之，使人私借千金，以为日食之资，其为上司器重如此，其办赈务，办保甲，无一不合于古^[1]。顷湖南报到，新宁被齐匪余孽煽乱，杀前令李公之阖家^[2]，署令万公亦被戕，焚掠无算，则氓樵之父母家属，不知消息若何？可为酸鼻！余于明日当飞报岷樵，令其即行言旋，以赴家难。

余近日忙乱如常，幸身体平安，惟八月家书，曾言及明年假归省亲之事，至今未奉堂上手谕，而九月诸弟未中，想不无抑郁之怀，不知尚能自为排遣否？此二端时时挂念，望澄侯详写告我。祖父大人之病，不知日内如何？余归心箭急，实为此也。

母亲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面五席，晚饭三席，母亲牙痛之疾，近来家信未曾提及，望下次示知。书不一一，余俟续具，兄国藩手具。（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注释】

[1]古：此处指祖宗遗下的规例。

[2]阖家：全家、合家。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

十月十六日，寄了一封家信，由廷芳宇太守帮忙带回家中。顺便寄给曾希六、陈体元从九品执照各一张，欧阳沧溟先生、陈开煦换执照及批回各两张，并给梓坪叔庶曾祖母寄回百折裙一条，曾、陈两人九品官服各一套。母亲大人耳帽一件，膏药一千张，服药几种，阿胶两斤，朝珠两挂，笔五枝，针底子六十个，曾、陈两人各对子一副，沧溟先生横幅篆字一幅。预计十二月中旬应该可以送到省城，暂时放在陈岱云家，家里在除夕前两天派人到省城去领回。芳字在汉口要见上司，恐怕难以早到。但是如果一路顺利，腊月初便可以到达，家里或者早派人去领取也可以。

我在十月初五起到十一日止，在考场考核射技，十六日出榜，四个考场一共考中一百六十四人，我的考场内中了五十二人。按照惯例，武举人武进士复试，如果有弓力达不到标准的，那么原来负责考核他们的王公大臣们要罚半年俸禄。我的考场侥幸没有不符合标准的，不然要罚俸半年，少了银子近五百两，这对于一个京官来说，那是有切肤之痛的。

家里大小都平安，纪泽身体已经恢复健康，纪实也很健壮结实。邹墨林最近由朝内搬到我家里住，准备明年再回南方。袁漱六由会馆搬到虎坊桥。贞斋落榜以后，原本打算回南方去，但因为气愤和不甘心，所以仍然寄住在漱六处读书。刘镜清教习朝廷已传他报到，可是因为守丧，竟然不能补官，不晓得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坎坷。凌荻舟近来得了内脏里的疾病，医生说很难治好。黄恕皆在陕西出差回来，说他与陕西巡抚水火不容。

江岷樵在浙江，担任秀水县知事，百姓很感激拥戴他，还编了歌谣。府署里是一贫如洗，藩台听说后，派人私自借银千两给他，做每天的伙食费用，可见他的上司是十分器重他的。他办理赈济事务，办理保甲，没有一处不合于祖宗的法度。刚刚传来湖南的消息，新宁县被斋匪的余孽煽动暴乱，前县令李公的全家被杀，现任署令万公也遭其难，遭火烧、受劫掠的百姓不计其数，不知岷樵的父母、家属情形如何。真是为他难过！我在明天一定告诉岷樵，叫他马上请示回乡，以赶赴家中处理灾难。

我近来还是像往常一样忙乱，幸亏身体平安。只是在八月时说过明年请假回家探亲的事，至今没有得到堂上大人的答复，而九月弟弟们又没有考中，我想大家心情一定都很压抑，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排遣放松一下心情。我一直挂念这两件事，希望四弟写信时详细告诉我。不知祖父大人的病，近来怎样。我归心似箭，主要是因为此事。

母亲大人昨天生日，我这里早晨开了五桌，晚间办了三桌。关于母亲牙痛的病情，近来的家信中没有提到，希望下次告诉我。不细写了，其他的事下次再告诉大家。兄国藩手具。（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解析】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提到浙江秀水县知县江岷樵，说百姓都很感激拥戴他，还为他编了歌谣。在清末的一千多名父母官中，这位江岷樵的确是一个贤才，他在秀水县为官时，体恤百姓，清廉自守，府署里一贫如洗，连伙食费还是顶头上司借给他的。

江岷樵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个秀才，隐居教学，清贫度日。他十五岁便考中了秀才，后来又考中举人，但在进京参加会试时名落孙山，便暂时逗留京中。此人性格豪爽直率，放荡不羁，且不拘小节。那些守法执礼的书生，都对他侧目而视，不敢与他为伍。

因落榜而逗留在京中的学子们的生活是很清贫艰苦的，新化籍举人邹柳溪因病逝于京中，出于同为学子之谊，江岷樵护送其灵柩由京返回新化。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京患了肺病，江岷樵又送其回家，途中，邓铁松病死在河北献县，江岷樵为其料理后事，买了棺木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京城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靠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

江岷樵所为，大有古代侠义君子之风，于朋友之道，至为难得。所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曾国藩以同乡之谊，亦曾对邹、邓二人施以援手，或料理后事，或帮衬路费，但论起江忠源所为，还是叹服不止。

江岷樵行程万里，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原籍，误了考期也在所不惜。两次义举，使得江岷樵名声大播。京城中，不仅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外省人士也以结识他为荣幸。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曾国藩把他称为“真侠士”。瑕不掩瑜，他那些放纵的行为，不但没有损害他的声望，反而令人从中觉出他的豪爽。在京师客居八年，江岷樵赢得的美誉，不下于注重修身养性的曾国藩。

初次见面时，善于相面的曾国藩给江岷樵下的评语是：“京师如此人才不可多得，此人他日当办大事，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人问何故？曾国藩说：“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曾国藩善于识人，这些话后来果然都应验了。

1851年，江岷樵从浙江奔母丧，丁忧在籍。当时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后，屡败清军。在家守制的江岷樵招募五百乡丁，号称“楚勇”，随清军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因他智勇双全、屡立奇功，迅速升为湖北按察使。虽然镇压农民起义铁腕无情，但他深知百姓疾苦，心中存有百姓造反，情有可原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他曾作诗一首，警告那些为富不仁之徒，切不可坏事做绝，逼民造反。

1853年底，正当曾国藩率湘军水陆进军出师入鄂之际，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岷樵奉旨进驻庐州，阻击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太平军将庐州重重围住，各路来援清军闻风丧胆，裹足不前，作壁上观。江岷樵历来主张围歼太平军，这次却反被太平军包围，身陷孤城绝地。12月15日晨，太平军以地雷攻破庐州城，守城清军全部被歼，身受重创的江岷樵见大势已去，举剑自刎未遂，便投入古塘水中而死。年仅42岁，应验了曾国藩十年前所预言的“以节义死”。

江岷樵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近代军事人物，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占居着重要地位。他以儒将领兵，对太平军作战“如报私仇”，对清朝军政形势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湘系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把他视为士大夫出身而领兵的先驱和榜样，大力颂扬。清廷在他死后予以殊荣，追赠总督，予谥“忠烈”，褒扬三代。

致四弟·嫁女不必定富室名门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初六俊四等来营，奉到父大人谕帖，并各信件，得悉一切。弟在各乡看闭阅操，日内计已归家。家中无人，田园荒芜，堂上定省多阙^[1]，弟以后总不宜常常出门，至嘱至嘱！

罗家姻事，暂可缓议，近日人家一人宦途，即习于骄奢，吾深以此为戒。三女许字，意欲择一俭朴耕读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门也。

杨子春之弟，四人捐官者。吾于二月念一日具奏，闻部中已议谁，部照概交南抚。子春曾有函寄雪琴，似已领到执照者，请查明再行布闻。

长夫在大营，不善抬轿，余每月出门，不过在五六次，每出则摇摆战栗，不合脚步。兹仅留刘一胡二盛四及新到之俊四声六在此，余俱遣之归籍；以后即雇江西本地轿夫，家中不必添派也。

此间军务，建昌府之闽兵，昨又败挫，而袁州克复，大局已转，尽可放心，十月内饷项亦略宽裕矣。（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注释】

[1]阙：通“缺”。

【译文】

澄侯四弟：

初六，俊四等人来到军营，带来了父亲大人的书信，通过信件，知道了家中一切情况。弟弟在各乡看团练训练，估计近日已经回家了。家里没有人，田园荒芜，堂上大人没有人侍奉，弟弟以后不宜经常外出，再三嘱咐。

罗家结亲的事，暂时放一放。近来他们家中一人当了官，便滋长骄奢的习气，我深以此为戒。三女儿出嫁，我的意思选择一个节俭朴实的耕读人家，不一定非要名门富贵人家。

杨子春的弟弟，四人捐官的，我在二月二十一日已经呈报上去，听说部里已经讨论批准，部照都交南抚。子寿曾经有写信给雪琴，似乎已经领到执照了，请查明白了再传播出去。

长夫在大本营，不会抬轿子。我每月出门，不过五六次，每次出去轿子都摇摆战栗，抬轿的人脚步不合。现只留刘一、胡二、盛四和新来的俊四、声六在这里，其余的都遣送回原籍。以后雇人即可雇江西本地轿夫，家里不必派人来了。

这边的军务，建昌府的福建兵，昨日又打了败仗，而袁州克复，大局已开始转变，尽可放心。十月内，军饷也略为宽裕些了。（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七）

【解析】

在这封信中，说到三女儿的婚事。三女儿曾纪琛幼时，曾国藩便为她与罗泽南的儿子罗兆升定下了亲事，不过通过对罗兆升的观察，他显然是对这门亲事产生顾虑了。信中说：“与罗家结亲的事，暂时放一放。近来他们家中一人当了官，便滋长骄奢的习气，我深以此为戒。三女儿出嫁，我的意思选择一个节俭朴实的耕读人家，不一定非要名门富贵人家。”曾国藩的看法是对的，然而克守传统礼教的他明知不对，最终还是把女儿嫁入了罗家。

所谓门当户对，曾国藩是个注重家风门楣的人，嫁女自然也要考虑到对方的家庭背景。罗泽南早期曾在长沙办馆授学，有“湘中一代宗师”之誉。他不失书生本色，著有《里中草》《军中草》等诗文集八卷，其诗是湖湘诗派的重要代表，称他为文学家是当之无愧的。同时他也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有“儒将”之称，其门下弟子后来大多成为湘军名将，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书生领兵”的一大景观。罗泽南官至浙江按察使，1856年三月在武昌城下中炮而死，谥号“忠节”。曾国藩为其所作墓志铭中称：“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也。”

然而虎父不一定无犬子，罗泽南再会教育别人，却没能教好自己的儿子。其子罗兆升生长在官宦人家，滋长了骄奢的习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整日醉生梦死，甚至在曾纪琛坐月子时还不忘去秦淮河上拈花惹草，总督衙门的人背地里议论纷纷，说罗兆升迷恋青楼女子。这些话传到曾国藩耳朵里，让他颜面大失，却又不敢声张，只能奉行他一贯的行为主张——打落牙往肚里吞。

尤其悲惨的是，曾纪琛还摊上了一位泼悍乖戾、尖酸刻薄的恶婆婆。婆媳矛盾一直十分恶劣。在那个时代，婆婆是天，委屈之极的曾纪琛，只好借故总往娘家跑。但曾国藩是个克守封建礼教之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礼教，娘家是不能让她久住的。曾纪琛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抑郁寡欢，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

曾国藩号称善于相人，他一手包办了四个女儿的婚姻，但四个爱女的婚姻都不如意，他不仅没能给女儿带来幸福，还给女儿带去了痛苦和不幸。

曾国藩喜好读书，他听说松江知府袁漱六家藏书甚多，便上门拜访，并主动提出，将大女儿曾纪静许配给袁漱六的儿子袁秉祯。袁秉祯性格浮躁，游手好闲，两个人的感情一直不好，曾国藩只好把他接到军营亲自教导，可是袁秉祯秉性难改，曾国藩没有办法，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曾纪静忧郁成疾，终身未生育，晚景凄凉。

次女曾纪耀，嫁给道光年间进士陈岱云的儿子陈松年。陈岱云是湖南茶陵州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庐州被太平军攻破时他自杀成仁。他的儿子陈松年虽然从小聪颖过人，是个天才，但是成人后却碌碌无为，曾纪耀为了生计问题，多方奔走，穷苦潦倒一生。

四女曾纪纯，嫁给了郭依永，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之子。曾国藩与郭嵩焘是至交好友，两家的亲事也是从小就定下来的。郭依永聪明好学，人品端正，能吃苦耐劳，只可惜身体单薄，英年早逝。曾纪纯结婚三年便开始守寡。像她的三姐一样，曾纪纯也遇到一个刻薄的婆婆，每日粗茶淡饭，花消一文不给，她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幼子，生活尤为艰难。不久积劳成疾，年仅35岁就去世了。

曾国藩一生严守封建礼教，并要求自己的女儿也要遵守那些不合理的礼教，以此作为自己的家风，正因为如此，他一手造就了四个女儿的不幸。晚年时的他曾无奈地对朋友说：“别人都说我会看人，女婿都没选好，还谈得上什么会看人，我心里惭愧。”

致四弟·教子弟去骄气惰习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腊底由九弟处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1]，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

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弟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

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2]为第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念于恭谨而不自觉矣。（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注释】

[1]发人之覆：斥责人家的失败。

[2]起：晚起。

【译文】

澄侯四弟：

十二月底，从九弟处寄来你的信，得知了一切。弟弟对于世事，阅历逐渐加深了，但感觉信里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之间，只有谦虚谨慎才是承接福气之道，人一旦骄傲，就容易自满；一旦自满，就容易倾覆。凡是通过动口动笔表达讨厌别人的俗气，笑话人家的庸俗浅薄，议论别人的短处，斥责别人的失败，这些都是属于是骄傲的表现。别说所议论得不一定妥当，就算是切中要害，也是为天道所不许可的。

我家的子弟，心中尽是骄傲之气，开口便说别人的短长，讥笑别人的浅薄和粗俗，都不是好现象。贤弟要戒除子弟们的骄傲，必须先要把自身喜欢议论别人的短处、好斥责别人失败的毛病痛加改正，然后叫后辈们事事警惕改正。

要去掉身上的“骄”字，首先要以不轻易非议讥笑别人为第一要义。要想去掉“惰”字，则要以每天早起为第一要义。弟弟如果能够谨慎遵守星冈公的八字诀和三不信，又记住愚兄的去骄去惰的劝告，那么家中的子弟，便会在不知不觉中一天比一天恭敬、谨慎了。（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解析】

中国古代就有很多关于骄傲自满招致失败的警言警句，如“满招损，谦受益”、“骄兵必败”、“盛满易为灾，谦冲恒受福”，等等。毛主席也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

孔子带着学生到鲁桓公的祠庙里参观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可用来装水的器皿，形体倾斜地放在祠庙里。孔子问守庙的人那是什么器皿，守庙的人告诉他，这是欹器，是放在座位右边，用来警戒自己的器皿。孔子说：“我听说这种伴坐的器皿，在没有装水或装水少时就会倾斜；水装得适中时的时候就会是端正的；里面的水如果装得过满了，它就会翻倒。”说完让他的学生们试着往里面倒水。果然，当水装得适中的时候，这个器皿就端端正正地立在那里，当水灌满了的时候，它就翻倒了，里面的水流了出去。再过了一会儿，当器皿里的水流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它又恢复到倾斜的状态，像原来一样歪斜的立在那里。孔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世上哪里会有太满而不倾覆翻倒的事物啊！”

这件事告诉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凡骄傲自满的人，没有不失败的。正像曾国藩所说的，骄傲的人好比凸起的山包，是存不住水的，而虚心的人好比凹地，四面的水很容易流入。对于一个骄傲的人，有谁会愿意向他传授点知识或经验呢？久而久之，骄傲的人不仅学不到别人的长处，而且会导致别人疏远他们，从而变得孤立。

骄傲之害，人所周知，然而在日常的生活中，许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又会犯此毛病，于是曾氏在信中例举了一些常见的现象，比如动口动笔表达讨厌人家俗气、嫌弃人家的庸俗浅薄、议论人家的短处、指斥人家失败，这些都是属于是骄傲的表现。不论所议论的是否妥当，即使全部都妥当也是天道所不许可的。并告戒子弟要除去骄傲，先要把自己喜欢议论别人的短处，讥讽别人的失败的毛病痛加改正，要以不轻易非议讥笑别人为第一要义。

在曾国藩看来，骄傲是败家的迹象，人立起来家才能立起来，这正是曾氏家教的典型特色：既讲大道理，又讲具体的操作。

致四弟·居乡宜节俭

【原文】

澄弟左右：

五月四日接弟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横写八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办，其次序则改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目下因拔营南渡，诸务丝集。苏州之贼已破嘉兴，淳安之贼已至绩溪，杭州、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至。余赴江南，先驻徽郡之祁门，内顾江西之饶州，催张凯章速来饶州会合。又札王梅春募三千人扎抚州，保江西即所以保湖南也。又札王人树仍来办营务处，不知七月间可赶到否。宁若此次能保全江西两湖，则将来仍可以克复，安危大局，所争只有六七八九数月，泽儿不知已起行来营否？弟为余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乡之要诀也。（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

【译文】

澄弟：

五月四日接到你的来信，横写“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八个字，并且用小字在下面加以注解，这个办法非常好，我一定遵照你的意见去做。但这八个字的次序需要改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眼下军队要开拔南渡，许多事情都集中在一起。苏州的敌军已经攻破了嘉兴，淳安的敌军已经打到绩溪，杭州和微州现在已是十分危急，江西也危险之极。我去江南，首先驻在徽州的祁门，照顾江西的饶州，并催促张凯章赶快来饶州会合。又命令王梅春招募三千人进驻抚州，保卫江西就是保卫湖南。又写信给王人树，要他仍旧来办理营中事务，也不知道他在七月间能不能赶到。如果这次能够保全江西、湖南、湖北，那么其他的地方将来都可以攻克收复。大局是安是危，关键就在六、七、八、九这几个月的时间。纪泽儿不知道已经启程来军营没有。弟弟为我照料家中的事情，要以勤俭为主。情意要浓厚，生活要节俭，这是持家的要诀。（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

【解析】

曾国藩在此信中，除了告诫其弟，居家的重要诀窍就是节俭，自古富贵之家多出纨绔子弟外，还对当时的战局简单地说了几句，其中有：“嘉兴、淳安的敌军，已到绩溪和杭州、微州，十分危急，江西也十分危险。我去江南，首先驻在徽邵的祁门，内顾江西的饶州，催促张凯章赶快来饶州会合。又命令王梅春募三千人进驻抚州。保卫江西就是保卫湖南。”当时的曾国藩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计划，使自己过了大半年惊弓之鸟的日子。

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军务，本应该呼风唤雨，大展拳脚。谁知那时的他，却陷入了“百感交集，怫郁忧烦”之中，甚至到了“以速死为乐”的地步，其原因，就是他把自己的行辕大营放错了地方。

就任两江总督后，急于建功的曾国藩指挥湘军，兵分四路向安徽军事重镇安庆进军，他自己亲率湘军老营由宿松、至德直趋祁门，并把自己的行辕大营安扎在祁门城中。其余三路窥伺桐城、舒城、庐州，形成对安庆合围之势。说起行辕大营驻扎在祁门一事，曾国藩和李鸿章还发生过一次争执，李鸿章认为群山环抱的祁门地势形同釜底，从军事角度看，湘军大营驻扎于此，就像瓮中待捉的鳖。除了无地利可守外，更为要命的是，此时曾国荃在打攻安庆、左宗棠攻打浙江、鲍超防守皖北，三支主力都不在身旁，曾国藩手头只有一个曾“躬亲军旅”的书生李元度，派去防守祁门的屏障徽州。

祁门地处安徽南端，上达安庆以扼南京，下抵南昌以控西陲，为兵家必争之地。湘军占据了祁门，那可截断太平军由赣赴皖的驰援路线，又能威协安庆，对南京形成合围之势，从此，祁门成为了征战的中心。

八月末，太平军攻打徽州府，李元度守城不到三天就弃城而逃，十月初，太平军兵分三路向祁门地区发动进攻，前锋打到距曾国藩的行辕不到六十里的地方。当时，四面楚歌的曾国藩甚至都写下了遗书，准备自杀，幸亏悍将鲍超率军救援，击败了太平军，使得曾国藩逃过一劫。他事后在给家的信中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

第二年初，太平军连续对祁门大营发起进攻，多次击败湘军的抵抗，进至离祁门仅仅二十余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陷入绝境。他悲观地在日记中写道：“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幸好他命不该绝，左宗棠恰在此时在江西景德镇大败太平军，迫使围攻祁门的太平军撤围而去，曾国藩大难不死，再一次捡回了性命。

后来曾国藩每当提起在祁门的战事仍心有余悸，在他的信中自认与太平军作战，“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无日不战，无战不梗”。咸丰11年4月他离开祁门，把自己的行辕移驻东流，从此才过上了安生日子。

致四弟·教子侄宜戒骄奢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此间于十九日，忽被大股贼匪，窜入羊栈岭，去祁门老营，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鲍张两军，于念日^[1]念一日，大战获胜，克复黟县，追贼出岭，转危为安。此次之险，倍于八月廿五徽州失守时也。

现贼中伪侍王李世贤，伪忠王李秀成，伪辅王杨辅清，皆在徽境，与兄作对。伪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境，与多礼沅季作对。军事之能否支持，总在十月十一月内外见大分晓。

甲三十月初六之武穴，此时计将抵家。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佚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佚字，讨人谦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咸丰十年十月廿四日）

【注释】

[1]念日：廿日。

【译文】

澄侯四弟：

这里在十九日那天，忽然有大股贼军窜进羊栈岭，那里离祁门老营，只有六十里，人心大为震动。幸亏鲍、张两支部队，在二十和二十一日，打了大胜仗，攻克收复了黔县，把贼人追逐出了羊栈岭，这才转危为安。这次的危险，倍超过八月二十五日徽州失守的时候。

现在贼军中的伪侍王李世贤、伪忠王李秀成、伪辅王杨辅清，都在徽州境内，与我作对。伪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境内，与多礼、沅季作对。军事上能不能坚持下去，将在十月和十一月之内见分晓。

甲三在十月初六去了武穴，估计现在大概已经到家了，我在外面没有其他顾虑，只是担心子侄们染上“骄、奢、佚”三字。家庭败落离不开一个“奢”字，个人失败离不开一个“佚”字，讨人谦离不开一个“骄”字，弟弟务必要引以为戒。（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解析】

这封信前面讲的还是祁门的战况，只是在结尾时说到了“在外别无担心，只是担心子侄们染上骄、奢、佚三字。”并强调，家庭的败落离不开一个“奢”字，个人失败离不开一个“佚”字，讨人谦离不开一个“骄”字，要弟弟务必要引以为戒。

骄，即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一个人如果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其结果必然是不思进取、众叛亲离。“奢”字由“大”和“者”组合而成，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大者”，讲排场，讲阔气，《说文》中说：“奢者，侈靡放纵之义。”这与曾国藩节俭持家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故此，曾国藩说，家庭的败落离不开一个“奢”字。佚，放荡之意。一个人若行为放荡，不严格要求自己，立身尚成问题，还何谈什么事业？自然是离失败不远了。

《红楼梦》中的贾府就是由于“骄”、“奢”、“佚”而衰败的典型。贾家奢侈的生活，其子孙的骄奢放荡，不仅导致了一个大家族的败落，而且也造就出了一批毫无能力的纨绔子弟。秦末著名的农民起义将领陈胜，开始起义的时候，胸怀大志，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但是在起义初步成功的时候，他却忘记了当初的“苟富贵，无相忘”的承诺，摆起了君王的架子，开始了骄奢放荡，最终导致失败。宋代名臣寇准，他的子孙依仗着寇准的功德，每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思进取，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内，就将家业败光。

可见，如果子孙仗着祖辈留下的功德富贵，不思进取，骄奢放荡，那么注定会一事无成，并将家业败光，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强调一定要家中子侄远离“骄、奢、佚”三字。

致诸弟·宜兄弟和睦又实行“勤俭”二字

【原文】

澄侯季洪沅甫老弟左右：

十六日接澄弟初二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三河败挫之信，初五日固家中尚无确耗，且县城之内，毫无所闻，亦极奇矣。九弟于念二日在湖口发信，至今未再接信，实深悬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汉口后有书与渠，且专人至桐城三河访寻下落。余始知沅甫弟安抵汉口，而久无来信，则不解何故？岂余日别有过失，沅弟心不以为然耶？当初闻三河凶报，手足急难之际，即有微失，亦当将皖中各事，详细示我。

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请乩^[1]。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那？

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断不可不洗心涤虑，以求力挽家运。

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至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第二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又父母坟域，必须改葬，请沅弟作主，澄弟不必过执。

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讲铺张。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饭；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将此二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谆谆言之。（咸丰八年十一月廿三日）

【注释】

[1]乩：占卜，一种迷信的活动。

【译文】

澄侯、季洪、沅甫老弟：

十六日，接到澄弟初二写的信，十八日，又接到澄弟初五写的信，知道一切。关于三河镇败挫的音讯，家中直到初五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并且县里也毫无所闻，这真是太奇怪了。九弟二十二日在湖口写了封信，至今再没有接到信，实在十分令人挂念。幸亏接到了希庵的信，说九弟到汉口以后有信给他，并且他已经派专人到桐城、三河寻找六弟的下落，我才知道六弟已安全到达汉口，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很久没有给我写信，难道是我近来有什么过失，让沅弟的心里不高兴吗？当初听到三河镇的不幸消息，兄弟手足之间，在紧急危难的时候，即使有点过失，也应该将安徽的各种情况，都详细地告诉我啊。

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占卜，一开始占卜之词就说：“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这个字谜的迷底是一个“败”字，我正在惊讶这个“败”字不知何指，那占卜之词又说道：“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我又惊讶，九江才功克收复，气势时机正是旺盛的时候，不知道占卜之词为何这样说？那占卜之词又说道：“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今天看起来，三河镇的失利，六弟的变故，正和“不可喜也”四字相对应，那岂不是这些事都是命中注定的吗？

然而，祸福由天老爷做主，但善恶却是由人自己做主。由天做主的，无可奈何，只好随他，而由人做主的，则争取一分算一分，支撑一天算一天。我们兄弟决不可以不竭心尽力，以求将家运挽回。

第一是贵在兄弟和睦。去年我们兄弟不知道这个道理，以至于有今年的三河镇之变，今后我们兄弟应当以去年为借鉴。凡是我有过失的时候，澄、沅、洪三位弟弟都应该向我提出规劝，我一定努力改正。三位弟弟如果有过失，也应该互相规劝而改过。

第二贵在体会孝道。要像爱祖父母那样爱叔父，要像父母的爱那样爱温弟的妻妾儿女以及兰、蕙两家。另外父母的坟地，必须择地改葬，这件事还是让沅弟做主，澄弟不要过于固执。

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家中的姑嫂，不可以铺张浪费。晚辈子侄们，出门要多走路，不要轻易就坐轿、骑马。女儿、侄女们不要太懒，要学习烧茶煮饭。读书、种菜、喂猪、养鱼，这些是一个家的生气。而少睡觉多做事，则是一个人的生气。勤劳是生动之生气，节俭为收敛之气。做到这两个字，则家运没有不兴旺的道理。去年我在家里，没有在这两个字上下工夫，至今感到惭愧和遗憾，所以再三嘱咐。（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解析】

由于三河失利、六弟的死，一系列的变故让曾国藩思考，有些事情是天注定，无法改变，但是有些事情要靠人的努力，哪怕争取一分也是一分。曾家命运的挽回，需要靠各位兄弟们的共同努力。而这些需要在三方面努力：一是兄弟间要和睦，二是要孝敬父母，三是要勤俭治家。

在人的血缘关系中，父子关系最为密切。此外，最为亲近的就是兄弟之间的关系，而且可能兄弟之间相处的时间比与父亲相处还久，因此经常将兄弟之间密切的关系形容为情同手足。古往今来，人们也一直赞赏兄弟之间的和睦。特别是在古代大家庭中，一家之中兄弟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安定。

曾国藩兄弟五人，其中四个走上了战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于百忙中给诸弟写信，对他们进行谆谆教导，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曾国藩也曾说：“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九弟曾国荃勇猛有加在战场上屡立奇功，但是狂妄至极，曾国藩对九弟是既为他的功劳高兴又因为他的狂妄而担忧，对他是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曾国藩一度要牺牲自我，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而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上孝父母，下教子侄，将曾家照料得很有生气，解除众兄弟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兄弟间如此默契配合，曾家怎有不兴的道理。

在曾国藩看来勤俭节约才是兴旺的根本，而骄奢懒惰就是失败的温床，守得住贫苦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曾国藩最后已经升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清朝的时候官员的封俸禄并不低，曾国藩的职位收入应该是很可观的，但是曾国藩却时刻教育家中要勤俭。曾国藩一直提倡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目的就是让家人可以勤劳节俭，避免骄奢懒惰。曾国藩每餐只吃一饭一菜，如果家中不来客人，他绝不会增加一个菜，因此人们叫他“一品宰相”。曾国藩的衣服一般都是由夫人和女儿制作的，而且他还规定，晚上夫人和女儿都要纺麻织布。在曾国藩看来，勤俭不仅是人自身的一种修养，而且勤俭也是一种保身之道，因为一个人勤俭、谦虚就不会给人落下把柄，就会让皇帝放心，才能在官场走得顺畅。

致四弟·教子弟牢记祖训八字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上次送家信者，三十五日即到，此次专人四十日来到，盖因乐平饶州一带有贼，恐中途绕道也。自十二日克复休宁后，左军分出八营，在于甲路地方小挫，退扎景镇。贼幸未跟踪追犯，左公得以整顿数日，锐气尚未大减。

目下左军进剿乐平鄱阳之贼，鲍公一军，因福建吃紧，本调渠赴江西省，先顾根本，次援福建。因近日鄱阳有警，景镇可危，又暂留鲍军，不急赴省，胡宫保恐狗逆由黄州下犯安庆，沅弟之军，又调鲍军救援北岸，其祁门附近各岭，廿三日又被贼破两处。

数月以来，实属应接不暇，危险迭见，而洋人又纵横出入于安庆湖口湖北江西等处，并有欲来祁门之说，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1]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这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师，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之公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余每次写家信，必谆谆嘱咐，盖因军事危急，故预告一切也。

余身体平安，营中虽欠饱四月，而军心不甚涣散，或尚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悬念。（咸丰十一年二月廿四日）

【注释】

[1]牖：窗。

【译文】

澄侯四弟：

上次给家送信的人，只用了三十五天就到达了，这次是专人送信，却走了四十天还没有送到，这是因为乐平、饶州一带有贼军，可能是途中绕了道的原因。自从十二日收复了休宁以后，左宗棠的军队分出八个营，在甲路那个地方受了些小挫折，退到景德镇驻扎，幸亏贼人没有跟踪进犯，左宗棠的军队得到几天时间整顿，好在士气还没有因为此次挫折而减少多少。

眼前左宗棠的部队进攻乐平、鄱阳的贼军，鲍超的军队因为福建吃紧的原因，本来是打算先调他到江西省支援的，是因为考虑到要先照顾根本，然后再支援福建，但是因为近日鄱阳有警报传来，景德镇又危险，所以只好暂时留下鲍军，不着急于去省城，胡林翼因为担心贼军由黄州而下进犯安庆，沅弟一军又调到鲍军处救援北岸，在祁门附近的各岭中，二十三日又被贼人攻破两处。

几个月以来，实在是应接不暇，危险一个接一个，而洋人又横冲直撞出入在安庆、湖口、湖北、江西等地，并且有来祁门的说法。照此情形，今年要支撑下去将是万分困难的事。然而，我在咸丰三年冬天的时候，就已经以身许国，宁愿战死战场，也不愿死在书窗之下，这本来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志向。近年在军营做事，已经尽心尽力，没有一点愧疚的事情，即便死了，也可以瞑目，没有什么后悔和遗憾的了。

家中兄弟子侄，应当牢记祖父的八个字，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还有祖父的三不信：不迷信风水先生的话；不迷信药物；不相信和尚、巫师。我的日记里，还有八本的说法：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是我从自己的阅历中归纳出来的，在理论上是有把握的，弟弟也应当让各位子侄们牢记。不管世道是太平还是动乱，家庭是富贵还是贫穷，但能守住星冈公的八个字和我的八本，总不会失掉上等人家的地位。我每次写家信，一定会再三叮嘱，由于战事危急，因此这回要提前告诉你们一切。

我身体平安，虽然军营中已经欠了四个月的军饷，但军心并未因此而涣散，也许还可以继续支持下去，也是有可能的，家里不必挂念。（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解析】

曾国藩治家核心是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这套理论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形成了一套完整可师的治家理论，为世人所推崇。

“八本”是曾国藩从自己的生活阅历中归纳出来的，八本的第一条：读书以训诂为本。所谓的“训诂”，就是用通俗的话去解释古代语言的字义或词义。曾国藩一贯主张，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明智和增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用通俗的话去理解古文，正是表明了他学以致用的读书观。八本的第二条：诗文以声调为本。诗词文章的写作能力是每个读书人必需具备的，在曾国藩看来，让人百读不厌的好诗文，必须要声调铿锵。他为此总结出来的学习方法是要多读，先要高声朗诵，再低声吟咏，时间久了，自然就有所领会。八本的第三条：事亲以得欢心为本。曾国藩很看重孝道，孝顺父母也是曾国藩核心思想之一，怎样去尽孝？曾国藩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要让父母高兴。八本的第四条：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恼怒为“嗔”，对人危害最大，不但不利于为人处世，而且伤身，因此，注重修养的曾国藩以戒恼怒为修养之本。八本的第五条：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所谓的“妄语”，就是说虚妄不实的话。为人处世要以诚信为本，不可信口开河，没证实的话是绝对不可以说的，即便是证实了的话也不要随便就说，讥讽、抱怨、牢骚，是会招致天怨人怒的。所以遇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决不怨天尤人，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一大要诀。八本的第六条：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不晏起”就是要求每天要有早起的习惯，以防养成懒惰恶习。曾国藩最看重“勤俭”二字，认为“勤俭”是持家的根本。而“不晏起”，正是“勤”的基本功。八本的第七条：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自古以来，贪钱就是为官者的大忌，为官若要贪钱，必定要丧失自己的人品，最终只能是误国害已，被人们所唾弃。八本的第八条：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体现了曾国藩的爱民思想和以保护百姓为主旨的带军目的。为了教育后代，曾国藩将自己在湖南老家双峰县荷叶镇所建的住宅“荷叶堂”命名为“八本堂”，并将“八本”的内容刻于匾额之上，悬挂于大堂之中，以宣示后人。这“八本”训，一直为曾国藩后裔所效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曾氏后人。

致四弟·宜以耕读为本

【原文】

澄弟左右：

吾乡雨水沾足^[1]，甲五科三科九三侄妇，皆有梦熊之祥，至为欣慰！

吾自五十以后，百无所求，惟望星冈公之后，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吾德不及祖父远甚，惟此心则与祖父无殊。弟与沅弟望后辈添丁之念，又与阿兄无殊。或者天从人愿，鉴我三兄弟之诚心，从此丁口日盛，亦未可知。

且即此一念，见我兄弟之同心，无论何房添丁，皆有至乐，和气致祥、自有可卜昌明之理。沅弟自去冬以来，忧郁无极，家眷拟不再接来署。

吾精力日衰，断不能久作此官。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注释】

[1]沾足：充足。

【译文】

澄弟：

今年我们家乡雨水充足，甲五、科三、科九三个侄儿媳妇，都有生男孩的吉祥征兆，真是十分高兴欣慰。

我自从五十岁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所求了，只希望继星冈公之后，可以人丁兴旺，这个想法一直念念不忘。我们与祖父相比，都远不如祖父之才能，但是希望人丁兴旺的愿望与祖父是没有区别的。而澄弟、沅弟希望后辈添丁加口的想法，与为兄也是没有区别。也许天遂人愿，老天被我们兄弟的这分诚心所感动，从比曾家人丁一天比一天兴旺，这也是有可能的。

通过想要曾家添丁这事来看，我们兄弟还是同心的。不管哪一房添丁，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和气的家庭氛围可以招来祥瑞之事，自然有可以兴盛发达的道理。自从去年冬天沅弟去世以来，非常抑郁，不准备再接家眷来署了。

我的精力一天天衰弱，断然不能长久做这个官了，我的夫人带着儿子和儿媳妇长时间住在乡下，将家中的规矩大体建立起来，要以“耕读”二字为立家之本，才是长久之计。（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解析】

曾国藩在家书中屡屡提及，让弟弟、子侄们遵守其祖父曾玉屏的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治家方略。他所倡导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耕读文化，古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历来以耕读为荣，他们认为耕读结合是一种高尚合理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就认为，耕是生存之本，而读则是自我修行。他要求家人必须遵守“男必耕读、女必纺织”的家规家训，足见其对耕读的重视。

耕读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儒家始祖孔子把务农当作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与孔子同时期的一位农夫则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儒家的二当家孟子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劳心与劳力二者分开，而先秦尚农代表人物许行则提倡“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一开始就形成了两种水火不容的派别。一种标榜“书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到了南北朝以后，关于耕读结合的家教渐渐多了起来，隋朝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如果只读书，不参加农业劳动，则“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儒家提倡“退则独善其身”，道家提倡“归返自然”，作为文人的一种浪漫理想，耕读文化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陶冶性情的寄托。在重农轻商的古代，心高气傲的士子们不愿屈身经商，便躬耕于田亩阡陌之间，种几亩薄田，吟诗题赋，过着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其实，他们的“耕”只是象征性的，与农夫的“耕”有本质的不同。农夫的“耕”早出晚归、累死累活，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士子们的“躬耕”，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更多的只不过是寄情山水、修身养性罢了。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在乡间塑造出了一种文人所特有的恬静淡雅、朴质无华的气质与情操。

耕读文化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知识分子们通过自己的耕读生活，接近了农业生产，也接近了农民，从而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田园诗人的典型陶渊明辞官后，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写下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宋代的辛弃疾辞官回乡后，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稼轩”，自号稼轩居士。由于寄身于乡间多年，使他写出了不少富有乡土气息的诗词。

曾国藩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将农业看作是治生之道，同时也把农业看作是治家之道，将它视为家族兴盛的根本。以耕养读、以读促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道德修养，提升家庭文化品位，是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及其治家思想的基础。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让家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读书明智来发展自身，而不是靠长辈们的功德，才能让家族真正发展壮大。

致四弟·教子侄做人要谦虚勤劳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1]不通者二十余日。

自十六日唐桂生克复建德，而皖北沅季之文报始通。自鲍超廿八日至景德镇，贼退九十里，而江西饶州之饷道始通。若左鲍二公，能将浮梁鄱阳等处之贼，逐出江西境外，仍从建德窜出，则风波渐平，而祁门可庆安稳矣。

余身体平安，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失守时险难数倍。余近年在外，问心无愧，死生祸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兹付回二本，与弟一阅。时事日非，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惰，保家之道也。（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注释】

[1]饷道：运输给养的道路。

【译文】

澄侯四弟：

自从十一月以来，战事万分奇险，风波此伏彼起。书信不通已经有五天之久，已经有二十多天粮饷运输不通。

自从十六日唐桂生收复建德以后，在安徽北部的沅弟和季弟的书信才开始得以通行，自从鲍超所部二十八日到景德镇后，才迫使贼军后退了九十里，江西饶州的粮饷运输才开始通畅。如果左宗棠和鲍超两军能够把浮梁、鄱阳等处的贼军赶出江西境外，就如他们被从建德打出去一样，那么安徽战场上的风波将能够逐渐平息，祁门便可以庆祝得到可安稳了。

我的身体健康，这一个月之中所经历的惊恐和危急，要比八月徽州失守时还要多几倍。我这几年在外面，问心无愧，死生祸福，早已不怎么介意了。只是接到英、法、美各国的通商条款，感到大局已坏，现在把通商条款寄两本回去，给你看看。如今形势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家的子侄们，要努力做到“谦、勤”这两个字，戒掉骄傲和懒惰，这才是保全家族之道！（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解析】

曾国藩在信中说到：“死生祸福，早已不怎么介意了，只是接到英、法、美各国的通商条款，感到大局已坏。”

西方列强早就想打开安庆的大门，外国在中国长江沿岸城市开埠，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它是英、法两国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特权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1856年10月爆发，结束于1860年10月。而此时的安庆正是被太平天国占据时期，西方国家早期保持中立，并与太平天国多次进行交流，提出要在金陵、镇江、安庆开埠的要求，但因太平天国因与西方关系恶化而被拒绝。

1860年年底，安庆的拉锯战已让曾国藩焦头烂额，恰在此时，他又接到了英、法、美各国的通商条款。面对洋人时常接济太平军，他顿感大局已坏，为了寻求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他决定对洋人展开外交攻略。在曾国藩看来，通过外交手段达到中断洋人对太平军的物质接济，是尽早攻克安庆最明智的做法，“如洋船之接济可断，安庆终有克复之日”。于是，他反复告诫曾国荃，要好好跟洋人和平相处：“待洋船经过时，如无停泊之势，则听其经过可也。”

次年，安庆被湘军攻陷，西方国家使者又向清廷提出开放安庆口岸的要求，英国公使最先向清廷提出“准开安庆，在彼居住，准许船只装载货物贸易往来”。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安庆是长江上最重要的城市，战略地位比金陵、武昌还要重要，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安庆，则大局必日振也”。而且当时的安庆厘金约占安徽全省厘金的三成，厘金是湘军生存的根本，曾国藩在攻陷安庆后，还为此厘金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执到朝廷。

英法等国提出要在安庆建立通商口岸的要求遭到了曾国藩的严辞拒绝：“洋船不准在金陵湾泊，不准拖带盐船。”作为两江总督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深知，以中国目前的国力，断难再起兵端，所以他在处理外交案件时，尽可能做到息事宁人，避免与洋人发生冲突，以免引起战端。但如果西方列强过于蛮横不讲理，曾国藩也会“毫无顾畏，不肯因外国要挟而尽变常度”。

为了防止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不被西方列强侵占，对于安庆这一战略要地，清朝先后有曾国藩、官文、李鸿章、裕禄等大员力争阻止洋人在安庆开埠，但软弱的清政府最终还是在1902年签定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同意将长沙、万县、安庆、惠州及江门五座城市开放为通商口岸。安庆虽然也在其列，但考虑到它特殊的军事地位，清政府拒绝了列强要在安庆建立领事馆和设立海关的要求，并不许外国船只靠岸，也不许外国军队驻扎安庆。在当时开埠的五个口岸中，唯独安庆既没海关又没租界，这样的通商口岸在清末是绝无仅有的。

在戎马倥偬之中，曾国藩在信末仍不忘告诫四弟做人要谦虚勤劳，可见其持身治家之谨慎。

致沅弟季弟·后辈宜戒骄横之心

【原文】

季沅弟左右：

接信知北岸日内尚未开仗，此间鲍张于十五日获胜，破万安街贼巢，十六日获胜，破休宁东门外二垒，鲍军亦受伤百余人。正在攻剿得手之际，不料十九日未刻，石坟之贼，破羊栈岭而入新岭，桐林岭同时被破，张军前后受敌，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

余于十一日亲登羊栈岭，为大雾所迷，目无所睹。十二日澄桐林岭，为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岭，岂果有天意哉？

目下张军最可危虑，其次则祁门老营，距贼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

现请求守垒之法，贼来则坚守以待援师，倘有疏虞，则志有素定，断不临难苟免。

回首生年五十余，除学问未成，尚有遗憾外，余差可免于大戾^[1]。贤弟教训后辈子弟，总当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骄佚之积习，余无他嘱。（咸丰十年十月二十日）

【注释】

[1]戾：罪过，过错。

【译文】

沅、季弟：

接到来信，知道北岸近日还没有开仗。这边鲍超、张运兰两位将军在十五日打了胜仗，攻破了万安街敌人的老巢，十六日接连打了胜仗，攻破了休宁东门外两个堡垒，鲍军自己也有一百多人受伤。正在进攻连连得手的时侯，不料在十九日未刻，石坟的敌人攻破了羊栈岭而进入新岭，桐林岭也同时被攻破，张军前后受敌，使整个战局大受震动，比起不久前丢失徽州的失败还要严重。

我在十一日亲自登上羊栈岭，因为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原准备在十二日登上桐林岭，又因为大雪的原因被阻碍了。如今出事的恰好都在这两座岭，难到冥冥中真有天意么？

眼下张军是最有危险和值得忧虑的，其次是祁门的老营，距离敌军只有八十里，如果敌军早晨发兵，黄昏便可以到，中途连一点阻拦都没有。

现在只能考虑防守堡垒的办法，如果此时敌人来进攻，只有坚守等待援军。如果有所疏忽失误，那么我的志向是早就定了，绝对不会临难苟且偷生。

回顾我自己这五十多年的时光，除了学问没有完成这件事还有点遗憾外，其余的都算是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贤弟教育后辈子侄们，应当以勤劳刻苦为体，以谦逊为用，用这两方面来医治那些骄奢淫逸的坏习惯，剩下的就没有其他嘱咐了。（咸丰十年十月二十日）

【解析】

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一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自咸丰八年九江失陷之后，安庆就成了天京唯一的重要屏障，安庆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严重威胁太平天国统治中心的安全。为此，曾国藩制定了四路进兵安庆的计划，为便于指挥，他将自己的大营移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门。

对太平天国来说，安庆是生死攸关的必争之地，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分南北两路，开始了第二次西征。英王陈玉成部在长江以北、忠王李秀成部在长江以南，两军并进，直指武汉，以迫使湘军从安庆地区撤军回救。12月，李秀成亲率两万人由羊栈岭突入，攻克了距离祁门不到六十里的黟县，只要一天路程就能打到祁门。当时祁门防守兵力单薄，曾国藩身边仅有三千余人。曾国藩惊叹：“军事日危，旦夕不测。”并写下遗嘱，准备城破自杀。

人心惶惶之际，正在进攻休宁的湘军鲍超、张运兰两部，见后路被断，急忙回师反救，在黟县与李秀成部展开大战。尽管太平军攻占黟县对曾国藩震动极大，但李秀成此时还无意进攻祁门，只图在此过境，无心与湘军恋战，于是率部改道徽州进入浙江，使曾国藩得以侥幸逃过一劫。

不过，曾国藩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太平军在皖南的实力还是远远优于湘军。十二月底，太平军的侍王李世贤部自休宁逼近曾国藩祁门大营，刘官芳部则自北路破禾戍岭、羊栈岭，进入黟县，向祁门进逼，祁门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惊恐之中。曾国藩急调悍将鲍超救援，击败了太平军，退出羊栈岭外。

第二年三月，太平军再次对祁门大营发起进攻，前锋进至离祁门仅十八里的石门桥，但遭到湘军副将唐义训部的伏击，败退至大赤岭外。恰在此时，左宗棠率领的湘军在江西景德镇大败太平军，威胁到进攻祁门的太平军后路，迫使李世贤撤兵而去，曾国藩总算松了口气。

自扎营祁门以来，曾国藩无日不处在惊涛骇浪之中，经常是一日数惊，乘太平军撤围之机，他赶紧离开了祁门这一险地。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曾国藩从祁门出发，抵达东流，将大营设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师护卫，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会遭到太平军的围歼了。

本来，在咸丰十年底至咸丰十一年初，曾国藩在祁门的大营已陷于太平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当时皖南的湘军不过三万人，其中半数为新募之勇，战斗力不强，而太平军在皖南的兵力总数一度曾十倍于敌，如果太平军及时协调前线各军的行动，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步步紧逼，力求将其全歼，则对整个战局将起重大的影响。可是太平军根本没有会攻祁门大营的计划，各路太平军之间也没有统一的作战指挥，以致丧失良机，使曾国藩及其湘军逃脱了在皖南覆灭的命运。

与上一封信一样，曾国藩在叙述完战事之后，又谆谆告诫弟弟切戒骄佚积习，如此才能在动荡的年代免于大罪。

致九弟·能读经史进为根柢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正七归，接一信，启五等归，又接一信。正七以虚故，不能返回营，启五求于尝新后始去。兹另遣人送信至营，以慰远虞。

三代祠堂，或分或合，或在新宅，或另立规模，俟沅弟复吉后归家料理。造祠之法，亦听弟与诸弟为之，落成后，我作一碑而已。

余意欲亡父母改葬后，将神道碑立毕，然后或出或处，乃可惟余所欲。目下在家，意绪极不佳，回思往事，无一不懈惭，无一不褊浅^[1]。幸弟去秋一出，而江西湖南，声望颇隆，家声将自弟振之，兹可欣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望弟慎之又慎，总以克终为贵。家中四宅，大小平安。念三四大水，县城永丰受害颇甚，我境幸平安无恙；弟寄归之书，皆善体，林氏《续选古文雅正》，虽向不知名，亦通才也。如有《大学衍义》《衍义补》二书，可买者买之。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进为根柢，如两通两衍义及本朝两通，荟六经诸史之精，纳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家中现有四通，而无两衍义，祈弟留心。

弟目下在营，不可看书，致荒废正务，天气炎热，精神有限，宜全用于营事也。余近作《宾兴堂》记，底稿寄阅，久荒笔墨，但有间架，全无精意，愧甚愧甚！（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注释】

[1]褊浅：褊：衣服狭小，引申为气量狭小。浅：即浅簿。

【译文】

沅甫九弟：

正七回来，收到他带回的一封信。启五等人回来的时候，又接到他们带回的一封信。正七因为得了虐疾，不能返回营地。而启五请求等新谷上市尝鲜之后才返回营地。现另派其他人送信到你营里，以安慰远方亲人的怀念。

三代人的祠堂，是分开还是合并到一起，还是安放在新住宅，或找其他地方新建，一概等九弟攻克收复吉安之后回家料理。建造祠堂的方法，也听九弟与诸位弟弟的，落成以后，我做一块碑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等父母改葬后，把神道碑立起来，然后再考虑是出还是处，才可随自己的便。现在家中，情绪很不好，回想往事，没有一件事自己不感觉惭愧的，也没有一件不感觉自己浅薄的。幸亏弟弟去年秋天一出山，在江西和湖南的声望很高，我家的声望将由弟弟振兴，真是值得欣慰！没有人不肯善始，但是很少有人善终。希望弟弟谨慎再谨慎，总要以将事情做到有始有终才好。家中四处住宅，大小都平安，二十三、二十四日发大水，县城永丰受灾很厉害，我们家所在的地方庆幸平安无事。弟弟寄回的书，都是善本，清朝林有席编辑的《续选古文雅正》，虽说不怎么出名，但他也是一个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之人。如有《大学衍义》、《衍义补》两书，还是可以买的。做学问的方法，只有通过读经史才有根底，比如两通、两衍义和本朝两通，荟萃了六经、诸史的精华，都是自身修为通向圣贤之道，对外兴家业的要决。如果能熟读这六本书，或者熟读其中的一两本，就是有本有未的学问。家中现已有四通，但还没有两衍义，希望弟弟留心。

弟弟现在在军营，不可以看书，以免荒废了正业。现在天气非常炎热，人的精力有限，要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军务上去。我最近写了一篇《宾兴堂记》，现在把底稿寄给你看看，笔墨功夫荒废许久了，现在只有一个框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非常惭愧！（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解析】

信中提到了三本书：清代林有席编辑的《续选古文雅正》、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朝丘濬的《衍义补》。

林有席，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从小与书籍结下不解之缘；读书别有会心，尤其精通经史，为督学金德瑛所赏识，江西巡抚陈宏谋曾亲阅其试卷，对他刮目相看。1752年中进士，任东湖县知县。回家居丧后即不再出仕，以主要精力，从事讲学与著述。

清代蔡世远编辑《古文雅正》，书中收集了从汉代至元代的著名散文，林有席仿效蔡文勤的体例，对《古文雅正》做了增选，添加了不少后代的著名散文，为当代名人所赞许。

林有席学术兴趣甚广，涉猎领域颇多。除了著有《古文雅正续选》及《清古文雅正》各十六卷外，曾与宜春袁杏芳合选《袁阳文征》、《考墨卷》。《离骚经参解》、《古今体诗》等等，其综合著述，名曰：《平园杂著》，其诗则被后人入选，称《钤阳六子诗》，可谓是个多才多艺之人，故此曾国藩说林有席是个“通才”，也就是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之人。

《大学衍义》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为封建皇帝所著，书中对儒家经典《大学》的思想加以发挥，以“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为纲目。书中主张，大学之道，有体有用，修身正心为体，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用。书中还反映了南宋后期农民“无田可耕”，“数米而炊，并日而食”以及统治者“妄兴徭役”、“横加赋敛”的社会现实，提出富贵不可恃、骄侈不可肆的劝告，要统治者“存天理”、“遏人欲”，减轻一些对人民的剥削，以维持封建社会的统治。此书在南宋以后产生过较大影响，为元、明、清三朝皇族学士必读之书，被康熙皇帝称为“力明正学”，其治国之道、民生之理和廉政文化很为后世所推崇。

《衍义补》是明朝丘浚对《大学衍义》的增补，大幅度地扩充了《大学衍义》的内容和架构，涉及的内容也相对具体。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主要精力放在解释上，而邱濬的《衍义补》则侧重于点评历朝历代的执政得失，所以两部书的架构和体例略有出入。邱濬在《大学衍义》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套严谨的官方执政纲要，以及详细地指出帝王应该如何应对国家财政等具体问题。书中还增加了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被后人誉为明清时期帝王必修书籍之一。

邱濬在编辑《衍义补》之前，一直在国子监作文书工作，有机会大量接触国家的文献，这对他编辑《衍义补》有着极大的帮助。为官多年，又使他有较好的行政经验来阐发这些问题，《衍义补》因为得到明孝宗的认可，国家提供资金刻版刊行，造成一时的轰动。邱濬因此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太保，并被誉为“当代通儒”。

致诸弟·劝述孝悌之道

【原文】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接三月初一，四月十八，两次所发家信。四弟之信，具见真性情，有困心衡虑郁积思通之象^[1]。此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必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2]矣，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3]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4]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用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5]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时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则听此语否？

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也谓禄仕^[6]可以养亲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亦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悌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凡作字总须得势，使一笔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去年曾与九弟说及，想近来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折，余所写折子甚少，故不付。

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云也。至于纺棉之说，中直隶之三河县灵寿县，无论贫富男妇，人人纺布为生，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江甫之妇人耕田，独三河之男人纺布也。湖南如浏阳之夏布、祁阳之葛布、宜昌之棉花，皆无论贫富男妇人，皆依以为业，并此不足为骇异也。第风俗难以改变，必至骇人听闻，不如删去一段为妙！书不尽言。国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注释】

[1]“有困心”一句：这句话意谓困苦心志、竭力思考，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2]锢蔽：禁锢、蒙蔽。

[3]贤贤易色：此句出于《论语》中，意为孝亲之道。

[4]《曲礼内则》：此系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之篇名。

[5]蔼然：和蔼可亲的样子。

[6]禄仕：做官的俸禄。

【译文】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

五月底的时候，我接连收到家里三月初一和四月十八日两次发来的信。读四弟的信，有很多事情很为难，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些事决不可以求快，快了就会拔苗助长，不仅没有好处，而且危害非常大。最佳的途径就是日积月累，像愚公移山一样，总会有豁然贯通的时候，越快越容易被禁锢。四弟是个真性情的人，他来信往往词不达意，我能谅解他的苦衷。

现在的人，往往把读书理解错了，如果仔细读《论语》中的孝亲之道一章，那么就会明白，大的学问往往就在平日普通的生活之中。在“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问，尽十分，便是十分学问。今天的人读书，都是为了科名，对于孝、悌、伦、纪的大义，反而觉得这些与读书没有关系。殊不知书上所写的，作文时代圣贤所说的，无非是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真的事事做到，那么就是笔下写不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每件事都不去做，在伦理道德上也做得不好，那么，即使文章写得再好，在“孝”字上，也还是一个明事理的罪人。

贤弟的性情真挚，却不善诗文，何不多在“孝、悌”两字上多下功夫？《曲礼内则》所说的，按照里面的每句话去做，在平常生活中，让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快快乐乐，过上舒适的生活。对自己的兄弟和妻子，和蔼有恩，关心爱护，这才是大学问啊。诗文作不好，这只是一件小事，不必去计较；如果不懂得孝敬父母和爱护兄妹，即使文章好到极致，也分文不值，不知道贤弟们认不认同我的话。

科名之所以可贵，是说它足以让父亲大人欢心，不仅拿了俸禄，还可以养家。现在，我已得到，即使弟弟们不得，父母也可以承欢，我也可以养家，又何必各位弟弟都要得到呢？贤弟如果细想这个道理，而多把功夫用在孝和悌上，那么诗文自然而然也会有所进步。

写字的时候，借一种势头，往往一笔就可以走千里。三弟的字，笔笔都没有气势，所以字看起来局促而不洒脱。我去年曾经和九弟说过，想是近来忘记了吧。九弟想看我的白折，最近我所写的折子很少，所以就不寄了。

地仙为人家主持丧事，丧尽了良心，害人一家，没有不家败人亡的，一定要极力去阻止凌云。至于纺棉花的说法，在中直隶的三河县和灵寿县，无论贫与富，还是男与女，人人都靠纺布为生，好比我们那儿靠耕田为生一样。江南的妇女耕田，而三河的男人却纺布。在湖南，浏阳产夏布、祁阳产葛布、宜昌产棉花，不论贫富和男女，都依靠这些作为生计，在当地并不奇怪。因为不同地方的风俗是不同的，所以不同地方的人听起来才会觉得奇怪，不如删去一段为妙，信中难以尽说。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解析】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给诸弟讲了为学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学问功夫在于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时候，则会有豁然贯通的感悟。另一个是不要把学问功夫仅限于书本中，家庭的日常事务中便有绝大的学问，而“孝悌”二字便值得大下功夫。

在“孝悌忠信”中，“孝”字居首位。曾国藩长年在外为官，很少在父母身边，但他始终挂念着父母的安康。孝为百行之首，在这封给弟弟们的家信中，体现了曾国藩“奉先思孝”的思想。

每次家信，曾国藩都会勉励弟弟们用功读书，能有所成就。而在此封信中，曾国藩自我反省，告诉弟弟们一定要孝敬父母，把亲情放在第一位，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只有父母亲健康快乐地生活，自己才能有心情和精力在外面拼搏奋斗，家人是永远坚实可靠的后盾。当一个人事业有成后，成功的满足感其实并不会让他快乐多久，他真正在意的，反而是自己取得的成就带给家人们的自豪感，这也是一个人继续奋斗的动力，支撑他奋勇前行的巨大精神力量。

道光年间，曾国藩还只是个在翰林院编修的穷京官，天天为生计犯愁，但他却托人千里迢迢把昂贵的阿胶补品带回湖南老家孝敬父母。在得知母亲过世后，曾国藩哀痛至极，由于归乡心切，不带行李，只带一名仆人，到家后就跪在母亲灵前痛哭。这时，咸丰帝令召他出山为朝廷效力，接到谕旨后，曾国藩想到母亲尚未安葬，就马上写折请求在家为母守制尽孝三年。后来，在至交郭嵩焘的劝说下，才应命回京，临行前，特意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为母守孝。

在信中曾国藩还提到了写字要有“势”，要有一种纵横贯通之势，他认为“借一种势头，往往一笔就可以走千里”，对于这种笔势，前代的书法家们也多有论述，如唐代书法家张怀说：“夫人工书，须从师授，必先识势，乃可加工。”近代的书法家康有为也说过：“古人论书，以势为先。”可见“势”之于书法是极为重要的。

信中还提到了“地仙”，地仙是为人家主持丧事的，从事这种职业的多为骗子，曾国藩对他们极为厌恶，说他们“丧尽了良心，没有不家败人亡的”。因此劝自己的小舅子凌云不要去从事这种职业。

禀叔父母·托人带银两回家

【原文】

侄国藩跪禀叔父母大人福安：

九月初十日，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系八月中在省城所发者，知祖大人之病，又得稍减，九弟得补廪，不胜欣幸！

前劳辛垓廉访，八月十一出京，侄寄去衣包一个，计衣十件，不知已到否？侄有银数十两，欲寄回家，久无妙便。十月间武冈张经赞君回长沙，拟^[1]托带回，闻叔父为坍上公屋加工修治，侄亦欲寄银数十两，为叔父助犒赏匠人之资，罗六所存银廿二两在侄处，右三项，皆拟托张君带归。

前欧阳沧溟先生馆事，伍太尊已复书季仙九先生，兹季师又回一信于伍处，侄便寄家中，可送至欧阳家，嘱其即投伍府尊也，牧云又托查万崇轩先生选教馆迟早，兹已查出，写一红条，大约明冬可选，此二事可嘱澄侯写信告知牧云。

侄等在京，身体平安，常南陔先生欲为幼女许配纪泽，托郭筠仙说媒，李家尚未说定，两家似可对，不知堂上大人之意若何？望未知，余容续具，侄谨禀。（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注释】

[1]拟：准备。

【译文】

侄子国藩跪禀叔父母大人福安：

九月初十那天我接到四弟九弟和季弟等人的书信，是八月中旬的时候从省城发出来的。看完信之后才知道祖父大人生病了，后来知道病情减轻，并且九弟还考得了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非常欣慰！

之前劳辛垓廉来访，八月十一日，他离开京城的时候我寄过去一个包裹，合计起来有衣服十件，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这边还有银子几十两，想要寄回到家里，只是苦于很久都没有遇到方便的机会。十月期间，武冈的张经赞要回长沙，我打算拜托他将银两带回家。听说叔父在为坍上的公屋加固和修葺，所以我打算寄过去几十两银子用来帮助叔父请工匠，算是一份赞助。另外罗六在我这里存了二十二两银子，这加在一起的三项，我都打算托付给张君带回去。

前段时间，欧阳沧溟先生想要找一个教馆的事情，已经有些眉目了。伍太尊已经给季仙九先生回复了书信，而季老师也给伍太尊回复了一封书信，于是我就把信件寄到家里，这样可以送到欧阳沧溟先生的家中，嘱咐他要立刻送到伍太尊的府上。牧云托付我查查万崇轩先生选教馆时间的迟早，现已经查出，写了一个红条子，大概明年冬天就可以选了，这两件事可以嘱咐让澄侯写在信里告诉给牧云知道。

侄子等人在京城里，身体都十分平安健康。常南的陔先生想把幼女许配给纪泽，托付郭筠仙说媒，李家现在还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但是这两家大概是可以说成的，不知道堂上各位大人们的意见怎样。希望大人给点意见，明示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以后再接着汇报，侄子谨禀。（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解析】

清时，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称为廪生，廪生可获官府廪米津贴，每年发廪饩银四两，信中说到曾国藩得补廪一事。

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九，曾国荃被称为九弟。他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曾家五兄弟中，除曾国藩文才武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曾国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三人。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

曾国荃生性十分高傲，史书记载他“少年奇气，倜傥不群”。十六岁时，曾国荃跟着父亲进到京师，住在大哥曾国藩处就学，曾国藩对九弟的才华极为赞赏。1842年，曾国荃离开京城回老家，曾国藩送他到芦沟桥，以诗为别，写道：“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国潢生庚辰岁，曾国华生壬午岁，曾国荃字沅甫，故以“辰君”、“午君”、“老沅”分别代指三人，诗赞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

1848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人入县学，不久举优贡。这是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制，每三年由各省学政从儒学生员中考选一次，每省不过数名，亦无录用条例。同治中规定，优贡经廷试后可按知县、教职分别任用。

信中说到的欧阳沧溟先生是曾国藩的岳父，字凝祉。欧阳沧溟也是一名廪生，颇负才名，生性孤傲。道光四年，见少年曾国藩所作八股文稿和诗作，大加赞赏，收其为徒，并将女儿许配给他。曾考中翰林当官后，最终帮其岳父谋得了衡阳莲湖书院院长一职。欧阳沧溟先生著有诗文多卷，不过并没流传下来。

致诸弟·寄回上谕及宫门抄

【原文】

四位老弟足下：

去腊月六日，接温弟在湖北所发信，正月初八日，接诸弟腊月十五所发信，而温弟在河南托邹墨林转寄一信，则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发一信，亦至今未到也，澄弟生子，庆贺庆贺！吾与澄弟，去年报最^[1]，今年轮应温植洪三人报最矣，但植弟之媳间已有吉语，恐政成当在温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长耳，四位弟媳，问皆率母亲叔父之教，能勤能俭，予闻之不胜欣喜！已办有材料，今春为四弟媳各制一衣，觅便即行寄回。

澄弟捐监执照，说准于今年寄回，父亲中书呈祥，取麟趾呈祥之义也，前年温弟捐监，叔父名书呈材，取天骤呈材之义也，当时恐六弟尚须小试，故捐监填名略变，以为通融地步，而今温弟既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骥字于中，将来即分两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写父叔官中耳。

李子山曾希六族伯，托我捐功名，其伙计陈体元亦托捐，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垄，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垄之钱，则丁酉万不能进京，渠来托我，不能不应，拟今岁为之办就，其银钱嘱渠送至我家，有便将执照付至家中，渠银钱一到，即发执照与渠可也，即未收全，亦可发也，丁酉年办进京盘费，如朱文八王隧三隧六等，皆分文不借，则曾陈二人，岂可不感也哉？现在乔心农放常德知府，二月出京，四弟监照与二人执照，大约可托渠带至湖南也。

去年年内，各族戚之钱，不知如数散给否？若未给，望今春补给，免得我时时挂心，考试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审皆给否？务乞详以示我，竹山湾找当价，不知比楚善叔一头原价何如？乞明告我，即买竹山湾，又买庙堂上，银钱一空，似非所宜，以后望家中毋买田，须略积钱，以备不时之需。

植弟诗才颇好，但须看古体专集一家，乃有把握，万不可徒看选本；植弟则一无所看，故无把握也，季洪诗文，难于进功，须用心习字，将来即学叔父之规模，亦有功于家庭。

纪泽儿自去腊庞先生归河间，请李碧峰来代馆，日加奖护，悟性大进，一日忽自作四言诗一篇，命题曰《舜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与黄翥吾面试之，果能清顺，或者得祖父德荫，小有成就，亦未可知，兹命其誊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记性不好，终不敢信其可造也，兹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谕及宫门抄，以后按月寄归，予身体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儿肥胖，余不一。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注释】

[1]报最：旧时长官考察下属，把政绩最好的列名报告朝廷叫报最。

【译文】

四位老弟：

去年腊月二十六号，收到温弟在湖北发来的信，正月初八又收到弟弟在腊月十五日发来的信，但是温弟在河南的时候托邹墨林转寄的那封信，到现在都仍然没有收到。澄弟在十一月十九发的那封信也是到今天都还没有收到。澄弟生了儿子，可喜可贺！去年是我跟澄弟报最，今年轮转，应该是轮到温弟、植弟、洪弟三个人报最了，但是植弟的媳妇已经有了怀孕的迹象，恐怕是在温弟之前生育，植弟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就走到前面去了。四位弟媳妇都是遵从母亲叔父的教诲，能勤俭持家，我听说了之后欣喜非常。这边已经置办好了材料，今年春天为几位弟媳妇每人裁剪一身衣服，寻到方便的时候就寄回去。

澄弟的捐监执照，说好是今年寄回去，父亲的名字呈现祥瑞，麟趾就是呈祥的意思，前年温弟捐监时，叔父的名字呈材，是取天骤呈材的意思，当时因为担心六弟还需要经这次考试，所以在捐监填名字的时候略微有些变动，留下一点通融的地步。如今温弟既然一成不变，所以用呈祥配呈材，暗将麟字和骥字隐藏在其中，将来即使分开两房，也可以叫呈祥房和呈材房，也免得直接写叔父的官名了。

李子山和曾希六族伯托我为他们捐功名，他们的伙计陈体元也托我捐，丁酉年在栗江煤垄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待我很好，如果不是靠煤垄的钱，那么丁酉年我就没有办法进京。所以既然是他来托我，就不能不答应他，准备今年就帮他们办好这件事。所需有的银子我嘱咐他们送到家中，等到方便的时候，我就将执照也送到家里，他们的钱一送到，就可以把执照交给他们。即使钱一时没有收齐，也可以先把执照发给他们，我丁酉年进京时的盘缠费用，像朱文八、王隧三、隧六等人都分文没有借给我，只有曾、陈两个人肯帮忙，岂能不感激呢？现在乔心农已经放差到常德做知府，二月份离开京城，四弟和他们二人的监生执照到时可以托他带到湖南。

不知道去年送给各位亲戚族人的钱有没有如数给到，如果没有给的，希望今年春天再补齐，以免我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考试的人十千钱以及还有给乞丐的十千钱，不知道都给了没，请务必详细告诉我情况。竹山湾那里的价格，不知道和楚善叔那边的价格相比怎样，乞求明确一点告诉我，如果既买竹山湾的那块田地，又买庙堂上的地，银钱就要都花完了，看上去并不是很合时宜，所以希望以后家里不要再买田，需要稍微积攒一些钱财，以备特殊时候的应急之需。

植弟作诗的才能特别好，但是需要专心看古体诗里的一家专集，而不要只看那种选读本。植弟是一个专集都没有看，这样不太好。季弟和洪弟的诗文，要想进步则比较困难，所以需要把心放到练书法上，将来向叔父学习，这样对家庭也同样是有功的。

纪泽孩儿自从去年腊月随同庞先生回到河间以后，又请李碧峰来教他学习，每天倍加奖励和爱护，悟性有了很大的长进，有一天他自己忽然作了一首四言诗，取名字叫《舜征有苗篇》。我开始的时候都不敢相信，第二天就和黄翥吾当面试他，果然掌握得很有条理。或许是得到了祖父的德荫，将来能够小有成就也说不定。现在命他将诗文抄写下来寄回家里呈给堂上大人看一看，以博一笑。但是他记性不好，所以还是不敢信他将来是不是真能有出息，现在寄回从正月初一到初十皇上的手谕以及宫门抄，以后我会按月寄回去。我们这里的人都身体平安，家中大大小小都很正常，二儿子肥胖，我不一一说明了。兄国藩手书。（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解析】

清朝内阁在北京的东华门外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名谓“抄写房”，每天由报房派人去那里抄取当天发布的新闻，称“宫文书”，抄写的内容包括宫廷动态、官员升除等。报房人取得抄件后，为了争取时间，即刻排印，在当天傍晚发行。由于它是朝廷内部传抄后张贴于宫门，故称“宫门抄”，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一种新闻发布方式。它相当于朝廷向外公布的新闻信息，是宫廷的官报。

宫门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报纸，远在西汉初期就出现了，当时西汉实行的是郡县制，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机构，这个机构叫作“邸”，邸吏们的任务就是要定时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以及有关官员任免调迁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所以宫门抄也被称为“邸抄”。

中国的《邸抄》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不过现在意义上的报纸是在19世纪末的光绪帝其间。戊戌变法的倡导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强学会，并出版报纸《中外纪闻》，日印量过千，这是中国人早期所办报纸中影响力较大的。20世纪初，中国报业进入鼎盛时期，仅北京就有报馆一百多家，发行报纸三百多种。当时正处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期，民主思想，人文精神通过大大小小的报纸被人们所理解，逐渐深入人心。

曾国藩定期把宫门抄寄回家中，可见身处偏僻乡村的曾家人，对朝廷动态也是极为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