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篇
禀父母·述家和万事兴
【原文】
男国藩跪禀: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正月八日,恭庆祖父母双寿,男去腊作寿屏二架,今年同乡送寿对者五人,拜寿来客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于十六日廿日补请二席。又请人画椿重荫,观者无不叹羡!
男身体如常,新年应酬太繁,几至日不暇给,媳妇及孙儿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常在家熟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读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柬修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
六弟实不羁[1]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即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肆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2]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之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即为吾族光大门弟,可喜也!谨述一二,余续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
【注释】
[1]不羁:比喻不拘小节,不受约束的性格。
[2]蒸蒸:像气一样向上升,比喻一团和气。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正月初八日,是祖父母双寿。为了庆贺,儿子去年冬天做了两架寿屏。今年同乡前来送寿对的有五人,拜寿的来宾有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没有吃到晚酒的,于十六日和二十日又补请两席。儿子还请来画师画父母亲两人的画像,观看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羡慕的。
由于新年应酬大多,几乎是一天到晚应接不暇,但儿子身体却一切如常。媳妇及孙儿孙女亦都平安健康。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和六弟的来信,四弟有意要跟季弟一起从师于汪觉庵老师,六弟欲跟九弟去省城读书。儿子想,父母大人由于家里的事情多而且杂乱,所以不能经常在家塾学堂照管几位弟弟。并且四弟并没有过人的天资,所以不可以一天没有老师讲解课文和修改诗文,更不能耽搁一课。请父母大人听从儿子的请求,让四弟季弟跟觉庵老师学习,他们的学费,儿子在八月汇款回来。两位弟弟自然会更加发奋向上。
六弟实际是一个喜欢自由、不愿受约束的人才,由于家乡条件差、见闻不广,不能更好地启迪他的见识,坚定他的志向。并且年轻人身上有一股锐气,不可以打击他、使多次受挫折。他未能入学,已是挫折,他想进京我又阻止他,已经使他再次受到挫折,如果再不准他去省城读书,必将会大大挫伤他的锐气了。希望父母大人能够听从儿子等人的请求,叫六弟九弟到省城读书,他们的学费儿子在二月间付银二十两到金竺虔家里。
家庭和睦,福泽自然会来。如果一家之中,哥哥说了的话,弟弟没有不执行的;弟弟有请求,哥哥总是答应,家庭氛围充满和气,这样的家庭家运不兴旺的,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的。反过来说,家运不败的,也从来没有见过,恳求父母大人能够理解儿子们的志向。请父母大人帮助,通过此信代向叔父大人问候,请叔父大人原谅我不另外写信了。六弟将来必定是叔父家中能够承担和提升家事和祖业的人,也能为我们家族光大门第,可喜可贺。谨向父母大人禀告到此,其余的容以后再禀告。(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
【解析】
“夫家和则福自生”,中国是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人一向对“家”的观念非常重视,《大学》中就有“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说法,可见“家和”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多么重要。
在中国,一直讲究万事和为贵。和气生财、天时地利人和。“和”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大凡一家人过日子,总得要和和气气,家和才能万事兴。《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这里的“和为贵”虽不是针对家庭而言,却是儒家提倡的一个处世原则,“小大由之”。所以,这种原则自然也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生活。
治家是门学问,家是需要经营的,维系家庭靠的是感情、亲情而不是利益。如果你用利益关系来管理家庭,家里就会钩心斗角。既不能管得太细,又不能太放任;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容变通。小事处理不当会积成大事,好事处理不好会变成坏事。
古人格外注重家庭关系,“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这种家庭和睦的思想,自古以来被人们所信奉。曾国藩认为家庭和睦非常重要,希望兄弟之间、妯娌这间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如何才能做到“和”?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从因果报应的角度来看,凡是孝友的,都能得到善报,反之就会得到殃祸。我早年在京为官,后又投身军旅,无暇顾及家事。家中侍奉长辈、处理田宅等事,全靠诸弟之助。我们彼此最终能够有所成就,兄弟和睦为第一要义。
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家庭美德又是社会美德的组成部分,有关家庭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是保障社会有序运行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里所说的“家”与现在的家庭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指家族,还包括很多无血缘关系的人员,甚至包括左邻右舍。这种在家无怨、邻里和睦,强调的是一种团结的力量,小到治家,大到治国。
“和”的可贵之处,不仅在家庭,更在社会。“家和万事兴”这条治家格言所倡导的是团结,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团结都是至关重要的。战国时代有一则著名故事:赵武灵王时,邯郸有一个小胡同叫“回车巷”,宰相蔺相如为了国家的利益,几次忍辱在这条小街避让大将军廉颇的车马,后来廉颇知错即改,负荆请罪,实现了“将相和”,秦国因此不敢相犯。这充分说明,和能立业,和能兴邦,和能增长国民志气,和能凝聚国家无坚不摧的力量。
禀父母·教弟以和睦为第一
【原文】
男国藩跪禀:
父母大人万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号,系新正初三交彭山屺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祖父大人忽患肠风,赖神戳佑,得以速痊,烈游子闻之,尚转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寿诞,男不克在家庆祝,心犹依依。
诸弟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男观诸来信即已知之。盖诸弟之意,总不愿在家塾读书,自己亥年男在家里,即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从男进京,男因散馆[1]去留未定,故此时未许。庚子年接家眷,即请弟等送,意欲弟等来京读书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许,以故但写诸弟而不指定何人。迫九弟来京,其意颇遂,而四弟六弟之惫,尚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园,时有耽搁,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无良友,考试又不利。兼此数者,怫郁难伸[2],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爱[3],可怨一矣。云亥在家,未尝教弟一字,可怨二矣。临进京不肯带六弟,可怨三矣。不为弟择外专,仅延丹阁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两弟不厄家居,而屡次信回,劝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
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难免内怀隐衷,前此含意不伸,故从不写信与男,去腊来信甚长,则尽情吐露矣。男接信时,又喜又惧,喜者喜弟志气勃勃,不可遏也。惧者,男再拂弟意,将伤和气矣。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情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九弟前年欲归,男百般拘留,至去年则不复强留,亦恐拂弟意也。临别时彼此恋恋,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后,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谓九弟纵不为科目中人,亦当为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终身互相依倚,则虽不得禄位,亦伤哉?
伏读手谕,谓男教弟宜明责之,不宜琐琐告以阅历工夫。
男自忆近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男妇孙男女身体皆平安,伏乞放心,男谨禀。(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注释】
[1]散馆:清制。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举行甄别考试之称。
[2]拂郁难伸:忧郁难言。
[3]威克厥爱:威严超过宠爱。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
父母大人万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里第一封信,即是新年正月初三交彭山屺的那封,已得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祖父大人忽然患肠风,依靠神灵的保佑,很快痊愈了。在外的儿子得知这一消息,直到现在尚心有余悸。得知六弟生了一个女儿,这自然是件大喜事。初八日恭逢寿诞,儿子无法回家参加庆祝,心里总是难以忘怀。
来信说,几位弟弟在家里不听大人的教导,学习很不勤奋,看来几位弟弟的意思,总不愿意在家塾学堂读书。儿子还在家里时,他们就有这个意思,而且很坚定。六弟有跟儿子进京之意,但儿子在庶常馆学习,去留还没有确定,所以没有应允。庚子年接家眷进京,请弟弟们送,本来是想让弟弟们来京读书,因为祖父母、父母在上,儿子不敢自作主张,所以只写诸弟而没有指定六弟本人。九弟来京,算是遂了心愿,而四弟和六弟却没有。年年都守在家中,学问耽搁了,大人们又不能在家里教他们,附近也没有好点的朋友,加上考试失利,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觉得很受压抑而郁闷不乐,所以四弟和六弟难免抱怨,他们的抱怨也是情有可原的,丁酉年在家教他们时,缺少爱抚而过于威严,是可以抱怨的第一点。已亥年在家,没有教弟弟一个字,是可以抱怨的第二点。临到进京了,却没能带上六弟,是可以抱怨的第三点。不为弟弟另外选择外面的老师,仅仅让丹阁叔教他们,没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是可以抱怨的第四点。明明知道四弟和六弟不愿意在家却屡次回信,反复劝他们在家读家塾,是可以抱怨的第五点。
正因为儿子有可抱怨的这五点,所以四弟和六弟心中难免怀着这些隐衷,之前一直藏在心里,没有倾诉的机会,所以从来不给我写信。去年腊月写了一封长信,才把这一肚子怨气都吐了出来。儿子接到信时,真是即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弟弟们志气蓬勃,不可阻挡。怕的是儿子如果再次违背他们的意愿,将会伤了兄弟的和气。兄弟和睦,即使是贫穷的小户人家也必然兴旺。兄弟不和,就算是世代官宦人家也必然败落,儿子深知这个道理。所以禀告堂上大人,听从儿子等兄弟的情义,实在是把和睦摆在第一位。九弟前年就想回去,儿子百般挽留,直到去年才不再勉强,怕的也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分别时彼此依依不舍,情深似海。所以儿子从九弟走后,非常想念他,而且也非常相信他,九弟即使不是科场中人,也会是孝悌中人。兄弟们个个都这样,可以终身彼此依靠,即便没有得到禄位,也没有什么可伤感的。
恭读父母的谆谆教诲,虽说儿子教育弟弟应该以明明白白地责备为好,不适宜去反复教他们如何阅历。儿子回忆这么多年以来教育弟弟的信,不下数万字,不论是明显的责备,还是委婉的规劝,既有从大的方面进行广泛的论述,也有从小的方面细细的指点,可以说是知无不言,总之是竭尽全力。媳妇和孙子孙女都平安,敬请放心。儿子谨禀。(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解析】
儒家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其中悌即是兄弟之间的互相敬重与爱护,它的排位仅次于“孝”,可见传统中对悌的重视。
曾国藩认为兄弟之间应以和睦为第一。的确,在一个家庭之中,兄弟姐妹若能和睦、没有争执,就不会让父母操心,整个家庭其乐融融,所以,子女和睦也是对父母的孝顺。《弟子规》中说:“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意思是说,年龄大的哥哥姐姐,应友爱年龄小的弟弟妹妹,不能欺负、打骂他们。弟弟妹妹则要恭敬哥哥姐姐,对他们要有礼貌,不能经常顶撞,长幼之间要互相友爱、和睦相处。
明神宗的时候,有个叫陈世恩的进士,他的弟弟最喜欢游荡,天天早出晚归,陈世恩屡次规劝他,但他就是不肯改过,而且渐渐地有些不耐烦。陈世恩认为这样下去,会损伤兄弟间的友爱,而毫无益处。于是他不再劝弟弟了,只是每夜亲自守着大门,必定要等到他的弟弟回来后,才亲手给门上锁,并且还问他的弟弟冷不冷、饿不饿、关心弟弟的心情溢于言表。这样一连数夜,他的弟弟终于悔悟,从此再也不晚归了,“世恩夜待”从此传为佳话。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为兄长的教育弟弟,不能一味地靠压服,而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弟弟着想,关心他,呵护他,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兄友而弟恭。
深知兄弟和睦的重要性的曾国藩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面对诸弟的怨责,他既不摆兄长的架子加以呵斥,也不以自己地位的尊贵予以轻蔑,而是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予以理解,设身处地地予于宽谅,将诸弟怨责的根由归咎在自己头上。以兄弟和睦为第一,充分体现了他当兄长的大度和严于律已、宽于待人的胸怀,从而实现了他“兄弟和睦为第一”的理念,曾氏的家书也由此成为了后人治家的典范。
曾国藩曾说,他把教育兄弟作为自己尽孝的方式。他对弟弟们的教育不厌其烦、直言不讳、开诚布公,有时也很尖刻,以至于他的诸弟也有不耐烦的时候。尤其是曾老九后来战功显赫,官升脾气长,对曾国藩的“说教”亦时有微词。但总的来说,他们兄弟间这种互相砥砺,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沟通,最终使他们携手成就大业。
致诸弟·教弟婚姻大事须谨慎
【原文】
诸位老弟足下:
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日发信,内父亲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胜次喜!四弟之诗,又有长进,第命意不甚高超,声调不甚响亮。命意之高,须要透过一层,如说考试,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则意浅矣。举此一端,余可类推。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熟则响矣。
去年树立堂所寄之笔,亦我亲手买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钱五百文,实不能再寄。汉壁尚可寄,然必须明年会武后,乃有便人回南,春间不能寄也。
五十读书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搁自己功课;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不诬也。
家常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意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烜赫[1],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奢耳。今渫再三要结婚,发甲五八字去,恐渫家是要与我为亲家,非欲与弟为亲家。此语不可不明告之。
贤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亲家为人如何?亦须向汪三处查明。若吸鸦片烟,则万不可对。若无此事,则听堂上各大人与弟自主之可也。所谓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亲近,我曾见过,想衡阳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对亲,或另请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于自己近来弊病,颇能自知,正好用功自医。而犹曰终日泄泄[2],此则我所不解者也。
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辈则宜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至于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要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观看《庄子》并《史记》,甚善!但作事必须有恒,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此书丢下,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将《史记》看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不必问进学与否也。贤弟论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3],人谁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规劝我者甚切,余览之,不觉毛骨悚然[4]!然我用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着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儿侄。而省城之闻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自来。我在京师惟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
来书写大场题及榜信,此间九月早已知之,惟县考案首前列及进学之人,则至今不知。诸弟以后写信,于此等小事,及近处戚族家光景,务必一一详载。
季弟信亦谦虚可爱,然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此全在为兄者倡率之,余他无所取,惟近来日日有恒,可为诸弟倡率。四弟六弟,总不欲以有恒自立,独不惧坏季弟之样子乎?余不尽宣,兄国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释】
[1]烜赫:即显赫。
[2]泄泄:优闲自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3]津津:言之有味,滔滔不绝于口的样子。
[4]悚然:恐惧,害怕。
【译文】
诸位老弟:
十六日早上,接到十一月十二日发的信,其中有父亲写的一封信,还有四位弟弟的各一封,一切都知道了,非常高兴!从信中看到四弟的诗又有了长进。只是诗的立意不很高,声调也不太响亮。要想立意高,则必须提高一个层次。比如说考试这个题目,如果你表达出科举功名都是身外之物,即使失去了也不必耿耿于怀,那么你文中的立意便提高了一层,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你说要以取得科举功名为荣幸,意义便显得浅薄了。举这一个例子,其余的便可以类推。至于声调不响的问题,则需要多读古诗来解决,古诗读多读熟了,声调自然就会响了!
去年树堂所寄回去的笔,是我亲自买的。“春光醉”这种牌子的笔,实在是不能再寄了,目前这种笔每支已达到五百文大钱。“汉壁”还可以寄,但只有等明年会考以后,才会有人回湖南,春季是不可能寄了。
五十想读书虽然是件好事,但不可以因为这就耽搁自己的功课,“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听说常家想与我结成亲家,我想解释一下我不同意的原因:常世兄这个人平时喜欢倚仗父亲的权势欺侮别人,穿着也过于华丽,出门时仆从前呼后拥,招摇张扬,恐怕他家的女子有做官人家的骄奢之气,如此以来,势必会破坏我家的家规,引诱我家子弟沾染上侈奢的不良习气。现在他再三要与我家结姻,要我把甲五的八字发过去,恐怕他家是要与我结为亲家,而不是想与弟弟为亲家,这话我不能不明白地告诉你们。
贤弟的婚事,我不敢擅自做主,但是亲家的为人怎样,必须通过汪三那边查问清楚,如果吸鸦片大烟,那是万万不能和他们结为亲家的。如果没有这种事情,那就由堂上各位大人与贤弟自己做主好了。那个叫作翰堂的秀才,他父子俩人都不以可亲近,我曾经见过,想必衡阳人也有知道他们底细的。如果要结亲,那么可以另外请媒人。
六弟九月的来信,对于他自己近来的毛病,认识得很清楚,正好下工夫把这些毛病克服。但他在信中又说自己一天到晚闲着无事,这我就不理解了。
家中的事情,各位弟弟不需要去管。天破了,自有女娲去补;洪水大了,自有大禹去治。家中的事情,自有父母大人掌管,外边的事情由我来处理,弟弟们只需要管好自己的功课就行了,其他事情又何必去过问呢?至于宗族的人,不管他与我们有没有矛盾,弟弟们只要适当地去爱他们、尊敬他们就可以了。孔子说过:“广泛地关爱别人,和有仁义的人亲近。”孟子也说:“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数是否有不周到的地方;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不是不周到。”如果现在你们还没有管理家事,就与那些宗族的人产生了矛盾和仇怨,那等到将来当家立业后,岂不是个个都成了仇人?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圣贤会和宗族、乡党结仇,所以弟弟不要总是去指责别人。
十一月的来信中说,现在正在看《庄子》和《史记》,这很好,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有恒心,不可以为了应付考试,便把没有看完的书丢下。必须要从头到尾,每一句都读完。如果能够把《史记》看完,那么以后读别的书,收益就会无可限量,而不必去问是不是进步了。贤弟对袁诗和书法的讨论,也都有些见解。但只是空说没有益处,必须要多做诗,多临帖,才能有更深的体会。比方说有人要进京城,但他坐在家里一步不走,只是空口去说进京的旅程,这又有什么意义。即使你说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可又有谁会相信呢?
九弟在信中对我的规劝非常妥当,我看过后,为之不寒而栗、忐忑不安。但我读书用功,做事实在脚踏实地,不敢有一丝一毫欺骗别人。如果这么做下去,就是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也必然可以小有成就,上不敢欺骗天地和堂上大人,下不敢欺骗诸位弟弟与晚辈。现今我在省城的声望是越来越高,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我在京城,只恐怕自己的名望超过了实际,所以不先拜一个人,不自吹一句话,深深以超乎实际情况的赞扬为可耻。
来信写的大场题目和发榜的消息,这边九月间就已经听说了,只是县考的案首前列几名和进学的人,至今还不知道。诸位弟弟以后写信,对于这些小事,以及附近亲戚家的情形,最好能够详细写明。
季弟的信很谦虚和可爱,但只是光谦虚也不行,需要努力进步,这主要的责任在于做哥哥的如何做表率,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是近来做事、学习天天持之以恒,此可作为弟弟的表率。四弟、六弟如果不以持之有恒的形象做表率,难道不怕在季弟面前有失自己的形象吗?其他的内容就不再多说了。兄国藩亲笔。(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解析】
在古代,婚姻大事一般都是讲究门当户对,因为这样的结合,双方子女的背景相似,对于孩子婚后过上幸福的生活更有保障,更重要的门当户对可以使联姻的两个家庭结成政治或者军事联盟,可以巩固双方的实力,皇家指婚或者公主远嫁就是典型的例子。
曾国藩在朝为官,家族可谓显赫,这种家族在古代一般都是政治联姻,因此曾家所结的亲家不是豪门旺族,就是达官显贵。但是,在曾国藩眼里,婚姻不该限于门第的观念,曾国藩更看重的是对方的家风、生活习惯等问题。
中国讲究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敦厚尤显重要。孟母为保家风纯正三择其邻,又断机杼,为孩子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孟子刻苦攻读,成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大家。
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留下了不少“家教联”,令晚辈耳濡目染,成为“言传”和“身教”的典范。明朝书画家徐渭,晚年曾撰写一副令人费解的家教联:“好读书,不好读书;好读书,不好读书。”此联妙在一个“好”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少年时期正是读书好时光,可惜不知读书的重要不喜欢读书;年纪大了,懂得读书的重要,想好好读点书,可是老眼昏花,力不从心,已经不能好好读书了。告诫子孙珍惜时光,趁早好好读书。
家风问题的重要,不仅在中国,即便是外国,也是不可忽视的。据有人统计,美国开国二百多年,有的家族出了多位总统,而有的家族却出了多位黑社会老大。这些都体现了曾国藩所说的家风的重要性。家风对于一个家庭的发展,对于子孙日后的发展都是重要的。风气是无影无形的,然而又是无处不在的,因此曾国藩对于家风是非常看重的。
这封信中,曾国藩对常家想与自家结姻一事给予了明确拒绝,并详细解释说明了反对的原因。他说常世兄平日喜欢仗势欺人,怕他家的女子身上也有骄气奢气,会破坏自家的家风。曾国藩在这封信中阐述了有关儿女婚姻大事的基本择偶观点:拒绝锋芒毕露之家,拒绝骄奢之家,拒绝张扬之家,以免败坏了自己的家风。
禀父母·勿因家务过劳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膝下:
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发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尤为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发一信升官事,想已收到。冯树堂六月十六日出京,寄回红顶补服袍褂手钏笔等物。廿八日可以到家。贺礼惟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胶高丽参等物,廿九日可以到家。
四弟九弟信来,言家中大小诸事,皆大人躬亲之,未免过于劳苦。勤俭本持家之道,而人所处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党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且男忝窃卿贰,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此后万望总持大纲,以细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谨慎者,必能负荷;而大人与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与娱乐,则万幸矣!
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谨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挂念,余容另禀。(道光二十六年十八日)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父母亲大人膝下:
十六日晚,接到六月初八日家中所发来的信,很高兴地知道了一切,祖父大人的病基本痊愈,这真是天大的福份。六月二十六日,儿曾发了一封信,说到升官的事,想必已经收到了。冯树堂于六月十六日离开京城,寄回红顶礼服、袍褂、手钏、笔等东西,估计二十八日可以到家。贺礼是在七月初五离开京城的,寄回了鹿胶、高丽参等东西,预计二十九日可以送到家人手中。
四弟和九弟写信来,说家中大小诸事,都是由父母大人亲自管理着,难免会劳累、辛苦些,虽然勤俭是持家的道理,但各人所处角度不同。大人身上,上要奉养高堂,下要养育子孙,对外要做族党乡里的模范,千金贵体,应该对身体多加珍重才好。儿子很幸运地升了官职,帮忙的还有几人,而得知父母大人家务如此辛苦,儿子心里非常不安。希望大人以后只需把握大局即可,不必事事亲历亲为,将细微琐碎之事交给四弟即可。四弟平时做事谨慎,必定可以担负。而大人与叔父大人,只要天天侍候在祖父大人身边,一起娱乐,那便是最好的了。
在京全家大小都平安,事事都懂得小心谨慎,堂上各位大人,可以不必挂念。其余的下封信再禀告吧!(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解析】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先是向堂上大人汇报了自己升了官职一事,然后劝诫叔父、叔母,凡事不可劳心,不要为家务过于操劳,很多力不从心的事情可以交给四弟去做。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其叔父去年建公房,虽然房子建得富丽堂皇,但是由于劳累过度而吐血,由于叔父一心想着建好公房,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使自己的身体超支,实在是得不偿失。
做事情什么时候都是讲究适度,如果做得过了头则有害无益。曾国藩劝导叔父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情况,不能透支健康,当年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虽然感动了天下臣子,但是正是由于他的“事无巨细,必躬亲”,最终因操劳过度而病死在军中。无能的刘禅由于失去了诸葛亮的辅佐,最终亡国。
曾国藩劝父母应该把具体的事多交给四弟去做,其实,父母可以适当地交给孩子自己去做力所及的事情,这样不仅减轻了自己的心里负担,也培养了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在管理上叫“授权”,当年的艾森豪威尔是最懂得授权的领导人之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指挥官,在诺曼底登陆以前,一次他在英国打高尔夫球,新闻记者采访他:“前线战事紧急,您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打球啊?”艾森豪威尔说:“我不忙,我只管三个人:大西洋有蒙哥马利,太平洋有麦克阿瑟,喏,在那边捡球的是马歇尔。”其实艾森豪威尔手下有百万大军,治家和治军也是一个道理。
禀叔父母·勿劳累过度
【原文】
侄国藩谨禀:
叔父母大人礼安。十六接家信二件,内父亲一谕,四弟一书,九弟季弟各一书,欧阳牧云一书,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减,日夜劳心,父亲叔父辛苦服侍,而侄远离膝下,竟不得效丝毫之力,终夜思维,刻不能安。
江岷樵有信来,告渠已买得虎骨,七月当亲送我家,以之熬膏:可医痿痹云云,不知果送来否?
闻叔父去年起公屋,劳心劳力,备极经营。外面极堂皇,工作极坚固,费钱不过百千,而见者拟为三百千模范。焦劳[1]太过,后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复病,勤劬[2]弥甚;而父亲亦于奉事祖父之余,撰理家政,刻不少休,侄窃伏思父亲叔父二大人年寿日高,精力日迈,正宜保养神气,稍稍休息,家中琐细事务,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侍祖父凡劳心细察之事,则父亲叔父躬任之,凡劳力粗重之事,则另添用雇工一人,不够则雇二人。
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养,不甚用功,以求无病无痛,上慰堂上之远怀。外间作文,求写字,求批改诗文者,往往历久而莫偿宿诺,是以时时抱疚,日日无心安神恬之时,前四弟在京,能为我料理一切琐事,六弟则毫不无能管;故四弟归去之后外间之回信,家乡应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废驰。
侄等近日身体平安,合室大小皆顺。六弟在京若劝其南归,一则免告回避,二则尽仰事俯蓄之职,三则六弟两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亲叔父严责,方可用功。乡试渠不肯归,侄亦无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晋一,侄谨备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寿,侄谨备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带回,服阕后即可着。母亲外褂并汉禄布夹袄,亦一同付回。闻母亲近思用一丫环,此亦易办,在省城买,不过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来乡,则更为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买,以供母亲叔母之使令,其价侄即寄回。
侄今年光景之窘,较甚于往年,然东支西扯,尚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弥缝。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窘迫否?侄于八月接到俸银。即当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岁几百金之说也。在京一切张罗,侄自有调停,毫不费力,堂上大人不必挂念,谨禀。(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注释】
[1]焦劳:操劳。
[2]劬:劳苦,劳累。
【译文】
侄儿国藩谨此禀告:
叔父母大人礼安。十六日收到两封家信,其中父亲的谕示一封,四弟信一封,在省的九弟季弟也各有一封,还有一封是欧阳牧云的,这才得知家中的一切。祖父大人的病尚未减轻,父亲和叔父辛苦地服侍,日夜劳心,而侄儿却不在身边,不能在家尽孝出力,以至于我整晚翻来覆去地想,心中很不安宁。
江岷樵来信说,他已买到虎骨,七月份当会送到我家,用它熬膏,可以医治痿痹病,不知你们收到了没有。
听说叔父去年修建了公房,费力劳心,全心全意经营,外面很堂皇,工程很坚固,花费不过百千,来参观的人都觉得三倍百千也不为过。但由于太劳累了,导致后来吐起血来,接着祖父又生病,又要勤恳地服侍,可谓辛苦之至。而父亲在奉侍祖父的空闲时,还要管理家务,一刻也得不到休息。侄儿心想随着父亲、叔父两位大人年纪一天天大了,精力也将越来越不够充沛,正需要保养精神,稍微休息,家里的琐细事务,可以叫四弟去打理,至于服侍祖父,凡属劳心精细的事,由父亲、叔父亲自担任。凡属粗重的事,可以找一名雇工来做,如果做不过来就雇两个。
近年来,侄儿的精力也是一天比一天差了,偶尔操劳多一点,癣疾便会复发。晚上坐得久了,第二天便感到疲倦。所以努力保养身体,不很用功,以便求得没有病痛,上慰堂上大人的挂念。别人来求写文章、题字、批改诗文的,往往很长时间都不能如愿以偿,因此,心里经常怀着歉疚,每天几乎都没有心旷神怡的时候。从前四弟在京,还可以帮我料理一切琐事,六弟却毫不能管。四弟回去以后,侄儿对于外面的回信和家乡应当留心的事,确实疏忽了。
侄儿等近日身体平安,全家大小都很好。六弟在京城,侄儿再三劝他回湖南,一是免得别人说我不知回避;二是他也可以为家中上下出一份力;三是六弟两年来没有作文,一定要在家里,经父亲和叔父严加督责,方可以用功,他不肯回去参加乡试,侄儿也没有办法。
叔父去年已是四十一岁,侄儿为您老人家谨备了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寿,侄儿也谨备了棉袍一件,都交给曹西垣带回去,等守孝期满之后就可以穿了,母亲的外褂和汉禄布夹袄,也一起托人带回家。听说母亲现在想雇一名丫环,这件事也容易办。到省城去买,不过三四十千,如果有湖北逃荒的来乡下,还会便宜些。希望叔父叫四弟留心,抓紧时间去办,以照顾母亲、叔母的生活,所需的钱侄儿立即寄回。
侄儿今年窘迫困难的情形更超过往年。但东支西扯,还能勉强应付过去,明年如能得外地的差事,或者是升为侍郎,就可以弥补亏空了。家里今年季弟办喜事,不知钱够不够用。侄儿在八月接到俸银后,马上寄五十两回去,就是去年我说的每年一百两的许诺。在京城的一切张罗,侄儿自己可以妥善应对,没有什么困难,堂上大人,不必挂念。侄儿谨禀。(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解析】
医学专家认为,人是有可能被累死的,许多疾病也是“累”出来的。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说:“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据统计表明,过度劳累的确可以摧残健康,使生命早夭。“过劳死”是一种未老先衰、猝然死亡的生命现象。据有关调查发现,中国科学院的不少专家等多因长年疲劳而致英年早逝,其平均寿命只五十二岁,甚至更低。如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劳累”已日益成为普遍现象。因忽视其严重后果而至酿成大患时,已悔之晚矣。因此,要随时注意过度疲劳的表现症状,当工作、生活中疲乏时要注意劳逸结合,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讲述了闻听叔父劳心费力建好公房,虽然省下了许多的钱,但自己却累得吐血,而且祖父的病并未见好转,叔父与父亲尽心服侍,事事亲为。而父亲还要忙于家政管理。曾国藩因担心叔父和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精力也不如从前,叮嘱他们不要过于操劳。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曾国藩在信中也爽快答应了母亲想找一名丫环的请求,以照顾好母亲、叔母的生活。并命四弟办好此事,曾国藩承担所需费用。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里老人的身体健康非常关注,同时他自己也意识到爱惜身体的重要性。
致诸弟·无时不想回家省亲
【原文】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
正月十一日发一家信,是日子极不闲,又见温甫在外未归,心中懊恼;故仅写信与诸弟,未尝为书禀堂上大人,不知此书近已接到否?
温弟自去岁以来,时存牢骚抑郁之气,太史公所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往者,温甫颇有此象。举业工夫,大为抛荒,闲或思一振奋,而兴致不能鼓舞,余深忧虑,每劝其痛著祖鞭,并心一往。
温弟辄言思得一馆。使身有管束,庶心有维系。余思自为京官,光景尚不十分窘迫,焉有不能养一胞弟,而必与寒士争馆地;向人求荐,实难启口,是以久不为之谋馆。
自去岁秋冬以来,间温弟妇有疾,温弟羁留日久,牢落无偶,而叔父抱孙之念甚切,不能不思温弟南归,且余既官二品,明年顺天主考,亦在可简放之列,恐温弟留京三年,又告回避,念此数者,欲劝温弟南旋,故上次信道及此层,欲诸弟细心斟酌。
不料发信之后,不过数日,温弟即定得黄正斋馆地。现在既已定馆,身有所管束,心有所系属,举业工夫,又可渐渐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圣眷略好,有明年主考之望,则到四五月,再与温弟商入南闱[1]或北闱行止。如我今年圣眷平常,或别有外放意外之事,则温弟仍留京师,一定观北闱,不必议南旋之说也。坐馆以瞩束身心,自是最好事,然正斋家澄弟所深知者。万一不合,温弟亦难久坐。见可而留,知难而退,但能不得罪东家,好来好去,即无不可耳。
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二则二品归籍,必须具折,折中难于措辞。私心所愿者,得一学差,三年任满,归家省亲,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办途费,后年必归,次也,若二者不能,只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后来得一京官,支持门面;余则告养归家,他日再定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则直待六年之后,至母亲七十之年,余誓具折告养;虽负债累万,归无储栗,亦断断不顾矣。然此实不得已之计,奢能于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则后年可见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审[2]祖宗默佑否?
现在寓中一切平安,癣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尚有纤痕。家门之福,可谓全盛,而余心归省之情,难以自慰,固偶书及,遂备陈之。
毅然伯之项,去年已至余寓,余始觅便寄南,家中可将书封好,即行送去,余不详尽,诸惟心照,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廿一日)
【注释】
[1]南闱:闱,考场,南闱即江南乡试。
[2]不审:不知。
【译文】
澄侯、子植、季洪诸弟:
正月十一日,给家中寄了一封信,由于那天事务繁多,又见六弟外出没有回来,心里很烦躁,所以只给弟弟写了信,没有写信给堂上大人,不知道近日收到那封信没有。
自从去年以来,温弟就情绪消沉,闷闷不乐,满腹的牢骚。正如太史公所讲的那样:在家就好像丢失了什么一样失魂落魄,出外则不知何往,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六弟就是那种迹象,学业因此大为荒废。在这期间,或许也有要重新振作起来的念头,但兴致总是提不起来。看到这种情况,我心中很是忧虑,常常劝他振作起来,痛下决心,全力以赴争取进步。
温弟则说他想找一个学馆教学,好使自己能够有所约束,使思想能够有所寄托。我想自己自从做了京官,生活也不算很窘迫,难道还养不起一个同胞弟弟,让他去与贫寒的读书人去争夺一个教席?向别人请求推荐之事,实在是难以启齿,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去帮他找馆。
自去年秋冬以来,这期间温弟媳妇的身体不佳,温弟又孤身一人在京城待得太久,而叔父抱孙子的心情很迫切,不能不考虑温弟回南方的事。况且我既然做了二品官员,明年顺天主考,我也有可能在选择放出的范围之内,恐怕温弟留在京城三年,有回避的问题。基于以上这几点,所以也想劝温弟先回湖南。上次信中谈到这一层,想诸位弟弟细心考虑。
不过在上次信发出后不几天,温弟就选定去黄正斋的教馆。现在既然定了教馆,他的身子和思想也就有所管束和寄托,参加科举的事,也可以渐渐整理。等今年下半年再看情况,如果皇上对我的圣恩能够好些,明年可能就有当主考的希望,到了四五月,再与温弟商量是参加江南乡试或者顺天乡考的事情,如果当今皇上对我的看法平平,或者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外放的事,那么温弟仍旧留在京城,参加顺天乡试,就不要再考虑回乡了。坐馆如果能管束自己的身心,自然是好事、然而澄弟是了解黄正斋的,万一不合,温弟也难久留。如果可以就留下,如果有难处就退出,但不能得罪东家,好聚好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了。
自从去年以来,我天天盼着回家探亲,之所以没能回家,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我在京城欠的债差不多有一千,而回家的路费至少需要几百,一时难筹集。二是二品官回乡,必须要写奏折,而写奏折又很难措辞。自己内心所希望的,是能得到一个学差,三年任满后,回家探亲,这是上策。如果不行,或者明年得到一个外省主考,能筹集些路费,后年就可以回家,这是中策,如果两条都办不到,则希望六弟和九弟两人之中明年至少考中一人,得到一个京官,支撑门面,我便告养还乡,以后再决定怎么做。如果三条都不顺利,只好等六年之后,到母亲七十岁时,我发誓要奏明皇上,告老归家。即便是欠债上万,没有一文钱的路费,也决不顾虑,然而这实在是迫不得已,最好能在三条之中满足其中一条,那么后年可以见到堂上大人,真是天大的的福气了,不知祖宗能否在暗中保佑我?
现在我这里一切都好!上半身的癣疾全部好了。只有腰下面还剩有一点。我家的福气,可以说现在是全盛时期,而我回家探亲的心情,难以释怀,所以写到这些事时,便不觉要详细地多写几句。
毅然伯之项去年已到了我住处,我再顺便寄回湖南,家中可将信封好,马上送去,其余的就不一一详细说了,大家心中都明白。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解析】
这封信中,曾国藩先是向家人介绍了温弟在京的情况,及其根据情况对温弟的妥善安排。然后才又详尽地叙述了自己不能及时回家探亲的两个原因,一是生活境况不是太好,路费难筹集,二是回乡要上奏折,又怕奏折的措辞不当,皇上怪罪。由于这样的处境,曾国藩又提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策略,以表达了自己归乡心切的心情。由此可见,曾国藩无时不想回家省亲,只是迫不利己。
《论语》中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是说,父母年迈在世,尽量不长期在外地。不得已,必须告诉父母去哪里、为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并安排好父母的供养。因此,身为子女常回家看看父母,这是起码的为人常识,也是最低层次的孝。
“父母在,不远游”是中国的古老传统,父母健在,子女尽量不长期在外地。作为子女,早晚请安,问寒问暖,尽其之孝道,使年迈的双亲安度晚年。如果因为工作或者做官不得已常年在外,必须首先安顿好父母,或者把父母请到工作的地方以尽孝道。因为父母年迈,行动不便,身体衰弱,作为儿女应当好好侍奉,让他们安心、放心。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从古至今,作为父母者大都希望子女能留在身边,一来可以陪伴日益老去的父母,二来子女守在父母身边,也可以相互照应,重要的是父母能够看得到子女的工作生活状况,会比较放心。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子女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父母和家人,为生活而奔波。迫于社会竞争的压力,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很忙碌,作为父母也很理解。年轻人即使远离父母,但并不影响表达孝心,“孝”的关键在于儿女是否一直怀有孝顺父母的心。孝心,不在于距离的远近。
致诸弟·述改建祖屋之意见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日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与我意见相同之处,我于前次信内,曾将全屋画图寄归,想已收到,家中即已改妥,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则不必依我之图矣。但三角丘之路,必须改于檀山嘴下面,于三角丘密种竹木,此我画图之要嘱,望诸弟禀告堂上,急急行之。
家中改房,亦有不与我合意者,已成则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炉子内,此系内外往来之屋,欲其通气,不欲其闷塞,余意以为必不可,不若以长横屋上半节间断作屋为妥。内茅房在石柱屋后,亦嫌太远;不如于季洪房外高坎打进七八尺,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后边地面宽宏,家有喜事,碗盏菜货,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家中高丽参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寿屏,亦准明春寄到。此间事务甚多,我更多病,是以迟迟。
澄弟办[1]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2]的意思,诸弟人人当留……心也。
征一表叔在我家教读甚好,此次未写信请安,诸弟为我转达,同乡周荇农家之鲍石卿,前与六弟交游;近因在妓家饮酒,提督府捉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农荻舟尚游荡不畏法,真可怪也!
余近日常有目疾,余俱康泰,内人及二儿四女皆平安,小儿甚胖大,西席庞公,拟十一回家,正月半来,将请来笔峰代馆。宋芗宾在道上扑跌断腿,五十余天始抵樊城,天可悯也!余不一一,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注释】
[1]办:惩办,惩治。
[2]哀矜:哀怜,怜惜。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
十二月初九,我接到家中十月十二日、十一月初一和初十的三封来信,已经知道了家中的一切事情。家中的房屋改建,有和我意见相同的地方。我在前次的去信中,曾经将房屋的图纸寄回去,想必已经收到了。家中既然已经改完了,就不必再依我的图纸了。但是三角丘的路,务必改在檀山嘴下面,在三角丘种上密密的竹木,这是我的设计图中最重要的嘱托,希望诸位弟弟禀告堂上大人,急速地实行。
家中的房屋改建,也有与我意见不同的地方,已经修改过的地方就不必再改了。但是六弟的房屋改在炉子里,这是内外往来的屋子,需要通气而不能闭塞,我急切地认为,这样一定不好,不如把长横屋的上半节隔断做屋,则更为妥当些。家中的厕所建在石柱屋的后面确有不便,也太远了点,不如在季洪房外面的高坎处开拓出七、八尺的地方,既可以建厕所和澡堂,后面的地面也可以宽大些,家里有个喜事什么的,也有个地方摆放碗盏菜货,显得宽敞,不至于局促,不知可不可以。家中的高丽参已经用完,明年春天我再托人带回。彭十九的寿屏,也一定会在明年春寄到。这边事务很多,我近来又身体多病,所以什么事都拖延了。
澄弟惩治土匪,虽说是大快人心,然而务必要使那些土匪的亲朋好友们明白,我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地方上的安定,不是为了显权势、逞威风,这样才会使大家既畏我们家的威严,又不恨我们做得太恶毒。惩治之后,不仅表面上不要露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就是内心也要有一种怜惜之情,诸位弟弟人人都要留心。
征一表叔在我家教书很好,这次没有专门写信请安,请弟弟们代为转达。同乡周荇农家的鲍石卿,从前是六弟的朋友,最近因为在妓院喝花酒,提督府把他捉到刑部,革除了官职,而荇农、获舟却还在外面游游荡荡,一点都不知道收敛,不惧怕王法,真是怪事。
我近来经常犯眼病,其余地方还算健康。内人和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也都平安,小儿子又胖又大。家塾教师庞先生,打算十一日回家,正月中旬再回来,这一段时间准备请李笔峰代教。宋芗宾走路时摔了一跤,腿跌断了,五十多天才到樊城,真是可怜!其他的事就不一一说了。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
【解析】
曾国藩居住过的“故居”,在家乡有两处。一处是他的诞生地,也就是白杨坪老宅,后称白玉堂。据称,白玉堂老宅三进两横,六个天井,计四十八间房,颇为壮观。后又在老屋西面十二里处的良江村建筑新屋,也就是在此信中所提到的改建之屋,后称为黄金堂。黄金堂的建筑结构与白玉堂相仿,1852年和1857年,曾国藩奔父母之丧,就是在这里居丧守制的。
1848年底,曾家要翻盖房屋,在曾国藩众多的书信中,无论家中的大事小情,都一概操心,更不要说这样的大事了,他不仅事前就寄去了自己设计的图纸,而且千叮万嘱地“希望诸位弟弟禀告堂上大人,急速地实行”。信中特别提到了“在三角丘种上密密的竹木,这是我的设计图中最重要的嘱托”。曾国藩并为此题诗:“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自古把梅、竹、菊、兰称为岁寒四友,而竹是代表着超凡脱俗、清新高雅。宋时的苏轼很喜欢竹子,在《于潜僧绿筠轩》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新房建成后,曾国藩并没有在那里住过多长时间,由于房前池塘中曾淹死过人,他感到不吉利,于是想在富坨村另建一房作为归老田园之用。他相中的那个地方是老九名下的产业,大哥要觅一处养老之地,九弟自然当仁不让,在将富坨村的宅子送给其兄的同时,还附赠了百余亩田地。至于新宅的修建任务,便由主持家务的四弟全力承当。
兄长为国之重臣,衣锦还乡,曾氏满族都面子有光,所以老四办起这件事是劲头十足,务必要体现“侯府”的气派,尽管曾国藩一再告诫要俭省,还是花掉了三千五百两银子。以至曾国藩闻讯后惊呼:“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三千五百两之多?即特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又在日记中反省道:“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此房建成后,曾国藩未及入住,便死在了两江总督任上。
此信中曾国藩对澄弟惩治土匪一事做了特别叮嘱,当时社会治安极差,“盗匪”众多,于是当地的富户绅家便出面组织维护邻里,曾家是当地首户,自当是责无傍贷,更何况曾家正有个读书虽然不行,却极爱出风头的四爷澄侯,但曾国藩深知“办贼”一事名堂甚多,因此在信中再三提醒各位弟弟做事一定要谨慎低调,不可给人以显权势、逞威风之感觉,这样有损家庭声誉。更何况许多“盗匪”原本都是当地人,因贫困而为,对他们惩治太过,难免会遭到他们家属亲人的忌恨,所以还是低调一些,不要太招摇了为好。
致诸弟·迎养父母叔父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系十一月初三所发,有父亲手谕,温弟代书者。
一系十一月十八所发,有父亲手谕,植弟代书者。一系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县城所发一书,甚为详明,使游子在外,巨细了然。
庙山上金叔,不知为何事而可取腾七之数?若非道义可得者,则不可轻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处下手,能令鬼服神钦,则自然识日进,气日刚。否则不觉坠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诸弟现处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人担当,正当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1],随便答应,无事不成,不必受此小便宜也。
父亲两次手谕,皆不欲予乞假归省,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侧,不得不为迎养之计。去冬曾以归省迎养二事,与诸弟相商;今父亲手示,不许归省,则迎养之计更不可缓。所难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专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并迎,则叔母病未全好,远道跋涉尤艰。予意欲于今年八月初旬,迎父亲母亲叔父三位老人来京,留叔母在家,诸弟妇细心伺侯,明年正月元宵节后,即送叔父回南,我得与叔父相聚数月,则我之心安。父母得与叔父同行数千里到京,则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专雇一人服侍,诸弟妇又细心奉养,则叔父亦可放心。
叔父在家,抑郁数十年,今出外潇洒半载,又得与侄儿侄妇侄孙团聚,则叔父亦可快畅。在家坐轿至湘潭,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伺侯老人开船后,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汉口,予遣荆七在汉口迎接,由汉口坐三乘轿至京,行李婢仆,则用小车,甚为易办。求诸弟细商堂上老人,春间即赐回信,至要至要!
李泽县李英灿进京,余必加意庇护。八斗冲地,望绘图与我看。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劳苦,我不克帮忙,心甚歉愧!
京师大小平安。皇太后大丧,已于正月七日二十六日满,脱去孝衣。初八日系祖父冥诞,我作文致祭,即于是日亦脱白孝,以后照常当差。心中万绪,不及尽书,统容续布。兄国藩手草。(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注释】
[1]著:建立。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
正月初六日,接到三封家信:其中一封是十一月初三发的,温弟代写,有父亲手谕;一封是十一月十八日发的,有父亲手谕,植弟代写的;另一封是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县城发的,很详尽具体,使在外的我对家中大小事情都很明了。
庙山上的金叔,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收了腾七的钱,如果没有合乎道义的理由,别人的钱是不可以轻易接受的。要想做一个好人,首先要在这个地方着手,才能使得神鬼钦佩,自然见识也就一天天增进,正气也一天天变得坚强有力。不然的话,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坠落到卑贱污浊的层次中,总有一天会有被人看不起,不可不慎重。各位弟弟现在正处在树立名声的时候,家里事有我担当,你们只要努力做一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的人。名声一旦传了出去,信义一经建立起来,随便说一句话,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必要去贪图这点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