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收到张连桥博士寄来的书稿《百年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甚为惊喜。作为一个青年教师，张连桥长期承担外国文学课程教学工作，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他在对自己的教学进行认真总结基础上，组织编写了这本教材，用于讲授百年来诺贝尔获奖作家及其作品。这部教材虽然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在同类教材中仍然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作为序言，我主要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何为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承载着人类在历史上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解，并为我们现在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提供借鉴。从语源上说，经典一词来自闪族语qan，意为向上生长的芦苇。但在古希腊文学中，经典这个词只是简单地指垂直的东西如竿子、长矛或横梁等，但是它最重要的意思是在建筑中用于表示尺寸的规则，先是指正确的尺寸，后来指正确的比例。古希腊有一位名叫波利克里托斯（Polykleitos or Polyclitus）的重要美学家和雕塑家，写有一部现已失传的美学著作，名为《经典》（Kanón），这大概是最早把经典作为术语使用的学术著作。波利克里托斯大约于公元前450—440年创作了现在称之为《持矛者》（Spear-Bearer）的雕像，名字也叫《经典》（在希腊语里被称为δορυφóροζ，在拉丁语里被称为Doryphorus，都意为经典）。他企图以这座雕像为例说明他在同名美学著作《经典》中讨论的匀称（Symmetria）。匀称是在视觉艺术中使用的术语，通常描述一种站姿，肩膀和胳膊扭转，偏离躯干正轴，与臀部和腿不处在同一平面上，用一条腿支撑身体重量，给人以轻松和舒展的感觉。当一条腿从静止变为运动时，它又可以表现出蕴含的紧张感。

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时间和空间是文学经典化的载体。缺少了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时间及其空间，文学经典就不可能形成。自从经典一词作为一种尺度规则被广泛地运用于建筑、雕塑、伦理、法律、语法等领域以来，经典就包含了让人们学习和模仿的“范例”的意思。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经典，其实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文学太多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作品如诗歌、小说、戏剧或其他类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越积越多。时至今日，被列入文学一类的书籍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可以依靠人力整理或管理了。离开了计算机的帮助，即使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之内，我们似乎已难以弄清究竟有多少书籍以及与它们有关的信息。但是在这些浩瀚如海的书籍中，我们又必须知道哪些书籍是我们需要阅读学习的，即哪些书籍才是最有价值的经典之作。由于书籍太多，我们不能把人生有限的时间花费在那些不需要阅读和学习的书籍上，因此我们就需要文学经典。文学经典与一般普通的文学作品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文学修养的必知之书和必读之书；后者则是文学修养的选择之书和备读之书。前者可以看作是修养之书，后者则是消遣之书。前者的缺少会被人指责，后者的缺少则能得到宽容。例如在今天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的欣赏口味和审美价值的不同，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数量有可能远远多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读者数量，但对于文学修养来说，没有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会被认为无知，但是不知道莎士比亚的戏剧则会被指责为无知。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变成了经典，变成了文学修养的必读之书。

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就是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就是文学的历史化过程。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时间的陶洗和历史的检验才能成为经典。文学经典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构的过程。就文学而言，经典化过程就是重构过程。重构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术语。在文学经典的讨论中，重构往往被理解为颠覆（overthrow）或重建（reconstruct）。其实，把文学经典的重构理解为推倒重来的重新建设或重新建构有望文生义之嫌。文学经典一旦形成并得到认同和接受，是不可能被任意推倒重新建构的，因为后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消解历史，或者用现在代替整个历史过程。而且，后来的人也没有权力否定前人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及贡献。对于后来的个人而言，他面对的经典是由以前的集体的人确定的。因此，经典的确认不仅体现了多数人对文学价值的判断和他们对文学流传的良好愿望，也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数人的审美价值观念与评价文学的道德意志。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群体会重读已经形成的文学经典，重新审视它们的文学价值，对它们进行重新阐释，并在重新阅读和阐释的过程中进一步清除那些他们认为不合乎自己价值标准的作品，同时也把那些他们认为应该阅读的作品补充进去，代替那些被清除的作品。这就是文学经典的重构。

其次，何为教材。教材在中文表达里称课本或教科书，在英文表达中称textbook。教材是为学生达到一定的学习目标而编写的书，它是学生学习某一课程的学习用书。教材不是为教师讲授课程而编写的书。如果是用来帮助教师讲授某一课程而编写的书，则为教师参考书，或为教学指导书。但教材是教师授课的依据，它可能是既定的书，也可能是教师根据课程要求指定的书。教师讲授课程时不需要讲授教材的全部或完全按照教材照本宣科，他需要根据课程要求在教材的基础上确定讲授的体系和重点，编写讲义，组织课堂教学。编写教材的目的主要是供学生阅读，为教师授课提供参考。因此，教材可分为两部分：核心课本和参考材料。核心课本也可以理解为目前我国高校使用的教材，参考材料则是为学生学习某一课程而指定的一系列参考用书或资料。

为阐述问题的方便，本文仍把核心课本称为教材，然而实际上教材只是整个教材系统中的核心部分，是学生学习某一课程的基础。除了教材，学生还必须阅读支撑核心课本即教材的有关资料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教材有三大功用，一是供学生阅读，二是供学生查阅，三是供教师授课参考。教材既是供学生阅读学习的课本，也是供学生查阅有关信息的参考书，同时还是教师用于编写讲义和准备教学材料的依据。因此，教材一般要求内容丰富，知识系统，信息量大。

关于教材的定义是复杂的，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我们把供学生学习和阅读的核心课本称为教材，这是对教材的狭义理解。在广义上，教材则是核心课本与参考材料的有机结合。因此，从广义上讲，与教学活动有关的一切文字材料都可以称之为教材，除了核心课本外，它还包括为讲授课程而确定的阅读资料或教师指定的阅读材料。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教材还包括非文字的视听材料，如教学影片、录像磁带、PPT课件、唱片、录音、幻灯片、照片、图表、卡片、教学实物等。尽管如此，广义上文学史教材的主体部分仍然是核心课本，所有其他阅读材料都是为了学习、理解和掌握核心课本服务的。

在中国教育史上，教材从儒家典籍到新课本编写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国古代的正规教育始于西周，以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为基本教育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继承了周朝的教育传统，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因此，孔子用于教学的最早的教材至少有经他编订的《诗经》、《礼经》、《乐经》、《尚书》和《春秋》五部。《周易》的《传》解释卦辞、爻辞，七种文字共十篇，传说为孔子所作，因此，也是孔子用来教学的教材。孔子编订的是周朝时代的人编辑的教学用书，因此，在他编订之前，这些书实际上是在教学实践中已经使用的教材。自孔子以后，“四书”和“五经”（“乐经”失传）共九部书就成为在中国教育中长期使用的教材。四书中的《论语》成书于孔子之后，是孔子学生写的“回忆录”，即“孔子语录”，主要记载孔子讲学的言行思想。因此，《论语》可以看成我国教育史上最早的一部讲义。但是中国的儒学到了清代，由于官场腐败，科场舞弊，学风败落，官学荒废，封建学校的教育一片萧条。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封建教育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私塾仍然存在。鸦片战争前后，在西方文化和枪炮的双重进攻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改革旧教育，学习西学，进行语言革命，废除科举制度。我国教育模式在西方教育的影响下开始发生变革，新的教材开始进入新式学堂。

西方最早的教学活动始于古代希腊。早在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Hesiod，740—670B.C.）出于道德说教目的而写作的《工作与时日》，可以在广义上看成是欧洲最早的教材。从希腊的古典时期开始，希腊的教育开始发展起来，《荷马史诗》、《伊索寓言》、赫西俄德的著作等当时已经成书的作品都被用作教材。公元前6世纪左右，萨福在莱斯沃斯岛上创办女子学校，教授诗歌、音乐、仪态等，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她使用什么教材，但她既然教授诗歌，那就少不了要阅读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在奴隶制繁荣时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柏拉图在公元前386年创办了“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35年创办了“吕克昂”（Lyceum）哲学学校。柏拉图在长达40年的执教生涯中，以对话体形式写作的重要著作《理想国》、《会饮》、《斐得若》、《费多》等，实际上也都是他为教学撰写的讲义。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柏拉图在讲学中使用了从荷马到悲剧作家的作品作为学生阅读的教材。一直到19世纪，用于西方文学的教材仍然是历史上的经典性作品以及文学选集。

从教材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教材最初只是教师指定的供学生学习某门课程的阅读材料，大多由历史上的重要经典构成。学生通过阅读和学习指定的典籍，加上教师的解说和阐释，可以获得某一课程的专门知识，从而实现教学目标。文学课程的教材也是如此，最初都是阅读和学习文学作品，教师的授课就是讲解文学作品。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学校，文学课程中学生学习的主要文本材料仍然是文学作品。

第三，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教诲作用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教诲的实现过程就是文学的审美过程。教诲也是文学审美的结果。审美就是认识美、理解美、欣赏美。就文学而言，审美是文学伦理价值的发现和实现过程。文学的审美只有同文学的教诲功能结合在一起才有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伦理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脱离伦理价值的、无功利的美是不存在的。因此，文学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以娱乐的形式为人类提供教诲，即为人类提供正确认识生活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知识，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人类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提供不同的生活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启示，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道德指引。文学的教诲功能也是文学的伦理价值前提。但是，关于文学的教诲功能和伦理价值的问题，有些人有不同看法，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审美功能，文学的基本价值是审美价值，甚至有个别人把强调文学的伦理价值看成是用伦理道德绑架文学，提出要解除套在文学经典身上的伦理道德枷锁。由此看来，有关文学的功能和价值问题，确有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

教诲指的是正面而积极的知识学习和道德教育。在知识学习和道德教育的关系中，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教诲。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正是借助教诲的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文学的伦理价值。文学的教诲功能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伦理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价值通过文学教诲功能的作用予以体现。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善恶的观念逐渐形成，而这些都是通过教诲实现的。文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它是人类进行和获取教诲的重要形式。人类的文明史表明，人类主要通过一系列道德事例和榜样进行教诲或从中得到教诲。文学就是如此——描写道德人物、叙述道德事件、或褒或贬的评论、细致深刻的分析，都是文学发挥教诲作用的方法。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借助教诲的功能，从而帮助人完成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伦理选择过程。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字的出现是从自然选择进入伦理选择的标志。人类创造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的道德经验保存下来并与他人共享，形成生活规范。文字产生之后，口耳相传的道德经验变成了由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形式，例如诗歌、故事、格言、寓言、小说、戏剧等。这些由文字构成的文本就是文学，记载的都是有利于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个人的或集体的道德经验，它们的价值就在于为人类能够提供教诲。当人类经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人的本质，这就需要榜样和说教，即教诲。为了解决现实中缺少完美的道德榜样的问题，人类通过创作的办法把存在于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榜样变成故事，转换成用文字表达的文本，用于学习和效仿。

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而文学的作用是文学功能发挥的作用，这就从逻辑上决定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伦理价值。文学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发挥作用，形成多种价值，但无论文学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以伦理价值为共同前提。伦理价值是文学最基本的价值，它反映文学所有价值的本质特征。除了伦理价值，文学也有其他价值，但它们都以不同形式同伦理价值联系一起。在文学的价值体系里，审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例如，读者购买文学作品用于自我阅读，能够从莎士比亚的悲剧、华兹华斯的诗歌、托尔斯泰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得到美的感受，受到美的陶冶。这就是读者的审美，也是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体现，但是这种审美价值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因此也不能改变伦理价值的核心地位。这是因为，读者获得的审美感受并不是文学作品的终极价值，它还会进一步转化为伦理价值。这种从审美到伦理的转化，说明文学审美包括在文学伦理价值形成的过程中。审美不是文学价值形成的终点，而只是文学伦理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连桥编写的这部教材，在百年历史的时间跨度上选择诺贝尔获奖经典作家，分章对这些作家的生平创作进行介绍，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对作家的重点作品进行分析评鉴。教材在内容上参考了国内外大量最新研究成果，在形式上进行革新，在每一章后面列出学习思考题，并就不同的问题附录上有关学术观点，最后列出拓展阅读书目。这些章节上的安排与革新不仅使教材在形式上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无论对于教师教学或学生学习都十分实用。我相信，这部教材对推动我国对诺贝尔获奖作家的研究，激发大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促进我国外国文学课程的改革，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相信，随着这部教材的出版，连桥开设的诺贝尔获奖作家课程将变得更加完善，并将进一步推动整个外国文学课程的改革。

以上是为序。

聂珍钊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学会副会长

1. Polyclitus，Encyclopcedia Britannica Online，and Kronick，Joseph G.，Writing American：Between Canon and Literature，CR-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Volume 1，Number 3，Winter 2001，pp.37——66.
2. 聂珍钊：“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第34——42页。
3. 聂珍钊：“关于建设20世纪西方文学史教材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82——191页。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4期，第8——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