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 - 导论诺贝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导论诺贝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一、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可谓是说不尽的话题，甚至有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作家这里，成了一个难以释然的‘情结’”。“对一些具有浓重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中国作家来说，每年底的诺奖揭晓都是一种精神煎熬。”尤其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论是热切的期盼，还是不满的责难，都纠缠着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诺贝尔文学情结，暴露了中国文艺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矛盾态度和浮躁心理”。在逾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史上，有数十个国家的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唯独中国始终被排除在外。对于这个现状，有声音指出中国也有许多优秀的作家，是瑞典文学院低估了中国作家。“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本就还不够获得这个世界大奖。”在高行健和莫言获奖之前，中国作家最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是鲁迅了，应该说，鲁迅未能获奖是瑞典文学院的遗憾。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他的才华和担当迄今无人企及，他是“中国的良心”。关于鲁迅是否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让我们重温鲁迅自己的说法吧：

致台静农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买药膏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季野信中，不赘。

迅上九月二十五日

这封信体现了鲁迅伟大的人格魅力，但就此说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够严谨的。鲁迅只是在给好友的回信里提及了对此不感兴趣罢了，并不能说明瑞典文学院已经或者可能会把奖项授予鲁迅。如果瑞典文学院真的把奖项授予了鲁迅，依鲁迅的性格，他可能真的会拒绝。当然，这只是假设。在近代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曾有多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提名，但都遗憾地落选。比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北岛等，原因众说纷纭。

2012年莫言代表中国作家正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关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有人指出并非因为作品的精彩，而是翻译家的功劳。汉学家顾彬在参加学术会议或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提到莫言小说甚是无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全靠翻译的“美化”作用，甚至认为是葛浩文创造了莫言。对此，许均教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除了莫言的作品，葛浩文还翻译过很多作家的作品，并不是仅凭好的翻译就能获奖，作品本身的魅力，其题材、叙事手法、故事结构、艺术特色、思想深度等等元素的吸引力，与读者期待视野的契合，才能有作品价值的体现，这才是其获奖的关键因素”。顾彬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如著名学者刘再复教授就曾撰文反驳过顾彬，他认为顾彬是一个“欧洲愤青”，喜欢“胡说八道”，“顾彬除了不知进入学术问题而热衷于‘妇姑勃谿’的低级斗法之外，还有另一个致命绝症，就是不尊重事实，以妄言代替分析，以泄愤代替论证”。也有人指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归功于对莫言小说的影视改编，这种改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关注莫言。这一观点也颇具争议，但是影视改编确实促进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不管怎样，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当然是积极的。有学者指出，“在现代汉语文学发展了一百年以及一批作家几十年的个人探索努力之后，今天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但对于莫言获奖或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的关系，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正如陈众议教授所说：“莫言不是唯一优秀的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更不是唯一的文学标准。”诚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声音在国际上逐渐被放大、被重视，中国文学走出去仍然任重道远。可喜的是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比如毕飞宇、苏童、余华、张炜、严歌苓、张洁、王安忆等当代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获得了中国读者的一致认可，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诺贝尔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教学与研究

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自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几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都会被翻译为中文。一百多年以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在中国也备受欢迎，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经由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也在不断缩短。“由于中国文学自从向世界开放以来，就一直把文学的世界性当作自己的一个远大的目标，并不断地在向世界靠拢，试图与之拥抱和接轨，在一般中国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眼里，能够被看作是世界文学的作品必定是优秀的经典作品，同时它又必须有众多的读者。”

迄今为止，在所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欧洲作家超过百分之八十，且这些作家都是用英语等欧洲语言进行创作。“来自英语国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者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作品被国内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探讨。”通过翻译为中文，中国读者才得以阅读这些作品。因此，关于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的翻译也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翻译工作是中外交流的一座桥梁。这座桥梁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外交流的广度、深度以及精神的契合度。”可以看出，翻译工作对于中国读者了解和阅读外国诺贝尔文学作品至关重要。“翻译的作用得到了大大的彰显，没有翻译的中介，一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状态。同样，一些本来仅具有民族/国别影响的文学作品经过翻译的中介将产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

中国翻译外国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初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外国诺贝尔获奖作家比如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等的作品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很快被翻译为不同版本出版发行，甚至一些热门候选作家的作品早已在中国出版发行了很多年，这些作品在中国获得了较好的市场销量。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中文系在开设“外国文学史”课程时，把20世纪西方文学单列为一门课程，作为外国文学史的补充，或者开设有关20世纪西方文学专题的选修课。与此同时，也出版了一系列20世纪西方文学的教材。“当我们面对数量极其庞大的20世纪西方文学的时候，文学史就是整个文学教材的核心构成，其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挑选、阅读和学习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文本。”如吴元迈教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五卷本（凤凰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聂珍钊教授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建军教授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郑克鲁教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蒋承勇教授主编的《20世纪欧美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这些教材都非常重视对诺贝尔获奖作家作品的介绍。20世纪西方文学流派纷繁，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回应了20世纪的时代命题：“20世纪的西方文学，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走向新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学。作为对当代现实不断发展的反映和表现的产物，它不仅深受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表现和反映了独具特色的20世纪文化特征”。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的精华，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自然是20世纪西方文学靓丽的风景线。诺贝尔文学在中国的教学同样是外国文学教学中的热门课程，国内不少高校纷纷开设诸如“诺贝尔文学史话”、“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研究”、“诺贝尔文学专题研究”、“诺贝尔文学得主作品解读”等通识课或选修课。

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诺贝尔获奖作家作品研究也是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不得不关注的内容。我国学者围绕着此话题的研究主要有如下议题：其一，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生平与创作研究；其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多维解读；其三，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跨学科、跨媒介研究；其四，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翻译研究；其五，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影视改编研究等。新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研究在中国呈现多元化趋势，不仅因为诺贝尔文学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研究的“跨文化”趋势。“诺贝尔文学奖以‘奖’为矛，戳破各民族的文化屏障，打通各种语言的障碍，把各大洲的文学精神集中在一个平台上，把既不属于同一个国家，又不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体系、不同写作方式和不同价值观念下创作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带入同一片文学园地，使各民族文学在相互碰撞中交流与沟通，仅从这一点看，它对跨文化的文学交流是有贡献的。”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很多都具有“跨文化”的身份，其作品的书写也是“跨文化”的，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三、《百年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的作品选择

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截至2016年已经有超过一百多人荣膺该奖，每年颁布诺贝尔文学奖的日子也是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文学年”。有趣的是，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前几个月，各大博彩公司就会开出赌盘，罗列可能摘取桂冠的作家名单，彩民根据赔率榜单押宝。“由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从不向外界公布候选名单，而诺贝尔本人在遗嘱中所属意的得奖作品的‘理想主义倾向’又缺乏明晰的判断标准，因此该奖多年来一直颇受西方博彩业的青睐”。新世纪以来，进入赔率榜单而至今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诸如日本作家村上村树（Haruki Murakami）、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挪威作家乔恩·弗斯（Jon Fosse）、中国作家北岛等，这些作家确实在世界上拥有众多读者，影响广泛。当然，自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布以来，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的作家大部分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也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黑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前英国首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夸张一点说，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诺奖史上的丑闻。不管丘吉尔在当时如何被瑞典人备受推崇，但是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人对丘吉尔的文学贡献津津乐道呢？相反，20世纪错失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诸如，同时期的西方著名作家诸如，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安东·契科夫（Anton Chekhov）、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豪尔赫·博尔赫斯（Jorge Borges）、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戴维·劳伦斯（David Lawrence）、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等等。当然，遗憾也是一种美丽。

《百年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为何冠名百年？这是一个概数，“百年”并不是仅仅选择“一百年”的作家，更不是选择一百年以内的所有作家。在20世纪，每隔一段时间选择1至2位在中国产生影响广泛的作家，而新世纪重点选择了在中国广受好评的7位作家。此外“诺贝尔文学经典”也是一个特指，特指获得诺贝尔文学大奖的作家作品，顾名思义，“诺贝尔文学”自然是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本教材选择了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十八位作家，他们分别是：

印度作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作为东方文明的传播者，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创作，给世界各地的民族作家以极大的鼓励，泰戈尔在中国也是备受关注，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罗曼·罗兰进入中国一开始以一个思想家的身份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其作品风靡全球之时正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进行，因此罗曼·罗兰作品中的侠义精神、独立精神迎合了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罗曼·罗兰在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青年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曼·罗兰于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爱尔兰作家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作为民族诗人，叶芝诗歌和戏剧创作都在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添砖加瓦，同样在中国深受欢迎，另外，叶芝的诗歌“当你老了”也成为中国人脍炙人口的作品，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叶芝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在奥尼尔之前，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只有剧场，享有“美国戏剧之父”的奥尼尔，其创作不仅注入了美国生活场景，更是实现了对自古希腊戏剧以来的回应，奥尼尔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作为四大意识流小说家之一，其他3人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唯独福克纳获此殊荣，福克纳作品中对于美国南方庄园文化在工业文化的侵蚀下所暴露的问题给予深刻揭露，福克纳作品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认可度，深受60后、70后读者的喜欢，他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海明威因为提出“冰山理论”而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当然海明威私生活比较混乱，中国读者对海明威生平关注不多，主要还是集中在作品的解读上，他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作家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在中国深受欢迎是因为他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他人就是地狱”让中国读者感同身受，萨特于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作为书写日本叙事传统的作家，川端康成是在中国产生影响最大的日本作家，比起村上村树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川端康成却是“老少通吃”，其作品中表现的“物哀”传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川端康成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作为一个犹太作家，贝娄作品中的“美国性”和“犹太性”都是中国读者喜欢的理由之一，贝娄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更是一位把各种文化冲突融入到作品中的心理分析大师，贝娄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作为魔化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马尔克斯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给中国读者一种特别的阅读体验。虽然是南美洲的传奇表达，中国读者对此并不陌生，中国的志怪小说，尤其是各种“神仙”类电视剧的普及，让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的作品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当然，中国读者除了喜欢《百年孤独》以外，还喜欢《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大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莫里森作品在中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莫里森不是那些举着反种族歧视大旗的作家，莫里森正视族裔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她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维·苏·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作为享有“加勒比海文学之父”的南美洲作家，奈保尔是印度裔移民的后代，成长于加勒比岛国，在英国接受西方教育，因此他身体里流淌着婆罗门教文化、加勒比海洋文化和欧洲大陆的西方文化的“血液”，他被当作“跨文化”研究的典型，奈保尔作品在中国同样有着较高的知名度，他于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作为欧洲白人移民非洲的后裔，南非作家库切作品中的文化冲突、种族冲突、地域冲突非常突出，他的作品《耻》及由此改编的电影都在中国备受欢迎。可以说，库切作品让欧洲人重新思考欧洲与非洲的关系，尤其在今天欧洲普遍面临种族冲突的现实语境下，库切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作为荒诞派大师，荒诞派戏剧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贝克特、尤内斯库等作品让这一流派名扬天下。哈罗德·品特继续荒诞派戏剧的传统，充分展示现代戏剧“重思辨而轻行动”的艺术特征，并摘取了诺奖，实属不易，他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作为土耳其作家，帕默克作品中的东方和西方特色格外引人注目，土耳其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国家，“脱亚入欧”让这个国家一度迷失了自我，帕默克正是站在一个历史主义的高度，深刻地揭露土耳其面临的选择问题。帕默克是土耳其值得骄傲的民族作家，他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莱辛在88岁高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在诺奖史上比较少见。作为一个多产的英国女作家，莱辛的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戏剧等领域，当然其小说影响最大，莱辛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阅历使得其作品深入人心，广受好评，她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作家莫言，瑞典文学院认为他的作品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莫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但莫言是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炮”，尽管有时候“炮”得太过。莫言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相信莫言会跳出“荣誉”的陷阱，潜心创作，推出更加深刻、更具影响力的作品，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四、作为通识课程的《百年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重要改革时期，其中有关通识教育的改革被提上日程，国内重要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纷纷推出各种类型的通识教育，旨在为大学生人才培养打下重要的通识基础。围绕着通识教育的改革，主要有如下几个重要的问题：成立通识教育委员会、开设一定数量的通识课程、通识课程教师遴选、通识课课时设计与选课时间、学生选修通识课程的要求、通识课程的经费投入、通识课程的管理与验收等，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我国通识课程改革绕不开的问题。与过去基础课程不同的是，通识课程面向全校学生选择，打通所有专业的障碍，实现对学生的全覆盖，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在所有通识课程中选择一定数量学分的课程。新世纪以来，通识教育改革成为我国高校改革的重要议题。随着大学生就业“跨界”选择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不少大学生毕业之后并未选择与自己大学所学的专业相近或相关的岗位就业，这一方面是学生的选择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社会需要综合型人才的趋势使然，当然就业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时，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大学毕业生并未选择与自己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也是因为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各行各业的影响所造成的，这样的趋势也是时代的必然。这就要求今天的大学生拥有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通识教育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换句话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一个大学毕业生综合素养诸如情商的高低决定了这个学生对社会需求的理解。

通识教育在研究型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如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纷纷开设形式多样的通识教育，为研究型学生的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比如哈佛大学的通识课程共分为八大板块：审美与诠释理解、文化与信仰、实证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的科学、物理宇宙的科学、世界中的诸社会和置身世界的美国等，其中涉及外国文学类课程放在“置身世界的美国”的模块里，这八大板块的共同目标有四个方面：“为学生有效的公民参与做准备”、“使学生通过学习艺术、观念和价值观传统，更好地认识自我作为这个传统的产物和参与者的角色”、“培养学生批判性地、建设性地应对改变的能力”、“增进学生对于自己言行的道德标准维度的理解”。目前哈佛大学通识课程的改革被世界各地的大学当作范本来研究，哈佛大学通识课程的改革更注重专业以外的课程设置，这样能为专业课程的学习带来新的灵感。“任何形式的通识教育都具有的一项利器就是，其有能力聘用顶尖的教授来给本科生开设在其专业领域之外的课程。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核心课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方面，它激发起了许多院系教员愿意为其专业领域之外的学生讲授他们的课程的热情，从而完成了这一壮举。另一方面，它创立了一套治理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不同专业领域的教员可以合作来补充、审查和评价新的课程提议。”

作为通识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经典（包括中国文学经典和外国文学经典）对于大学生人文精神素养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要成为经典，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需要由读者来阅读定义。在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中，很多通俗作品经过时间的检验逐渐形成经典，比如《飘》（Gone with the Wind，1925）、《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等作品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洗礼”，如今已成为西方文学经典。“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就是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就是文学的历史化过程。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检验才能成为经典。文学经典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构的过程。就文学而言，经典化过程就是重构过程。”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文学经典，这些文学经典都在回答该时期的时代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学者针对各个时期的文学经典展开研究，然而由于言必称西方，中国文学成为了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中国学术在西方理论的冲击下丧失了自己的学术话语权。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学术批评领域却患上了学术研究的“失语症”。曹顺庆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二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失语症”问题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热点问题，连季羡林先生都参与讨论并寄语后人：“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如果一味跟着西方学界“亦步亦趋”，那么无疑中西学术的平等对话就不可能实现。“尽管西方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影响和贡献有目共睹，但是我国在接受和运用西方批评方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暴露无遗，这就是全盘接受西方理论而无自己的建树以及理论脱离实际，认为这就是导致我们不能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原因。”

直到新世纪以来这一现象才得以扭转，由中国学者所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改变了这一现状，增强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话语权，加速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国学者对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失语”的反思恰恰是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本土孕育而生的内部动因；而文学伦理学批评产生的外部原因涉及跨学科知识的融合背景与研究理论的发展基础。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对西方伦理批评的重构，一方面体现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术观点，这些学术观点是批评实践的前提；另一方面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批评术语。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聂珍钊教授针对目前文学理论中有些“貌似正确”的观点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甚至是颠覆性的。要知道，提出此类会产生争议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理由的。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策略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所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不可不提及，这些观点既是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批评实践的前提。

其一，文学表达论。针对“文学起源于劳动”等观点提出文学表达论，文学起源于劳动混淆了生产方式与劳动本身，事实上，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来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其二，文学文本论。针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提出文学文本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观点混淆了语言同文字的区别，忽视了作为文学存在的文本基础，只有由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才能成为文学的基本载体。其三，文学物质论。针对“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提出文学物质论，文学是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忽视文学是一种物质存在，口头文学实际上是口头表演，属于表演艺术，而文学以文本为载体，是以具体的物质文本形式存在的，因此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其四，文学教诲论。针对“文学是审美的艺术”提出文学教诲论，文学是审美的艺术这种观点混淆了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区别，文学是审美的对象，文学本身不能审美，只有人才能拥有审美的能力和体验。文学从起源上说其目的和功用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道德教诲，因此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审美活动是实现文学教诲功能的途径。

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批评实践过程中，强调客观公正地分析和研究历史上的文学和文学现象，而不主张用我们今天的伦理观念与道德标准去批评历史上的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不排斥其他批评方法，而是积极吸收、容纳与借鉴其他批评方法，补充和完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即文学伦理学批评坚守文学的道德责任，坚守文学的伦理使命。此外，在批评实践过程中，文学伦理学批评倡导回到伦理现场，注重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环境；注重文本细读，抓住文本细节阐释伦理主题。“从以上批评术语的阐释与具体运用来看，在中国批评语境中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方法论上，都对美国的伦理批评进行了实质性的大胆重构和体系上的进一步完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从兴起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聂珍钊教授《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出版，体现了中国学者从理论探讨走向构建一种文学研究的新范式。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不仅中外学者纷纷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而且出版之后迅速获得大量学者、研究生的学术引用。

刘建军教授的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构建》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该书作者聂珍钊教授，作为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起者、提倡者和领军人物，怀着强烈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使命意识，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扎实的学术功力和探索创新精神，开创了这一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领域并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吴笛教授也撰文指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新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则为经典的价值发现提供了一条理想的也是不可忽略的途径，也为衡量经典的标准树立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即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尺度。”因此，文学经典之所以得以形成并流传下来，主要是因为文学经典作品中恒古不变的伦理价值。“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其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所决定的。”

文学经典的阅读对大学生有何意义？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阅读文学经典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教诲意义，因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文学的教诲是读者在阅读文学的审美过程中实现的。……就读者而言，审美就是文学教诲价值的发现和实现。审美并不是文学的功能，而是为文学的教诲功能服务的，是文学教诲功能实现的方法与途径。因此，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警示，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大学生阅读文学经典能够从中获得伦理教诲和道德启示，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强调一个人阅读对于一个人气质、行为的影响，潜移默化，深入内心。“教育在根本上是关于人的灵魂的事业，也就是要让人性趋于更完善，使人格趋于更完美，进而使人生更富有价值与意义。……在当今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分高下的情况下，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就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

五、《百年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的编写结构

《百年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文献综述。为什么要在一部通识课教材中设置文献综述？任何学术研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对于大学生而言，选修一门课程不仅意味着获得一定的学分，更重要的是能否从中获得专业素养以外的启发。在教学实践中，通常要求学生撰写一定字数的文献综述。然而，不少大学生所撰写的文献综述存在诸多问题，如格式不规范，不懂得选择文献，对文献未进行分类、加工和处理等等。当然也会收到个别学生在网上复制的文献综述。因此，《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在每章前面增加5千至1万字的文献综述，就是为了给学生一个示范，好的文献综述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通过文献综述，我们能知道别人都研究了什么，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或者哪些问题未曾有过讨论等。“对学术研究而言，文献综述就像是路标，它可以帮助读者识别研究的起源与进程，告诉读者哪些作品是未来研究最重要的根源。重温前人所做的研究，可以使研究者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研究什么、可以研究什么。”

第二部分是作品赏析，每一个作家选择其重要的代表作五部，每一个作家选择五部（篇），17个作家共计85部（篇），信息量大，供学生了解和阅读。在对每个作品的介绍中，重点强化三点：该作品的主要内容、创作特征和文学价值。第三部分是思考题：针对前面所提及的作家作品，思考一些涉及文学创作、作品风格、艺术特征等方面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促进大学生积极地思考相关学术问题，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的本科生，这些问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选择相关的毕业论文选题。第四部分是学术观点，根据所选择的作家及作品，选择前人研究成果中的观点，这些公开发表的学术观点，有助于大学生了解相关研究的前沿动态。第五部分是拓展阅读，为了更进一步促进学生深入了解相关作家作品的研究，增加了拓展阅读，由相关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组成，这些重要文献对深入研究相关作家有参考价值。

张建丽：“中国人有诺贝尔奖情结吗？”，《外国文学》，1997年第5期，第16页。
傅光明：“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情结”，《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第143页。
刘姝赟，姜红明：“论《灵山》与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期，第97页。
范武邱：“解读中国文学的诺贝尔奖语言瓶颈”，《学术界》，2010年第6期，第134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1927—193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
许方，许均：“翻译与创作——许均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第7页。
刘再复：“驳顾彬”，《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第23页。
陈晓明，唐韵：“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意义”，《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季刊），2013年第2期，第29页。
陈众议：“评莫言”，《东吴学术》，2013年第1期，第10页。
王宁：“世界文学与中国”，《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第15页。
张顺生，卞婷：“英语国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研究状况（1984—2013）”，《山东外语教学》，2016年第1期，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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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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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柱：“诺奖竞猜：文学与博彩的联动”，《世界文化》，2012年第11期，第4页。
曹盛盛，王晓阳：“哈佛大学通识课程改革及其运行管理服务体系研究”，《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5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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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珍钊：“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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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革新：《美国伦理批评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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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笛：“追寻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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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承勇，云慧霞：“大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2期，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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