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塘集 - 第一辑南宋文学研究

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南宋文学史是一个特定时段（1127—1279）的文学史，更是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重要历史地位的一部断代文学史。南宋文学一方面是北宋文学的继承与延伸，文统与政统、道统均先后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在天翻地覆时局变动、经济长足增长、社会思潮更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质的变化。北、南两宋文学既脉息相联，而又各具一定的自足性，由此深入研究和探求，当能更准确、更详尽地描述出中国文学由“雅”向“俗”的转变过程，把握中国社会所谓“唐宋转型”的具体走势。

一、南宋文学的繁荣与整体成就可与北宋比肩

我国典籍素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文学作品散见各部，但主要以集部为载体。从最重要的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来看，共收宋人别集382家、396种（存目除外），北宋115家、122种，南宋267家、274种，南宋别集的著录数量为北宋的两倍多。这充分说明南宋士人的文学创作仍然充满活力。如果考虑到南宋国土和人口仅为北宋的约五分之三，南宋立国又比北宋短十五年左右（北宋从960年至1127年，为167年；南宋从1127年至1279年，为153年），则更能见出南宋文学创作的繁荣盛况。固然由于时间的自然淘汰和战乱的祸患，北宋文集多有遗逸；但南宋文集同样难以避免宋元之交时因兵连祸结、灾难频仍而大量亡佚的命运。

四库馆臣在著录杨时《龟山集》时，特加一案语云：“时（杨时）卒于高宗建炎四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之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之朝论，实皆传时（杨时）之绪馀，故今编录南宋诸集，冠以宗泽，著其说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时（杨时），著其说一行而讲学之风遂炽。观于二集以考验当年之时势，可以见世变之大凡矣。”解释了何以用宗泽《宗忠简集》和杨时《龟山集》作为“南宋诸集”之首的理由，乃是因其开启南宋偏安之政局、新立儒学“道南学派”一脉之故，着眼于南宋政治、学术方面之新动向，而非斤斤拘泥于他们进入南宋后享年之长短，这是颇具史识的。对厘定南北宋之交的作家何人需入南宋文学史，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准此原则，我们从《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三大宋代总集中，可以发现，南宋人的诗、词、文均占巨大的份额，超出北宋许多。如唐圭璋《全宋词》共收词人1494家，词21055首，其中南宋词约为北宋的三倍。（据南京师范大学《全宋词》检索系统之统计，含孔凡礼《全宋词补辑》。）

现存南宋文学的作家、作品，不仅数量巨大，明显地超迈北宋，而且在内蕴特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北宋文学的“附庸”。北宋诗坛“苏（轼）黄（庭坚）”称雄，词则“苏柳（永）”、“苏秦（观）”、“苏周（邦彦）”均为大家，与之相较，南宋陆游、杨万里诗，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词亦堪称伯仲，“苏陆”、“苏辛”、“周姜”并称，不绝于史，差可匹敌。以下分述诗坛、词坛情况。

南宋诗歌的发展自具纲目和构架。《钱锺书手稿集》业已出版的《容安馆札记》三卷中，据邓子勉学弟的初步统计，共论及两宋诗文集360种左右，其中北宋70家，南宋近300家。在这近300家中，钱锺书先生只选取九位诗人作为南宋诗歌发展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南渡初为陈与义、吕本中、曾幾；中兴时期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后期为刘克庄、戴复古、方岳。这见于他的两则笔记中。卷二第443则论范成大时云：“南宋中叶之范、陆、杨三家，较之南渡初之陈、吕、曾三家，才情富艳，后来居上，而风格高骞则不如也。”卷一第252则论方岳时云：“盖放翁、诚斋、石湖既殁，大雅不作，易为雄伯，馀子纷纷，要无以易后村、石屏、巨山者矣。三人中后村才最大，学最博；石屏腹笥虽俭，而富于性灵，能白战；巨山寄景言情，心眼犹人。”南渡初的三家，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已论定陈与义“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六陈与义《道中寒食》诗批语亦云“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同样瞩目于陈、吕、曾三家，意见是一致的。“尤、杨、范、陆”虽素有“中兴四大家”之称，钱先生删落尤袤，却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刘克庄是“江湖派里最大的诗人”（《宋诗选注》小传）；戴复古“富于性灵，颇能白战”；突出方岳，则是钱先生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方岳“为江湖体诗人后劲”，而有的学者因为方岳诗集未入《江湖集》而不视他为江湖体诗人。尽管钱先生同时对方岳诗歌的弱点作过严厉批评，但赞其“寄景言情，心眼犹人”，“巧不伤格，调峭折而句脆利，亦自俊爽可喜”。

这三组九位作家，不仅艺术成就较高，洵称大家或名家，而且具有代表性，在南宋诗歌体派的嬗变过程中，他们各自处于关键性的历史地位。陈、吕、曾处于江西诗派大行其时而又弊端丛生、着力矫正之际；陆、杨、范则能出入江西而又力求另辟蹊径，完成了诗歌史所赋予的创新使命；刘、戴、方从江西派走到江湖体，又有调和融合、“不江西、不江湖”的倾向。抓住这三组九位作家，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南宋诗歌的大走向，而且也表明南宋诗歌在各个小时段中均有自己的创造和艺术新境，没有出现过断层和空白（南宋末还出现过遗民诗人群）。因此，南宋诗歌的总体成就和它具有的阐释空间与研究价值，比之北宋，也是并不逊色的。

在我国学术史上，并未出现“南、北诗歌优劣论”的争议，但在词史上，却发生过此类公案。仅举清末民初之例。光绪、宣统年间，词坛上兴起推重南宋之风，吴文英词尤被激赏。王国维在1908年刊发的《人间词话》开端即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只是论定北宋词“有境界”，尚未论及南宋词；而在《人间词话删稿》中，就明斥南宋词为“羔雁之具”了：五代、北宋，“词则为其极盛时代”，“至南宋以后，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他从艺术求真的角度指控南宋词是酬世应世的伪文学，并进而说它已入词的衰世。次年，南社在苏州虎丘举行成立大会，柳亚子豪爽地声言：“人家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崇拜吴梦窗，我实在不服气。我说，讲到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以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断，何足道哉！”同是南社成员的黄人，则在《中国文学史》中以史家的立场对北、南宋词作了斩钉截铁的褒贬：“晏欧秦贺，吹万不同，而同出天籁。张柳新声，苏黄别调，虽炫奇服，未去本色。南渡而下，体制日巧，藻饰日新，钩心斗角，穷极意匠，然而情为法掩，义受词驱，盖文胜而质渐漓矣。”比之柳亚子，算是学术批评，而贬抑南宋词的观点是一致的。

柳亚子意见的对立面是可以论定的，那就是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为代表的“金陵—临桂词派”。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云：“作词有三要：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极力为南宋词立帜。柳亚子的意见当时就遭到南社内部庞树柏等人的反对，因庞树柏曾从朱祖谋学词，取径南宋，朱祖谋且为其删定词集，这透露出南社内部不同词学旨趣的人事背景。柳亚子的贬南宋词，不排除其中隐含有不满清朝遗民的政治情结。王国维所论的指向性若明若暗，不能确定；但他遵循的是文学自身的艺术考量，则是可以断言的。

文学史上诸多优劣论的争议，如李杜、如韩柳，往往没有最后的定论，无法取得人们的共识，原因之一在于比较双方常常各有短长，各具特点，处于势均力敌、大致相近的水平线上。与其强分高下、率意轩轾，不如平心静气地探究双方各自的具体特点。就北、南宋词之争而言，一些调和折衷的见解，反而能给人们更多的启发。如朱彝尊《词综·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从发展的眼光拈出“工”、“变”两字，颇能中其肯綮。今人饶宗颐云，“夫五代、北宋词，多本自然，时有真趣；南宋词则间出镂刻，具见精思”，而“先真朴而后趋工巧”，“乃文学演化必然之势，毋庸强为轩轾”，与朱氏“工变”之论精神完全一致。即使是对南宋持批评倾向的评论，由于着眼于具体分析比较，也能搔到痒处，抓住要害。如吴世昌《罗音室词存跋》云“言情为汴梁所尚，述志以南宋为善”，则从词所表达的内容上来分疏两宋，颇为确当。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就景叙情”与“即事叙景”的区分，也是对一部分北、南词的精辟概括。田同之《西圃词说》引宋征璧论词之语，列叙南宋诸家的各自特色，如“刘改之之能使气，曾纯甫之能书怀，吴梦窗之能叠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接云：“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矣。”持论客观公允。田同之还说：“南宋诸名家，倍及变化。盖文章气运，不能不变者，时为之也。于是竹垞遂有词至南宋始工之说。惟渔洋先生云：‘南北宋止可论正变，未可分工拙。’诚哉斯言，虽千古莫易矣。”南宋词是北宋词的延续与发展，它们之间是时运使然的“正变”关系，“未可分工拙”，此虽不能遽断为“千古莫易”，但相信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其实，从两宋词对后世“影响因子”的角度，也可证明南宋词不让北宋。据有的学者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依照存词数量、历代品评、选本入选数量等六个指标，确定宋代词人中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约在300家左右，其中堪称“大家”和“名家”者排名前30位中，南宋就有辛弃疾、姜夔、吴文英、李清照、张炎、陆游、王沂孙、周密、史达祖、刘克庄、张孝祥、高观国、朱敦儒、蒋捷、刘过、张元幹、叶梦得等17人，超过北宋苏轼、周邦彦等13人。这也能从某一视角说明南宋词坛比之北宋旗鼓相当抑或稍胜之。至于南宋文学流派之活跃、文学社团活动之频繁、文学生态结构之均衡、文学批评理论之兴盛，都有不容忽视的上佳呈现。要之，南宋文学是一份厚重的文学遗产，目前存在的“重北宋、轻南宋”的研究现状与之是不相称的。

宋代士人思想创造的自由度和精神的自主性问题，长期为人们所误解。一般多认为宋人受理学牢笼，精神自抑，行为拘谨，情感苍白，实有以偏概全之弊。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把宋代士人的精神创造能力提到一个近似顶峰的高度。在另一篇论及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他又以“能动时代”和“受动时代”为标准，把中国思想哲学史厘定为四个时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至宋为“受动时代”，宋代则“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宋以后至清又跌入“受动时代”，“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创造为华夏民族文化之“造极”的论述，已是耳熟能详的著名见解。他在《论再生缘》中也提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余英时更直截了当地断言：“宋代是士阶层在中国史上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时代，这一论断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之上，是很难动摇的。”

这些论断是针对整个宋代的概评，自然包涵南宋，或者毋宁说乃是主要针对南宋所作的判断。余英时把朱熹时代称作“后王安石时代”，但他研究的对象毕竟是南宋的朱熹以及南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陈寅恪讲“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因而文学“上乘”，所举实例是南宋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王国维是在评述“宋代之金石学”时而作上述论断的，而讨论“金石学”，南宋毫无疑义自属重镇。他们都认定南宋士人享有思想文化创造的高度自主和自由，是对他们生存的生态环境的确切观察。南宋自然仍有党争的倾轧、舆论的钳制、文字狱的兴作，甚至科举制度对诗歌创作的贬抑，但从全局上、从总体上衡量，仍不失为一个自由创作的历史时期，这也是南宋文学能保持繁盛和不容低估的创作实绩的根本性原因。

二、南宋作家的阶层分化与文学新变

宋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宋代士人，他们不仅是传统雅文学（诗、词、文）的主要作者，也是新兴俗文学（戏曲、白话小说）的重要参与者。从政治权力的分享、经济收入的分配、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来看，南宋士人的阶层分化趋势日益明显。宋代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科举社会，日趋完备的科举制度与宋代士人的命运关系极为密切。以是否科举入仕作为标准，可以将宋代士人大致分为仕进士大夫和科举失利或不事科举的士人两大阶层，或可概括为科举体制内士人和科举体制外士人两类。北宋的士大夫精英大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南宋士人中的一部分，也基本上继承这一特征，但能在这三方面均能达到极高地位如欧阳修、苏轼者，已不多见，贤如朱熹，主要身份乃是学者，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建树尚逊一筹。而到南宋中后期，士人阶层的分化加剧，大量游士、幕士、塾师、儒商、术士、相士、隐士所组成的江湖士人群体纷纷涌现，构成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笔者三十多年前曾向钱锺书先生请教及此，他回信说：“江湖诗人之称，流行在《江湖诗集》之前，犹明末之职业山人。”明末山人，尤在江南一带，多如牛毛，袁宏道叹为“山人如蚊”。他们大都处于奔走漂泊、卖文为生的生存状态。钱先生这句话，敏锐地揭示出一个新型社会群体的产生及其历史承续与演化，职业性的“假山人”实乃“真江湖”，前后一脉相承。近年西方汉学家所讨论的中国“前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命题，除了主要包括科举入仕的精英群体外，也应把这部分士人群体安置于适当的位置。这一阶层的士人，因政治权力的缩小、社会地位的下降，精英意识的淡薄，也导致了他们在文学取向上的巨大差异。

南宋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型与分化，造成了整个文化的下移趋势。波及文坛，即其主要力量转入了民间写作，“布衣终身”者纷纷登上文学舞台，这在南宋中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可能是历史的巧合，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大多在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前后去世，如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杨万里（1127—1206）、辛弃疾（1140—1207）。此外，陈亮卒于1194年、朱熹卒于1200年、洪迈卒于1202年、周必大卒于1204年、刘过卒于1206年、姜夔约卒于1209年。自此以后七十多年（几占南宋时期的一半）成为一个中小作家腾喧齐鸣而文学大家缺席的时代。文学成就的高度渐次低落，但其密度和广度却大幅度上升。

宋代士人群体内部的层级分化，依违于科举体制而派生的两类文士，他们的自我角色认定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属于体制内的入仕作家，具有较强的社会承担精神与精英意识，在外来军事打击下所催生的国难意识，使他们深感民族存亡的沉重与沉痛，和战之争和党派之争交相纠葛，成为南宋政治关注焦点；表现在文学领域，抗金、抗元是最为集中的主题，慷慨昂扬、悲愤勃郁的基调贯穿于南宋诗坛词坛。这既为汉唐文学所未有，也为北宋文学所罕见。陆游的诗、辛弃疾的词，双峰并峙，是南宋文学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也是爱国主义的精神瑰宝。

属于体制外的不入仕作家，固然不乏表现时代重大主题的作品，宋元之交时期的遗民诗人就是如此。然而相对而言，他们大多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疏离，秉持一种相对纯粹的文学观念，注重个人精神世界的经营，追求情感交流的新自由。他们已不太顾及文学“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儒家教化功能，纯为个人思想感情的抒写需要而写作，甚或变作干谒的手段、谋生的工具。江西诗派的中后期作家、“四灵”和江湖诗人群等，均属“民间写作”的范畴。元人黄溍曾感叹说：“呜呼！四民失其业久矣，而莫士为甚。”他对宋元以来士人中放弃科举本“业”之风的惊呼，表明了他对士人阶层急剧分化形势的不解与惊诧。其实，这是无法逆转的。

上述层级划分自然是相对的，并非泾渭分明。尤对士人个体而言，情况千变万化，一生中难免升沉顺逆，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每位作家的社会身份作出逐一的鉴别和归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不入仕作家群也离不开入仕官僚的揄扬和支持，宣扬“四灵”的叶适，江湖派最大诗人刘克庄，均为上层官吏。作为大量江湖谒客的幕主，亦非主管官员不办。然而这一社会群体虽无法严格界定，却是有固定所指的实际存在，对其加以深入研究，对于把握与认识长达南宋文学史近二分之一时间里诗坛、词坛的下移趋势，实具有重要意义。

促成文化下移趋势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南宋时期印刷产业的蓬勃发展就很值得注意。我国文学作品的物质载体，经历过竹帛、纸写、印刷等几个阶段（今天又进入电子网络时代），每个阶段的转换都引起文学的新变。大致在东汉中后期，纸开始普遍使用，纸写逐渐代替简册，新型的传媒方式带来了人际交流的便捷和自由，增强了文学的情感化。雕版印刷术起于隋唐之际，至北宋以前尚不太发达，且所印大都为日历、佛经、字书，至宋慢慢地形成规模化产业，官刻、私刻（家刻）、坊刻及书院刻、寺观刻等，构成颇为完备的商品构架和体系，图书市场开始孕育成型。到了南宋，又有长足的发展：民间坊刻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私刻（家刻）之风气更为炽盛，且偏重于集部的印制，改变了北宋官刻中重经崇史的倾向；官刻中也出现中央国子监等渐衰而地方官刻繁兴之局；特别是杭州、福建、四川三大刻书中心的确立，散布于南方15路的各具特色的刻书业，共同引领南宋刻书业走向初步成熟和辉煌。

欣欣向荣的南宋刻书业，极大地促进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流，扩大了传播的覆盖面，提高了流通速度，推动了南宋文学的发展。尤为重要的，不少书商直接参与了文学运作，使刻书事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文学活动。临安“陈宅书籍铺”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广交当时“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亲自组织约稿，黾勉从事，编刻《江湖集》约六七十种，前后长达五六十年之久。他集组稿、编辑、刻印、出售于一身，本人又是诗人，曾遭遇“江湖诗案”，与江湖诗人声息相通，同命共运。叶适编选《四灵诗选》，为永嘉地区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宣扬鼓吹，陈起予以“刊遗天下”，以广流布。这群“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并世而居，但互不相交或交往不密，依靠陈起有组织的刻印诗集而汇聚成一个特殊的集合体。他们原只是一个社会群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派”。一般研究者认为他们组成了“江湖诗派”，且谓其命名之由在于陈起刻印《江湖集》。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上先已分散存在一群“以诗驰誉”的“江湖之士”，陈起遂顺理成章地把他们的诗集统一名之为《江湖集》；但如果没有陈起这一顺应潮流的创新举措，这群“江湖之士”还是一盘散沙，无法成为影响社会、影响诗坛的重要力量。因此，从“四灵”到“江湖”，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前所未见的“以诗驰誉者”的社会群体，陈起的书坊变成了这批民间诗人们凝聚的纽带和交流的平台。

在南宋，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融入宋代整个商品经济体系之中；它与文学日益紧密的联系和结合，深刻影响到文学的演变和发展，这是南宋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学转变的一个标志。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三、重心转移：由北而南和由雅而俗

从我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全局来考察，南宋处于其重心转移的关捩点：就地域空间而言，学术与文学的重心完成了从北方到南方的转移；就文学样式而言，重心由雅而趋于俗。

研究人口分布的成果表明，我国人口的南北比重，长期以北方居先；到了宋代才开始根本性的转折，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而且一直保持、延续到明清时代。这一现象在南宋尤为突出。靖康之变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活动，比之前两次（东晋，安史之乱至五代）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大批士大夫与数以万计的流民、难民一起举家举族仓皇南渡，也把学术文化传至南国，杨时“道南学派”是著例，吕本中、吕祖谦家族传承中原文明更具典型性，且在文学领域更有明显而深刻的表现。在南渡的文化家族中，要数吕、韩两族对文坛影响最为直接、深巨。不妨先从韩元吉谈起。作为南渡最早一批作家之一，韩元吉于建炎元年（1127）举族南迁，几经流徙，定居于信州。他的诗文，朱熹说他“做著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意即保持中原承平时期的厚重与深永，一扫南方文风中繁碎、纤细、柔弱的一面。且据朱熹亲自接触，“向见韩无咎说他晚年做底文字，与他二十岁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远，此是他自验得如此”。后来四库馆臣也认同这一评价：“统观全集，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辛弃疾《太常引·寿韩南涧》中推尊他“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又以韩愈相比。他与当时名家均有广泛交游：“又与朱子最善，尝举以自代，其状今载集中。故其学问渊源，颇为醇正。其他以诗文倡和者，如叶梦得、张浚、曾幾、曾丰、陈岩肖、龚颐正、章甫、陈亮、陆游、赵蕃诸人，皆当代胜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师承。”韩元吉官至吏部尚书，《宋史》无传，遭遇冷落，朱熹却敏锐地揭出他作品中的北方文学因子，以及对南宋作家的影响力。

韩元吉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对学术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与同他交往甚密的吕本中、吕祖谦一族有着相同的取向。吕本中出身望族，其家学特点即是“不名一师”（全祖望《荥阳学案序录》），以兼取众长为宗。他不仅在学术思想上“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吕祖谦《祭林宗丞文》），主张“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而且在诗学思想上，也倡导“活法”“悟入”，反对一般江西诗人只认老杜、黄庭坚之门，而主张“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吕祖谦是韩元吉女婿、吕本中侄孙，《宋史·吕祖谦传》云：“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也同样呈现出贯通各派、融合南北的特点。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又说他“其学本于累世家庭之所传，博诣四方师友之所讲”，以北方中原“家学”为本，济之以南方地区“师友”之学，概括出他“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融贯特点。这既反映在朱熹、陆九渊著名的“鹅湖书院”之争中他的折衷调和立场上，也反映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写作实践中。关注南北文风之异的朱熹，也同样关注南方地域文化对南渡作者的反作用。他说：“某尝谓气类近，风土远。气类才绝，便从风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后来皆做出婺州文章，间有婺州乡谈在里面者，如吕子约辈是也。”吕子约，即吕祖俭，为吕祖谦弟。作为“北人居婺州”一员的吕祖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文风的影响。

吕祖谦还特别讲到吕氏家族与“江西贤士大夫”长期形成的交好传统。在《题伯祖紫微翁与曾信道手简后》中记载了其父吕大器的一段教诲：吕氏家族从北宋吕夷简和晏殊相交起，即与“江西诸贤特厚”，历数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刘敞、刘攽、“三孔”、曾肇、黄庭坚等人与历代吕氏传人之间的友谊。因而，南渡以来，吕本中在临川地区“乃收聚故人子曾信道辈，与吾兄弟共学，亲指挥，孳孳不怠，既又作诗勉之，今集中寄临川聚学诸生数诗是也”，并说：“吾家与江西贤士大夫之疏密，亦门户兴替之一验也。”吕祖谦也沿承吕本中的办学精神，“四方学子云合而影从，虽儒宗文师磊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辈行，愿就弟子列”。这不仅促成“婺学”的隆兴，其影响也自然延伸到诗文创作方面。吕本中早年架构“江西诗社宗派图”，倾力于对江西诗派的理论总结与创作推阐，应受到其家族这种特殊的“江西情结”的驱动；南渡后他继续关注此派的发展，纠正江西后学的局限与流弊。

除移民作家外，南宋诗文作家的占籍地域，多集中在浙江、江西、福建、两湖地区，他们既浸馈于中原文化的营养，保存北宋欧、苏、王、黄诸大家之文学创造精神与特点，又与南方的地域文化、风土习俗、自然山川相交融，形成有南国韵味的文学风貌。此均得益于南北文学交流之功。在词坛上，南北融贯推毂之势更显强烈。词素有南方文学之称，其“微词宛转”的特性与南国氛围天然合拍。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综观从北宋到南宋的词人籍贯，按省统计，词人之众也以浙、赣、闽三地占先，从词家多为南产而言，也显示出词体本质上属于南方文学的特点。然而，北来移民词人的大量南下，为词坛带来慷慨激昂、大声镗之音，抒写家国之恨、亡国之悲、抗敌之志，极大地提高了词的审美境界，促成了词的重大转型，进入了我国词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南宋建立之初，活跃于词坛者几乎都为南渡词人。如叶梦得、朱敦儒、李纲、李清照等，张元幹虽占籍福建长乐，却也是滚滚南渡人流中的一员。嗣后，南宋的最大词人辛弃疾，也是北来的“归正人”。没有北方词风的相摩相融，南宋词的进一步境界开拓与内蕴深化是不可能的。

在散文方面，近人王葆心在《古文辞通义》中，曾从作家地域分布的角度，综合考察我国历代文派的发展趋势，也指出宋代以后，“吾华文家大统之归全在南方”。他认为北宋之初，文坛主流是北方派（柳开、穆修），欧阳修出，“自后江西有古文家乡之目”，及至宋古文六大家雄踞坛坫，“南声最宏在是时矣”。南宋之文，受地理环境所制，南派自然成为主导：“南渡之后，为永嘉、永康之学派者，文仍宗欧，或宗苏门后学”，“是时南方之文最盛行两派：一江左派，为水心（叶适）；一江右派，为刘须溪（刘辰翁）。黄梨洲谓‘宗叶者以秀劲为揣摹，宗刘者以清梗为句读’，此又南派之因时为高下者也”。他的结论是：“推宋以后文事观之，吾华文家大统之归全在南方”，“宋后文运在南方”。他的考察，除了个别例证尚可商榷外，其全局判断是可信的。

南宋戏剧和白话小说的繁盛，也与宋室南迁有关。大批西北艺人渡江而南，“京师旧人”遍布勾栏瓦舍，临安尤甚：“如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作场，犹为骈阗。”“路歧人”原是对开封一带艺人的称呼，现在尚可考出有姓有名的汴京艺人在临安献艺者多人。南宋最具戏剧完整形态的是“南戏”，形成于南北宋之交的温州，已由叙述体发展成代言体，后又传至杭州获得发展的良好土壤，其曲体、曲制的最终定型，也与对北方杂剧及各种歌舞说唱技艺的吸收融合息息相关。

南宋处于从中原文化向江南文化转移的重大时期，使南北文学交流进入更高更深的层次。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出现了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江南也从“江南之江南”的地域性概念，而成为“全国之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性的概念，以后元、明、清均以北京为首都，也都无法改变江南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南宋文学中这一重心南移现象，具有预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总体走向的意义。

诗、词、文、小说、戏曲是我国文学的主要样式。诗歌从“风”、“骚”传统算起，经唐代极盛而创“唐音”，降及北宋形成“宋调”，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文（主要是“古文”）由先秦两汉以著述体裁为主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以篇什体裁为主的新散文传统，到北宋亦似能事近毕，南宋文人大都取径欧、苏，在创立新的散文范式上已少发展空间；词则发轫于隋唐，至北宋而大放异彩，尚留下开辟拓新的馀地。在这些传统士人大显身手的领域之旁，新兴的流传于市井里巷的白话小说和戏曲悄然勃兴，正显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梁启超十分关注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关键地位，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胡适在1917年《寄陈独秀》中，说：“钱玄同先生论足下（指陈独秀）所分中国文学之时期，以为有宋之文学不独承前，尤在启后，此意适以为甚是。”他之所以认同宋代文学为“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也是着眼于“白话文学”在宋代的勃兴。闻一多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动向也有过深刻的宏观考察，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

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味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

迄今为止，还很少见有研究者把南宋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对象进行宏观判断，闻一多可谓第一人。他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的论断，从一个特定视角，抓住了文学演变的关键。勾栏瓦舍中的说唱曲艺表演，通过艺术行为方式而深入于民间大众，表现出新的人物、新的文学世界和美学趣味；传统的诗、词、文以书面记载的形态而主要流行于社会中上层，一般表现为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从《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记载来看，南宋的说话讲史和演戏活动十分兴盛，尽管现存确切可考定为南宋白话小说的，为数甚少，戏曲作品留存至今完整的仅《张协状元》一种（或谓北宋或元代作品），但其时品类繁多，从业人员也已形成规模，已正式登上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这是毋庸置疑的。闻一多上述论断有两点或可商榷：一是把“小说与戏剧”视作“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似与它们的发生史不符；二是对明清诗歌（实际上也包括散文和词）的成就，贬抑过甚。钱锺书先生在论及宋代白话小说时说过：“这个在宋代最后起的、最不齿于士大夫的文学样式正是一个最有发展前途的样式，它有元、明、清的小说作为它的美好的将来，不像宋诗、宋文、宋词都只成为元、明、清诗、词、文的美好的过去了。”这里将诗、词、文和小说、戏曲分别作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代表，又对他们与元明清两类文学的“承先和启后”的关系，都作了颇为准确、客观的说明。中国文学的雅俗之变，也就是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变，南宋时期是一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原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

一、《容安馆札记》的特点和性质

《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的读书笔记，字字句句都由他亲笔写成，是已知手稿集中篇幅最大的个人巨著。不仅篇幅大，更在内容广和深；不仅“空前”，恐亦难乎为继。《钱锺书手稿集》分为三类：一类是《容安馆札记》三卷，已于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一类是《中文笔记》二十卷，已于近年出版；一类是《外文笔记》，尚未面世，卷数不详，但原外文笔记本共有178册，34000多页，可能编成四十卷（见《文汇报》2011年11月4日报道）。合计三类，总数估计会达到六十三卷之多。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原本有23册，2570页，802则，如果每页以1200字匡算，共约300万字，其中论及宋诗的约55万字，占《札记》的1/5，表明宋诗研究在钱先生的学术世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札记》以阅读、评论、摘抄作家的别集为主要内容，一般是先述所读别集版本，再加总评，然后抄录作品，作品与总评之间又有呼应印证关系。这种论叙形式在全书中具有统一性。从作者自编目次802则来看，它已不是“边读边记”的原始读书记录，而是经过了“反刍”（杨绛先生语）即反复推敲、酝酿成熟的过程，每则不是一次阅读就完成的。而且又有许多旁注“互参”，既有参看前面的第几则，也有注明需参看后面的，说明对全书已有通盘的设计，因而，此书的性质应该是半成品的学术著作，有待加工成公开出版的正式著作。如《管锥编》中的《楚辞洪兴祖补注》、《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就是在《札记》的基础上“料简”“理董”而成的。

《容安馆札记》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即私密性与互文性，这对进一步理解此书的性质十分重要。

《容安馆札记》有很多别名，其中之一就叫《容安馆日札》（或《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槐聚日札》等），日札即具日记性质，把私人私事、旧诗创作和读书心得等统记在一起，因而自然带有一定的个人性、私密性；即便是读书笔记部分，原来也不拟立即示之他人，只供自己备忘、积累，其间也不免有不足与外人道也的内容。然而，在这些日常生活、身边琐事到艺术思考变化过程乃至时事感慨中，仍然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内容。

南宋诗人吴惟信《菊潭诗集》有首《咏猫》小诗：“弄花扑蝶悔当年，吃到残糜味却鲜。不肯春风留业种，破毡寻梦佛灯前。”所咏为一只老无风情的懒猫，已无当年“弄花扑蝶”的寻乐兴趣，吃吃残羹，睡睡破毡，无复叫春欲求。钱先生在《札记》中加一按语云：“余豢苗介立叫春不已，外宿两月馀矣，安得以此篇讽喻之！”（《札记》卷一第22则，第26页）钱家的这只波斯雄猫，是1949年8月他们举家从上海赴清华大学任教后收养的，杨绛先生有散文《花花儿》详记其事，说到“两岁以后，它开始闹猫了，我们都看见它争风打架的英雄气概，花花儿成了我们那一区的霸”。难怪钱先生要以吴惟信小诗来“讽喻”它了。这只儿猫，在钱先生那里，并不止于一桩小小的生活情趣，而竟然进入他的学问世界。他写道：“余记儿猫行事甚多，去春遭难，与他稿都拉杂摧烧，所可追记，只此及九十七则一事耳。”（《札记》卷一第165则，第241页）今检《札记》，所记猫事仍屡见，引起他关注的是猫的两个特性：神情专注和动作灵活，都引申到学术层面。他引《续传灯录》卷二十二：“黄龙云：‘子见猫儿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一直，拟无不中，求道亦然。’（按《礼记·射义》‘以狸首为节’，皇侃谓：‘旧解云：狸之取物，则伏下其头，然后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矣。’正是黄龙语意。）”他认为均与《庄子·达生篇》“痀偻承蜩，梓庆削木”、《关尹子·一宇》篇“鱼见食”之旨，可以互相发明，以申述用志不分、神凝默运的精神境界。（《札记》卷一第165则，第241页）

钱先生又写道：“余谓猫儿弄皱纸团，七擒七纵，再接再厉，或腹向天抱而滚，或背拱山跃以扑，俨若纸团亦秉气含灵，一喷一醒者，观之可以启发文机。用权设假，课虚凿空，无复枯窘之题矣。志明《野狐放屁》诗第二十七首云：‘矮凳阶前晒日头，又无瞌睡又无愁。自寻一个消闲法，唤小猫儿戏纸球’，尚未尽理也。”（《札记》卷一第165则，第241页）这段充满想象力的叙写，生动地描摹出艺术创作思维的灵动、变幻，不主故常，堪与杜甫刻画公孙大娘舞剑器诗相媲美。杜甫纯用比喻咏剑光、舞姿、舞始、舞罢：“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钱先生却出之以直笔甚或叙述语气，同样达到传神的效果。

附带说及，这只花花儿还成了联结钱、杨两位身边琐事、学术思考和文学创作的纽带。杨先生记述，在院系调整时，他们并入北大，迁居中关园，花花儿趁机逃逸，“一去不返”。“默存说：‘有句老话：“狗认人，猫认屋”，看来花花儿没有“超出猫类”。’”这句“老话”是有来历的。《札记》卷一第165则引《笠翁一家言》卷二《逐猫文》谓：“六畜之中最贪最僭，俗说‘狗认人，猫认屋’。”（第241页）杨先生有散文记猫，钱先生则见之于诗。1954年作《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其六云：“音书人事本萧条，广论何心续孝标。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忆儿猫。”《札记》卷一第165则（第241页）中说，中、日两国“皆以猫入画”，“若夫谐声寓意，别成一类，则《耄耋图》是也”。“惟睹日本人编印《中国名画集》第三册景印徐文长《耄耋图》，画两猫伺蝶，意态栩栩”，可为此诗结句作注。

家庭养猫，司空见惯，钱先生既入吟咏，又引诗讽喻，涉及文献中种种“猫事”，有禅宗话头，民间谚语，中外绘画，甚至进入梦寐：“一夕梦与人谈‘未之有也’诗”，如“三个和尚四方坐，不言不语口念经”之类，竟连带“虑及君家小猫儿念佛也”，于是“醒而思之，叹为的解，真鬼神来告也。以语绛及圆女，相与喜笑。时苗介立生才百日，来余家只数周耳。去秋迁居，大索不得，存亡未卜，思之辄痛惜”。（《札记》卷一第97则，第164页）生活学术化，学术生活化，融汇一片，在公开文字中就不易读到。

《札记》涂抹勾乙，层见迭出，从改笔适足见出作者思考过程，启示之处多多。如张先《题西溪无相院》诗之“草声”、“棹声”、“水声”之辩，就是佳例。张先此诗云：“积水涵虚上下清，几家门静岸痕平。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末三字“闻草声”似难解，于是有位葛朝阳说：《石林诗话》、《瀛奎律髓》作“闻棹声”，他并分析道：“但上句‘萍’与‘山’分写，而景入画；若作‘棹声’，则与‘艇’字语复，意亦平平云。”钱先生加按语云：“窃谓‘草声’意不醒，‘棹声’则不称。此句易作‘水声’最妙，惜与首句‘积水涵虚上下清’重一字。”细心斟酌，却举棋不定：“草声”意思不醒豁，“棹声”与“艇”字语复，“水声”又与首句重一字。此页后有夹批：“姜白石《昔游》诗之五‘忽闻入草声’，即子野语意，作‘草声’为是，皆本之姚崇《夜渡江》之‘听草遥寻岸’。”张先原诗谓小艇渐行近岸，听到岸边窸窣草声，情景宛然。从对“草声”怀疑，到“棹声”、“水声”的不稳，最后又回归到“草声”，这个推敲过程表现出作者思维的精密和艺术评赏的严细，这类珍贵资料幸赖这部未定稿的著作保留下来。

杨先生《〈钱锺书手稿集〉序》中说到，《札记》原把“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后因“思想改造”运动牵连，把属于“私人私事”的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实在是无法挽救的憾事，不知有多少绝妙好辞从此绝迹人间。但有时会有“漏网之鱼”，如1966年初与杨先生出游北京中山公园，归后患病一节，仅300字（见《札记》卷三第761则，第2235页），全文都由引证联缀而成，左旋右抽，一气贯注，文气势如破竹，精光四射，令人噤不能语。而更多的是在论及学术的字里行间，仍会透露出现实感慨和时事信息。在《管锥编》第一册中，他称引过唐庚《白鹭》诗，在第四册中又称引过另一位宋人罗公升的《送归使》，均用以说明特定的问题，敏感性和尖锐性均不强。而在《札记》中，我们发现两诗原来是一并论列的。《札记》第二卷（则数未编，不详）第1200页中说：

《宋百家诗存》卷二十四罗公升《沧州集·送归使》云：“鱼鳖甘贻祸，鸡豚饱自焚。莫云鸥鹭瘦，馋口不饶君。”按，沉痛语，盖言易代之际，虽洁身远引，亦不能自全也。《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白鹭》云：“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机杼差类而语气尚出以嬉笑耳。

罗公升为宋元间人，入元不仕，有“一门孝义传三世（祖、父、弟）”之称。这首抒写以言取祸的诗，背景不很明了，钱先生突出“易代之际”，颇堪注意。唐庚为北宋末年人，曾因作《内前行》颂扬张商英而被蔡京贬往惠州。此诗《鹤林玉露》甲编卷四谓作于惠州：“后以党祸谪罗浮，作诗云（即《白鹭》）。”他在惠州另一首《次勾景山见寄韵》云：“此生正坐不知天，岂有豨苓解引年。但觉转喉都是讳，就令摇尾有谁怜？”对言祸噤若寒蝉。《白鹭》诗的关键词是“除钩党”。我们如了解钱先生解放初“易代之际”所遭遇的“清华间谍案”，就不难从中得到一些重要信息。前文提到的“去岁遭难”，因而导致他记叙“猫事”的文稿“拉杂摧烧”，这几句算得烬后之文，勾画出当年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之一斑，也不是公开读物上能读到的。

《札记》的另一特点是互文性。互文原是我国修辞学中的一种手法，现今西方学者又把它提升为一种文艺理论，我这里主要是指应将《札记》跟钱先生的其他相关著作“打通”，特别是跟《宋诗选注》“打通”。《宋诗选注》初版选了81家，后删去左纬，为80家，其中约有60家在《札记》中都有论述。这些有关宋代诗人的论述，大致写于50年代，与《宋诗选注》的编选同时，是进行比较对勘的极佳资料。不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宋诗选注》里的评论跟《札记》基本一致，但又有不少各种差异；一种是两者根本矛盾、对立。如华岳，《宋诗选注》里对他评价很高，“并不沾染当时诗坛上江西派和江湖派的风尚”，“他的内容比较充实，题材的花样比较多”，但在《札记》中却说：“然观其诗文，嗟卑怨命，牢骚满纸，不类虑患深而见识远之人，大言懆进，徒尚虚气，难成大事。以词章论，亦嚣浮俚纤，好饰丽藻，作巧对，益为格律之累，故渔洋谓其诗‘不以工拙论可也’。”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给人们提出了继续研究的问题。利用互文性的特点，还可以解释《宋诗选注》中一些迷惑不解的问题。如为什么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为什么在再版时要把左纬这一家全部删掉，而不是采取他曾使用过的“删诗不删人”的办法？通过比较、对勘，这些疑团可望冰释。

如果把比较的对象，从《札记》、《宋诗选注》扩展到《谈艺录》、《管锥编》等作多维对勘的话，就能发现在评泊优劣、衡量得失方面的更多异同，把握作者思考演化的轨迹，他的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过程。对梅尧臣诗，《谈艺录》中以为梅诗不能与孟郊诗并肩，“其意境无此（孟郊诗）邃密，而气格因较宽和，固未宜等类齐称。其古体优于近体，五言尤胜七言；然质而每钝，厚而多愿，木强鄙拙，不必为讳”，从正反两面落笔，侧重于贬。《宋诗选注》中则词锋犀利而揶揄，说梅诗“‘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到了重订《谈艺录》时，他又写道：“重订此书，因复取《宛陵集》读之，颇有榛芜弥望之叹。”洋洋洒洒地连举近二十例，诚如他自己《赴鄂道中》诗其二所云“诗律伤严敢市恩”，执法严正、毫不假借了。（《宋诗选注》唐庚小传，记唐氏名句：“诗律伤严似寡恩”。）而在《札记》中（卷一第603则，第699页）则云：

宛陵诗得失已见《谈艺录》，窃谓“安而不雅”四字可以尽之。敛气藏锋，平铺直写，思深语淡，意切词和，此其独到处也。《春融堂集》卷二十二《舟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云：“沧浪才调徂徕气，大雅扶轮信不诬。可惜都官真袜线，也能倾动到欧苏。”力避甜熟乃遁入臭腐村鄙，力避巧媚乃至沦为钝拙庸肤，不欲作陈言滥调乃至取不入诗之物、写不成诗之句，此其病也。

此评在字面上与《宋诗选注》有某些类似，但细细玩索，似多从梅尧臣在宋诗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着眼，看到他在反“甜熟”、反“巧媚”、反“陈言滥调”的不良时风中的矫正作用，甚至像王昶所言，能“倾动到欧苏”，因而对其“独到处”特予强调标举，对其为“改革诗体所付的一部分代价”（《宋诗选注》梅尧臣小传）给予了更多的了解之同情。

《札记》对王安石诗歌和李壁注《王荆文公诗》的评论，也有类似情形。钱先生对王诗颇多关注，对李注王诗尤细心查勘。早在《谈艺录》中，即指责李注“实亦未尽如人意”（第79页），主要之失有二：一是“好引后人诗作注，尤不合义法”；二是“用典出处，亦多疏漏”。对于“出处”的“疏漏”，他曾“增注三十许事”，及至看到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五十、沈钦韩《王荆公诗集李壁注勘误补正》二家书，发现已有若干勘误补正，所见相同，因“择二家所未言者”十馀则，书于初版《谈艺录》。1983年，又“因勘订此书（《谈艺录》），稍复披寻雁湖注，偶有所见，并识之”，书于补订本者达二十五则（两次共达四十则左右）。今检《札记》卷一第604则（第701页）、卷二第604则（续）（第1050页）两处，更有大量文字论及李壁注，共约一万字左右，值得重视。以《札记》与《谈艺录》初版本相较，基本评价一致，但有两点重大差别：

一是对“好引后人诗作注，尤不合义法”的批评，作了自我反思。他说：“雁湖注每引同时人及后来人诗句，卷三十六末刘辰翁评颇讥之。余《谈艺录》第九十三页亦以为言。今乃知须分别观之。”（卷二第604则续，第1050页）如卷四十《午睡》云：“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翛然残午梦，何处一黄鹂。”李壁注引苏舜钦诗“树阴满地日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钱先生认为“捉置一处，益人神志”。他还进一步补引王安石《山陂》诗“白发逢春唯有睡，睡闻啼鸟亦生憎”，则是“境同而情异矣”，同一啼鸟声，喜恨之情有别。“捉置一处，益人神志”，本是钱先生评诗赏艺的一贯方法，也是他“打通”原则的一条具体操作法门，从这个思路来反思原先的旧评，就觉得有失片面。《札记》这层“须分别观之”的意思，他在《谈艺录》补订本第389页更有畅达的论述。他说：“余此论有笼统鹘突之病。仅注字句来历，固宜征之作者以前著述，然倘前载无得而征，则同时或后人语自可引为参印。若虽求得词之来历，而词意仍不明了，须合观同时及后人语，方能解会，则亦不宜沟而外之。”旧时笺注家有避免以后代材料注释前代的义例，自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用同时人或后人的材料互为“参印”，这又是钱先生所提倡的“循环阐释”的原则了。

二是对李壁亦有褒扬之语。他写道“雁湖注中有说诗极佳者”，并连举五例。如卷一《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云：“金坡巨然山数堵，粉墨空多真漫与。”李壁注云：“据《画谱》云‘巨然用笔甚草草’，可见其真趣。诗意谓巨然画格最高，而拙工事彩绘者，乃为世俗所与耳。”李壁认为，巨然以笔墨简略以求“真趣”，而拙于细笔彩绘，不应有“粉墨空多”之讥。他“反复诗意”，认为下句乃是讥讽“世俗”崇尚“工事彩绘”之画风，在巨然画作面前，更显识见卑下。又如卷三十六《至开元僧舍上方》：“和风满树笙簧杂，霁雪兼山粉黛重。”李壁注云：“粉喻雪，黛喻山，故云‘兼’。雪霁山明，始见青色，故云‘重’。”钱先生予以认同，并补充一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四《过当涂》“朝烟开雨细，轻素淡山重”句，写雨霁山色浓翠情景，也用“重”字，可作“参观”。又如卷四十八《赠安太师》云：“败屋数间青缭绕，冷云深处不闻钟。”李壁注云：“唐人诗：‘重云晦庐岳，微鼓辨湓城。’此言阴晦之夕，鼓声才仿佛耳。亦犹钟声为冷云所隔，而不之闻也。”李壁以唐人谓鼓声因阴晦而微，来诠释王诗之钟声因冷云而稀，情境相类，拈来作注，确能加深对王诗的理解。

再论钱先生对王安石诗歌本身的评价。在《谈艺录》中，他对王诗有褒有贬：“荆公诗精贴峭悍，所恨古诗劲折之极，微欠浑厚；近体工整之至，颇乏疏宕；其韵太促，其词太密。”尤对两事爱憎分明：一是对他“善用语助”的肯定：“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二是对其“巧取豪夺”的贬斥：“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及至《宋诗选注》中，仅肯定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但一句“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份量就很重了。这里的“形式主义”，实际上是考究用词，精于用典的同义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而在《札记》中，我们发现他对有些王诗别有赏会，却未发布于公开著作。如王诗《永济道中寄诸弟》（卷二十九）云：“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高。似闻空舍乌鸢乐，更觉荒陂人马劳。客路光阴真弃置，春风边塞只萧骚。辛夷树下乌塘尾，把手何时得汝曹。”此诗为王安石北使时所作。钱先生说：“此诗殊苍遒，而诸选皆不及”（卷一第604则，第702页），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详引王安石其他相类诗句加以“参印”，然而他的《宋诗选注》也未收此首。他对《拟寒山拾得十二首》也独具识见。他认为王安石这十二首诗，大都“理语太多，陈义亦高，非原作浅切有味之比”，惟第十一首则当别论，诗云：“傀儡只一机，种种没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亲看来。方知棚外人，扰扰一场。终日受伊谩，更被索钱财。”这犹如一首宋时风俗诗，写观看傀儡戏有感，虽“浅切”却“有味”。钱先生评云“非曾居高位者不能知，非善知识不能道”，耐人寻味。他还兴味盎然地引了一首刘克庄的《无题》（《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二十二）：“郭郎线断事都休，卸了衣冠返沐猴。棚上偃师何处去，误他棚下几人愁。”钱先生评云：“亦入棚亲看过人语也。”（第701页）均从市井傀儡戏中，观照出表里不一、尔虞我诈的社会世相，寄寓另一番人生况味。

如前所述，《札记》的性质是半成品的学术著作，但若从其内容、特点来看，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札记》比之《谈艺录》、《宋诗选注》等，产生于不同的写作环境，后两者都是公开出版的正式著作，都有预先设定的读者对象，如果说《谈艺录》是作者急于想对学术界表达自己个性化的诗学理想，“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聂绀弩《题〈宋诗选注〉并赠钱锺书》），那么《宋诗选注》作为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五种”，不能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诚如钱先生自己所说，是反映时代的一面“模糊的铜镜”。而《札记》则完全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沉浸于古代文献资料之海洋，独立于众人所谓的“共识”之外，精心营造自己的话语空间。他不是依据于诗人们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道德型范的所谓高低来评价诗歌的高低，而着眼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所以他的品评就成为真正的审美批评。《札记》是一座远离外部喧嚣、纷争世界的自立的学术精神园地，一部真正“不衫不履不头巾”的（《宋诗选注》在当时选本中已属“异类”，但实未完全达到聂绀弩此评）、心灵充分舒展、人格完全独立的奇书。

二、钱先生的南宋诗歌发展观

钱先生的著述大都采取我国传统著作体裁，如诗话（《谈艺录》）、选本（《宋诗选注》）、札记（《管锥编》）等，他的几篇论文（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也与目前流行的学院派论文风格迥异，因而在钱锺书研究中发生了一个重要争论：即有没有“体系”，甚至有没有“思想”？这一争论至今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

从钱先生早年学术发轫时期来看，他对西方哲学、心理学兴趣很浓，也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小史》等通论性著作，不乏体系性、宏观性的见解。1984年在修改《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时，他增加了一段话，提出所谓“狐狸与刺猬”的讨论。他说：“古希腊人说：‘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会一件看家本领。’当代一位思想史家把天才分为两个类型，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属于狐狸型，但丁、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属于刺猬型，而托尔斯泰是天生的狐狸，却一心要作刺猬。”文中所说“古希腊人”乃指阿克洛克思，他的这句话另译为：“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一位思想史家”是指英国人柏林（I．Berlin），与钱先生年龄相仿，他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发挥，见于1951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一书。这里的“狐狸”的“多知”，即谓无所不知，而又眼光精微；“刺猬”的“一大知”，殆谓有体系，有总体把握。钱先生此处借以助证苏轼之企慕司空图、白居易之向往李商隐，即所谓“嗜好的矛盾律”，能欣赏异量之美，因对“狐狸”、“刺猬”两种类型采取兼容并包的立场，不加轩轾。而在1978年修改《读〈拉奥孔〉》时，也增加一节文字：“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往往整个理论体系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脱离了系统的片断思想和未及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彼此同样是零碎的。所以，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一种粗浅甚至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疏忽的借口。”这里对体系崇拜论的批判和颠覆，读来令人惊悚，当然他同时提醒人们说“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并不绝对地排斥“自觉的周密理论”。

这两段在修改旧作时特意增写的文字，似乎对以后钱氏有无体系的“争论”，预先准备了回答。20世纪80年代，在学界“争论”发生之后，钱先生在私人场合也直接发表过意见。他在1987年10月14日致友人信中说：

我不提出“体系”，因为我认为“体系”的构成未必由于认识真理的周全，而往往出于追求势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标榜了“体系”，就可以成立宗派，为懒于独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门傍户的方便。……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吐温说：“耶稣基督如活在今天，他肯定不是基督教徒”；都包含这个道理。

此从师门宗派传授、流弊丛生的角度来揭示“体系”之异化。李慎之先生在2003年2月10日的一封信中提到：“钱先生曾对我说过，自己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我曾对以‘你的各个观点之间，自有逻辑沟通。’”李先生希望能把钱先生著作中表现有关中国前途在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三方面的思想材料“钩稽”出来，表达出从钱著中寻找一以贯之思想的愿望。

衡量学问家水平的高低，评估学术著作价值的大小，与其是否给出一个“体系”，其实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对“体系”的认识和真正的理解，大可不必对之顶礼膜拜，加以神圣化和神秘化。我姑且把“体系”分为三种形态。一是作者本人给出的体系。比如我们熟知的黑格尔，他用“理念”“绝对观念”等概念把世界万事万物贯穿在一起，宋代理学家则用先于天地而存在的“理”为核心重建他们的世界观。这或许可称为“显体系”。二是“潜体系”，即作者虽然没有提供明确的理论框架，但在其具体学术成果之中，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隐含的体系。钱先生就是如此。我在1998年曾经说过：

他（钱先生）一再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而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阅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感受不是科学研究，但我无力说个明白。

十多年来，学者们对“钱学”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在阐释、梳理和提升钱先生的学术思想方面也有可喜的进展，对深入探讨和把握钱氏“体系”大有助益；但我自己却进展不大，至今仍“无力说个明白”。为帮助自己阅读钱著计，我想能否提出第三种“体系”，即能否初步提炼出一个阅读结构或竟谓阅读体系呢，以作为进一步建构其“潜体系”的基础？不妨从个别专题着手，作一尝试。

《札记》对近300位南宋诗人进行了精彩的评述，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能否寻找出自身的贯串线索？我认为其中有三则具有发展阶段“坐标点”的作用。

（一）《札记》卷二第443则，第1005页论范成大时云：

南宋中叶之范、陆、杨三家，较之南渡初之陈、吕、曾三家，才情富艳，后来居上，而风格高骞则不如也。

（二）《札记》卷一第252则，第410页又云：

盖放翁、诚斋、石湖既殁，大雅不作，易为雄伯，馀子纷纷，要无以易后村、石屏、巨山者矣。三人中后村才最大，学最博；石屏腹笥虽俭，而富于性灵，颇能白战；巨山寄景言情，心眼犹人，唯以组织故事成语见长，略近后村而逊其圆润，盖移作四六法作诗者，好使语助，亦缘是也。

（三）《札记》卷一第22则，第24页又云：

此次所读晚宋小家中，《雪矶丛稿》才力最大，足以自立。《佩韦斋稿》次之，此稿（指毛珝《吾竹小稿》）又次之。

南宋诗歌发展脉络与国势、政局的演变息息相关，可谓大致同步，也有局部不相对应之处。我们曾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渡江南来与文学转型”、“中兴之局与文学高潮”、“国运衰颓与文运潜转”和“王朝终局与文学馀响”。《札记》的前两条有明确的时间定位：“南渡初”、“南宋中叶”、南宋后期（第三则提到“晚宋小家”则涉及“宋末”王朝终局阶段了），他在每一个阶段中选出三位作家，即南渡初的陈与义、吕本中、曾几，南宋中叶的范成大、陆游、杨万里，南宋后期的刘克庄、戴复古、方岳，显然是从整个诗坛全局出发，又以基于艺术成就而具有的影响力和诗史地位作为选择标准的。第三则提出“晚宋小家”的前三名次序，即乐雷发《雪矶丛稿》、俞德邻《佩韦斋稿》、毛珝《吾竹小稿》，则是以“此次所读晚宋小家”为范围而作的评比（该则《札记》共论及陈鉴之、胡仲参、林希逸、陈允平、吴惟信等16家，有的已是入元的作家），而非诗坛全局，所以乐、俞、毛三人不足以担当该时段的代表性诗人，与上述三时段、九诗人的情况不同，但均表明钱先生既从诗史发展着眼，又细心辨赏诗艺、诗风，较量高低，斟酌得失，他提供的名单不是率意为之的。

九位诗人名单中不见“中兴四大家”之一的尤袤，不会引起人们的异议，而选择方岳，恐不易成为学人们的共识。若需推究其中原委，《宋诗选注》所提供的南宋诗歌发展图像的另一种描述，可能帮助寻求答案。

《宋诗选注》的81家作者小传，是作者精心结撰之作，蕴含丰富的学术信息，有作家作品的评赏，有宋诗专题研究（如道学与宋诗、使事用典、以文为诗与破体为文等），也有关于诗史的阐释。下列四则对理解他的南宋诗歌发展观关系最大：

（一）汪藻小传：

北宋末南宋初的诗坛差不多是黄庭坚的世界，苏轼的儿子苏过以外，像孙觌、叶梦得等不卷入江西派风气里而倾向于苏轼的名家，寥寥可数，汪藻是其中最出色的。

（二）杨万里小传：

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三）徐玑小传：

经过叶适的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或者“唐体”风行一时，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

（四）刘克庄小传：

他是江湖派里最大的诗人，最初深受“四灵”的影响，蒙叶适赏识。……后来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这四则虽散见在四处，“捉置一处”，宛如一篇完整的诗史纲要：南渡初，诗坛由北宋末年“苏门”与“江西”两派并峙，转而演化为江西雄踞坛坫而学苏者“寥寥可数”；南宋中叶，以杨万里创作为标志，宋诗就分成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是一个很创辟的重要判断；南宋后期，“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晚唐体或江湖体风行一时，取代了江西派的地位；而江湖派的最大诗人刘克庄，却又同时开始表现出调和“江西”、“江湖”的倾向，诗坛上流行起“不江西不江湖”的风气。

从《札记》和《宋诗选注》中分别钩稽出来的诗史主要线索，两者所述时段是可以对应的（都隐含着四个时段的时间背景），但《札记》论及的标志性的九位诗人是从其诗歌成就及影响、地位来衡定的，《宋诗选注》却主要以诗歌体派嬗变（苏门与江西、江西与江湖等）为依据的。由于时段相同，可以也应该合观互参，诗人的基本艺术风格必然受到其所隶属或承响接流的诗歌体派的规定，他的影响力和历史地位也与诗体、诗派紧密相联，体派的演化又与其代表作家的引导和示范息息相关。《札记》与《宋诗选注》这来源不同的两条发展线索是统一的，构成了他把握南宋诗歌走向的“主线索”。

《札记》与《宋诗选注》所给出的南宋诗歌发展图景，清晰而确定，但毕竟是粗线条式的大致轮廓。这就需要联系《札记》中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大量评述和例证，来丰富其细节，深入其内层，补充其侧面，促使这条主线索丰富、深刻和多元起来；另一方面，这条主线索也为我们理解钱先生的许多具体论述指明了方向。如他论左纬：“不矜气格，不逞书卷，异乎当时苏黄流派，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札记》卷一第286则，第477页）按生年，左纬正处于汪藻与杨万里之间，他能够摆脱当时苏轼、黄庭坚的笼罩，而在杨万里之前，就开创晚唐体即江湖体，实际影响力虽不能与杨万里相提并论，但实已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这使整个诗史链条更显得环环相扣了。

另一个例子是萧立之，这位《宋诗选注》中的最后一家，受到钱先生的格外推举。《札记》卷二第530则第881页云：“谢叠山跋，谓江西诗派有二泉（赵蕃号章泉，韩淲号涧泉）及涧谷（罗椅），涧谷知冰崖（萧立之）之诗。夫赵、韩、罗三人已不守江西密栗之体，傍参江湖疏野之格，冰崖虽失之犷狠狭仄，而笔力峭拔，思路新辟，在二泉、涧谷之上。顾究其风调，则亦江湖派之近江西者耳。”这段议论，正好与前文论及的刘克庄调和江西、江湖，“不江西，不江湖”诗风流行相接榫，既可补充“主线索”的内容，也为萧立之在诗史链条中找到他应有的位置：“要于宋末遗老中卓然作手，非真山民、谢叠山可及。”在《宋诗选注》萧立之小传中也说：萧氏“没有同时的谢翱、真山民等那些遗民来得著名，可是在艺术上超过了他们的造诣”，主要原因是：“他的作品大多是爽快峭利，自成风格，不像谢翱那样意不胜词，或者真山民那样弹江湖派的旧调。”意在标举晚宋诸小家中那批能“不江西不江湖”而“能自成风格”的诗人。顺便提及，他在评及俞德邻时，前已提到把俞氏置于乐雷发之次，而在《札记》卷二第628则第1170页中，又把他视为可与萧立之并肩，说他“感慨沉郁者，差能自成门户，非宋末江湖体或江西体，于遗民中，足与萧冰崖抗靳”。《札记》和《宋诗选注》中论及宋末诗人“自成风格”“自成门户”者，往往与其摆脱江西、江湖所谓“影响的焦虑”有关，材料亦丰，对进一步完善诗史“主线索”是十分有益的。

对钱先生实际展示的“主线索”，一方面需要从其大量具体论述中加以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认识其复杂性。所谓“主线索”，只是从宏观上概括指出诗坛的总体艺术走向，指示文学风尚的大体转化；但对具体作家作品而言，却又是千差万别，各具面目，而不能整齐划一、生硬套框的。比如敖陶孙，这位诗人先在“庆元诗祸”中因同情朱熹、赵汝愚而受到牵连，却因此在江湖中声名鹊起；其诗集《臞翁诗集》也被陈起刻入《江湖集》，横遭“江湖诗祸”。刘克庄在为他而写的墓志铭中说：“先生（指敖陶孙）诗名益重，托先生以行者益众，而《江湖集》出焉。会有诏毁集，先生卒不免。”他跟江湖诗人的社会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但钱先生强调指出，他的诗作却不具有江湖诗体的特征和风格，不能列入该一系列。在《札记》卷二446则第1026页论及《南宋群贤小集》（旧题宋陈思等编）所收《臞庵诗集》时说：“纯乎江西手法，绝非江湖体。虽与刘后村友（《诗评》自跋云：自写两纸，其一以遗刘潜夫），却未濡染晚唐……《小石山房丛书》中有宋顾乐《梦晓楼随笔》一卷，多论宋人诗，有云臞翁虽不属江西派，深得江西之体，颇为中肯。”就诗风而言，敖氏应入江西一脉。而在近出《中文笔记》中，钱先生在评述《南宋六十家（小）集》（陈起编，汲古阁影宋钞本）时，对敖氏更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此六十家中为江西体者唯此一人。能为古诗，近体殊粗犷。有《上石湖》四律、《题酒楼》一律，不见集中。”（第三册，第375页）这种诗人个体的差异性和群体的复杂性，更提醒我们对“主线索”不宜作机械的理解。

（原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

中国词史中“苏辛”并称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都是革新词派的领袖，在对词的观念和功能的看法上，在题材的扩大和内涵的深化上，在对词风中阳刚之美的追求上，特别是使词脱离音乐的附庸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以抒情为主的长短句格律诗，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是，超过这个范围，他们之间的相异点往往大于相同点，因而成就为各具面目的词中双子星座。这里拟从他们贬退时期心境的比较，作些说明。

苏辛各有两次较长时期的退居生活。苏轼一在黄州，元丰三年（1080）至元丰七年（1084），一在惠州、儋州，绍圣元年（1094）至元符三年（1100）。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前后达十多年。辛弃疾则一在上饶带湖，淳熙九年（1182）至庆元二年（1196），一在铅山瓢泉，庆元二年（1196）至开禧三年（1207）。所谓“带湖吾甚爱”，“一日走千回”，“便此地（瓢泉），结吾庐”，除其间几度出仕外，前后废居长达二十年。仕途的坎壈和挫折却带来创作上的共同丰收。苏轼的二千七百多首诗中，贬居期达六百多首，二百四十多首编年词中，贬居期达七十多首，还有数量众多的散文作品；辛弃疾词共六百多首，带湖、瓢泉之什共约四百五十多首。这表明艺术创造日益成为他们退居生活的一个注意中心。

然而，首先是两人退居的身份不同。苏乃戴罪之身的“犯官”，元丰时从幸免于死的“乌台诗狱”中释放贬黄州，绍圣时三改谪命，惩处逐一加重，来至瘴疠之地的惠州，最后竟至天涯海角的儋州。在他的周围，仍处处布满政治陷阱，情势险恶。辛弃疾虽然被劾落职，但实际上近乎退休赋闲。他不断地与朝廷命官、地方长官交往，他更有太多的复出任职的机会，“东山再起”始终是个现实的前景，而非渺茫的幻想。

其次是生活条件的不同。苏轼自称“初到黄，廪入既绝”，只好“痛自节俭”，把每月费用分成三十份挂于梁上，每日用画叉挑取，以免超支（《答秦太虚书》、《与王定国书》），拮据窘迫之态，宛然可见；以后到了海南，更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书》），几乎濒于绝境。但辛弃疾的带湖新居，其“宏丽”曾使朱熹惊叹为“耳目所未曾睹”（陈亮《与辛幼安殿撰书》），而其瓢泉，更是一处颇富山水之趣，足供优游林泉的胜地。

但更为重要的，是两人人生思想和文化性格类型的不同。苏轼对《易经》、《论语》等作过诠释，但毕竟算不得建立了哲学体系的思想家，然而他对天道、人道以及知天知人之道，尤其是以出处为中心的人生问题，表现在他文学作品中的思考，超过了他的不少前辈，因而他是一位具有思辨型倾向的智者。辛弃疾却是醉心于事功的、带有强烈的现实行动要求的实践型人物，他似乎无意于对生死、天人关系等作形而上的思考，而执著于现实人生的此岸世界，真所谓“未知生，焉知死”。两人虽然都出入儒佛道三大传统思想，但苏轼已整合成一套具有灵活反应功能的思想结构，足以应付他所面对的任何一个政治的、生活的难题；在贬居时期，佛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借以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辛弃疾却始终把社会责任的完成、文化创造的建树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融为一体，并以此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虽然随着境遇的顺逆，这个目标有所倾斜，但基本导向一生未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云：“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里的“魄力”和“气体”之别，“旷”和“豪”之分，从一个角度说出了苏辛人生思想和态度的不同特色，在中国文人中各具典型性。

一

苏辛二人在退居时期的作品中，所抒写的主要感情状态是悲愁和闲适。拙作《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已对苏轼的“愁”和“适”作过较详的分析，本文着重研究辛弃疾的悲愤词和闲适词及其与苏作的异同。

悲愁是辛弃疾晚年的一种基本心态。其内容一是失地难复、故土难回的家国之痛。“夜中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中宵不眠，念念在兹。二是忧谗畏讥、功名未成的英雄失路之悲。从他经营带湖新居起，畏惧谣诼的心理阴影一直笼罩着他，“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以后在《水龙吟》（被公惊倒瓢泉）中一再说：“倩何人与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正声喑哑，奸邪之声却甚嚣尘上，加深了他报国无门之慨：“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严子文同傅友道和前韵，因再和谢之》）髀肉复生，事业无成，怎不一腔悲愤？三是年华逝去、老衰兼寻的迟暮之恨。《鹧鸪天·重九席上再赋》云：“有甚闲愁可皱眉？老怀无绪自伤悲。百年旋逐花阴转，万事长看鬓发知。”《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云：“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新居上梁文》云：“人生直合在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光景日逼、年事渐老的紧迫感，使他的心情更为盘郁沉重。悲哀成了他反复吟诵的主题，应该说，他对悲哀的感受，与苏轼一样，是很深刻的。

辛弃疾的悲，从总体性质上说，乃是英雄失志的悲慨，处处显出悲中有豪的军事强人的个性特色，他的感伤也具有力度和强度的爆发性，是外铄式的。苏轼也写沦落异乡的悲苦，“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汲江煎茶》）；抒发孤独老衰之愁，“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寓居定惠院之东》），“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倦夜》）。但他作为流人逐客对悲哀的咀嚼之中，逐渐发现主体之外存在着可怕的异己世界，进而引起对整个人生的思考，因此，他的感伤是理智沉思的，是内省式的。其次，辛弃疾并不追求悲哀的最终解脱。他填词抒怀抑郁，把自己所感受、所积累的悲哀予以宣泄，也就得到了心理平衡。在这位“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杰之士身上，完全能担当这份悲哀，而不会被悲哀所击倒。而苏轼却遵循自己“悲哀—省悟—超越”的思路，最后导致悲哀的化解，如我以前的文章所论。当然，辛弃疾也有过“避愁”、“去愁”、“消愁”的努力，罢居前早就唱过“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经行几处江山改，多少亲朋尽白头”（《鹧鸪天》），“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祝英台近》）。欲避而复随，欲舍而又来，他之于愁，如影随形，始终未能摆脱。约作于晚年的《丑奴儿》云：“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末句化用杜诗“恨不移封向酒泉”（《饮中八仙歌》），企求在酒杯之中消解一片愁天恨海。这在苏轼看来，可能会“笑落冠与缨”的，他明确提出“无愁可解”的命题。他认为，以酒解愁，自“以为几于达者”，其实，“此虽免于愁，犹有所解也。若夫游于自然而托于不得已，人乐亦乐，人愁亦愁，彼且恶乎解哉”（《无愁可解》词序）。《庄子·逍遥游》云：“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苏轼这里仿效庄子的口吻和思想，认为人的个体只要顺乎自然，亲和为一，乐愁一任众人，也就用不着“解”什么愁了。从根本上取消“愁”的实在性存在，也就取消了“解”的前提，这才是真正的“达者”。

苏辛二人的悲哀内涵、表达形式和对付方法的不同，是由他们不同的时代条件、个人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性格所致。从时代条件、政治环境来说，苏轼的被贬，是北宋尖锐激烈党争的牺牲品，而封建宗派倾轧的残酷和褊狭是骇人听闻的，达到了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乌台诗案的被罚和元祐党人的被逐，都曾使苏轼濒临死境，因此他在政治上完全绝望无告，对贬居之地无权自由选择，其命运任人摆布。辛弃疾却是另一种情况。他选择信州作为退居之地是颇堪玩味的。洪迈应他之请而作的《稼轩记》中明确说道：“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这正是一个退可居、进可仕的理想的地理位置，正如苏轼在《灵璧张氏园亭记》中所说的“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但苏轼一生从未找到这样的居处，而且此文在“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议论中，着重以“不必仕”来自警自戒，反映出他追求自适的人生理想；而辛弃疾却含有待时而沽的东山之志。南宋时的信州又是人文荟萃、寓公亭园密布之地。叶适说：“方渡江时，上饶号称贤俊所聚，义理之宅，如汉许下、晋会稽焉。”（《徐斯远文集序》）退职名臣韩元吉的南涧苍筤，信州知州郑舜举的蔗庵，与辛的带湖新居，皆一时之选。赵蕃、韩淲、徐文卿等亦当地闻人。赵蕃《忆赵蕲州善扛诗》云：“吾州（信州）忆当南渡初，居有曾吕守则徐。……尔来风流颇寂寞，南池二公也不恶：李公作州大如斗，公更蕲春方待守。”诗中谓赵文鼎（名善扛）和李正之（名大正）筑居南涧为邻，而辛亦与他们有词唱和（见其《蝶恋花·用赵文鼎提举送李正之提刑韵，送郑元英》）。辛与先后几任信州知州钱象祖、郑舜举、王桂发、王道夫等，更是过从甚密。至于他卜居瓢泉，除了钟情于佳泉外，也与它地处当时官道，南通福建，朝发夕至，东连上饶，便于友朋交游，便于获取政治信息有关。事实也正如此。他在带湖、瓢泉闲居期间，都曾先后出仕，正如黄榦《与辛稼轩侍郎书》所说，“一旦有惊，拔起于山谷之间，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已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再从个人文化性格来说，苏轼基于险恶环境所形成的人生思想，并由此构成狂、旷、谐、适的完整的性格系统，以应对环境，坚持生活的信心。他的性格因子比较丰富，同时也可说具有驳杂变动的特点。辛弃疾的性格，固然也有狂、谐、适的一面，但其实际意义与苏轼大异其趣（详下），尤为重要的是，他的刚强果毅的个性异常突出，在或进或退时期始终居于支配地位。黄榦赞美辛说：“果毅之资，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与辛稼轩侍郎书》）验其生平，确为的评。追杀义端，活捉张安国，活现一位叱咤疆场的传奇式英雄形象；诱降赖文政，施之正法，创建飞虎军，公然抗拒朝廷停办的诏命，此两事虽引起前人或今人的议论，而其果断手腕令人咋舌；隆兴办荒政，“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八字方针，字挟风霜；福建治政，“厉威严，以法治下”，凛然不少贷。“虎”是他自称或被人推许的一个常用物象，连他的外貌也具有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刘过《呈稼轩诗》），“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陈亮《辛稼轩画像赞》）。任职时期的“辛帅”到罢退时期的“辛老子”，这一刚强果毅的强烈个性特征仍一脉相承，他的一些“壮词”即作于此时。如果说，苏轼是一位了悟人生真谛的智者，他就是一位百折不挠、不倦地追求政治理想的强者，由此导致他们悲愁的不同内涵和应对态度。

闲适词是辛弃疾退居时期的另一重要内容。这些词写得萧散清逸，翛然世外，特别是一些田园山水词，以闲适之趣融摄自然景象，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但与苏轼相比，他又表现出“健者之闲”和“儒者之适”的特点。

健者之闲。辛曾以“真闲客”自居：“并竹寻泉，和云种树，唤作真闲客。”（《念奴娇·赋雨岩效朱希真体》）但实际上是不甘于闲而不得不闲。他在带湖夜读《李广传》而作的《八声甘州》说：“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这里以李广自喻，表达了大丈夫应立功万里而不甘桑麻终老的心情，“健者之闲”真是确切的自我写照。因而，他经常处于身闲心不闲的矛盾苦闷之中。他的《南歌子·山中夜坐》云：“世事从头减，秋怀彻底清。夜深犹送枕边声。试问清溪，底事未能平？月到愁边白，鸡先远处鸣。是中无有利和名。因甚山前，未晓有人行？”这是作者少有的静夜静思：既已彻底摆脱世事，情怀犹如清溪澄澈，但溪水长流呜咽不平；既处月白鸡啼、无名无利之清境，但山前仍有人犯晓奔走，辛苦营营。全词上下两片，同是反诘，主旨重迭；每片五句，前二后三，语意一正一反，表现了作者“清怀”的无法维持，对世事的不能忘情。他说过“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说准确点是“两难忘”：他作为当时抗金实干家的才具和胆识，作为南来“归正人”的实际领袖，使朝廷难于忘却而将他长久置之于投闲之地；而他自己更渴望报国，伺机复出，实未能“忘世”。他的两句词说得好，“莫避春阴上马迟，春来未有不阴时”（《鹧鸪天·送欧阳国瑞入吴中》），这可喻指仕途中不免有蹉跌困顿，但“上马”杀贼的战斗要求不能放弃。

儒者之适。辛弃疾卜居瓢泉的原因之一，是他在此发现了一眼周氏泉，触发了这位来自泉城济南的南渡人的无限乡思。他改名瓢泉，诚然由于泉形似瓢，更重要的是仰慕颜回“一瓢自乐”的道德人格，他赞美瓢泉的词作多达十多首，可见志趣所在。如《水龙吟·题瓢泉》云：“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曾问：‘饭蔬之水，何为是，栖栖者？’”孔子称颂颜回之“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主张“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这是儒家的忧乐观和闲适观，也就是追求一种人格的独立、道德的情操和理想的自由，以此来超越迍邅命运，以苦为乐。这是辛弃疾所服膺的。而苏轼在饱尝人世沧桑，历经坎坷曲折以后，对忧乐、闲适却有别一番省悟。他向往“性之便、意之适”（《雪堂问潘邠老》）的精神境界，善于从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表现个人主体展向现实世界的亲和性。这种自得自适，既不完全同于庄子式的与天地万物同一，从而取消主体的自主选择，也不完全同于佛家从根本上否定人的此岸性，否定人的生理的、物质的存在本身。

当然，从带湖到瓢泉，辛弃疾的悲愤情绪日趋沉重，因而他对闲适的感悟也从庄子哲学中汲取思想启迪而日趋深刻。他也吟咏“进亦乐，退亦乐”（《兰陵王·赋一丘一壑》），认为用舍行藏皆乐，用庄子的绝对相对主义来取消事物的差别；又说“少日尝闻：‘富不如贫，贵不如贱者长存。’由来至乐，总属闲人。且饮瓢泉，弄秋水，看停云”（《行香子·博山戏呈赵昌甫、韩仲止》），则进一步认为“闲人”才有至乐，似与苏轼“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同一思路，以为只有在主体完全自适的精神状态下，才能享受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

苏辛二人似乎一起走到了“闲适”，但他们的出发点仍是不相同的。辛弃疾的《鹧鸪天·博山寺作》中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这是他退出仕途、决意归隐的自白，已在“长安”和“山寺”之间作出抉择。“味无味”四句用四个典故来说明这种抉择的思想基础。“宁作我”语出《世说新语·品藻篇》：“桓公（温）少与殷侯（浩）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宁作我”即宁作独立不阿之我，毋须与他人竞争攀比，保持自我价值。殷浩此语，辛在《贺新郎》（肘后俄生柳）等词中也多次用过，其含义完全可以纳入儒家所遵奉的道德人格的范畴。“岂其卿”，语出扬雄《法言·问神》：有人主张君子与其“没世而无名”，何不攀附公卿以求名。扬雄回答说：“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岂其卿，谓岂能攀公卿以求名。郑子真是汉成帝时隐士，大将军王凤礼聘而不出；但辛弃疾在另一首《浣溪沙·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中，一面表示要“对郑子真岩石卧”，一面却自愧“而今堪诵《北山移》”，应召复出了。所以，这首《鹧鸪天》透过肯定隐逸、老庄语句（“味无味”出于《老子》，“材不材”见于《庄子·山木篇》）的背后，辛弃疾的钟情自然以求闲适，原是保持一种道德人格的自我，不屈其“志”，而最终仍企求“名震于京师”。这显然仍是儒家的积极于事功的道德节操。由不屈己求名到最终功成名就，这正是隐藏在辛弃疾心底的最大“心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苏轼在闲适中追求的却是自然人格。他在《闲轩记》中，批评徐得之以“闲轩”自我标榜，刻意求之，实即失之。他认为真正的闲适是性灵的自然状态的不自觉的获得，是不能用语言说出、思维认知的。当然不能存在丝毫的求名意识，甚或连下意识都不可。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写归田闲适之乐，“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写冲出官场“樊笼”而回归自然之乐；苏轼和诗却写在贬地“樊笼”中自适情趣，“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和陶归园田居》其一）。他知“道”得“适”，与物相融相亲；悠悠万物纵然未必尽能相融相亲，但他自适其适即得无穷之“乐”了。这里所谓的“道”，即是对弃绝尘网、复归为自然人格的体认。他的《和陶归园田居》其六回忆当日在扬州初作和陶《饮酒》诗时，“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当时已放浪，朝坐夕不夕”，已在饮酒中自获怡然闲适之趣；而今在惠州，“矧今长闲人，一劫展过隙。江山互隐见，出没为我役。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诗成竟何为，六博本无益”，则在劫后的“长闲”生涯中，更体验到自身与自然的合而为一，尚友古代高士陶潜、王绩，尽情地享受自然之乐，甚至连诗棋等艺事也属多馀。“江山”为我所“役”，亦即“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见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题渊明诗后》引苏轼语），更突出了他这种自然人格中自主选择的强烈倾向，他的自适并非泯灭自我。总之，苏轼的“适”是达者之适，与辛弃疾的“适”具有不同的含义。

二

对陶渊明的推崇和认同，也是苏辛贬退时期的共同祈向，从中又反映出两人人生思想的歧异之处。

苏辛两人都宣称自己师范陶渊明。苏轼从黄州时起，其作品中大量地咏陶赞陶。《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以后“渊明吾所师”（《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一），“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和陶读山海经》）之类的话，不绝于口。辛弃疾也说：“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倾白酒，绕东篱，只于陶令有心期”（《鹧鸪天·重九席上作》），“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水龙吟》），两人对陶均尊仰师法。苏轼在黄州初得陶集，“每体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后贬岭海，竟把陶柳二集视作南迁“二友”（《与程全父书》），并追和全部陶诗。辛弃疾在废退时也“读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词序），并自云“暮年不赋短长词，和得渊明数首诗”（《瑞鹧鸪》），“更拟停云君去，细和陶诗”（《婆罗门引》），借其和诗并未传世。两人还擅长“括”陶作为词，如苏用《哨遍》括《归去来辞》，辛则把《停云诗》改写为《声声慢》词，可谓亦步亦趋，相似乃尔。

苏轼认定陶渊明的主要精神是归向自然，是个体与自然的谐和混—，以求得心灵的自由和恒久。他对陶的一番“苏化”功夫首先即是对这一精神的深化。在他的评陶言论中，总是反复强调陶的真率和自然。他读了陶的《饮酒》后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录陶渊明诗》）他认为陶的不“遣己”，就是自得其性，自适其意，这才是人生的最大完善。他又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出处问题是古代士人的最大人生问题，苏轼以陶渊明崇尚“任真”的理想人格为最高典范，提出了简明而深刻、形易而实难的答案。苏轼还是第一个对陶诗艺术精髄作出正确评赏的人。他概括陶诗艺术特征为“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从而认为陶乃古今诗人之冠，“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见《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这在评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之所以能作出如此精深的品评，正是基于他对陶的“高风绝尘”的人生哲理的认识的结果。

其次是苏轼对陶的选择取向。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但苏轼似有意予以淡化或扬弃。陶诗中表现“猛志固常在”的著名诗篇有《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咏三良》、《咏荆轲》等，我们不妨看看苏轼的和诗。陶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以“精卫填东海，刑天舞干戚”寄愤抒志，表现了践偿昔日“猛志”的强烈期待；苏轼和诗却以“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海”发端，谓神仙炼丹之事，渺茫无凭；又以“丹成亦安用，御气本无待”作结，“御气无待”，典出《庄子·逍遥游》，已见前引。这两句说，即使丹成也无助于成仙之事，而应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之变以游无穷，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即可与宇宙同终始，自不待外求。这与陶有忧世之志与超世之怀之别。陶苏各咏三良，却一赞一贬。陶赞其君臣相得，殉于“忠情”、“投义”，死得其所，颇寓异代之悲；苏则认为“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大胆地提出对于君主的“乱命”，可以而且应该“违”抗，不应盲从，他并进一步说“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指出仕途充满忧患，宁可像黔娄那样临死仅得一床“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的布被，也不向君王乞求，陶翁自己所为正复如此，对陶的殉义说微含异议。陶的咏荆轲，惜其“奇功不成”，全诗悲慨满纸，为蹉跌豪侠一掬“千载有馀情”之泪，是陶诗中最富慷慨之气者。正如龚自珍所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己亥杂诗》）苏轼和诗却纯出议论，但把议论主要对象从荆轲转到燕太子丹，“太子不少忍，顾非万人英”，批评他竟把国家命运寄托在“狂生”荆轲的冒险一击上，而不认识暴秦“灭身会有时，徐观可安行”。这里显示的是道家顺应自然的政治观。

苏轼对陶潜精神的主要方面作了引人注目的深化和突出，辛弃疾却作了别有会心的引申和发挥。他用以拟陶的历史人物是诸葛亮、谢安等人，特别是诸葛亮。他说“往日曾论，渊明似胜卧龙些”（《玉蝴蝶·叔高书来戒酒用韵》），“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慨叹陶潜“岁晚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贺新郎·题傅岩叟悠然阁》）。陶和诸葛，除了躬耕垄亩外，其勋业成就、思想性格相距甚远，辛弃疾这种“易地而皆然”的人物比拟，却有着深刻的渊源和含义。

对陶潜精神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是评陶史上的一个特殊问题。透过表面的纷纭众说，却确切地折射出评说者的不同旨趣和心态。在陶潜的文化性格中存在着平淡和豪健两种不同的素质，亦如朱熹所云：“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卷一四〇）翛然旷达的胸襟，脱尘拔俗的情操，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等都融合为一体，因而后世人们把他塑造成“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和矢志晋室的忠臣即“高士”和“节士”两种形象。这两种形象固然也可以统一，但陶潜精神的最主要内涵无疑是他超越人生的无常感和虚幻感，而在与自然和谐中获得心灵自由的人生思想，这也是他作为“高士”的真正意义。最早以诸葛亮比陶的大概是黄庭坚。他在《宿旧彭泽怀陶令》中说：“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肮脏犹汉相。”他认为陶潜晚号元亮即寓有自喻孔明之意。关于晚号元亮之说，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已指出，“此则承《南史》之误耳”，“其实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在宋则更名潜，而仍其旧字”。然而，自喻说与其说是一种无意的误解，不如说是刻意思索后的特殊理解。黄庭坚在《次韵谢子高读渊明传》中已明确说“风流岂落正始后，甲子不数义熙前”，已把他推入伯夷、叔齐式的行列了。北宋末蔡絛《西清诗话》云：“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这可代表宋末士人的一般观点。而在社会混乱动荡时期，则更易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元吴澄《湖口县靖节先生祠堂记》中说：“观《述酒》、《荆轲》等作，殆欲为汉相孔明之事，而无其资。”他还把陶与屈原、张良、孔明并称为“明君臣之义”的四君子。元贡师泰《题渊明小像》云“乌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检点门前柳，莫放飞花过石头”，也极度夸说陶渊明忠于晋室、敌视刘宋的立场，连自己门前的柳絮也不让它飞往刘裕称帝的金陵。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由此可见，苏辛师陶，实在是各师所师，站在他们各自面前的，是坡仙化了的“高士”和辛老子式的“节士”、“豪士”。

苏辛二人又都宣称自己学陶而不及陶。苏轼说：“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辛弃疾也说：“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皆有愧陶之感。苏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和陶饮酒》）辛也说：“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又同有不及之叹。这并非自谦之词，因为陶渊明的自然人格在本质上是“可致而不可求”、“莫之求而自至”的，而非“力强而致”的。苏辛二人都写过和陶诗，但辛作今未见。和陶诗在创作前提上就遇到一个两难选择：第一怕学得不像，因既是和陶，必得像陶；第二怕学得像，因即使学得可以乱真，却从根本上丧失了陶诗的真精神，丧失了陶诗可遇而不可求的天然真率本色之美。杨时说得好：“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龟山先生语录》卷一）陶诗实在是不能学也是不可学的，然而苏轼却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学习方法，即学与不学之间的不学之学，贵得其“真”，重在获“意”。他不追求个别思想观点的附和，更不拘泥于外在风格、字句的模拟，而力求在人生哲理的最高层次上契合。他自己说“渊明形神似我”（《王直方诗话》引），黄庭坚评他“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诗》），着重点在“神似”、“风味”之似。我们并不是无视和陶诗中所反映的陶苏之间性格的差异：苏有陶的真率、超脱，但于冲淡、微至有所不及，苏轼也戏称自己是“鏖糟陂里陶靖节”（《与王定国书》）；但我们更看到两位异代知友促膝谈心，站在对人生妙谛领悟的同一高度上，共同真诚地探讨求索。在人生哲理妙悟层次上的高度吻合，这是两人“神似”、“风味”之似的最好说明。《形影神》三首是体现陶渊明自然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文献。第一首《形赠影》述说“形”因不可常恃，故主张及时行乐；第二首《影答形》则谓“影”主张立善求名；第三首《神释》则力辩“行乐”、“立善”之非，提出“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谓个体生命在一任自然流转变化之中求得超脱。面对人生有限和自然无限的生存困惑和缺憾，陶渊明清楚地表明，他摒弃俗士的及时行乐、儒士的立德立功立言，而追求达士的超越。苏轼晚年在海南岛所作《和陶形影神三首》，虽无陶诗原作的条贯明晰，却机趣随发，对陶的思想作了多方面的补充。联系元祐五年（1090）作的《问渊明》更易理解其旨意所在。

第一，陶认为“神”是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根本，所谓“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神）故”，苏把“神”推广为一切事物的根本，高者如日星，低者如山川，“所在靡不然”，并认为去形影之累方可全神。

第二，陶的理想是“委运”、“纵浪大化”，即顺遂自然的转运变化才能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苏则翻进一层说“委运忧伤生，忧去生亦还。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指出“委运”去忧却未必能“存生”，“纵浪大化”却可能又被物化所纠缠，而应更彻底地取消生和死的观念。他说“无心但因物，万变岂有竭”，谓我心本无所着，但因物而现，万化岂有竭尽，我亦随之无竭。又说“忽然乘物化，岂与生灭期”，谓随物而化，岂论生和灭，即超然于生灭之外。而破除灭执之妄，就能“此灭灭尽乃真吾”（《六观堂老人草书》），获得真如本性。

苏轼的这些抽象思辨，表现他殚精竭虑地在探索人生苦难和虚幻之谜，力求达到自得自适之境，这正是他和陶公最深刻的相契之处。他在《问渊明》诗的自注中有言：“或曰东坡此诗与渊明相反，此非知言也，盖亦相引以造于道者，未始相非也。”“相引以造于道”，共同探求人生答案，他可谓陶公六百年后第一位真正知己。他说：“吾前后和其（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千古相契之乐，可谓溢于言表。

与苏轼学陶不同，辛弃疾却是有所学、有所不学。应该说，他也是识陶真谛的人。他推崇陶公的“高情”，并拈出“清真”为其“高情”的内涵。他反复说：“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念奴娇·重九席上》），“千载襟期，高情想象当时”（《新荷叶·再题傅岩叟悠然阁》）；又说陶公“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鹧鸪天·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送之》）。他甚至批评苏轼不了解陶已“闻道”：“渊明避俗未闻道，此是东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闻道更谁闻。”（《书渊明诗后》）他也偶有哲理的思辨，从人生妙悟上来理解陶公。《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云：“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斜日透虚隙，一线万飞埃。”在《南歌子·独坐蔗庵》中具体发挥道：“玄入参同契，禅依不二门。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微尘一经阳光照射，由隐而显，见出纷纭万状，正如浑沌人生，一经参悟，原是纷争之场，结论当然是超越是非得失之外。基于此，他也有一些萧散闲雅之作，颇具陶诗恬淡隽永的风格，越到晚年，越为明显。然而，毕竟由于襟抱、气质和环境的差异，他学陶主要偏重在外在物象景象的认同上，如仿陶《停云》诗的《蓦山溪·停云竹径初成》《贺新郎·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如对斜川的向往，“斜川好景，不负渊明”（《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如爱柳，“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如赏菊松，“自有渊明方有菊”（《浣溪沙·种梅菊》），“千古黄花，自有渊明比”（《蝶恋花》），“须信采菊东篱”（《念奴娇·重九席上》），“渊明最爱菊，三径也栽松”（《水调歌头·赋松菊堂》）等。由此可见，在同一陶渊明面前，辛与他仅是散点契合，始终保持志士本色，因而景仰而自占身份，认同而不废商榷；苏对陶却是“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的全身心投入，虽也有《问渊明》等作，却是同一水准上对人生的互商互补，不像辛弃疾在“知音弦断，笑渊明空抚馀徽”（《新荷叶·再和赵德庄韵》）、“爱说琴中如得趣，弦上何劳声切”（《念奴娇·重九席上》）等作中，对陶的“抚弄”无弦之琴“以寄其意”，作了揶揄和质疑，表示他对陶仍保持相当的距离。

在共同学陶上，最能反映苏辛二人人生思想和文化性格异点的有趣题目是饮酒。彭乘《墨客挥犀》说：“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其实，最懂得棋、酒、曲三味的正是他。他的《书李岩老棋》云“着时似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从棋道中悟出人生之道。他不善唱曲，但深谙词乐而不为音律所缚，终于开拓了词的新境界。他对饮酒的体认更意味深长。在《书东皋子传后》中，他说：“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他在《和陶饮酒诗序》中也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槃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馀。”在酒精的适度麻醉下，“晓日着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真一酒》），酒气上脸并周流全身，获得不可名状的“酣适之味”和“适有馀”，从中体会摆落拘限、忘怀物我的妙趣。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六“晋人言酒犹兵”条引苏轼《和陶饮酒诗序》后说：“东坡虽不能多饮，而深识酒中之妙如此。晋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胁，颠倒狂迷，反为所累。”也就是说，苏轼与迷狂式的泥醉不同，追求“半醺”，在半醒半醉或“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之际，体认个体生命既超脱世俗束缚又把握自我意识的微妙境界。

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有关饮酒的词，仅退居时期即达二百多首，其饮酒方式却是豪饮、狂饮。他不止一次地戒酒、破戒，直至临终也没有把酒戒掉。他是英雄失志、解愁破闷的豪饮。他的《水调歌头·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涧尚书韵》云：“渊明谩爱重九，胸次正崔嵬。酒亦关人何事，政自不能不尔，谁遣白衣来？醉把西风扇，随处障尘埃。为公饮，须一日，三百杯。此山高处东望，云气见蓬莱。翳凤骖鸾公去，落佩倒冠吾事，抱病且登台。”这里“一日须倾三百杯”的李白式的豪饮，是与“倒冠落佩兮与世阔疏”（杜牧《晚晴赋》）的愤世闷郁相联系的，而对陶渊明饮酒的认识，又别有会心地赋予“胸次崔嵬”、鄙弃权贵“尘污”的意义（“醉把”句用《世说新语·轻诋篇》王导之典）。另一首与陶公饮酒有关的《玉蝴蝶·叔高书来戒酒，用韵》云：“侬家。生涯蜡屐，功名破甑，交友搏沙。往日曾论，渊明似胜卧龙些。算从来、人生行乐，休更说、日饮亡何。快斟呵，裁诗未稳，得酒良佳。”也表达了用酒作为“人生行乐”之具，来宣泄人生有限、功名破灭、友朋沙散之悲，并认为这正是陶渊明比诸葛亮高明之处。但苏轼在《书渊明诗》中说：“孔文举云：‘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渊明云：‘偶有佳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悠然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在苏轼看来，陶高于孔融之处，在于并不刻意追求友朋常聚、美酒常满，而是偶然兴会、率意悠适的情趣，这是他对陶公饮酒的理解。指出下面这点也许有些意义：他在引用陶的《饮酒二十首序》时，把原文“忽焉复醉”写成“悠然复醉”，足见对“悠然”的强调。能获“悠然”之“一适”，能“偶得酒中趣”，那么“空杯亦常持”也是无妨的（《和陶饮酒》其一），原来他并不计较事实上的有酒或无酒，只求“悠然”、“适”、“趣”等精神愉悦。但辛弃疾却不以为然。他调侃陶公说：“试把空杯，翁还肯道：何必杯中物？临风一笑，请翁同醉今夕。”（《念奴娇·重九席上》）他是现实的，悲哀悒郁是实在的，以酒麻醉消忧也是实在的，空灵虚幻的精神超越是无济于事的。对于陶渊明饮酒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怡然心会，或“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的饮酒而存“真”的醒悟，辛弃疾大概是没有耐心去体会这种“浊醪妙理”的。

辛弃疾又表现为放浪形骸、泯灭自身的狂士痛饮。《定风波·大醉自诸葛溪亭归，窗间有题字令戒饮者，醉中戏作》生动地描绘出他泥醉的情态：“昨夜山公倒载归，儿童应笑醉如泥。试与扶头浑未醒，休问，梦魂犹在葛家溪。”这里的“濡首腐胁，颠倒狂迷”蕴含着痛苦无以自抑的突发性的宣泄，但他对自我的斫伤也是显然的。他的《卜算子》即以“饮酒成病”为词题，但另一首《卜算子·饮酒不写书》又以“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自夸自傲了。苏轼却明确认为，海量如张方平、欧阳修、梅尧臣者，算不得善饮者，“善饮者，澹然与平时无少异也”（《书渊明诗》）。他还说：“《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书渊明饮酒诗后》）即以半醉半醒的微醺为饮酒的最佳选择，目的是追求“醉中味”，而不是口腹之欲的无度满足，更不是斫性伐体、对自我“宝躯”的作践。这是苏轼对陶公饮酒的又一层理解。这种半醺境界，辛弃疾直到开禧三年（1207）八月病中才开始有所体会：“深自觉、昨非今是。羡安乐窝中泰和汤，更剧饮无过，半醺而已。”（《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但到九月十日，他却怀着陶渊明“觉今是而昨非”的醒悟离开了人间。他曾说“饮酒已输陶靖节”（《读邵尧夫诗》），如果从把握陶公饮酒的人生意义来看，这句客气话含有深刻的道理。

（原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

我读辛词《菩萨蛮》

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经典名作更是供人一生寻绎不尽、常读常新的审美对象，辛弃疾《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就是如此。

辛弃疾这首词作于宋孝宗淳熙二三年（1175—1176）间，时任江西提点刑狱，驻节赣州，行经造口而“书江西造口壁”的。我早在20世纪50年代高中语文课本上就第一次读到了。那时在老师的讲授下，读得很顺畅，几乎没有什么文字障碍。全词仅44字，上下片各四句，以两句为一个意义单位，构成四个画面的依次衔接，且以水和山作为联想、比喻、象征的中介物：“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以登台观水开篇，水中饱含当年流亡者血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山遮视线，不见北方沦陷故地。一为近视、俯视，一为仰视、远视，突出登台所处的高视点，景象大，感慨深。上片两个画面均单言水，下片则山、水连及：“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山挡不住水，江水竟自东流；“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江边听山中啼鸟。一为虚写，一为实写，突出一个“愁”。全词以小令写家国之恨的大题材，以浅近流畅语句抒发激越悲愤的爱国热情，作为一个中学生，掌握了这些基本要点，也算是初步读懂了这首词。

随着时间推移、马齿日长，阅读日广，在浏览众多注家的阐释中却引起越来越多的疑点和难点，促进思考，加深理解，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说过：“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走向接受美学》）这首辛词的“第一读者”，我派定为南宋罗大经。他在《鹤林玉露》甲编卷一中说：“南渡之初，虏人（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辛弃疾）因此起兴”；又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

罗大经这里提出此词的两个问题是重大的：一是背景，一是主题，成为后人解读、“接受之链”的起点。有的学者指出，金人追隆祐太后事，遍检史籍“并不谓有追至造口之事”，“罗说非也”，因而此词“不关孟后”，“全不相涉”。虽然持此说者不少，其实还可继续讨论。隆祐太后孟氏是哲宗之妻，高宗之伯母。她原是皇后，因与刘妃在宫廷争斗中失宠而被废，不料因祸得“福”，在金兵攻陷汴京时，“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她却因“废后”而幸免被掳北去。嗣后，她积极扶助赵构登基而为高宗，因而高宗“以母道事隆祐”（《宋史·后妃传》）。她与高宗同是维持危局、建立南宋以延续宋室的中心人物。金兵渡江南侵，分两路追击：一路追高宗，高宗率众从建康而临安，直至浮舟海上；一路追隆祐太后，她从洪州而吉州，而太和，而万安，直至此次逃亡的终点虔州（即赣州）。金兵之所以穷追孟后，乃因她率领六宫从行，且携带祖宗神主及“二帝御容”，是大动乱中政权的象征，她最后退保虔州，俨然是当时南宋王朝的第二个“行在所”。她一行人众，后有追兵，又有扈从将士的叛乱为盗，备受颠沛惊恐之苦，辛弃疾40多年后再至此地任官，自不会忘记这场历史浩劫。清江水中的“行人泪”，并非一般行旅人之泪，而是特指遭受金兵蹂躏的流亡者之泪，隆祐太后一行无疑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群流亡者。从这个大背景来理解此词，似不能指为“曲解”。

再从史籍而言，虽无“追至造口，不及而还”的明确记载，但也没有明言未到过造口。《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五记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二十三日，孟后离吉州，至太和县，又进至万安县：“金人追至太和县，太后乃自万安县至皂口（即造口），舍舟而陆，遂幸虔州。”这里指出隆祐太后在造口舍舟登陆再逃至赣州，那么金兵有没有从太和县继续前追？或者是否有少许前锋部队追至造口（太和至万安之造口，约160里）？史无明文，只好存疑。但有些记载，似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九记此事云：“金人追至太和县，太后乃自万安舍舟而陆，遂幸虔州。后及潘贤妃皆以农夫肩舆，宫人死者甚众。从事郎、三省枢密院干办刘德老亦为敌所杀。”从叙述次序来看，太后在万安之造口“舍舟而陆”在前，刘德老被金兵追杀在后。《宋史·赵训之传》更明云“刘德老为金人追骑所杀”，且亦紧接太后“至太和，众皆溃”之后。按当时的情势，金兵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太和县而止步不前，“追骑”继续向南延伸应有可能。

罗大经是南宋晚期人，其记事多据耳闻目睹。他又是庐陵（吉州）人，与同乡杨万里父子、周必大均有交游，他对隆祐太后避难吉州、虔州一事，当会特别地关注。因而他的“追至造口”之说，实存在或传闻失实，或竟可补史载之阙的两种可能性，遽断其非，恐亦未妥。

此外还可提及，此词应是登临郁孤台之作，郁孤台乃赣州一大名胜，而造口则在万安县，两地相距二百多里。这就产生一个尚未见人提到的新问题：辛弃疾为何要将登临郁孤台的作品“书于”造口？限于史料，不易推测。其实，造口作为隆祐太后舍舟登陆之地也好（这已确定），或作为金兵追而折返之地也好（有可能，但尚待证实），对于理解此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处已成为带有某种国耻意义的纪念地，这是否是辛氏书写此词于造口的内心动因呢？要之，隆祐太后逃难一事，与此词写作应有密切关联，并非“全不相涉”的。

罗大经谓此词主旨是“恢复之事，行不得也”这一说法，我就不能认同了。这不仅与辛弃疾一生坚决抗金的主张不合，且与“鹧鸪声”的文学意象的含义相左。在我国古代诗词中，“鹧鸪声”已超越自然禽鸟之外而积淀为特定含义的文学意象。宋人所著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十九记载鹧鸪“生江南，形似母鸡，鸣云‘钩辀格磔’者是”。此“钩辀格磔”的鸣声，演化为“行不得也哥哥”或“但南不北”两种谐音，而赋予两种不同的寓意（还有一种“懊恼泽家”的谐音，见韦庄《鹧鸪》诗）。前一种从“行不得也哥哥”生发，常用以抒写离别之苦，辛氏《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开端“绿树听鹈，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就是以鹧鸪等三种凄切的鸟啼声来烘托“人间离别”之恨。后一种则与南人思念故土之悲相联系。汉杨孚《异物志》：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徂，往也）”，“其鸣呼飞，‘但南不北’”。鹧鸪“生江南”，“豫章已南诸郡处处有之”（《文选·左思〈吴都赋〉》注），常作为南方热土的象征物。唐代郑谷的“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席上赠歌者》）的名句，就指《鹧鸪》歌曲会触发“江南客”（郑谷亦江西人）的思乡之情，切莫演唱。他还写有《鹧鸪》七律，“相呼相应湘江阔”，也突出南方地域特点，因而获得“郑鹧鸪”的名声。其实在郑谷之前，李白《山鹧鸪词》、李群玉《九子坡闻鹧鸪》等，其“南禽多被北禽欺”“我心誓死不能去”“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等，都表达依恋南国的情怀。辛词此处，我取后一种含义。同一凄厉南禽鸣声，南人在北地闻，与北人在南方听，同为异域闻听，空间的错位造成心理感受上的反差，备感身羁异乡之苦，自在情理之中。北宋张咏《闻鹧鸪》云：“画中曾见曲中闻，不是伤情即断魂。北客南来心未稳，数声相应在前村。”“北客南来”也是张咏的山东同乡辛弃疾的身世写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辛氏作为“归正人”的特殊身份。他满怀救国壮志，从山东归向宋廷，而宋廷对于这位军事强人，始终怀有戒心，处在不能不用又不能重用的尴尬境地。这是把握不少辛词情绪内蕴的一把钥匙。“闻鹧鸪”不仅引逗起对沦陷故土的怀念，也撩拨着他这一内心隐痛。他说的“江晚正愁余”之“愁”，或在《水龙吟》中“无人会、登临意”之“意”，的确值得深长思之。

细读此词，反复玩味，对于其他一些流行解释，也不免疑窦丛生。首句“清江水”，注家大都说是“江西袁江与赣江合流处，旧亦称清江。此处当指赣江言”。认为清江是专有名词，以部分代替全体，作为赣江的代称；然而袁江远在赣北，也从无作为赣江别称的用例。流经郁孤台下的江水固然是赣江，但“清江水”仅乃“清澈江水”之谓，与当做专名的“清江”似无关。“西北望长安”句，是化用前人诗句，还是贴近赣州风物？从王粲《七哀诗》“回首望长安”、杜甫《小寒食舟中作》“愁看直北是长安”、张舜民《卖花声》“回首夕阳尽处，应是长安”等，“望长安”已是诗词中常见意象，辛氏此处固然与之有一脉相承之痕，但主要乃从郁孤台的本事中化出。唐李勉为赣州刺史，登郁孤台北望，顿生“心在魏阙”之想，改台匾为“望阙”。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成为郁孤台诗文的习用之典。苏轼写过两首《郁孤台》诗，还写过《虔州八景图》，就有“倦客登临无限思，孤云落日是长安”的感叹。与辛氏同时的周必大，在《回施赣州元之启》中也有“郁孤存望阙之台，流风可想”之句（施元之即此时被辛氏奏劾而罢赣州知府的）。所以，我以为辛词此处即使字面上袭用前人诗句，重点却在“郁孤望阙”的“本地风光”。“毕竟东流去”句，不少注本释为江流的势不可挡，以喻抗金力量的坚韧不屈。然而，这与紧接的“江晚正愁余”如何相衔？凡此种种，均颇堪玩索。回忆50年前初读此词，难免不求甚解；现在或许有求深之过，读解诗词之难，难乎哉！

（原载《文史知识》2002年第3期）

鹅湖书院前的沉思

几年前，我去江西铅山参观鹅湖书院。站在书院大门前，放眼四围，只见一片阡陌纵横的农田，相传有仙鹅憩息过的“鹅湖”早已荡然无存，所谓“长松夹道摇苍烟，十里绝如灵隐前”（喻良能《鹅湖寺诗》），这寺前十里长松也一无踪影，但辛弃疾吟咏鹅湖风光的《鹧鸪天》词句“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犹能依稀仿佛。然而，吸引我专程来访的并不是自然景色，而是历史情怀、文化意蕴——800多年前，一场著名的哲学讨论会在这里举行。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五月，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从福建建阳亲自陪同闽学大师朱熹及其门生共八人，浩浩荡荡来到鹅湖，与抚州心学领袖陆九渊、陆九龄及其弟子多人会合。吕祖谦的直接目的是企图通过当面论辩，促成朱、陆达于“会归于一”。朱熹论学标举“道问学”，主张格物致知，读书穷理；陆氏兄弟崇奉“尊德性”，认为理在吾心，吾心即理，主张发明本心，反身自求。他在会上向朱熹诵读了自己的一首诗，其中有名的两句是“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挑明了两家学说的矛盾所在，以及势不两立、无法调和的阵势。会议开了十天，逞辩好胜的朱夫子终于不能使陆氏兄弟就范，使之归入朱子学派的麾下；陆氏兄弟执著于自家学理，顺带把对手调侃讥讽一番，结果自然不欢而散。

这次会议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却产生了原未预期的历史影响，一项积极成果就是创造了后来鹅湖书院的全部辉煌。朱陆会后，此地成为浙赣闽士子朝拜的理学圣地，声名鹊起。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视察信州，专程踏勘“鹅湖之会”的旧址鹅湖寺，并在寺侧建立书院，由理宗赐名“文宗书院”，并在院内设置“四贤堂”，祭祀朱、吕、二陆。唇枪舌剑的朱、陆双方，想不到在75年后同居一堂，安享供奉，若再要争辩，也是有口难言了。造成这一历史喜剧的缘由，自然是理宗的崇尚“理学”，庆元时的“伪学”一连翻身又加拔高，抬到官方统治哲学的高度，朱陆两氏开始鸿运高照，身价日隆。以后明清两代，对书院更作大规模修葺，建有泮池、仪门、玉带桥、洗笔池、书院正殿、两庑碑亭、御书楼、文昌阁、藏经楼、明辨堂等，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左右两廊的读书房即达96间之多，一跃而为江南四大书院之一。

然而，这次朱陆之会的历史“轰动效应”却掩盖了另一次南宋“鹅湖之会”的光辉。

这另一次鹅湖之会的主角是辛弃疾、陈亮，还有一位爽约未到的朱熹。由于当时辛陈之间互相酬唱的五首《贺新郎》幸被保存下来，这次会见在中国词史上也算一桩盛事，但比之朱陆之会，不仅文献资料缺乏，许多关键性情节模糊莫明，颇启疑窦，而其历史反响更显得冷落寂寞多了。今存直接记载这次会见经过的一段文字，就是辛弃疾的《贺新郎》词序：

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

细读这段声情并茂、回肠荡气的短文，却有不少疑点：陈亮此冬远道来访，目的何在？朱熹因何违约未到紫溪？十日之游，为时已不算少，陈亮“飘然东归”后，有病之身的辛弃疾（辛有“我病君来高歌饮”句）因何在次日急忙去追陈回来？辛氏为何“殊恋恋”，进而“怅然久之”，又进而至于“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此“意”究竟何所指？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会见具有更重大的背景和原委，不能仅仅局限在“词坛唱酬”之内，而是一次有可能影响南宋王朝历史进程的会见，其现实重要性是超过朱陆之会的。辛弃疾后来在《祭陈同父文》中特意点明“与同父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已透露出这次会见讨论抗金复国大计的政治性质。

辛陈之会的具体时间，史无明文。一般认为在淳熙十五年，也有学者主张在十四年，总之是在“太上皇”赵构驾崩后、时局一度转机之时。一生志在恢复、时时极想采取行动的陈亮自然格外活跃起来：他又是去金陵、京口等处实地考察军事地形，又是向孝宗上书献策。他说：“今者高宗皇帝既已袝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瞻陛下之举动。”他提出“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具体而言，应移都建业，而以荆襄为战略要地，“精择一人之沉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这是武将方面的“非常之人”；同时应坚持“本朝以儒立国”，“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这就是需要文臣方面的“非常之人”了。朱熹以其学术声望自是儒臣翘楚，而在岳飞、韩世忠、张浚等名将之后，满朝武臣中“沉鸷有谋、开豁无他”、能领兵打仗的“帅材”，也就非辛弃疾莫属了。辛氏后有《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的登对札子，与陈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龙川集》中，仅有三篇画赞，即是赞辛、赞朱、赞自己：

赞辛氏：“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戴四国之重。”

赞朱氏：“体备阳刚之纯，气含喜怒之正。”

赞自己：“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在陈亮看来：孝宗独立主政，摆脱掉畏金如虎的赵构，实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南宋的九位皇帝，大都是庸碌无能之辈，只有孝宗还有些才略识见。而辛、朱、陈的联盟又无疑是当时在野主战派的最佳组合，如能争取孝宗的全力支持，他们是有条件采取行动的，能为孱弱的国势、危殆的政局带来些亮色。陈亮在当时给辛弃疾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说：

四海所系望者，东序惟元晦，西序惟公与子师耳。又觉戛戛然不相入！甚思无个伯恭在中间就也。

“子师”即韩彦古，时任兵部侍郎，为名将韩世忠之子；“东序”、“西序”，即指文武两班朝列；“戛戛然不相入”云云，说明朱辛之间存有矛盾，希望有第二个吕祖谦出来居间斡旋调停，以期共襄救国大业。这里，第二次“鹅湖之会”不是呼之欲出吗？“吕祖谦第二”的角色岂不就由陈亮自己担当吗？

陈亮兴冲冲地从东阳赶到江西，与辛弃疾一拍即合。辛氏本来选择上饶为暂时退栖之地，就是为了能随时出山。他们憩鹅湖，酌瓢泉，等了又等，未见住在福建崇安的朱熹到来；赶到紫溪，这闽赣官道上的有名古镇，南望闽赣交界的分水岭，始终不见朱熹如约越岭驾临，满贮的期望和谋划一下子化为泡影，这对两位亢奋型的铮铮铁汉是个多么大的打击：这正是深入理解五首《贺新郎》词及其词序的一把钥匙。

辛陈多姿多态的爱国词，其内容却相对稳定而集中，不外是声讨金兵，斥责主和，同情罹难民众，表达恢复决心诸端，但这五首《贺新郎》却有别于此，突出的是知音难遇的主旨：辛氏问：“问谁使，君来愁绝？”陈氏答：“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除了你、我和月亮，别无知己！“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话外有音，月亮之外，理该有别的相谈手！而“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不就是陈亮当时的“硬语”的实录吗？“斩新换出旗髦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折开收合”，这不啻是陈亮政治谋划的具体方案，盼望由辛帅重整旗鼓，再建伟业，然而，“这话把只成痴绝！”

陈亮最后一首《贺新郎》发端说：“话杀浑闲说。”这句宋时口语，译成今天大白话，正是“说了也白说”。我隐隐觉得，其中对友人的怨怅似多于对社会时局的愤懑。这也难怪，这几年陈朱之间过从密切，会晤频繁，颇称情投意合。仅从淳熙十年起，每年九月朱熹生日，陈亮必备寿礼、寿辞派专使送至福建，“薄致祝赞之诚”，岁以为常。他此次精心策划三方会晤，却因朱熹爽约而流产，自然引起他超乎寻常的惆怅和失望，无法尽言的内心隐痛。辛氏说他“飘然东归”，“重约轻别”，这“飘”字，这“轻”字，细细品味，却有多少沉重啊！

今存朱熹、陈亮间书翰往来甚多，却无一字直接提及朱熹此次爽约之由，这正好反证出爽约必有隐情，不便也不愿明言。问题当然出在朱辛之间的“戛戛然不相入”。但就辛氏一方而言，他其时不乏对朱熹的尊敬。早在淳熙八年辛氏所写的《祭吕东莱先生文》中说：“朱（熹）、张（张栻，张浚之子）、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然而“南轩（张栻）亡而公（吕袓谦）病废”，如今天下只剩朱熹巍然独存，领袖群彦了。那么，朱熹因何不愿与辛氏交盟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两人抗金复国策略的不同。朱熹早年力主抗金，认为“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到晚年，则强调“蓄锐待时”，“用兵当在数十年后”，反对盲目用兵。他当时向孝宗提出的“急务”却是“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庶政”六件大事，绝口不言军事恢复之事，甚至认为“区区东南，事有不可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戊申封事》）则几乎滑到了反战派的边缘。辛弃疾作为一位有经验的军事将帅，自然也不主张盲目用兵，但在实际行动上要积极得多，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嘉泰年间力陈“用兵之利”，助成韩侂胄“开禧北伐”了。朱熹比辛弃疾年长十岁，对朝政时局阅历更深，因而举措审慎，对辛陈的急功求成保有距离，也是情理中事。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朱辛二人文化性格类型的巨大差异。辛弃疾是位事功型的人物，豁达大度而又刚强果毅；而朱熹则坚持道学理想人格的追求，“圣贤气象”的涵养。在此次辛陈之会前，朱辛交往不多，但仅有的两次接触肯定给朱熹留下不好的印象。一是辛氏营建带湖别墅，“作室甚宏丽”，朱熹“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这话是朱氏亲口说与陈亮，陈亮又亲笔写给辛氏的（《与辛幼安殿撰》）。朱之“去看”辛氏别墅，是“潜入”，像是暗中察访，别有用意；陈之转告辛，却对朱之主观评价留了一手。作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师，其好恶褒贬是不言而喻的。他的好友刘珙也曾“创第规模宏丽”，朱熹也予“劝止”而不惜开罪友人（《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二是辛氏帅湖南时，曾派客舟载牛皮过南康军境，恰为军守朱熹搜检拘没，辛致函朱，才得发还。但朱熹在给友人信中叙述此事说“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后因辛氏修书说情，“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虽徇情“给还”，仍不能释然。时人对辛氏的这类訾议，如“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之类，所在多有，连陆九渊也有专函给辛，深致不满。这些对于“气吞万里如虎”的军事强人辛老夫子来说，似属小事一桩，大可略而不计，但在崇奉内省修身以达于道德自我完善之境的朱熹眼中，却是人格评价的根本原则问题了。

果不其然，即在辛陈“鹅湖之会”后不久，辛陈友人杜叔高往访辛氏，辛又依《贺新郎》韵作词一首送杜；杜将会见情况告朱熹，朱氏在《答杜叔高》中说：“辛丈相会，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什么叫“向里来有用心处”？这其实是朱子哲学的重要命题。他论学主旨即以自我心性修养为主，一再反复强调“向内便是人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朱子语类》卷一一九）。把道学的理想人格归结为道德的自我完善。朱熹还对门人说：“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略不警策之。”要求朝廷“明赏罚”，对辛氏的“短”处、“过当为害”处，严加约束，监控使用（同上书，卷一二四）。这番师生间的悄悄话，明白无误地表明朱熹终究不视辛氏为同道者，理学理想人格与实践性事功型人物之间确乎存在“戛戛然不相入”的一段差距，朱熹的爽约拒会，是否应从这里找到原因呢？

南宋的两次“鹅湖之会”，一次是失败的哲学会议，却名噪当时，声播后代；一次是流产的政治性聚会，其本来面目则长期湮没，仅仅被当做词坛酬唱留给后人些许追忆。而在通常情况下，一次单纯的词人聚会不免遭受社会的冷落。这种一冷一热的历史效应还伴随着辛陈与朱之间的冷热反差：辛陈热情来会，而朱熹漠然谢却。历史的不公蕴藏着历史的深邃和复杂，这里隐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特征、尤其是理学精神的历史影响力和对社会心理的渗透力。当我将离鹅湖书院时，禁不住在大门口一座青石牌坊前徘徊。这座清初遗物，上刻雁塔图案，三层翘檐，翼然欲飞，颇显精工和气派。迎面镌有“斯文宗主”四字，背面则刻着“继往开来”，我顿时才明白鹅湖书院是冲着朱熹和朱子学而建立、繁荣起来的，朱、陆之争不过是个触发的契机。康熙帝“御书”的楹联写道“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发挥的正是朱熹“理一分殊”即千差万别的事事物物只是最高“理”的体现这一理学精髄，使用的也正是朱熹一再使用过的“月印万川”禅宗话头。朱熹这套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学说，最终要使人人在内省修身中穷天穷地穷人，以臻于与天理合而为一，这就把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化为主体的自觉行为方式，以达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美妙境界。这套学说，完全适应宋末以来以伦理为本位、以道德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统治的需要，并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传统精神，其受到社会的普遍崇奉自是必然的了。

但在南宋风雨飘摇的偏安时局下，朱子学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救亡图存的学说，律己有馀而救国不足。陈亮上书中说：“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岳珂等认为即指朱熹，固不尽然；但朱之与时局保持距离也是不争的事实。他在答覆陈亮时写过：“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闲汉在山里咬菜根。古往今来多少圣贤豪杰，韫经纶事业作不得，只恁么死了底何限；顾此腐儒，又何足为轻重！”这比之“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的辛氏，“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的陈亮，从对当务之急的关注来说，两者所表现的社会责任感似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后世的价值取向却并非完全对应。

岁月悠悠，要想在当地寻觅一点辛陈之会的印痕，实在颇为渺茫。期思村瓢泉有座“斩马桥”旧址，来源于南宋人赵溍《养疴漫笔》的一则记载。据传陈亮此次骑马往访辛氏，“遇小桥，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挥马首，推马仆地，徒步而进”。这自然未可据信，但反映出人们心目中陈亮的豪健躁急、时时准备行动的性格，倒甚传神，这就稍许减轻我一些尚友古人的某种寂寞之感。但这份心理平衡很快又被另一桩事所打消。紫溪有座叫“西山”的小村，居民大都为辛姓，传是辛氏后裔。我在一部书中看到他们所出藏的一幅辛弃疾画像的复印件，正冠朝服，拱笏肃立，慈眉善目，丰颊广颡，不像“眼光有棱”“背胛有负”的“一世之豪”，大有“以醇儒自律”、冲融平和的道学家风度。这也颇堪玩味。辛弃疾后在福建为官，朱熹与他交往才日见亲密起来。原因呢，朱氏说“渠既不以老拙之言为嫌”，即认为辛氏接受了他“早向里来有用心处”的告诫，他又热情地为辛氏斋室题写了“克己复礼”的匾额。这就为后人用道学家的形象改铸辛氏提供了根据，也折射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中理学积淀的深固有力。

我后来从鹅湖赴武夷山，也途经紫溪，望着一旁蜿蜒起伏、时存时断的鹅卵石古官道，顿觉历史的道路也是这样曲折复杂，从古代一直延伸到今天。

（原载《随笔》1995年第1期）

杨万里的当下意义和宋代文学研究

作为南宋的一个重要作家，研究杨万里必将推动宋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杨万里的身份，主要有三个：一是勤政爱民的爱国名臣；二是卓有建树的理学家；三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有关键意义的大诗人。这三个主要身份留给我们丰富深厚的文化遗产，一直到今天都能发生很深刻的作用。

一

杨万里的当下意义，用三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新”；一是“活”；一是“诚”。

“新”，即开创精神，开拓精神。杨万里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但就陆游与杨万里比较而言，一般地说，陆游生前的名声和影响比杨万里大。但是在文学史上、诗歌史上，没有一个陆游的什么体，而独独有一个“诚斋体”，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南宋时候诗歌的发展，要创立一个体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杨万里以前几乎都是江西诗派，难度非常大，但就是杨万里，唯独在诗歌史上留下一个独特的名字：“诚斋体”。诚斋体包含了杨万里非常艰苦的一个诗歌创新过程，当然他的创新也不是无水之源，他是学了王安石的诗，又学晚唐的诗，最后，又从生活当中去进行思考。他的诗歌快、活、谐趣，都对生活充满着清晰敏锐的感觉，最后他把那种感受写到诗歌里去。所以他写下的那些典型的诚斋体诗歌都留传下来，很多的宋诗选本都有杨万里的诗。我想这样一种创新开拓精神，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可以从中汲取很多营养，他的一些成功经验，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和启发。

关于“活”，杨万里的诗有一个“活法”，“活”也是创造诚斋体的基础，但是提出“活法”本身最早的不是杨万里，而是吕本中。我们现在想到的吕本中的“活法”的影响反而没有杨万里这么深。原因在什么地方？根据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吕本中原来想在江西诗派的规范当中能够突破这个规范，既承认规则，又能够超越规则，所以能够做到自由和规律的统一，而吕本中的“活法”就讲到这里为止。但是杨万里的“活法”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更新的体会。这是杨万里的“活”的一个主要精神，就是杨万里直接从生活中，从自然界本身之中建立一个嫡亲的母子关系。很多的江西诗派对于事物的感觉，不是从事物本身，而是从历代的诗歌当中去感受。写到月亮，那么就想到很多写月亮的名诗，从这些诗歌中翻新出诗。但是杨万里不是这样，杨万里是直接从生活当中把与生活建立的亲切的母子关系写出来，这样来表现他的真切情趣、理趣乃至童趣。所以杨万里这个“活法”，在今天更加有意义。

第三是“诚”。杨万里考中进士，刚走上仕途的时候，是永州（古零陵）的一个地方官，当时爱国名将张浚正好也在零陵。杨万里好几次去拜访他，头两次他不接见。但他坚持要见张浚，最后张浚就授予他“正心诚意之学”。“正心诚意”是宋代理学的一个观念。杨万里接受“正心诚意”这个影响，奉为终身的圭臬，他的号叫“诚斋”，即是从“正心诚意”来的。那么这个“诚”就成为杨万里一生行事为政的思想性格重心。“诚”既是作为诚信论的基础，一个道德基础、伦理基础，同时又成为他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万里在一篇文章里说首先要“诚”，诚了以后才能正心，才能修身，修身以后才能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发展过程，所以“诚”成为他政治理想的第一原动力。杨万里把“诚”提高到这么一个程度。诚斋的易学，他的《庸言》《天问天对解》等一系列的理学著作，奠定了他作为宋代一个重要理学家的地位。他的理学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实践性，他的理学总是用这套理论来密切关注现实，跟他的政治实践，道德实践以及他的文化创造实践结合在一起，所以“诚”在杨万里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七大提倡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那么诚信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新的理念。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个重要报告里面，特别讲到了和谐社会。他讲，和谐社会有六个构成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讲诚信。我想杨万里的“诚”所蕴含的意义，我们今天可以结合当下现实进行新的阐释，同时加入到我们的核心指导思想里面来。

杨万里这个作家身上所体现的东西，与我们的现实非常容易找到契合点，把杨万里所创造的文化业绩、他丰富的遗产转化成与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一种资源，非常有必要。

二

杨万里的研究，从宋代文化研究的层面来说，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多成绩的一个领域，特别是最近几年，杨万里研究在文献研究、年谱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长期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前17年，宋代文学与唐代文学比较，比不上唐代文学研究的规模。唐代文学无论是从整理文献基础方面，还是论著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是宋代文学研究学习的榜样。但是，近几年来，宋代文学研究气象是不错的。宋代文学研究长期有一个偏向，除了整体上与唐代文学有差距外，还有就是重大作家轻小作家，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我将其称为“三重三轻”的偏向。所以杨万里研究正好在纠正这个偏向上有重要意义，对杨万里的研究深入了以后，可以对南宋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发展作一新的认识。

那么杨万里研究怎样进一步深入？我想，首先是继续加强文献整理，资料的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这是“永垂不朽”的。但是真正要把宋代文学研究提高一个水平，把杨万里研究提高一个水平，我想最重要的要有问题意识，要能够善于发掘一些新的材料，找到一些新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想介绍一下钱锺书先生的杨万里观。钱锺书先生是一位博学和睿智的学者，恐怕当代是很少有人与他相比的。钱先生关于杨万里的一些论述，我们熟悉的是他的《宋诗选注》。《宋诗选注》里有一篇杨万里的小传，是篇幅较大的一篇。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一般人看起来，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因为它选了300多首诗，81个作家。但据我看，这部书是宋代诗学的专著。特别是81篇作家小传，把它们连起来读，就是宋代诗歌发展史的纲要。它里面提出的很多观点，限于著作体例，没有充分地发挥。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接着发挥的。《宋诗选注》在正式出版以前，钱先生选了10篇作家小传在《文学研究》上发表，其中就有一篇杨万里的，这篇小传是钱先生十分看重的一篇。除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以外，也可以从他的《谈艺录》等其他著作中看到对杨万里的论述。

钱先生故世以后，出版界出版了他的两部大书：一部是《宋诗纪事补订》，这是钱先生对清朝一个学者编的《宋诗纪事》的补订，这部书代表了钱先生在当时解放前夕，对宋诗的文献研究的成果；第二部是钱先生的《钱锺书手稿集》。《钱锺书手稿集》已经出版的三卷，每卷大概一百万字，是钱先生平时读书心得的记录。据说，全部的数量是四十五卷，这个规模非常了不起，现在还没有找到第二个人能保存如此数量的手稿。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出版，规模也很大，但他的材料大多是他的文书给起草的，大多是公文。然而《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读书的笔记，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一座图书馆。从现在已经出版的三卷来看，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论到宋代360个诗人的集子，每一个集子都作了笔记，其中北宋的70个左右，南宋的将近300个。我读了以后非常兴奋。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对于宋人的集子读得那么多，那么仔细，那么深刻。他对300个南宋诗人的诗集都作了笔记。杨万里的那一条，我们整理出来了，大概有三四千字，这三四千字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后辈人应加以消化、加以发挥的。所以我曾经提出，我们对钱先生留下的遗产，特别是《手稿集》，我们首先要继承，要“照着说”，然后我们才能“接着说”，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三四千字里面包含了很多问题，联系他以前发表过的著作，我想钱先生对杨万里的看法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有系统的看法的。

第一，杨万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宋诗选注》里说在中国诗歌史中，杨万里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游）和范（成大）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他具体说了南宋的诗歌分成两派，一派是江西派，一派是晚唐体。最早是从杨万里开始有这两个走向的。《手稿集》里面进一步地说，曾幾的七律开了杨万里的先河。钱先生并没有简单地认同杨万里自述创作道路的话，杨曾说他首先是学江西诗，后来又学王安石，最后又面对生活从生活里学诗。但钱先生从杨万里的作品里分析得出，这话不完全如此，他认为杨万里是江西诗派的教外别传。

第二，他对杨万里的诗歌艺术作了细致的分析，有些非常精彩。钱先生手稿的主要形式是引一首诗加一些评语，另一种形式就是抄诗。他的抄诗，为什么抄这首诗，也是值得我们好好体会，刚才讲的三四千字的笔记主要是抄诗，在抄诗的过程中加以评点。比如说，他抄了一首诗，写热天的，“晚林不动蝉声苦，蝉亦无风可得餐”。题目叫做《深秋盛热》，说深秋热得很厉害，树林中没什么动静，没有风，蝉却觉得苦。为什么呢？蝉已经无风可吃了。这是诚斋体的一首典型的诗。另外一首诗说：“小风不被蝉餐却，合有些凉到老夫。”他说风很小，期望蝉不要把风全部吃光，留一点凉快给他享受。成语中有所谓“餐风宿露”或“餐风饮露”，杨万里却把“餐风”坐实，再加以引申发展，钱先生命名为“将错认真法”，以获得别样的诗趣与情蕴。还有一种叫“倩女离魂法”，杨万里的《登多稼亭》“偶见行人回首却，亦看老子立亭间”，《上章戴滩》“回看他船上滩苦，方知他看我船时”，都利用了双方视角的错位和对流，就像倩女离魂，自己离开了自己的灵魂，然后那灵魂来看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方法。这让我很容易想起卞之琳有名的一首诗叫《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样的写法与意境，最能体现诚斋体的特点，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我看了钱先生的著作，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在南宋诗人当中，谁是钱先生最看重的诗人？是杨万里。这从钱先生经常把杨万里与陆游比较中可以证明。他在比较中，总是讲陆游的不足（当然这个观点人们不一定都能同意）。钱先生的艺术感受与品评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因钱先生的观点中有深刻的诗学背景，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对我们今后研究杨万里有很大的启发。

宋诗研究、杨万里研究，要寄希望于我们整个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特别要寄希望于江西的学者，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成果。我有一句话，宋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在江西。

【作者附记】 2007年10月30日在江西吉水县举行“纪念杨万里诞辰880周年学术研讨会”，本文即据我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文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如钱锺书先生论杨万里等），似未失去参考价值，故发表以求教正。2010年1月识。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3卷第3期）

读中华版《家世旧闻》

《家世旧闻》是陆游的一部重要笔记，但最早仅著录于明代《文渊阁书目》，而原书久佚。明中期长洲袁袠曾藏有此书钞本，今亦不见。现孔凡礼先生据北京图书馆收藏邓邦述穴砚斋写本，校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萃闵堂钞本，整理出版（与《西溪丛语》合刊，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版），使这一尘封冷藏多年的珍籍重见于大陆学林，诚有功之举；且孔先生句读审慎、校勘亦称精细，整理质量颇高。

然而，此书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尚藏有钞本一部，上、下两卷，共62页，每半页9行，每行18字，无界栏及中缝字，楷体工录。此本最后亦有何焯跋语云“乃六俊袁氏故物”，知同是袁袠藏本的另一过录本。又据首尾各有一“吴兴张氏珍藏”“希逸藏书”长方印，知曾为吴兴人张珩（字葱玉，号希逸）所藏。

此张珩藏本（简称张本）虽与穴砚斋本等均自袁袠蔵本所出，但因抄写工整，保存完好，实比穴砚斋本优胜，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可供参酌之处甚多。

一、穴本残缺或文义疑异者，可据此本补全或校理。暂举十例。

（1）中华版第181页，卷上13条：“楚公仕宦四十年，意无屋庐。”孔先生校云：“疑应作‘无意’。”按，张本作“竟无屋庐”，“意”“竟”乃形近而误，作“竟”于义始通。

（2）第182页，16条：“楚公精于《礼》学，每摅经以破后世之妄。”按，“摅”为发抒、舒展等义，“摅经”似不词，张本作“据经”，是。

（3）第187页，32条：“‘……必是出□在此。’既检，果出此句注中。”“出□”，张本作“出处”，是。

（4）第190页，43条：“忽见右□数十人列侍。”张本“右□”作“左右”，不缺亦不误乙。

（5）第194页，53条：“朝循之治为先，诵楚公回师朴《谢入馆启》云。”孔校云：“此句文意难明，疑有讹脱。”按，张本作“胡循之治为先君诵楚公回师朴《谢入馆启》云”。此当作一句，谓胡治（字循之）为先君（陆宰）诵读楚公（陆佃）之文（《谢入馆启》）。师朴，指韩师朴，见本书前第50条。

又，本条《谢入馆启》云“而有寒唆之风”。“唆”字误，张本作“畯”，是。

（6）第213页，卷下30条：“当时阿谀之士，翕然称其□□得《尚书》《春秋》之法。”按，据张本，此两脱字为“工”“云”，应分为上、下两句。

（7）第214页，34条：“初，安时妻与弟宽不相得，安时妻早死。”此谓黄宽叔嫂不和而致使嫂氏早死，似属少见；而据张本，“弟宽”下有一“妻”字，则指妯娌勃谿，较合情理。同条“安时不拘世俗如此”句，张本作“安时卓然不徇世俗如此”，义亦较优。

（8）第216页，38条：记陆宰临终梦见陆佃：“楚公愿，又曰：‘汝在此日，……’”孔校：“‘愿’疑为‘顾’之误。”张本此句作“楚公顾叹曰：‘汝在此日，……’”则“顾”误作“愿”，“叹”又误作“又”，两字并误。

（9）第217页，39条：“泰州徐神翁，能知前来物。”“前来物”三字费解，孔校仅云：“《说郛》‘前来’作‘未来’。”“未来物”于义亦欠妥；张本作“能前知未来事”，则语意明白通畅。

（10）第221页，43条：“范忠宣叹曰：‘□唐士宪、程伯淳不遽死，元祐之政，可以无憾，亦当□□今日之祸。”据张本，所缺三字，分别为“使”“能弭”，文义即周全矣。

二、凡孔先生校改之误字、脱字，此本大都不误、不脱。如此者颇夥，略举五则以示例。

（1）第177页，卷上6条：“太尉锁斤试两浙漕司。”孔校：“宋制，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疑‘斤’字有误”。按，张本正作“厅”。

（2）第183页，21条：“色极不乐。”孔校：“‘乐’后疑脱去一‘曰’字。”按，张本即有此“曰”字。

（3）第185页，27条：“私念秦陵终无嗣。”孔校：“秦”当作“泰”，“泰陵”乃谓哲宗。按，张本即作“泰”，不误。

（4）第192页，46条：“妻刑，亦追封燕国夫人。”孔校：“‘刑’疑为‘邢’之误。”按，张本正作“邢”。

（5）第194页，54条：“介甫观书，一过目尽能。”孔校：“‘能’后当脱去一字，其所脱之字或为‘记’字。”按，张本正有“记”字，孔校所言极确。

三、其他异文可供参考者。

（1）第182页，卷上19条：记苏轼守钱塘时商议筑堤西湖，陆游六叔祖陆傅以“工役甚大”“费财动众”加以反对。苏轼怒斥其“小匃辄呶呶不已！”“小匃”当为骂人口语，“匃”即“丐”字，义亦互通；而张本作“小勾”，或指其时陆傅任“浙西转运司勾当公事”之“勾”，可供再酌。顺便提及，孔先生认为此条说明“苏轼实有点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毛病。这，十分有助于对苏轼的全面了解”（见《〈家世旧闻〉是宋代史料笔记珍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85期）。则似不确。因该条下文陆傅即自云：“‘小匃’盖指臣也。然是时岁凶民饥，得食其力以免于死、徙者颇众。臣所争亦未得为尽是。”苏轼整治西湖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正确方法，兼收治湖、赈济之利。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云：“艰食之岁，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归于赈济也。”《奏户部拘收度牒状》又云：“将前来度牒变转赈济外，所馀钱米，召募艰食之民，兴功开淘。今来才及一月，渐以见功。吏民踊跃从事，农工父老，无不感悦。”故此则若说成“记录下”苏轼的“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性格中的这一方面”，毋宁说是表现他的“决断精敏”（苏辙语）以及陆傅的知错改过。

（2）第184页，23条：楚公“与诸公不合者实多”。张本在“诸公”下多出“议论”两字，似可增补。

（3）第185页，28条：“元丰中，庚申冬。”张本作“元丰庚申冬”。“庚申”为元丰三年。“中”字当系衍文。

（4）第190页，41条：“至崇宁后，群阉用事，遂改都知为知内侍省事、同知内侍省事。”按，“都知”改为“知内侍省事”，但不能同时又改为“同知内侍省事”；改为“同知内侍省事”的当是原“副都知”。张本在“同知内侍省事”前正有“副都知为”四字。

（5）第192页，48条：“一鼎之内，以貔一脔投之，旋即糜烂。”张本作“一鼎之肉，以此物一脔投鼎中，旋即糜烂”。按，此句言陆佃从辽国所得“貔狸”，有“糜肉”之神奇性能。“貔狸”当系一兽，不能省称为“貔”，却可用“此物”代称。“一鼎之肉”亦比“一鼎之内”于义为长。

（6）第195页，58条：记陆佃为傅氏师，“傅氏孙兴祖，字仲修，实受业。为仲修不第，自号且翁”。按，“为仲修不第”，“为”字甚突兀；据张本，“为”乃“焉”之误，应属上句为“实受业焉”，然后再述其不第之事。

（7）第195页，60条：“九月杜知婆”，又“先世以来，庶母皆称知婆”。按，此两“知婆”，据张本批语均应作“支婆”，即“支庶”、“支孽”之“支”。“知”恐是音近而讹。

（8）第205页，卷下13条：“先君言：问贯、师成事用之由。”此句谓陆宰问邵成章：童贯、梁师成“用事”之缘由，作“事用”不妥，张本正作“用事”。同条言梁师成“自言母本文潞公侍儿，生己子外□者”，下一句殆不可解。张本作“生己于外舍者”，即谓梁师成冒充文彦博之子，语意始明。

（9）第209页，19条：记蜀人魏汉津“自言年九十五，得法于仙人李艮，艮盖年八百岁，谓之李八百者是也”。按，张本“岁”作“世”，当属下句：“世谓之李八百者是也。”上文记魏汉津“年九十五”，亦无“岁”字。

（10）第221页，41条，记唐介被贬，朝士作送行诗，“李诚之作《山字韵》一篇”，“先夫人尝言李诚之诗本云‘未死奸谀骨已寒’，盖畏祸者避斥潞公也，然不知如此则句乃不工”。据张本，“盖畏祸者”前，尚有“世所传本乃曰‘已死奸谀骨尚寒’”一句，则上下句因果关系始显。按，李师中，字诚之，时唐介因弹劾外戚张尧佐、宰相文彦博而被贬英州，李师中作《赠御史唐介贬英州别驾》诗，中有“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一联，据《东轩笔录》卷七，时谏官吴奎先助唐介同劾张尧佐，及至弹劾文彦博时，吴奎“畏缩不前”，故“厚颜之句，为（吴）奎发也”；而据本书，我们才知“未死”之句乃指文彦博。此为仁宗朝政争与诗歌之一大关涉，《家世旧闻》张本所载，对解读李诗很有帮助。又，今存此诗除《东轩笔录》外，尚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六，“未死”句恰作“已死奸谀骨尚寒”，与“世所传本”相同。对此异文，亦赖张本可得辨明渊源本末，乃是“畏祸者”所改。

张珩本虽也有个别舛误之处，但总体而言，远胜穴砚斋本。其原因之一，恐在于袁袠藏本之本身缮写颇劣。张本所附何焯跋语云：“陆放翁《家世旧闻》二卷，乃六俊袁氏故物，恨笔生太拙于书耳。”（此跋与中华版《家世旧闻》所附录之何焯跋语文字出入颇大，“恨笔生”句即无。）抄手书写拙劣，以致辨认为难；而张本之缮写者却甚细心严谨，错误较少；且遇宋帝必空格（穴本不空格），自称“游”时必作小字，似比穴本更多地保留了初钞本的原貌。胡适于1948年12月18日曾寓目此本，“敬记”有“此书似宜钞一本付影印流传”一语，继毛扆、缪荃孙、傅增湘之后，表达了出版此书的愿望，但当时亦未实现。

此书有九条正文之末注有入《笔记》等语，其中六条且作“入《笔记》讫”字样。此《笔记》即《老学庵笔记》。孔先生认为，这些都是“陆游自己加的”，并说，“陆游原来有意把前者（《家世旧闻》）的一些条陆续经过考虑后收入后者（《老学庵笔记》）”，得出了“前者大约是后者的初稿”的推断。此点尚可再酌。第一，此九条注文中，有的注云：“已入《笔记》，‘天人五衰’《记》所无。”（卷上，44条）玩其语气，不类陆游本人，显是抄者所加。又如“《菊》诗人《笔记》”（卷上，46条），亦疑抄校者之语。第二，卷上第54条，记楚公尤爱《毛诗》及王安石熟读《诗正义》事，亦见《老学庵笔记》卷一，但文末无注，殆系抄校者失校；如此类注文为陆游自注，恐不致遗漏。第三，陆游于庆元四年春作有《戊午元日读书至夜分有感》一律云：“七十年来又四年，雨声灯影故依然。未收浮世风沤梦，尚了前生蠹简缘。《老学》辛勤那有补，《旧闻》零落恐无传。先师钵袋终当付，叹息谁能共著鞭？”此诗把《老学庵笔记》和《家世旧闻》两者对举，说明这是两部独立的著作，而不是一书之“初稿”和“定稿”的关系。两书虽有部分条目交叉，但不影响各自作为专书的性质，正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归田录》亦有互见条目而仍各自成书一样。

（原载《书品》1995年第1期）

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

一

号称“通儒”的王应麟一生怀有“词科”情结，影响到他的行为选择和著述取向。他的父亲王，虽中进士却未能考取博学宏词科，终身抱憾，“他日必令二子业有成”，他课子严苛，期待迫切，临终时犹以此事殷殷嘱咐应麟、应凤这对孪生儿子。王应麟于淳熙元年（1241）举进士，时年19岁，取得了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的资格，就积极备考，广泛搜集资料，随时整理归类，“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典籍异文，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孜孜矻矻，毫不懈怠，终于在宝祐四年（1256）中科，践尝了这一夙愿，时年34岁，离中进士已足足15年。他的弟弟应凤也于开庆元年（1259）考取，成为现有资料最后一位博学宏词科中式者，兄弟相踵，一时传为佳话。

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促使他编撰了一系列有关词科的书籍，既为自我积累之用，又可应社会广大举子要求。《辞学指南》就是迄今唯一一部词科研究专书，附见于他的《玉海》之末。《玉海》共200卷，是一部体大思精、搜讨宏富而又自具特色的类书。取名“玉海”，意指“若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突出其内容之珍贵和蒐罗之广博，又云“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标举“德”“善”等传统信条。它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二十一门，门下又细分若干二级小类，纲举目张，条理井然，不单是文献资料的排比辑录，也反映编者对世界万事万物的一种条理化的整体观念，努力使之成为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知识体系。比之一般的唐宋类书，此书有两点尤当注意。一是为“词科”应试服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即指出：“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词科”考试制、诰等文体，大都为朝廷代笔，内容自然偏重于“巨典鸿章”“吉祥善事”，在类书编纂取材时就对此有所突出和强调，以更切合实用。二是重视宋朝史料。《四库全书总目》又指出：“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这是因为词科考试的内容，“古今杂出”，“每场一古一今”，古今史事并举，故在取材时又需注意本朝史料的摘取编辑。“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是肯定其作为宋代史料的独特价值；阮元《学海堂集序》中说：“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也推崇王应麟对于“史志”处理的“家法”。至于“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则是对其总体的评价了。

除《辞学指南》《玉海》外，王应麟词科著作还有《词学题苑》40卷。至于他的名著《困学纪闻》，博赡精深，涉及词科者亦随处可见，其卷十九为“评文”，更富直接论述词科之材料。

同属浙东学派的章学诚，在论及王氏《玉海》时，曾指出“皆为制科对策，如峙糗粮，初亦未为著作。惟用功勤而征材富，亦遂自为一书”，也注意到此书对于科举的实用性质，并因“用功勤而征材富”而自为一书。但章氏坚持“纂辑”与“著述”的区别，并引发出对王氏此类书籍负面作用的指责。他说：“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章氏此论，渊源有自。他在同书《浙东学术》篇中，已指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的特点，“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各因其习而习也”；但又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在他的心目中，“史纂”“史考”“史学”是犁然有别的，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章氏对“宗仰王氏”的后学辈的批评。他对王应麟的《玉海》等书，还是怀抱敬意的，在同书《答客问下》中，论及“比次之书”时，认为有三种情况：“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还有一类即是如《玉海》之属，乃是“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聚薪槱者”（《诗经·大雅·棫朴》“薪之槱之”，槱，积也），正确地指明《玉海》等纂辑排比资料之书，乃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两者既有层次差异又有循级前行、不断探索的密切关系。章学诚对王应麟的学术评价，是深刻而全面的。

王应麟“词科”情结之所以强烈，一是来自父命，此点毋庸赘述；二是出于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定，词科出身对政界、学界的自我形象塑造，关系重大；三是个人学术宗旨与文学志趣使然。南宋士人中虽不乏贬斥词科和词科出身者，然而在大部分士人中却颇获青睐。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云：“汤举者，处州缙云人，……遗泽遂沾其子，即进之思退也。后中词科，赐出身，尽历华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时。”汤思退（字进之）历仕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直至拜相，依附秦桧，丧权误国，但这条记载却反映出词科出身与他仕途顺遂的微妙关系。周密《齐东野语》记真德秀云“时倪文节（倪思）喜奖借后进，且知其（真德秀）才，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真德秀固然出类拔萃，倪思“与之延誉于朝，而继中词科，遂为世儒宗焉”。这则材料则透露了词科与“儒宗”直接的隐性联系。无独有偶，王应麟登进士第后，自言：“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他发誓不能止步于进士科，为考中博学宏词科而“闭门发愤”，在他看来，博学宏词科是达致“通儒”的必由之路。《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在评其《四明文献集》时也说“应麟以词科起家，其《玉海》、《词学指南》诸书，剩馥残膏，尚多所沾溉；故所自作，无不典雅温丽，有承平馆阁之遗”，颇为中肯地指明词科对王氏文学创作趋尚的具体影响。

二

要深入而具体地了解王应麟的学术宗旨与文学志趣，我们可通过对其《辞学指南》的研究，把握他的一个侧面。

《辞学指南》四卷，附刻于《玉海》之后，如果说《玉海》为应试词科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辞学指南》就是有关词科肄习方法、考试试格，以及制度沿革的专门著作，两者互为表里，交相为用。不少词科出身者均热衷于编辑类书，如唐仲友即编有《帝王经世图谱》十卷，周必大谓其“凡天文地志、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伯，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午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说明此类类书的编辑，其出发点是为自己迎考所作的肄习工夫，初不在为他人提供参酌，也就是说，首先是为己，其次才是为人。正因为有《玉海》作准备，王应麟的《辞学指南》才显得论述扎实，语无虚饰，超出于泛滥成灾的科举图书，而成为富有学术内涵的专著，在我国科举学史上有其价值与地位。

《辞学指南》前有《自序》，言简意赅地论述两个问题。一是宋代词科设置、沿革大略，大致有三个阶段：（一）绍圣元年，“五月，中书言唐有辞藻宏丽、文章秀异之科，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于是始立宏辞科。二年正月，礼部立试格十条”。原来在进士科罢诗赋后，“纯用经术”，公文写作人才一度匮乏，朝廷文告的撰述成为“众之所难”，为了补缺纠偏，才决定设置“宏词科”；（二）大观四年，“改为辞学兼茂科”；（三）绍兴三年，“七月诏以博学宏词为名”。随着这三次改名，考试的科目均有相应的变动。在宋人的用语中，把“宏辞科”“辞学兼茂科”“博学宏辞科”都统称为“词科”。但宋末嘉熙二年，另立“词学科”，考试难度降低，不久废置，“今唯存博宏一科”。前人一般对此短期存在的“词学科”忽略不计。王氏概括这三次改名的情况云：“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即绍兴三年以后），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矣。”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先重华藻、“宏词”，继尚淹该、“博学”，最后达至“博学宏词”并重而又以“博学”为先之境，正与其科名相吻合。

二是提出衡文的标准。王应麟写道：“朱文公谓是科习谄谀夸大之辞，竞骈俪刻雕之巧，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然则学者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云。”作为词科人，王应麟既怀自豪之感，又不讳言科举中的不良文风，他治学兼取朱、陆，自然尊重朱熹的批评意见，并把“深厚简严”树为文章圭臬，纠正谄谀夸饰雕琢之时病，也是他编著本书的现实针对性之所在。

《辞学指南》正文四卷，第一卷讲叙肄习之法和作文门径，第二、三、四卷分论词科所试各个科目即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最后附以《辞学题名》。内容重在指导学子的学习和写作，不专力于词科制度，但自具逻辑系统，编次井然有序。

在第一卷中，分编题、作文法、语忌、诵书、合诵、编文六个子题，王氏大量引用前人和时辈的名言隽语，而参以己意，使之相互阐释学习与写作之道，注意理论性解说与作品实例的结合，同时立“语忌”专节，注意正反两方面写作经验的对照，又设置“诵书”、“合诵”专节，使“读”与“写”能够统一起来。此卷以“编题”开篇，即是指导学子应在“编阅搜寻”、“俟诸书悉已抄遍”的基础上，编制文类门目，如天文、律历、浑仪等，他共列举了137门，这里有他自己编纂《玉海》的实践体会在内。他还引用“陆贽《备举文言》三十卷，摘经史为偶对类事共四百五十二门。李商隐《金钥》二卷，以帝室、职官、岁时、州府四部分门编类”，又引传为韩愈所作《西掖雅言》五卷，晏殊《类要》“总七十四篇，皆公所手抄”等经典范例，导示学子，用心良苦。他在《自序》中主张“学者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把《六经》视为治学根本，自当涵泳精读，但在“诵书”“合诵”等处，又主张广泛阅读，如“子书则《孟》《荀》《扬》《管》《淮南》《孔丛》《家语》《庄》《列》《文》《墨》《韩非》《华》《亢仓》《文中》《鬻》《刘》诸子，《汲冢周书》《吕氏春秋》、贾谊《新书》《说苑》《新序》，兵书则《六韬》《司马法》《孙吴》《尉缭》、李靖《问对》，皆有题目，须涉猎抄节”，他还开列其他不少书目，视野开阔，博及群书。其中尤须注意的是《宏词总类》一书，此书为陆时雍所编，也是宋代有关词科的专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曾予著录，但现已佚失。《辞学指南》却详细指示阅读、利用此书的方法和步骤，从其引用来看，此书主要是辑录宋代词科考取者的程文，在今天又有科举史料的价值。

作为科举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辞学指南》在史料准确性上更具优长。王应麟是位严谨的文史学者，他的不少记述甚至比其他史书更可靠。《辞学题名》就充分体现出这个特点。《辞学题名》依次登录绍兴二年“宏辞”首科至大观三年末科取录共31人，政和元年“词学兼茂”首科至建炎二年末科取录共36人，绍兴五年“博学宏词”首科至开庆元年末科取录共40人，共计107人，这是宋代考取词科的全部名单（仅政和二年缺曹辅一人），基本完备。例如嘉定元年录取的“博学宏词”陈贵谊，《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至一二之二五，就失载了，以致影响今日有关著作也随之失载；祝尚书先生《宋代词科制度考论》曾勾稽史料，力图在嘉定以后“补史之阙”，共得六人，其中洪咨夔、李刘、郑思肖、杨攀龙四人仅为“欲应词科”或“试博学宏词”，实未最终中式，另两人即王应麟、王应凤兄弟，已见王应麟《辞学题名》的最后两名。至于聂崇岐先生《宋词科考》所补理宗嘉熙二年“词学科”林存、卢壮父两人，他已指出，此“词学科”与“宏词”、“词学兼茂”、“博学宏辞”三科不同，乃是“降等立科，止试文辞，不责记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七），“以所试较易，颇为学士大夫所轻”，且前后不过七年，开科仅五次，因而王应麟《辞学题名》不予收录，也是可以理解的。要之，名单基本完备，此其一。

这里附带讨论徐凤是否曾中词科的问题。王应麟《辞学题名》中未见徐凤，但据叶绍翁记载，他似亦中式。《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条云：“徐（凤）、真（德秀）共习此科（博学宏辞科），且同砚席，文忠已中异等，为玉堂寓直，徐三试有司始中……徐后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监，迟速皆命也。”“徐三试有司始中”，此文前已叙述徐凤曾两次应试被黜，似乎此次（即嘉定七年，1214年，详下）侥幸录取。此则记载，与王应麟有关记述不合。《辞学指南》卷四云：“徐子仪（即徐凤）《甘石巫咸三家星图序》引《周礼·簭人》巫咸事，按本处注，巫字当为筮，非殷之所谓巫咸。贡院言：‘是旁证，即非本处有差，未敢取放。’开院日，知举请与升擢。（原注：是年试者二十四人）”“知举请与升擢”，结果是否中式，没有明确交代。《辞学指南》曾列历朝试“序”题目，此三家（甘公、石申夫、巫咸）星图序之试题，列于嘉定甲戌（七年）；再检《辞学题名》，此年无人录取，二十四人全部落榜。说明王应麟对徐凤考词科情况十分了解，不可能发生遗漏之失。他在《困学纪闻》卷二十“杂识”中也记叙此事：“徐子仪嘉定中试宏辞《甘石巫咸三家星图序》引《周礼·簭人》‘巫咸’，本注‘巫’当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荐于朝。不数年，入馆掌制。”徐凤过了数年才“入馆掌制”，是在应试落榜而被人“荐于朝”以后的事情，他未被正式录取博学宏辞科应是确定的。真德秀为他所作的墓志铭《秘书少监直学士院徐公墓志铭》对这位“同习”词科的友人更有颇详记录：“始公（徐凤）试博学宏辞，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试，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论杂然称诎。知贡举曾公从龙帅其僚荐于朝，谓公词精记博，非作者不能及，……宜被褒擢，或籍记中书，备异时翰墨之选。明年，除吏部架阁。”绝口未提考取词科之事。王氏《辞学题名》不收徐凤，是符合实情的。

其次是《辞学题名》记录的姓名准确。如崇宁元年之“石”，《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作“石忞”，查《直斋书录解题》、民国《芜湖县志》等，均作“”。政和四年的“滕庾”，《宋会要辑稿》误作“滕庚”。绍兴八年的“詹叔羲”，《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〇均误作“詹叔義”。绍兴十八年之“季南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误作“李南寿”。乾道五年的“姜凯”，《宋会要辑稿》误作“姜觊”等。王应麟在记录被录取者时，特别留心他们的家族背景，在这107人中，父子三人相继中式者有三陈：陈宗召、陈贵谦、陈贵谊；兄弟三人相踵者有三洪：洪遵、洪造（后改名适）、洪迈；兄弟二人荣登者更多，计六组：二吴（吴兹、吴幵）、二滕（滕康、滕庾）、二李（李正民、李长民）、二袁（袁植、袁正功）、二莫（莫沖、莫济）以及王应麟、应凤二王兄弟自己。这一现象说明词科考试比起其他科目来，需要更广博的知识储备与更严格的文词训练，引导士子家庭作出针对性的应试反应，形成家学中某种专科化倾向，这是饶有兴趣的话题。

三

《辞学指南》是现存唯一一部研究宋代词科的专书，在中国科举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在本书卷二至卷四论述词科试格等部分，更在文体形态研究、骈文批评思想和文话著作类型特点等方面，为中国古代文章学史增添重要的篇章。这就是此书在学术史上的双重意义。

本书卷二至卷四论述词科试格，即考试科目，共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类，此实为本书重点所在，因而《辞学指南》也可视为文体学著作。据王应麟《自序》，绍圣元年始立“宏词科”，次年礼部立试格十条，分为章表、赋、颂、箴、铭、诫谕、露布、檄书、序、记；后诏诰赦敕不试，“再立试格九条，曰章表、露布、檄书（以上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大观四年改为“辞学兼茂科”时，除去檄书，增入制、诏。绍兴三年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定为十二条，即《辞学指南》所据以论列者。还规定“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三岁一试，如旧制”。所谓“古今体”乃指内容，“古”指“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今”指“以本朝故事或时事为题”，“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测试考生学问是否淹博，文辞是否佳妙，考评其“学”和“辞”两方面的能力与水平。从“宏词科”一改为“辞学兼茂”再改为“博学宏辞”，表示两者重心的进一步转移：“博学”优于“宏辞”。

刘勰《文心雕龙》为文体学的建立提出过明确的原则与完整的框架。在《序志》篇中，对《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分论各体文章时的写作思路，作过精到的概括：“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即探源溯流，解释文体名称和性质，评选代表作家作品，最后归纳该文体的体制特点与规格要求。这四项成为后世文体学著作大都遵循的准则。王应麟也不例外。如论“制”，首叙“制”之源流：“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为制，汉因之。”继叙“制”的功用：“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又叙“制”之作法，如论制头破题四句：“能包尽题意为佳（如题目有检校少保，又有仪同三司，又换节，又带军职，又作帅，四句中能包括尽此数件是也）。若铺排不尽，则当择题中体面重者说，其馀轻者于散语中说，亦无害（轻者如军职三司是也）。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交待细致。因“制”常须提到地名、郡名、节镇名等，他又制表详列，注出其别称。与一般文体学著作不同之处，在于格外关注其与词科的关系。故所举范文，均为词科人之作（如孙觌、洪遵、莫沖等），还列举自政和至咸淳历次考试“制”之题目，供学子参酌。在具体分析时也注意及此，如引真德秀语云：“辞科之文谓之古则不可，要之与时文亦夐不同。盖十二体各有规式，曰制、曰诰，是王言也，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他还拈出制词写作的三要害：“制词三处最要用工：一曰破题，要包尽题目而不粗露（首四句体贴）。二曰叙新除处，欲其精当而忌语太繁。三曰戒辞，‘於戏’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三处乃一篇眼目灯窗，平日用工先理会此等三处，场屋亦然。”所言切实中肯，便于初学。在选择可供学习追摹的前辈文人时，也着眼于此：“前辈制词惟王初寮、汪龙溪、周益公最为可法，盖其体格与场屋之文相近故也。其他如王荆公、岐公、元章简、翟忠惠、綦北海之文亦须编。《玉堂集》自建炎至淳熙制词具备，亦用详看。盖凡用事造语皆当祖述故也。”提示门径，颇具操作性。此书论及“制”体共占25页，比之后世文体学著作如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来，显得内容丰赡，论述详明，后来者未必居上。论及其他十一体也大致达此规模水平，故在文体学史上应居一席之地。

词科所试各体，主要是骈体文，因而《辞学指南》又可视作骈文论或四六话的一种。我曾把我国古代文话划分为四种类型：颇见系统性与原创性之理论专著（如陈骙《文则》）；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著作，即狭义的“文话”；辑而不述的资料汇编式著作及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在王应麟之前，有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洪迈《容斋四六丛谈》及杨囦道《云庄四六馀话》等四种骈文话，前三种属于第二类（洪迈之书乃后人从《容斋随笔》中摘编而成），后一种属第三类。《辞学指南》中虽然大量引用各家论述（尤以吕祖谦、真德秀、周必大为多），但其书自有体系和编纂宗旨，作者独立论述的比重亦大，实已从第三类过渡到第一类，即从单纯的资料汇编优入著作之林了。

作为骈文话，此书关于骈文与古文关系的论述，颇堪重视。王氏首先看重骈文的自身特点，在论“表”时说：“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语不可尖新，铺叙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纲也。”这其实也是对骈文的一般要求。在论“赞”时说：“诵味吟哦，便句中有意，于铺张扬厉之中而有雍容俯仰、顿挫起伏之态，乃为佳作。若止将华言绮语一向堆叠，而无风味韵致，亦何足取哉？”也可引申为对骈文普遍适用的批评标准。至于所引“凡作四六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浏亮（上句有好语而下句偏枯，绝不相类，不若两句俱用常语）”，“四六宜警策精切”，“四六之工在于裁剪，若全句对全句，何以见工？以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方妥帖”，这些对“四六文”的创作规定，确实切中了这一文学样式的特质之处。然而，王应麟同时主张骈文不应与古文绝然划界分疆，互不相涉，他引真德秀之语云：“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须多读古文，则笔端自然可观。”又引陈晦语云：“读古文未多，终是文字体轻语弱，更多将古文涵泳方得。”他发挥柳宗元“参之《国语》以博其趣”时，专门选了《国语》十三则文字，叮嘱学子细读，他说：“古文中如《左传》、《国语》、西汉文最为紧切，其次则《选》、《粹》及韩柳等文。”他对骈、散两体相反相成的辩证见解，虽非创见，但结合词科来论述，亲切有裨实用。此书中数处对宋代作家骈文风格的具体评赏，有出自王氏引用的（如李汉老云“张乐全高简纯粹，王禹玉温润典裁，元厚之精丽稳密，苏东坡雄深秀伟，皆制词之杰然者”），也有他个人的（如“见行程文为格外，更将前辈制词，如张乐全、王荆公、岐公、元厚之、东坡、颍滨、曾曲阜、王初寮、汪龙溪、綦北海、周益公所作，裒集熟读，则下笔自中程度矣”）作为本朝人对骈文创作的当下反馈，也是研究宋代骈文史的第一手材料，似尚未引起注意，也值得玩味。

对于宋代词科设置的得失功过，当时人就有不同的评论。公开声言要求取消词科的是著名学者叶适。他说：“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他进一步指出：“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这些会写“四六之文”的士人，“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结论是：“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

叶适的批评正好涉及制度和文章两个层面，很有讨论的必要。他要求科举制能有效地选拔出经世济时的实用之才，这代表着时代的呼声。但他立论的基础是反对“四六文”，对“四六文”和擅长四六文的士人声罪致讨，把四六文归结为“最为陋而无用”，四六作者则是不知义、不知方、不中器之人，这就偏激失当了。从当时社会思潮来看，对他的偏激也应采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上述文章中，他最后指责习词科者，“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陷入于不肖而不可救”之境地。这就让人明白了：原来他是为当时“道德性命之本统”的道学派而立言的，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和文化传统。

宋代词科考试，每科取士例为五名，但一般仅取一二名，选取颇为严格，不像进士科动辄每科高达五六百名。从全部录取人员来看，官至宰执者占相当比重。《辞学指南》引“水心曰：‘宏词人，世号选定两制。’李微之曰：‘自绍圣至绍熙，至宰执者十一人，绍熙后执政三人。’”据聂崇岐先生文章的材料，可具体考实有王孝迪、孙近、滕康、卢益、费辅、孙傅、张守、范同、秦桧、洪遵、洪适、汤思退、周必大、傅伯寿、陈贵谊等十五人，表明所取不乏政治干才，并非全是“不知方、不中器”之庸人，即如秦桧也非无能之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论宋代词科之设，“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语或有夸饰，但对促成“博洽”学风确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再若从文章学发展的角度看，其偏颇更为明显。谢伋《四六谈麈序》云：“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知？”词科的制度设置，激发起士人社会对四六文的重视和普遍肄习，在此基础上，三洪、二王以及周必大、孙觌、倪思、吕祖谦、真德秀等，均由词科出身进而被称为四六名家，对南宋骈体文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陈寅恪对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一文，更是推为极致：“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称许汪藻为“四六偶俪之文”的“集大成者”：“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即从“词科”背景中来追寻汪藻之所以获此成就的原因，尽管汪藻本人未曾中此科。钱锺书先生在论及汪藻时，则与曾中词科的孙觌作比较。他写道：“汪藻《浮溪集》三十二卷，十三年前过眼者也。彦章以俪语名，陈振孙《书录解题》推为集宋人四六之大成。其骈文对仗精切而意理洞达，自擅能事，然较之同时孙仲益无以远过。仲益属词比事，钩新摘异，取材之博似尚胜彦章也。”他在汪藻与孙觌之间扬抑褒贬，用语审慎，但倾向性仍甚鲜明：他更肯定孙觌这位词学兼茂科出身的骈文家。

相较而言，南宋古文领域缺少像北宋“欧苏王曾”古文六大家那样的作者，南宋骈体文的成就则足以与古文并肩，甚或有所超越。在评估词科取士功过得失时，理应考虑到这一客观实况。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

据笕文生、野村鲇子：《四库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前言，日本汲古书院2006年版。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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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卷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0页。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1页。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卷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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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39页。
同上书，第4256页。
参《南社纪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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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拙文《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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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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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54页。
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作者又在30家后补充能并列者3人，南宋词人又有朱淑真入围。
《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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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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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溍：《送叶审言诗后序》，《文献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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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5—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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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49页。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全三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下文简称《札记》，所引均据此版，随文出注。
此书实际则数似不到802则，其中有缺码（如248则，353则，367则，368则，387则，388则，411则，412则，546—554则），有重码（如80则，147则，326则，458则），有乱码（如401—452则放在572则之后，未接上400则），有空码（如卷二自1186页至1212页共26页未编则数）。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8页。
同上书，第1470页。
参看拙文《钱锺书先生横遭青蝇之玷》，《悦读》第16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年4月。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7页。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最近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九册第296—304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又有论及王诗李壁注约五十条，并明云“补《日札》第六〇四则”，说明论述同一题目，《中文笔记》一般写于《容安馆札记》之前，也有写于其后的。
《谈艺录》，第243页。
同上书，第69页。
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钱锺书：《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以上两信，均见《财经》杂志（双周刊）2006年第18期。
拙作《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见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刘克庄：《臞庵敖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8，四部丛刊本。
“渊明避俗未闻道”，实是杜甫之意，见其《遣兴五首》其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辛弃疾把它指为苏轼之语，不确。
见《延祐四明志》卷五《王先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应麟《浚仪遗民自志》云：“先君擢第之岁，与弟太常博士应凤生同日，嘉定癸未也。”其子王昌世《宋吏部尚书王公圹记》亦云“先公（应麟）于嘉定十六年七月庚午与叔父太常博士讳应凤生同日”，均明确说是孪生兄弟。（见《四明文献集》附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70、572页）但钱大昕《深宁先生年谱》谓两人虽生于同日，但相差八岁，所据不详。（同上书，第530页）王应麟之弟子袁桷《挽伯厚先生诗》首云“秋水孕双莲，英英吐异芬”（同上书，第629页），亦以“双莲”隐喻孪生。
《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本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88页。
陈仅、张恕编：《王深宁先生年谱》引《至正直记》，见《四明文献集》附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45页。
本文所引《辞学指南》一书，均据王水照所编《历代文话》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为避繁赘，不再一一出注。
阮元：《揅经室集·续集》卷四，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6页。
章学诚：《与林秀才书》，见刘承幹刻《章氏遗书》卷九。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博约中》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1页。
同上书，第524页。
王明清：《玉照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宋史》卷438王应麟本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87页。
周必大：《帝王经世图谱题辞》，《文忠集》卷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当今尚无有关宋代词科的研究专著。聂崇岐《宋词科考》（载《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祝尚书《宋代词科制度考论》（载《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是两篇最见功力的论文。
洪迈《容斋三笔》卷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四均谓始立宏词科在绍圣二年，王应麟等认为在绍圣元年，是。次年正月，“礼部立试格十条”，已进入具体运作阶段；“始立宏辞科”，应在此前之绍圣元年。参见聂崇岐前揭文之考证。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3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参看《历代文话序》，《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三《外稿·宏词》，见《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04页。
《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3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6页。
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卷一，第246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