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西京故事》的内与外

曾经的陈彦，以《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重读老子的当下意义》《从佛教文化中汲养》等剧作和论文对新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中华文化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并以此受到思想文化界的关注。之后，他又及时地推出了大型剧作《西京故事》，继而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同名长篇小说。与限制性太强的舞台剧相比，这部小说无论故事还是题旨都更恢宏、更丰赡、更浑然、更深邃。在中国走过新世纪的十年并初步度过经济转型之后，我们民族曾经的“百年积弱、百年积贫”似乎已经远去，但面对当下物质的丰盈和精神的紊乱状况，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绕不过去的。当此关口，陈彦以这部作品紧贴当下现实并对民族精神走向展开敏锐思考。小说故事虽以罗天福一家进城谋生与房东一家的矛盾线索展开，但广阔的社会背景、驳杂的世相人事、纷纭的争斗方式，看似外在贫富矛盾，实则内是精神冲突。作者提出一个触及时代病症的核心问题：精神还是物质，我们现在最缺什么？

20世纪80年代，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但过了河的人朝哪儿走？没过河的人又怎么过？小说中，房东西门锁一家在西京城算是在经济上“过了河”的，这一家人“过河”之后的表现，用街道办罗主任的话说就是“问题很严重”，一家三口终日贪婪于物质的享受和娱乐的迷醉之中，这在当下中国有一定的典型性。那么，这种“经济巨人精神侏儒”的状况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原因，还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时尚风潮所致？这一点，该剧提出了倾向性的答案。而对于还没有“过河”的租住户罗天福和他的子女，他们是顺延着30年前那个摸着金钱的石头“过河”，还是在今天的人文背景下理性“过河”？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曾经有个口号叫“发展经济是硬道理”，那么在硬道理的背后是否还需要软道理或文化软实力的支撑？

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特色多多。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外汇储备达2万多亿美元，世界第二号的经济大国，真正的金钱巨人；但同时，又是最贫穷的时代，中国人精神的矮化、灵魂的空洞、文化的虚无，被辱为“精神侏儒”也不为过。我们的口号是共同富裕，经过前后30年的奋斗，磕磕碰碰走到今天，少部分人真是富得流油了，但现实却是贫和富的差距拉大、物质与道德严重失衡、竞争与公正明显错位、意识与行为强烈背离、激情与理性持久脱节、进取与受挫缠绕并存、自立与依附相互绞结、群体与个体火热摩擦……由此导致了一代青年，如金锁的纸醉金迷、罗甲成的精神失衡，以及罗甲秀的自立与自卑、童薇薇的善良与隐隐的等级意识等等。这种经济与精神互为表里的公开颠倒，导致了我们民族史上出现“我与他”的严重错乱与倒置：憎恨别人贪婪，却宽容自己纵欲；指责社会不公，却回避自己的道义。《西京故事》展现的矛盾冲突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背景上展开的。这样的背景往前追溯，可以找到历史的同类案例，那就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出现的第一片烟囱群，资产阶级捞到了第一桶金，但第一次工业污染与精神堕落也随即开始。后来，为了增加粮食而发明了化肥和农药，但同时又弄脏了江河与土壤；为了健康和“药到病除”而发明了抗生素，同时又摧毁了天然的免疫系统……究竟人类是在“征服中走向毁灭”，还是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中持续发展”，抑或是在人与人相善处之中共享和平？一个离不开、解不了的“世界性难题”正摆在人们的面前。这也可以说是故事发生的经济背景。

中国目前的现代化之路，是用经济主导一切，还是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汉尼斯·阿尔文在1988年1月巴黎“面向21世纪”研讨会上所鼓呼的：“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西京的故事发生在文庙村，可是在这个曾经祭祀孔子的圣贤之地，如今孔子的思想稀薄如宇外空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中有句话：“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当，立为圣王；取予不当，流于死亡。”这是中华先贤向现代人隔世喊话：只有取，没有予，天地肯定抛弃这些忘恩负义者。经济是这样，精神上也同样。以我为目的，还是以他人为目的？这种信仰上的分野，是西门锁夫妇与罗天福一家精神对立的本质之所在。经济目标化、精神物质化、自我巨大化、欲望无限化、灵魂龌龊化，这是流行的一种信仰30年间在中国结出的苦果。可以说，陈彦保持了他文化上的敏锐视觉和前沿性的辨析力。

《西京故事》体现的价值取向与《白鹿原》中外法内儒的白嘉轩及其族规法制主义不同，也与《秦腔》的双向批判不同。这里的罗天福，做过教师和村支书，其文化性格是诚信、仁义、隐忍，其外现的“克己”是内儒践行的结果。这当然来自先祖的文化遗传，君不见乡村里多少门楼上刻着“耕读传家”，读什么？传什么？肯定不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胡适的《人权论集》，传统中国的祖传读物只能是四书五经或《三字经》《弟子规》之类。更何况，罗天福和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其思想观念的形成，还得之于高台教化——中国传统戏曲的潜移默化。小说第四十六节说，“文革”后开演老戏，县剧团从爷肚里掏出20多本戏，罗天福自己也能唱《四郎探母》《甘露寺》，甚至夜里给女儿唱了整段的《三娘教子》。罗天福就是从这锅老汤里煮出来的，他的思想方法、处世特点、待人方式，无不显示着祖宗的文化属性，从把教师转正的名额让给年轻人，到西京城里卖烧饼之克勤克俭，他浑身散发着仁义礼智信的味道；即便在逼仄的生存环境中，他也独善其身从不损人利己，虽然还不具有古代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胸怀，但那么多乡亲为了脱贫来投奔他，他的兼济乡亲却是事实！在市场经济无所不在的“利益最大化”中，新世纪文化自信的萌芽首当绽放于罗天福感恩的那棵老紫薇树！还有，老学者东方雨和他所养护的千年唐槐，为什么衰朽而不死？历经千年的风雪雷电，无人呵护它却枝繁叶茂，如今有人给它搭支架、挂吊瓶，它却岌岌可危，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唐槐的文化意义、东方雨的人格力量，都在精神层面上给读者以深刻启示：一个民族为了金钱发疯到不知羞耻的时候，精神错乱就不可避免了！《西京故事》的故事看似表现寻常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但它不是奋斗与致富的壮歌，不是城市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它的故事从形而上可以追溯到在硬道理遮蔽软道理的时尚中，当代人何以会出现观念混乱？还有，对乡村城市化的潜在质疑，比如村里乡亲不断前来投靠罗天福，难道致富唯有进城吗？还有“毕业即失业”的警示，难道青年实现人生价值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吗？作家的文化立场主导着他对“内”与“外”的情感投向。十年前，陈彦即下功夫研读中华元典，背诵、抄写、发表文章，他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和道德理想，介入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调查，提案，切实关注民众痛痒并试为时代病症把脉，这种明确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坚定立场使他较早地关注到中国在经济转型后，人们在精神价值上的迷茫与冲突。

对待罗天福的儿子罗甲成，人们更容易指责其言行“过激”。其实，一批从贫困农村进入城市且带有理想色彩的年轻人，他们面临蔑视和压迫时，要么逆来顺受，要么挺胸捍卫；然而在尖锐冲突爆发之时，有几人拿捏分寸能恰到好处？除非是武功高超的特警战士。当然，打人致伤是要负责任的，罗甲成打金锁作为一起治安事件，其身上展现的是正义力量，在其亲姐遭受欺负以至猥亵性纠缠时，敢于奋起反抗捍卫人格尊严，虽还不足于言其为侠者的“路见不平一声吼”，但他保卫的却是可怜的人之初的那么一点点底线，对此我以为过多的指责有失公正。当然，罗甲成的过度“敏感”严重地压缩了他在城市的生存空间，也相应地影响了他的学业。这一点上，从生存策略而言，父亲的行为方式和对他的指责更具实际意义。

总之，这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优秀之作。全书可读性强，人物个性分明，故事层次清爽，方言叙述畅美，作品很有看头和嚼头。小说反映和提出的时代病症具有普遍意义，而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由此引出的思考是有关中国人精神走向的宏大命题。故事中致富和做人两条线平行推进，但采用什么手段致富，致富之后又向何处去？这里边的价值取向关联着中华民族的命运。陈彦是一个珍惜乡情的作家，人们至今传唱他早年写的一首歌：“忘不了儿时黄土地上的跌打滚爬，忘不了在山沟骑过的石牛木马；娘捎话叫我回来看一看，找不见昔日的土窑丝瓜架，找不见昔日的茅庵竹篱笆；吃一碗羊肉泡不想消化，唱起那老秦腔舍不得搁下，走过那一排排红墙碧瓦，老半天才认出铁蛋狗娃……”小说中作者的情感倾向十分清楚，仿佛罗天福就是自家土窑里的大伯，对他有点“窝囊”的活法，陈彦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以深沉之笔投以浓墨重彩，写他的辛劳、宽仁、严己。行文不回避、不俯视、不以凌空蹈虚显其高深，如对打人事件、拖鞋事件等等的细致描写，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罗天福一家深深的同情与理解，罗天福的吃亏受屈全以为他人为目的。由此联想到董仲舒关于重建礼乐、恢复公序良俗的主张：“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有罗天福一类人的践行引领，道德沦落的精神现状终会改变。20多年来，民间的国学之风方兴未艾，民族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渐次恢复，来自民间这种自觉的文化选择，与近年来国家高层明确倡导意识形态的民族文化特色相呼应，这种“内”与“外”的主次重排，与文化引领国家前行的足迹愈行愈清晰，这是重回自信，这是重新启航，这是一百多年来对“断裂”的真正续接。西京的故事还在上演，罗天福的理想光源必将普照他离去的西京城和他返回的山沟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