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乔典运到安黎

安黎从社会底层的裂缝里走出来，用的是蜥蜴的梦想和蚂蚁的勤劳。他初到渭南师范读书时，就用小说反抗人世的不公，并试图绘制合理社会的图式，但他激愤的文字很少变成铅字，他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不低头。

工作后到了耀县文化馆，他知道一个小文学青年的反抗比荒坡上的蜥蜴反抗干旱还可笑。当然他是要继续用小说来撞击社会，但这回不是反抗是呐喊。呐喊即便在荒坡，也总有回声，一些疏松的黄土颗粒被震落了，微小的安黎初绽笑颜，他依旧从深沟里往荒坡上运水，但他看到了路边的绿芽，看到了残疾的父母不再流泪，不再为一碗清水发熬煎。

之后，他把自己的呐喊之歌唱到了西安，都市的灯红酒绿没有让他目迷五色，更是化愤怒的激情为奋斗的烈火，他像一列喷发着蒸汽与嘶鸣的列车隆隆向前，他碾碎了激愤的石块，他嘲笑自己武器的原始和童心的天真，由激愤变为激奋，变掷打为呐喊，由咸阳的峭石变为豫西的乔典运，黄土颗粒的震落有了幽默意味。于是《小人物》在《为老笨家盖房》时发生了《痉挛》，《丑陋的牙齿》呼唤《民主选举圆满成功》，这些作品，安黎把激愤化为冷峻的微笑，把呐喊化为对破坏的重构，他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很多书，对今生今世的深刻剖切和思考使他将自己翻到了新的一页。

他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麻子村。他把这个村子作为中国的一个模本来研究，他在为贫穷寻找出路，也在为富裕寻找出路，他不为艺术而艺术。麻子村贫穷落后，集了丑陋的中国人之大成，安黎为此而焦虑，焦虑中的安黎被一个撞上门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唤醒了改造和实验的欲望。于是，先从脱贫开始，脱贫从招商引资开始，但招商引资之船在这条黑色的冰河里难以行驶，于是他们又引进西方文明，从讲卫生开始修浴池，浴池没有洗净麻子村人的肌肤，他们又进行文明启蒙，国民启蒙班像可笑的沙塔经不起风吹……与其说这两项改造国民性的实验失败的原因是贫穷，还不如说是外来理念在中国的失败。固然“贫穷出盗贼”，但还有一说是“将相出寒门”，中国的问题关键还是人的建设，人之初的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忙着往中国这座老房子里堆放财富，忙着摸着石头过河，忽略了依照老图纸对这座老房子进行改造和维修，等到发现这座老房子成了危房，它的每根椽子和梁柱都被古老的虫子和外来的虫子共同蛀空的时候，才大声疾呼“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出现的维修方案还有对老房子进行结构改造或者要用巨大的网罩保护它，换成流行的政治术语就是“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从美国回来的绿卡持有者立本用经济发展经济的愿望破灭，用美国文明改造麻子村、为他们洗澡给他们上启蒙课也以失败告终。麻子村这个中国现实的模本证明了“体制”和“法制”派的局限性，或者说对中国这座老房子施行“体制”和“法制”的作用是有限的，结构改造和网罩保护虽然必要但不是根本所在，更何况立本正是在高科技现代化的美国手术失败之后，带着赔偿金回麻子村进行实验的。那么，麻子村的改造或者中国这座储满金银的老房子就没有办法挽救它的倒塌吗？有办法，那就是从每块砖瓦、每根椽子做起，或者说根本的问题是人自身的建设、人之初的建设。当然配套的处方就是讲信修睦、选贤与能、仁义道德等等，正是这些配套处方保障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连续，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其中的价值和意义不该因为房子老了就更换图纸，更换了图纸可能倒得更快。

到《时间的面孔》为止，安黎化激愤为凝思，变呐喊为探寻，在他自己无法为老房子开出处方之前，先客观公正地记录病症，体表的脓疮、五脏的溃疡、四肢的麻痹，他事无巨细唯恐遗漏，他放弃主观选择，唯恐失掉每一细小的档案。《时间的面孔》是臃肿的，但它是丰富的，麻子村的症状触目惊心，但它的病历完整而细致，至此，我们可以回答，在记录中国农村全面而翔实的病症脉象的历史续接中，乔典运死了之后还有安黎。在激愤派小说家中，峭石更多的是憎恨，乔典运更多的是投枪和匕首，乔典运把鲁迅的杂文小说化，以冷峻的现实主义观察现实、剖切现实。到了安黎这里，他化现实主义为病历主义，记录社会脉象也记录自我病症，文字不避粗俗，结构不求技巧。乔典运精心进行文字创作，安黎是深切保存历史档案；乔典运的目的是艺术，安黎的目的是疗救。就文学的意义而言，安黎是从乔典运的幽默和哲理走向了开阔和广大，但安黎不可失却这位前辈的艺术衣钵——他的精文深刻、他的哲学意味。

我相信安黎还将继续挖掘，追根溯源，但我建议当你见到毒瘤和病灶时切不可了断这条根，另外的种子可能生出毒蘑菇，另外的根也就不是此属此种，从世界来看此属此种不属劣等，更何况还有吾族吾宗的荣耀与辉煌。当然激愤也是动力，但激愤易走极端，切不可像青年鲁迅胡适那样，踏倒了祖宗的文化反倒使自己不伦不类，到晚年的回归显得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