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育善散文为例

新时期文学快30年了，30年来的散文创作和理论一直处在纠缠不清中。20世纪80年代的主声调是破除肖云儒的“形散神不散”说。肖云儒1961年提出这个学说的时候，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的在校学生，但这个学说对中国散文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到了80年代，中国文化界是“破”疯了的时代，是西方文化横扫大陆的时代，是喇叭裤和蛤蟆镜饥不择食的时代，已入中年的肖云儒遭遇炮轰就在所难免了。因为“破”的一方认为他这个理论是60年代歌颂性散文写作的一个标志性词语，杨朔、刘白羽的创作就是这个理论的最好注释，这是散文写作旧秩序的反映，也是束缚新时期散文写作的框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散文学会的负责人林非先生。双方的一场标志性论战发生在《河北学刊》上。肖云儒说：“我仍然坚守‘形可散，神不可散’。如何对待‘神不散’，这是我和林非先生分歧的焦点。分歧之一，如何理解‘神’？林非先生是立足于60年代对散文之‘神’的狭隘理解，即主题和中心思想，并以此来批评‘神不散’。我则觉得随时代的变化，应对散文之‘神’作更宽泛的解释，如意蕴、情绪，甚至一种心理场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神’是不能散的。分歧之二，如何理解‘散’？林非先生说，为什么‘神’只能‘不散’呢？一篇散文之中的‘神’，既可以明确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意在不言中。林非认为‘神散’属于表述范畴，即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神’，因而‘神散’可以成立。而我则认为，‘散神’是散文精神层面的问题，实质是‘有神’还是‘无神’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表现神的问题。所以消解‘神’是不可以的。”

90年代以来，散文写作界是“百鬼狰狞”。有以前卫思维为标榜的新锐写作，有私人话语、个人情致的女性写作，有物质主义隐广告特点的软性写作，有消闲化、娱乐化的搞笑写作，有无主题、无故事、无人物的私密性写作，有无所不包无规无则的网络化写作，还有文化散文、新乡土散文等等。表面上看，散文创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但仔细研判，如上写作中，但凡经得起时间和读者考验的还是一些“散装形态、聚光精神”的散文。这就看清了一个问题：散文优劣的关键不在写法上，而在思想意蕴方面；不在神是不是散，而在你作品里弥漫的是什么样的神，这神又是怎么个表达法。再以杨朔、刘白羽为例，他们散文的问题不是出在“形散神不散”上，而是他们用政治矫情替代生命实感，用人物、事件、场景、抒情来图解时政主题，这样的作品当然经不起历史的淘洗，因为时政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随经济形态而起伏的。

于是，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发表“反正”观点：

著名诗评家林贤治说：“失却精神，所谓散文，不过是一堆文字基础，或者一个收拾干净的空房子而已。”首倡大散文写作的贾平凹说：“智慧是人生阅历多了，能从生活里的一些小事上觉悟出一些道理来。这些体会虽小，慢慢积累，就能透彻人生，贯通时事。而将这些觉悟大量地用到作品中去，作品的质感就有了。这种散文看似胡乱说来，但骨子里尽有道数。”他说的“看似胡乱说”就是“形散”，“骨子里尽有道数”就是“神不散”。文学评论家南帆说：“罗兰·巴特的卓越之处在于，深刻的理性与日常景象天衣无缝交汇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散文思想含量的增加与这些大师的作品有关。”作家高建群说：“散文家要从一堆素材中，寻找的是立意，是命意，是新鲜的意境和道理。”杨文丰认为：“欲写散文，必先学会思索。散文之境界，全赖深刻的思考出之。”评论家刘谦说：“散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发乎心，止乎神。”

散文之神只能聚而不能散，已成为当今散文创作的基本知识。以李育善散文为例，他这部散文集的成功之处在于每篇都有一个精神之眼，无论是《雕塑着的陈汉生》里的“人活着就图个好心情”，还是写贾平凹嫁女的散文中那句“父爱是一种熬煎”；还有《小话四十》中的乐曲“春日”，《白尾巴鸟》中的“生命情结”……李育善的散文是流动的，但那波浪却遵守着河堤；李育善的散文是束缚的，但他编织箩筐的枝条却采自三山五岳；李育善的散文是飘扬的，但那思想的脉流却潜入地层深处；李育善的散文是掷地的石块，但那飞溅的火星却能点燃烈焰。无论他写亲人情、朋友情、同学情、师生情，还是故乡情、山水情、风土情，语言或许是质朴的，寓意或许埋得浅显，故事或许切面太小，但他的情感、他的襟怀、他的品质却是无可非议得洁白和素净。他写做人的哲学，他写儿时捞红薯，他写山川名胜的游记，无一不是真人真事的叙写，无病呻吟和矫情他下一辈子也学不会。这让我想起散文界的另一场争论：散文创作要不要虚构？

主张可以虚构的一方有莫言，他坦言他写俄罗斯游记的散文全是虚构的；更有人举例说范仲淹写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时，根本就没到过洞庭湖，那里边的风浪云雨、渔歌月色全是出于想象。而反对散文虚构的是北大名教授刘锡庆先生，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事、物、景等，构成了散文较实的记写内容，散文的审美特征是自我性、向内性、表现性。也有人认为小说是写别人的，散文是写自己的，比如三毛读贾平凹的散文时说她“一时有些惊吓”，就因为她认为那是真实的贾平凹在瞧着自己。而贾平凹在这个问题上，偏偏是个“骑墙派”，他认为散文可以虚构，但又说凡是写到自己亲人的，一个字都不能虚构。

在散文内容的真假上，至今是一笔糊涂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散文里必须有真情。

由此来看李育善的散文，可以说他绝不虚构，篇篇说的都是大实话，情到真处自然流，哪怕一星半点，哪怕飞花点翠，他不是硬挤出来的，不是捏造出来的，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比如《我在儿子坟上栽棵柏》，如此惊心动魄的题材，却只700多字，惜墨如金啊！情的淋漓尽致固然可以满足读者，但烂殇了又败坏文章，可见李育善对运笔有控制能力，他的冷静是为了保持散文品相，他不是那种为了文章而文章的写手。

语言上，育善不时现出精彩，如他写《记忆中的那把二胡》，说少年时日思夜想都想拥有一把二胡，终于有一天奶奶答应叫叔叔给他做一把：“奶奶的承诺像压下一头儿的跷跷板，把我一下子从炕上弹了下来，我奔走相告这一喜讯。”跷跷板的动态和形象，一下子把一个少年的兴奋和激动抖落出来。但在同一部散文集中，偶尔也有颇臭的句子，如《我的出生地》里有这么一句：“泛黄的野草，像一树黄灿灿的杏子。”我苦思冥想，终想不出草怎么会像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