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恰里特山下

车刚开出连队，七十五就抽搐起来。军医给他戴上吸氧机，来回检查了一下气体的流动。命令我和李健给他捏手捏脚，和他大声说话。一刻钟后，七十五第一次停止呼吸。指导员叫黄民停车，军医给七十五做人工呼吸，掐他人中。七十五醒了过来。

车子继续跑。与其说跑，还不如说在跳。从三连通往山下的几十公里山路，顺河而去。路面常被山溪冲断，在每年秋季早早冻成了冰。山路地势高，路面时常急转直下又蜿蜒而上，穿过像快坍塌的峭壁。每一座山头都有大片骆驼刺。落上雪的茎秆看着又粗又密。没有全萎掉的苔草，沾着一点青绿色的薄冰。太阳把草叶上的霜晒得发白。

依维柯的过道放不下一个担架。右边驾驶座后面两排座位，左边一排座位。只能放在两排座位上担着担架。依维柯车韧性不行，很颠。指导员和军医跪在座椅上扶着担架。我用肩膀扛着担架靠不到座位上的一头，不让担架侧滑。一过五公里的地方，手机信号中断，想和山下联系，问120的车到没到柏油路口也没办法。

今早，李健带他们班做十一收假后的恢复训练。连队对面新修了一座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会晤站，李健让他班上的人往会晤站跑，绕过门口的混凝土堆再跑回来。跑过去的时候，七十五第一个到。他们跑回程的时候，指导员问李健谁会第一个到？李健说，七十五。刚跑出三四十米，七十五扑倒在地。李健看到了，跳起来喊一个士官，让他去看看七十五，那个士官还以为在给他加油，拼命冲刺。李健冲了过去。

七十五说这两天晚上烧锅炉没睡好。李健送他回到班里，他拉开被子睡下了。到中午开饭时，七十五已经昏迷，身体发凉。

车还没到二道卡，七十五第二次停止呼吸。头一偏，手从担架边耷拉下去。

指导员再次叫黄民停车。军医趴上去给七十五连做三次人工呼吸。现在问题不只是蜿蜒狭窄、时有时无的土路，以及被冲断结成冰层的打滑路面。更要命的是与以烽火台为界的对面那个世界中断联系时，逐渐流失的信心。

做第五次人工呼吸时，军医拽了我一把。

等我喊一二三，第三下一起最大力朝他胸口按下去。军医说。

我和军医朝七十五胸口全力按下去，七十五身体向上弹起两三公分，再次恢复了极为微弱的呼吸。指导员贴到七十五脸上去听。

喘气了。指导员说。

李健低下头捶了自己脑袋两下，指导员扶他起来时，他干呕了一声。

没事吧？军医问他。

指导员给了军医一个眼色，示意他扶稳担架。

开车。指导员对黄民说。

我们继续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来颠去。依维柯像大地上新长出来的一口棺材。

两个多小时黄民才把车开过烽火台。一上柏油路，信号恢复，车也跑起来。团政委的电话进来，告诉指导员，他和救护车就等在哈拉布拉克乡那一排杨树跟前。团里的人都知道那排杨树。那十几棵树排得整齐过了头。

依维柯停在杨树底下。医护人员把七十五放到一张带轮子的担架上，抬上救护车开走了。指导员带李健上了政委的车跟着救护车。临走前，团政委叫我和军医去人武部，那边安排我们吃住一晚，明天再跟物资车返回连队。

我和军医站在路边。军医盯着涝坝里的杨树叶子，眼睛很久没有动一下。

他用火机点烟，打了两次火都灭了。他猛吸了口气，把烟扔了，用后脚跟把烟踩进了土里。又站住不动了。

我没有催他。我一点也不着急。大概还没有人跟七十五的母亲说这件事。

几年之前，我也有过军医这样的时候——对于本职工作，抱着一种很宏大的看法。那时候，全部生活，无论家庭、事业、个人情感，都在正常、积极的轨道上。女儿在我对人生最得心应手的时期出生。第一次见她，她晃着小小的脑袋。圆圆的、无毛的脸上没有微笑。而那一晚，她的脸警觉地，绷得紧紧的。我也记得她母亲投向我既讶异又悲哀的目光。少见的，没有描画过的眉毛，承担了她脸上绝大部分无措和虚弱的神情。

侯哥，去人武部吗现在？军医问。

都行。我说。

请你喝一口吧。军医说。

可以。我说。

你等我买个火。军医说完，转身往路边一个小商店走。我奇怪他怎么走得那么灵活，刚才看他，好像腿已经断掉了。

军医去的那家小商店旁边的小学，铁门忽然开了。五颜六色的小孩蜂拥而出。有一个穿紫色棉袄的小女孩，走得很慢，边看边舔自己手里的一个苹果，像是决意要把苹果全舔了才下口咬它。她的皮肤不白。那时候四连指导员说京京随我，皮肤黑，我给那狗怂骂了一顿。他说我有孩子了也给你开玩笑不就行了。去年他有了孩子，有段时间每天抱在怀里，听我们聊他孩子时严肃得要死。我们说，你捏着拳头干吗？说你孩子不好就要打人吗？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这一辈从湖南过来的知青，有不少在体制里终老。他们照自己的方式运作家庭，尽量跟随时代不掉队。前些年股市还可以的时候，我母亲也赶上了一点运气，给我成家打下了基础。他们的不安全感很强，怕积累的一点点财产忽然蒸发，怕院墙外面一夜之间乱掉。那时我找易敏谈恋爱，他们很高兴。易敏是长沙人，跟她小姨在阿克苏开干果店，还往长沙批发。战友羡慕我，说你多明智，早找好了退路。说这些话的人，因此比我更有上进心，挖空心思调职、搞副业，他们想攒更多的人脉和钱，认为有钱就能从任何乱局中抽身。

今年春天，易敏和我回父母家吃饭。席间说到如果我不离开部队，就先分居。易敏走后，母亲去刷碗。我和父亲坐在客厅沙发，父亲抽着烟。我去够茶几上的火，也想点一根。刚拿上，被父亲一脚踢掉了。

我喜欢易敏，她说话的声调，她穿每件衣服所表现出的，故意和本地女人十分不同的姿态。喜欢别的男人看见她在我身边时露出的眼神。但这两年她越来越焦虑。我的调职停滞不前。结婚时那个年纪持有的完美履历，已开始逐渐失去给她带来希望的价值感。我能感到她注意力的分散，无论白天夜晚，她的热情都更像前两年用剩下的。更重要的，她不想再带京京在阿克苏生活。京京该上小学了，应该去教育环境更好的地方念书，为初中去美国做准备，到时我们在美国再生一个。她姑妈在佛罗里达州。她希望我脱掉军装，先把出国的铺底资金赚出来。

目所能及，社会上掀起了创业和房产的热潮，大家除了谈钱还是谈钱。但除了在部队每天按要求做好分内事，我还有什么额外的才干和本领？也想象不到京京去美国以后会什么样子，还有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如何长大。作为父亲，我没有把握让孩子尊重和依赖。也不相信，自己能先于孩子喜欢那里。

去年元宵，我陪易敏从长沙去宁波看她姑妈。在高铁站安检口，易敏抱着京京，看着我被带到一旁，两位安保人员过来对我进行再一轮检查。我说明身份，找出证件给他们。他们接过证件，对比端详我的本地身份证。再将证件还给我，示意我可以离开。直到列车开动，易敏才开口说话。她说到了宁波想先带京京去医院体检，每天进出超市、银行、商场、饭店这些地方的安检门，辐射会怎样影响孩子的身体？我当然明白，她并非在说体检这件事本身。以前我们还能用不相互威胁的口气谈这件事的时候，我说过很多。讲这是整个世界都在面对的两难局面，一个欧洲和半个亚洲都被胁迫。尽管我也知道，只有不在这里生活的人才会这样谈论它的境况。易敏说，人活着为当下，而不是为了活进历史课本。

我父母支持易敏的想法。他们核算了房产折合人民币多少，去珠海看望了当地教会的朋友，商量搭伴养老的事宜。父亲参加过一位朋友的葬礼，在环南路教堂。在那之后，他每个周末都过去礼拜。我和他聊天，提及过去读书时他给我写信，那时他谈理想，讲信念，在我疲乏和焦躁时，给我心智的指引。而现在，就仿佛既已找到信徒，他便可以放下一些之前的担子。父亲讲，他去教会，和头脑中既有的信仰并不冲突。他被那场葬礼打动了。教友们从教堂陪同家人到360省道边的公墓。下葬时，每人上前撒一把土，献一枝花，之后填土立碑。没有哭闹和吃喝。他希望自己的老年和离世也能简洁、朴素和不动声色。他说，这和易敏追求不背思想包袱的生活一样，并非不体面的、可耻的。父亲说，希望你能代表我和你母亲回到湖南，或者去国外。

下午的阳光照耀黑色柏油路和学校新架起的高高的钢质拒马。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奇。不论是天山百货门前和成都街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少见的高楼后面凋敝的小巷，都在力证自己毫无危险性。现在，这里大概是整个国家治安最为良好的地方，秩序和巨额援建资金都力图帮我们重建信心。房价看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的利好消息不断传入。一部分本地人身处其间，逐渐产生倍受重视的自豪感。同时，时间紧迫，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让另一部分人心怀焦虑，孤立无助。网络新闻和街头议论左右他们的心情。让他们一会儿从沮丧冲上乐观的巅峰，转瞬又跌回谷底。

我的为人，我的生活方式，多少年来，在这个地方具备了自己脆弱的形态。这种脆弱与无能和持有何种学历、办事能力无关。我有自己的老师、同事和朋友，有常去的集市和饭馆，怎么会不习以为常？与此同时，当我开车经过多浪河边的凤凰广场，穿进没有半点装饰的小路，路旁一排一九九五年建盖的楼房正在拆除。我知道，过去的生活也已被新的洪流全部冲走，不可能为我重现。

军医叫了一瓶伊力柔雅，就着一份大盘羊肚，我俩一杯一杯地喝。他手机搁在一边，边喝边刷微信。说李参写了首诗，配了巡逻路上一张雪景。

军医锁了屏幕，抬起头来。

他们说李参离婚，是因为那个不行了。他说。

怎么不行了？

太久没用，再用不好使了。他说。

放屁。

真的。

那么多人结婚之前从来没用过。我说。

家里新买的水龙头，刚用是挺好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不用，再用不就锈住了吗？他说。

我俩干了一杯。

李参明天也上山吗？他问。

不知道，晚上你问问，走的话接上他。我说。

好。军医说。

指导员说李参办好手续了。军医说。我“嗯”了一声。我们举杯又碰了一下。军医把杯子搁在桌上，盯着杯里的酒，动了动身子。

喝不动了？我问他。

他摇头，还是定定地看着杯子。能喝，他说。

喝急了。他说。缓缓。

他拿起筷子，夹起一块羊肚放进嘴里，很慢地咀嚼。等咽下去，他端起酒说，侯哥，敬你。我女朋友说，给你朋友打电话了，下礼拜过去实习。

好。我说。我俩碰杯。

你俩还好着呢？我问。

他喉咙里发出来一点“嗯”的声音，可能代表任何意思。

李参在山上十七年，辗转三个连队。工资在全团干部中仅次于政委。每年九月下山探家。结婚十来年，生了一个男孩，今年十一岁。年初，他妻子要求离婚。李参说，考虑到孩子还小，能不能再等两年，孩子考上大学再离。他妻子强调，必须今年。

李参办完手续从陕西老家回来那晚，我和宣保股长去阿克苏接他。回到房子，李参把他母亲做的馍和辣菜蒸上，点上烟，三根五根地抽。李参除了抽烟，没什么爱好。话少，牌也打得不好。婚后，他的工资保障卡放在妻子手上，妻子按月给他转五百块烟钱。这回离婚，李参没有把卡要回来。过了一个夏天，李参才向团里提出补办新的工资保障卡。

他以往探家，还会按照部队作息时间起床，收拾屋子做好早餐再叫醒妻儿。妻子要买车，他买车。坐上车，妻子让他滚下去，他就下车步行回家。他知道妻子已开始怀着嫌恶的心情回避他，但他还在吃力地考虑应该说什么、做什么，分散她的注意力。只差三年就上岸了，偏在这时一无所有。

看着军医，难免想到他费力争取的婚姻，会不会过十几年也是一场终日针对对方的讽刺挖苦。上山之前的周末晚上，参谋长给我打电话，说他在百味鱼庄安排了一桌饭，给我饯行。等人到齐了，桌前落座。参谋长开局，说这顿饭有三层意思：首先，团组干股的郭昕干事马上调广州军区，即将大展宏图，我们要庆祝；军区总医院骨科来阿克苏代职的苏主任，马上到县医院就任，对她表示欢迎；再有是侯副参谋长即将上山代职，离开战友们一段时间，为他饯行。

百味鱼庄是乌什县以前给县委书记做菜的厨师开的，招牌是一鱼多吃，一条鱼烤半条煮半条。我们团里的饭大多也有点这个意思，一饭多请。参谋长说要吃饭的时候，我就知道那顿饭不是专为我准备的。但没想到郭昕的调动真的办成了，他马上就不是九团的人，也不再是新疆人。对于他的去向，我既不感到忿恨，也不觉得嫉妒。调广州、调正营，这完全是他的风格。之所以有些不快，是因为他老四处说，再在这种地方待下去，就是对自己对家属的不负责任。同为入疆第二代的他挑明了对我们的看不上。他早已脱离现状，做好打算，吃饭时十分兴奋。我为他这样离开却无半点酸楚而感到心态陡然一变。开始反省到底自己的内心和头脑受到了怎样的桎梏，才使得无法再跨出一步？我们的家庭都是从那个起点开始的，但年纪更轻的他已遥遥走在了我的前面，马上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自己的通达之道了。

那天晚上，参谋长在军总的苏主任面前十分活跃。郭昕大讲参谋长娶到了阿克苏最好看的汉族女人，妻子能歌善舞。参谋长则向苏主任聊起，说他当时靠一首《黑走马》的舞步赢得了当时还是地委副秘书长的老丈人的青睐。平时他去儿子的中学打篮球，必定引起轰动，他一个对五个。苏主任说她的爱人是搞网络技术的，不爱运动，搞得儿子现在对什么球也不感兴趣。参谋长说他不喜欢在房子里待着，每年要跑几十趟边防连队，各个点位的哪块石头动一下他都能看出来。每次回家，妻子会叨叨他，水龙头坏了啦、灯泡不亮了啦。他说这就很奇怪，在办公室里怎么从来没有这些事。他只好一样一样去修理，烦了就对妻子说，信用卡给你，你别糟蹋我了，糟蹋钱去吧。

参谋长家在市里农一师供销大楼后面的小区。团里家在阿克苏的干部，通常会想办法每个月下两趟阿克苏。但参谋长周末从不回家，白天待在办公室，晚上吃完饭还会回到办公室。团里没人见过他的妻子和小孩来过院子。在座的，除了苏主任都知道事实，他也知道我们知道。不过他说得逼真，有几秒钟，我们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恰好撞见这个家庭含情脉脉的时刻。或者只是意识不到，我们和参谋长一样，都需要一点这个。我们在桌前配合参谋长，无人面露嘲讽。他是那样的一种领导：你可以开他的玩笑，他也能叫你笑不出来。只有一个人，宣保股股长李西林，好像被感染得过分了。他突然站起来给苏主任夹菜，说，我爱人也在医院上班，她是急诊护士，儿童医院的。

参谋长听完愣住了。李西林离婚一年多了，团里没人不知道。李西林站起来，一手扶住椅背，一只手挥出去指向我。说，老侯，老侯今年差一点离了，有家有口的都敬他一个。

确实。我拿回了离婚申请，易敏带京京再次回到阿克苏，我们重新回到一家人的状态。然而只有我们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桌边这些人，也像是为了表示同情，才从椅子上冒出来并坐在这里的。像李参，心里过不去的时候就去弄勺盐放手心里舔舔。真想这时手心里能有一撮盐。我还想跳起来摁倒李西林，给他揍哭。

军医叫老板娘把羊肚拿去热一下，他又跑去柜台拿来一瓶托木尔峰。

这个酒好，比喝小老窖舒服。军医说。

是。我点头。

下次整几瓶寄回家去。军医说。

你去他们酒厂买，找门口的大姐，说我叫你找她，她能给你便宜。我说。

可以单瓶买还是必须拿一箱？军医问。

只能一箱箱拿，一箱六瓶。我说。

那可以。军医说。

你和我嫂子怎么样了？他们说你把报告又拿回去了。军医说。

对，拿回来了。我说。

不离了？他又问。

我点着头干了一杯。

去看看七十五吧。我把酒杯倒扣在桌上，站起身来。

军医抬起头看我。我不去了。他说。

喝多了？我问他。

不是，怕见了难受。军医说。

要不一起过去，我在外头等你。他又说。

我俩拿起外套。

病床前，李健在给七十五揉腿。

看见我，李健起身让座。

侯参，坐。李健说。

你吃饭了吗？我问他。

他们给我买饭去了，政委刚走，你们碰见了吗？李健说。

没有，我爬楼上来的。我说。

七十五戴着吸氧机，只有口鼻罩住了。我却觉得他整个人都塞在一个大泡沫里。他眨着眼睛看我。

他好多了。李健说。

七十五也尽力点了下头。

别动。我说。

七十五向我眨了两下眼睛。

一位年轻的护士推着护理车走进来。她握住七十五的手，跟他说话。

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到就眨眨眼睛。她说。

七十五眨了眨眼睛。

好着呢，好孩子。护士用不流利的汉语说。动手从护理车上准备输液的工具。

你今年多大？就叫他孩子？李健把左腿搭在右腿上，兴致很高地看着她。

你管我多大干吗？护士说。

李健朝她笑了笑。

那你先说他为啥叫七十五。护士又说。

他爸七十五岁有的他。李健说。

我才不信！护士叫起来。

七十五的脑袋偏过来看着护士。伸出大拇指，晃了两下。

他老子可能耐了，他妈还不到五十岁呢。李健说。

护士笑起来。李健凑上去问她几点下班，她说得等到明天早晨。

护士推着护理车出去时，指导员和黄民拎着餐盒走进来。

军医在楼下抽烟。指导员说。我们让他上来，他不来。

你们晚上睡哪？我问。

黄民指了指门口。

外面有椅子。他说。

要是七十五一直躺着不刮胡子，会不会长到脖子下边？黄民在李健对面坐下，摸起自己的下巴。

你刮过屌毛吗？它长过膝盖了吗？李健说着放下餐盒，去找水喝了。

今年夏天，给在长沙的易敏打电话，说我同意和她离婚。挂上电话，我进小龙坎点了个小火锅，叫了两瓶常温的乌苏。端着洗洁精喷壶，在一旁收拾桌子的是个岁数不大不小的女人。我忽然觉得她很美。她的姿态，她身体里尚存不多的青春气息，都让我想到易敏。易敏这些年，给了她能给我的最好的一切。可当她提出要另一种生活，我拿不出任何可改变现状的行动。说话也没用。如果我说“抱一下”就能抱得到吗？说句“都会好的”就会好吗？我从没在愚昧、平庸和愚蠢的事上消磨自己的生命。理想也从没半点虚假。到这时，却貌似只有那不变的、时常舔盐的生活，才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

春朝雪舞沁人心，半谷遥闻百雉鸣。苦守寒山还几岁，陪君度日了余情。

再过个几年，就叫上写这首诗的人去哈拉布拉克乡那排整齐过了头的杨树后边买几亩地，盖个土房子。自己打粮食，自己酿酒喝。砌堵院墙，养上退役的军犬军马。

养犬，我就要四连的格蕾特。格蕾特一岁半时从北京昌平军犬基地到了四连。不到半年，连队的人都看出来格蕾特抑郁了。她还想着回北京，拒不接纳山风的气味和响声。从不和其他军犬废话，只跟一条牧民家的细狗来往。有时在连队一整天形影不离。但细狗太瘦小了，一来就被连队正在放风的军犬欺负。之前我和参谋长在山上，听说细狗的屁股被咬掉一半。参谋长把细狗抱到哨楼上的暖气旁边，啰唆他怎么看着细狗长大的。格蕾特伏在一侧盯着细狗，她前一晚咬死了一只跑哨楼上来蹭食吃的狐狸。格蕾特肯定愿意老了来和我住。她一下就能嗅出我、她还有细狗共有的气息。

那晚我想尽快上山一趟找格蕾特，听听她的吠叫。但过后我被团里留下来督建新的招待所。检查组来一拨走一拨，我用剩下的半截屁股扛过了每一次查账和问话。

一天下午，易敏打电话来，让我马上订机票赶回去。她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开始哭，话语不清。是京京的事。两天后我从阿克苏飞到乌鲁木齐，转机再飞长沙，凌晨抵家。

易敏说，中午京京的幼儿园园长打电话给她，让她马上过去。京京在幼儿园把一个女孩推进厕所的蹲便器，摁下了水阀。老师说，京京反感任何人对她的碰触和抚摸，这个女孩之前摸了京京的头发。还有不止一个同学，因为做游戏时抱住京京或拉她的手，被京京推倒。易敏说，老师认为京京目前的表现是感觉统合失调，在儿童医院给出诊疗意见之前这段时间，京京不适合回幼儿园上课。

易敏抱着京京从屋里出来。京京躲在男孩气的短发里的脸，警觉地，绷得紧紧的。易敏投向我既讶异又悲哀的目光。少见的，没有描画过的眉毛，承担了她脸上绝大部分无措和虚弱的神情。

我伸出手从易敏怀里接过京京。她扭过脸问我，爸爸，你捉了几只老鼠？

我们带京京到儿童医院，在门诊楼下转了一圈，没有进去挂号便离开了。我们不愿京京在五岁的年纪，就在不打针吃药的问话中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一个特殊病人，从此满心恐惧。我们需要时间找出京京这些表现背后的原因，并已经依据新闻和个人经验开始艰难地猜测。但先默认的，最希望如其所是的，是我和易敏对各自的强调，环境的辗转，让京京难以辨认那些抚触动作背后的善意。我们无法再漠然相对，无法假装能再展开各自新的生活。孤立无援，唯有彼此。

我们带京京回到阿克苏，决心先牢牢相伴。周日，易敏带着京京随我父亲去教堂礼拜。很快京京受洗，有了一位在电力公司上班的教父。在我即将上山代职之前，易敏搬来团部家属院。在科恰里特山上的每一晚，我们仨都在视频中见面。我在连队荣誉室里将笑声一再压低，同时也知道等李参回到山上，无论身处连队哪个位置，都能听见来自另一个家庭运转时亲密的声音。

此时，我和军医躺在人武部的招待室。军医在旁鼾声正响。我想叫醒军医，告诉他。我和我的妻子，就是在准备分道扬镳之前，才真正认出了彼此往后的模样。但我一个字也不能提，不管我说什么，都像把失而复得的一部分又交了出去。

我会跟军医讲，等明天接上李参，可以问问他晚上怎么入睡的。军医也许会马上反问，李参怎么睡觉的？两年前，连队进科恰里特山巡逻。大雪阻路，进点位必须骑行。排长带一行六人过冰河时，冰面破裂，排长的马打滑侧摔，排长跌进冰窟，顺水而下。随行的人下马去追。透过冰层他们看见排长仰起的脸，却无法抓住他。排长手机信号不好，以前老让李参上“为你读诗”的公众号下载朗读音频。俩人边听边抽烟。自从他出事，李参每晚都会戴上迷彩作训帽睡觉。李参说排长没成家，也许就没回南京的老家，还在这里逛荡。他不希望排长在夜晚的梦里叫醒他，这不文明。

如果不是他，掉下去的会不会是自己？如果掉下冰窟的是自己，有谁会追出去那样的一段距离？科恰里特山下的人都想过这个。对我来说，这些已称不上是值得多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