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

19世纪的巴黎，吞噬美貌的黑暗

在巴黎，非得找个妓女才算数吗？

至少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这个意思。佟振保留学时在巴黎，自觉“大家都当我来过巴黎了”，总觉得还缺些什么，最后找了个巴黎妓女。事后，很不喜欢她过于职业的气息。

然而没法子，那就是老年间的巴黎了。做这行，都是很职业的。

19世纪，巴黎一度叫作“新巴比伦”，是欧洲最早用上拱廊商店街的所在，欧洲最伟大的城市。前四届世博会在巴黎开了两届，前七届世博会巴黎占了三届，情色业也不免水涨船高。商业、现代科技、艺术与文化，都在为情色业帮忙呢。

现代科技？嗯，是的。话说，1766年，巴黎才开始有大批路灯出现，先前出门，是两眼一抹黑。当时全欧洲都如此：爱丁堡的天才、亚当·斯密先生的弟子詹姆斯·鲍斯维尔，在此前四年游历伦敦，跟一个妓女在西敏寺桥上露天乱搞，无人发觉，就因为那时伦敦太黑了。1812年，巴黎开始用煤气路灯。1825年开始，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巴黎陆续建起了贯通全城的煤气路灯，于是方便了站街女郎。波德莱尔有诗曰：

“路灯亮了，妓女们的脸被点燃了。”

19世纪后半叶，巴黎是全世界最没禁忌的城市。良家妇女可以去的地方，妓女们也去得。按说妓女应该注册，但非法游妓也不少，警察管不过来。路灯下，穿着貂皮、着了妆的女孩子眼尾轻扫，哪位先生走过来，停了停，双方就都懂了。妓女走开几步，先生尾随，然后两人便摸黑走过胡同，爬上一道梯子，找到卧房解决问题……老练的烟花女子，懂得如何用路灯照亮自己该照亮的地方，遮盖自己想遮盖的所在。当然也成全了不少小流氓。那会儿，盗匪派年轻男孩子刮光胡子扮女装，灯下一站，等冤大头过来，勾引到墙角，一拳闷倒偷东西，可是惯技。

普通一点的姑娘，不站街，而去咖啡馆。她们也许兼着几份职，唱歌、弹吉他、做女侍。这类姑娘，最得学生和艺术家喜欢。学生会觉得与她们交往，不失浪漫；艺术家喜欢请这类姑娘去当模特，混熟了当了情人，也许价格还便宜些……印象派那批从咖啡馆里混出来的画家，交接过许多类似的女孩：马奈的模特苏珊娜，雷诺阿的模特瓦拉东，最初都在咖啡馆卖过艺，入了画室当模特后，自己也学画画，成了大家——那是后来的事了。

再高级一点的，等闲人是看不出情色痕迹的。她们浓妆华服，在歌剧院街之类的地方出没，自己有马车，有女仆，有的还有宅子。玛丽·安娜·德图尔贝，第二帝国时期的著名情妇，三十五岁上嫁对了人，成了罗伊内斯伯爵夫人；布兰切·德·安蒂妮，法国名歌者，当过俄罗斯大佬梅森索夫的情妇，在彼得堡待过一段时间，回来后成了巴黎首席歌剧天后，到处留情，成了左拉小说《娜娜》的女主角原型，还和埃及当时的苏丹有过一腿。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玛丽·杜普莱西：十五岁做裁缝，十六岁成为交际花，在歌剧院包厢里浓妆而坐，等着人来包养。四年后，她和小仲马交往，二十一岁开始跟钢琴之王李斯特在一起，二十三岁病逝，小仲马为她写了著名的《茶花女》。

亨利·热尔韦：《罗拉》

听上去有些诡异，但比利时的亨利爵爷曾如此形容：“在巴黎，没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不想出卖些什么……”跳芭蕾舞的少女，歌剧院的歌者，红磨坊的舞者，任何可以炫耀美貌的舞台，在19世纪的巴黎都可以是陈列的橱窗，炫耀美貌，待价而沽。有些成了传说，艳名远播，可以靠伟大的情人和财富遮盖以往的一切，但大多数没那么幸运，她们自己也清楚。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黎许多女子爱吸鸦片的缘由。

“美丽是会随时间流逝的，而失去美丽之后意味着末日。所以她们只想快乐地早些结束生命。”当时的美女玛格丽特·贝兰杰如是说。

所以依靠美貌生存的女人，在19世纪可以那么不要命：勒细腰、不健康的饮食、纸醉金迷。无论在路灯下扫着男人的眼睛，在咖啡馆透过雾霭看着男人的眼睛，还是在歌剧院包厢里扫视周围的眼睛，其下都有一种末日恐惧。要么美着，要么死掉，最好是美貌、年轻又快乐地死去，没入黑暗之中。所以她们喜欢夜：这灯火明亮却又幽暗的巴黎，就是这些美貌最好的消逝之处。

浮世绘之美人春画

美人绘，是为浮世绘中一大类。

然而美人绘中的美人，一如浮世绘的画师，都是风流狷介，但浮沉俗世之间。按，江户年间，上等的画师，学狩野派，学土佐派，去为将军画屏风，去为寺庙画墙壁；落拓一些的画师，许多还是从狩野派、土佐派中放逐出来的学徒，做浮世绘，取悦世人。

役者绘，是歌舞伎们的画像；美人绘，当然也极少是良家女子。无论中外，20世纪前大多如此：女模特，大多出身不太好。19世纪法国画家们的模特，若非画家的情人，就是妓女、情妇、舞者或马戏团成员；浮世绘的美人，多是艺伎甚或舞伎。

美人绘，画了印罢，江户百姓买回家去贴墙；画师有模特，艺伎或舞伎以此自我宣传，各得其所；但这江户时的明星海报，也不会有人天天买——所以江户美人绘画师，大多兼着点不好见人的活儿：春画。春画者，春宫图也。

美人绘之祖菱川师宣，风格优雅、温柔、绰约又古典。著名的《见返美人图》，和服华丽，仪态曲折。他老人家表里一致，刻画客人与妓女时，也是含蓄温柔，美国评论家所谓“健康的性感”：男女都是容貌如画，客人搂着妓女求欢，妓女展颜微笑，半遮半露，端的是好——唯一的不妙是，乍看，怎么都不像色情场面啊。

下一代的画师，就想了点办法。奥村政信画美人，以天真鲜活、花枝招展为胜。美人的和服与宠物，一律花团锦簇。画起春画来，也是一派天真无邪：看画里这对的表情，一副无辜相；看下半身才吓一跳。妙在脱在一旁的衣服，花式纹绣，丝毫不苟。这就是奥村政信的风骨了：好好地画男女做爱，他偏要着意去画衣服！

锦绘的大宗师铃木春信，善于让姑娘摆造型。春信笔下的女子，优雅轻快，造型时髦。时人都说，铃木春信的画饱含诗意，简直看着画都能吟出词曲来。若要论美中不足，那便是：他画的人物过于理想美。于是看着美，但颇为别扭，以至于他笔下的春画，男女做爱都得摆着很团圆的造型——可是正常人不会这样吧？

顺便说一句，铃木春信的审美，代表明和年间，大约1765年前后的审美：脖子修长，樱桃小口，溜肩细腿，风摆杨柳，纤弱之极。

铃木春信笔下的美人

再过二十年，风格又变了。鸟居清长创造了天明年间的美人形象：嘴角上扬，眉目清朗，而且手长脚长，十头身——高得简直离谱。所以鸟居清长的画，尺幅格外夸张：美人如果立着，那是十头身；美人躺下来男欢女爱，尺幅也宽。寻常枕席真不够她们折腾的。

与鸟居清长同时代的鸟文斋荣之，到晚年走火入魔：鸟居清长不是十头身吗？我来个十二头身！——高挑优雅，到此就算是极限了。当然，十二头身的姑娘，跟男人欢爱起来也是费尽周章，弯腿曲腰，才配得好这个体位啊！

终于有人觉得：够了！够了！不要再高了！女人要高有什么用？

1791年，三十八岁的喜多川歌麿，决定转型：他开始画美人大头绘。美人的身段？不要紧，让美人的脸蛋铺满全画吧！

于是1792年到1793年间，著名的《宽政三美人》出来了。

现在这三位美人，堪称日本江户美女的形象代表。中间那位是富本丰雏，花街吉原的艺伎，因为善于富本节的歌舞而得其名。虽然与另两位一起梳着当时流行的岛田髻，但她是唯一穿着艺伎服饰的。左手边的姑娘是阿久，煎饼茶屋家的大女儿，兼着招牌美女，也就是今日所谓的看板娘，一般认为她十六岁。右手边的姑娘最为有名：阿北，浅草观音随身门下茶室的看板娘，传闻那年十五岁。她们三位，就是当日江户最美的三人了。阿北尤其是个传说：当日天智天皇特意到江户浅草来喝秋茶，饮完起身付茶钱时，就是阿北接了的。

喜多川歌麿作春画，也还是按照他的风格：肌体温润丰满，女子眼尾修长，下唇凸厚。大概从这时候开始，美人绘不再走优雅秀美路线，而走性感路线了。

也就在《宽政三美人》出现之前三年，最后一位美人绘大宗师出现了。

1790年，溪斋英泉生在江户，如今的千代田区，一个武士家庭。本姓松本，后来改叫池田义信。十五岁元服，梳了头，去当公务员，两年后，跟上司闹翻了。

——听说这家伙跟谁都搞不好关系。

——是因为六岁时母亲过世，父亲又很严厉的关系吧？

十七岁，池田义信去学狂言。狂言、歌舞伎、画师，在当时是下九流的职业，武士们看不上，他偏乐此不疲。学着狂言，与混住在长屋的画师们交了朋友。也许在某次酒醉后，不小心暴露“我小时候也学过画画哟”，然后被怂恿了。二十岁，他开始学浮世绘。从此，他叫作溪斋英泉了。

他有个邻居，大他三十岁，也是个穷画画的，于是常一起聊天，那邻居说他偶尔也画春画。

“你用真名画吗，北斋先生？”

那个叫作葛饰北斋的邻居老头——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日本古往今来第一画家了——摇头，“不不，我的化名叫铁棒滑滑。”

喜多川歌麿：《宽政三美人图》

溪斋英泉想了想。

从此，江户多了两个叫“好女轩”和“淫乱斋”的画家——那是溪斋英泉的化名。

我们已经看到了：奥村政信的女子画得天真，铃木春信的女子画得优雅，鸟居清长的女子画得纤细修长，喜多川歌麿则爱画大脸长眼、丰润白净、肌肤温润的姑娘。

总而言之，大家都致力于将女性与性爱，刻画得纯真美好。

溪斋英泉却不乐意。

他既与贵胄阶层决裂，虽然私下里为人温和，公开场合却狂放不羁。

“情欲就是下等的。”溪斋英泉如是说。

他不爱描述上等的、窈窕的、温润的风雅感情，专喜欢画平凡但妖艳倔强的女人，以及她们直白到主动的性爱。三十二岁，他的《闺中纪闻·枕文库》，被江户男女当作性爱入门书。溪斋英泉笔下的色情场面，女性矮小，只有六头身，长着猫背，几乎无腰身，腿短，臀平，胸小，但是眼睛细长，下唇厚润，下巴尖削。每个女人的眼睛，都是细长带弯，细看带一点阴森。

一种奇妙的挑逗感与倔强。

那是江户后半叶的审美。美人们也从17世纪中期的温润到了18世纪中期的秀雅再到19世纪中叶的现实，欲望日益明白，人越来越能直面自己的感情。

当他人为他的名胜画之秀雅震惊时，溪斋英泉用粗人的语调答道：

“俺就是画春画的！”

他很享受自己这个身份。这是他，江户浮世绘末代大师们的告白。到他这一代，终于放弃了附庸风雅，决意放荡不羁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与角色。

溪斋英泉与葛饰北斋虽然相差三十岁，但谢世的时间脚前脚后。那是江户真正的末年，彼时离明治维新还有不到二十年。

好女人、坏女人、孽女人

前几天，MALINGCAT老师写了一个埃斯特拉和博尔赫斯的段子，我顺口跟她扯了几句，她也觉得博尔赫斯跟他母亲的关系略显奇怪。然后，黎戈老师写了个段子，聊作家们的伴侣。纳博科夫家那位薇拉阿姨——替他打伞、对付出版商、备课，在康奈尔上课时坐第一排，康奈尔校内戏言“雇纳博科夫先生还不如雇纳博科夫夫人”，随身带心脏病药以防纳博科夫见着好蝴蝶就厥过去，带支手枪以便见了托洛茨基就枪毙之——获得盛赞，而菲茨杰拉德夫人泽尔达得到的定评是：

老公没日没夜工作，供她吃喝玩乐享受生活，结果活活被榨干了灵感，枯竭而死。她是文学史上的女罪人之一，类似陆小曼之于徐志摩，海明威到老都在写回忆录骂她。

博尔赫斯的母亲

先说博尔赫斯他妈妈。

博尔赫斯的作品里，情欲戏出现不多。看他小说的读者或者会注意到，《第三者》《玫瑰角的汉子》里，情欲都是悲剧的主由。《乌尔里卡》末尾有个“占有了她肉体的形象”，但其篇意味隐约。博尔赫斯追求的，是但丁对贝阿特丽丝那种高尚的情色遭遇。

他和埃斯特拉没成，一部分原因是他妈妈不喜欢埃姑娘。

博尔赫斯晚年视力渐弱，需要有人做他秘书，为他读书，为他做些誊写的活。这些是他妈妈做的。

博尔赫斯结婚时六十八岁。他许多朋友认为，博妈妈时年九十岁了，觉得自己大限不远，得有个人来照顾“我可爱的瞎儿子”。婚姻很短，博尔赫斯离完婚，回他母亲身旁继续生活，直到母亲大人以九十九岁高龄逝世。

再说泽尔达。

泽尔达十六岁时是舞会皇后。她高中毕业照有段话极见性情：

Why should all life be work, when we all can borrow.Let’s think only of today, and not worry about tomorrow.

白话就是能借钱就不工作，今朝有酒今朝醉。

二十岁不到她嫁了菲少爷，金童玉女。二十三岁上夫妻俩去了巴黎。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里提到两件事：一是菲少爷想写字时，这姑娘就拉他到处灯红酒绿去，不让他安生；二是这姑娘骗菲少爷，说他尺寸不对，换别的女人根本没人要——菲少爷就信了。海明威总结这姑娘的性情是“兀鹰不愿分食”。

但这姑娘的怪事远不只此。此前，菲少爷写《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泽尔达海滩游泳、舞会闹腾，认识一个男人后，跑回来跟菲少爷闹离婚——连那个男人自己都不知道泽尔达会为了他闹离婚。菲少爷后来的总结是：这女人有种戏剧性的需求，她是自己那奇怪梦想的受害者。人生如戏，她是真入戏了。后来泽尔达犯病，又是写半自传小说来和菲少爷闹腾，又是要日夜不停地跳舞，把菲少爷逼成酒鬼终于早逝之类不提。

两个小细节。

《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著名的题词：

Then wear the gold hat, if that will move her；

If you can bounce high, bounce for her too，

Till she cry“Lover, gold-hatted, high-bouncing lover，

I must have you！”

1921年的菲茨杰拉德

（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

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遭，

直到她喊：“郎君，金帽儿跳得高的郎君，我一定得拥有你！”）

就在泽尔达跟菲少爷闹离婚这事平息后不久，《了不起的盖茨比》写完了。菲少爷原本想的题目是：“长岛的特立马乔”“特立马乔或盖茨比”“金帽盖茨比”“高跳爱人”，最后泽尔达一锤定音决定了“了不起的盖茨比”。

按正常人标准看，博尔赫斯和他妈妈的感情，菲少爷和泽尔达的婚姻，都有些怪异。泽尔达对菲少爷的压榨尤其吓人，菲少爷英年早逝，决然和她脱不了干系。但是换个角度想的话……

博尔赫斯妈妈祖上参加过阿根廷内战，所以你可以发现博尔赫斯很爱写阿根廷内战。比起马尔克斯、卢尔福这类更接地气的小说家，他的博识、结构、诗情、智性，都显得更贵气、更小径花园。这些评价无分褒贬，单只是风格不同而已。设若他的妈妈不是这么个背景，不是那么个监护他一直到老的性情，博尔赫斯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

泽尔达对菲茨杰拉德的影响，以前谈到过。菲少爷小说里的南方，炎热、温柔、缱绻、慵懒、醉人。《松包蛋》《最后一个南方女郎》皆类此——而泽尔达是南方姑娘。

与南方相匹配的，是他喜欢勾勒璀璨烂漫、流金溢彩的半梦幻式故事。《了不起的盖茨比》不提了，《一颗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就是如此——而泽尔达喜欢璀璨华丽梦幻的戏剧性。

一定有一个主角无法掌握的、独立自主的女主角——以上四篇里皆是。

如果没有遇到泽尔达，菲少爷或许会健康长寿，但他写出来的肯定不会是我们如今所见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夜色温柔》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好多。比如说，司汤达对他早逝的老妈，抱有一种“情人般的爱”。后来他进社交圈，想勾搭姑娘，可是他想得出好词儿嘴上却不能表达，人又矮胖，于是情路不顺。毛姆认为他勾搭姑娘通常不是为了情欲，而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很长一段时间，别人猜他是性冷淡，直到发现他写给情妇们的那些文笔华艳的艳照级情书。如果他不是伟大的小说家，很容易被归类为一个情色猥琐男。但是把这些一归清，你很容易理解许多细节：

比如，《红与黑》里于连第一个情人莱纳夫人年纪比他长；他对女人简直是招之即来；他完全可以靠才华和相貌谋一条富贵之途……

比如，福楼拜十五岁时爱上了二十六岁的施莱辛格夫人。到1871年施莱辛格先生去世后，福楼拜——距离他初见施莱辛格夫人已有三十五年——给她写了第一封情书。我想提一句的是，在福楼拜爱上施莱辛格夫人却又知无望后，他陆续谈过几段感情，失败了，他一度误以为自己没有性欲，于是进入了著名的乡间写作状态。

D. H.劳伦斯一辈子的小说都多少会沾一点“矿工；一个心灵细腻的女人不满意粗疏冷漠的丈夫而寻求一些更自然更原始但更纠结的爱恋”这一主题，无论是《儿子与情人》里的劳工老婆还是查特莱夫人，受他自己的童年影响就不必提了。

当然也不是说，孽缘才成就大师。海明威到巴黎前后，他太太曾经把他的所有手稿都丢了。马尔克斯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当然，他们二位艰苦时，太太很帮忙。马尔克斯在墨西哥排队等移民局签证（顺便读卢尔福的小说）时，他太太在家里料理孩子。海明威直到《流动的圣节》里还在怀念他第一位太太，“我要是不爱她，还不如去死了好”。他1920年代的许多经典短篇，以及《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在穷迫但还算恩爱的环境下完成的——虽然最后离了婚。雨果的太太阿黛勒夫人在他写《巴黎圣母院》时负责把雨果的衣服藏起来，把人锁屋里，避免他钻出门去——这事可以推而广之。托尔斯泰那位堪称管理大师但占有欲强的太太，巴尔扎克那堆离离合合折折磨磨的情妇，柴可夫斯基那位富婆赞助人，维瓦尔第那位女弟子安娜·吉罗……这些故事里喜剧不多而悲剧不少，但如果抽掉她们，我们如今所见的世界会多少不一样。

可是大师标准的太太是没法选的。泽尔达能催生菲少爷，但是把她扔给纳博科夫，情况想必不会太妙；海明威第一任太太年长温柔，但拿去配对亨利·米勒那基本会完蛋。

大理论上，泽尔达式的灵感激发和灵魂折磨加纳博科夫太太薇拉的后期管理护持身心，肯定是最合适的：又苦其心志磨其筋骨，又保证有个好身体有点儿安全感可以量产伟大作品。但这种想法也只是空中楼阁，一来女性不是物件，不能随意分配；二来这感觉就跟我们讨论怎样的五花肉最好吃——最好那五花肉啊，是肥瘦相间，一层又一层，来个十层夹心五花肉，这红烧完，丝丝郁郁，一口下去那叫一好吃，然后大叫一声好猪啊。猪听到这儿都会暴起伤人了。

说这么多，也无非是一个意思：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成就大师们的，不一定是好女人，也可能是坏女人或者怪异的女人带来的畸形感情。虽然许多女人坏得让人咬牙切齿，怪得让人毛骨悚然，但没了她们，我们如今所见的世界多少会有些不一样——当然这么说也有点只图把大师们当烤鸭吃，不管他们被填鸭时如何痛苦了。但拿米特福德说菲少爷的话：有时看去，他简直就像自己撞去泽尔达网中那样子。他写盖茨比的命运时未必没有一瞬间想到未来自己的命运，但不如此痴绝也写不出痴绝才子文章。除了感叹一句“孽缘啊”，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模特与画家

大妈大爷听说女儿去当了人体模特，脱光膀子围条浴巾，让一群小年轻端详着画，火透脑门，冲进派出所拽了几位就过来捉人，“这群人耍流氓！”——这类新闻煞是喜剧，20世纪80年代尤其常见，无非是老一代人的价值观和现代西方艺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这事。可是真也不能说老一辈如何封闭、西方如何开明。早前，西方人过这一关时天人交战，真不比中国大爷大妈们舒服。

欧洲人也并不都跟《泰坦尼克号》里的罗丝那样，见了个杰克就戴项链脱浴巾，让人画不世名作。实际上到19世纪末，裸模在西方还是敏感话题。首先，裸模是有尊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要求，姑娘要当裸体模特，可以，得把脸遮起来；而且裸体画只许男生学，女孩子万不能涉足；而且裸模绝对只可远观不可亵玩，1886年，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的托马斯·伊金斯动了手，在教室里当着男女同学，把一位男裸模遮羞的浴巾揭了——立刻就被学校开除。这些措施，看似给裸模面子，但裸模限制也多。在外面被全世界指指点点也就罢了，当模特也得有职业操守。比方说，男裸模如果摆着造型，不小心有了男性反应，立刻合同终止、酬金取消、永远剥夺当模特的资格，弄不好警察还会来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