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走来，方苏雅与彝族祖先默默相望

何万敏

我眼前看见的是一些老照片，确切地说是照片印刷品，每张和A4纸一样大，铜版纸质，印刷算得上精良，照片上的细节都看得清晰，已经相当不易。

《彝族狩猎队》。十一个人站在一起，每个人都拿着长矛或者长枪，挤满了画面，有一种威风凛凛的气势。可以确认的长枪，有两人分别扛在肩上，但似乎，枪属于较简陋的那种；说是长矛，其实是我的推断，因为矛头都伸出了画面，只看得出长杆的部分，是竹竿。他们当中前排的六个人，全部赤脚，有四人身披羊毛披毡；他们全部十一人中，八人头上戴有布巾盘缠成型的“英雄结”，挺拔而立，非常抢眼。照片中的人，个个面色严肃，英武堂堂。

《武士》。照片中间位置的彝族武士，一身戎装，皮质的头盔、铠甲，护膝，锋利的腰刀。过度摆拍的姿势，只见他左手紧握腰部的刀鞘，右手是挥舞抽出的长刀，佯装出击或者迎战的架势，引得后面六个和前方不知多少围观的人们，展露出难得的笑容。从武士的装束看，彝族文化的特色颇为鲜明，上面绣制了火与云彩的花纹，火是彝人的图腾，云彩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天菩萨发髻，英雄结扬起红色的幻想。

《白彝》。一个人的头像，一张过目难忘的脸。略显紧促的眉骨下，双眼炯炯有神直视前方，硬朗的颧骨衬托出鼻翼的轮廓，饱满的嘴唇微微张开，由顶光及阴影勾勒，上唇呈明确的山形，下唇则如下弦月般明亮。皮肤的质感是毫无疑问的粗糙，并且带着黝黑，让人明显感到凉山高原炽烈的阳光，乃至风霜雪雨。粗布质地的头巾包裹了头发，一条细小的发辫还是不经意地从脑后右侧飘到右肩上。年代的印记一望可知。

方苏雅1903年在凉山拍摄的《白彝》。（殷晓俊供图）

多数时候，历史是泛黄纸页上带着书写者主观意识的文字，即使是那些落满尘埃的考古物件，也令研究者颇费周章辨析理会，惟有沉积时间重量的图片，穿越来与后人不期而遇打个照面那一刻，即时的现场气氛直接引人进入浩瀚的历史时空当中，产生无可名状的“遇见”甚至“相望”的化学反应。是的，“一切照片都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就是把价值赋予被拍摄对象，而这种倾向是绝不可能抑制的”。苏珊·桑塔格《论摄影》强调的摄影的价值，显然经过漫长历史的淘洗，愈加呈现价值的分量。

这个中文名叫方苏雅的人，本名奥古斯特·弗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年8月20日出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呢绒商的殷实家庭。他15岁中学毕业时，父母死于肺病和伤寒而成为孤儿。中学毕业，他参军入伍。由于所

身着龙袍的方苏雅（1900年）。曾有人怀疑方苏雅穿的只是一件戏袍，但这确实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龙袍（现存于巴黎人类博物馆），样式与中国的很接近。从普通照片的角度来说这不算一个好创意，因为尽管方苏雅一向认为他的胡子能“增添威严”，但在这张照片里增添的却是喜剧性，用他的话来说，也许是“如果在马戏团里出现准会获得疯狂的喝彩”。（殷晓俊供图）

在部队政变失败，改学法律。1880年省长比胡把他收为义子并把他引荐到外交部工作。1895年12月23日，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在龙州时，他认识了中国朋友苏元春，后者按发音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方苏雅”。他从此沿用此名，还刻了一方印。1899年10月，方苏雅来到昆明，任驻云南府（昆明）名誉总领事兼任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这一年，他42岁。

经过漫长的旅程，历时11个月，方苏雅到达昆明。他的行李，包括七支步枪，七部照相机和大量玻璃底片，四支手枪，三部中国阴历通书，三个秒表，一个晴雨表，四个温度计，五个指南针，一个照准仪和最长1.6米的几架双筒望远镜。如前所述，法国政府给他的职务是法国外交部派驻云南府的总领事，事实上，在华美的“外交官”身份后面，他的重要使命却是督办滇越铁路在中国云南的修筑事宜、协调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考察滇越铁路线路。

在一本《黑镜头：昆明晚清绝照》的书中，作者这样介绍：方苏雅喜欢摄影、游历、考察，曾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还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见闻，当地的彝族和藏族，以及人背马驮茶叶、马帮等照片，写了大批日记。他游历时，准备了12只箩筐来运玻璃底片，还要用油纸沾上牛血来包装，以防雨淋湿。旅途中，他总是随身带着地理工具，如六分仪、圆规、气压计、指南针。遇上崎岖的道路，他认真作文字记录，并在纸上画路线图。他认为画图、绘地形、拍照三者互不妨碍，且还相得益彰。方苏雅喜欢中国的街道，认为那是中国人生活的舞台，穿着干净、打着太阳伞的官员，形形色色的商人、小工匠，肮脏的乞丐等都出现在这里，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审判，在公共场所执行死刑、检阅军队和招募民兵。这些，方苏雅都进行了分类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