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江南繁华

曹振彦改任江东

顺治十二年乙未，升山西阳和府知府曹振彦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三

就在大同城修复工程完工的时候，曹振彦接到一道命令，让他走马江南，升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

人类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一个是水，一个是盐。上天为人类制造了盐，却不肯将它均衡地分布在各地。于是，盐的生产和贩卖就成为有利可图的好生意。春秋时代的齐国擅渔盐之利，富甲天下。自那之后，历代王朝都把盐业专营看作口中食、囊中物，严禁民间私自贩运。

清代，由总督或巡抚兼管盐政。有盐务的地方，则设立都转盐运司运使或盐法道，具体办理盐务。

盐运使为从三品官，例由各省知府升任。据《两浙盐法志》记载，曹振彦升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是出自巡盐御史祖建明的题藁。

祖建明于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至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间担任两浙巡盐御史一职，他何以要保荐曹振彦，原因不得而知。不过，这种跨省的官员举荐，很可能是应中央部门的要求而做出的。

盐运使司掌督察场民之生计，商人之行息，适时平其盐价，管理水路挽运，计其道里远近，稽查往来时间，核定盐价的贵贱。由于盐政中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润，盐商、官员之间往往会因为经济分赃紧密结合起来。因此，盐政官缺素来被视作肥缺，素以富庶著称的两浙盐政，更是肥缺中的肥缺。

清制，盐运使任职合格，例“应升各省按察使”。按察使乃正三品官，“掌一省刑名按核之事，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是权位仅次于总督、巡抚、布政使的地方行政大员。

也就是说，只要曹振彦好好经营，他将来还有可能升任按察使。对于文武兼能的曹振彦来说，这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光明锦绣的前程犹如一幅巨大的画卷，正在曹振彦的眼前慢慢展开。

曹振彦没有辜负保荐者的期望。由于他能“恤灶抚商”，从而使得两浙盐政能够达到“疏因裕课”的效果。按察使的职位，看来已成囊中之物。

可惜的是，曹振彦最终并未坐上按察使的位子。顺治十四年(1657)末，曹振彦卒于任上，他的盐运使职由广州高州府知府罗荫辰接替。

曹振彦的一生颇不平凡，幼年被俘，沦为包衣；青年从军，升任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随后，他从入关，拔为贡士，为官山西；因有功绩，调任两浙。可以说，他亲眼见证了清国的兴起。因此，研究讲述曹振彦的历史，就是从一个侧面讲述大清开国史。

曹振彦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三份财富：“文武传家”的传统、忠心事主的作风和正白旗包衣旗籍，这决定了曹氏家族在未来的崛起和发达。

曹玺一家

寅，字子清，号荔轩，四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

——唐开陶等纂修：康熙《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曹玺》

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初七日，曹玺的太太顾氏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曹寅。

顾氏，是清初遗民、著名学者顾景星的族妹。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她与家人失散，被清军俘获，后被分配到曹振彦家，成了奴才的奴才。

顾氏在哪里被俘，史无明文。对她的身份和事迹，她的哥哥顾景星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有意进行了隐瞒。似乎，顾氏在被俘以前已有婚约，成为名义上嫁出去的姑娘。因此，对于她没能殉节以示“清白”的行为，作为兄长和理学家的顾景星觉得难以容忍。

在曹寅两三岁时，顾氏就因病去世了。不久之后，另一个女人嫁进了曹家的大门，她就是曹玺的第二任妻子孙氏。

孙氏本是宫中的秀女，皇三子玄烨出生后，被指给玄烨作保母，是年二十三岁。后来，玄烨出痘(出天花)，顺治皇帝恐怕传染到宫中别的皇子，便让诸保姆将玄烨带出，或者侥幸不死，病愈之后，再回宫里。

位于西华门外的福佑寺，就是当年孙氏等人照顾玄烨避痘的地方。史籍记载，寺“坊书‘泽流九有’，传为雨神庙，实梵宇也，后殿供奉神牌，书‘圣祖仁皇大成功德佛’，背面书圣制五律一首，其寺本为当日保姆护御之邸”。康熙皇帝回忆自己这段情况时说：“世祖章皇帝(顺治)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遗憾、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清代，天花最是恶疾，满蒙人等最为惧怕，患此病而死者不知几多。天花虽恶，却有染后不死则能终生免疫的好处。玄烨命大，经过众保姆的悉心照料，染病之后竟然好了起来。虽然天花在玄烨的脸上留下不少难看的疤痕，但这却意味着，他再也不会受到这一疾病的困扰。

顺治十六年(1659)，皇三子玄烨已经六岁，他的保姆孙氏则已二十七岁，在那时代就是老姑娘了。由孝庄太后和顺治皇帝做主，孙氏被指配给刚刚丧妻的曹玺。对孙氏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归宿。虽然曹玺属于丧妻再娶，但他文武双全，在朝中也很受看重，将来必定会有好的前程。一年之后，孙氏给曹玺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曹宣，后改名曹荃。

多尔衮摄政时期，对顺治皇帝严加约束，不仅不准他接触汉族大臣，甚至连他学习汉文典籍的行为都加以限制。顺治亲政后，竟然不能与朝中大臣进行顺畅的交流。好强的他，立志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好汉文化，紧张的学习和繁杂朝政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顺治最喜欢的董鄂妃病死。伤心欲绝的皇帝，架不住一个“情”字的折磨，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病死养心殿中，时年二十四岁。

福临弥留之际，本欲传位给皇次子福全，但是福全尚未出天花，将来不知能否扛得过天花的侵袭。在西洋人汤若望的建议下，已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被选中继承大统，是为康熙皇帝。谁也想不到，差点要了玄烨命的天花，竟然也成了他最终登上皇位的最大资本，也算是造化弄人了。

顺治死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清朝进入了四大臣辅政时期，曹玺调任“内工部”。

鉴于明朝宦官乱政误国的历史，清朝皇帝对太监并不倚重，而以自家奴仆管理内廷的“宫禁、服御、饮食、燕好”。顺治十年(1653)，恢复了明朝设置的十三衙门，但太监却失去了以往的种种权力。正如顺治所言：“(十三)衙门虽设，悉属满洲近臣掌管，事权不在寺人；且所定执掌，一切政事，毫无干预，与历代迥不相同。”

十三衙门下辖的惜薪司，负责掌管宫廷的修缮工程，职能就像政府六部中的工部，所以在顺治十八年(1661)，改称“内工部”。

也许，孙氏生就旺夫之相，她不仅给丈夫带来了第二个儿子，也给他的仕途带来了新的转折。康熙二年(1663)，清政府设置长期驻扎江宁的织造官员，曹玺被选中担任这一职务。

织造曹玺

康熙二年(1663)二月初一日，停差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工部官员，选内务府官久任织造，曹玺以内务府郎中成为清朝第一个专差久任的江宁织造。

——《清通鉴》(康熙卷)“康熙二年(1663)二月初一日”条

“织造”并非清朝的特产，明代就在京师及各地设织染局，同时，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各设提督织造太监一人，掌管丝织品的织造事宜，供应皇室消费。

顺治五年(1648)，摄政王多尔衮命将太监掌管的相应事务并入六部，南京等三织造便由户部差员管理(工部兼管)。顺治亲政，这一职位又转由十三衙门负责管理，“每年一更代”。顺治十五年，改为“三年一易”。

康熙二年(1663)二月初一日，停差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工部官员，选内务府官久任织造，曹玺以内务府郎中的身份成为清朝第一个专差久任的江宁织造。从这年起，曹家移居江宁，开始了三代四人、五十八年的“秦淮梦”。

织造府是宫廷、官府服饰所用丝绸的供应机构，在那个重视等级，以服饰不同颜色、图案作为等级标示的社会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江南三处织造中，江宁织造府接受的任务，“视苏杭特为繁剧”；加之自明朝承袭而来的管理制度，支出过大，工匠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低下。

也许是因为遗传的关系，曹玺生来就有和父亲一样杰出的管理能力。出任织造，为他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曹玺到任后，对江宁织造府以往弊政进行全面了解，并积极酝酿改革措施。

康熙六年(1667)，百官以顺治皇帝十四岁亲政为由，请求康熙亲政。经请示孝庄太皇太后，七月初七日，十四岁的康熙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

新皇继位，普天同庆，曹玺的祖父曹世选被册封为资政大夫，曹玺则加官一级，称作“驻扎江南织造郎中加一级”。

曹玺外放担任江宁织造时，妻子孙氏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这水乡的南国。顾氏留下的儿子曹寅“幼而岐嶷颖异”，到四岁时，就已经学会了辨别四声。

所谓“四声”，是古代汉语中的四种声调，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康熙字典》前面载有一首叫做《分四声法》的歌诀：

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

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辨四声是掌握平仄的前提，同时，四声还关系着诗文的押韵。一般说来，不同声调的字词不能算作押韵，因此，能辨四声是写作格律严格的旧体诗文的前提。

四岁的曹寅，已经比较纯熟地掌握了这一本领。聪明伶俐的曹寅受到了曹玺很多同僚的喜爱，周亮工就是其中的一位。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一字缄斋,号栎园，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擅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为宗。文学家魏禧在为他的《赖古堂集》所作的序中说，周亮工“博及群书，而未尝好征引故实，以自侈其富……每命一文，必深思力索，戛戛乎，务去其陈言习见，而皆衷于理义，无诡僻矫激之辞以惊世骇俗”。康熙六年至九年(1667—1670)间，周亮工正“官江宁，监察十府粮储”。

周亮工经常把曹寅抱至膝头，让他背诵古文诗词给自己听 。周亮工的学问和为人，对年幼的曹寅影响很大。

经过多年的学习，曹寅、曹荃兄弟二人都很有长进。曹寅“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看来，兄弟二人所受的教育主要是讲授性命之学的理学。除此之外，还有诗词、经史，曹寅尤其“通经史，工诗文，虽老师宿儒已叹为雄才之倒峡，而邃学之淳渊”。 而弟弟曹荃则显示出较高的绘画天赋。

转眼间，曹寅已经十五岁了，到了应该束发的年龄，这一年是康熙十一年(1672)。就在这时，皇帝一道旨下，将曹寅招进京师，充任侍卫。

康熙十三年(1674)，十七岁的曹寅曾有一次奉命南行，与父亲曹玺一起住在句容驿(今江苏句容市)中。

为了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根据汉人帝位继承的传统，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康熙皇帝立嫡长子胤礽为太子。

册立太子，普天同庆。这时候，曹玺的官位是“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他的祖父曹世选、父亲曹振彦都被诰封为光禄大夫、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

康熙十六年(1677)，曹玺受命督理漕运入京。次年(1678)，曹玺奉命再次督理漕运入京，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史籍记载说，曹玺“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剀，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

不用说，皇帝对曹玺的本职工作是满意的；同时，还对他详细汇报的江南吏治情况感到喜出望外。通过与地方官员的谈话，了解地方上官员是否称职，了解地方上的收成和民风等情况，是皇帝决策的重要凭据。康熙还赠给曹玺一首自己刚刚写成的绝句：

郊原浮麦气，池沼漾清萍。

夏日临翘望，熏风处处新。

回到南京，曹玺将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敬慎”两个大字制成堂额，时时警戒自律。而来往官员见曹家悬挂着皇上御笔书写的堂额，对曹玺的敬重自然更加深了一层。

满汉一身的侍卫曹寅

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皆天子自将之军，爰选其子弟，命曰侍卫，用备宿卫侍从，视古羽林、虎贲、旅贲之职。

——福格：《听雨丛谈》卷一《侍卫》

束发旧曾充狗监，弯弧中岁度龙城。

——曹寅：《楝亭诗钞别集》卷一《随入鹿苑诗》

康熙十一年(1672)，曹寅入京为侍卫。说到侍卫，曹寅的父亲曹玺就是侍卫出身。

初到京城的曹寅，就被分到内务府养鹰鹞处及内外养狗处，饲养供皇帝围猎时使用的鹰、犬。后来，曹寅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他写道：“束发旧曾充狗监，弯弧中岁度龙城。”这说明，他在当侍卫期间，不仅要为皇帝训练鹰、犬，还要训练自己。他有一首《射雉词》写道：“少年十五十六时，关弓盘马百事隳。”指的就是这一时期勤奋练习武功，而把文事耽搁的事情。

康熙十五年(1676)，大学士明珠长子纳兰性德高中进士。皇帝因其“世家子”出身，授其为三等侍卫。于是，性德就跟曹寅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

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曹寅后来有诗回忆他们同为侍卫的这段经历，云：“忆昔宿卫明光宫，楞伽山人貌娇好。马曹狗监共嘲难，而今触痛伤枯槁。”可知，性德也曾参与过管理马曹狗监的工作。

康熙十六年(1677)，曹寅二十岁，行冠礼。这意味着，按照儒家标准，他已正式成人了。这时候的曹寅“书法精工，骑射娴习”。皇帝也更加看重他，将他拔入銮仪卫中，先擢其为仪尉，再迁仪正。“翼翼乎豹尾螭头之恪谨，而轩轩然貂冠羽箭之高骞。”

清朝入关和剃发、易服极大地招致了汉人知识分子的不满，因此，清朝初年，各地反抗不断发生。尤其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像一个个噩梦折磨着知识分子精英，他们要么参与各种武装，出谋划策，要么隐居山林，拒不合作。

虽然顺治皇帝、康熙皇帝曾屡次征召遗民出仕，然“应者实寡”。康熙皇帝没有灰心，他太了解遗民知识分子对整个政权和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意义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康熙勤政、爱民的明君形象被树立起来，随着皇帝对中原儒学的重视和提倡，知识分子心中的抵抗欲望开始不断减弱。他们不是头脑顽固的老古董，他们知道这个夷狄君主跟他们曾经效忠过的大明王朝皇帝的区别。

康熙十七年(1679)，时机成熟，皇帝下诏征辟博学鸿儒。诏书写道：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词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重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辞卓绝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各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

这个命令让大多数知识分子感激涕零，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走上仕途，去施展平生所学。

对态度强硬、拒不出仕的，如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人，皇帝也不为难，只是觉得人才难得，叹息不止。最终，一百五十三人同意参加考试。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康熙帝在保和殿亲试博学鸿词。与其说这是一场考试，倒不如说是一场文学盛会更来得恰当。考试没有监试人员，进行一半，皇上赐宴，以大学士、掌院学士各两员陪同。宴后，考试接着进行，不限交卷时间。对于不想中试，有意隐瞒自己学问的知识分子，康熙也予以宽大录用。

在征召博学鸿儒的活动中，曹寅表现出特别的活跃。纳兰性德表现得高兴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入选的大儒，如陈维崧、严绳孙、朱彝尊、徐釚、秦松龄等，都是纳兰性德的朋友。而曹寅表现出的积极，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他不时到这些文坛领袖住的寓所进行拜访，与他们宴饮听戏、诗赋唱和。可以说，曹寅的文学活动是在这时拉开序幕的。

诗坛大家朱彝尊、陈维崧也参与了博学鸿儒的征召。曹寅每下值，“辄招两太史，倚声按谱，拈韵分题，含毫邈然。作此冷淡生活，每成一阚，必令人惊心动魄。两太史动以陈思、天人目之”。当时，与曹寅往来的，还有“检讨从子次山，阳羡蒋郡丞京少，长洲黄孝廉蕺山”，他们“相与赓和，所作甚夥”。

曹寅以自己谦和的态度和博览群书的素养，博得了这些博学大儒的好感。翰林院侍讲施闰章对曹寅的诗文赞赏有加，曹寅有诗写道：“寒山见远人”，施闰章“吟讽不去口”。

施闰章，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侍讲，他的诗在当时文坛很有影响。一代文宗王士禛评价他的诗作“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甚至把施氏“秋风一夕起”律诗与“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相提并论 。他对曹寅的认可与接纳，对曹寅在京师学界地位的提升，是可以想见的。

曹寅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是见到了自己的族舅顾景星，并与之相认。一次，曹寅去看望顾景星，当即写下一首《春日过顾赤方先生寓居》七律，云：

见因季子到阶前，堂上先生尚晏眠。

逆旅药香花覆地，长安日暖梦朝天。

开轩把臂当三月，脱帽论文快十年。

即此相逢犹宿昔，频来常带杖头钱。

顾景星随即赋诗一首回赠，云：

韶光闭户恼不彻，况复病痁多晏眠。

半红半白杏花色，乍暖乍寒三月天。

药绳床尝废日，他乡逆旅动经年。

世情交态寒温外，别有曹郎分俸钱。

四月初一日，顾景星为曹寅诗文集《荔轩草》作序云：“李白赠高五诗谓其‘价重明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海内月旦，必以予言为然。”用李白、高五舅甥典故，又言“吾子清”，其舅甥已经相认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关系似乎只是二人间的默契，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对外宣布，以至于二十二年后(康熙三十九年，1700)，曹寅作《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云：“然自今以往得睹此卷者尚有日，虽寿至耄耋，子孙满前，亦终拳拳于二十二年前也。”让曹寅“拳拳于二十二年前”的事情是什么？大概就是不能与顾景星公开相认吧。

由于顾景星再三上奏要求辞归，四月三日，康熙帝下旨允其请。临行前，曹寅设宴相送。

这时候，曹寅与顾景星的舅甥关系，大概已经在遗老中间秘密传开，很多难以接近的知识分子，都与这玉树临风、人中龙凤的曹寅结成了忘年交。

曹玺、曹寅与《楝亭图》

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惟周之初，召伯与元公、尚父并称，其后伯禽抗世子法，齐侯伋虎贲，直宿卫，惟燕嗣不甚著。今我国家重世臣，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安知不建牙南服，踵武司空，则此一树也，先人之泽于是乎延，后世之泽又于是乎启矣。

——纳兰性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

曹寅在征召博学鸿儒中的表现让康熙皇帝很是满意，不久，皇帝令曹寅为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所属第三旗鼓牛录佐领。这个佐领是清朝初年编立的，一度由他的叔叔曹尔正管理。

清代制度，在京四品以上官员及京外三品以上文官、二品以上武官可以荫一子入国子监学习。于是，曹寅的异母弟曹荃，几年前也来到了京师，在国子监学习 。

国子监是全国级别最高的学府，亦称为“国学”、“太学”。像曹荃这样的荫监生，需要在监内学习二十四个月，期满后咨吏部选用。在学习期间，曹荃显示出出众的绘画能力，描摹名家无不惟妙惟肖。

这一年，曹寅又从佐领转到内务府为官，因此，顾景星《怀曹子清》诗有“伐阅东曹冠，官阶内府除”的句子。

康熙皇帝对国家的掌控愈发牢固了，在处理完三藩和汉人知识阶层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威胁得到大清的统治。于是，康熙二十年(1681)，他要求曹玺以“江宁织造理事官”的名义为他搜集文玩古董，以充宫廷之用。

理事官一职，清初即有设置。崇德三年(1638)，六部官员制度改革，分别设置理事官、副理事官等职；顺治元年(1644)，理事官统一更名为郎中、副理事官更名为员外郎。

曹玺尽心尽力地为皇帝找寻古董文玩，不久，他就给皇帝呈上了一份进贡单，详细开列他为皇上收集的各种珍玩：

江宁织造理事官加四级臣曹玺恭进，计呈：

轿一乘、铁梨案一张、博古围屏一架、“满堂红”灯二对、宣德翎毛一轴、吕纪《九思图》一轴、王齐翰《高闲图》一轴、朱锐《关山车马图》一轴、赵修禄《天闲图》一轴、董其昌一轴、赵伯驹《仙山逸趣图》一卷、李公麟《周游图》一卷、沈周山水一卷、《归去来图》一卷御书房收、黄庭坚字一卷御书房收、《淳化阁帖》二套、天宝鼎一座自鸣钟收、汉垂环樽一座自鸣钟收、汉茄袋瓶一座、秦镜一面、珐琅象鼻垆一座自鸣钟收、珐琅花觚一座自鸣钟收、宋磁菱花瓶一座自鸣钟收、窑变葫芦瓶一座、哥窑花插一座、定窑水注一个自鸣钟收、窑变水注一个、汉玉笔架一座、英石笔架一座、汉玉镇纸一方(按以上四项亦皆注明自鸣钟收)、紫檀镶碧玉镇纸一方、竹镇纸一个、竹臂阁一个、竹笔筒一个自鸣钟收、竹笔二枝、竹香盒一个、雕漆香盒一个、竹匙箸瓶二副、“太极图”端砚一方、程君房墨四匣自鸣钟收、桑林里墨二匣自鸣钟收、吴去尘墨二匣、龙葱一座、竹箭杆十根。

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玺受命再次督理漕运入京。不料，临行前夕，曹玺因“积劳感疾”，身患疾病。在得到曹玺染病，日益加重的消息后，康熙皇帝特许身在京师的曹寅、曹荃兄弟回江宁探视。曹玺弥留之际，“遗戒惟训诸子图报国恩，话不及私”。

曹玺任江宁织造时间长达二十三年。在他任内，江宁织造进入了大发展期，织造府织的规模和丝绸的质量，都超越了以前朝代的官营织造业。曹玺以事必躬亲的态度和杰出的管理能力，不仅保证了政府的丝绸用度，同时，将明朝遗留下的织造遗弊一扫而空。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人们给他冠以许多美好的字眼。在他死去那年完成的《江宁府志》，用简洁的文笔叙述了他的贡献：

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侩，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则佥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科，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堵。创立‘储养幻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佥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祲，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

为了安抚江南士人，了解江南的经济、文化、民风、漕运等情况，这年冬天，康熙帝进行了他一生的第一次南巡。

十一月，南巡队伍抵达江宁。皇帝驻跸江宁将军衙门。这时，曹玺已卒。康熙帝先派内务府大臣到织造府祭奠，随后，又亲临织造府，他对曹玺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是朕荩臣，能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为了表彰曹玺的功绩，康熙皇帝还亲书御书以赐曹家母子，又晋升曹寅为“内刑部侍郎”。

内刑部就是内务府慎刑司，由于它负责掌管审拟“上三旗”刑狱案件，功能相当于中央六部中的刑部，故有是名。刑部设尚书、侍郎等职；慎刑司设郎中、员外郎诸职。从级别对应可知，曹寅被皇帝赐予了慎刑司员外郎的职务。

曹寅的朋友纳兰性德，作为侍卫随驾前来。性德单独抽出时间，来到江宁织造府，安慰好友。曹寅说，当年父亲上任的时候，带我们兄弟二人一起前来，他在书房外面栽下一株楝树，如今时光如梭，物是人非。言罢，泪流不止。性德忙安慰道，本朝素来重视世臣，以后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奉旨而出，像你的父亲一样建功立业，造福一方。这棵楝树，就是开启你家后世荣耀的嘉树啊。

听了性德的话，曹寅决定以父亲手植的楝树作为题材，作《楝亭图》，遍征名家题词，以纪念自己的父亲。性德赞同曹寅的想法，并答应为之题诗。

五月，曹寅一家自江宁登舟北返。曹寅的忘年之交杜岕前来送行。五月三十日，曹寅好友、一等侍卫纳兰性德病逝。性德没有辜负曹寅的嘱托，他不仅为《楝亭图》第一卷作了跋语，还为《楝亭图》题了名为《满江红·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中》的词，云：

籍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君不见，山龙补衮，昔时兰署。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燕子矶边树。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处。

延夕月，承晨露。看手泽，深余慕。更凤毛才思，登高能赋。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正绿阴，青子盼乌衣，来非暮。

不仅是纳兰性德，京师诸多名家都为《楝亭图》题写了诗词。

附：《楝亭图》纳兰性德跋语《曹司空手植楝树记》

《诗》三百篇，凡贤人君子之寄托，以及野夫游女之讴吟，往往流连景物，遇一草一木之细，辄低回太息而不忍置，非尽若召伯之棠，美斯爱，爱斯传也。又况一草一木，倘为先人之所手植，则睠言遗泽，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其所图以爱之而传之者，当何如切至也乎！

余友曹君子清，风流儒雅，彬彬乎兼文学政事之长，叩其渊源，盖得之庭训居多。子清为余言，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清操惠政，久著东南，于时尚方资黼黻之华，闾阎鲜杼轴之叹，衙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方佩佩之年，温经课业，靡间寒暑。其书室外，司空亲栽楝树一株，今尚在无恙。当夫春葩未扬，秋实不落，冠剑廷立，俨如式凭。

嗟乎！曾几何时，而昔日之树，已非拱把之树，昔日之人，已非童稚之人矣！语毕，子清愀然念其先人。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惟周之初，召伯与元公、尚父并称，其后伯禽抗世子法，齐侯伋虎贲，直宿卫，惟燕嗣不甚著。今我国家重世臣，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安知不建牙南服，踵武司空，则此一树也，先人之泽于是乎延，后世之泽又于是乎启矣，可无片语以志之？”因为赋长短句一阕。同赋者，锡山顾梁汾。

世为织造

天子仍授司农公(寅)以公(玺)之官，而移府治于苏。

——叶燮：《楝亭记》

曹寅的仕途一帆风顺。先是在内务府慎刑司任员外郎，不久之后，升任郎中。后来，又奉皇帝之命，转到广储司任郎中。

广储司为内务府七司之首，《清宫史续编》云，内务府“所属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内广储司管理六库郎中二员，秩在诸司之上”。 因此，转任广储司郎中对曹寅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当年，他的父亲曹玺也不过做到了营造司(彼时称惜薪司)郎中而已。

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曹寅为自己的儿子，曹荃为自己和儿子捐纳监生资格，以备将来候选。处理完这件事情，曹寅就以广储司郎中的身份赴苏州，担任苏州织造一职。

自南宋以来，苏杭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如今，曹寅离开京师，来到苏州走马上任，接触一个全新的工作。

“织造”负责宫廷丝织品的供应，官员由内务府官员担任。虽然织造是包衣“下贱”，品级也不很高；但是，由于包衣是皇帝的家人，他的外放便具有了钦差意味。满洲特殊的主奴关系，要求包衣不定期给皇帝折奏请安。皇帝也要求织造官员注意“打听、奏闻”江南的吏治民情，密切监视“各行人等”的动向，“亲手写奏帖来”。织造又具备了皇帝安插在地方上的政治耳目的特征。

因为公务，曹寅还去了一趟江宁，并抽空到江宁织造署看了看，看到了熟悉的织造署，自己的读书处，父亲植下的楝树。回到苏州，曹寅在官署内修建了一座“怀楝堂”，寄托对父亲的思念。

以曹寅的能力，应付苏州织造事务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公务之余，曹寅便与苏州士人交往，活动照例是饮酒、赋诗、听戏、游玩。当然，知识分子的游戏总与常人有些不同，他们更多寻求精神层面的交流和享受，酒、戏不过是一种媒介罢了。

《楝亭图》又增加了新的卷数，宿儒们的题词也不断增加。在苏州，曹寅与尤侗的交往，颇值得一提。

尤侗为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入清后，以文名得顺治皇帝的赏识，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分撰列传三百余篇并《艺文志》五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告老归家，其宅位于苏州新造桥侧，内有鹤栖堂，匾额是康熙皇帝御笔亲书，他的花园“曰亦园，有揖青亭、水哉轩”等建筑。

尤侗以诗见长，王士禛论其诗云：“如万斛泉，随地涌出，时出世间，辩才无碍，要为称其心之所欲言。”尤侗还能词曲，著有《百末词》六卷,又有《钧天乐》、《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等杂曲传奇六种，流传颇广。

八月十九日，应尤侗之邀，曹寅、余怀、叶藩等人到亦园中“揖青亭”会饮。席间，曹寅拈得一“亭”字韵，即席和韵：

苏家巷口揖青亭，间日重登山更青。篱落不妨骑马客，郎官原近老人星。

三秋鹓实身前树，二寸鱼吹水上萍。却笑南园成独醉，沧浪咫尺唤难醒。

月底，好友杜岕自江宁寄《将之吴门述怀呈荔轩》来。九月初，杜岕抵达苏州，宴饮洗尘，畅叙友情，游览苏州胜迹，不在话下。

时间就在侍奉母亲、公务、读书、教子、宴饮听戏中悄悄流逝，转眼，就到了康熙三十年(1691)的年底。十二月初七日，是孙氏的六十岁大寿。这一天，曹寅大摆筵宴，招呼家中亲属子弟并吴中士人为母祝寿。尤侗还专门撰有《曹太夫人六十寿序》一文，可知当时赠诗祝寿者众。

尤侗之文极力叙说孙氏之贤。孙氏曾云：“吾闻诸《考工》矣，‘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置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工。’……吾为命妇，敢忘丝麻之治乎？”孙氏引古训，认为治丝麻是妇女的本分，如同男人的治学、修身，因此，不敢一日有忘。

弟弟曹荃留在皇帝身边充当侍卫之职，未能前来江宁为母亲祝寿。尤侗为孙氏所作的寿序中写道：“难弟子猷以妙才为朝廷管册府。”可见，曹荃又被皇帝委派了新的职位。虽然我们不知道曹荃管理的到底是哪个“册府”，但是我们确凿无疑地知道，他是一个才子型的人物，知书善画，有“理学”功夫，殖学具异才，因其“妙才”而得到皇帝的赏识。

孙氏六十大寿后的第五天(十二日)，江宁织造员外郎桑格升任湖广巡抚。康熙皇帝诏命曹寅兼任江宁、苏州两处织造之职。这一年，曹寅三十五岁。

由于兼任了两处织造之职，曹寅要在江宁、苏州之间不时走动，任务自然也比前两年更重。尽管如此，也没有耽搁了他和那些文友们的聚会。受尤侗影响，曹寅对戏曲的兴趣愈发浓厚。康熙三十一年(1692)九月，曹寅写成《北红拂记》，讲述隋末唐初李靖、红拂女、虬髯客等英雄儿女故事，乃游浙江五日中依舟而成。回至苏州，曹寅便让家养的伶人排演，邀尤侗等人一起欣赏。

对曹寅的这出《北红拂记》，尤侗赞不绝口，曾为之作《题北红拂记》一文，评价甚高，云其能“撮其(前人)所长，汰其所短，介白全出自运，南北斗笋，巧若天成。又添《徐洪客采药》一折，得史家附传之法，正如虎头写照，更加颊上三毛，神采备发，岂惟青出于蓝乎！”

十一月，曹寅奉命移驻江宁，但仍兼江宁、苏州两处织造之职 。诏命下达时，曹寅正组织排演尤侗的《李白登科记》。原本还要排演《读离骚》、《黑白卫》，因为曹寅要移住江宁，这项演出活动被迫停止下来。尤侗有《送曹荔轩机部移驻江宁四首》，其中之一云：

三载苏台驻节时，邦人争咏衮衣诗。

欲知去后缠绵意，只看机中千万丝。

苏州，是曹寅外放的第一站，在这里他待了两年又八个月。为官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能干、好学、谦虚，得到了苏州士人、百姓的一致赞叹，官声不恶。当曹寅正式去职后，吴人在他游赏过的虎丘，为他建立了生祠，“庙而貌之，尸而祝之”。

曹寅移驻江宁，于是，曹家人在离开了十一年后，再次搬进了江宁织造署。园中的楝树仍旧郁郁葱葱，但“楝亭”却已经颇有毁坏了。一家人睹物思情，无不落泪。待家人安顿好后，曹寅立即命人“新其材，加垩焉”，重新整修一番。

江宁是清朝在南部中国的统治中心，在这里设置了大量的官僚机构，驻扎有数量众多的军队，汇集在这里的文人也很多。因此，曹寅刚一到江宁，为《楝亭图》题诗的工作就有了重大的进展。韩菼《楝亭记》、宋荦《楝亭诗》、毛奇龄《楝亭诗和荔轩曹使君作》、王士禛《楝亭诗曹工部索赋》等等，前后不下十数家。

转过年来(康熙三十二年)，施世纶任江宁知府，前来拜访，并有《楝亭》诗赠曹寅云：

吏情一卷《白云》词，到处为余吊古诗。

今日江南来驻马，春风又作《楝亭》诗。

观其口气，似乎二人此前即已相识。

六月，妻兄李煦由畅春园总管转苏州织造，开始了郎舅二人共处江南，为康熙皇帝奔走复命的历史。

从曹寅职务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布局谋篇的能力。康熙二十七年(1688)，罢李煦宁波知府职，令其返京，担任畅春园总管。康熙二十九年(1690)，安排曹寅为苏州织造，让他熟悉织造事务。这时候，皇帝对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李煦担任苏州织造的想法已经非常清晰。于是，康熙三十年底，令江宁织造桑格升任湖广巡抚，让他给曹寅腾出位子。但是，由于曹寅妻兄李煦不能即刻赶到苏州上任，只好让曹寅把衙门安在苏州，兼任苏州、江宁两处织造。当李煦在京的任务就要结束的时候，皇帝仍令曹寅兼任苏州、江宁两处织造；不过，却令他把自己的衙门转到江宁去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五六月份，李煦得以到苏州任职，曹寅也名正言顺地当起了江宁织造。大政治家之处事如此，非立高望远、高屋建瓴者何可及也！

展眼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好友张纯修来江宁。某日，江宁知府施世纶来府小聚。宾主交谈甚欢，施世纶有诗记载当日情形，他赞许张纯修博学多才：“邗江昔日谁同调？博物张华无与并。”赞许曹寅文章妙手：“白下论交今水部，文章子建波澜惊。”三个人正聊得兴起，不知不觉天已黑了下来，于是秉烛夜谈，有“夜阑不辞秉烛作，诗书更需重论评”的诗句。张纯修将这次夜谈情景绘成《楝亭夜话图》，三人分别题咏。

曹寅之题诗，回忆早年在皇宫充侍卫时，唯与纳兰性德相交好，不意才子早亡，现在“交情独剩张公子，晚识施君通纻缟”。幸得“多闻直谅复奚疑，此乐不殊鱼在藻”。

接驾与巡盐

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江宁织造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

为了了解国家大事，康熙皇帝先后多次到各重要地区巡游，目的是在常规国家信息传递渠道外，再辟一条信息途径，以弥补常规信息之不足。

康熙初年，国家大事有三：三藩也、运河也、漕运也。三藩已平，国家已定，运河、漕运这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就要提到皇帝考虑的日程上来。除了解河务、漕运诸事外，皇帝还要借南巡之际，看一看江南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和地方吏治。因此，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一下江南。到江宁时，正赶上曹玺逝世，驻跸在江宁将军府内。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二下江南，至江宁，以吉祥街织造署为行宫。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进行了他的第三次南巡。

四月初十日，驾至上元，仍以江宁织造署为皇帝驻跸行宫。皇帝驻跸织造署，曹寅奉母亲孙氏朝见。

孙氏是康熙早年的保姆，曾照顾当时的玄烨在城外避痘，情分自然非同一般。康熙以礼相见，赏赐甚厚，并对一旁侍奉的大臣们说，此“吾家老人也”。吾家老人，就是皇上家的老人。中国素有“宰相门前七品官”的说法，皇帝亲口说，某某是我皇家的老人，这是何等的荣耀。

时方初夏，按时间说，还不到萱草开放的时节，而织造署堂下的萱草竟似通人事一般地开放了。后来，毛际可作《萱瑞堂记》即写道：“岁方初夏，庭下之萱皆先时芳茂，若预知翠华之将临，而且为寿母之兆。”

萱草又名忘忧草，《诗经·卫风·伯兮》中有“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的诗句。谖草就是萱草，“谖”就是“忘”的意思。朱熹注云：“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又《博物志》云：“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原来，这种草人食后，会忘记忧愁。所以，当游子要远行时，便在母亲居住的北堂处种上萱草，希望母亲看到它，能够减轻对远游孩子的思念。

康熙看到堂下开放的萱花，想到《诗经》以萱花喻母亲的典故，于是，为孙氏写下“萱瑞堂”三个大字。陈康祺说，历史上大臣之母因为得享高寿，而被召见的，“或给扶，或赐币，或称老福，从无亲洒翰墨之事”。康熙与孙氏间的母子情深，可见一斑。

康熙帝还亲自到前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孝陵去拜祭，看到墙垣损坏，命江苏巡抚宋荦与织造郎中曹寅会同办理；并御书“治隆唐宋”四字，交给曹寅制作，树于孝陵，并勒石记载此事。

清初，沿用明朝政策，官员实行低俸制。从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安徽巡抚陈汝器的奏报，我们知道，身为江宁织造的曹寅“每年应支俸银壹百伍两外，全年心红纸张银壹百捌两，奉裁不支，理合登明。月支白米伍斗。”也就是说，曹寅一年的实际收入，只有银一百零五两，米六十斗而已。

这笔收入维持生活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靠它应付与朋友宴饮听戏、买书刻书这些大量耗费银子的事情，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收取下级官员的贿赂，挪用甚至贪污公款，就成为清初官员很正常的一种行为，即便最清廉的官员也不例外，惟数量有多少而已。

康熙皇帝知道，接驾花费巨大，曹寅、李煦挪光织造银两也未必见得够用。为了保证南巡的顺利进行，也为了使织造能够正常运转，康熙采取了以东墙补西墙的策略。他让李煦、曹寅轮管两淮盐务，要他们用巡盐所得银两支应各种差事。

历史上,两淮就是重要的产盐大区，为了管理这里的盐业经营，清政府在扬州设立两淮(淮南、淮北)巡盐御史，统辖江南(含现在的江苏、安徽二省)、江西、湖广、河南四省三十六府商纲亭户的赋税出入，督销额运；察照户部的定运司分司盐灶、官丁、亭户，严行卫所、有司缉捕私贩。　《红楼梦》里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就做过这个职务。

作为巡盐御史，除交纳给政府部分税银外，一年余银高达五十余万两，其中二十一万两拨与江宁、苏州二织造作为织造钱粮，尚有余银三十一万七千两可供花销。康熙四十三年，巡盐御史皇帝钦点由曹寅担任，十月初七，都察院差官将两淮巡盐的印信送到江宁曹寅手中。十日，曹寅离开江宁，赶赴扬州办事 。

不过，曹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皇帝调他担任巡盐御史的本意。接手巡盐后，曹寅很快发现了两淮盐政中的问题，凭着对皇帝的忠诚，他开始利用皇帝赋予的折奏权屡屡上折，痛陈盐务上的弊政。他说：“盐政虽系税差，但上关国计，下济民生。”积年以来，委曲情弊众多，一般官员可以得过且过，但“臣系家奴，何敢效外官支吾了事”。他连续折奏他看到的一切，要求为主子清查，裁减各项他认为不必要的支出。

老皇帝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他在曹寅奏折后“朱批”道：“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再留心细议。”在另外两个折子上，皇帝不疼不痒的写了“知道了”三个字。

清朝皇帝对一般性事务和不愿直接表态的建议，往往以“知道了”三字应付。一个稍微油滑一点、善于揣摩上司意志的官员，看到这样的朱批后，一般很快就闭上了嘴巴。可是，可爱的曹寅仍然不明白。直到老皇帝明白地给他解释后，曹寅才不再固执地上折子，要求“禁革两淮盐课浮费”了。他是皇帝的奴才，自然要唯皇帝马首是瞻。从此以后，他不再提整顿盐务的话了，他要用皇帝赋予他的权力替皇帝的南巡提供一切方便。

除了负责织造和巡盐任务外，曹寅还接受了内务府要他管理五关铜务的工作。清代，以银、钱两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按照市场需要和货币供应量，银、钱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兑换。随着十八世纪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白银像潮水一般涌进中国。于是，国内出现了铜贵银贱的情况。为了调解铜银兑换比例，清政府一面大力开采云南铜矿，一面在各关口购铜，以保证全国的铜钱使用。清朝以崇文门、天津、芜湖、扬州等十四关，负责铜的收购和运输。

曹寅以前，铜觔采买由内务府员外郎张鼎臣、张鼎鼐、主事张常住负责。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曹寅“具折启奏，情愿承办各关铜觔”。面对曹寅要求独立办理铜务的要求，五月十六日，张鼎臣等人以“京师两局铸钱皆靠此十四关铜觔，关系甚大，并非一二人能办之事”为由，请求“将十四关之铜三百五十八万一千余斤，分为三份，由曹寅、王纲明及我弟兄各自承办。若能如此，即与曹寅总办一样，断不致误事；而且各自若有更多效力之处，圣上亦能知道”。

面对相关部门的问询，曹寅仍然请求一人独立办理十四关铜觔。不过，内务府并不支持他的想法，或许他们是在搞平衡，或许他们认为张鼎臣等人说得有理，他们主张“将十四关铜觔交与郎中曹寅、员外郎张鼎臣、张鼎鼐、主事张常住、商人王纲明、范玉芳、王振绪、翟其高等，共同经营”。

康熙皇帝采取审慎的态度，命内务府将“曹寅之弟曹荃及张鼎鼐等叫来具奏”。身为内务府库使的曹荃意见很是明确，他说：“我兄曹寅拟接办十四关铜觔，因决不致贻误，一定能成，才奏恳主上；设若不能，他亦不敢独自接办。倘因主上钱粮甚为重要，不可交与我兄曹寅一人办理，则奴才曹荃既蒙主上洪恩，派出差事，情愿协助我兄曹寅经营。”

经过讨论，内务府呈请，将十四关铜觔分为三份经营：即“交给张鼎臣兄弟三人一份、王纲明等四人一份、曹寅既系独自一份，即与其弟物林达曹荃共为一份”。同时，因为考虑到“合伙之人数多寡不等，十四关之远近、铜数之盈缺，既不相同”，最后的决定是三组人员合作办理，情况如下：

十四关铜觔办理情况一览表

由于皇帝和内务府委派的这项新差事，曹荃必须自京师南下，协助哥哥曹寅办理铜觔事务。首先，他要与人交接自己在内务府的现有差事。十一月十二日，内务府总管玛斯喀尚有“物林达曹荃呈称，户部交进豆草，请与户部会议具奏”的奏议。可见，曹荃南下是在其后。公务交接完毕后，曹荃南下办铜，并把自己的几个孩子带往江南。

为了管理盐政的方便，清政府在淮安、仪真各设一处“盐引批验所”。各场所产的盐运至淮安、仪真后，经过上岸、码堆、掣验等程序，由江船运出。由于淮南历年产销淮盐定额为淮北的四到五倍，因此，仪真“盐引批验所”的任务也就远重于淮安“盐引批验所”。每到临江大掣之时，巡盐御史都要亲到仪真巡视。因此，又在仪真建造了“仪真使院”，也称“仪真察院署”或“真州使院”、“淮南使院”。

使院内有一处院落，称作“西轩”，曹荃曾来此小住，并在西轩之南种下一棵杜仲。杜仲也叫“思仲”，因此，曹寅也把这处院落称作“思仲轩”。既合乎它固有的风景，也含有思念弟弟的意思。

曹荃命运不佳，来到江南辅助兄长曹寅管理五关铜务，不足一年，竟溘然而逝。曹寅死后，他的友人王瑛在《挽曹荔轩使君十二首》之五中写道：

红袖青蛾艳冶游，君家伯仲最风流。

登床一痛人琴失，地下为欢共子猷。

戊子岁，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可知，曹荃卒于是年。

曹寅兄弟自小感情深厚，兄弟的死，让曹寅痛不欲生。人死不能复生，他能做的就是把几个侄子抚养成人。

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胤礽、胤禛诸皇子随行伴驾。二月二十六日抵江宁，后经镇江诸地，至宝应登岸，查阅高家堰堤，提出整修意见，起驾回京。

两年后(康熙四十四年)，皇帝第五次南巡。时任两江总督的阿山，闻知皇帝南巡消息，召集各有关官员商议，准备在百姓缴纳赋税中增收三分，以为皇帝修葺行宫、添置物件之用。“有司皆慑服唯唯，独(江宁知府陈)鹏年不服否否。总督泱泱，议虽寝，则欲抉去鹏年矣。”

因行宫规制草创，阿山便以此激怒皇上，随驾前来的太子胤礽更是怒不可遏，认为陈鹏年眼中没有自己，必欲杀之而后快。四月二十二日，皇帝车驾至江宁，驻跸织造府。

是年，曹寅之子曹颙已经十七岁，弟弟曹荃寄养在江宁的老三曹颀更大一点 。“一日，织造幼子(老四曹)嬉而过于庭，上以其无知也，曰：‘儿知江宁有好官乎？’曰：‘知有陈鹏年。’”已经致仕的前大学士张英乃是胤礽的师傅，前来朝见皇上。当问及陈鹏年时，张英回奏陈为贤臣，乃江宁第一廉吏。于是，康熙责问太子：“而师傅贤之，如何杀之？”

胤礽尤不肯罢休，曹寅赶忙跪下，“免冠叩头为鹏年请”。当时，曹寅的大舅哥、苏州织造李煦正跪在曹寅身后，“见寅血被额，恐触上怒，阴曳其衣警之。寅怒而顾之曰：‘云何也？’复叩头，阶有声，竟得请”。曹寅出来后，正遇上好友江苏巡抚宋荦迎面入内，对曹寅道：“君不愧朱云折槛矣。”

汉朝末年，朱云请斩安昌侯张禹，得罪被执下殿，手攀殿槛，槛为之折。后因辛庆忌竭力救助，朱云得免。有关官员想修理好被朱云拉断的门槛，汉成帝命留之以旌直臣。曹寅能为素来不和的陈鹏年求情，不惜得罪皇储；曹年幼，而知江宁有好官陈鹏年，答对自如。曹氏一门家风可知。

二十四日，皇帝、太子、宫眷至织造机房看匠人织机，皇帝赋诗《织造处阅机房》云：

终岁勤劳匹练成，千丝一剪截纵横。

此观不为云章巧，欲俭骄奢睹未萌。

五月初一，在扬州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曹寅主持其事。一时间，不少知名学者奉命自京师赶到扬州参与编纂工作。曹寅和大家一起制定出纂修体例进呈，受到皇帝的赞许，全面的编纂工作随之展开。为了打理织造、盐政、刻书诸项工作，曹寅在江宁和扬州之间来回穿梭，并定期到仪真使院监察盐务。

康熙四十五年(1706)，刑部尚书阿山(是年十一月由两江总督迁刑部尚书)、大学士马齐及九卿、詹事反复请求皇上南巡淮河河工。次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二十二日，启动第六次南巡。至治河工程处，见工程甚不合理，毁人田庐、坏人冢墓，且工程巨大。康熙帝认为此工程没有开凿的必要，严厉斥责总河张鹏翮“安居署中，不巡河务”；同时将河务工地那些“惟知射利”的“不堪匪人”斥革逐走，相关官员俱降级使用。

江南省百姓各举旗帜，叩请皇帝巡行江南。皇帝允其请，百姓欢声雷动。三月六日驾至江宁，以织造府为行宫，十一日，自江宁启程回京。至此，康熙皇帝六次南巡落幕，这也意味着曹寅的接驾任务可以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了。

福兮？祸兮？

“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

——张符骧：《自长吟》卷十叶十一《竹西词》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道德经》五十八章

皇帝的六次南巡，后四次到江宁去都住在江宁织造署曹家。于是，作为接驾大臣，无数的荣耀降落到曹寅的身上。

因为曹寅、李煦勤劳监修行宫，且捐助银两，康熙四十四年(1705)闰四月初三日，康熙皇帝在仪真盐院内宴饮听戏时，即命大学士、内务府总管、吏部等讨论曹寅、李煦的褒奖问题。

内务府等衙门“钦遵上谕”，查得“曹寅等在宝塔湾修建驿宫，勤劳监修，且捐助银两。查曹寅、李煦各捐银二万两，李灿捐银一万两。彼等皆能尽心公务，各自勤劳，甚为可嘉，理应斟酌捐银数目，议叙加级。惟以捐银数目过多，不便加级，因此，请给彼等以京堂兼衔，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给李煦以大理寺卿衔，给李灿以参政道衔”。

皇帝岂有不准的道理，于是，此后的曹寅就被称作“曹通政”了。再给皇帝写奏折的时候，第一句话就由原来的“江宁织造郎中臣曹寅谨奏”，变成了“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

不唯如此，皇帝还将曹寅的两个女儿指配给两个满人王子为妻。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也就是皇帝第五次南巡回京后不久，康熙皇帝身边太监梁九功奉命传旨给曹家，要曹寅之妻李氏于本年八月由水路送长女到京与王子成亲。

曹寅之女要嫁的这王子名叫“纳尔苏”，乃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岳托之后，是正儿八经的宗室“黄带子”。

清代制度，满人要与满人或者蒙古通婚，只有妾才在奴才家女儿中选取。曹寅一家是皇家的奴才，按说曹寅之女不可能嫁给满人作正妻。可是，康熙皇帝不仅为曹寅的女儿指婚，指定对象还是八大铁帽子王的后代，而且还是嫡福晋，这在大清朝史上亦是一桩奇事了。

不久，李氏将女儿送到京城。十一月二十六日，纳尔苏迎娶曹寅之女，“礼数隆重，庭闱恭和”。

康熙四十八年(1709)，皇帝让梁九功再次传旨给曹寅，把曹寅的二女儿指配给自己作侍卫的一个王子；同时，还给曹寅的儿子安排了差事。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如同老子说的，福祸相依。四次接驾给曹家带来了无比的荣耀，同时，也给曹家留下了沉重的负担。

皇帝南巡的开支本身就大，同时曹寅、李煦等人还得应付皇帝随行们尤其是随行皇子们的勒索。

这些花费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曹、李两家动用了盐政羡余银尚且不够，不得不接着挪用盐政和织造的费用。

这些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说出来罢了。《红楼梦》里赵嬷嬷道：“偌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疑惑，问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