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包衣世家

努尔哈赤的崛起

申时行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即令时至今日，也不是易于判断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出师不利……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情，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历史上的女真

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倏忽不定的骑兵，是中原王朝永远的噩梦。

秦帝国建立后的千年历史中，先后崛起的北疆马上民族不断地侵扰着中原王朝以及王朝治理下的农业文明：承平之际，他们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互开马市贸易；一旦时机允许，他们就会长驱直入，兵临城下，索需不厌。

为了阻断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原王朝在东起大海，西至流沙的广阔疆域上建造起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事——万里长城。

长城配以中原王朝强大的军事，终于保护了中原先进的农业文明和由此诞生的灿烂文化。但是，从来没有攻不破的城池。一旦中原王朝陷入衰落，铁马金戈就会越过长城，黄河边上就会响起声声羌笛。

历史上，不断有马上部族逾越长城，牧马中原；但是，要说最风光的，恐怕还得数东北的女真。

他们在唐时建立了渤海国。北宋末年，他们又灭亡了统治他们的辽，进而灭亡了辉煌一时的北宋王朝，将那个著名的书画皇帝徽宗及他那不抵抗的儿子钦宗，并数以千计的妃子、王孙、公主、臣工一并掳去。

中原王朝被颠覆了，但中原文化却屈服了那入侵的蛮族。关内的女真人在学习中原文化和与中原民众通婚的历史中，慢慢失去了自关外带来的、原始的文化特征。

关外的部众则仍然过着逐水草、行渔猎的生活，元、明两朝，向中央王朝进贡，并领受赏赐。

努尔哈赤登上历史舞台

按照所处位置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明朝的女真分作三部：建州女真，分布于牡丹江、绥芬河、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占据松花江流域；黑龙江、库页岛一带的女真，因为保持着较多的原始部族特点，则被称作野人女真。

为了争夺财富和人口，三部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史书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所谓：“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不管是时势成就了英雄，还是英雄造就了时势，频繁的战争让努尔哈赤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这位一代雄主出生于建州左卫的奴隶主家庭。

努尔哈赤兄弟三人，他是长子。十岁时，生母因病逝世。十九岁时，娶妻别住。为了生活，他到山上采松子、挖人参，运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等关口与汉人贸易。后来，努尔哈赤投军到明朝辽东守将李成梁帐下。由于英勇善战，屡立战功，颇受李的信赖。

这段经历，是努尔哈赤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他熟悉了辽东一带的山川形胜，了解了战争的指挥艺术，为他后来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兵攻打桀骜不驯、屡犯明边的古埓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正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长子礼敦之女。

城围之时，觉昌安进入古埓城中。城破之后，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唆使明军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及父亲塔克世。

战后，为了安抚努尔哈赤，明政府允许努尔哈赤承袭祖父觉昌安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一职。

愤怒的努尔哈赤，把怨气发在了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身上。他派人传言给尼堪外兰：“尔当初系吾祖部属，怂明兵害吾祖、父，恨不能手刃尔头，岂能反从尔偷生？”于是，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士兵百名讨伐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逃遁，图伦城陷。

随后，努尔哈赤开始了自己东征西讨，扩充势力的兼并战争。他一面以恭顺的面孔成功地蒙蔽明朝官员，使他们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一面加紧自己势力扩张的步伐。

努尔哈赤的策略是成功的，正是他的恭顺，让以申时行为代表的一干明朝官吏放松了对他应有的警惕。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由一个兵不满百的部族酋长，变成了东北各部女真的首领。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在赫图阿拉建立大金国，建元“天命”。

随着羽翼渐丰，努尔哈赤对自己东北一隅的统治也开始不满起来，他要挑战那不可一世的天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底，天命汗把各贝勒、大臣召集到自己的住处，直接对他们下达了命令：“朕与明成衅，有七大恨，其余小忿更难悉举”，故而，“今岁必征明”。

为了准备作战所需的云梯，努尔哈赤以为诸贝勒修盖马厩为名，秘密派遣七百兵丁到山上砍伐大树，制造工程器具；同时，命令各贝勒厉兵秣马，准备随时出击。

孰料，转过年来，上天却显示了不祥的征兆。史籍记载：“清晨，月将落时，有黄光贯月中，其光宽若布幅。”

金国的贝勒、大臣皆以为，这是不祥的兆头：天象示警，今岁不应轻动兵戈。努尔哈赤对此很是不以为然，他相信的是实力，是铁血的道义，他呵斥了进言的贝勒、大臣，再次重申征明是不可更改的事情。

三月十四日，准备了近四个月的两万金军出师征明。临行前，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鼓舞战斗士气。

所谓“七大恨”，是努尔哈赤认为的、明朝政府有愧于他的七件大事。实际上，说穿了，也不过是他发动战争、借以鼓动部下仇恨明朝的托辞而已。

金军实力非常，他们迅速攻陷了抚顺，虏得财宝无数，毁城烧屋而去。

抚顺陷落，大明王朝满朝皆惊。连因受挫于文官和传统，对朝廷诸事不理的万历皇帝，也深感“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一时坐卧不安起来。其后，金军不时入寇，攻城略地，杀掠人民。

努尔哈赤的军事挑衅，让明廷上下感到极大的恐惧，这个曾经恭顺的奴酋正在不断挑战着天朝的权威。更让天朝大国将相们难堪的是，他在辽东的军事行动无往不利，明军被打得丢盔卸甲，关外的城堡和土地不断被扎着辫子的金人夺取。

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的举措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天朝的脸上。这一天，辫子军攻下了抚顺东北的会安堡，并将俘虏的三百名屯民一律杀死，只留下一个割去双耳的屯民。努尔哈赤让他给明朝守将带回一封信。

在信中，努尔哈赤写道，如果你们认为我的行动不合理，我们可以约定时间进行决斗，十天也好，十五天也好，互相攻城决战；如果你们认为我做得对，就要向大金国输纳金帛，以求息事宁人。作为大国，你们可以偷袭我国，杀死我们百名农夫，我难道不能杀你农夫一千作为报复吗？难道你们大明要在城内种田不成？

这封信写得如此咄咄逼人，显然，这时的努尔哈赤已经不把大明朝放在眼里了。如果说，天朝自恃百万田土、亿兆之民，对蕞尔边关薄田不加重视，能容忍努尔哈赤种种挑衅的话，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的举动是一个拐点，明朝政府的自尊心被深深地伤害了，他们决定集中兵力、财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彻底解决辽东边患。

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四月，辽东经略杨镐率领八万多明军、一万余朝鲜军，兵分四路，直指金国都城赫图阿拉。

从表面上看，明、金双方的兵力对比大约为五比三，明、朝联军略占优势。但是，如果从军事人员的素质上来看，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朝廷腐败，长期以来，明军不修兵戈，不加训练，哪里有什么战斗力？！更可笑的是，一些将官听说本部要被调往辽东与辫子军作战，竟吓得伏地哀号，哭而求调。

反观金国，则是另外一种状况：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他们，因为渔猎生活的需要，对马枪箭的熟悉，就像农耕文明下农夫对牛锄锹的熟悉一样。战争对他们而言，跟吃饭、睡觉没有什么不同。加上金国方兴未艾，军令严明，因此，仗还没有开打，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了金军。

努尔哈赤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很快就看透了明军的战略部署。他对诸将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 他派五百军兵抵挡南路刘綎部，自己则亲率八旗劲旅六万人，去抵挡西路杜松大军。

西路明军共计三万人，杜松以其中两万驻守萨尔浒，自率一万兵丁抵达界凡。努尔哈赤亦将自率的六万大军分为两路：代善的正红旗和皇太极的正白旗以步骑一万五千人截击杜松，其余六旗共计四万五千人则去进攻萨尔浒。

这样，在西路战争中，后金军队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金国军队狂风般的攻击下，明朝军队迅速溃散。一时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随后，金军兵不卸甲、马不解鞍，调转方向，继续攻击他路明军，马林、刘綎部先后遭到歼灭，四路大军仅有李如柏一部因行动稍缓，得以保全。

萨尔浒一战对明金双方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被党争、宦官搞得焦头烂额的明政府，再也不能集结大量兵力主动出击，其后的国内农民战争更迫使他们在东北问题上不能有所作为。

金国这一方面，战争的胜利使得他们的装备更加精良，军事物资更加丰厚。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与他的子弟们看清了天朝的虚弱与力不从心。

如果说，在以“七大恨”名义起兵时，他们还有所顾忌的话，现在他们没有了任何畏惧，他们要在关外建立自己的花花世界。

战争改变曹家命运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

——弘昼、鄂尔泰等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附

载满洲分内之尼堪姓氏》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

——于化龙纂修：《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

公元1620年，大明帝国神宗皇帝驾崩。

神宗皇帝朱翊钧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上，他在位的时间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算得上超长，很少有皇帝能够像他一样执掌国家权柄时间如此之久。

在朱翊钧做皇帝的四十八年中，朝廷上下发生了不少事情。其中，没能阻止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无疑是最要命的一件。

神宗之后，是光宗朱常洛。光宗是个短命皇帝，在位仅一月就驾鹤西去。其后继位的，是木匠皇帝朱由校，他的年号称为“天启”。

天启，从字面意义上看，是汉文中少有的吉祥词汇。可惜的是，好名称没能给明朝带来好气象。

天启元年(1621)二月初三日，“辽阳一带日晕，旁有珥，如月状，赤白色，光焰闪烁。其西南东北面复各有形如日，景色昏惨；又化为青虹，状似弓”。

按照中国天人感应的学说，这委实不是什么好兆头，似乎预示着，辽阳这个东北巨城要发生什么不吉的事情。

新任辽东经略袁应泰赶忙把这一情况上报给朝廷。年轻的天启皇帝，接到报告，心中惊讶。不过，他只是下达了一道要求经、抚各官严饬备御的谕旨而已，其他，就没见有什么动作了。

努尔哈赤可没有闲着，他在酝酿又一场军事行动。二月十一日，也就是辽阳日晕后的第九天，努尔哈赤就统率诸王、大臣领兵数万攻击奉集堡。

奉集堡位于沈阳东南四十里处，其西南三十里处为虎皮驿，西南九十里处即是明军东北军事重镇辽阳。三处互为犄角，形成呼应之势。

现在，这个战略要地被努尔哈赤瞄上了。不过，由于努尔哈赤的判断失误，金军的攻击没有奏效，他们很快退兵解围而去。

不过，一个月后，经过精心准备的金军再次卷土而来。三月十二日，金军破沈阳，明军总兵贺世贤误入敌围，身中十四矢，战死沙场。

金兵在沈阳停留五天，论功行赏，将俘获的人口牛马分给众军，令其先行返回赫图阿拉。

在返回赫图阿拉的队伍中，有这样一家三口，男的不过三十几岁，妻子与他年龄相仿，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儿。这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唤作曹世选。曹家的户籍落在辽阳，因为做官的原因，曹世选才来到沈阳，并把家安在这里 。不料，如今却作了金军的俘虏。

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一国之众，八旗分隶”。在八旗制度下，牛录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每一牛录管辖三百人。牛录之上尚有甲喇和固山：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就是旗。

这样，每旗兵丁合计7500人，八旗就有兵丁六万人。八旗兵丁由努尔哈赤和他的子侄分领。凡有兵役徭役，八旗分出；但有斩获，八旗均分。

在金国人的眼里，战争俘虏的人众和财物、牛马一样，都是可以分配的财产。于是，曹世选一家三口就被分到了满洲正黄旗下。

这时，领有满洲正黄旗的，是阿济格、多尔衮兄弟。像曹家这样被俘虏的汉人，被分到各王、贝勒旗下，称作“包衣”。

所谓“包衣”，是“包衣阿哈”的简称。女真语中，称作“booi aha”，意思是“家里的”，实指供女真人役使的奴隶。在女真社会中，包衣属于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惩罚包衣，也可以将其买卖或赠送他人。

此后，我们就没有再在史籍中看到过曹世选的名字。据说，他当了阿济格家的管家。这是有可能的事情，曹世选既然“令沈阳有声”，其文化素养和管理能力自然毋庸置疑。后来，金国屡次开科举士，要求贝勒、官员荐举人才参加考试，“令沈阳有声”的曹世选也不曾厕名其间，诚为可怪。如果他确实被委以管家之任，因而不能出仕的话，那倒是可以理解的。

三月十九日，金兵渡太子河安营，向辽东巨镇辽阳发起攻击。八旗铁骑反复冲杀，大破明兵。

二十一日，金兵终于攻下了辽阳城，明军经略袁应泰佩官印自缢而亡，巡抚张铨被俘，不屈而死。张铨被俘后的表现可谓忠臣楷模。

金兵既得辽阳，所获财物甲仗堆积如山，并驱赶城中汉人赴城北，八旗兵丁居南城——这就是清朝入关后旗、民分居制度的滥觞。

辽阳为东北重镇，曹家的户籍就落在这里。自明洪武八年(1375)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以来，辽阳一直就是明朝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辽东都指挥使司治在辽中卫(今辽阳市老城)，领有两州、二十五卫，管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到山海关，南抵旅顺，北达开原。辽阳城城周十六里，高三丈三尺，其外围绕着广阔的护城河，易守难攻。

在得到辽阳后，努尔哈赤便视其为当然的都城所在。他聚集诸王、大臣商量迁都之事，先以试探性的口吻问道，辽阳乃天赐我也，可迁居于此，当然，也可归还赫图阿拉城，你们觉得怎样好呢？诸王摸不透努尔哈赤的意思，都主张返回赫图阿拉。

诸王的回答在努尔哈赤意料之中。他随即说道，如果按照大家的意见，撤兵回赫图阿拉，那么明朝军队必然会重新占领此地，现在逃散到山谷中的民众必然会重新聚集到明朝军队周围，我们就得重新征讨此地。辽阳是明国、朝鲜和蒙古三国的交界之地，天既与我，即宜居之。迁都之议遂定。

自然的，曹家也随着从赫图阿拉迁回了祖辈所居的辽阳。不同的是，现在他们成了满洲正黄旗下的包衣，再也不是自由民了。

五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巡视辽东新征服领地。从二十七日到六月初二日，共计七天。在这七天里，努尔哈赤从辽阳城出发，经鞍山堡、海州、穆家堡、黄泥洼，返回都城辽阳。

为了保证八旗贵族、兵丁的生活，努尔哈赤要求海州拨地十万晌，辽阳拨地二十万晌，分给驻扎辽阳等地的八旗官兵。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颁布“计丁授田令”，每丁给粮田五晌，棉田一晌，乞丐、僧人也分给土地。阿济格、多尔衮兄弟的土地分在辽阳城南 。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金国与蒙古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努尔哈赤开始酝酿再次迁都，目标是辽阳北面的沈阳。

天命三年(1625)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诸贝勒、大臣认为，虽然沈阳亦是东北重镇，但其城不足辽阳的一半；况且辽阳新城刚刚竣工，百姓住宅尚未完备，迁都沈阳，一定会使“食用不足，力役繁行，民不堪苦”。

应当说，诸贝勒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努尔哈赤之所以是努尔哈赤，绝不仅仅因为他的果敢与勇气，更在于他高出众人的战略眼光。他高屋建瓴地为群臣分析了今日东北形势：从沈阳与明朝、蒙古、朝鲜三地的距离，强调了迁都沈阳对后金大业的必要性。同时，以沈阳丰饶的物产，减轻群臣对迁都沈阳粮秣供应的顾虑。最后，他以毋庸再议的口气告诉大家，迁都之事势在必行。

于是，“初三日出东京(辽阳)，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随后，修建宫室，迁移人口，更沈阳名为“盛京”。

在兜了一个大圈子后，很自然的，曹世选一家又跟着主子回到了他曾经为官的沈阳；不过，它现在叫“盛京”了。

曹振彦崭露头角

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

辽阳、沈阳，两个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与曹家的关系是那么密切:在沈阳，曹世选做了大明的官吏，并被金国部队俘虏，失去了自由之身，拉开了曹家的百年包衣历史。在辽阳，曹家落下了他们的户籍，又跟随着他们的主子，开启了从奴隶到将军的新一页。

所有的变化，都是因为频繁的战争。从官员到奴隶是在曹世选这一代，而从奴隶到将军，则落在了世选的儿子振彦身上。

辽阳城西关西门外本有一座玉皇庙，建于何年何月，不得而知。战争中，这原本神圣的场地也遭到涂炭，檐去墙倒，连玉皇大帝的金身，也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中。

一日，努尔哈赤路过此处，见到这种情况，心有不安，命人在南门外修建了一座新的殿宇，将玉皇神像挪到那里供奉。

新修葺的神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在这战争频仍、人命贱若刍狗的年月里，不时有人到这里，磕两个头、燃几炷香。

我们不知道，努尔哈赤在决定重修玉皇神殿时，是否也想为自己和大金祈求一下神佑。或许是杀伐太重，或许是多虑伤身，努尔哈赤并没有因为修建了神庙而得到玉皇的庇护。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溘然长逝。

努尔哈赤死后，四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为了巩固汗位，提高本旗在八旗中的地位，皇太极不仅逼死了阿济格兄弟的生身母亲，还将多铎的镶黄旗与自己的正白旗旗纛互易，将阿济格的正黄旗与自己的镶白旗旗纛互易。于是，曹家的身份就由正黄旗下包衣变成了镶白旗下包衣。

天聪二年(1628)二月初八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征讨蒙古多罗特部，两个幼弟多尔衮、多铎随行。金军大败多罗特部，俘虏万余名。大军凯旋，皇太极为初次随征的两个弟弟赐予美号，多尔衮贝勒赐以“墨尔根戴青”(汉意“聪明”)的称号，多铎为“额尔克楚虎尔”(汉意“勇敢”)。

三月二十九日，阿济格未经禀告，擅自为幼弟多铎缔结婚姻，被革去镶白旗旗主职务，旗主改由多尔衮担任。

多尔衮是个聪明的家伙，从他“墨尔根戴青贝勒”的封号就能知道这点，他的行为方式和忠君事主都令皇太极感到满意。这对曹家是个好消息，主子被信任，已经成丁的曹振彦自然能够得到更多的晋升机会。

天聪三年(1629)二月，皇太极“车驾次辽阳，遍阅寺庙，见玉皇庙殿宇圮坏，命重葺之” ，并命令调查相关责任人，令其加倍赔偿。

经查，神殿为“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拆下来的木材则被拿去“造棺槥市卖”。

属下庄屯人毁坏神庙、建造棺椁出售的行为，是否出于其主子阿济格的主使，今人无从知晓。但是，由于这件事情，已经不受皇太极喜欢的阿济格，再次遭到了严斥。皇太极命他出资重建被毁的玉皇庙。

玉皇庙重建完后，勒石记功。碑文中，大叙阿济格贝勒的功德，其属下庄屯人拆神庙、造棺椁的可耻行为，自然一点也看不出来。《重建玉皇庙碑记》云：

新皇历此，见(玉皇庙残破之状)而不胜痛疚，乃曰：‘人所乞灵，唯神是藉。岂一废而至再也，又岂以再废而遂止耶？’于是命下，委游击李灿董治其事，重建其祠，仍旧址也。俱各贝勒议出银两粮石，木石砖瓦暨丹垩之类、匠作之等系阿吉葛、摩伦葛胎吉贝勒同发虔心，协赞大事。

胎吉一般写作“台吉”，是金国从蒙文中借来的一个词汇，是“太子”意思。努尔哈赤时期，曾使用这一封号册封诸子。贝勒一词，源于女真语“勃极烈”，意为大官，是努尔哈赤时代品级最高者的称呼。崇德元年(1636)，定贝勒为三等爵位，在亲王、郡王下。

碑文中的阿吉葛，就是曾经的正黄旗主、现镶白旗主多尔衮一母同胞的哥哥，通常写作“阿济格”的。

按照上下文意思，最后一句应该写作“阿吉葛贝勒、莫伦胎吉同发虔心，协赞大事”方才妥当。碑文上的写法，似乎是制度未严、刻工失误所致。

在碑文的阴面题名处，人们发现了“曹振彦”的名字。

碑文中，曹振彦的名字被列在“致政”目下。官书中，找不到“致政”这样一个官职，大概是参谋政事的意思，或许是因为他汉文修养的关系罢。

在为修建玉皇庙忙碌的同时，曹振彦还参与了为喇嘛斡禄达儿罕囊素修建宝塔的事情。《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的碑阴题名上也有曹振彦的名字。这都说明，这一时期，曹振彦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和主子的赏识，在清国政坛上已经初露头角了。

果然，在《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条下即有关于他的记载：“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也就是说，天聪八年前后，曹振彦就已经成为多尔衮属下的一名旗鼓牛录章京了。

满人的主奴关系

天聪八年(1634)四月初六日，皇太极命令进行官制改革，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改“备御为牛录章京”，其余管牛录者，亦称为牛录章京。可知，牛录章京就是原来的备御。

何谓“旗鼓牛录”呢？道光年间宗室奕赓在其《寄楮备谈》中写道：“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御制清文鉴》也解释说，包衣汉人编立的佐领，叫旗鼓佐领。也就是说，旗鼓牛录就是沦为包衣的汉人编成的牛录。

看来，这一时期，曹振彦应该颇受旗主多尔衮的重视，因此，用他作自己的旗鼓牛录章京。那么，天聪八年曹振彦加的这“半个前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皇太极统治时期，金国封爵分为公、昂邦章京、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半个牛录章京六等十五级 。也就是说，在天聪八年这一年，身为牛录章京的曹振彦再一次立下了功勋，并凭借这个功勋获得了半个牛录章京的奖励。

要理解曹振彦的发迹，就应该了解女真人(满人)的主奴关系。在女真社会中，包衣完全隶属于主子，主子可以任意处置包衣。但是，由于渔猎和战争的关系，女真人的这种主奴关系，又有不同寻常的地方。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的谕旨，可以帮我们理解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谕旨说：

“天命之汗，恩养大臣，大臣敬汗而生，乃礼也！贝勒爱诸申，诸申爱贝勒。阿哈爱额真，额真爱阿哈。阿哈耕种之谷，与额真共食，额真阵获之财物，与阿哈共用，猎获之肉，与阿哈共食。”

额真是女真语“Ejen”的音译，是阿哈的对称，意思是主人，后来用作官衔，如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仍是“主人”一意的引申使用。

天命六年的谕旨还强调，在今年粮棉收获以后，阿哈如果仍然缺衣少食，可以向汗上诉。努尔哈赤将为之做主，把他们从虐待他们的额真手里解救出来，使他们脱离与原属额真的关系，并将之交给能够善养他们的额真，组成新的隶属关系。

战争中，女真人的这种主奴关系表现得更加突出。当时，亲见此情的朝鲜人写道：“出兵之时，无不欢悦，其妻子亦皆喜乐，唯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

《红楼梦》里的焦大就是贾府里的一名老奴，“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去”。而他也视自己受到的待遇理所应当，他“那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

像曹家这样最早成为满人包衣的汉人，在长期的生活中，深受女真习俗的影响，被专家称作满洲化的汉人。他们在满人势力的发展过程中，深受重用。因此，他们对旗主的感情，也是后来人所无法想象的。

曹振彦以他自己的文武全才和对主人的忠诚，获得了主子的信赖。随着多尔衮在金国地位的不断上升，曹振彦的前途也似乎充满了光明。

从龙入关

尔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曹振彦，慎以持躬，敏以莅事；俾司州牧，奉职无衍，官常彰廉谨之声，吏治著循良之誉。欣逢庆典，宜沛新纶，兹以覃恩，特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

——顺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顺治皇帝册封“诰命”

经过多年积累，历史的天平更加倾向于清国。天命所归，女真人(满人)从东北一隅进军关内、一统中华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皇太极对这种形势有很好的把握，他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正当皇太极积极准备挥鞭南下，一统中原江山的时候，病魔袭击了他。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病死沈阳。

皇太极死后，他的庙号被定作“太宗”。在中国历史上，太祖是为开国之君，太宗则是定国之主，如唐太宗、宋太宗、辽太宗、金太宗等。考察皇太极的一生，可以说他无愧于“太宗”这个称号。

皇太极的死，使清国暂时出现了上层权力真空。由于皇太极并未留下由谁继位的诏书和口谕，这样，清国皇帝的归属，就产生了变数:两黄旗倾向于皇太极长子豪格，而两白旗则支持战功赫赫的九王爷多尔衮继承大统。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之后，双方达成协议，立皇太极年仅六岁的第九子福临为帝，改元“顺治”，以次年为顺治元年。由于顺治年幼，暂由镶蓝旗主、郑亲王济尔哈郎和镶白旗主、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政。

继位的顺治，虽年仅六龄，但已经表现出不俗的帝王气魄。史籍记载其继位时情形云：

“将升辇，乳母欲同坐。福临曰：‘此非汝所宜乘。’入殿接见群臣，顾问左右侍臣曰：‘诸伯叔兄朝贺，宜答礼乎，宜坐受乎？’侍臣对曰：‘不宜答礼。’遂坐而受之。”

这就是气象。六龄幼帝竟能如此行为，委实是大清的福分。如将顺治跟明朝朱姓的那些顽劣皇帝相比，不仅让人发出曹操那样的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豚犬耳。”

九月初一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征宁远，破之。

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很快，多尔衮便将自己的镶白旗与多铎的正白旗旗纛互易。从此，多尔衮正式成为了正白旗主，而曹家也就顺势变成了正白旗属下包衣 。

明崇祯十七年(1644)，农民战争的烈火已尽燃中原。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景山)。至此，延续了二百七十七年的朱明王朝，拉上了大幕 。

山海关外，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军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关内形势的发展。大学士范文程上进取中原策。他说，清国应该任贤抚众，进军关内；同时，要严明军纪，使明国各官仍旧其职，百姓正常生活，录取贤能人才为我所用，抚恤无告人民。如此，天下可定。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统帅大军自盛京(沈阳)出发，往定中原。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遇到了明国的辽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派来的求救使者。

吴三桂，字长白，明朝总兵吴襄之子，武举出身，骁勇善战，曾以二十家丁在四万金兵围困下，救出父亲吴襄及所属五百人，以此事“孝闻九边，勇冠三军”。皇太极亲眼目睹此种情形，忍不住称赞：“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李自成亦知吴三桂势大，以优厚条件予以招降。实际上，吴三桂已经接受了大顺政权的招安，正准备回京接受封赏。然而，回军途中，得知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拷掠其父吴襄，霸占其妾陈圆圆时，他对大顺政权的猜疑、不满以及男人心中不可忍受的恼怒，被一并激发出来。于是，吴三桂下令重回山海关，遣部下向关外清军求助，意图报仇雪恨。

看完吴三桂的求救信件，精明的多尔衮马上发现了可乘之机，他一面以“晋封藩王”为诱饵诱使吴三桂来降，一面令大军加紧行程，直趋山海关。二十二日，清、吴合兵一处，击败李自成农民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

骁勇善战的吴三桂哪里斗得过足智多谋的多尔衮。多尔衮根本就没允许吴三桂进京，他命吴三桂与诸王、贝勒一起南下追击农民军。吴三桂虽然不满，无奈已经受制于人，不得不重新踏上征程。多尔衮则在武英殿内接受了明朝诸多降臣的跪拜，北京城里的大臣、将军、缙绅以自己的行动抛弃了朱明。

六月十一日，多尔衮决议定都燕京。他派遣辅国公吞齐喀、何托、固山额真何洛会赴盛京，迎接顺治皇帝圣驾来京。康熙年间，于化龙纂修的《江宁府志》载，曹振彦“从入关”。由于语焉不详，后人难以知道，曹振彦是从“王”入关，还是从“龙”入关。但是，不管怎样，这都意味着曹家跟对了主子，他们要开启一个新的明天。

九月十九日，顺治的车驾到达北京。十月初一日，顺治到天坛行祭天大礼，即皇帝位。十月，在京畿各州县圈地，用以分给来京的八旗诸王、勋旧、兵丁。在宝坻，曹家也分到了自己的一份土地。

为官山右

吉州知州：曹振彦，奉天辽阳人，贡士，顺治七年任。

——嘉庆《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职官》

十月初十日，顺治皇帝颁诏全国，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这样，多尔衮完成了从“辅政”到“摄政”的转变，这就使他彻底压倒了济尔哈朗，权倾一时，成为无冕的皇帝。

两个月后，神京右臂山西全省平定；与此同时，南路清军下山东、入河南。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曹振彦的名字。以他旗鼓牛录章京的身份，大概仍旧在做多尔衮的亲军。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二十三日，喀尔喀蒙古二楚虎尔部靠近内地行猎。为防止其骚扰关内，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率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承泽郡王硕塞等统兵戍守大同。

阿济格大军的到来，引起了大同总兵姜瓖的不满和恐惧。姜瓖本是明朝大同总兵，先降李自成，后降清朝。在姜瓖看来，满人对他并不放心，阿济格此来大同必为剿灭自己而来。每天的朝参也令姜瓖感到不胜繁苦。值清军抢掠妇女，姜瓖趁机煽动起兵，十二月初三日，据大同而叛，自称“大将军”，用南明永历年号。一时间，山西各地降清官员纷纷响应，山西一地十一城尽反。

多尔衮得知姜瓖起兵后，仔细分析了其中原因，多次派人劝降，未果。顺治六年(1649)二月、七月，多尔衮两次亲征山西。八月二十九日，清军攻占大同城。

在这一年，我们在文献中重新发现了曹振彦的名字。这时，他的身份是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

原来，顺治六年，清政府特命廷试八旗通晓汉文人员，择其“文理优长者，准作贡士，以州县即用”。就是在这次廷试中，曹振彦获得了“贡士”的身份，被外放到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任上，为一方父母 。

十二月初九日，摄政王多尔衮病逝于喀喇城。是年，顺治帝十三岁。

随后，顺治皇帝亲政，先治多尔衮兄长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次年(1651)，复治多尔衮“阴谋篡逆”罪，并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皇帝亲自掌控，与正黄、镶黄两旗，并称“上三旗”。

正是这一变故，曹家从此由摄政王府的包衣变成了皇家内务府的奴才。山西吉州府知府任上，曹振彦修复了被战争毁坏的锦屏山麓城隍庙 。

八月十三日，顺治皇帝册立博尔济锦氏为皇后，行册立大典。八日后，顺治皇帝以“覃恩”形式诰封曹振彦为“奉直大夫”，其妻袁氏为“宜人”。不久，曹振彦收到一纸调令，他被调往阳和府任知府。

明朝设阳和、高山两个军事卫所。顺治三年(1646)，两卫合二为一，名阳高卫。顺治五年时，“姜瓖变，移府(大同)治阳高卫，曰阳和府”。

曹振彦为阳和知府的时间并不甚长。因为不久以后，宣、大总督佟养量、绣衣陈伟就“合疏请复大同府治，阳高依旧为卫”。于是，在作了数月的阳和知府后，曹振彦被调到大同府任知府。转过年来(顺治九年，1652)，他就赶往大同上任去了。

大同为军事重镇，是守护京师的门户所在，历来繁华。不过，姜瓖变后的大同，因为遭到清军的屠城，人烟稀少、一片狼藉。时为督粮户部主事的刘国钦作有《再入云中》诗，描述了当时大同城内的凄惨景象，诗云：

忆昔华屋经百年，兵燹几何烬且熄。

旧迹未扫赖长桥，浅水迅流我能测。

入门寥落少人烟，昂首寻求却怨天。

凄怆带泪多凭吊，纷纷争夺醉后眠。

醉梦迄今尚未醒，铜驼荆棘实堪怜。

月下漏声滴夜半，断鸿空逐亦茫然。

盛迹美人弄弦索，尊前有恨清光落。

丘墟花柳怪冤魂，颓垣一片添寂寞。

这就是摆在新任知府曹振彦面前的大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民生的恢复，是他亟需解决的问题。

清朝初年，战争浩繁，财政紧张。大同虽是军事重镇，财政也很紧张。尽管，大同知府曹振彦尽心尽责，也不过勉强维持当地局势而已。城池的全面修葺与加固工作，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以至于顺治十二年(1655)的大同仍有“芜城”之说，所谓“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狐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与黍离之悲，彷徨不忍释者”。

不过，曹振彦已在努力了，他与驻扎大同的诸位官员通力协作，推动城池的修复工程。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夏天，修复城池的工作终于得以顺利完工。

曹振彦任大同知府四年，限于条件，他没能对大同城进行规模更大的整治；但是，很显然，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长子曹玺

吾乡故老常谈，内府曹氏业盐官、织造要职，积资巨万。大司空玺，原名尔玉，弟名尔正，‘玺’以诏旨笔误更名。

——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

曹振彦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尔玉，次子名尔正。据说，在一次书写诏旨时，皇上误将“尔玉”二字连笔写成“玺”字，曹尔玉因而改名为曹玺。

史载，曹玺“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可谓文武皆能，人才出众，“及壮，补侍卫”。

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初三日，大同总兵姜瓖叛时，曹玺以侍卫的身份，跟随多尔衮参加了征讨 。由于作战有功，回京后，曹玺受到皇帝的关注，并将其从王府侍卫拔为御前二等侍卫。多尔衮死后，正白旗由皇帝亲自掌管。凭借自己的能力，曹玺越发受到皇帝的重视。

清朝初年，找一个勇猛忠心的将军并非难事，但想找一个文武皆能，又能让皇帝放心的臣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顺治皇帝看来，曹玺就是合乎这一标准的人物。

銮仪卫是掌管皇帝车驾仪仗的机构，具有皇帝护卫亲军的性质。顺治十一年(1654)，定“掌卫事大臣一人，为正一品，由王公及满蒙大臣内特简；銮仪使满人二，汉军一人，皆为正二品”。这一年，曹玺被皇帝任命管理銮仪事，负责掌管皇帝的日常车驾与仪仗 。

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2. 刘小萌：《清通鉴》(前编)，明万历十一年五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3. 《清太祖实录》卷五。
4. 刘小萌：《清通鉴》(前编)“天命三年正月十六日”。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5. 《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
6. 《清太祖实录》卷六。
7. 刘小萌：《清通鉴·前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8. 于化龙纂修：《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清康熙二十三年稿本；唐开陶等纂修：(康熙)《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云：“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康熙六十年刊本。天聪四年(1630)，辽阳《重建玉皇庙碑记》云：“昔襄平西关西门外，不越数趾有玉皇庙焉。”可知，清人是将辽阳唤作襄平的。
9. 《东华续录·天命》卷四。
10. 杜家骥：《清初两白旗主多尔衮与多铎换旗问题的考察》，引《满文老档》记载，云曹世选之子曹振彦曾任镶白旗下长史，见《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则曹世选任掌管王府事务的长史，似乎不无可能。
11. 《清太宗实录》卷八，天聪二月条载，天聪初年，辽阳城南玉皇神殿为“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拆下来的木材被拿走，“造棺櫘市卖”。可知，阿济格兄弟的屯庄应在城南，与玉皇庙距离不甚远。
1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1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天聪三年二月乙酉条。
14. 《清太宗实录》卷八，天聪二月壬戌条。槥(huì):书面语，粗陋的小棺材。
15. 辽阳天聪四年(1630)《重建玉皇庙碑记》。
16. 曹振彦题名中“致政”，是什么样的官职，是长期困扰红学界的问题。《礼记·王制》云：“五十而觉，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可见，“致政”是归还政事的意思。但是，从金国当时情况来看，正值用人之际，而曹振彦又当壮年，自然没有此时退休的道理。笔者理解，曹振彦系王府官员，这里的“致政”大概是旗主府内、类似幕僚的参谋人员。
17. 顺治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礼部遵谕议定：“固山额真、昂邦章京……皆系管兵职衔”，爵名遵谕改定：“昂邦章京改为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改为阿思哈尼哈番，甲喇章京改为阿达哈哈番，牛录章京改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半个前程改为拖沙喇哈番。”
18. 李民寏 ：《建洲闻见录》第34页。
19. 《红楼梦》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20.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21. 张玉兴撰：《清通鉴》(顺治卷)，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22. 关于曹家旗籍的变化，白新良、李鸿彬、杜家骥皆有论述。详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
23. 关于明朝灭亡和清朝建立的时间问题，学界素有争议，或云，应自清定鼎北京算起；或云，应至南明永历帝亡算起。
24. 清·佚名：《吴三桂纪略》。事实证明，皇太极极有眼光。清朝统一全国，洪承畴、吴三桂等降清汉族能员立下了不世之功。
25. 康熙六十年《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云，曹振彦“扈从入关”。似乎是说，奉多尔衮之命，曹振彦自北京返回沈阳，迎接、扈从顺治皇帝入关。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多尔衮死后，曹家不仅没有受到牵连，还进一步受到了重用。
26. 张书才：《曹振彦档案史料的新发现》，《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白山出版社，2009。
27. 《吉州全志》卷一《坛壝祠祀》云：“城隍庙，锦屏山之麓，明洪武间知州许志昇建……今废。国朝顺治间知州曹振彦重修。”转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
28. 雍正七年《大同县志》“沿革略”云：“五年，姜瓖叛，移(大同)府治于阳高城，陟卫为府。八年，(宣、大)总督佟养量、绣衣陈伟合疏请复大同府治，阳高依旧为卫。”
29. 张玉兴撰：《清通鉴》(顺治卷)顺治六年(1649)九月二日条，云：“令屠大同。谕和硕英亲王∶‘斩献姜瓖之杨振威等二十三员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俱着留养，仍带来京，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杀戮之重可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30. 《云中郡志》。引自邹玉义：《<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考辨》，《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2辑。
31. 顺治十三年(1656)《重修大同镇城碑记》。
32. 于化龙纂：《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康熙二十三年(1684)稿本。
33. 唐开陶纂：《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康熙六十年(1721)刊本。
34. 于化龙纂：《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康熙二十三年(1684)稿本云：“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可知，曹玺“及壮，补侍卫”是指，曹玺为王府侍卫之事。又，曹玺长子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以此计算，曹寅出生时，曹玺三十岁。如此，曹玺及壮补侍卫之时，应为二十岁。不然，顺治五年时，以曹玺及壮三十岁计，曹玺长子曹寅出生时，他已四十多岁，似乎不尽合理。
35.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载，清朝甫一入关，就仿照明朝旧制，设立了锦衣卫，置指挥使等官。顺治二年(1645)，更其名为‘銮仪卫’，罢指挥使等官，改设銮仪使、銮仪副使及冠军使、冠军副使等官。顺治九年(1652)，以侍卫处内大臣为掌卫事大臣。学苑出版社，2004。
36. 于化龙纂：《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康熙二十三年(1684)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