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丁忧回籍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任为江西乡试正考官。他自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冬到北京做京官，从翰林七次升到侍郎，在这十多年的长时间中，每次想请假回去省亲，都没有实现，现在他既得了江西试差，便想在考试完毕时，便道到家乡休息两个月。

曾国藩在六月二十四日离开北京，当七月二十五日路经安徽省太和县的小池驿时，听到他母亲逝世的消息。“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他心中的悲痛，这是谁也能够想象到的。他再也没有心思到江西去做主考大人了，连忙换了丧服，赶回家乡去哭他的老母。

那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经很大。洪秀全等自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天在广西金田村起事后，战败云南救兵，并且云南提督张必禄因此战死。在第二年的秋天，洪秀全打破了永安，建国号太平天国。这使清朝慌忙了手脚，于是先令固原提督向荣，后又派钦差大臣赛尚阿，率领各部军队把他们包围。但因将领不和，所以围永安四月，不能攻破。咸丰二年春，太平军冲破清军的包围，去打桂林。乌兰泰追太平军，中炮阵亡。向荣赶回桂林防守，太平军攻桂林三十多天不能下，便北破全州，从水道入湖南省，遇着江忠源带领乡勇扼守蓑衣渡，和太平军激战两昼夜。于是太平军弃去辎重，改走陆路，连破道州、桂阳、郴州等处。西王萧朝贵孤军深入，力攻长沙，中炮阵亡。洪秀全、杨秀清等在郴州得讯，便引军赶到长沙。清军在长沙兵力很厚，太平军猛攻三月不能破，于是渡湘水破益阳，过洞庭湖，直取岳州。守岳州的清军弃城而逃，城中藏有吴三桂的遗械，尽被太平军所得。于是封船五千多艘，顺流东下，十一月攻陷汉阳，十二月占领了武昌。

洪秀全

太平军既得了武昌，占据长江上游的险要，声势大盛，下游一带，十分震动。而各地土匪，都乘机起事。湘乡这个地方，很不安静，于是曾国藩指导同乡罗泽南、李续宾、王珍、刘蓉等团练乡勇，加以训练，以保卫地方，一时湘乡团练，很具声名。

这时曾国藩接到一个“上谕”。清政府因为曾国藩藉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因此命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他接到这个“上谕”后便拟上疏恳辞，他不肯出来负责的原因是：

闻讣到家，仅满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权厝，尚思寻地改葬。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遽出而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

（《咸丰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欧阳牧云》）

但是一个有才干的人，社会是绝不肯让他自己埋没天才的。这时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信给曾国藩，报告武昌失守，人心惶恐，请他出来主持。他的好朋友郭嵩焘，也亲自到他家中，劝他出来保卫地方。曾国藩因为湖北失守，关系重大；又因长沙人心惶惶，觉得有出来保护桑梓的必要，因此便把上给清政府恳请辞职的疏毁去，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由湘乡动身到长沙去。

第十节 创办团练的意义和方法

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到达长沙，和张亮基筹商的结果，认为先以稽查城内土匪奸细为要务，勤于操练还在其次。又因为长沙省城兵力单薄，行伍空虚，没有守御的能力，主张在省城立一大“团”，就各省曾经训练的乡民，招募来省，严格训练，一方面便于剿捕土匪，一方面又足以增加防守省城的兵力。

清政府当初命令曾国藩帮办团练，并没有靠他扑灭太平天国的意思，不过是要他造成乡民自卫的力量，谋一地方的安全，这在清政府给他的谕旨里可以看出。而曾国藩创办团练的初意，也不过为的是“搜剿土匪，安定地方”，当时非但没有扩充力量和太平天国对抗的意思，根本他就不愿以文人操兵事，在这种“是非之场”多恋战。他在出山时便向清政府预先有所说明，他说：

臣在京供职十有四年，今岁归来，祖父母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之葬，亦未尽礼，若遽弃廷闱出而莅事，万分不忍，请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头绪，即当回籍守制，以遂乌私。

（《曾文正公年谱》）

所以后来曾国藩因办团练而立湘军，卒能把太平天国扑灭，这固然出于清政府的意料，也非曾国藩自己初料所及。

那时清的正规兵腐败非常，平时无恶不作，打仗时候，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曾国藩看到江忠源所带的壮勇二千，十分可靠，便留他在长沙防守。又指导罗泽南、王珍领所招湘乡练勇三营，仿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加紧操练，并亲自为他们拟定训练章程，这就成为后来湘军的中坚。

曾国藩又认为“团练”二字，当分为两层：“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养丁、请师、制旗、造械，为费较多，乡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练或择人而举，团则宜遍地兴办，总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绝勾引为先务，遂设一审案局。”（《曾国藩名言类钞》）

同时他又认为团练和勇，性质完全不同。说到平乱，只有团练而没有兵勇固不够用，但只有兵勇而没有团练，也不够用。他们是相辅而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团练的功用大概如下：

第一，在尚未匪化的地方，须用团练，也只有用团练，做预防的工作，将潜伏的散匪肃清，使其不致糜乱，又变成匪区。

第二，在有被匪窜扰的危险地方，可用团练做防御工作，以防御小股匪众，而不必调用军队。

第三，在有小股匪众，不及五百以上的地方，可用团练做剿办工作，以免分散他处剿匪军队的力量。

第四，在匪众既不甚多又不甚少的地方，可用团练在军队的后方或侧方做辅助工作以增加军队的声势。

第五，在有大股匪众的地方经过军队剿办奏效以后，宜用团练做善后工作，以恢复秩序，肃清残匪，免致再遭糜乱，也可免军队长期留守，不够分配。

（《胡曾左平乱要旨》）

曾国藩所主张的团练，包括“保甲”和“碉堡”在内。“保甲就是乡村的组织方法，求其便于清查户口，实则连坐，使人民自行清除内奸，与匪类造成对抗的形势。碉堡是乡村的一种防守工具，求其便于坚壁清野，避免掠夺。团练是地方人民自卫的武力组织，求其便于剿办境内武装的小股土匪。三项须同时并举，乃能完成人民的自卫能力，对境外可以相当防守，对境内可以彻底清乡。”（《胡曾左平乱要旨》）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曾国藩在长沙督办卫团，委黄廷瓒、曹光汉等编查保甲。为了怕引起反感，以及不愿耍“排场”，所以他用的是书函劝谕，不用公牍告示。同时曾国藩以为要想把保甲办好，第一要和各地士绅合作，所谓“以各县之正人，办各县之匪徒”。他认为创设团练，以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而以访求各地公正绅耆，为下手工夫。所以他发信给各府州县士绅，大意说：

团练之难，莫难于集费，宜择地择人而行之。目前急务，惟在清查保甲，分别良莠，以锄暴为安良之法，遇有匪徒，密函以告，即行设法掩拿处办，庶几省文移之烦，可期无案不破。

（《曾文正公年谱》）

曾国藩既认定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因此便在长沙城中鱼塘口行辕中，设立审案局，委专人承审，立刻雷厉风行地办理起来。他认定在这种乱世，各地盗多如毛，非用重刑，不足以资镇压。尤其办事之初，先得立下威严来。拿到匪徒之后，立刻严加审讯，分会匪、散匪、盗匪及寻常痞匪名目，按情罪处办。又因各地散勇滋扰，商旅裹足不前，曾国藩因此捉了强封民船的川兵三人，枭首示众，这才使得湘江中恢复商运。

曾国藩初办团练，杀戮很多，时人有“曾剃头”之号。其实国藩以文人出掌军事，何至于好杀？也因迫于环境，手段不能不辣一点罢了。

第十一节 湘军之形成——创立水师

太平天国在咸丰二年十二月破了武昌，将军队稍稍整理一下，便在咸丰三年（1853年）阴历元旦出发东进，顺流而下，旌旗蔽江，不到一个月工夫，连破九江、安庆、太平、芜湖直抵南京城下。这时太平军水陆号称百万，攻南京七天，城破，洪秀全便将南京定为天京。不久又占领了镇江和扬州。清军向荣在背后跟踪追赶，追到南京，城破已十天，于是便在城东扎营。同时琦善也带了各路北军攻围扬州，称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

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的声势浩大，晓得腐化的清军，远非新兴势力的太平军的对手。而自己所办的团练，规模太小，势力不足以当大敌，他说：“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湘乡昭忠祠记》）又说“初到长沙之时，即奏请练勇以为剿办土匪之用”。从上面看来，可见曾国藩这时慢慢从办团练到练习新军，团练慢慢变成正式军队，形成所谓“湘军”了。

这时江忠源被任为湖北按察使，奉清政府令往江南大营，帮办军务。江忠源写信给曾国藩说：“今日办贼之法，必合江、楚、皖各省造战船数百艘，调闽、广水师数千人，先肃清江面，而后三城可复。否则沿江各省后患方长。”曾国藩觉得这话很对，开始考虑到创立水师的事情。

江忠源走后，曾国藩仍旧尽心操练乡勇。那时塔齐布任长沙营都司，具有将才，但没有人知道。曾国藩一见倾心，命他兼管辰勇湘勇，勤加操练，遂成劲旅。不久他五弟国葆募湘勇一营，驻长沙南门外。曾国藩很看重塔齐布和诸殿元，专折保荐，请破格超擢，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江忠源奉令去帮助江南大营，走到九江，适遇太平军回攻长江上游，领着战船数百，再占安庆。于是他立即赶到南昌，筹备防守，部署粗定，太平军已赶到，大举围攻。江忠源便飞檄湖南请援，曾国藩不敢怠慢，便檄令江忠淑从浏阳赴江西，朱孙诒从醴陵赴江西，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带了兵勇一千四百人，从醴陵继进，合计援江兵勇共有三千六百人。这是湘勇出境作战的第一次。

那时提督鲍起豹和曾国藩意见不和，营兵和湘勇不和，并且发生械斗。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三年八月，移驻衡州。衡阳廪生彭玉麟，很受曾国藩的器重，湘阴外委杨载福，应召来营，曾国藩令他们帮办国葆营务。国葆力荐彭、杨之才，应当独任一军，不应该屈为帮办。曾国藩这时正想创立水师，便叫他们两人各募水勇一营。曾国藩的治水师自此始。

太平天国攻南昌不得下，便转而谋武昌。清兵接战不利，清政府因武昌危急，令曾国藩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作战，以救武昌。太平军因为清兵所阻，不久便退汉阳黄州。曾国藩疏称武昌闻已解严，暂缓赴鄂。又因为太平军“以舟楫为巢穴，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欲加攻剿，惟以战船为第一先务”。所以他便暂时不谋移动，在衡州专心办理水师。

至于湘勇营制，这时已经确定。以三百六十人为一营，每营用长夫一百四十人，合共五百人。曾国藩并把选将的标准，定为四条：第一是才堪治民，第二是不畏死，第三是不急名利，第四耐辛苦，又手定营规几十条，以统一军制。

这时太平军已退出湖北在安徽扩充势力。清政府委江忠源做安徽巡抚，又令国藩赶办船只炮位，由洞庭湖驶入长江，和江忠源水陆夹击。曾国藩因为水师训练未成，布置未定，不肯冒失从事，为清政府所不满。但他的主张是不可动摇的，他决不贪图急功，变更他的预定计划，他非但自己不肯轻易出战，并且劝告他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

今日南北两省，且以坚守省城为主，必俟水师办成，乃可言剿。

吴文镕终于受不住清政府的催促，只得不顾时机，出来应战，他遗书给曾国藩说：

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迫，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战。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

（《曾国藩年谱》）

曾国藩在衡州创立水师的时候，因为没有成法可用，有无从着手之苦。每遇到广东员弁，以及年长舵工，能行船的人，曾国藩必虚心探问，竭力研究，日夜苦思，不遗余力。后来和广西同知褚汝航、夏銮等商议的结果，才决定仿制广东拖罟、长龙、快蟹各船式，集衡州工匠依式制造，令守备成日标为监督。又另命褚汝航到湘潭分设一厂，监造战船。战船造成后，邀长沙黄冕一观，黄冕贡献意见说：“吾出入兵间十余年，所见军容整齐，无及此者。然长江千里，港汊纷歧，贼船易于藏匿。江南小战船曰舢板者，每营请添十号，以备搜剿港汊之用。”曾国藩以为很对，便立即改定营制。每营包括快蟹一艘，由营官统领；长龙十艘以为正哨；舢板十艘，以为副哨。快蟹有桨工二十八人，橹八人；长龙有桨工十六人，橹四人；舢板有桨工十人。每船另置炮手三人，枪长一人，头工二人，柁工一人，副柁二人。其余拖罟一艘，用为坐船，湘军水师制度在杨梅洲的水师操练中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