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第一次交战失利

曾国藩在衡州整治水陆各军，训练成功，便决意东出。那时江忠源战死庐州，吴文镕战死黄州，武昌形势已在太平军包围之中。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从衡州出发，集军湘潭。有新旧战舰二百四十艘，坐船二百三十艘，水师十营，其中由衡州募的有六营，由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统领；从湘潭募来的有四营，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等统领，而以褚汝航为总统。另外有陆师十三营，由塔齐布、周凤山、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统领，而以塔齐布为先锋。水陆军一万七千夹湘江而下，军容极盛。曾国藩深知出师之初，非标明立场，不足以使军民拥护。又知道太平天国，最易引起民间的同情；但他们最大的弱点，在于违背中国固有的习俗，绝灭中国固有的礼教，非把他们这种弱点揭破，不足以激起一般书生和农民的义愤，使大家因信仰不同而和太平天国为敌。因此他写就了一篇《讨粤匪檄》，大意说：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然，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关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

（《曾国藩诗文集》）

二月间，太平军攻破岳州。曾国藩到了长沙，预备进援武昌，听到太平将石祥贞等已连破岳州、湘阴，进占宁乡，便派诸军分道迎敌。储玫躬等在宁乡小胜，靖港、新康的太平军也失利，而褚汝航等水师向湘阴猛进。

贵州候补道胡林翼，这时应吴文镕的调遣，带练勇六百名，从贵州到湖北去，在路中听到吴文镕已战死，太平军大至，被阻不能前进。曾国藩晓得胡林翼可用，便调他回湖南，并且向清廷奏称“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将来可倚以办贼”。

太平军因为寡不敌众，抛弃岳州。曾国藩便进驻岳州，肃清余敌。三月间带领着水陆师北进，水师刚出洞庭湖，遇着大风，战船漂沉掉几十艘，溺毙勇夫多名，陆军前进，被太平军邀击大败，溃退岳州。太平军乘胜追击，曾国葆、邹寿璋、杨名声等营，都溃退入城。太平军便围攻岳州。曾国藩只得一面派水师登岸抵挡一阵，一面拔出城中军民，退回长沙。

太平军得了这个机会，便乘胜沿湘江而上，驻军靖港。一面又派军队出间道，袭取湘潭，据长沙上游。四月初，曾国藩亲督水师，进击靖港，适逢西南风发，水流很急，战船不能停泊，为太平军所邀击，兵勇溃散，战船被焚，或为太平军夺去。曾国藩自从创设水师，竭力经营，初失利于岳州，后来又挫败于靖港，愤急之余，两次投水自杀，都为左右救起，得以不死。幸亏塔齐布从崇阳回援湘潭，出太平军不意，连日激战，太平军因而失利。曾国藩听说陆军获胜，急派水军助战，四月初九便把湘潭攻下，这是太平军出师后的第一次大败。

曾国藩这时的处境，很是痛苦。因为他费了很多财力，却不能立见成绩。当他在岳州退败，回驻长沙时，驻营南门外高峰寺，因为湘勇屡次溃退，为一般人所不满，官绅之中，也有讥笔甚至提出弹劾的。曾国藩气愤之下，屡次要想自杀，薛福成曾叙述那时的情形如下：

初次出师，援岳州，援长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当是时，势力既不行于州县，号令更难信于绅民；盖不特筹防，事事掣肘已也。

（《庸盒文集》）

曾国藩回到长沙之后，重整水陆各军，在衡州、湘潭设两厂，继续造船；已溃各军，不复收集，另募新勇，严加训练。岳州和靖港的两次败创，在当时曾国藩的声誉上固然大见减损，但使曾国藩获得很多教训。第一，这次的战败，使曾国藩得到许多作战的实际经验；第二，使曾国藩知道“兵贵精而不贵多”，兵多反足为打仗之累，所以他后来便在“减兵省食”上策划。湘军的早起早食，严厉营规，也都在这次战败后确立的。

第十三节 湘鄂间的互争雄长

湘潭既失，太平军在湖南失掉牵制的力量，便把岳州的军队撤回湖北。留在湖南的太平军，这时聚在华容，围石首未下，于是便合坚利的军队回攻岳州，重复占领。又分军击西湖，破龙阳、常德，声势大振。至于湖北方面，武昌被太平军围攻甚急，城中已数月无粮，守兵疲乏，居民几乎搬空了。清巡抚青麟出家赀犒军，亲自和士卒括糠而食。咸丰四年六月初二日，武昌城破，青麟由长沙到荆州，为清廷所诛。

于是曾国藩分三路进兵。塔齐布、褚汝航为中路，进攻岳州；胡林翼为西路，进攻常德；江忠淑、林源恩为东路，进攻崇阳、通城。太平军听到湘军大至，便集中常德澧州的军队，退保岳州。曾国藩调罗泽南、周凤山等帮助着攻打岳州，七月初一，湘军靠着连胜之势，直逼长沙城下。太平军晓得抵抗不住，连夜退出岳州，坚守城陵矶。初三日，全军反攻。湘军分五队迎战，太平军大败，失去船只七十六艘，士兵死伤一千多名。曾国藩在七月十五日到岳州，第二天和太平军战于白螺矶，湘军大败，失船三十多艘，褚汝航、夏銮等都战死，水师几乎完全覆没，只有杨载福、彭玉麟等退守要害阻住敌军。国藩收拾残余，以同知俞晟代褚汝航缺。湖南巡抚骆秉章又派人造船，供给湘军之用。这时塔齐布军战胜太平军，太平丞相曾天养战死，塔军便在闰七月初二日，在大风雨中进攻城陵矶。太平军没有防备，失掉十三个营垒，死去二千兵卒。于是湘军水师乘胜开进长江，毁去两岸太平军的营垒九个，炮台三个，进驻螺山。清荆州将军官文又复派兵助战，于是连破蒲圻、嘉鱼。清总督杨霈经营北路，也在八月初夺得蕲水、广济、罗田。国藩趁这个机会，督水陆军分道进攻，激战两天，武汉城外太平军的营垒，以及江面的船只，完全破平。这月二十三日，湘军克复武昌，荆州军克复汉阳，不久黄州也克复了。

曾国藩既得武汉，便分道逼下游。太平军在田家镇分六千人为两军：一军屯大冶，抵御武昌县的敌人；一军屯兴国，抵御金牛镇的敌人。布置粗定，而清军水陆并进，像暴风雨般的来到。太平军不能敌。塔齐布在九月间占大冶，罗泽南克兴国，十月间杨载福、彭玉麟占田家镇蕲州，十一月间塔、罗等进占黄梅，于是湖北境内，几乎没有太平军用武的地方了。

清政府喜武汉的复得，命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叫他领军从九江安庆进南京。国藩因为母丧尚未除服，遽就官职，得罪“名教”，因此不敢接受，请辞巡抚。清政府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使得专心治军，另以陶恩培代其任。清政府又因为既予曾国藩以东征重任，事权不可不专，因此下令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员，均归节制。倘有不遵调遣，或“迁延畏葸，贻误事机”的，都着会国藩专衔参奏。曾国藩的权力，到这时大盛。——这时曾国藩年四十四岁。

这时胡林翼已从贵东道升任四川按察使，便调任湖北，协办军务。十一月，曾国藩进兵江西，水师直达湖口，国藩进驻九江城外，塔齐布驻兵九江南门。曾国藩又调胡林翼、王国才等，来九江助战。这时蕲州以下，西自九江，东至饶州，都在太平军势力范围内，而德化、小池口、湖口各要隘，因为是入皖门户，更多重兵。翼王石达开往安庆，又遥为声援。所以清兵虽分路袭击，互有胜负，而九江湖口，一时终于不能攻下。

十二月十二日，水师舢板驶进鄱阳湖，击攻太平军。追到大姑塘，太平军筑垒断其后路，舢板船便不得出来。在外江的都是些快蟹、长龙等大船，周转不灵，太平军乘机用小船夜袭，败退九江大营。二十五日，太平军二次用小艇夜袭湘军水师，放火烧去战船十多只。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太平军获得，文卷册牍，都为失去。曾国藩连忙换上小船，逃到罗泽南陆营中。他因为遭了这次失败，几乎被敌军活捉，十分愤急，便想“以身殉国”，草遗疏一千多字，便想单人匹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以及幕友等力劝乃止。

太平军因为清军围攻九江很急，便想再占上游，以分敌军军力，于是便分军去打湖北。这时杨霈正集军两万驻广济，因为是旧历年底，军中喝酒度年，不意太平军突然到来，放火烧营，杨霈仓皇中突围退败蕲水。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太平军集中蕲州，进攻汉口。杨霈不敢回武昌，引兵守德安。于是太平军便连破汉口汉阳，分兵四出，湖北又复大震。国藩攻九江不能下，听到上游告急便分全军为四：以陆军七千由胡林翼统领，进兵武昌，以水军一百三十艘由俞晟、彭玉麟、李孟群等统带，沿江而上；上留塔齐布以五千人围九江，派罗泽南以三千人分攻广饶。他自己抽身到南昌，和巡抚陈启遇筹划添造船炮，别设水师三营。

杨霈既躲在德安，因此守武昌的只有陶恩培兵两千。这时太平军已占汉阳，怕江西援军袭其后路，不敢猛进，只在沿江设垒，暂取守势。不久，曾国藩派出的水陆军来到，分屯武昌上下游。相持一个多月，太平军终于不能自汉阳直接渡江围武昌，太平将韦志俊不能忍耐，便出奇兵从兴国通山北进青山袭击清军，结果在二月十七日复破武昌，清将陶恩培战死。这时胡林翼已调湖北布政使，和李孟群等驻兵城外，听到武昌不保的消息，连忙救援，已经不及，便连夜渡江，收集溃兵，回屯金口，等待再举。清廷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更令国藩分军赴援。武昌居长江上游，形势最是紧要。到这时为止，太平军已是第三次占领了，而太平将韦志俊每次都参加战役，军中于是有“韦国宗三打湖北”的话。到这时，太平军的势力依然屹立湖北，保障安徽、江西。曾国藩的军事，更难见效了。

第十四节 坐困南昌

太平军既于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第三次克复武昌，清廷便敦促曾国藩分兵回援，国藩因为用兵日久，饷源支绌，认为“千里驰突，不如坚扼中段”，决定九江围师坚持勿动。又屡次写信给胡林翼说：“论东南大势，以武昌据金陵上游，为必争之地。宜厚集兵力，为恢复之计。”胡林翼认为这话很对。是年四月，国藩从南昌到南康训练水军，专备内湖之用。这时江西巡抚陈启迈，和曾国藩意见不合，互相龃龉，凡是粮食军火一切军需，陈启迈时常留难驳斥。国藩积愤已久，向清政府奏参陈启迈。弹劾生效，清廷命文俊代为巡抚，赣省政局正当多事的时候，而塔齐布又因急攻九江，死在军中。国藩从南康赶到九江，命周凤山指挥这一军。而水军攻湖口又败，他又从九江赶到青山，安抚余军。六月二十五日回驻南昌。

这时曾国藩在江西没有进占的希望，只有牵掣的力量。他说：

余办内湖水师，即以鄱阳湖为巢穴；间或出江剿贼，亦不过以三分之一与贼鏖战。剿上游，则在九江、武穴、田家镇等处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利则久战，不利则退回鄱阳巢穴之内。剿下游，则在彭泽、望江、安庆等处游弋，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利则久战，不利亦退回鄱阳巢穴之内。如此办理，则上游武汉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中间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势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贼之命。

（《咸丰五年三月二十日致四位弟》）

但是这样株守江西，终非久计。罗泽南上书给国藩，痛说此中利害，泽南说：“东南大势，尤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九江，如坐瓮中。日与贼搏战，无益大局。请率所部由义宁出崇阳，进援武昌，引军东下，以取建瓴之势。而后内湖水师，与外江声息可通，进攻九江，始有把握。”

曾国藩觉得这话很对，因此泽南从义宁单骑到南康，面商进兵方法。刘蓉对曾国藩说，湘军的重要战将，有塔齐布和罗泽南。现在塔齐布已死，所靠者唯一泽南。现在又让他远走，倘有缓急，依靠谁人？国藩认为欲求打开局势应该这样办。因为同困在江西，终究无益，倘若罗军能攻下武昌，那么局势就有利了。因此不听刘蓉的话，放泽南西上。

罗泽南从义宁向西进攻，连占通城、崇阳。这时湖广总督，已由官文代杨霈。胡林翼在武昌附近听到援兵将来，便渡江南行，谋取得联络，而石达开却从义宁带了精兵数万截来，使清兵被隔不得通。泽南奋勇力战，结果和胡林翼合军羊楼，在十月内进占蒲圻，十一月破咸宁。到这时武昌以南，几乎都入清军之手。而石达开便在这时回军义宁，江西的战争逐趋激烈。

自从罗泽南西征，刘蓉、李续宾一同走后，劲兵良将一时俱去，曾国藩在江西势力更加孤弱。石达开回义宁，连下新昌、瑞州、临江。而广东方面的太平军，也从湖南入江西，破安福、分宜、万载，和石军合攻袁州。南昌戒严。曾国藩迫不得已，在十一月十五日令周凤山解去九江的包围，全军回南昌。三十日袁州失守，南昌危急。其时彭玉麟请假在衡州，听到江西紧急，从小路徒步走七百里，赶到南康。国藩便叫他领水军援临江。这时一般人因为江西危急，都主张调罗泽南军回援。清政府因上游事重，不加允许，只命令湖南巡抚骆秉章募兵助国藩。等到湖南援军到江西，太平军早已攻下萍乡、吉安。周凤山援樟树不利，败退南昌。太平军更占抚州，旁及余干、万年。从咸丰五年十月到六年（1856年）二月，江西七府一州五十多县，都被太平军占领，清军所守的，只有南昌、广信、饶州、赣州、南安五郡。国藩坐困南昌，被敌军四面包围，一筹莫展。各军消息不通，只得募死士用“腊丸隐语”，暗通信息，这种秘密通讯往往为太平军所截，不能到达。

罗泽南、胡林翼在湖北方面，合兵进攻武昌，分屯在城东洪山和城南五里墩。同时官文也连下德安、汉川，进攻汉阳。太平军战不利，便坚壁不出，老敌军以待援。这时候江西警报突至，泽南想念国藩艰危，急于想攻下武昌，抽空回救江西。咸丰六年从正月到二月，大小一百数十战，直到武昌城下。军士因为仰攻的缘故，死伤很多。刚巧遇到三月初二日大雾，太平军开三门兵力在一万以上，和清军决死战，罗泽南分军三面应战形势不利，但因所带领的都是乡里子弟，素负气谊，不肯轻易独退；所以当左额中弹，流血沾衣，犹踞坐指挥，得以全军回洪山。但因为受创很深，终于在三月初八，卒于军中，一军为之哀泣。泽南死后，胡林翼派他部下的李续宾代领全军，林翼并分军四千，命他们往援江西。

曾国藩这时坐困南昌，外江内湖，一时隔绝。既而听到西路已有湖南所派的五千人进援，便令李元度等进攻抚州，刘子浔等指挥水军进攻临江，彭玉麟回军会合黄虎臣，进攻南康，以挡南昌东南北三面的敌军。数月之间，各军都有小胜。四月间，湖南援军到袁州。六月间，曾国藩的三弟国华带领了湖北所派援军四千人，进兵瑞州。曾国藩坐困南昌的局势，到这时才有松动的消息。

这时建昌、吉安有一种会党，假太平名号，乘机起事，劫掠附近州县。广东太平军出而响应，入江西境，分逼赣州、南安问属邑。国藩困守南昌不能出救，军报常数月不通，国藩四弟国荃这时正在长沙募勇。长沙黄冕新任吉安知府，因为吉安州县都被太平军占领，他晓得国荃有才略，便来和国荃商议进攻的方法。国荃说：“方吾兄战利，事无所须于我，我亦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我义当往赴。然苦无资力募勇，君若能治饷，我当自立一军，以赴国家之急。”黄冕代他向巡抚骆秉章设法，募得兵勇三千，以周凤山为副将。因为最初攻打吉安，所以这一军便称做“吉字营”。十一月，国荃攻破安福，进击吉安，而萧启江等所带领的湖南援军，也在十一月打下袁州。曾国藩在江西的地位，才慢慢变好。

至于湖北方面，太平军在武昌被围已经多时，从咸丰六年三月到九月，清兵伤亡固然不少，而守城的兵也十分疲乏。翼王石达开从江西分来的援军，也都为清军所击退，林翼觉机不可失，更募陆军五千，水军十营，加重围城的兵力。官文也分兵击退襄阳、随州的太平军，专心攻打汉阳。武汉太平军因粮尽援绝，晓得守不住，便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城东走。于是武汉两要地，同时给清兵克复。武汉既得，李续宾等便乘胜东追。不过十天工夫，连得武昌县、黄州、兴国、蕲州、蕲水、广济，这才回援江西。

第十五节 父丧回籍与奉诏援浙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的父亲竹亭在湘乡里第逝世。十一日讣至营，国藩和弟国华从瑞州奔丧，国荃从吉安奔丧。在离营以前，向清政府驰折奏报丁忧开缺。大略说：

服官以来，二十余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周，墨经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功寡而过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奔丧回籍。查臣经手事件，以水师为一大端。提督杨载福，道员彭玉麟，外江内湖，所统战船五百余号，炮位至二千余尊之多，此非臣一人所能为。合数省之物力，各督抚之经营，杨载福等数年之战功，乃克成此一支水军。请旨特派杨载福统外江内湖水师事务，彭玉麟协理水师事务，该二人必能了肃清江面之局。并请饬湖北抚臣每月筹银五万，解交水营，以免饥溃……

（《曾国藩奏稿》）

奏折上后，清政府准假三月，命杨载福、彭玉麟统领水军。这次曾国藩军中闻讣，奏报后立即奔丧回籍，“朝议”很不以为然。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大家哗然和之。

七年四月国藩因假期将满，恳请终制，清廷不准。五月初三日，葬父亲竹亭于湘乡。六月，国藩疏请开去兵部侍郎署缺，又历陈历年办事艰难竭绌情形，清政府覆旨，“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而吉安方面自从曾国荃走后，各将不能合作。七月中，江西巡抚耆龄奏请起复曾国荃，再统吉字军。曾国藩怀念江西军事，勉励国荃速行，并且劝告他要和辑营务，联络官绅，又指示他作战机宜。国荃行后，国藩每隔一两天，便写信给他，告诉他如何进行战事。

这时候江西省各府，慢慢都为清军收复，只有九江被围一年多仍不能攻下。咸丰八年（1858）三月，曾国华复到九江，赞助李续宾。李续宾加重兵力，日夜掘地道炸九江，终于在四月初七日，攻破九江。太平军死一万七千多人，没有一个投降的，太平名将林启荣战死。于是续宾声名大振。清政府给予巡抚衔，叫他进攻安庆，刘坤一等转战各地，也都有收获。太平军在江西占有的城市已十失八九，便分道攻入浙江、福建。五月间，清廷下诏起用曾国藩援浙，国藩便在七月间由武昌九江重到南昌。

李续宾既下九江，便领军向安徽挺进，猛扑太平军的军需策源地三河。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侍王李世贤联合捻军从庐州来援，抄清军后路，将李续宾军四面包围。这时外援已绝，续宾晓得大事已去，便乘夜跃马入敌阵战死。曾国华和其它兵将跟着死的有六千人，湘军的精锐完全覆没。

当曾国藩接到援浙的诏书后，在六月初七从湘乡起程，命萧启江、张连兰两军，在广信、铅山两县间的河口镇集中。七月间，国藩从南昌出发赴浙，路上续奉清谕，因为衢州已经解严，敌兵入闽境，叫他从铅山直往崇安。八月间，太平军从福建回江西，国藩败退建昌。九月，清军刘长佑来攻破新城，太平军仍旧退回闽境。国藩正预备分路追击，而续宾、国华安徽的噩耗已到，清廷下诏起用胡林翼署湖北巡抚（前因丁忧请假），官文、骆秉章疏请调国藩移兵援皖。

这时候福建的太平军又从汀州入江西赣州、南安境，而守景德镇的太平军气势又盛。清廷谕询国藩说：“如果闽省兵勇足资剿办，而江西边地防剿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为紧要”，要他斟酌具奏。十二月曾国藩奏称：“论大局之轻重，则宜并力江北以图清中原；论目前之缓急，则宜先攻景德镇，保全湖口。”得旨允行。曾国藩先退江西太平军，而后集中力量进军皖北的计划，乃得实行。

胡林翼在十一月到湖北就巡抚职进驻黄州。那时宿松的太平军为多隆阿、鲍超所破，没有方法西进，清军得以从容布置，隐然以上游自重了。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国藩奏说：“数省军务，安徽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计惟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北岸须添足马步军三万人，都兴阿、李续宜、鲍超等任之；南岸须添足马步军二万人，臣率张运兰等任之；中流水师万余人，杨载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军务南北两路，臣当与江西巡抚分任之。”清军东下的计划，至此大定。

咸丰九年二月，翼王石达开在江西方另谋发展，退往湖南。国藩从建昌移驻抚州，令萧启江还救湖南。三月，太平军在景德挫败。不久曾国荃来到抚州，国藩叫他助攻景德，移营进逼，六月间便攻下景德镇。太平军退屯安徽建德祁门。而江西便全在清军手中了。

曾国藩自从咸丰三年带兵以来，在外整整四年，环境恶劣，坚忍奋斗，屡遭危急，几次要想自杀。直到咸丰七年二月丁忧回籍，才得稍有休养的机会，在家休养了一年四个月。因连年军事劳顿，心血亏疲，所以服药调补，但他仍不忘军事。国荃在前线的行动，大半受他的指挥。在休养的期间，他得到机会和家乡耆老畅谈，并且对于礼制的书籍，加以研究。

他在家乡的时候，因为几年来办理军务在在棘手，很有不再出来的意思。他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志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又说：“余在外数年，吃亏受气，实亦不少。他无所惭，独惭对江西绅士。”他既对江西绅士抱愧，又奉清廷诏起，所以他也不多勾留，便束装东下了。他那时不援安徽，不留福建，而仍旧来到江西，也是他做事情不肯有始无终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