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寂寞的小洋楼

我站在北七街十九号楼这栋老建筑面前，突然也为这栋漂亮的小楼担心起来，担心它有一天真的会在我们面前消失，成为一堆破砖烂瓦，那我的心会和邢海一样地痛，每当我回味着那些曾经的往事，内心便无法平静。历史的痕迹总是那么深刻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外表看上去，一切又是那么的了无痕迹。

“这是一栋令人震撼的建筑，它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直到今天它的设计理念仍不过时，该楼整体美观大方，内部设计合理，通风采光极佳。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暗红色楼体外墙仍然棱角分明，线条清晰，木质门窗依旧保持完好。”

这是在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机车）工作的邢海《百年企业百年建筑》文章的开头，这篇文章是我在大机车采访时他送给我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北七街十九号楼的建筑结构和曾经的历史。邢海之所以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听说有关部门要对十九号楼老建筑及周边地区进行统一规划改造，他担心规划改造后会拆掉这栋老建筑，他几乎是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多次写文章写信给新闻单位和城建管理等部门，要求完整保留这栋老建筑。这栋楼现归属于大机车老干部部，是公司离退休老干部办公及活动场所。邢海在这栋小楼里工作了近二十年，他了解这里的一切，熟悉这里的每一扇门窗，每一个角落，对这里充满了感情。说到这里将来可能要拆除，他的脸上流露出万般的不舍，好像谁拿走了他心爱的宝贝。在邢海看来，这里不仅仅是他热爱和工作过的地方。这栋小楼经历过太多的历史沧桑，它浓缩了大机车部分的历史，它带有太多的历史痕迹，对这栋小楼的保留不仅是对大机车，更是对大连这座城市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899年7月，沙俄侵占大连后兴建的市区第一期工程开工的同时，在杰波夫街（现大连市胜利桥附近）开始建设东清铁道机车制造所，这就是大机车的前身。大机车先后经历沙俄七年、日本四十年的经济掠夺，1945年日本投降后，工厂由苏联红军接管，1953年起由我国独立经营。

日本侵略时期，原来的工厂已经不能满足机车车辆生产需要，于1908年7月搬迁到沙河口区兴工街的新厂址，工厂更名为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工厂迁移到沙河口后，日本侵略者在工厂周围规划了88.27万平方米土地作为住宅和生活区，开始兴建住宅、学校、医院、邮局等设施，北七街十九号小洋楼建成于1911年，是大连铁道工场迁移到沙河口时首批建筑之一。

北七街十九号楼是典型的欧式砖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349.62平方米，加上地下室总计451.4平方米，建筑用途为住宅。小楼虽然有着百多年的历史，但建筑质量相当好，墙面棱角清晰，楼房的瓦片、门窗及木质结构的房檐等依旧保持完整，虽然经过几次修整，但外部结构仍然保持原样，内部功能仍能正常使用。这栋小楼当初为沙河口铁道工场的日本厂长而建，小楼西侧有一幢欧式建筑，当时为副厂长的住宅，东侧的一栋类似的建筑，是当时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的住宅，如今，除了这栋厂长楼，其余的建筑早已拆除。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接管这里时，厂长刀罗津司克运转中校在此居住，他是第一个住在此楼的苏联厂长，1954年离开大连的西特罗夫是在此居住的最后一位苏联厂长。

大机车由中国独立经营后，厂长董良玉（后调入大连市建委任主任）、厂长李青（曾任中国驻朝鲜大使，沈阳市委书记、市长等职），厂长王国先等都先后在此楼居住生活过，以后，这里先后改为工人疗养院、幼儿园等，“文革”期间此楼还做过“牛棚”使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归属工厂修建公司的钢筋班。

据说，多位前日本和苏联厂长及苏联专家的亲人都来过此地参观过。我在这里采访过一些大机车的老同志，他们都有过与苏联专家共事的经历，当时比较有名的苏联专家有巴伐洛夫和阿巴洛夫，一个负责设计，一个负责工艺，而说到苏联的专家，大机车的老同志也是非常敬佩的。

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方面的领导、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后许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生命运也发生了转变，尤其是最后一位苏联厂长西特罗夫跌宕的命运更是令人唏嘘。他回国以后，被当时的苏联当局隔离审查，最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到一家研究所当了清扫工。

改革开放后，工厂最后一位苏联厂长西特罗夫的夫人曾经给当时的大机车领导写信，表达了要到中国来工作和生活的愿望，也表达了她对大连美好的回忆。时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魏富琳接到信后，内心难以平静，虽然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但那些往事如烟般萦绕心头，久久挥之不去。魏富琳早年肄业于长春工业大学，于1948年4月到当时的大机车工作，是当时工厂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3年间，魏富琳曾经担任工厂技术科科长，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负责技术工作。他曾经陪伴过西特罗夫厂长和许多苏联专家。在与苏联专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组织建立了工厂技术工作规章制度，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成功研制出五吨蒸汽卷扬机的齿轮铣刀技术，制造了四十五吨铁路吊车，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难题。在工厂恢复生产期间，进行机客货车修理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发新产品，先后组织研制了水泵用立式锅炉、A型蒸汽天吊、门式吊车、铁路吊车卷扬机、敞车、棚车、冷藏车、夹板车等产品并投入批量生产。1952年，他还被评为中长铁路工厂先进生产者。

自从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魏富琳也和苏联专家们失去了联系，对他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当他接到西特罗夫家属的信后，才得知他们的一些消息。1994年5月，得知工厂副总工程师谷春江等三人要到俄罗斯考察机车生产等情况，魏富琳委托他们，在繁忙的考察间隙，一定要去看望当年的苏联专家西特罗夫的家属。谷春江一行带着魏富琳的叮嘱，专程坐火车前往科洛棉市西特罗夫的家中，看望西特罗夫的家属。

西特罗夫的女儿本来答应到机场接机，双方约好要在莫斯科机场见面，但谷春江一行在机场左等右等不见西特罗夫的家人，他们只好放弃。考察工作结束后，谷春江一行专程赶往西特罗夫的家中，等到了昔日厂长的家中，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他们变得非常小心，当时西特罗夫的女儿已经到了莫斯科机场，也看到了谷春江一行，但当她看到俄罗斯官方的人员在场，她犹豫了好久，还是放弃了在机场见面的打算。

当谷春江一行来到西特罗夫的家中时，还是有些震惊，这个昔日在中国大连沙河口北七街十九号小洋楼里居住过的最后一位苏联厂长，曾经的机车技术权威，如今却家徒四壁，十分贫穷。西特罗夫早已去世，他的夫人看到来自中国大机车的客人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她拥抱着谷春江等人，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几乎是泣不成声，多少青春年华已经远去，多少人间悲欢浓缩在记忆深处，当年年轻漂亮的西特罗夫夫人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她有些激动，她说她热爱中国，喜欢大连，更喜欢在大机车的那一段生活，每想起在中国大连经历的一切，都让她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她说，那段在中国的时光是她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的家境十分困难，儿子每周利用休息日去贩卖土豆补贴家用。尽管十分困难，西特罗夫夫人还是给谷春江一行精心准备了美食：每人一张油饼，配蔬菜沙拉，配红酒，她说这是她招待客人的最高礼遇。这一餐饭吃得谷春江一行心里很不是滋味。临走时，三个人只留下回去的车票钱，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留给了西特罗夫夫人，留给了这位昔日苏联厂长的夫人。

我站在北七街十九号楼这栋老建筑面前，突然也为这栋漂亮的小楼担心起来，担心它有一天真的会在我们面前消失，成为一堆破砖烂瓦，那我的心会和邢海一样地痛，每当我回味着那些曾经的往事，内心便无法平静。历史的痕迹总是那么深刻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外表看上去，一切又是那么的了无痕迹。

岁月有痕！

岁月无痕！

邢海还在继续写他的呼吁：“一个城市特殊的历史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城市历史建筑通过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纽带和载体，把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城市历史建筑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一样，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我们必须以抢救的姿态去保护好城市历史建筑，进而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最终保护好城市文化。”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满院子里都飘荡着沁人心脾的花香，北七街十九号这栋风中寂寞的小洋楼，是我们这个城市历史与记忆的一部分，真希望我们城市珍贵的历史记忆将来不只是在照片里才能看到，我们城市应当以宽容和大气的胸怀，去保留这些越来越少的老建筑，因为这些老建筑是我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是城市独有的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

爱城市，就留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