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孤岛求学

1940年9月，唐昆吾14岁，一个重回课堂的机会不期而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招生。

这是一所私立的国学专科学校，由教育家唐文治筹资创办于1920年，被誉为“传统书院现代转型”的典范，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南一北、齐名海内。

说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就不能不说说创始人唐文治校长。他是无锡国专的灵魂，在传承传统文化、弘扬国学的教育与研究中有着成功的探索和不凡的贡献。他以“正人心、救民命”为理念，认为今日之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沉沦、政治腐败、战乱不断、经济凋敝、百姓生活极为困苦，皆因人心不正。必须以儒家思想的“正人心”始，人心正，方能改变社会风气，重塑社会道德；再着手发展实业，学习西方科学，“理学为体、洋务为用”，方可拯救这一切。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开始轰炸无锡，年逾古稀、双目失明、行动不便的唐校长，毅然率领无锡国专全校师生，进行了被赞为“壮烈”的内迁。先后内迁至湖南长沙、广西桂林等处。1938年6月，由于奔波劳苦又水土不服，74岁高龄的唐校长请假，在秘书陆景周陪同下回上海租界休养。他们自广西出发绕道香港，一个月后的7月10日才抵达上海。

一些没有随校内迁的国专学生得知后，纷纷请愿复课，唐校长遂委托专人筹备并请示民国教育部同意，始设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当时，因躲避战乱而迁居上海外国租界的名师、教授不少，师资问题迎刃而解。遂于1939年3月3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康脑脱路通州中学正式上课，新旧学生约50余人。唐校长亲授《诗经》《论语》二课。而后数年，无锡国专设本校于桂林、分校于上海，一直坚持着“明耻教战”的兴教活动。

接受过传统启蒙并高小肄业的唐昆吾，无论是在逃难的路上，还是在流落异乡的日子里，都坚持读书、习字，从没有放弃过自学。因此，他顺利通过了无锡国专上海分校的入学考试，得到在名校求学的机会。

当时，唐昆吾一家人居住的江苏路中一村离无锡国专上海分校有大约5华里的路程。少年昆吾为了节省几分钱的车费，每天早早出门，步行去学校，风雨无阻。他深知在这动荡的年代里，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不知不觉醉心于国学。他就像回归大海的鱼儿一般，畅游在国学的海洋里，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超脱了，升华了。

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延续了本校“注重敦品砺节，强调学行合一”的办学宗旨。在教学方面，重在教授古籍原著，除教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外，也十分重视国文写作。当时办学条件艰苦，每日课时有限，校方除了课堂讲授外，还重点培养学生个人读书的习惯及自我学习的能力；而且安排老师和学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在自学中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引和点拨。因此，教学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

在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唐昆吾读古籍、写古文，学经典、习古人，虚心求教、学行合一。他勤学上进，深受老师赏识。每次作文，都得到老师的精心批改，有眉批、有总批，总是批多于改，写作水平因而提高很快。随着写作实践的积累，他对古人是怎样写作的，有了切身的感悟。读书和写作相互促进，使他的阅读理解能力、分析思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得到全面的提高。

当回忆起在无锡国专上海分校近两年的学习时光，晚年的唐由之曾由衷地感叹道：国学是我们的传统学问，古时有“半部《论语》而能知天下”的说法。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里面都有一整套的哲学思想，教化今人当如何为人处世、如何修身养德。孔夫子既讲淡泊名利，比如《论语》里讲“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谋道不谋食”等等，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出世入世的大学问。国专同学毕业后不仅在教育界、文化界工作的，就是做其他行业的，也都十分受益于国学学习。在国专中接受古汉语、古文化的教育，对我们到社会上谋职也好，做人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日军侵占租界的野心，不容许平静的学习生活继续下去。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及其他20多个国家同时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次日，日军即侵入上海外国租界，长达四年的“孤岛”时期全面终结。

随着租界全面沦陷敌手，当年杭州沦陷前的一幕重现于上海。大量的市民沦为难民，逃往内地、香港、甚至国外，其中不乏富商、学者等富裕阶层。租界的经济陡然衰落，曾经繁荣一时的书画市场也跟着一落千丈。

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办学更加举步维艰。为躲避日伪当局推行的“汉奸教育”，及其对原民国内迁院校上海分部的打击，而去掉“无锡”二字改名“国学专修馆”。教员和学生都有流失。汪伪教育部接管交通大学后，派人“劝驾”唐文治校长出任伪交大董事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他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以不签矣！”

1942年，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米价腾贵、生计日艰，人心不稳、市井萧条，糊口不易、求学更难。日伪政府当局改变币制，以二元作一元，而物价非但没有回落，反倒更加高涨，米价每石涨至九百元，小民困苦日增。虽然工部局按户口发售平价米，只有市价的三分之一，但每人每日仅限供米二合、杂粮二合，常人食不能饱腹。

这一年年初，成为唐家人在上海日伪统治下艰难生活的开始。粮食一天一个价，而书画则有价无市，唐云卖画的收入锐减。唐昆吾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这时已16岁的唐昆吾，即将迈入青年阶段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不能再眼看着一家人艰难度日而不顾，他虽然舍不得，但仍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业。他想找一份工作，减轻大哥的经济负担。但在日伪汉奸政府统治下的上海，要谋得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又谈何容易？

这时，又是若瓢和尚帮了大忙。他不仅是唐云的知己，更成为唐昆吾的一个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