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女性与婚姻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美国人都十分期待婚姻，期待中产阶级生活所带来的安居乐业。通过将社会等级、美貌和婚姻相连，斯通的诗歌延续了关于妇女的陈腐观念，妇女们利用外貌“钓到一个丈夫”。但是，斯通的“中产阶级的美丽”仅仅给她带来“普通婚姻是索然无味的废物”，这就暗示了她的失望之情以及对充满激情婚姻渴望的破灭。

当斯通的《普通的话语》荣获诗歌类全国图书评论家奖(美国图书评论家投票选举产生的奖项)时，它有几方面的重大意义。当斯通83岁高龄时，她最终实至名归，她的诗集由一家小型的成立不久的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由简·弗里曼创办，出版一些被忽视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创办出版社出版诗集是有风险的。美国的书籍创作量世界第一，但是购买现代诗集的人十分稀少。小型出版社激发读者对诗集标题感兴趣的一个方法就是举办社区外展计划。例如，出版社运行郊区读者计划，即一类教育外延计划，该计划邀请全国闻名的作家走进郊区俄勒冈州学校讲授写作，谈论文学。当巴黎出版社营销斯通的作品时，在老年中心、中学和高中举办了和斯通、斯通孙女比安卡两代人一起读书的活动，从而向读者表明诗歌的生动和与生活的息息相关。美国人关心能优雅地变老。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以及人类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作家的作品重新成为关注焦点。例如，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诗选《当我变成一个老太婆，我会穿紫色》(1987)现在已经是第45版了，并且已经出售160多万册。该诗选关注老龄化以及妇女权力的话题。然而，对老年人歧视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美国做老人和妇女十分不易。尽管美国老年人有社会保障和老年医保，美国老人的贫困率仍然徘徊在13％，而且一旦社会保障系统崩溃，那么该贫困率将直线上升到50％。医保并不覆盖长期医疗或门诊处方药，而且许多老人不得不购买昂贵的补充医疗保险。而年老女性的境遇比年老男性更糟糕，因为当她们工作时，她们比男性平均少挣30％，因此她们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更少。而女性寿命比男性长，这就意味着那些丧夫而又依赖丈夫收入的女性生活潦倒，除非她们的丈夫留有遗产。

斯通的诗歌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诗里参考了20世纪50年代她自己的婚姻。而在这20年内，美国人对婚姻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美国人都相信婚姻是美国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认为婚姻只不过是越来越丰富的生活选择中的一个选项而已。斯通不仅唤起读者对她“普通婚姻”的关注，而且还断言正是她“那中产阶级的美丽检验了自己”。通过将阶级与婚姻相连，斯通勾起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的回忆——千篇一律的房子，朝九晚五的工作，童话般完美的家庭。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正处在战后经济膨胀期。那些从战场回来的大兵都已结婚生子为人父。婴儿潮上演了。由于没有足够的房源提供给归来的老兵，开发商开始开发大城市的郊区。战争承包商威廉·J.莱维特的发展象征了什么是郊区生活。1947年至1951年间，莱维特将长岛莱维敦的一片土豆地开发成可容纳七万五千人的一万七千套科德角住宅区。利用预制材料甚至包括厨房水槽的一揽子交易，莱维特能用大概八千美元造出一幢带有四间半屋子的房子。对许多人而言，能够住在像莱维敦这样的郊区住宅里就是生活在美国梦里了。在这个时期，美国中产阶级迅速壮大，而它所代表的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值也不断升高。

斯通表示她所期望的生活并没有物质化。她把她的婚姻关系比作“我们身体间挥之不去的沉闷麻木”。但是，紧接着她又写道，“我们习惯于这种可怜的爱直至死亡”，这句诗有点含糊不清，暗示她和她丈夫都为对方用尽了全部的情欲，抑或他们都还对对方充满了激情。无论哪种情况，《普通的话语》激发了更深层次上丧失的含义。这不仅仅是对她的话伤害了她丈夫的悔恨，而且是对失去伴侣和他们共同生活的悲伤。斯通诚实处理婚姻中复杂的问题，这就使诗歌更加深刻而动人心弦。她并没有把她的婚姻描述成天堂般的，充满幸福而没有痛苦。相反，她将它描述成无休止的普通平淡，争吵和情欲的起起伏伏。她对失去这种平淡生活的痛苦在最后一节中芦笛、鸟和山的意象中可见一斑。这一节共同作用，在情感上强调说话者的婚姻以及她所说的那些无法收回的伤人的话。从最简单的层面看，意象就是作者的话在读者脑中呈现的画面。但是，意象也与除视觉以外的感官有关。斯通使用听觉意象描述某种古老笛子的声音，并用视觉意象描述山和鸟。理解这一节有些困难，因为读者不知道这些意象与第一节的细节有何关联，“盲鸟回忆起它的悲伤”又是什么意思。

表面上，最后一节的元素构成了一幅东方静谧安宁的画面。读者可以想象到日本僧侣诗人松尾芭蕉游走在本州北方，在一天的旅途后写下俳句的情景。斯通的诗句与芭蕉的“寂”的概念有共通之处。“寂”指的是说话者对万物昙花一现特性的认识。看不见的山和“清晨的三个音符”引出忧郁之情和时间流逝的感慨，但是“盲鸟回忆起它的悲伤”暗示出那些受到伤害并且无法忘了伤痛的人。“寂”(sabi)是日本古典文艺美学特别是俳谐美学的一个关键词和重要范畴，在日本古典俳谐论中的“寂”论及松尾芭蕉等人的俳谐创作中，“寂”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听觉上的“寂之声”；第二是视觉上的“寂之色”；第三是精神内涵上的“寂之心”。“寂之心”中又包含了“虚与实”、“雅与俗”、“老与少”、“不易与流行”四对范畴。“寂”体现于具体的俳谐创作中则是“寂之姿”，是一种摇曳飘忽、余情余韵的“枝折”乃至“细柔”之美，由此，“寂”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得以显现。上述意象与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勃莱兴起的“深度意象”相似。这样的意象通过直觉唤起感情，产生意思并激发除了那些可看到的东西以外的现实。1961年诗人、评论家罗伯特·凯丽引用“深度意象”这个术语来指代那些可以将诗人内在自我经历和外在世界融合在一起的意象。它的前身是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斯，他们都试图清晰地描述事物的经验世界。

斯通在她的诗里淋漓尽致地将内在情感世界与外在世界相连。在与世交高恩·坎贝尔做的一次访谈中，斯通说这一点关乎她的创作过程：“我们说话——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大脑替我们说话。它发生得特别快，但是我认为我们意识不到这点，它是自发完成的。而且我认为为了发表一些有关此时此刻的言论我们有能力去看现有的东西。即使诗歌创作也是即兴的。我想它就是通向你潜意识的门。”不管斯通是不是有意用《普通的话语》命名整部诗集，这首诗确实传达出整部诗集多方面的主题，最重要的是表达出她已逝丈夫对诗人生活及家庭持续的影响。例如，《普通的话语》前一首诗描述了斯通和她的女儿们如何感受到她丈夫的存在，如夏季的暴雨，冬季“拜访”她们家的貂。她写道：“我的问题就在于我相信你还活在我们中间。”

斯通在20世纪90年代还在写她的丈夫，这就表明她对丈夫的挚爱，对他难以磨灭的回忆以及她与他重逢代表着什么。与此同时，自从1959年沃尔特·斯通自杀身亡，美国的婚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不到15％的美国家庭是由已婚夫妇和孩子构成，在过去十年内，单亲妈妈的数量以高于五倍的速度赶超上来。根据露丝·M.柯莱德和詹森·M.菲尔德在《数量、时间、婚姻持续期和离婚》的报告中，美国每年有100万的离婚申请。根据美国调查统计信息，柯莱德和菲尔德注意到，“对于45岁以下的男性，50％的首婚都以离婚告终，而对同年龄段的女性，则有44％～52％的首婚以离婚收场。”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高的离婚率，而且体现在婚姻形象上。许多美国人不再视婚姻是美满生活的必要调味品，此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或不要孩子。这种态度的转变体现在流行文化中。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秀，像《奥兹与哈丽特》和《反斗小宝贝》，描绘出核心家庭是美满生活的基石，而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秀，如红极一时的《欢乐单身俱乐部》和《老友记》描述出单身生活不失为婚姻和孩子的诱人选择。但是，对婚姻态度的转变并没有削弱《普通的话语》的情感力量和艺术效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它将会向读者，不论结婚与否，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