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自述

最初的开创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1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20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

1856年5月6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茵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14、15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19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正像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像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l）给我们上的一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1873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于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西忙，

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我终于在恩斯特·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和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1876年到1882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1881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medulla oblongata）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进大脑研究所以后，我又像早先在生理实验室那样积极从事研究。在医院几年，我写了若干篇短文，讨论髓鞘束的过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问题，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尔正式记录了下来。有一次，以前我还未在他手下时就破例让我出入他的实验室的梅涅特，谈到自己年事已高，对新事物已力不从心，因此建议我专搞大脑解剖，并答应把他的课程交给我上。但我对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另外，也许那时我就已经在猜想，这位权威人物是不会对我友善相待的。

从本质上来说，大脑解剖实际上就是生理学，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开始转而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的维也纳，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医院的各个部门，科研条件极差，因此只有靠自己来摸索。就连因著述大脑定位而刚获得提升的诺特纳格尔，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这时，远方响起了沙可的大名；于是，我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先在维也纳获得神经病学讲师的职称，然后前往巴黎继续深造。

以后的几年里，我在继续住院医生工作的同时，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我对这一领域的情况逐渐熟悉起来。我对延髓损伤的位置定域之准确，以致几乎成为定论。在维也纳，是我第一个将诊断为急性多神经炎的病例，送去作尸体剖检。

我的这些诊断以及事后的确认，使我渐渐有了名气，并引来了一批美国医生上门求教，于是，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给他们讲解科里的病例：我对神经症一窍不通，有一次讲课时，我把持续性头痛的神经症患者介绍成患了慢性局部脑膜炎；听者顿时愤然起身，离座而去，我这个教学上的新手只得收场作罢。不过，我还要为自己说几句话，在这种事发生的年代，即使是维也纳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权威，也常常要把神经衰弱诊断为脑瘤。

1885年春， 由于发表了组织和临床方面的论著，我升任为神经病理学讲师。过后不久，承蒙布吕克热心推荐，我被授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出国奖学金。是年秋天，我就动身前往巴黎。

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就学，不过，作为外国来访者中的一员，我开始时并不引人注意。有一天，我听沙可叹道，自从战争爆发后，他和他的讲稿的德译者之间断了联系；他很希望有人能把他手头一部新的讲稿译成德文。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愿意一试。如今，我仍然记得信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我只是苦于“l'aphasie motrice”，而不是“l'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沙可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便进入了他私人关系的圈子里，并从那以后，参与了医院里的全部活动。

写上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收到了不少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文章，那些文章不但对接受精神分析学表示强烈的反对，而且还不时对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妄加评断。比如，有人说我借游访法国之际，熟悉了皮埃尔·雅内的理论，然后搜为己有。在此，我想明确地指出，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访问学习之时，雅内的名字还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呢。

与沙可在一起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癔病的几项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亲眼目睹的。例如，他证实了癔病病象的真实性及其规律性（“introite et hic dii sunt”），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产生癔病，他还证明催眠暗示能够引起癔病性麻痹和挛缩，而且这些人为症状的特征甚至在细微末节上，也和创伤引起的自发性发病完全一样。沙可的不少演证，一开始就使我和其他来访者感到震惊与怀疑，我们曾试图求助于当时的某种理论，以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怀疑，沙可总是耐心听取，善意对待，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决断。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这不影响它的存在”，此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然，沙可那时讲授的知识，今天看来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其中有些已经有了疑义，有些已被时间所淘汰。可是还有相当部分保留了下来，在科学的宝库中找到了一席永久的位置。我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和这位权威人物讨论过自己的计划，我打算把癔病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进行比较研究。我希望证实一个命题，即在癔病中，麻痹和身体各部位的感觉缺失，是以一般人观念中的界限，而不是根据解剖学的原理划分的。沙可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但是不难看出，他对深入观察神经症的心理因素，并无特别兴趣。毕竟，他的研究工作是从病理解剖学起步的。

我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先在柏林逗留了几个星期，以便了解一些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那时任维也纳一家公立儿童医院院长的卡索维茨曾说过，要我负责儿童神经症科的工作。在柏林，我受到了巴金斯基的热情帮助和接待。以后的若干年里，我在卡索维茨的医院里出版了几本颇有份量的著作，专门论述幼儿大脑单双侧麻痹症。由于这个缘故，诺特纳格尔后来（1897年）把他的大作《治疗学大全》中这一专题交我执笔撰写。

1886年秋天，我在维也纳定居行医，并和一位在远方城市等了四年之久的姑娘结婚成家。写到这儿，我想回顾一段往事，来说明一下为什么由于未婚妻的缘故，我未能在青年时期崭露头角。1884年，一个业余的、但也是强烈的爱好，使我从默尔克公司获得了一些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可卡因，于是我开始研究它对生理的作用。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忽然来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一趟，看望分别已有两年的未婚妻。我草草结束了可卡因的研究，只满足于在一本专著中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现可卡因更广泛的用途。不过我向我的朋友—眼科医生科尼斯坦因建议，可以探讨一下可卡因在眼病治疗中的麻醉效能。但是，等我度假回来后才发现，我的另一位朋友，现住纽约的卡尔·柯勒（Carl Koller）在我也对他讲起可卡因之后，用动物的眼睛作了决定性的试验，并在海德堡眼科会议上向人们作了演证。这样，柯勒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可卡因用于局部麻醉的发明者，现在这种麻醉在小型手术中已变得相当重要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因为这一研究的中断而埋怨未婚妻。

现在让我再回到1886年，即我作为神经病专家定居维也纳的那年。当时有人告诉我，要我向“医学协会”汇报我在沙可那儿的见闻和学到的东西。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协会主席班柏格医生（Bamberger）等权威人士认为我所说的情况实在难以置信。梅涅特则要我在维也纳找几个类似的例子给协会介绍介绍。我试着照他们说的去做；不料，等我在一些科里找到这种病例后，那些高年资医生不许我进行观察研究。其中有一位年迈的医生竟惊呼道：“老兄，别胡扯了！Hysteron（原话如此）就是子宫？男人怎么会歇斯底里？”我向他解释说，我并不要求我的诊断得到认可，我只是想让我自己来处理这个病例，但这一切都徒费唇舌，无济于事。后来，我终于在院外，找到一个典型的男性癔病性偏侧感觉缺失病例，向“医协”作了演示（1886年）。这一次总算得到了认可，但他们并没有表示更大的兴趣。大人物们对我的新方法依然持反对态度；而且，我还发现，由于我提出了男性患癔病，以及暗示产生癔病性麻痹的情况，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派。过了不久，大脑研究室便不让我再去那儿了，接着几个学期我没有地方可去讲学，我就这样停止了学术生涯，也不参加什么学会团体。自从那时去过“医学协会”，到现在已经整整有一代人的时间了。

以治疗神经症为生的人，总要能为病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的治疗库中只有两件法宝：一件是电疗法，另一件是催眠术。因为仅仅作出诊断，然后让病人去水疗所治疗，这样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我的电疗法知识，是从W.埃尔布（W.Erb）的教科书中获得的，这本书对治疗各种症状的神经性疾病，均有详尽的讲解。遗憾的是，我不久就发现，若按他的讲解去做，根本没有什么帮助。我原来以为，这是一本观察精确的佳作，想不到里面几乎全是凭空虚构的东西。一位德国神经生理学界头面人物的堂堂大作，竟然和廉价书店里兜售的“埃及梦书”一样，都是想入非非的产物。看到这一点，我感到很不是滋味，但它反过来也促使我丢掉还残留着的迷信权威的幻想。因此我就把那些电疗器具弃之一旁，我的这一认识甚至要早于默比乌斯（Moebius）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默比乌斯后来才解释说电疗神经性疾病能够获得成功（如果有这样的例子的话），应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

采用催眠术，情况就要好得多。还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看过“磁术家”汉森（Hansen）的公开表演，我注意到有一位受试者从开始僵直起，脸色就如死一般灰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醒过来才结束。这次表演，使我对催眠现象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不久，海登海因（Heldenhain）为上述情况提出了科学的依据；可是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精神病学的教授们却依然声称催眠术不但是骗人术，而且也是危险术，他们照样把催眠术家视为下等人。我在巴黎的时候曾看到那里的人们自由地使用催眠术，用它在病人身上引发症状，然后再消除这些症状。后来有消息说，南锡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广泛而且成功地把暗示—有的通过催眠，有的则不用催眠—用于治疗。由此可见，在我行医的最初几年，除了一些临时性的，不成体系的精神疗法之外，我把催眠暗示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并不是偶然的。

当然，这也表明，我放弃了对器质性神经症的治疗；不过这关系不大。一来是治疗这类疾病的前景总是不太妙，二来在大城市私人开业的医生中，这类病人在人数上与神经症患者相比简直少得可怜，后者由于无法解除身上的疾苦，到处求医，人数在急剧地增加。除了这两点以外，施行催眠术本身也有某些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催眠术使我第一次尝到给他人带来希望的乐趣；同时，自己能够享有奇迹创造者的美誉，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催眠法还存在着不少缺陷。不过在那时，只有两处不太令人满意：第一是我无法对所有的患者施行催眠术；第二，我无法使个别病人进入预期的深度催眠状态。抱着完善催眠技术的愿望，我于1889年夏天前往南锡，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我亲眼目睹了年迈的利埃博为下层贫苦妇女儿童治病的动人情景；观看了伯恩海姆对院里的病人作的惊人试验；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许在人们的意识后面，还可能存在着一些强有力的精神过程。考虑到南锡之行将会有所收益，我还说服了一位癔病患者与我同行。这位女士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在别人对她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转到了我的手里。我用催眠术使她的病情有了些好转，并且总能帮她摆脱病魔的困扰。但她的病总是时好时坏，于是我就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催眠状态还未达到记忆缺失的梦游阶段。后来伯恩海姆也试了几次，想引发那种症状，但同样未能奏效。这时他才坦率地告诉我，他的暗示疗法只能在医院里获得成功，这一疗法对他私人收治的患者不太管用。我和他有过多次切磋商谈，受益匪浅，并同意将他的两本有关暗示及其疗效的专著译成德文。

在1886年到1891年期间我几乎没有从事科研，也没有什么论著出版。那段时间我正忙于新业的开张，还要保证自己以及急速扩展的家庭得以生存下去。1891年，我研究儿童大脑麻痹的第一篇文章，由我和我的朋友和助手奥斯卡·李博士（Oskar Rie）合作完成发表（1891年）。同年，我应邀为一套医学全书撰写条目，为此我研究了有关失语症的理论，当时韦尔尼克（Wernicke）和利希海姆（Lichtheim）的观点在这个领域占统治地位，他们只是一味强调定域的问题。结果我就写了一本批评加质疑的小册子《关于失语症理论》（1891年）。

不过在介绍后面的工作之前，我得先谈谈，科研工作是怎样又一次成为我的主要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