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催眠术

对前面讲过的内容，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除了催眠暗示以外，我使用催眠术的方法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我用催眠法来了解病人症状的起因，因为有关这一类的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下反而说不清楚，或者根本说不出什么。这种方式不仅比直接的暗示性指令或禁令来得有效，而且也能满足医生的好奇心，他们在设法用单调乏味的暗示方法消除那些病象时，毕竟有权对其起因有所了解。

我形成这种特殊方法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我还在布吕克的实验室里工作时，就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他是维也纳最受尊敬的家庭医生之一，过去也搞过科研，写过几本呼吸心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价值恒久的著作。他才智过人，年长我十四岁。我们俩没过多久便成了密友，在我生活窘迫之时，他总是给我以友情和帮助。我们在科学上渐渐有了共同的旨趣。我俩相交，得益者当然是我。遗憾的是，后来精神分析学的发展竟然断送了我们的友谊。要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并非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也没办法回避。

早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向我讲起过，1880年到1882年间，他曾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治疗一位癔病患者，这种方法使他能够深入观察癔病症状的病因和含义。那个时候，雅内的著作尚未问世。布洛伊尔多次给我介绍该病历的某些细节，我觉得对于认识神经症，他的方法比以前所有的观察方法都管用。我决定一到巴黎，就把这些发现告诉沙可，可是，没想到这位权威人物对我的介绍并不感兴趣，因此我也就没再提及此事，任其搁置于脑后。

直至返回维也纳后，我才再次关心起布洛伊尔的研究，我请他多介绍些情况。他的病人是个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才气，对父亲感情甚笃。她在护理父亲时已经患病，布洛伊尔接收她时，她已呈现出一种麻痹、挛缩、抑制以及精神错乱的混杂病态。布洛伊尔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发现，要是引导她讲出正控制着她的情感幻想，那么就能消除她那模糊不清的意识。由于这一发现，布洛伊尔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使病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每次都要她讲出压在心头的忧患。于是，他先用这种方法控制了她忧郁性精神错乱的发作，接着又用它消释了她的种种抑制以及躯体性疾患。这位姑娘在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一样，既说不出症状的起因，也闹不清这些症状与她生活中其他经历有什么联系。而在催眠状态中，她一下子就吐露了这种联系。结果，她身上所有的症状，都与她照料父亲时经历的一些动情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她的症状具有一种含义，它们是那些感人的情境的残留印象，或者说是无意识的回想（reminiscences）。许多情况显示，当她守候在父亲的病床边时，她不得不压抑某种念头或冲动，因此，为了取代那种念头冲动，症状就作为一种替代物显现了出来。不过，一般说来，症状并不是这种单一的“精神创伤”景象的沉积，而是大量类似情境结合的结果。当病人在催眠中幻觉般地回想起这类情况，并通过自由地表达情感，使当初被压抑的精神活动持续到结束，这时，症状便得以消除，而且不会再卷土重来。经过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布洛伊尔终于用这种方法为那位病人解除了所有的症状。

病人康复后一直安然无恙，并且能够干些正经事儿了。可是，这种催眠疗法的最后阶段，仍然蒙着一层朦胧的纱幔，布洛伊尔从来没有揭开过；布洛伊尔的这一发现在我看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我感到纳闷的是，他为什么要将它长久地保密，而不用它去丰富科学宝库。虽然这些都需要了解清楚，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他从个别病例中发现的情形，能否推而广之，普遍适用。布洛伊尔所发现的，在我看来，是一种根本性的状况，既然在个别病例中得到了证实，我不相信在其他的病患者身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问题，只能由实践来解答。我开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重复布洛伊尔的探索，特别是1889年在伯恩海姆那儿知道了催眠暗示的局限之后，我便致力于研究催眠疗法。以后几年的观察证明，凡用这种疗法的癔病患者身上，均可看到布洛伊尔发现的情形，在我用同样的观察方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材料以后，我向他建议合写一本书。他开始坚决反对，后来总算让步了，主要是因为雅内的著作已抢先一步，发表了与他类似的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将癔病症状追溯到病人以前的生活经历，以及通过催眠再现的途径，将症状消除在初始状态之中。1893年，我和布洛伊尔初次联名发表《癔病症状的心理机制》一文，而在1895年，我们的又一本合著《癔病研究》随之问世。

如果读者根据前面所述，认为《癔病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基本点，一定是由布洛伊尔首先提出的，那正是我一贯的主张，也是我在此再次说明的目的所在。至于书中提出的理论，有一部分和我有关，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已经很难分辨出来了。不管怎么说，那套理论是很简单的，差不多就是对观察的直接描述。它并不想去确定癔病的性质是什么，只是试图说明其症状的起因。因此，那套理论强调情感生活的意义，强调区别无意识的精神行为和意识的（或者确切地说，能成为意识的）精神行为的重要性；它假设症状产生于情感的压抑，由此提出了动力的因素（dynamic factor），它还将症状视为大量能量转化的产物—否则这些能量就会用于它处，从而又提出了经济的因素（economic factor）。（后一种过程又称转换conversion）布洛伊尔把我们的方法称之为疏泄法（cathartic）；将其治疗目的解释为要把因误入歧途受到阻碍而导致症状产生的那部分情感引入正常轨道，使之得以释放（或曰abreaction）。这种疏泄法的实际效果相当不错。其不足之处也是所有催眠疗法都存在的缺陷。即使现在，仍然有不少精神治疗家在使用布洛伊尔所理解的那种疏泄疗法，并称颂备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西梅尔（Simmel）在德军中用这种简便的疗法治疗战争性神经症时，它的价值又一次显示了出来。疏泄理论对性的问题谈得不多。在我给《癔病研究》提供的一些病历中，性的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正如其他的情感刺激没有引起注意一样，性的因素也没有得到重视。布洛伊尔在写到那位女患者（她后来因是他的第一位病人而闻名）时指出，她在性的方面极不成熟。所以从《癔病研究》很难断定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起多大的作用。

疏泄疗法后来过渡到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关于这个发展阶段，我曾作过好几次详尽的介绍，看来很难再谈出什么新的东西了。正是由于我和布洛伊尔的分道扬镳，才开创了这个阶段，因此，我便成了他未竟之业的唯一继承人。早在合作的初期，我们的观点就有分歧，但那还不至于使我们彼此分手。关于精神过程的致病时间，即精神过程什么时候不能正常地活动，布洛伊尔喜欢用生理学一类的理论来解答，他认为找不到正常发泄途径的精神过程，类似于在异常的、“浅睡眠的”精神状态中产生的过程。但这个观点，又引出了这些浅睡眠状态怎么形成的问题。而我则倾向于怀疑是否有几种力量在相互影响，是否有正常生活中所见的那些目的和意图在起作用。这样，我们两人一个认为是“浅睡眠性癔病”（hypnoid hysteria），一个则认为是“防御性神经症”（neuroses of defence）。然而，要是没有其他因素，上述分歧还不至于使布洛伊尔放弃这一课题的研究。这些其他因素之一无疑是他的内科和家庭医生的工作占去了他不少时间，因而他不能像我那样全力以赴地从事疏泄疗法的研究。再则，我们的著作在维也纳和德国受到的冷遇，也使他感到不胜沮丧，他虽有一些良好的精神素质，但自信心和反抗心不怎么强。比如，当《癔病研究》遭到斯特吕姆佩尔的激烈批评之后，我对他在批评中显露的无知不以为然，置之一笑，布洛伊尔却感到伤了自尊心，从此变得一蹶不振。不过，使他作出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对我下一步的研究方向难以赞同。

正如前面所说，我们试图在《癔病研究》中建立的理论，仍然是很不完整的；尤其是我们几乎没有涉及病因问题，也没有触及致病过程的根源问题。现在，随着经验的日益积累，我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情感刺激都会引起神经症病象，引起这一类病象的，通常只是性的情感刺激，即眼下经历的性冲突，或者早年性经验的结果。我根本没想到会得出这种结论，它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开始研究神经病患者时，对此根本不抱任何疑问。1914年我在写《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时候，曾想起布洛伊尔、沙可和克洛巴克（Chrobak）对我的一些评论，他们的评论本来可以使我更早一点获得这些发现，但在那时，我却没能领会这些权威们的意思；实际上，这些评论除了表明他们自己的观点或打算捍卫的观点外，还另外有些启发性的东西。它们在我心中静静地隐伏着，直到我试行疏泄法时，才俨然以一种独创性的发现显现出来。在我把癔病的病因归于性欲的时候，我也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向医学的初始阶段倒退，正在追随柏拉图的某种思想。直到我看了哈弗洛克·埃里斯（Havelock Ellis）的文章以后才意识到这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