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董哲楠（生）

一个时代总是由天才的电光火石开启，譬如王勃、李白之于唐，波德莱尔、尼采之于现代。然后创造力沉淀为精妙的形式，少年的开天辟地转入中年的负载和内省，然而艺术的血脉并未枯涸，而是静水深流。这就是弗兰兹•卡夫卡之于现代，杜甫之于盛唐。时代的喧嚣让位给哲学家的冥思，于是有了中唐的艰涩剖白，20世纪初的存在主义。但是卡夫卡面临的困局比杜甫严峻得多，因为他出生的时代上帝已死，而他圣徒的心性与生俱来。

那是个怀疑者的时代，扼杀神祇后人类分食虚无，古典文明黄昏的诗人和诗人式的哲学家企图树立新的偶像，这偶像就是人本身的精神知觉——此神不靠谱，明眼人一看即知。善行与恶行同样被赋予合理性，等于同样失去了倚靠。对未来的恐惧感呼之欲出，包涵了对被放纵的人性的恐惧和对科学时代变革的恐惧。奥登说卡夫卡几乎指出了现代人的所有困局，此言不虚。

我一直在原罪感上引卡夫卡为知己。事实上他确实是每个人的知己。这是阿波罗式洁癖与对一切众生之苦感同身受的悲悯天赋的共同作用（所谓圣徒的标志）。如果活在上帝死前，卡夫卡的救赎或许是在陈年的洗礼水声中徘徊终老。惜而时移世换，潮湿的朽木不是注定焚烧殆尽的灵魂所安。圣徒的怀疑往往比王者、庸众的怀疑都怆心恸骨，卡夫卡的无家可归毋宁说是自我抉择，背负了人类的全部罪孽而无处告解，唯一的忏悔途径就是自我放逐。于是他化身为流刑营束手观望的旅行者，成为失去母语的波希米亚。

自我放逐其实还是逃离的附形式，充溢卡夫卡敏锐的灵魂的是一种恐慌感和末路感。俗世生活中他言行端正，与人和善，丝毫看不出文字世界的抑郁苦涩。兰波弃绝家庭踏上诗人的浪迹，两年后弃绝文学孤身一人投奔沙漠。而卡夫卡始终默许了二者并存，并谨小慎微地负担着所有外加的和自给的责任。与其说出于自卫，毋宁说更多是出于高贵的泛爱——众人安于熙熙攘攘，不堪入目的宿命性的真相只能是他一个人的负荷，一如古代巫师的预知不可言说。卡夫卡的逃离是伟大的，但更伟大的是他的直面。情感暗潮坍缩为符号，冰冷的真相幻化为梦态隐喻，可以说卡夫卡空中楼阁式的小说艺术诞生于掩盖与揭示双重欲念的互作用，他构建了一个“莫须有”和“不相关”，以存放血肉淋漓的真实。这个空中楼阁本身却是完备的、自足的，栋梁宛然，复道幽微。你跟随他游走架空的世界，身轻似羽，却发现一脚踩空坠落，创痛酷烈，大地传来回响。

卡夫卡的艺术自觉远弱于哲学自觉，但是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世界使我想起爱伦坡《亚瑟府的倒塌》中亚瑟的画，地下室其深十尺，却仿佛充斥着极度明亮惨白的光。这种非自觉构建的艺术性源于对人类处境的感知和象喻天分：形式本身幽闭、曲折，仿佛抱持“他人即地狱”信条的灵魂，“诗肠须曲”般的语言又带有机器时代特有的节制和精密。

卡夫卡的小说看上去有强烈的同一气质，然而里面的几种内容泾渭分明。有对人类生存中制式与虚无的反省，这种小说往往借用一一对应的喻指，比如《城徽》、《诉讼》。也有个人抒发为重者，比如《地洞》。二者合一的往往特别有感染力，比如《乡村医生》、《桥》。可以说这种心灵代入的直面是自焚式赎罪，而且是基督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赎罪。高贵的救赎必定伴随火焰与灼痛，卡夫卡以孤独而短命的血肉之躯作为灰烬。诗人领悟“存在”，哲学家度量“价值”。卡夫卡更接近前者。他的表达是一种完成，是内心感发的水到渠成，因此分外撼人。“混沌的殉死者拥有恢宏的集体墓碑，反抗者注定湮没于世人烂疮的脓血”（《乡村医生》），然而这个时代的颂歌献给酒神、俄狄浦斯和卡夫卡，因为活着比宿命崇高艰难。

最后虔敬地抄录荷尔德林一段文字作结：

“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