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城市文化的研究角度展开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探索，是目前传统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方向之一。正如斯波义信在《中国都市史》中所指出，中国都市是悠久历史的产物，六朝末到唐宋时期，中国的都市与农村已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城市文化的历史记忆与书写构成，古代文学在中国城市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等相关视角被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这其中，从地理空间观照文学创作，清代学者徐松在其所著《唐两京城坊考》中就已采用相关的研究视角。正如学者朱玉麒所指出的：“《唐两京城坊考》研究方法论的贡献，除了从历史学的角度可以肯定的‘小说证史观’以外，在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它的编撰出发点也开创了以地理线索来赏析作品的方法，即通过唐代地理空间的象征意义作为解读文学人物活动的重要切入点，文学故事中的地理标注不仅具有还原现场的逼真感，也同样为唐代社会风俗史提供了生动的画面。”他将这种文学欣赏的方法总结为“地理空间观”，并指出通过虚构小说作品这种地理空间的真实外壳以增强现场感的文学意味，相关研究的代表作是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一文。妹尾达彦通过对唐代传奇小说《李娃传》中所出现的长安地名的逐一分析，他在文中说明：“故事的起源、转折都有长安真实存在的坊名、街道名称出现，使故事增强了现实感。”以及“故事情节之所以展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了当时长安的街衢所代表的含义”。朱玉麒认为这一研究方法正是徐松“地理空间观”文学解读法的理论概括。

在著作方面，对于地理空间的观照，产生了诸如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等著作，探讨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而结合文学与城市二者关系加以研究的相关著作，有2013年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刘方著《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谢昆芩著《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以及蒋朝军著《扬州与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等。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之中，宋元以来白话小说研究关注到了其都市性的特征，相关学术成果有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和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等。孙逊、刘方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一文对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从“城市地理空间在小说中的展示和聚焦”“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都市及其在小说中的书写”以及“市民生活空间：城市的灵魂与血肉”这三个角度，运用城市空间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说明。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也是从古代小说中提炼出双城意象，勾沉相对也相关的两个历史城市的文化记忆，值得参考。周晓琳的《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则针对此问题的研究意义，从宏观层面进行了理论探讨。

如果从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城市来看，已有的相关成果中，唐代长安获得了学者最多的关注，这与其城市本身历史文化之悠久以及相关研究积累的深厚是有密切关系的。本前沿课题成果颇丰，可以列举部分，除了前文已提及的妹尾达彦的《唐代后期的长安与志怪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一文以外，他还有《九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等诸多研究成果，从唐代长安的空间出发，充分运用唐代文学各种体裁作为解读的来源，探讨唐长安的城市布局与历史变迁以及唐人生活场景，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此外，国内诸多学者对相关问题也有细致深入的研究，如朱玉麒的《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和《唐代长安建筑园林及其文学表现》，荣新江的《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杨为刚的《街鼓制度下唐代都市诗歌的时间与空间》，林晓洁的《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印象”及其塑造——以元白刘柳为中心》，李浩的《论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的关系》，王静的《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辛德勇的《谈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和《〈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等论文，运用丰富的文学材料，对唐代长安的各种城市构成及其历史变迁均有精彩的论述。如《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一文，作者朱玉麒揭示了长安作为重要的信息社会给小说类作品的场景描写带来的重要机遇，城市的公共场所给人物冲突造就的合理氛围，坊里空间的人群分布和市场结构给故事经营形成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庶民信仰的建筑物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具有的日常性，从这几个方面探讨了隋唐长安的坊里作为当时文学人物的活动空间的意义。长安是当时最有信息交流机会的公共空间，曲江池边的士子游宴，为唐代小说中人们的相遇提供了恰当的地点和场景。作者也指出，长安的城市布局在小说中还有另外的反映，那就是以东西市为中心，街东居民以贵族、官僚为主，相对安定；街西则居民成分复杂而人口众多，市场也相对富庶、繁华。因此，可以用“东贵西富”来进行概括，从总体上来形容外郭城市的分别。作者特别指出，两市作为公共空间的遇合地现象，是坊市制中古城市的独特景观，从而也是唐代小说中长安城市的个性化特点。而就两市在小说类作品中的描写来说，其中关于西市小说描写的商胡故事更成为特色。因为唐代实际生活中一些时代特殊性的影响，如前述宫城的两次东迁、丝绸之路繁荣形成在西市周围胡人的聚居等等因素，使西市的繁杂超过了东市，这种繁杂也使得曲折的故事情节的安排更容易被理解。此外，唐代长安坊里中的寺庙以及民众的宗教信仰，也在唐代小说中有非常生动的展现。而在中国小说戏曲中，长安城的兴衰演变也有着清晰的脉络。总而言之，这篇论文综合了唐代长安城市坊里的历史记忆与诸多文学素材，运用城市空间理论加以多方面的阐发，是本前沿方向的一篇优秀论文。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辛德勇的《〈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则以唐朝永徽年内吏部尚书唐临所撰《冥报记》为研究对象，根据笔记小说中的相关地名记载，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面貌。作者指出，隋大兴城建成之初，达官贵人在选择宅第位置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倾向，即更多的人是偏好居住在城区的西部，这与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居民更多偏好选择东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结构的一项重大改变，隋人应是承自先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尊长在西”的观念。而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这就是隋大兴城中的居民，实际上是经常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并利用街道两旁的生活服务设施，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颇为相似。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为刚的《街鼓制度下唐代都市诗歌的时间与空间》则考证：通过街鼓制度的设置，唐代执政者对都市居民出坊、入坊与出城、入城的时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使都市空间的运行与生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指出在街鼓制度规定下，唐代都市诗歌产生了独有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表达方式。从时空的角度对唐代都市诗歌空间构成进行解读，可对唐代都市诗歌得到一种新的认识，即唐代都市诗歌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反映了诗人们政治上的得意与否等等信息。

在近世中国城市的研究中，杭州从来都不缺少话题，也不缺乏关注。不过，作为杭州的城市意象，西子、天堂往往占据了人们的思维，而城市意象并非一成不变，如同南朝的建康，杭州也历经战乱与围困。胡晓真的《离乱杭州：战争记忆与杭州记事文学》从战争记忆的侧面，为我们提供杭州城市意象的动态观察与城市记忆的立体展示。杭州的富庶与关要，使其同其他重镇一样，难以避免兵祸与杀伐，战争作为城市记忆无法回避的一面，构成杭州城城市意象的隐秘一面。杭州以其城外的西湖，增添一抹女性的色彩，此种女性色彩不仅是柔媚秀丽的景致带来的感官愉悦与精神旅行，还有潜藏在美丽意象背后的幽暗光影，即美人迟暮、华容逝去的深层意象。西湖的人文积淀，作为一种交织着过去与现实的历史记忆，英雄的埋骨之地与美人的长眠之所共同营造出融合忠烈崇拜、动乱记忆与现实焦虑的场域。美人湖上美人坟，美人湖上美人魂。死美人正是西湖记忆、杭州记忆的死亡意象。这种意象以忠烈与薄命的对举，构成繁华落尽的悲剧联想。杭州的繁华，如同其他繁盛之都，在易代之际成为文人的追忆对象。而城市繁华与西湖美人的意象结合，在追忆之余，寂寥伤痛伴随着祸水论，使得杭州的妖冶与浮华成为悼国者咒詈的对象。杭州屡遭围城，围城中粮尽的居民饿死极多。此种惨酷在战时记述与战后的追忆中也常被看作是平日风光的惩罚。从宋代以来的，杭州战乱的历史记忆与此种城市的“原罪”感从来都不可分割。胡晓真接下来处理了丁丙编纂的《庚辛泣杭录》中收集的有关庚辛围城的一系列文本，力图从这些文本所反映的不同的立场与叙述策略来探讨私人情感与公议空间。她指出，作为终身的文献编纂者，丁丙面对材料本有不与偏信的中立习惯，而太平天国庚辛陷杭事件也确实纷繁复杂，使得《庚辛泣杭录》的编辑不选取某一口径，而是将各种矛盾的记录同时呈现，使文本本身虽然由不同的私人叙述组成，却构成一个公议的空间。

已有的结合城市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成果，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路径，在以往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论批评等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城市文化理论对文学文本加以新的阐释分析，对中国文学流变的深入探索、对文学史书写的准确把握等均有促进作用。同时，这一前沿学术问题的研究，是对现有城市理论研究的深化。贯穿中古到近世的中国城市文学研究，可以为城市文化理论的本土化提供具体的例证，并为中国当代城市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更多学术上的支持。

（朱红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