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变迁与文化记忆 - 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

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

妹尾达彦

前言

众所周知，从唐代后期到宋代的中国社会，以城市化的发展为中心，货币经济开始向各方面渗透，商业规模扩大，商业组织日趋复杂化。其结果增强了人才和物资的交流，促进了地方势力的抬头和庶民阶层的兴起。随之，在流通较发达的城市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庶民文化，特别是唐代的长安，人口已达一百万，城市文化更是纷繁多彩。

长安是皇帝和达官显宦居住的政治首都，是国家仪礼、官僚机构的集中地。在这里，旧有的传统思想和最新的学术、文艺相交织，整个城市颇具活力。当然，这里也是遥远的西域服装款式、食物、音乐等文化得以迅速传播的地方，规模宏大的宫殿、寺院道观以及各具匠心的邸宅鳞次栉比，这里同时也是品质优良的工艺品及陶瓷器大量生产的艺术中心。在这个城市里，以拥有庞大的非官方的市民人口，以作为国都聚积着全国的商业财富，以生活着不同出生地和不同身份阶层的人们的日常交往为背景，自开元、天宝年间以来，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民间文艺和技能，并得到了发展。

长安城市文化的发达跟长安城社会结构的转变有关。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在长安城东北建造了大明宫，玄宗开元二年（714）在街东又兴建了兴庆宫等新宫殿。大规模的土木建设，使城市人口更趋膨胀，工商业日益活跃。唐代后期，原来的坊市制城市规划遭到破坏，左右对称的坊市式居住区被打乱。沿着东西走向的交通干线，形成了街东高地的官僚居住区、街西低地的庶民居住区。位于街东官僚区中心的东市，其周围是闹市区，密集着情报、金融机关等，是长安的市中心，也是产生精美工艺品和文艺作品的摇篮。而街西以西市为中心，是西域人街和贫民区，贱民和汉人商人亦聚居于此，庶民文化盛行。居住区的机能明显分化。上述内容可通过图1来表示。

图1 唐代后半期的长安地区分布

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在九世纪初以长安为题材的小说中也有体现。本文试通过对传奇小说《李娃传》（《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所收）的分析，具体揭示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同时兼顾分析当时长安的庶民文化。

一

《李娃传》中出现的长安街道名称颇多，且与故事有紧密的联系。它们在长安城市中的分布，如下图所示（参照图2）。

图2 唐长安城及《李娃传》的舞台

注（1）图中斜线坊市表示《李娃传》在长安城内的舞台分布。

另外，坊市中标明的小数字代表故事场面的先后顺序，一并参照表1“故事的情节与长安的街道”。

（2）坊名参照韦述的《两京新记》、宋敏求的《长安志》、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是元和年间（806—820）以后坊市的状况。但城内东南部（J10—12）诸坊名称，部分不详。

（3）E₅为善和坊，E₆为通化坊，是根据福山敏男的《校注两京新记卷三及解说》（《中国建筑和金石文的研究》〔福山敏男著作集6〕，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174—175页）及黄永年的《唐长安城内两个缺失的坊名考》（《西安今古》试刊第1期，1984年）的研究而定的。

（4）将街西第五街修真坊坊名的位置用A₁表示的方法，依据平冈武夫、今井清编《长安和洛阳（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

指联结城内外的陆路干线（东西走向的干线是经济动脉，南北贯通的天门街是象征国家仪礼的轴线）。

玄宗天宝年间，常州刺史郑某的两个颇有名气的秀才儿子到长安赶考，宿泊于布政坊（街西）一旅店。某日，去东市（街东）游逛。归途从平康坊（街东）东门转进坊内，顺便去坊西南访友。经过鸣珂曲时，偶遇妓女李娃。男主人公一见钟情，返回布政坊旅店，携带大量钱财再访李娃宅，终得同居。连日宴会、游荡，不久囊空如洗。男主人公与李娃同往参诣授子神（竹林神），李娃在其鸨母和姨妈的策划下，与男主人公在宣阳坊北门东分手，男主人公寻之再三不见，怏怏而返布政坊旅店。

男主人公悲伤之余，大病。店主怕其死于店中，将他弃之于西市（街西）凶肆（葬仪街）。但经过那里的人的精心照料，病情渐愈。男主人公遂习葬仪挽歌，终成京城第一歌手。当时，长安东西两市经常举办竞赛，东市凶肆常以葬仪道具之精美取胜，但挽歌却比不上西肆。于是，东市凶肆老板以二万钱重金将男主人公秘密聘走。

表1 故事的情节与长安街道

注（1）表中①（1—10）是按舞台顺序展开的，与图2《唐长安城和〈李娃传〉的舞台》中的斜线图中的数字相对应。

（2）②中各地区的特点，参照本文及中拙稿《唐代长安的街西》。

（3）③、④中犯夜禁是坊外禁止夜间外出的命令，是维护长安城内时间秩序的法律。犯夜禁在故事中出现两处，即男主人公和李娃同居的契机场面③，被李娃及鸨母欺骗抛弃的场面④。参照戴望舒《读〈李娃传〉。

（4）（）内的坊市，文中没有直接记载，其多是表示从男主人公的行踪中可以推断出来的场所。

（5）在从出发到结婚整个故事情节的关系方面，参照图3《〈李娃传〉故事的结构》。

两肆在天门街（东西两街的中央）比赛，败者支付宴会费用。一时长安城中观众云集，东市凶肆因男主人公的挽歌大获全胜。观客中恰恰出现了进京的男主人公之父亲，父子相遇。

男主人公之父愤恨其子忘掉初衷，玷污家门，将其带到曲江池和杏园附近（街东南部），用马鞭狠狠抽打。凶肆人赶来，发现男主人公仅存一息，即便带回东市凶肆，身体也无法恢复，遂弃之不顾。男主人公拖着脓烂之躯，沿东市和街东住宅区乞食。大雪中，行至安邑坊（街东）一家门前，饥寒交迫，几乎倒毙。不意此处正是李娃的宅第。李娃闻丐声甚疑，急奔出，视之果其人，遂以绣襦裹起倒伏的男主人公。

其后，李娃在安邑坊北隅借一新居，两人再度一起生活。在李娃的精心照料和献身帮助下，男主人公中明经科，在天子亲临考试的制科榜上有名，荣任成都府参军。恰巧遇上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的父亲，其父终允其与李娃成婚，后子孙、亲属皆荣。

前人已就《李娃传》与长安都市结构的关系作了论述。如上表1所示，故事以整个长安为舞台，以街道为背景贯通全篇。男主人公从动身赶考到结婚，整个情节与街道的对应关系如下：

首先，男主人公从正在开发中的江南要衢常州携带大量金钱，意气扬扬地向国都长安进发（出发），投宿布政坊（C₄）（投宿）。布政坊位于西市的东北、皇城的西南（图2斜线部分），两侧有通向城外的交通干线，坊内有南北走向的水渠，属于街西一等地段。此坊西邻西域人居住区，西南隅有胡祆祠。景龙年间，波斯胡寺从醴泉坊（B₄）迁至此地。也就是说，布政坊位于猥杂繁华的街西西市附近，是富有异国情趣且广敛天下财富之地，同时又与国都巨大的官府街相接。以此地作为小说的地理背景，说明男主人公已进入世界大都市的繁华地域，并为男主人公日后堕落到西街下层社会埋下了伏笔。

然后，男主人公信游街东，在平康坊（H₅）的鸣珂曲与李娃相遇。李娃的住宅位于鸣珂曲一隅，“门庭甚广，室宇严邃”（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下引均用中华书局本），门内为萧墙，有用于接客的“甚为华丽”的迟宾馆，还有带寝室的西堂。招待用的茶具、酒器及西堂的帷幕、帘、榻、化妆台，还有夜具、烛台下的美味佳肴等，都显示出李宅的大都市气息。而“妖姿窈妙、绝代佳人”的李娃就在这一背景下出场。男主人公从街西布政坊移至街东，意味着故事转向华丽的市中心闹市区；而集中体现当地地方情趣的妓女李娃的出场，预示着故事的真正开始（邂逅）。

故事转移到街东，男主人公的举止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参见表1）。但当金钱全部耗尽之后，被抛弃了的男主人公也就从街东社会消失（别离），一下子堕入街西下层社会中（堕落I）。他在凶肆同伴照料下，逃脱了死亡的威胁，投入西市混杂而又充满生气的生活中。他一边做葬仪的帮手，一边暗习挽歌，幼时培养成的教养和才能使他终于成为京城第一的挽歌歌手。

以东市凶肆挖走男主人公为契机，故事转入天门街挽歌大赛的转折期（天门街），到此故事折回后半部分。男主人公在曲江池附近惨遭父亲鞭打，终于沦落为乞丐，比前次境遇更惨（堕落Ⅱ）。后来再遇李娃（再会），科举及第成为街东官僚社会的一员，最终跳出苦海，实现了初衷（救济）。邂逅和救济虽都安排在街东，但邂逅时男主人公的身份和装束都和街东的繁华及环境相符。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救济时的场面，男主人公浑身粪土，肢体脓烂，沿街乞讨。而此时的背景同样是繁华的东市和高墙林立的官僚邸宅街，强烈反衬出男主人公处境之悲惨。当堕入城市最下层的男主人公饥寒交迫地拖着脓烂的躯体，被奔来的李娃用绣襦裹起时，波澜起伏的长篇小说进入尾声。

以上可见，故事的起点、转折都有长安真实存在的坊名、街道名称出现，使故事增强了现实感。另外，唐代后期长安城市空间职能的分化，使特定的地名富有特定的含义，坊是故事中的一个舞台，坊名交替变化，与故事情节的变化相对应。舞台坊的设定与在此登场人物的举止行为、语言、房屋、家具，日常用品、服装等的设定紧密相连。

小说中长安街道名称频繁出现，为故事的展开作好了铺垫，这种小说结构与当时长安街头谈唱艺人演唱的故事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李娃传》是白居易之弟、元和二年（807）进士及第的白行简根据民间传说《一枝花》改写的，是一篇一夜讲不完的长篇故事。改写的时间诸说不一，一般认为是在九世纪初。就是说，《李娃传》是一部九世纪初以长安街头艺人说唱的长篇故事为基础，经过官僚文人压缩编成的文学作品。

官僚文人为了宣扬李娃的烈女、贤妻形象，赋予作品以儒教式的道德观。在《李娃传》的最后，故事以这样的结局结尾：“（李）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向。后数岁，生父母皆殁，侍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剑南西川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天子异之，宠锡加等。终制，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被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可见，小说的主角是李娃，主题是宣扬她的伦理行为。这或许是《李娃传》的写作目的吧。

《李娃传》的开头和结尾都反复强调，李娃虽是妓女，却保留着古今罕见的节操。由于李娃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男主人公才得以成功地进入官僚社会。但是，由于作者的价值观、故事内容的极度压缩、带有歌词的口语文章化技巧的运用，小说的内容已不同于街头艺人的演唱，故事的原型被保留下来，故事的侧重点自然有很多不同之处。

尤其是故事的主角到底是谁?从上文小说的简介中可以看出，故事的主角与其说是富有节操的、值得称颂的妓女李娃，倒不如说是那位男主人公，他经历了长安街头不同的社会阶层，作为官僚的后人希望通过科举飞黄腾达，一时堕落成沿街乞讨的乞丐，最终被一女性所救。

最近，桥本尧氏指出：《李娃传》属于“贵种流离谭”的一种，这种故事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主人公出发→与女主人公邂逅相遇→主人公的堕落→女主人公的救助→结婚，从整个情节看，属于少女以纯爱解救放荡者一类。另外，《李娃传》的另一个特征是主人公流浪异乡，经过种种磨炼。不同的经历前后呼应，前后情节却又各不相同，是一种“异乡访问谭”。如下图3所示，主人公的出发和结婚呼应，邂逅和救援呼应，中间隔着天门街竞歌大赛，分为两次堕落，构成故事的前后两部分，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按相反的顺序推进，直至达到至全至福，为男主人公放荡的生活画了个圆圈。

图3 《李娃传》故事的结构

本图将《李娃传》的内容与“贵种流离谭”及“异乡访问谭”型说话本的构成相比较，将其故事的主要结构用图型表达出来。参照文中的内容概要及表1“故事的情节与长安街道”。

天门街大赛前后主人公的两次堕落，在结构上具有严密的对应性。作者把故事发生的场所从街西移到街东；把导致主人公堕落的契机从李娃之母、姨转移到主人公之父亲；把抛弃垂死主人公者从街西布政坊旅店转移到街东凶肆同伴及过去的同党；把摆脱困境后主人公的身份描绘成从京都第一的街西凶肆挽歌歌手到街东邸宅街的乞丐，而他的挽救者也从西市凶肆转到李娃。这其中的每一个变化，都使主人公的堕落程度更加深刻化，而李娃的最终救援则显得更加富有戏剧性。天门街场面的存在是故事情节的转折点，天门街挽歌大赛是小说的结构性过渡。

故事情节之所以能够展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了当时长安的街衢所代表的含义。故事随着主人公在长安不同街衢的出现而展开。因此，解剖长安的街景，可以反过来得知特定时代、特定地区对故事本身的构成方法上所体现出的不同或特点，并且可以为我们了解九世纪初的长安社会提供线索。所以，下面我们结合小说的情节，重点分析一下街东、街西和天门街的地区特点。

二

先分析街东。街东如图4所示，以东市及其周围的诸坊为主要舞台。男主人公从街西的布政坊来到长安的富地东市，出了东市市门，横穿大街，策马驱入图4左上角的平康坊东门。平康坊在唐后期，成了由民间经营的著名游乐场，位于坊内北门以东的三曲（北曲、中曲、南曲）即相当于此地。平康坊和北面的崇仁坊之间，有一条连接春明门和金光门的干线道路。崇仁坊是进京参加选调和科举考试者住宿的集中地，“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长安志》卷八《崇仁坊》），是城内一流繁华坊。三曲与崇仁坊有一街之隔，以三曲为中心，将东市和崇仁坊连成一片，这一带便成为长安城的繁华区，唐代后期，这里曾盛极一时。

图4 街东的主要舞台

注（1）本图参照《李娃传》正文、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的记载及宋吕大防《长安城》图、戴望舒《读〈李娃传〉》所收《平康里宣阳里》图、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所收《坊内四门制坊图》、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所收《〈两京新记〉、〈长安志〉记录坊内方位的图解》、段浩然《〈北里志〉中的“三曲”》（《西北大学学报》1981—2）所收《平康坊图》等制作而成。

（2）寺观、官府只记入了能判明的坊内十六区划内所在位置（坊内十六区划见图中亲仁坊）。宣阳坊的奉慈寺、榷盐院，亲仁坊的回元观（南街），安邑坊的元法寺（十字街之北）、太真观没有记入。另外，平康坊的阳化寺在《长安志》卷八中出现在“十字街之北”，在吕大防的《长安城图》出现在坊内东北，此处按吕大防图记入。

（3）此图在长安城整体中的位置，参照图2“唐长安城及《李娃传》的舞台”。

另外，菩提寺是官人和科举考生与三曲的妓女暂短的行乐之处，它位于平康坊南街的南门以东（《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平康坊尤以妓女聚居、都市游人及新进士经常光顾的“风流薮泽”而出名（《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天宝》上“风流薮泽”条）。另一方面，大中年间（847—860）以前，北里三曲治安很差，常有杀人事件发生。

三曲以外，位于坊南的鸣珂曲也是妓女的安身之处，特别因有美女伫立街头而广为人知。《剧谈录》中有一个与《李娃传》主人公经历相似的故事，讲胜业坊富人在鸣珂曲迷上美妓，最终沦为一无所有的穷汉。故事云：

（胜业坊）王氏润泽之资，几侔猗顿。然为性俭约，所费未尝过分。（中略）一旦，与宾朋骤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氏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命酒开筵，为欢颇甚。（中略）是日，歌数曲，王氏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每欢洽酒酣，略无所吝。繇是，治生之业渐属他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润泽的财产厚比富豪猗顿（战国时代鲁国大商人）的王氏，终日驾车马往复于鸣珂曲妓女之处，不到数年，一贫如洗。而李娃的熟客都是长安的贵戚、豪族阶层，其中与之同栖的男主人公，一年就花光了两年的盘缠和财产，两者的情节很相符合。可见，鸣珂曲的妓女比北里三曲的歌妓更为高级，她们以官人和富豪等少数顾客为服务对象。

长安的坊大致都像图4亲仁坊所标记的那样，连结坊门通向坊内的十字大街，而十字街被横巷分成十六个区划。天宝以后，坊内人口渐稠，小路曲巷更加发达，曲渐渐成了地区的名称。例如，根据地区的特点有所谓靖恭坊（J₄）毡曲、胜业坊（I₄）古寺曲等。鸣珂曲是贵人居住区的美称，也是这样的小路曲巷之一。男主人公从东市横穿纵贯长安南北的朱雀街街东第四街，又穿过平康坊的东门，步入长安最具诱惑力而又最危险的地区。接着，过了十字街，男主人公出现在通往坊内深处鸣珂曲的小巷中。当时的听众也逐渐被引入故事的世界。

当身无分文的男主人公由于李娃的鸨母和姨娘的策划，突然从街东社会被驱逐出来时，作品充分利用了长安城市地理空间和时间性，使场面更富有时代感。却说二人共栖一年有余，李娃尚无身孕，想去参拜灵验的授子神竹林神。男主人公准备好牢醴之具，双双赶赴祠宇祈祷，于此闷居二宿。当时，竹林神的灵验广为人知。长庆三年六月，持续干旱，京兆尹韩愈写了乞雨祭文，题目就是《竹林神祭文》（《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三）。当时的长安，竹林神因为对许多事情都灵验，逐渐成为官民共同的信仰。

在参拜竹林神的归途中，主人公的悲喜剧发生了。当二人在李娃姨妈住宅小憩时，骑大宛马的使者飞身来报，李娃之母病笃。李娃即刻返回家中，男主人公则被留下考虑葬礼事宜，等候来人迎接。夜幕降临，仍不见迎者。男主人公在姨妈的劝诱下，独身返回平康坊。但李娃宅门上锁钥横挂，且施有封泥。男主人公吃惊之余，一问方知这是李娃租借的邸宅，因契约期满，房主收回房屋，李娃之母在男主人公参拜竹林神之日，移居他地，去向不明。男主人公欲去宣阳坊姨妈家询问，无奈天色已晚，外出又触犯坊外通行禁止令（犯夜），未得出坊。男主人公只好身披仅有的衣着，吃罢晚饭，在坊内一所不管伙食、只收炭火费的小客栈里度过了难眠的一夜。翌日黎明，男主人公策马来到宣阳坊姨妈处，叩门后片刻，一宦者出现，称此处是崔尚书之家，昨日有人说为接待堂兄弟用，借一间房屋，只用一日，日未落时即已归还。此时，男主人公已身无分文，精神恍惚，无奈中不得不又回到了原来住过的布政坊旅店。

姨娘租的邸宅位于宣阳坊北门东一百步（约一百五十米）的小曲中，通过面对小曲的车门，可以窥见院内占地甚广，有三品以上高官才能拥有的陈列仪仗武器的戟门，宅内庭园里竹木茂盛，亭台、山池、高阁错落相间。另外，有关这里的珍奇茶果以及名贵大宛马的描写，都表明该处是富奢的高官邸宅。本来，宣阳坊原是天宝时中书令杨国忠及虢国、韩国、秦国夫人等杨氏家族的宅邸区。八世纪中期至九世纪，京兆尹李齐物、司徒薛平、右骁卫大将军韩公武、将作监韦文恪等高官住宅也都在此，这里形成了街东官僚街的一角。《李娃传》中称宣阳坊的住宅属崔尚书所有，是符合情理的。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内人口日趋稠密，人们开始憧憬失去了的美丽的大自然。众所周知，唐代时，模仿自然景观而建起的个人庭园已相当普及。长安城内，特别是八世纪以后，沿街西水渠诸坊建筑了许多街东官人的别墅和庭园。在街东，也有从通化门外引来渠水，在胜业坊建造的玄宗之兄宁王宪的山池院（参照下图5），它与崇仁坊（H₄）西南隅的中宗长宁公主的山池别院，二者都是有名的大庭园。永宁坊也引水渠之水，通池塘，配巨石，建有中宗时右豹卫大将军、赠益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的邸宅，还有玄宗永穆公主的池观等。山亭则散见于街东各处的庭园中。如图5所示，池中造有假山，身居京城，也能体味到深山幽谷的情趣。姨妈所借的宣阳坊崔尚书住宅的庭院，就是在长安盛行的庭园建筑背景中建成的。

图5 唐代长安城内池馆台榭式庭园（胜业坊、宁王山池院）

（1）出自吕大防《长安城图》（平冈武夫编《长安和洛阳（地图）》所收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现在在陕西省博物馆（碑林）第四室中，有一块称“唐兴庆宫图残石”的碑石断片，现存大小是以图中“兴庆宫”部分为主的约78×66cm的四方形。

（2）此图中可以看出从宁王山池院引出的水渠，及其穿过的池、假山、石组、台榭等，可以窥见长安城内官人庭园的景观。另外，在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卷三《苑囿池台》中，记载了宁王山池院的情况如下：“九曲池：在兴庆池西。唐宁王山池院，引兴庆池水西流，疏凿屈曲连环，为九曲池。筑土为基，叠石为山，上植松柏，有落猿岩、栖龙岫，奇石异木、珍禽怪兽毕有。又有鹤洲、仝渚，殿宇相连。前列二亭，左沧浪、右临漪，王与宫人宾客宴饮，弋钓其中。”

同样，沦为乞丐的男主人公与李娃再次相遇的东市南的安邑坊（I₇），是唐代中期以后连接乐游原高台的一个僻静的住宅街，在这里突出地描绘出迷茫失落的男主人公的形象。另外，主人公与李娃的新居位于坊内东北隅的僻静地区，这里适合于男主人公再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准备。

街东中北部是官僚居住的官僚街，街东南部则点缀着慈恩寺（H₁₁）、乐游苑（I₉）、杏园（H₁₂）、曲江池（I₁₃）、芙蓉园（I₁₃）等形成名胜风景区。男主人公遭到父亲鞭打几乎致死的“曲江之西、杏园之东”，就是街东风景区的中心地区。曲江池附近，“南即紫云楼、芙蓉园，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杜荀鹤《松窗杂记》），从曲江池到杏园、慈恩寺一带是城内屈指可数的风景胜地。水渠从曲江流经通善坊，又从杏园流到晋昌坊（H₁₁）的慈恩寺前（黄渠），牡丹、杏花等名花姹紫嫣红，绿意浓郁，由此才有可能形成艳丽的景观。修政坊（I₁₁）有尚书省和宗正寺的亭子等景点，这里是长安城内官人及百姓的游乐之地。

《李娃传》中之所以特别提出此地是父亲鞭打儿子的场所，除了该地是游乐地，住家稀少之外，还因为曲江池和杏园在唐末还被当作进士科及第者举行庆宴的场所。在曲江池为新科进士举行盛大欢宴，成为长安迎春的重要节日活动，参观者云集。但是，很有希望科举及第的男主人公现在却沦为凶肆歌手，在此地几乎被打死，从此为其悲惨的没落生活划了个句号。

这样，《李娃传》在视觉空间上把唐代后期的长安拉了进来，以当时长安居民所熟悉的街巷作为故事的舞台，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使故事本身更富有广度和深度，情节展开得自然而顺畅。同时，场所的变化也使故事更容易发展，更能展现出新的内容。对宣阳坊宅邸的具体描写，以及对鸣珂曲李娃宅内的陈设和用品、妓女李娃的举止动作等的详细描述，可能与住在街东的作者白行简对长安生活的体验是分不开的。

再来看看西街。唐代中期以后，在长安街东形成官僚街的同时，在稍低的街西，以西市为中心，人口密集，下级官吏、贫困的科举落第者、雇用的兵士、各类工商业者，大批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及无家可归者、西域人等生活在这里，形成了多职业、多人种相混杂的庶民街。七世纪后半期，首都长安的流动人口问题日渐明显，特别到唐代后半期，众多流浪者定居街西。这些流浪者中无业者被吸收到不断发展的西市及其周围的工商业中，促进了商业、产业的兴旺。拥有丰富劳动力人口和城内外巨大消费市场的西市，既是激烈竞争之地，也是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李娃传》中的主人公就寄身于这里的一角。

当时的葬业行（凶肆），除了办理葬仪外，还经营出租和买卖葬礼使用的灵柩车（车）、柩车的引绳（引）及保持柩车均衡的左右引绳（披），出租铎及柩旁的手持翣、柩车前旗（纛）、柩车的帷帐（帷）以及随葬品等。同时也提供驱除墓地恶气的方相氏和魌头，还有众多的专业挽歌手。长安凶肆有邦头（长、师）——耆旧——成员（同党）组织，分担挽歌歌手、柩车牵引、掀揭帷等工作。正像被抛弃的男主人公被凶肆之人相救所表明的那样，《李娃传》体现了凶肆人浓厚的江湖同伙意识。开元年间写成的《两京新记》卷三“丰邑坊条”注译中，记载了聚居在街西延平门丰邑坊（A₈）、拥有方相，出赁车以及其他葬仪用具的经营者们的情况。

此坊多假赁方相、〔车〕、送丧之具。武德中，有一人姓房，好自矜门阀，朝廷衣冠皆认以为近属。有一人恶其如此，设便折之。先问周隋间房氏知名曰，皆云是从祖从叔。次曰丰邑公相与公远近，亦云是族叔。其人大笑曰：“公是方相侄儿，只可吓鬼，何为诳人。”自是大愧，遂无矜诳矣。（〔〕内是根据《长安志》卷一〇《丰邑坊》增补的）

这段记载也反映了丰邑坊的居民受人鄙视的处境。从上可知，唐初在长安城街西一角，生活着一批以葬业为生的人。

《太平广记》（卷二六〇《嗤鄙部·李佐》，出自《独异志》）中也记载着一段有关唐后期街西西市凶肆的情况，这对于理解长安两市的凶肆很有意义。

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齑数甕，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酧申款，则无恨矣。”佐恭承其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

说的是山东名族李佐在安史之乱中与其父亲离别，后李佐进士及第，当上京兆少尹，四处寻父，找到了以卖凶器为生的父亲。一日，回到京兆少尹身边的父亲在同两市凶肆同伙的告别宴会上，在百名挽歌歌手（薤歌）的大合唱中，重新被吸引回凶肆世界。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唐代后期长安两市凶肆已拥有至少一百人的挽歌歌手队伍，凶肆同伙间有着坚实的同伙意识。

一九七五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对西市西大街中部进行的发掘调查中，发现了唐后期陶俑和陶俑的头部，这些陶俑是随葬用的明器，该地被推断为凶肆的遗址。在天门街举行的街东街西凶肆挽歌大赛，就是指拥有众多挽歌歌手的东西两市的凶肆。为适应街西膨胀的平民人口的需要，街西至少有西市和丰邑坊两处以平民为对象的葬业者聚居地，并进行营业。所以，被李娃抛弃后的主人公流落到众多无业者聚居的街西西市，并成为凶肆的一员，得到再生之机，这样的转折，是与当时长安的社会现实相一致的。

通过以上对《李娃传》故事情节的分析，可以具体地验证笔者前面提到的唐代后半期长安地区地域分化的真实情况，并能更进一步地充实其内容。下面再分析一下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天门街场面。

三

贯穿长安城南北的大街是承天门街和朱雀门街。承天门街从承天门到皇城的朱雀门，朱雀门街从皇城朱雀门至外郭的明德门，两者南北相连。朱雀门俗称天门街或天街。承天门街、朱雀门街（天门街）如前图2及图6所示，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以此为界，行政区分为万年县（左街、街东）和长安县（右街、街西），诸官府也分列开来，左省（门下省）和右省（中书省）、左卫和右卫、左祖（太庙）和右社（大社）、东市和西市两两相对，佛教和道教也在朱雀大街两侧分别建造了大兴善寺（左街靖善坊F₉）和玄都观（右街崇业坊E₉）。换言之，以承天门街、朱雀门街（天门街）为轴心，长安的城市结构在行政、经济、宗教各方面一分为二。这种对称排列只是在遇到城内正北太极殿等宫殿群时才统一于一体（见图6）。宫殿被认为是天之中心，与北极相对应（见图7）。

图6 唐初太极殿的位置

太极殿

承天门街、朱雀门街（天门街）

① 中书省（右省）和门下省（左省）

② 中省外省和门下外省

③ 右卫和左卫（右卫·左卫、右骁卫·左骁卫、右武卫·左武卫、右威卫·左威卫等）

④ 大社（右社）和太庙（左祖）

⑤ 玄都观和大兴善寺

图7 中国国都的空间示意图

天只能通过位于地的中心的国都宫殿中的皇帝，向国都四方扩散。以国都为中心的地上空间分割方法有五分割（五服）和九分割（九服）两种。

这种建筑景观是把天地作为中介的皇帝统治自然和人间秩序的观念在城市规划中的体现。也就是说，连接宫殿、将长安城一分为二的承天门街和朱雀门街是象征皇帝权力的空间。朱雀门街（天门街）被称为御街，皇帝每年都要沿此南北轴线去城南郊外的寰丘

举行祭天仪式（南郊）。后来由于大明宫的兴建，皇帝的常住宫殿向长安城东北部转移，这条街的象征性逐渐淡薄，但正如唐代后期承天门街、朱雀门街仍为通往南郊的御街一样，在当时，这条街依然是政治上的分界线和国家仪礼的中心线。如果说连接金光门和春明门的东西横街是经济中心街，那么与其南北交错的承天门街、朱雀门街则是国家仪礼的主干街（参照图2）。

由于唐代后半期长安地域分化，街东官僚街和街西平民街，以朱雀门街（天门街）为界，两个社会并存。这一点很重要。从《李娃传》故事构成看，天门街是故事前后过渡的桥梁，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参照前图2和图3）。天门街在长安城市空间上的中介性与故事的转折期是相重合的。

要想在天门街寻找能够展览葬仪用品、举行挽歌大赛，且能容纳长安城数以万计的观众的场所，首先应想到城内街衢中空间最广的皇城南面一带的广场（图2圈内斜线部分）。据街道考古学调查，这里是东西长一百五十米、南北宽一百二十米的约达一点八公顷的长方形广场。如加上东、西、南侧大街，空间更大。这里又是南北走向的国家仪礼干线天门街及连接春明门和金光门的东西经济干线的交叉点。

《太平广记》卷二六〇《嗤鄙部·黎干》（出自《卢氏杂记》）有在朱雀门街（天门街）祈雨，城中巫觋围着堆积起的土龙起舞，观众云集而观的记载：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干与巫觋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

天门街有时也作为刑场使用，同时充分利用市中心交通之便利，举办一些招揽观众的活动。贞元年间（785—805）东市京城第一琵琶师曾在天门街设楼，与西市琵琶师登台进行声乐比赛。这是一些很有名的史料，为了便于同《李娃传》比较，兹将《乐府杂录》“琵琶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卷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50—51页）中的一段介绍如下：

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鄽之胜。

这次东市琵琶师负于西市。此事时间上正好与《李娃传》一致，也是两市商人以声乐决胜负，且都在街上设台（楼）弹唱。这种状况与《李娃传》是相同的。可见，九世纪初期前后，天门街经常有东西两市为招揽游客而举办的声乐比赛。

《李娃传》中描写挽歌大赛的部分如下：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

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舆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测也。

上述两市凶肆的胜负状况可列表如下（见表2）：

文中除对两市凶肆展示物品的优劣加以描写外，其他如舞台道具、场地、歌手的风貌、小道具、帮手、歌手的表现以及歌曲的种类、内容、观众的反应等都互相对照，加以描写。写西市歌手时以动作为主，写东市歌手时则着重在华丽的葬仪品衬托下表现其熟练的上乘风度。

这种明显的对比，可能是讲故事者希望在技术上能较容易分清一人及数人的声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明确表现出来的两街社会的不同特点。《乐府杂录》所描写的两街声乐战中，街东康昆仑“琵琶最上”，登彩楼，奏新曲（新翻）；街西一少女（一女郎，实为华严寺僧）抱乐器，登一楼台（一楼）弹唱。这里也突出强调了街东的豪华，这一点在《李娃传》中也同样表现出来。

表2 天门街竞歌对比

东市西北的平康坊三曲，聚集着富有当地特色的专业乐工，

东市曾卖出过价值一百万钱的胡琴，街东靖恭坊（J₇）的妓女家中曾聘请过被称为绝手的名流乐工，前引《乐府杂录》中，东市雇用的康昆仑是长安城一流的琵琶高手。这些优秀的乐工和乐器与街东官僚社会密不可分，东市凶肆葬仪品的无比精美也离不开街东官僚街住民的需求。而西市凶肆引以为自豪的不是精美的葬仪用具，而是滋生繁衍于街西民众生活中的挽歌。

天门街的比赛就是以凶肆的胜负为题材，把东市车舆威仪等用具所体现出的街东文化和西市挽歌所象征的街西文化，通过两街交界的天门街广场，展现于两街居民面前。这里，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胜方街东凶市歌手的挽歌是主人公从街西西市学来的一样，大赛的本质是为了促进两个不同社会集团的交流和联欢，而促成大赛举办成功的人物，就是小说的主人公。

曾经经历过两街不同社会的主人公在此出现，使当时两市在天门街的集会赋有更新的含义，带来了两市结合的羁绊。通过主人公往来于街西和街东社会，增强了天门街作为两街社会交流的连接点，既保证了交流，又加强了纽带作用。为此，要求主人公要有游历长安两街街衢的经历，同时还要体验各种不同阶层（科举考生→凶肆住民→乞丐→高官贵人）的生活。天门街的描写在《李娃传》中仅占整篇的百分之四，但天门街挽歌大赛带来的主人公的衰败沦落场面，却成为当时长安庶民百姓中间流传最广的话题，对此他们也有着切肤的真实感。天门街竞歌大赛是“剧中之剧”，也是当时街头艺人说唱中的最得意之处。

唐中期以后，长安经常有各种形式的民间演技出现。在慈恩寺（H₁₁）、青龙寺（J₈），荐福寺（F₆）、永寿寺（G₈）等寺院内或门前，有常设的剧场，

经常有数千人绕场围观，十分热闹。除有数的几处剧场外，还可见到在大街上说唱的普通艺人。则天武后时，长安坊市路旁利用临时架设的舞台举办的祠乐演奏，往往是通宵达旦。会昌三年（843），有人上奏，要求禁止在长安坊市街巷演奏乐曲。八世纪初，醴泉坊还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艺人的演唱方式，这就是西域人在街衢上击鼓起舞。大历中（776—779），曾发生过父女二人在街头卖唱乞食，昭国坊（H₁₀）的将军被街上优美的歌声和曲子迷住，遂娶女为姬的故事。

从盛唐时期开始，由巡游艺人将散乐传至农村，同时也可见到周游诸州、口诵佛教故事的云游僧，以及蜀地女艺人说唱《昭君变文》的身影。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变文与寺院佛教故事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出自大众艺人绘画图解所产生的大众文艺。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各寺院盛行俗讲，推动了绘画图解及故事本身的技术水平更加提高。而民间流行的通俗诗及歌谣，经文人精炼的笔触升华，遂形成了唐代后期的新文学体裁。

小说《李娃传》的故事原型，就是这样于唐代以后这种大众艺术的普及渗透过程中形成的。与《李娃传》同属一个系统的日本中世“说经节”，就是由游历各地、不受人尊重的艺人团伙演唱的，这对我们很有启发。长安街头可能也存在着这样一批弹唱艺人集团，他们互相比赛技艺，在寺院内或马路旁磨炼演艺技巧，其中的一部分，便结晶为《李娃传》的原型。从决定主人公命运走向堕落的天门街大赛中，可以窥见唐后半期街头路巷中的庶民文化走向成熟的源流。

四

最后，结合唐代的其他小说，重新分析一下《李娃传》的特点。下图8是根据《太平广记》史料中的以出场人物（主人公、副角以及与此相当的人物）的身份为基准，探索开元年间以后的长安街道和登场人物的关系而制作的。

图8 唐代小说中登场人物的身份和舞台

注（1）小说仅限于《太平广记》中所引史料。

（2）主人公、副角以及配角的行动若跨数坊，则标明所有坊名。

（3）官僚的官品不仅包括现职，还包括前任官职。

（4）不仅是出现坊名的小说，以寺院为舞台的小说也在图中加以标示。

小说多以真实人物的事迹描写为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太平广记》中出现的街东官僚街中的主人公，多以高官为主（图中以〇符号标记），而街西中的主人公高官很少，商人及下级官员较多（用△●标记）。所以，街东东市周围的官僚街，描写高级官僚生活的小说多，而以街西西市（B₅、B₆）为背景的小说，则离不开西市浓厚的商业气氛的描写。另外，由于搜集成文的作者多为官人，所以小说中的舞台多设在与作者生活密切相关的街东官僚街。科举考生的分布不确定，在街东和街西都有分布（以符号标记）。他们既可能成为出人头地的人物，同时现今又非官人，其身份有极大的暧昧性，所以他们不受机能分化的城市空间的束缚。不过屡试不中的落第贫穷进士夫妻的故事，还是多以街西崇贤坊为宜（《太平广记》卷二八一《独孤遐叔》，出自《河东记》）。为了适应空间的移动性和阶层的多变性，《李娃传》中的主人公才以去长安赶考的考生形象出现。僧侣和道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同考生基本相同，不过他们多集中于特定的寺观中（以▲符号标记）。妖怪则神出鬼没，飘移不定（符号）。还有一种“异类婚姻谭”型小说。这种小说多是说男主人公遇到美女，同居后才发现美女的正体是蛇、狐、鬼、神女等。这些小说中所出现的长安街道如表3所示（见下页）。

表3 与贵妇人相遇及同居之地——长安城中异类婚姻谭的空间

这类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多是科举考生，或是从地方选调而来的进京者（五例），或是长安游民（二例），或是长安县尉（一例）、金吾卫参军（一例），共通点是他们都是可以从时间或空间上自由游逛京城的人。女主人公在与男主人公邂逅相遇时，或乘黄金螺钿装饰的钿车（表中1号），或乘银饰白牛牵拉的艳丽的犊车（8）、彩车（5）、骏马（3）等。有女童或侍者相随（1、3、5、7、8），其外表要么“容色甚佳”（1），要么“绝代之色”（8），要么“容色姝丽”（7）、“姿容绝丽”（3），要么“手如白雪”（5），都极具贵妇人风度。

男女主人公相遇的地点都集中于城内街东，且多在东市、东市周围（东市小曲内、东市市前、常乐坊等）、街东中部（升平坊）及北部（大宁坊）、上巳日（阴历三月初的巳日）的曲江池及城南（安化门外）等地。这些地方多为高官富豪居住往来的场所，与美女相遇的机会较多。这令人想起作为科举考生进京的《李娃传》男主人公与绝世美妓李娃的相遇地点，也同样是街东东市的平康坊。“异类婚姻谭”型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同栖之地，虽分布于东西两街，但与蛇、鬼等美女尽欢、男主人公垂死之时，地点多在美女之家（金光门外，表中6号），或在城内西南隅的庄严寺（8），或在被废弃了的破落的豪门旧址（奉诚园）周围（8）等，总之，场地僻异，荒寂无人。相遇之地与同居之地相差悬殊，预示着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流浪于街东官僚街头、等候贵人施舍的乞丐，以及出入西市邸宅的器服车马均不殊于王侯而且居住于怀远坊公主等，他们拥有内外奴婢数百人，这就使街道与住民阶层的和谐关系完全脱节，而变为一种异样情况，从而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乞丐变成高官（《李娃传》），或者高官辞官成仙（《太平广记》卷四二《贺知章》，出自《原化记》），或者公主原本是华岳神女（同书卷三〇二，出自《广异记》），以此企图调和阶层和空间上的差异。故事中街巷的变化，就长安居民来说，作为舞台背景的变化而能加以理解。街名一个接一个的改变，往往加快了故事的节奏感（同书卷三四五《裴通远》，出自《集异记》）。特别是场地在两街移动时，常常意味着主角、配角的处境和身份的变化（《李娃传》等）。

为了增加故事情节的真实感，这些小说经常采用真人真名，但这也要与舞台场地相符，慎重考虑。许多小说都采用特定的空间所酝酿出来的故事有效地展开故事情节。总而言之，唐代后半期长安居住区的机能的分化，使街道各具特征。在长安城内人的心目中，街道名称都有一定的意义，这些街坊名被纳入小说中去，通过这些各具意义的街名，使长安社会为唐代的小说提供了生动的舞台。

结尾

《李娃传》在故事情节中充分利用了长安的街巷，通过《李娃传》与长安城市结构的分析，可以具体验证唐代后半期长安的地区结构分化。同时，探讨街巷小说《李娃传》产生的背景，可以窥见九世纪初长安庶民文化的一斑，并可了解到长安居民生活的街衢的情景。

如果说，充分利用了长安街巷名称的唐代许多小说、传奇、说话本等的构成，与长安的城市结构密切相关，那么其中每个故事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长安城市社会多样性和具体再现长安社会每个侧面的线索。《李娃传》即为其中一例。

（原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内藤湖南：《支那近世史》，《内藤湖南全集》第一〇卷，筑摩书房，1969年；加藤繁：《关于宋代都市的发展》，《支那经济史考证》上，东洋文库，1952年；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1968年；D．Twitchett，“Merchant，Trade and Government in Late T'ang”，Asia Major， N．S.14，Part 1，1968．
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创元社，1941年，增订版：平凡社，1967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那波利贞：《关于唐开元以来到天宝初期时局巨变的考证》，《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
有关唐代长安文化的研究成果，参照拙文《唐代长安城相关论著目录稿》（A Draft Bibliography of Works Concerning Ch'ang-an City during the T'ang Period），Tang Studies 2，1984，pp.129-186。
见拙文《唐代长安的闹区》，《史流》二七，1986年上刊载。
图1是在以下拙文基础上作成的：（1）布目潮沨、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城市形态》，《唐宋时代行政、经济地图的制作·研究成果报告书》，大阪大学教养部，1981年。（2）“The Urban Social Structure of Chang'an：583-904”（这是1983年召开第三十一届国际亚洲、北非洲人文科学会议时提交的reading paper，其要点见Procceedings of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Tokyo，Toho gakkai，1984，pp.83-85）。（3）《唐代长安的街西》，《史流》二五，1984年。（4）“The Urban Systems of Chang'a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A．D.583-904”Historic Cities of Asia，ed，by M．A．J．M Beg Malaysia，1986。（5）前注《唐代长安的闹区》。（6）《唐长安城官人居住地》（预定发表）。图1只不过是概念图，并没表明细致的状况，今后随着长安研究的进展，还有改订的余地。
本文在1982年秋第八十次史学会大会（东京大学）上口头发表的《唐代后半期的长安和城市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原稿基础上，加上以后的研究成果改写而成，在此谨向当天会议中以及会后给予种种指点的诸位先生表示感谢。
在简化过程中以《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所收《李娃传》（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中华书局再版本）为底本，参照了前野直彬氏翻译作品（《唐代传奇集》——《李娃的故事》，平凡社东洋文库，1963年）以及金文京氏的简本书《小说〈李娃传〉的剧化——〈曲江池〉和〈绣襦记〉》，《中国文学报》三二，1980年）。另外，最近还出版了Glen Dudbridge，The Tale of Li Wa—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ninth century， Oxford，Ithaca Press，1983。依据《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所收的《李娃传》和《类说》卷二六上《汧国夫人传》，进行了史料的校勘，并将本文译成英文。其中有详细的译注，对理解本文有帮助。另外，砺波护先生告诉我Dudbridge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此深表感谢。
原文中只有“凶肆”。当时在《太平广记》卷二六〇《李佐》（出自《独异志》）中指出，凶肆在东西两市都存在着。《李娃传》正文中的东西凶肆也应考虑是东市、西市的凶肆。将濒死的病人送入的是与布政坊邻接的西市凶肆。另外，1975年在西市西大街中部的发掘调查中，出土了被推断是凶肆的遗址。
戴望舒：《读李娃传》，《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1年、金文京：《小说〈李娃传〉的剧化》等。
九世纪初期的常州属江南道浙西观察使管辖（《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是位于大运河线上的江南代表性城市之一。常州自唐宋以来一直是“苏常稔天下足”的谷仓，据推测，唐代常州城的户数在十万以上（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第318—319页）。
参照拙文《唐代长安的街西》。
绣襦的“绣”是指五色的丝所刺成的花纹，“襦”是加絮的冬衣上衣，与裳裙一样，襦裙服装是唐代上流社会妇女的常服。长安富家之女身着刺绣的绣襦的例子，还可以从《白居易集》卷二（中华书局本）《秦中吟·议婚》中发现：“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原田淑人：《唐代的服饰》，东洋文库，1970年，第97页）在《李娃传》中，沦落为乞丐的男主人公在寒风中被暖和的绣襦裹起，使听众和读者为之吸引，绣襦成了女性爱情的比喻，故后世人在将《李娃传》戏剧化时，将其命名为《绣襦记》。
张政烺：《一枝花话》，《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〇本，下册，1949年。
推测是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和元和十四年（819）间。参照了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木耳社，1977年，第475—478页、近藤春雄：《唐代小说研究》，笠间书院，1978年，第206页、卞孝萱：《校订〈李娃传〉的标题和写作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第263—266页、Dudbridge，op．cit．pp.18-37等。
桥本尧：《李娃传的主题》，《小尾博士古稀纪念中国学论集》，小尾博士古稀纪念会事业会编，汲古书院，1983年。
本故事结构是由罗马尼亚民俗学者Mihai Popp发现的，大林太良在《异乡访问谭的结构》（《口承文艺研究》第二号，1979年）中将其用于分析日本的昔话、神话，从中可以得知该论文的梗概。大林太良在该论文中介绍了Mihai Popp研究的罗马尼亚“女士兵”昔话，他这样阐述道：“这个昔话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是同一种关系，即前半部分的几个问题在后半部分中以相反的顺序陆续展开，并且即使对同一题目，后半部分也要否定前半部分或采取对立的形式。”（同上，第1页）大林氏认为这种写法也适用于《故事记》中伊查纳吉的黄泉国访问、神功皇后的新罗远征、《丹后国风土记》的浦岛子、中世的《神道集》所收的甲贺三郎的故事等，并从这些异乡访问谭中找出故事共同的要素。另外，韩国的昔话、神话、传说也被同样分析过（依田千百子：《韩国的异乡访问谭的结构》，《口承文艺研究》五，1982年）。
在《北里志》开头部分的《海论三曲中事》中写道：“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记载了北里三曲在坊内的位置及特征。从这段记述中可以发现——三曲是在坊内十六区划之一的北门东区内。图4中所示位置较妥。有人认为鸣珂曲是三曲中南曲的一条小路，但《李娃传》中写的是从平康坊东门进入坊内，在拜访坊西南友人时途经鸣珂曲，由此推断，很难认为它位于坊内北街（北半部）的三曲中，而应是如图4所示，位于南街偏西的小路上。
拙文《唐代长安的闹区》。
孙棨在《北里志》的最后这样写道：“尝闻大中以前，北里颇为不测之地。”并记载了两例实际发生的杀人事件。另参照石田干之助：《增订长安之春》，第119—120页。
关于平康坊三曲以外的散倡，参见石田干之助前注书第116—117页。在胜业坊（I₄）的古寺曲及靖恭坊（J₇）有一家豪门贵戚经常造访的名妓。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场》，《考古》1978年第1期，第409—410页，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第6期，第642页。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场》，《考古》1978年第1期，第410页。
戴望舒：《读李娃传》，第410页。
金文京：《小说〈李娃传〉的剧化》，第78页。另外除竹林神外，同年还在曲江池祈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三《曲江祭龙文》），获得成功，同书卷四〇的《贺雨表》中记载了当时降雨的情景。
男主人公与李娃从竹林神处回平康坊（H₅）李娃住宅的情况，在《太平广记》所收的《李娃传》中描述道：“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信宿而返，策驴而后。至里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觐之。可乎?’”文中的“里北门”从后文中可以看出是指宣阳坊（H₆）的北门。另外，《类说》卷二六上《汧国夫人传》记载是：“与娃同诣，信宿而返，路出宣阳里。娃曰：“自此小曲某姨宅也。”从这些文字上可以明确男与李娃是从宣阳坊坊内通过北门折回平康坊方向的。另一方面，前史料中只写“里北门”，也可以推测竹林神因是在宣阳坊内，所以省略了坊名。但也不能完全否定竹林神在城南或城东等近郊的可能性。竹林神的确切位置，有待今后考察。
在戴望舒的论文《读李娃传》中有详细描述。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王溥：《唐会要》卷三二《舆服下》载，Dudbridge，op．cit．p.133。
刘昫：《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宣阳坊》。
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第197—199页，村上嘉实：《唐代贵族的庭园》，《东方学》第十一辑，1955年。
拙文《唐代长安的街西》，第217页。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胜业坊》。同书中将宁王山池院的位置安排在东北隅，在图5吕大防的《长安城图》中放在东南隅的位置上。另，《旧唐书》卷九五《让皇帝宪》中云赐宅邸于胜业坊东南角。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崇仁坊》。
张说：《张燕公集》卷二四《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永宁里，先人之旧庐也。有通渠转池，巨石嵚嵰，喷险淙灂，洄潭沈沈，殊声异状。而为形胜游衍之处者十四五。”说明永宁坊中也有引水渠之水而形成的大庭院。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永宁坊》。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九，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二—三。
拙文《唐代的科举制度和长安的及第仪礼》，《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和国家》，唐代史研究会编，汲古书院，1986年，第259—612页。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进昌坊慈恩寺：“选林泉形胜之所，寺成，高宗亲幸，佛像幡华，并从宫中所出，太常九部乐送额至寺。寺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另外，同书卷八《通善坊》中有“杏园、黄渠”字眼，可见该地区有水渠之水，绿色浓郁。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修正坊》。
拙文《唐代的科举制度和长安的及第仪礼》。
拙文《唐代长安的街西》。
《唐六典》卷一《八司仪令》条注，《唐会要》卷三八《丧》等中有官人和庶民送葬的规定。从中可以了解当时葬业者所经营的葬仪用具和业务。另外参照拙文《唐代长安的闹区》（上），第46页。
《两京新记》的引文出自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解说》，《中国建筑和金石文的研究〔福山敏男著作集6〕》，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3年的校勘本。
根据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二一，唐运灵柩仍以车仍挽而不舁及房形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四版；初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270—271页内容，《李娃传》中所见唐代的葬业者的经营形态，除了现在是抬灵柩车，唐代则是拉以外，与今天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另关于清代葬式中的人夫及吹鼓手的情况，参见中村治兵卫：《清代城市中轿夫人夫的斗争——关于丧葬礼和扛夫、吹打手》，《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第1号，1977年）。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场》，第417—418页。
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丰邑坊条的按语中指出，《李娃传》中的西凶肆在丰邑坊。
根据p2622号书仪，卷首第十四—十七行的记载，三献后孝子大哭、再拜。夜间拉柩车的“挽郎”们列队持翣鸣铎而唱，将柩放入车后，手持长帛持翣鸣铎，唱薤露之歌而葬（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第23—24页。参见《池田温译并加付记》发表在《东方学》七一，1986年中的该文章的注［四七］）。从这里也可以了解《李娃传》中男主人公的职业内容。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掘了许多墓葬，且出土了大量随葬品，随葬的实际状况较详。例如，1981年1月3日在西安市枣园公社曹家堡（唐代长安县，开远门西方）发掘了一座墓葬，墓主为平民阶层的妇女，据推测可能是富商的眷属，随葬品据器型判断是唐初之物，主要品种有：（一）陶俑八件；（二）陶制的动物十三件（陶马二件、陶牛三件、陶羊二件、陶猪二件、陶狗二件、陶鸡二件）；（三）陶罐四件；（四）金属器及货币（铁刀一把、铁剪一把、铜镜一件、开元通宝钱一枚、金钗一支、金凤簪一支、金梳背一件、金饰一件）；（五）其他（辟邪用的小石虎一件、小石狮一件，还有可能是墓主化妆用的蚌壳等）（张海云、廖彩梁、张铭惠：《西安市西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典文物》1986年第2期）其中的（一）和（二）主要是凶肆中经营的物品，这种具备葬仪用具的凶肆成为当时长安城内一大产业。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皇城》及《唐京城》。
天门街是指朱雀门街，这可以从《太平广记》卷一五六《定数部·崔洁》（出自《逸史》）、同书卷三三四《鬼部·岐州刺史》（出自《广异记》）、同书卷三四五《鬼部·裴通远》（出自《集异记》）等中得到证明。另外，其略称为天街，也可以从同书卷四九《神仙部·温京兆》（出自《三水小牍》）、同书卷一五六《定数部·贾岛》（出自《摭言》）等中找到。另见Dudbridge，op，cit，p.192。
参照《大唐开元礼》卷一《序例上》择日以下的叙述。
唐代天坛（寰丘）的位置，《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云：“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寰丘，以景帝配。其坛在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坛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在明德门外东二里处，继承沿用了隋文帝时所造的天坛（《隋书》卷六《礼仪志》）。这个天坛遗址在现在的西安市南郊的陕西师范大学南面，现仍留有四段寰坛的遗址。遗址南面，立有一块石碑，标明该地区从1956年8月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指定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唐开元礼》卷四—九，《通典》卷四三《郊天》下，同书卷一〇九；金子修一：《中国——郊祀、宗庙、明堂及封禅》，《东南亚日本古代史讲座9、东南亚的仪礼和国家》，学生社，1982年；Howard J．Wechster，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Yale U．P.1985，pp.107-22。
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的一个考察》，《史学杂志》8712，1978年），《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史学杂志》八八—一〇，197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第599—601页。
参见中村治兵卫：《唐代的巫》，《史渊》一〇五、一〇六，1971年，第65、82页，同《宋朝的祈雨》，《多贺秋五郎博士古稀记念论文集亚洲的教育和社会》，1973年，第109页。
《旧唐书》卷九天宝十三载三月壬戌条：“御勤政楼大酺。北庭都护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献于楼下，斩之于朱雀街。”
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第129—130页，Dudbridge，op．cit．pp.191-193。
西市凶肆歌手的唱词是白马词，而东市凶肆代表的歌词是薤露歌。薤露歌原是王公贵人的葬歌。在晋崔豹《古今注》卷中的音乐部分中有如下记载：“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还复滋，人死一去何时归。’其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另见Dudbrige，op．cit.149，151。
《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有一妪，号汴州人也，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
《太平广记》卷一七九《贡举部·陈子昂》（出自《独异志》）：“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
《酉阳杂俎》前集一二《语资》：“时靖恭坊有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中略）（太仆卿周）皓与往还，竞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
任半塘：《唐戏弄》上册、下册，作家出版社，1958年。
《南部新书》戊中有“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一段文字，这里只记述了街东有名的戏场，以此类推，街西也当然会有类似之处。
李冗：《独异志》卷上：“唐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堕，足自胫而脱。善击毬樗蒲戏，又善剑舞。数丹丸，挟二妻，生子数人。至元和末犹存，长安戏场中，日集数千人观之。”
王谠：《唐语林》卷二《政事》下：“（王尚书）式，初为京兆少尹。（中略）性放率不拘小节。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式过之，驻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献于马前曰：‘主人多福，感达宫来。顾酒味稍美，敢进寿觞。’式取而饮之，行百余步，复回曰：‘向之酒甚恶，可更一杯。’复据鞍引满而去，其放率如此。”
王溥：《唐会要》卷三四《论乐》：“（会昌）三年十二月，京兆府奏：‘近日坊市聚会，或动音乐，皆被台府及军司所由恐动，每有申闻。自今已后，请皆禁断。’从之。”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7、71—74页。
《乐府杂录·歌》：“大历中，有才人张红红者，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丐食，过将军卫青所居（原注：……在昭国坊南门里）。青于街牖中，闻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美色，即纳为姬。”
王溥：《唐会要》卷三四《杂录》开元二年十月六日条：“敕：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另见任半塘书上册，第129—130页。
入矢义高：《关于王梵志》下，《中国文学报》四，1965年。
小川环树：《变文和讲史》，《日本中国学会报》六，1954年，第75—76页。
Victor H．Mair，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 Cambridge U．P.1983，pp.7-9。关于这一点另见Mair著T'ang Transformation Text和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两篇，这其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向达：《唐代俗讲考》，前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所收。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
桥本尧在《李娃传的主题》中，将《李娃传》与日本中世说经节（特别是《信德丸》）进行了比较。
《李娃传》来自民间流传演唱的故事中，但与其他小说类，如民间传承、传说、闲话故事等文人创作的各种作品置于一处，较难直接比较。但《太平广记》所收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民间流传的故事，或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有直接比较的共同基础。
大泽正昭：《唐代后半期的农民诸阶层和土地所有——以小说史料为中心》（《东洋史研究》三六—二，1977年，第54—57页。
拙文《唐代的科举制度和长安的及第仪式》，第245—248页。